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移徙对目的国的影响

20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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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移徙在全球的经济影响

移徙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展主导移徙,移徙反过来又影响发展,影响的方式有时并非显而易见。然而,由于大多数研究都着重于目的地国的情况,我们对国际移徙的全球影响力的了解S远不及对这种移徙在目的地国的影响力的了解。但我们知道,1870-1914年跨大西洋大规模移徙是第一个“移徙时代”西欧与美国工资水平趋同的最重要一个因素(Hatton and Willianson,2006)。此外,在同一时期,欧洲和非欧洲移徙潮流有不同分支,明显各异,结果助长了南北不平等(Lewis,1969;United Nations,2005a)。同样,当今世界的收入分配日益有利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和高技能劳工,越来越不利于流动性低的要素,包括低技能劳工(Rodrik,1997)。换言之,更自由的劳工国际流动不仅有助于提高全球的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更公平地分配收入。

最近,世界银行指出,国际移徙的惠益超过商品贸易自由化的惠益,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这一结论以世界经济总体平衡模式为依据。该模式模拟国际移徙增加对有关各方收入的影响,分析了两种假设情况:根据基线假设,2001 至2025 年期间国际移徙趋势为每一区域国际移徙者比例保持不变。而根据移徙假设,在2010 至2020 年期间有1 420 万新移徙者,包括450 万技术工人,从发展中国家来到高收入国家,移徙人数比2000 年国际移徙者人数增加8%。与基线设想的情况相比,在移徙设想的情况下全球收入增加0.6%。此外,发展中国家(包括其出国移民)的收入总额增加1.8%,高收入国家国民的收入增加0.4%。收入的增加既包括工资,也包括投资回报。新近移徙者得益最多。与基线假设情况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收入也平均增加0.9%。有损失的是较早的移徙者,由于很容易被新移徙潮所取代,他们的总体消费水平会下降6%。这些结果与关于移徙在经济方面对接纳移徙者的经济体的影响的研究是一致的。

B. 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根据经济理论,移徙会降低目的地国的工资水平或增加失业人数。然而,下文列出的证据显示,这些影响即使有,也十分微小,主要原因是如上文所述,就接受国绝大多数工人而言,移徙者并非取代他们,而是对他们的补充。新的移徙者只会同先到的移徙者竞争。移徙者与本国工人的互补性,有利于促进接受国的经济。

在目的地国,多数不同背景的研究都表明,国际移徙的增加对总体工资水平和失业影响甚微(Gaston and Nelson,2002)。但低技能移徙者的涌入影响较大的是降低已经在目的地国的低技能工人的工资(United Nations,1998;ILO,2004b)。不过在多数高收入国家,由于本国低技能工人所占比例很低,而且不断降低,因此低技能移徙者增加对降低平均工资的压力很小。在美国进行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移徙者比例很高的地区,移徙对工资和失业的影响也很小,但对于那些直接竞争移徙者从事的工作的人,即其他国际移徙者或具有类似教育水平和经验的本国人,这种影响可能较大(见Smith and Edmondson,1997;Borjas,2003)。专题小组研究证实了这些结论(World Bank,2006)。

在工资相对缺乏弹性的地方,例如在许多欧洲国家,移徙者的涌入并不会降低工资水平,但可能会增加失业人数,在低技能公民中特别如此(Angrist and Kugler,2002)。在法国,这一结果是关于工资的规章造成的(Dustmann and Glitz,2005)。然而,如果移徙者是受经济扩张吸引而来,就业就可能增加,至少不会减少。因此,在1984-1989 年和1990-1995年,若干欧洲国家失业和移徙入境人数的变动彼此并无关联(SOPEMI,1998)。移徙人数增加带来消费的增加,这反过来又提高对劳工的总体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改善本国人的经济状况。

在多数目的地国,移徙者的职业分布与非移徙者迥异,这也表明两者的互补性。此外,移徙者在劳工市场的活动有特定范围,而假如没有移徙者,这类活动即使存在,也不会具备如此的规模。只要这种情况存在,经济就会受益。因此,总体而言,移徙能增加就业人数。Linton 认为(2002 年),移徙者从事特定职业工作,而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些职业。移徙人口多的城市通常会有本来不存在或少见的货物和服务,例如外国饮食或托儿服务等等。因此,在高收入经济体,低技能移徙者往往是对低技能本国人的补充,而非同他们竞争(Castles and Kosack,1984)。

C. 国际移徙者融入目的地国劳工市场

对移徙者来说,加入劳工市场、获得体面的就业是融入当地社会的关键一步。如果移徙者失业率全面高于非移徙者,或如果移徙者更可能长期失业,那么在劳工市场就可能存在系统性的歧视(Zegers de Beijl,2000)。因此必须考虑移徙者融入劳工市场的趋势。

移徙工人失业时,准许他们临时入境的国家要求他们离境。在一些国家,移徙者只能为特定雇主从事特定工作,他们的入境和居留取决于有工可做。如果是这样,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国的移徙工人人数在经济兴旺时会上升,在经济萧条时会下降,因而每次遇到经济调整,移徙者便首当其冲。1997年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大批移徙者回国,原籍国得应付突如其来的工人返国潮流。

在多数移徙者具有永久或长期居留许可的发达国家,移徙者所占劳工比例通常相当高(见表10)。在经合组织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一直在上升。1998 年至2003年,一些国家移徙人数增幅尤其大。按增幅排列如下:卢森堡、爱尔兰、西班牙、美国、葡萄牙和意大利。

1990年代,欧洲本国国民和外籍人士的就业均增加,特别在爱尔兰和西班牙,其劳工市场吸收了大批外籍工人(SOPEMI,2005)。然而,2000年开始经济萧条,多数发达国家外籍人就业增长放慢,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外籍人就业减少。甚至在1990年代,年轻(20至24岁)和年纪较大(55岁以上)的外籍人士和各年龄组的外籍妇女在寻求就业时都继续面临障碍。但比利时、法国和荷兰在推动外籍妇女就业方面取得成绩。

在经合组织多数国家,外籍人士失业率和本国国民失业率持续悬殊,引起不安,政府于是对移徙者就业和居留时间规定条件,否则不愿接纳更多移徙者。2003年,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挪威和瑞典的外籍人士的失业率至少为本国国民的两倍。在较新的目的地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海外移民国和卢森堡,失业差距较小。在多数国家,外籍妇女失业率高于外籍男子(SOPEMI,2005)。

在欧洲国家外籍和本国男性工人失业率的差距主要是两者社会经济特点的差异所致,但也不能排除歧视为造成这种差距的一个因素。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这三个国家,甚至除去其他因素的影响,与配偶一起居住的外籍男性工人的失业率仍偏高。外籍妇女融入社会的困难,似乎影响其就业机会。即使除去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外籍妇女与本国妇女失业率也仍有差距,对有子女的外籍妇女而言特别如此(SOPEMI,2005)。

各国政府认识到必须促进移徙者融入劳工市场,以加强社会凝聚力。为此必须通过适当立法和反歧视方案揭露和消除歧视行为。由于失业移徙者通常缺乏在不断变化的劳工市场取得成功所需的人力资本,他们能受益于培训,以更好地掌握当地语言,发展职业技能。在职见习培训、咨询、对创业活动的协助等也很有用。可能有必要开设特别方案,以满足移徙妇女、年轻和年纪较大的移徙者或包括土著人民在内的特定背景的移徙者的具体需要。

D. 移徙者的创业

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大城市已成为世界性都市,移徙者开设店铺,销售来自母国的“异国”特产。移徙创业家使现有货物和服务种类更加丰富,为一些城市街区增添了活力,从而防止,甚至扭转了这些街区的衰败。移徙创业家的技能在所在经济体往往已告缺乏,而且他们愿意长时间工作,利用其社会资本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

先进经济体服务业在扩大,顺应这一结构变更,移徙者的创业活动和能灵活因应万变的消费潮流的小规模生产也在增加(Kloosterman and Rath,2003)。移徙者的经营通常在开始时仅为满足本族裔人的需要,随后才扩大服务范围,拓宽市场。这种经营往往集中在特定族裔聚居区附近,为移徙者创造了就业,也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经商的机会。经营扩大后,往往雇用更多当地人。

促进移徙者创业的因素包括移徙者大家庭具有凝聚力,能提供免费或廉价劳动的子女或兄弟姐妹众多,同乡开办的轮流借贷会提供了集资机会,移徙社区内社会网络强劲有力,社区内能依赖以信为本、强制守信的关系等等(Light and Rosenstein,1995)。创业机会无疑使移徙社区增添了活力,为移徙创业家通过积累财富提高经济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渠道。移徙创业家销售其原籍国的土特产,往往导致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增加。

与本国人相比,移徙者更可能自营职业。在联合王国和美国,移徙者及其后代在自营职业者中所占比例偏高。除比利时和法国以外,在经合组织其他发达国家,1998至2003年期间移徙者中自营职业的人数上升,无论按绝对数还是按在自营职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统计都是如此(SOPEMI,2005)。在一些国家,外籍妇女更有可能创办小企业。例如在法国,北非移徙妇女开店经营的越来越多。2000年,法国44%的小企业外籍业主是北非人,46%是欧洲人(Khachani,2004)。

在美国,自营职业的移徙者的收入往往高于工薪族,即使计及自营职业的高收入专业人士,也是如此(Bradley,2004)。移徙群体往往专门从事特定类型的创业活动(Portes,1995)。在美国,来自印度的移徙者在小旅店生意方面独占鳌头;韩国人专长于零售生意;中国人开餐馆。在法国,开店的法国人退休后,由北非人取而代之;在联合王国,南亚移徙者开糖果店和报摊;在荷兰,土耳其移徙者开面包店、杂货店等。

在德国,到1990年代末,51 000名德国籍土耳其企业家雇用了185 000人,其中20%是德国人。73%的德国籍土耳其企业家依靠德国企业供货。德国籍土耳其人创办的公司越来越多地投入在土耳其以外的国际商业活动。德国政府为考虑创办企业的移徙者提供财政帮助和咨询,推动创业活动。奥地利、葡萄牙和苏格兰也有类似的措施(Pécoud,2001)。

在南非,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移徙者开办了各种小企业。许多移徙妇女从事街头贸易和跨界贸易,这种活动使她们增强了经济能力。一项研究表明,一个移徙企业平均创造三个就业机会(Peberdy and Rogerson,2003)。

许多移徙企业家承接了本国人脱手的企业。Millman(1997年)指出,在美国,随着许多年纪较大的本国出生的农场主脱离农业,越来越多的农场归讲西语的拉美人和亚洲移徙者所有。

对移徙者创业情况的系统评估结果不一。有人认为,自营职业对于在正规劳工市场获得就业机会不多的移徙者可能是第二最佳选择。移徙者自营职业能否增加收入的问题争论很多(Borjas,1990;Bates,1997;Waldinger,1996;Kloosterman and Rath,2003)。评估结果的部分问题是一小撮自营职业者十分成功,换言之,虽然自营职业者平均收入不高,但潜力很大。对美国城市移民社区的分析显示,同具备类似特点的工薪职工相比,自营职业者工作时间较长,按小时计算的平均收入较低(Logan and Others,2003)。尽管如此,移徙者中自营职业人数持续增加表明,自营职业有其他优势。例如,自营职业能使不熟悉接受国语言和习俗的移徙者获得就业;自营职业是一种家庭战略,据以积累财富,为下一代经济地位的提升打下基础;自营职业也是打进主流经济的可能途径。现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自营职业移徙者取得成功(Bradley,2004)。

各国政府认识到移徙者创业的潜在惠益,已经开始为有意创办新企业的移徙者提供一些帮助。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为提出可行的商业计划并保证有一定投资的外国企业家签发移民签证。为了推动移徙者创业,各国政府应排除规章方面阻碍移徙者自营职业的障碍,无论是全面性的障碍,还是特定行业的障碍,并确保正常状况下的移徙者与本国人一样有平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而且财产权受到尊重。

E. 国际移徙与城市复兴

国际移徙在防止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减少、调整其住房市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本国人纷纷搬到市郊区,城市人口增长减慢,因而形成了称为“逆城市化”的趋势。但在1980年代,逆城市化趋势止步,原因之一正是在大城市中心定居的国际移徙者不断增加。2000年,移民被认为是改变美国城市面貌的两个最强劲的人口趋势之一(Florida,2004)。在主要城市,如美国的芝加哥、达拉斯、休斯顿、洛杉矶、迈阿密、纽约、圣地亚哥、旧金山和华盛顿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入境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主要原因就是流入的国际移徙者人数超过了流出的本国人人数。大多数这类城市都是“全球性城市”,是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公司总部或政府机关所在地(Frey,2004;Pumain,2004)。尽管这些趋势的全面影响尚待确定,但这些都市似乎受益于国际移徙者的流入以及对住房需求的增加(Grogan and Proscio,2000)。

例如在纽约,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28%上升到2000年的40%,与此同时,房产升值,破落的街区复苏,犯罪率大幅下降(Florida,2004;Millman,1997)。此外,一些移徙群体迁入以前的穷区定居,给这些街区带来繁荣。例如,在布鲁克林的西印度群岛人往往一家有多人工作,他们利用本族裔人经营的非正式信贷系统购置平价房产,从而推动房产升值(Crowder,1999)。

在欧洲城市,居者很难有其屋的问题以及一些移徙群体住在市郊隔离社区的趋势产生了负面后果。在一些城市,新到来的移徙者都想租平价房,导致价格上涨。例如在巴塞罗那,移徙者为同样的住房所付租金通常高于本国人,而且形成了地区上的隔离(Domingo i Vals,1996)。在马德里,波兰移徙者往往在较贫穷的街区定居,但鉴于60%的波兰移徙者具有中学以上学历,30%上过大学,他们的住房条件日后很可能得到改善(Aguilera Arilla and Others,1996)。

同根同源的移徙者往往在特定城市定居,因而出现了移徙者聚居区,使他们能够保持与同胞的文化和社会关系,可以形成足够的人数,有利于族裔企业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移徙者立业成功,并能投资住房,这些聚居区可能变得繁荣;如果移徙者迁往他处较好的住房,这些聚居区可能沉沦,或者也可能停留于隔离、贫穷的状态。关于产生上述每一种结果的因素,还有很多情况尚待了解,但创建为社区服务的移民企业以及可能拥有住房这两者似乎是有利于产生有益结果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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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移徙作为发展的手段(1)


历史表明,让人呆在家里不仅费用昂贵,而且徒劳无功。人口移动多,同经济成功相伴相生。不过,各国政府应加紧努力,在原籍国促进收入增长,创造就业,促进发展。

关键的是,诱使人们移徙的许多问题也限制了汇款刺激原籍社区发展的能力。在收入和农业生产都在增长的国家,移徙是成功的反映,汇款有促进发展的用武之地。但在人力资本有限、基础设施不佳、市场疲软、体制薄弱、经济停滞的国家,国际移徙则说明发展失败,而移徙的积极效应很可能受到局限。

国际移徙在一个社区或区域一旦启动,往往很难停止。因此,为缓解国际移徙,各国政府不妨把发展工作的重点放在移徙尚未成型的地区。不过,把贫穷地区转变为能够留住人口、有活力的经济体,则很难,而且费用很高,甚至可能因为资源有限,或是地理位置偏僻,而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移徙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对策,条件是移徙的积极效应能得到支助。

收到海外汇款同失去提高生产率所需的劳工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把国际移徙作为原籍国经济发展动力面临的最大的单一挑战。随着汇款的流入,外汇的供给有可能导致汇率估价过高,不利于出口,并增加进口产品同本地产品之间的竞争。确保汇款不降低国内竞争能力,是经常面临的挑战,对于汇款占国内总产值比例很高的小经济体来说,更是如此。

在家庭内,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困境:得到汇款的家庭常常缺少有效利用汇款收入的劳力。这样,期待这些家庭增加生产,就不大合乎常理。因为一些家庭长于移民,另一些家庭长于生产物品,解决的办法可能就是通过信贷机构(小额信贷往往比较适合)使两者联系起来,这就会产生生产性投资。否则,没有移徙人口的家庭因缺少信贷,总会找到移徙的途径,这样投资当地生产的动力就会减少。

由于汇款是国际移徙立时可见的好处,决策者很容易让国际移徙不间断地继续下去。这是个错误。国际移徙很容易假扮成良好的发展政策的替代物,国家可能会依赖于汇款流入。若没有适当的经济环境,国际移徙就会把产生移徙人口的地区变为“幼儿园和养老院”,而非有活力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创造除移徙之外其他有吸引力的出路。各国政府需要掌握环境的形成,使国际移徙成为有效的发展手段。具体措施如下。

A. 降低汇款交易费用

大多数移徙者送出的汇款数额不大。汇款代理人收取的费用会下降,尤其是在汇款多的地区,但同国际汇款的实际费用相比,仍然很高(Orozco,2006)。显然,交易费用高,减少了移徙者家人最终得到的钱数。

迄今为止,正常的汇款渠道只由少数汇款运营商把持,如Moneygram汇款公司或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款业务利润很高,已经吸引了其他商号加入。例如邮局就越来越多地转向费用更低、更安全、有时间保证的电子汇款业务。目前,万国邮政联盟(万国邮联)的大约160个成员每年处理100多亿邮政汇票和资金汇划,大约50个成员已经提供电子汇划服务。商业银行也承认,汇款是新商机的重要来源。

最近,银行、信用社、甚至服务于发展中社区的小额信贷机构也进入了汇款业务,因客户基础扩大而获利。Orozco(2006)记录了这些机构在以下国家提供的创新服务:孟加拉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埃及、危地马拉、印度、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和乌干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美洲开发银行通过多边投资基金,自1999年以来开展研究和宣传,降低汇款费用,扩大汇款给发展带来的影响(Orozco,2006)。多边投资基金资助了私营部门金融机构的活动,在发展中国家扩大服务;还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一道争取资金,推动农村地区的小额信贷和投资。双边捐助者也扩大了供资,开办项目,以便利汇款,扩大汇款对发展的影响。

尽管出现这些进展,汇款费用仍然很高,尤其是在汇款额低的地区;而且在交易之前不向客户透露的货币兑换费用,也是一项负担。各国政府可以开展许多工作,增加汇款市场的竞争,保持压力,争取降低费用。这种措施包括:降低设立汇款服务的资本要求,向同汇款代理商建立的开放型合作伙伴开放邮局、银行和零售网络;要求汇款代理商在交易之前公布所有收费和费用;有系统地公布关于费用的信息。

扩大获得银行服务的机会也很重要。各国政府可以帮助海外银行设立分行,促进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信用社和小额信贷机构参加汇款服务。汇款可以存入储蓄账户,赚取利息,使其本身也成为一种资源,提供其他金融产品,如贷款或保险,尤其是向原籍社区的人口提供。为推广使用正式汇款渠道,原籍国政府和目的国政府可以减少移徙者使用银行机构的条例限制。还应协助移徙人口及其在原籍国的家人了解更多的金融知识,同时考虑到,妇女虽然常常比男子能够更好地管理家庭财务,但可能面临文化障碍,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服务。

各国政府还可以协助汇款机构协调统一电子汇款系统。目前主要的汇款代理商和银行都利用自己专有的汇款系统,这就增加了成本。商业银行使用的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通信系统,每笔交易费用不到15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开发维护的一个电子汇款系统“Fedwire”,可以把每笔交易的费用降低到大约45分。万国邮联的国际金融系统可以迅速安全地利用一个万国邮联自有的安全网络,传送邮政汇票和银行间汇款;并且已经同其他的汇款系统和银行建立伙伴关系,扩大了服务范围。使用提款卡和信用卡及自动取款机,也正在降低劳动成本,导致了总体服务费用下降。还可以通过促进汇款公司与在原籍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拥有广泛分发网络的机构建立伙伴关系,降低交易成本。

降低汇款费用,不仅会增加移徙者家人得到的款额,也会增加通过正式渠道进行的汇款流动,甚至会增加总的汇款数。为此,正规汇款服务的费用、可靠性和方便程度必须证明优于非正规渠道。显然,原籍地和目的地的政府都以协助汇款流动和降低成本为目标。但由于汇款活动遍及全球,因此应采取全球行动,至少要求全球协调各种活动,尽快并尽可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

联合国秘书长:解析国际移徙的复杂性


过去五个世纪里,国际移徙对世界经济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移徙包括劳动者的自愿迁移和被迫迁移。在横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移徙时代”,移徙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了两种平行的劳动力迁移。第一种是欧洲过剩的劳动力大规模迁移至美洲和大洋洲充满活力的新的定居区。相对接受国的人口而言,1870 年至1914 年期间跨越大西洋的移徙所达到的程度,后来再未超过。第二种劳动力迁移是亚洲契约劳工(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籍劳工)迁移至热带种植园和矿区。这两个进程平行展开,因为亚洲劳工基本上被挡在新的定居区之外,最终被阻止进入这些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30 年代的大萧条,导致边界关闭,移徙人数骤减。移徙人数少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的新形势使移徙浪潮再次出现,在20 世纪末开始了第二个“移徙时代”。同过去一样,移徙的格局取决于工作机会。然而,同第一个移徙时代形成对照的是,今天全球经济的特点是物资和资金的流动更加自由和不断扩大,而劳工、特别是低技能劳工的迁移却普遍受到限制。此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很大,并在不断扩大,最具活力的发展中经济国家同发展中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扩大(United Nations,2006d)。

近几十年来,全球化使生产链发展了变化,多国公司也随之扩大和改组,并出现了知识经济,所有这些也使得对高技能流动劳动者的需求不断增加。先进经济国家日益需要更多的低技能工人从事那些不能外包的工作,按照现行工资本地劳工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最具有活力的发展中经济国家也出现了(有些国家是第一次出现)不能由本国劳工满足的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许多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更快地创造新工作,为其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不错的就业机会。

国际移徙也是随着目前的人口和社会变化而产生的。由于发达经济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这些国家不久将出现相对受抚养人而言劳动者人数严重不足的情况。今天,发达国家每100 个将退休的人(60 至64 岁)仍然有142 个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20 至24 岁)。但仅仅在10 年后,这个比例就会降至每100个60 至64 岁的人,只有87 个年轻人。如果没有移徙,预计缺乏青年劳动者的情况会更严重。而发展中国家今天每100 个60 至64 岁的人就有342 个年轻人,这种年轻人超过老年人的现象虽然在减缓,但在今后几十年里仍将继续存在。

此外,发达国家的高等学院总入学率为56%,增长强劲的发展中经济国家年轻人中的高等学院入学率也迅速增加。因此,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今后劳动力队伍不仅增长非常缓慢,甚至根本不增长,而且受教育程度要远远高于今天。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不大可能找报酬低和体力强度大的工作,因此对来自海外的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就可能继续存在。今天,农业、建筑业和休闲业(旅馆、餐馆等)等已不能吸引本地劳动者,其中大多数部门主要因为有移徙劳工才能兴旺发展。此外,越多的妇女从事赚取工资的工作,她们做没有报酬的家务活的时间就越少。因此,在高收入的发达经济国家和发展中经济国家,妇女移徙者填补了本地工作妇女留下的照料工作的空白,从事家政工作或照料儿童和老人。

以上所述指出了重要的一点:移徙者往往是对本地劳动者的补充。他们从事那些如果按现行工资就无法完成的工作,移徙者使本地劳动者能够从事那些通常更具生产性、从而报酬也更高的其他工作。此外,在发达经济国家,本地低技能工人在劳动力队伍中所占比例很小,并在不断缩小,移徙者往往是在那些因为低工资国家的竞争而工资低或工资正在下降的部门就业。因此,移徙者实际上减缓了这些部门的衰落。对于移徙者究竟是与本地劳动者竞争还是对其起补充作用的问题,进行了许多辩论。但实际经验研究表明,虽然移徙者可能造成某些工资减少或使本地低技能劳动者和过去的移徙者失业率增加,但这些影响很小,无疑小于移徙者在促进对物资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今天的国际移徙,同过去各时代一样,与接受国和移出国的发展息息相关。移徙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一种理想途径。这就是以协调或协作的方式,根据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互补性,改善这两类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移徙发挥了积极作用——提供劳动者以满足发达经济国家和增长强劲的的发展中经济国家的劳工需求,同时减轻原籍国的失业和就业不足,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有益于后者的侨汇、储蓄和知识。

本报告讨论了国际移徙可能为共同发展作出贡献的各种方式。报告是根据许多其他报告以及包括联合国系统组织在内的其他机构提出的建议编写的。报告讨论国际移徙的复杂性,概述了主要的移徙趋势;讨论国际移徙对目的地国和原籍国的影响,同时强调国际合作可为促进共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各领域;论及权利、社会性别、融合和应享待遇等重要问题;讨论打击贩卖移徙者行为的各种途径;最后着重论及国际规范性框架和发展政府间合作以改进对移徙的管理的各种方式。因为报告的主要重点是移徙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没有讨论人员迁移的一些重要方面。特别是没有讨论强制移徙或与保护寻求庇护者或难民相关的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移徙作为发展的手段(4)


D. 回移和循环流动

虽然没有对全球回移规模进行估计,但现有的情况表明,回移要比人们一般想象的更普遍。回移通常是移徙者重新在国籍国定居。不过,同移徙海外一样,回移也不一定就是永久性的。移徙者回来一段时间、随后又离去的现象称作“循环流动”。不过,移徙者短期回国访问,基本上仍在海外定居,不属于循环流动。

对于循环流动的总人数并没有全球估计。被迫循环流动常常是临时劳工移民的结果,因为相关条例规定,移徙者必须首先返回家园,然后再考虑延长其合同。移徙者在争取国外新的工作职位的同时短期返回,对于有关移徙者或原籍国经济通常并没有特殊好处。如果返回时间较短(比如不足半年),很可能在这一期间移徙者仍将继续失业,或就业不足。同样,在海外短期居住之后返回的移徙者,也不可能给有关移徙者或原籍国带来很大好处。

在海外居住较长时间之后(5年至10年)返回,很可能会带来好处。在这种情况下,移徙者更可能有足够的积蓄,能够容易地重新融入原籍社会。同国际移徙可能带来的其他好处一样,回移也只是在原籍国有较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利于移徙者利用在海外获得的技能,或把储蓄用于投资的情况下,才有利于发展。原籍国或原籍地区的经济条件也常常决定了是否回移。例如在菲律宾,移徙者更可能返回失业率较低的地区(United Nations,1998)。

回移者在原籍国的劳工市场上常常处境不利:他们的失业率往往高于非移徙者,甚至高于自己移徙之前的情况。如果在海外的时间很长,回移者常常退休,在返回后完全退出劳工市场。移徙妇女尤其会在原籍国停止工作赚钱,因为她们再次承担了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United Nations,1998)。

因为发展中经济的正规部门中就业机会很少,回移者常常选择自谋职业,利用积蓄开办小型买卖。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办法可能是移徙者在海外时对原籍国生产活动投资的继续。研究表明,计划在回移后自谋职业的移徙者,通常在海外工作时间更长,积蓄更多(Black and others,2003;Wahba,2003)。靠移徙者储蓄开办的大部分企业需要不多的资本支出,雇用工人不多(常常是近亲属),在非正规部门运行,但也是促进发展的潜在因素,尤其是在就业成长集中在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中国家(Black and others,2003)。因此,各国政府和国际行动者,如欧洲联盟、移徙组织和开发计划署(开发署)都制定了方案,帮助回移者从事商业活动。不过,这些企业若要成功,就需要原籍国有良好的经济投资环境(Ghosh,2000)。

对加纳和科特迪瓦精英群体中的回移者进行了研究,结果说明了移徙者利用在海外所获技能的情况(Ammassari,2003)。接受采访的大部分移徙者或者在海外学习,或者在海外培训。年纪较大的回移者大多在公共部门找到职业,协助国家建设。年纪轻的更富创业精神,常常开办私营企业。关键的是,研究结果表明,回移者同“留下的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融洽,虽然两个群体需要携起手来才能成功。向回移者倾斜、不向“留下的人”提供同等支助的政策,必定要招致憎恨,于事无补。有利于两者创业的措施包括减少限制私营部门企业的管制措施,协助获得信贷,提高工人素质。

尽管回移普遍存在,并具有潜在好处,但却是移徙现象中研究最不充分的方面之一。然而回移对于许多移徙者和许多移徙方案,都是最终目标,因为准予大多数移徙者入境并非是为了让他们在目的地国永久定居。促成回移并使回移者成功的因素人们还不太了解。移徙者如果在原籍国看到机遇,就更有可能返回。人们认为,如果能够保证再度移民海外,有权在目的地国长期居留的移徙者可能更愿意返回家园尝试新生活。因此,在目的地国居住的保障可能促成回移或循环流动。同样,给予双重国籍身份可能有助于回移。

作为共同发展的关键方面,目前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有技术的移徙者进行循环流动,因为他们在原籍国短期工作期间,可能给原籍国经济做出重大贡献。比如,中国已采取步骤,推动和协助华侨进行工作访问(Wescott,2005)。开发署和移徙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方案,促进高技能侨民短期返回本国,在大学任教,或从事其他有益工作。不过,这些方案规模仍很小,总的影响还没有评估。看来更应加紧确定哪些情况能促成更大规模的自愿回移,并确保回移给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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