新西兰移民护士国内经验。
D. 回移和循环流动
虽然没有对全球回移规模进行估计，但现有的情况表明，回移要比人们一般想象的更普遍。回移通常是移徙者重新在国籍国定居。不过，同移徙海外一样，回移也不一定就是永久性的。移徙者回来一段时间、随后又离去的现象称作“循环流动”。不过，移徙者短期回国访问，基本上仍在海外定居，不属于循环流动。
对于循环流动的总人数并没有全球估计。被迫循环流动常常是临时劳工移民的结果，因为相关条例规定，移徙者必须首先返回家园，然后再考虑延长其合同。移徙者在争取国外新的工作职位的同时短期返回，对于有关移徙者或原籍国经济通常并没有特殊好处。如果返回时间较短（比如不足半年），很可能在这一期间移徙者仍将继续失业，或就业不足。同样，在海外短期居住之后返回的移徙者，也不可能给有关移徙者或原籍国带来很大好处。
在海外居住较长时间之后（5年至10年）返回，很可能会带来好处。在这种情况下，移徙者更可能有足够的积蓄，能够容易地重新融入原籍社会。同国际移徙可能带来的其他好处一样，回移也只是在原籍国有较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利于移徙者利用在海外获得的技能，或把储蓄用于投资的情况下，才有利于发展。原籍国或原籍地区的经济条件也常常决定了是否回移。例如在菲律宾，移徙者更可能返回失业率较低的地区（United Nations，1998）。
回移者在原籍国的劳工市场上常常处境不利：他们的失业率往往高于非移徙者，甚至高于自己移徙之前的情况。如果在海外的时间很长，回移者常常退休，在返回后完全退出劳工市场。移徙妇女尤其会在原籍国停止工作赚钱，因为她们再次承担了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United Nations，1998）。
因为发展中经济的正规部门中就业机会很少，回移者常常选择自谋职业，利用积蓄开办小型买卖。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办法可能是移徙者在海外时对原籍国生产活动投资的继续。研究表明，计划在回移后自谋职业的移徙者，通常在海外工作时间更长，积蓄更多（Black and others，2003；Wahba，2003）。靠移徙者储蓄开办的大部分企业需要不多的资本支出，雇用工人不多（常常是近亲属），在非正规部门运行，但也是促进发展的潜在因素，尤其是在就业成长集中在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中国家（Black and others，2003）。因此，各国政府和国际行动者，如欧洲联盟、移徙组织和开发计划署（开发署）都制定了方案，帮助回移者从事商业活动。不过，这些企业若要成功，就需要原籍国有良好的经济投资环境（Ghosh，2000）。
对加纳和科特迪瓦精英群体中的回移者进行了研究，结果说明了移徙者利用在海外所获技能的情况（Ammassari，2003）。接受采访的大部分移徙者或者在海外学习，或者在海外培训。年纪较大的回移者大多在公共部门找到职业，协助国家建设。年纪轻的更富创业精神，常常开办私营企业。关键的是，研究结果表明，回移者同“留下的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融洽，虽然两个群体需要携起手来才能成功。向回移者倾斜、不向“留下的人”提供同等支助的政策，必定要招致憎恨，于事无补。有利于两者创业的措施包括减少限制私营部门企业的管制措施，协助获得信贷，提高工人素质。
尽管回移普遍存在，并具有潜在好处，但却是移徙现象中研究最不充分的方面之一。然而回移对于许多移徙者和许多移徙方案，都是最终目标，因为准予大多数移徙者入境并非是为了让他们在目的地国永久定居。促成回移并使回移者成功的因素人们还不太了解。移徙者如果在原籍国看到机遇，就更有可能返回。人们认为，如果能够保证再度移民海外，有权在目的地国长期居留的移徙者可能更愿意返回家园尝试新生活。因此，在目的地国居住的保障可能促成回移或循环流动。同样，给予双重国籍身份可能有助于回移。
作为共同发展的关键方面，目前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有技术的移徙者进行循环流动，因为他们在原籍国短期工作期间，可能给原籍国经济做出重大贡献。比如，中国已采取步骤，推动和协助华侨进行工作访问（Wescott，2005）。开发署和移徙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方案，促进高技能侨民短期返回本国，在大学任教，或从事其他有益工作。不过，这些方案规模仍很小，总的影响还没有评估。看来更应加紧确定哪些情况能促成更大规模的自愿回移，并确保回移给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精选阅读
联合国秘书长：移徙作为发展的手段（3）
C. 跨国社区及其给发展做出的潜在贡献
跨国社区在国际移徙中发挥关键作用。目的地国的家人、朋友和其他联系人常常启动和协助迁移过程，从而促进和保持了人口移徙（Massey and others，1993）。海外的亲属一般是移徙的资助来源，他们还发挥作用，帮助新到的移徙者找到就业。来自同一个籍贯的移徙者常常在目的地生活在一个联系密切的社区，这促进了自助机构和志愿机构的建立。本国国民的帮助对于移徙妇女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她们比男子更依赖于目的地的社会网络，获得需要的信息（Massey and others，1998）。
跨国社区一旦形成，也发挥作用，促进原籍国的发展。上文分析了同乡会的活动和集体汇款的使用情况。此外，如果海外移徙者成为企业家，也会促进原籍国特有产品的出口。外侨也常常是进出目的地国的交通运输和电信服务的主要使用者。比如，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和墨西哥籍移徙者分别占前往原籍国旅游人口的50％、30％和20％(Orozco,2006)。随着海外社区的成长，目的地国和原籍国之间的空中交通量一般也随之增加。
海外移民也能有助于推动在原籍国的投资。例如，印度软件产业就得益于在美国有良好工作的印度人，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降低了印度在贸易上面临的声誉障碍，带动了在印度的投资。中国也得益于海外的华裔企业家，他们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创造就业，扩大出口（Lucas，2005）。
跨国社区活动造成的影响不大相同，主要反映了原籍国经济的不同。比如，印度软件产业的扩展是国家政策和其他国内举措造就的，主要是由大量训练有素、先前就业不足的工程师和信息技术工人保持的。
移徙者可以促成技术转让。不过许多方面取决于原籍国经济状况。收入较高的国家，如爱尔兰、以色列和大韩民国，比不大富裕的国家更能利用这些转让。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它们一般缺少利用技术转让的条件。因此，虽然小国和低收入国家在海外的技术工人比例往往更高，但其经济运行情况却改善不大。
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实行正确的投资政策，促进跨国社区参与地方发展，使后者受益。然而，为投资创造有利的规范环境并非垂手可得。例如，印度的出国移徙者在本国投资时仍面临障碍，菲律宾政府推动海外菲律宾人投资的努力似乎也没有成效。
同海外公民，尤其是高技术公民建立联系，可以协助建立更加积极的知识网络。积极鼓励和支持国内外研究人员成立跨国协会，也会补充这方面的努力。不过，一些更为活跃的正式网络似乎来自私人倡议，而非政府支持的努力。还很难看清这些网络在提高原籍国生产率方面最终发挥多大效益（Wescott，2005）。
联合国秘书长：移徙作为发展的手段（2）
B. 利用汇款
可以利用汇款，改善原籍地区的福利，刺激投资。家庭可以用汇款作为抵押，为小规模的生产活动获取信贷，但条件是他们能够获得金融机构的服务。获得银行服务，通过银行汇款，并在银行设立储蓄账户，这不仅能够为得到汇款的家庭，也可以为其他家庭提供信贷，从而利用可用的资金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移徙者的家庭也能够获得银行服务，地方信贷市场就可以充当中介渠道，把有移徙者的家庭的储蓄，贷给可能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储蓄进行生产性投资的其他家庭。鉴于发展中国家信贷市场目前尚不完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小额信贷机构越来越多地成为利用汇款促进对原籍社区投资的政策中的重点。其中一些机构以格拉米银行为模式，侧重服务于妇女，因为在男子到国外时，妇女常常是负责家庭财政的主角。
利用汇款的另一个方式是在移徙者海外同乡会与本国政府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帮助社区的发展项目。这样，同乡会能成为共同发展的一个主要行动者。例如，在墨西哥的“三换一方案”中，在美国的同乡会与村民一道提出社区发展项目。同乡会每捐助1元，联邦、州和市镇政府也都各捐助1元。这一方案自1997年开始，到2002年，已经开办了价值4 400万美元的项目，其中三分之二是在墨西哥四个移徙人口集中的州促进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但是这些项目都集中在出国移徙人口多的地区，这意味着潜在的好处并非总能实现（World Bank，200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其他国家的移民成立的同乡会也至少自1990年代开始就在加拿大和美国开展活动。但是移民同乡会汇款总额仍然很少，仅占汇给中美洲所有汇款的1％（World Bank，2006）。在法国和联合王国也设立了主要由非洲移民组成的类似同乡会。同乡会往往规模较小，从事慈善活动。他们投资小规模项目，主要是建设或维持社区基础设施或社会项目（学校、诊所等）。在非洲，最好的项目是开办杂货店或粮食仓库，方便家庭获得消费品的项目，以及帮助获得农业器具的项目（World Bank，2006）。
为了吸引更多的集体汇款，推广发展项目，各国政府可以考虑建立新型的筹资机制。如可以向海外的移民出售“移民债券”，保障他们得到合理的回报率，同时把所得资金用于资助社区发展项目。
增加汇款的投资潜力的另一种办法是用汇款改善国家的信用程度，降低借款成本，并扩大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机会（World Bank，2006）。因为各国政府可以利用未来的收款作为抵押，汇款就可以充作这种收款。在商业部门普遍使用的未来收款抵押安排，正越来越多地在公共部门使用，虽然对这种办法是否妥当，人们看法不一（Kapur，2003）。
总之，汇款具有支助发展的潜力，但首先要得到对路的政策的利用。向收到汇款的家庭提供银行服务和基本金融培训，为发展目标促进集体汇款，把汇款作为减少在金融市场借款成本的抵押，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战略。汇款一直是原籍国的一种外汇来源，而且因为具有逆周期性，减弱了金融危机或自然灾害带来的冲击。有利于培育透明可靠的金融环境的正确政策能够大大提高汇款给发展带来的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移徙对目的国的影响
A. 移徙在全球的经济影响
移徙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展主导移徙，移徙反过来又影响发展，影响的方式有时并非显而易见。然而，由于大多数研究都着重于目的地国的情况，我们对国际移徙的全球影响力的了解S远不及对这种移徙在目的地国的影响力的了解。但我们知道，1870-1914年跨大西洋大规模移徙是第一个“移徙时代”西欧与美国工资水平趋同的最重要一个因素（Hatton and Willianson，2006）。此外，在同一时期，欧洲和非欧洲移徙潮流有不同分支，明显各异，结果助长了南北不平等（Lewis，1969；United Nations，2005a）。同样，当今世界的收入分配日益有利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和高技能劳工，越来越不利于流动性低的要素，包括低技能劳工（Rodrik，1997）。换言之，更自由的劳工国际流动不仅有助于提高全球的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更公平地分配收入。
最近，世界银行指出，国际移徙的惠益超过商品贸易自由化的惠益，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这一结论以世界经济总体平衡模式为依据。该模式模拟国际移徙增加对有关各方收入的影响，分析了两种假设情况：根据基线假设，2001 至2025 年期间国际移徙趋势为每一区域国际移徙者比例保持不变。而根据移徙假设，在2010 至2020 年期间有1 420 万新移徙者，包括450 万技术工人，从发展中国家来到高收入国家，移徙人数比2000 年国际移徙者人数增加8％。与基线设想的情况相比，在移徙设想的情况下全球收入增加0.6％。此外，发展中国家（包括其出国移民）的收入总额增加1.8％，高收入国家国民的收入增加0.4％。收入的增加既包括工资，也包括投资回报。新近移徙者得益最多。与基线假设情况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收入也平均增加0.9％。有损失的是较早的移徙者，由于很容易被新移徙潮所取代，他们的总体消费水平会下降6％。这些结果与关于移徙在经济方面对接纳移徙者的经济体的影响的研究是一致的。
B. 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根据经济理论，移徙会降低目的地国的工资水平或增加失业人数。然而，下文列出的证据显示，这些影响即使有，也十分微小，主要原因是如上文所述，就接受国绝大多数工人而言，移徙者并非取代他们，而是对他们的补充。新的移徙者只会同先到的移徙者竞争。移徙者与本国工人的互补性，有利于促进接受国的经济。
在目的地国，多数不同背景的研究都表明，国际移徙的增加对总体工资水平和失业影响甚微（Gaston and Nelson，2002）。但低技能移徙者的涌入影响较大的是降低已经在目的地国的低技能工人的工资（United Nations，1998；ILO，2004b）。不过在多数高收入国家，由于本国低技能工人所占比例很低，而且不断降低，因此低技能移徙者增加对降低平均工资的压力很小。在美国进行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移徙者比例很高的地区，移徙对工资和失业的影响也很小，但对于那些直接竞争移徙者从事的工作的人，即其他国际移徙者或具有类似教育水平和经验的本国人，这种影响可能较大（见Smith and Edmondson，1997；Borjas，2003）。专题小组研究证实了这些结论（World Bank，2006）。
在工资相对缺乏弹性的地方，例如在许多欧洲国家，移徙者的涌入并不会降低工资水平，但可能会增加失业人数，在低技能公民中特别如此（Angrist and Kugler，2002）。在法国，这一结果是关于工资的规章造成的（Dustmann and Glitz，2005）。然而，如果移徙者是受经济扩张吸引而来，就业就可能增加，至少不会减少。因此，在1984-1989 年和1990-1995年，若干欧洲国家失业和移徙入境人数的变动彼此并无关联（SOPEMI，1998）。移徙人数增加带来消费的增加，这反过来又提高对劳工的总体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改善本国人的经济状况。
在多数目的地国，移徙者的职业分布与非移徙者迥异，这也表明两者的互补性。此外，移徙者在劳工市场的活动有特定范围，而假如没有移徙者，这类活动即使存在，也不会具备如此的规模。只要这种情况存在，经济就会受益。因此，总体而言，移徙能增加就业人数。Linton 认为（2002 年），移徙者从事特定职业工作，而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些职业。移徙人口多的城市通常会有本来不存在或少见的货物和服务，例如外国饮食或托儿服务等等。因此，在高收入经济体，低技能移徙者往往是对低技能本国人的补充，而非同他们竞争（Castles and Kosack，1984）。
C. 国际移徙者融入目的地国劳工市场
对移徙者来说，加入劳工市场、获得体面的就业是融入当地社会的关键一步。如果移徙者失业率全面高于非移徙者，或如果移徙者更可能长期失业，那么在劳工市场就可能存在系统性的歧视（Zegers de Beijl，2000）。因此必须考虑移徙者融入劳工市场的趋势。
移徙工人失业时，准许他们临时入境的国家要求他们离境。在一些国家，移徙者只能为特定雇主从事特定工作，他们的入境和居留取决于有工可做。如果是这样，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国的移徙工人人数在经济兴旺时会上升，在经济萧条时会下降，因而每次遇到经济调整，移徙者便首当其冲。1997年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大批移徙者回国，原籍国得应付突如其来的工人返国潮流。
在多数移徙者具有永久或长期居留许可的发达国家，移徙者所占劳工比例通常相当高（见表10）。在经合组织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一直在上升。1998 年至2003年，一些国家移徙人数增幅尤其大。按增幅排列如下：卢森堡、爱尔兰、西班牙、美国、葡萄牙和意大利。
1990年代，欧洲本国国民和外籍人士的就业均增加，特别在爱尔兰和西班牙，其劳工市场吸收了大批外籍工人（SOPEMI，2005）。然而，2000年开始经济萧条，多数发达国家外籍人就业增长放慢，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外籍人就业减少。甚至在1990年代，年轻（20至24岁）和年纪较大（55岁以上）的外籍人士和各年龄组的外籍妇女在寻求就业时都继续面临障碍。但比利时、法国和荷兰在推动外籍妇女就业方面取得成绩。
在经合组织多数国家，外籍人士失业率和本国国民失业率持续悬殊，引起不安，政府于是对移徙者就业和居留时间规定条件，否则不愿接纳更多移徙者。2003年，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挪威和瑞典的外籍人士的失业率至少为本国国民的两倍。在较新的目的地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海外移民国和卢森堡，失业差距较小。在多数国家，外籍妇女失业率高于外籍男子（SOPEMI，2005）。
在欧洲国家外籍和本国男性工人失业率的差距主要是两者社会经济特点的差异所致，但也不能排除歧视为造成这种差距的一个因素。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这三个国家，甚至除去其他因素的影响，与配偶一起居住的外籍男性工人的失业率仍偏高。外籍妇女融入社会的困难，似乎影响其就业机会。即使除去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外籍妇女与本国妇女失业率也仍有差距，对有子女的外籍妇女而言特别如此（SOPEMI，2005）。
各国政府认识到必须促进移徙者融入劳工市场，以加强社会凝聚力。为此必须通过适当立法和反歧视方案揭露和消除歧视行为。由于失业移徙者通常缺乏在不断变化的劳工市场取得成功所需的人力资本，他们能受益于培训，以更好地掌握当地语言，发展职业技能。在职见习培训、咨询、对创业活动的协助等也很有用。可能有必要开设特别方案，以满足移徙妇女、年轻和年纪较大的移徙者或包括土著人民在内的特定背景的移徙者的具体需要。
D. 移徙者的创业
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大城市已成为世界性都市，移徙者开设店铺，销售来自母国的“异国”特产。移徙创业家使现有货物和服务种类更加丰富，为一些城市街区增添了活力，从而防止，甚至扭转了这些街区的衰败。移徙创业家的技能在所在经济体往往已告缺乏，而且他们愿意长时间工作，利用其社会资本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
先进经济体服务业在扩大，顺应这一结构变更，移徙者的创业活动和能灵活因应万变的消费潮流的小规模生产也在增加（Kloosterman and Rath，2003）。移徙者的经营通常在开始时仅为满足本族裔人的需要，随后才扩大服务范围，拓宽市场。这种经营往往集中在特定族裔聚居区附近，为移徙者创造了就业，也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经商的机会。经营扩大后，往往雇用更多当地人。
促进移徙者创业的因素包括移徙者大家庭具有凝聚力，能提供免费或廉价劳动的子女或兄弟姐妹众多，同乡开办的轮流借贷会提供了集资机会，移徙社区内社会网络强劲有力，社区内能依赖以信为本、强制守信的关系等等（Light and Rosenstein，1995）。创业机会无疑使移徙社区增添了活力，为移徙创业家通过积累财富提高经济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渠道。移徙创业家销售其原籍国的土特产，往往导致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增加。
与本国人相比，移徙者更可能自营职业。在联合王国和美国，移徙者及其后代在自营职业者中所占比例偏高。除比利时和法国以外，在经合组织其他发达国家，1998至2003年期间移徙者中自营职业的人数上升，无论按绝对数还是按在自营职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统计都是如此（SOPEMI，2005）。在一些国家，外籍妇女更有可能创办小企业。例如在法国，北非移徙妇女开店经营的越来越多。2000年，法国44％的小企业外籍业主是北非人，46％是欧洲人（Khachani，2004）。
在美国，自营职业的移徙者的收入往往高于工薪族，即使计及自营职业的高收入专业人士，也是如此（Bradley，2004）。移徙群体往往专门从事特定类型的创业活动（Portes，1995）。在美国，来自印度的移徙者在小旅店生意方面独占鳌头；韩国人专长于零售生意；中国人开餐馆。在法国，开店的法国人退休后，由北非人取而代之；在联合王国，南亚移徙者开糖果店和报摊；在荷兰，土耳其移徙者开面包店、杂货店等。
在德国，到1990年代末，51 000名德国籍土耳其企业家雇用了185 000人，其中20％是德国人。73％的德国籍土耳其企业家依靠德国企业供货。德国籍土耳其人创办的公司越来越多地投入在土耳其以外的国际商业活动。德国政府为考虑创办企业的移徙者提供财政帮助和咨询，推动创业活动。奥地利、葡萄牙和苏格兰也有类似的措施（Pécoud，2001）。
在南非，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移徙者开办了各种小企业。许多移徙妇女从事街头贸易和跨界贸易，这种活动使她们增强了经济能力。一项研究表明，一个移徙企业平均创造三个就业机会（Peberdy and Rogerson，2003）。
许多移徙企业家承接了本国人脱手的企业。Millman（1997年）指出，在美国，随着许多年纪较大的本国出生的农场主脱离农业，越来越多的农场归讲西语的拉美人和亚洲移徙者所有。
对移徙者创业情况的系统评估结果不一。有人认为，自营职业对于在正规劳工市场获得就业机会不多的移徙者可能是第二最佳选择。移徙者自营职业能否增加收入的问题争论很多（Borjas，1990；Bates，1997；Waldinger，1996；Kloosterman and Rath，2003）。评估结果的部分问题是一小撮自营职业者十分成功，换言之，虽然自营职业者平均收入不高，但潜力很大。对美国城市移民社区的分析显示，同具备类似特点的工薪职工相比，自营职业者工作时间较长，按小时计算的平均收入较低（Logan and Others，2003）。尽管如此，移徙者中自营职业人数持续增加表明，自营职业有其他优势。例如，自营职业能使不熟悉接受国语言和习俗的移徙者获得就业；自营职业是一种家庭战略，据以积累财富，为下一代经济地位的提升打下基础；自营职业也是打进主流经济的可能途径。现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自营职业移徙者取得成功（Bradley，2004）。
各国政府认识到移徙者创业的潜在惠益，已经开始为有意创办新企业的移徙者提供一些帮助。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为提出可行的商业计划并保证有一定投资的外国企业家签发移民签证。为了推动移徙者创业，各国政府应排除规章方面阻碍移徙者自营职业的障碍，无论是全面性的障碍，还是特定行业的障碍，并确保正常状况下的移徙者与本国人一样有平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而且财产权受到尊重。
E. 国际移徙与城市复兴
国际移徙在防止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减少、调整其住房市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本国人纷纷搬到市郊区，城市人口增长减慢，因而形成了称为“逆城市化”的趋势。但在1980年代，逆城市化趋势止步，原因之一正是在大城市中心定居的国际移徙者不断增加。2000年，移民被认为是改变美国城市面貌的两个最强劲的人口趋势之一（Florida，2004）。在主要城市，如美国的芝加哥、达拉斯、休斯顿、洛杉矶、迈阿密、纽约、圣地亚哥、旧金山和华盛顿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入境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主要原因就是流入的国际移徙者人数超过了流出的本国人人数。大多数这类城市都是“全球性城市”，是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公司总部或政府机关所在地（Frey，2004；Pumain，2004）。尽管这些趋势的全面影响尚待确定，但这些都市似乎受益于国际移徙者的流入以及对住房需求的增加（Grogan and Proscio，2000）。
例如在纽约，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28％上升到2000年的40％，与此同时，房产升值，破落的街区复苏，犯罪率大幅下降（Florida，2004；Millman，1997）。此外，一些移徙群体迁入以前的穷区定居，给这些街区带来繁荣。例如，在布鲁克林的西印度群岛人往往一家有多人工作，他们利用本族裔人经营的非正式信贷系统购置平价房产，从而推动房产升值（Crowder，1999）。
在欧洲城市，居者很难有其屋的问题以及一些移徙群体住在市郊隔离社区的趋势产生了负面后果。在一些城市，新到来的移徙者都想租平价房，导致价格上涨。例如在巴塞罗那，移徙者为同样的住房所付租金通常高于本国人，而且形成了地区上的隔离（Domingo i Vals，1996）。在马德里，波兰移徙者往往在较贫穷的街区定居，但鉴于60％的波兰移徙者具有中学以上学历，30％上过大学，他们的住房条件日后很可能得到改善（Aguilera Arilla and Others，1996）。
同根同源的移徙者往往在特定城市定居，因而出现了移徙者聚居区，使他们能够保持与同胞的文化和社会关系，可以形成足够的人数，有利于族裔企业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移徙者立业成功，并能投资住房，这些聚居区可能变得繁荣；如果移徙者迁往他处较好的住房，这些聚居区可能沉沦，或者也可能停留于隔离、贫穷的状态。关于产生上述每一种结果的因素，还有很多情况尚待了解，但创建为社区服务的移民企业以及可能拥有住房这两者似乎是有利于产生有益结果的要素。
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移徙对原籍国的影响
国际移徙可以对原籍国产生若干积极影响：减轻劳工过剩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通过汇款改善移徙者家庭的福祉；发挥汇款的倍增效应促进收入增长并帮助减轻社区一级和国家一级的贫穷以及利用财政中介使汇款促进生产性投资。本章集中讨论移徙的这些影响。
不过，原籍国面临一个矛盾：为了产生汇款它们必须放弃提高生产力所需的劳工和技术。这或许是使国际移徙成为原地经济发展促进因素的一个最大问题。下面第四章将审查技术人员移徙所产生的各种挑战和机会。
除了因扣下汇款移交费和利用汇款影响所产生扛杆作用获利外，原籍国还可以通过与旅居国外侨民社区合作、通过回移促进储蓄、知识和技术转移。移徙在这方面促进共同发展的潜力将在第五章讨论。
A. 国际移徙与原籍国的劳动力市场
实际上所有迹象都显示出需求大的劳动力市场会削弱移徙意愿。不过，工人离开却不一定会导致劳动力市场需求加强。在一些国家，移徙的工人很容易被取代，他们的离开不会带来明显的产出损失或工资增加。在移徙者数目比劳动力相对低的情况下较可能出现这种结果，离开的工人大多数是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可以通过内部移徙或培训来取代他们而不会导致工人素质明显下降，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或斯里兰卡的情况正是如此（Lucas,2005）。在失业或就业不足情况严重的人口极为稠密的国家，即使是大量移徙也只会对失业情况或工资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联合国，1998）。
不过，移徙是有选择性的，因此可能对特定部门的工资带来上升压力。例如在巴勒斯坦，移徙到海合会国家可能导致技术熟练建筑工人的工资增加，也可能导致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工资增加（联合国，1998）。同样地，菲律宾的实际工资似乎与移徙并增，特别是对产业工人而言（Lucas,2005）。在移居国外人口众多的小国家内，移徙会使失业和就业不足情况明显减轻。
不管工资会出现什么情况，低技术工人移民出国一般会使留国者获益，例如在阿尔巴尼亚，移民出国有助于向私营部门就业过渡（Lucas,2005）。在出现大量移徙者外流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巴基斯坦或菲律宾，每年离去的人数与没有移徙的劳动力增加人数相接近，显示出在失业者增加或经济停滞时期，移徙会提供重要的就业出路（O’Connor 和Farsakh,1996年）。
劳工移徙也一直是促使一些群体积极参与经济的手段。移徙到外国当家庭用人的妇女，尤其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或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此种妇女，在移徙前往往从事没有工资的工作。1980年后期离开斯里兰卡的妇女移徙工人约有一半是第一次加入劳动队伍（Rodrigo 和Jayatissa,1989）。一些发达国家内年轻“假期兼职者”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在移徙前大多是学生或最近才毕业的学生。
B. 国际移徙、收入分配和减轻贫穷
低收入加强了人们移徙出国的意愿，但在收入增加时国际移徙往往也增加。一般来说，国际移徙者来自本国中等收入家庭，主要是因为国际移徙费用高风险大，贫穷家庭没有足够的办法也不可能承受这些风险。因此，生活贫穷者的国际移徙相对来说仍然较少，在原籍社区，低收入家庭的移徙可能性较低，但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而收入较高者的移徙倾向则会减少（Taylor,2006）。
不过，来自某一社区的移徙者一旦在国外有了立足点，该社区的移徙就可能增加，因为出国者会帮助亲友们移徙。结果建立起“移徙网络”，使移徙费用和风险下降，移徙妇女较关心避免风险问题，网络关系对她们特别重要（Massey等，1998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网络的途径就不仅包括亲友，而且还扩展至包括促进移徙和使移徙得以持续的机构，包括征聘业（Woodruff 和Zenteno 2001年；McKenzie 和Rapoport,2005年）。
了解到移徙先从生活较富裕家庭开始，后来才扩大到更多的较贫穷家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研究所报告的国际移徙对收入不平等和贫穷的影响的结果表面上看是矛盾的（Barham和Boucher,1998年；Knowles和 Anker,1981年；Adams 1989年；Adams和Alderman,1992年；世界银行,2006）。也就是说，当一个社区开始有人移徙的时候，汇款首先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情况，但随着较贫穷家庭的移徙者加入外流队伍，汇款会减少不平等情况。例如墨西哥农村，在移徙变得更普遍时，汇款在加剧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影响下降，但现金流入在减轻贫穷的深度和严重程度方面的影响则加强（Taylor,Mora等，2005年）。其他地方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些结果（Ozden和Schiff，2006年）。一项重大的后果是，低技术工人移徙很可能会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状况（世界银行，2006年）。
鉴于移徙有助于减轻贫穷，必须在制定减贫战略和编写联发援框架规划文件时将移徙问题考虑在内，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这样做，要在这方面制定有效干预措施，必须扩大证据基础，特别是寻找出加速汇款对最贫穷家庭的积极影响的途径。
C. 汇款的影响
汇款是国际移徙最直接最明显的利益。世界银行估计，过去十年来全世界的汇款3 转移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995年的1 02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约2 320亿美元。汇往发展中国家的数额在全球汇款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从1995年的57％（580亿）增至2005年的72％（1 670亿美元）。汇款集中在几个国家：2004年收款最多的20个国家所收汇款占世界总额的66％，其中有8个是发达国家（见表11）。按重要次序开列，印度、中国、墨西哥和法国收取全球汇款的三分之一，只有在菲律宾及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两个主要收款国，汇款占国内总产值的高比额。汇款至少占国内总产值10％的20个国家中大多为发展中小国。
由于报告系统未必知道通过非正规作业或随身携带转移的汇款，人们认为真正的汇款数额比所引述的估计数大。不过，这些估计数大约已是实际报告值的两倍（世界银行，2006年）。由于许多国家无法报告汇款数据，必须估算数值。由于这一不足之处，在解释可得到的估计数时必须小心谨慎（Kapur,2003年；世界银行，2006年）。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希望收取汇款的家庭会用汇款进行生产性投资，从而在本土创造新的收入机会或用于走向今后移徙以外的另一条途径。不过，专门集中研究汇款使用情况的报告不断显示出，汇款大多用于消费。要了解汇款的真正影响，眼光必须超越其直接用途。比较有无国际移徙者家庭支出的研究报告显示出有移徙者家庭比起同一收入水平的其他家庭投资较多，消费较少，表示汇款确有助于改善经济成果（Taylor 和Mora，2006年；Adams，2005年）。特别是，汇款往往成为支付教育和保健的手段，从而加强人力资本（世界银行，2006年）。此外，国际移徙因产生汇款，也帮助家庭克服它们因市场发展不足而面临的一些限制。缺乏信贷和保险、产出和投入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以及因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不佳而只能获得有限信息等因素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内家庭的生产力。这些限制因素可因移徙部分克服（Stark,1991年；Taylor和Martin，2001年）。移徙者可以通过汇款使家庭获得资本和收入保障，这可促进过渡到更具生产性的活动，例如商业农业生产或微型企业。例如在墨西哥，投资到微型企业的款项约有五分之一与汇款有关（Woodruff和Zenteno，2001年）。汇款似乎也会纾解新设立企业在信用贷款方面所受限制，例如在菲律宾（Yang,2004年）。
但移徙无法克服所有类型的市场问题。如果家庭无法聘用工人或以节省劳力的设备取代移徙者，生产力就会下降。因此，移徙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派出移徙者家庭的生产，但长期而言，随着有人移徙到国外的家庭较能够投资并适应移徙者离家的情况，其生产力会增加（Massey等，1998年）。由于向家庭提供它们进行投资所需的流动金和收入保障，移徙和汇款会在家庭内创造“收入乘数”，使家庭每收到一元汇款，其收入即增加一元。
汇款也具有潜力增加无移徙者家庭的收入。由于信增效应，每一元的汇款可以在原籍社区创造两元或三元的额外收入，主要是因为汇款用于地方经济内其他人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就算是用汇款来购买原籍社区外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倍增效应也会因为在全国经济扩散而使收入增加。结果，汇款增加会刺激收取汇款以外的家庭进行投资，因为货物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会使收入增加。因此，汇款不仅会影响到收取汇款的家庭，而且会影响广泛的经济。尽管汇款乘数在国家一级比原籍社区一级大，但它们在社区一级的比例效应较大。
不过，如果汇款用于非贸易项目，即不在国际市场交易的货物和服务，它们所产生的额外需求可能会导致这类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上升。这一迹象显示出有大量移徙者在外国的地区的工资或地价较高。这些价格变动可能减少生产，除非生产力也增加。因此，国际移徙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地方生产，特别是减少严重依赖劳力的活动，但就中期和长期而言，则可能会通过它所产生的收入和投资信增效应增加地方的生产（Massey等，1998年；Taylor和Adelman，1986年）。
联合国秘书长：解析国际移徙的复杂性
过去五个世纪里，国际移徙对世界经济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移徙包括劳动者的自愿迁移和被迫迁移。在横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移徙时代”，移徙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了两种平行的劳动力迁移。第一种是欧洲过剩的劳动力大规模迁移至美洲和大洋洲充满活力的新的定居区。相对接受国的人口而言，1870 年至1914 年期间跨越大西洋的移徙所达到的程度，后来再未超过。第二种劳动力迁移是亚洲契约劳工（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籍劳工）迁移至热带种植园和矿区。这两个进程平行展开，因为亚洲劳工基本上被挡在新的定居区之外，最终被阻止进入这些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30 年代的大萧条，导致边界关闭，移徙人数骤减。移徙人数少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的新形势使移徙浪潮再次出现，在20 世纪末开始了第二个“移徙时代”。同过去一样，移徙的格局取决于工作机会。然而，同第一个移徙时代形成对照的是，今天全球经济的特点是物资和资金的流动更加自由和不断扩大，而劳工、特别是低技能劳工的迁移却普遍受到限制。此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很大，并在不断扩大，最具活力的发展中经济国家同发展中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扩大（United Nations，2006d）。
近几十年来，全球化使生产链发展了变化，多国公司也随之扩大和改组，并出现了知识经济，所有这些也使得对高技能流动劳动者的需求不断增加。先进经济国家日益需要更多的低技能工人从事那些不能外包的工作，按照现行工资本地劳工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最具有活力的发展中经济国家也出现了（有些国家是第一次出现）不能由本国劳工满足的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许多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更快地创造新工作，为其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不错的就业机会。
国际移徙也是随着目前的人口和社会变化而产生的。由于发达经济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这些国家不久将出现相对受抚养人而言劳动者人数严重不足的情况。今天，发达国家每100 个将退休的人(60 至64 岁)仍然有142 个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20 至24 岁)。但仅仅在10 年后，这个比例就会降至每100个60 至64 岁的人，只有87 个年轻人。如果没有移徙，预计缺乏青年劳动者的情况会更严重。而发展中国家今天每100 个60 至64 岁的人就有342 个年轻人，这种年轻人超过老年人的现象虽然在减缓，但在今后几十年里仍将继续存在。
此外，发达国家的高等学院总入学率为56％，增长强劲的发展中经济国家年轻人中的高等学院入学率也迅速增加。因此，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今后劳动力队伍不仅增长非常缓慢，甚至根本不增长，而且受教育程度要远远高于今天。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不大可能找报酬低和体力强度大的工作，因此对来自海外的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就可能继续存在。今天，农业、建筑业和休闲业（旅馆、餐馆等）等已不能吸引本地劳动者，其中大多数部门主要因为有移徙劳工才能兴旺发展。此外，越多的妇女从事赚取工资的工作，她们做没有报酬的家务活的时间就越少。因此，在高收入的发达经济国家和发展中经济国家，妇女移徙者填补了本地工作妇女留下的照料工作的空白，从事家政工作或照料儿童和老人。
以上所述指出了重要的一点：移徙者往往是对本地劳动者的补充。他们从事那些如果按现行工资就无法完成的工作，移徙者使本地劳动者能够从事那些通常更具生产性、从而报酬也更高的其他工作。此外，在发达经济国家，本地低技能工人在劳动力队伍中所占比例很小，并在不断缩小，移徙者往往是在那些因为低工资国家的竞争而工资低或工资正在下降的部门就业。因此，移徙者实际上减缓了这些部门的衰落。对于移徙者究竟是与本地劳动者竞争还是对其起补充作用的问题，进行了许多辩论。但实际经验研究表明，虽然移徙者可能造成某些工资减少或使本地低技能劳动者和过去的移徙者失业率增加，但这些影响很小，无疑小于移徙者在促进对物资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今天的国际移徙，同过去各时代一样，与接受国和移出国的发展息息相关。移徙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一种理想途径。这就是以协调或协作的方式，根据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互补性，改善这两类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移徙发挥了积极作用——提供劳动者以满足发达经济国家和增长强劲的的发展中经济国家的劳工需求，同时减轻原籍国的失业和就业不足，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有益于后者的侨汇、储蓄和知识。
本报告讨论了国际移徙可能为共同发展作出贡献的各种方式。报告是根据许多其他报告以及包括联合国系统组织在内的其他机构提出的建议编写的。报告讨论国际移徙的复杂性，概述了主要的移徙趋势；讨论国际移徙对目的地国和原籍国的影响，同时强调国际合作可为促进共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各领域；论及权利、社会性别、融合和应享待遇等重要问题；讨论打击贩卖移徙者行为的各种途径；最后着重论及国际规范性框架和发展政府间合作以改进对移徙的管理的各种方式。因为报告的主要重点是移徙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没有讨论人员迁移的一些重要方面。特别是没有讨论强制移徙或与保护寻求庇护者或难民相关的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在国际移徙者日的致辞
2006年12月18日
移徙体现了个人克服逆境、改善生活的强烈意愿。过去几十年来，旅行和通信设施的改善使渴望并有能力迁移异地的人数增多。
这一流动的新时代为全世界各个社会带来了机遇和新的挑战。它也让人们注意到国际移徙与发展之间的强大联系。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移徙带来的潜在好处。去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徙者寄回家的汇款约达1 67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国际援助总额。移徙者还利用自身的技能和专门知识，转让技术、资本和机构知识。他们在各个文化、经济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人的纽带。
令人遗憾的是，移徙者的经历也有不那么乐观的一面。愈来愈多的移徙者遭到走私者和贩运者的剥削和虐待。另一些移徙者遭受到歧视、仇外心理或种族主义的打击。在某些情况下，移徙者被妖魔化成接纳国社会的负担，即便客观的评价表明情况正好相反。
在结束这种虐待方面，国际合作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强调指出了联合国会员国共同制定的一组核心优先事项，从确保移徙者的人权、防止剥削和人口走私，到增加国际移徙给发展带来的好处，以便在渊源不同、但在同一社会或国家内共处的社区之间建立和谐关系。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公约》中也载列了许多重要的保障措施。但多数国家尚未遵守这一条约。在此国际移徙者日，我敦促所有尚未签署和批准这一公约的会员国，签署和批准这一公约，并在所有情况下给予所有移徙者他们所需及应得的权利和保护。
今天，受到国际移徙影响的人数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让我们共同努力，确保这一全球性的趋势造福有关各方——原籍国、目的地国和移徙者本人。
联合国秘书长：（移民）培养技能并推动技能传播二
B. 高技术人员的移徙
仍然没有关于高技术人员移徙的数目和趋势的全球统计数字。但是，通过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估算在经合发组织国家生活并报告已经完成高等教育的在外国出生的人员的数量。如果将这些人等同于高技术人员，可以得出技术人员移徙目前的大致规模(见表12)。2000年，有大约2 000万25岁或25岁以上高技术移民在经合发组织国家生活，1990年为1 200万(Docquier和Marfouk 2006)。新增的800万人员占1990年到2000年期间25岁或25岁以上移民增长总数的46％。
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没有那么全面。在拉丁美洲，20世纪90年代早期受到至少十年教育的移民人数为130万，受到高等教育的移民人数则少得多。2003年，沙特阿拉伯有大约60万高技术移民。
按出生国分类的在该数据表明，在经合发组织国家中，56％受到高等教育的移民来自发展中国家。在某个国家出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在经合发组织国家生活者所占的比例概数表明，一些贫困国家有相当大比例的受到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在国外生活(SOPEMI，2005； Kapur和McHale，2005)。在安哥拉、布隆迪、加纳、肯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拉利昂、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33％至55％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员生活在经合发组织国家（SOPEMI，2005）。海地、斐济、牙买加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比例超过60％，加纳则达到了83％。但是，这些数据没有显示相关人员受教育的地点。
美国关于抵达时间的普查数据表明，55％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和40％来自中国和印度的被雇用高技术移民是在美国获得大学学位的，有博硕士学位的人员的比例更高(Ozden， 2005)。
特别令人忧虑的是保健部门技术人员的移徙。根据经合发组织国家的相关信息，估计2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接受培训的医生在经合发组织国家工作，其中，喀麦隆所占比例最低，为3％，南非最高，为37％。此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接受培训的护士和接生人员中有五分之一在经合发组织国家工作(WHO，2006)。
技术人员从原籍国的移徙可以产生几个方面的影响。技术人员的移徙可以产生一种良性循环：留下的人员选择接受与移徙者类似的培训，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出国。但由于移徙者的机会有限，可能使原籍国的专业和技术人员的供应增加（Stark和Wang，2001）。尽管支持这一假定的证据还不多，越来越多的国家似乎已经从最优秀的人员的移徙受益。例如，在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为推动经济增长进行结构转型的期间，大量学生和技术人员移民到了国外。但是，这些经济体一般都能成功地吸引一部分高技术移民回国，加强与留居国外的移民的联系，并促进有资本的或有融资能力的移民到国内投资。印度虽然有大量信息技术人员移民到国外，却能够补充这类高技术人员，并创造了服务出口业(IOM， 2005)。
但是，总的来说，这种良性循环或“人才增加”现象不如技术人员移民造成的“人才外流”那么普遍。Beine、Docquier和Rapoport（2003）认为，当受过高等教育人员移徙的比例较高时（超过20％），迁出移民造成的损失将明显超过其积极影响。但是技术人员移徙比例较低的国家，如巴西或者印度可能从中受益。在某些国家，技术人员的移徙确实导致某些职业人才的短缺。例如在南非，卫生部估计，2001年有四分之一的护士职位空缺无法填补，在其他撒哈拉以南国家同样有这样的现象，甚至更普遍。
选择移徙还可能影响原籍国的体制和政策。比如，如果大部分受到培训的人才可能迁移国外，政府就不情愿对高等教育进行投入。或者因为害怕生活较优越的人员离开本国，可能限制对他们增税的可能性(Kapur和McHale， 2005)。
高技术人才的缺乏有可能限制创新和采用新技术，降低社会服务的质量，延缓甚至阻碍体制建设。但是，高技术迁出移民也可以在国外通过贸易、投资、侨汇和提供知识为母国经济作出贡献。迁出移民也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信誉降低发展国际业务的壁垒，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地融入全球生产链和国际贸易。最后，回国的高技术移民可以将他们的技术、国外的社会网络和财富投入母国经济的发展 (Kapur和McHale，2005)。比如，在中国、印度和韩国，从美国回国的人员已成为软件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最近对技术移民的影响的分析得出的一般结论是，技术移民对接受国而且主要是对移民本人有利。然而，技术移民并非总是能够在国外充分利用其学历资格。大部分在国外获得高等教育的拉丁美洲移民到美国后无法进入与他们的技能相称的职业（Ozden，2005）。要防止这类浪费，需要进行国际合作以推动学位、资格或证书的相互承认。政府也需要防止在雇用过程中基于原籍国的歧视。
低收入国家最有可能受到技术人员移徙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想办法减小这种影响。最重要的办法可能是根据需求调整培训，使其更加符合当地的条件。原籍国和目的地国都需要对其近期和长期的技术需求进行更好地评价，并制定满足需求的计划。在目的地国，这些措施在中长期可以减少对外国技术人员的需求。在原籍国，即便在迁出移民继续的情况下，扩大培训可以缩小人才的短缺。在捐赠国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公私伙伴关系或者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可以为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和保健服务制定关键人才培训的区域安排。
留住所需工作人员也很重要。为此，原籍国必须着力增加技术人员的就业机会，并通过改善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前景和提供足够高的工资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要留住保健工作人员，还需要改善基本的保健基础设施，保证基本的医疗供应。以下共同发展倡议值得考虑：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保健机构之间建立对口关系，发展多种形式的南南合作，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人员在其他低收入国家提供保健服务。
高技术移民的接收国应防止浪费移民的技术，努力确保他们获得与资格相当的本国公民类似的服务条件和工资水平。此外，高收入国家应避免积极地招募已经出现技术短缺的低收入国家的技术人员，或者主动地积极支持这些国家形成人力资本。由于发达国家中专门从事技术工作人员职位安排的私营招募机构的数量越来越多，政府可能需要规管其国际行为，防止其阻碍低收入国家实现紧迫的发展目标。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人员的移徙使原籍国损失了培训上的投入，又不能保障以税收的形式得到财政赔偿，因此是原籍国的损失。可以通过对技术移民征税加以矫正(Bhagwati和Wilson，1989；Bhagwati，1991；Kapur和McHale，2006)。但是，尽管在原则上对海外国民征税是可能的，执行起来却很难。因此有人建议目的地国可以与原籍国分享技术移民交纳的税金。偶尔，原籍国也尝试过在技术移民出关时直接征税，但这些措施没有什么成效。更可行的做法是政府在拿奖学金出国留学的人员留居国外的情况下收回奖学金。
原籍国还可以鼓励技术移民回国。给予双重国籍可以使移民保留回国的可能性。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鼓励回国的创新性政策，特别是便利资金的转移、减税和促进生产性投资方面的政策。既然工作机会可以推动回国，通过互联网传播就业信息可能会有所帮助。而且，需要技术专业知识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从其他国家吸收高技术移民。传统上，通过技术合作可使外国专家到低收入国家工作。使本地人员在专家离开后有能力接手工作的包含培训内容的共同发展伙伴关系，有助于满足低收入国家的需求。
联合国秘书长：（移民）培养技能并推动技能传播一
近几十年来，在鼓励吸收短缺技术人员的政策下，技术人员移徙一直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必须加强其知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由于在获取技术工作人员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业界本身在移徙政策的开放过程中也发挥了推动作用。而且，由于技术移民比低技术移民工资高、纳税多，可以帮助解决人口老化造成的财政问题，因而比较受欢迎。最后，生产和贸易的日益全球化要求技术人员更加流动，至少跨国公司需要在不同的生产区域之间调动员工。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模式四（自然人流动问题技术组）规定这类流动应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化就不足为奇了。
国家如果缺乏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自行培训或者从外引进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培训技术人才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地吸引高质量培训机构为本国公民提供教育并从国外吸引优秀学生。跨国教育的快速发展表明，高质量教育的市场很大而且还在增长。各国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在政府之间以及与私营部门实现最佳合作，以便改善贫穷国家的公民获得高等教育和其他专业化培训的机会，尤其是在目的地国需求量大且在原籍国比较稀缺的职业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各国政府还可以搞合办项目，帮助有最迫切需求的国家和区域留住专业和技术人员。在针对具体职业的培训或改善其工作条件方面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有助于产生很好的协同增效效应。共同发展方式应该为在发展的这一关键领域加强政府合作提供指导框架。
A. 教育的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中贸易与投资的扩张，教育服务的国际贸易也在上升，特别是高等教育。正如上文已提到的(见表8)，到国外获取高等教育者数量的上升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之一。服务提供者本身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大，通常在政府的支持或鼓励下发展与国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甚至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
发生这些变化是因为政府、大学和公司已经认识到在全球范围内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人，并正采取措施增加他们的数量。高等教育的潜在市场很大而且还在增长。2000年，发展中国家20岁到24岁的4.29亿人口中只有16％，也就是6 900万人进入高等教育。到2015年，如果入学率增长适中，同一年龄组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可能上升到近1亿。显然，即便大幅提高全球高等教育的培训能力，也只能满足对教育的部分额外需求。
几十年来，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一直寻求到美国和欧洲各国学习深造。但是，随着其他国家发展自己的培训能力，留学生的流动方向出现了明显变化(Tremblay 2005)。发展界也日益认识到高等教育服务的全球化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人力资本和促进其经济发展方面有巨大潜力（Knight 1999；经合发组织2004；Ninnes和Hellsten，2005)。的确，通过在本国或所属区域的其他国家进行培训，受训人员留在该区域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为了提高国内高等教育培训能力以及减少留学带来的外币兑换成本，发展中国家允许甚至积极寻求国外知名大学在境内设立“分校”或者“分支机构”。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卡塔尔、新加坡、南非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已经设立了这类国际校园的国家之一。这些新情况表明教职员工的国际性流动更大了。
发达国家对加强这类合作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教育服务的出口利润丰厚(Phillips和Stahl 2001)。澳大利亚政府尤其一直比较支持本国大学在海外的拓展。2003年，34家澳大利亚大学海外招收的外国学生占澳大利亚国际学生总数的40.5％。其中大部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在欧洲，欧盟于1987年设立了“伊拉斯谟”计划，促进欧洲学生到国外学习3个月到一年。31个欧洲国家参加了该计划。到2004年，120多万名学生和2 000个高校参加了该计划。伊拉斯谟计划也支持教师的流动。2003年，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通过了“伊拉斯谟世界”计划，这个新的计划为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到欧洲学习并为欧洲学生到发展中国家学习提供奖学金(Kritz，2006)。203.出国学习的人数在上升，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继续上升。大部分希望国外深造的学生来自高收入或者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中国和印度也有许多学生在发达国家学习。2000年在经合发组织国家的留学生中，有12.7万来自中国，7.8万来自韩国，6.7万来自印度，6.4万来自日本，6.3万来自德国，6万来自法国(Kritz，2006)。希腊、意大利、土耳其、摩洛哥以及中国的台湾省也有大量学生在海外学习。与美国相关的数据表明，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中有60％由家庭支付学习费用。其他学生通常从由原籍国的机构拿到了奖学金。
显然，原籍国看到了公民获得高等教育的好处，特别是在与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相关的领域和学科。原籍国期望受到高等教育的学子归来后为转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促进机制建设和加快经济增长贡献力量，当然他们也知道即将毕业的学生是否回国取决于国内是否有适当的工作机会。但是，即便是留学生短期内不回国，原籍国也在越来越多地利用涉及高技能侨民的网络，及促进他们对原籍国进行工作访问的方案来加强合作和转移知识。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韩国在这方面尤其活跃 (Wescott 2005)。
总之，为了培训更多的技术人才并使他们留在本国成功发展，需要在设立区域培训机构方面推动公私合作，这些培训机构既要满足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家庭的年轻人的需求，也要照顾到需要助学金但坚定表示学成回国的青年人。上文已提到，如果人们为了技术移民就会愿意投资教育以增加移徙的机会，在母国的附近设有培训中心，就会使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更大，同时也会使所需技能的供应增加。
联合国未来移民政策议程之三：移徙政策
移徙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每个人都应该可以选择留在自己的国家并获得发展。为此目的，所有国家都应为其人民努力创造更多的、像样的就业机会。
如同所体现的人力资本全球流动一样，劳动力迁移已变得对全球经济极其重要，既是日益相互依存的产物，又是其成因。然而，国家和国际各级的移徙政策并没有反映这个现实。国家需要制定前瞻性政策，现实地考虑到自己对于低技能和高技能工人的长期结构需求。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这些结构性需要产生于国民教育水平日益提高，人口老龄化动态变化，以及不断扩大的服务经济，在中期内不会消失。
临时移徙方案越来越多，是对接受国劳动力日益增加的需求的反应。虽然最近一些方案接纳的移徙者人数不多，但这些方案有可能促成移徙者、原籍国和目的地国有益的协同增效。在这些方案中，移徙者受益于获得合法身份，原籍国受益于移徙者的汇款；倘若移徙者在国外汲取的经验能够在本国发挥生产性作用，原籍国也能从他们的最终回归中受益。接受国则获得了所需的劳动者，并通过允许移徙者居住足够长的时间来积累储蓄，从而增进移徙的积极影响。
然而，临时移徙方案并没有全面解决移徙的种种挑战。具体而言，因其临时身份，移徙者适应更加困难，并可能导致边缘化。此外，鉴于工业化国家因经济、人口和社会趋势而需要更多移徙者的结构性需要，完全靠临时移徙者满足这种需要最终可能造成问题。
鉴于妇女参与移徙比例很高，有关国际移徙的政策应该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以确保这些政策有助于增强女性移徙者的能力，而不会促成使她们处于易受伤害的境地。
原籍国必须促进合法移徙，同时通过与接受国合作减少非正常移徙。遏止非正常移徙的努力必须符合有关庇护制度的国际法律义务以及难民保护原则，一些人出于寻求保护的理由被迫离开原籍国，对这些人的需要应该十分敏感。作为难民，他们的特殊需要要求作出特别反应。
合法化为有关当局重新控制非正常移徙提供了有用的政策工具。然而，为防止合法化成为管理移徙者的主要手段，应该辅之以若干政策，解决劳动力需求，为移徙者有序回归提供激励，并为工作有保障、能对东道社会作出贡献的移徙者长期留下作出规定。
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一些国际移徙者。有些国家认为自己不是“目的地国”，但流入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这些国家必须审查接纳外国人的管理框架，以确保法律法规对当前需要作出适当反应。
国际移徙与发展：就国际移徙展开政府合作（4）
D. 双边做法
采用双边协定以把移徙合作安排正规化。这些协定旨在确保移民流动在有关国家互惠的情况下进行。根据劳工组织开展的各国政府调查，提出报告的66个国家缔结了595份双边协定。在报告的协定中，10个国家占一半左右。协定数量在不断增加：按年平均计算，2000年到2003年缔结了29份协定，1990年到1999年缔结了19份，1980年到1989年缔结了11份。大多数协定(63％)涉及欧洲国家，11％涉及加拿大和美国，60％是1990年后缔结的。
双边协定涉及各种问题：其中57％纳入了关于协调社会保障应享权利和付款的条款；18％涉及外来工人计划或一般性劳工迁移交流；12％涉及受训人员或年轻专业人员的入境；5％涉及季节性移民。
劳工组织的调查范围远远不够完整。Mármora（2003）认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1991和2000年之间缔结了84份双边协定，半数以上是同其他区域国家缔结的，比劳工组织报告的数字高一倍以上。由于双边协定没有集中登记册，其数目仍然难以确定。此外，考虑缔结此类协定的国家没有判定最佳做法的直截了当的办法。设立便于查阅的双边协定保存体系，将是有益的。
向劳工组织报告的再入境协定非常少见。它们与原籍国或中转国允许身份不正常的移徙者再入境有关。根据上述政府间协商的资料，截至2000年5月，已达成320份再入境协定或安排，其中302份是1990年以后达成的。再入境协定也是欧洲联盟减少非正常移民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些协定中包括欧盟和合作伙伴国家为就非正常移民的回返展开合作而作出的对等承诺。到2005年，欧洲联盟委员会与11个国家开展协定谈判，但到2006年5月为止，仅缔结了其中4项协定。
一些国家利用双边协定来推动安全、及时的汇款活动。加拿大与一些加勒比国家签署协定，允许将工人收入的一部分自动移交给本国的家人(Ruddick，2004)。2003年，菲律宾和美国互换加强汇款渠道问题谅解备忘录，以促进信用社参与汇款业务（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Government of the Philippines，2004）。
双边做法给各国政府带来了相当大的灵活性，这是因为可以根据相关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每项协定的规定。但不应利用这些协定来规避或绕过国际条约或习惯法规定的义务，例如关于难民的义务。此外，在移徙管理方面，对规定不同的许多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追踪，增加了行政负担。或许有必要建立国家机制，确保双边协定的执行工作，并促进宣传和了解已生效双边协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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