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移民护士国内经验。
近几十年来，在鼓励吸收短缺技术人员的政策下，技术人员移徙一直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必须加强其知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由于在获取技术工作人员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业界本身在移徙政策的开放过程中也发挥了推动作用。而且，由于技术移民比低技术移民工资高、纳税多，可以帮助解决人口老化造成的财政问题，因而比较受欢迎。最后，生产和贸易的日益全球化要求技术人员更加流动，至少跨国公司需要在不同的生产区域之间调动员工。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模式四（自然人流动问题技术组）规定这类流动应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化就不足为奇了。
国家如果缺乏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自行培训或者从外引进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培训技术人才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地吸引高质量培训机构为本国公民提供教育并从国外吸引优秀学生。跨国教育的快速发展表明，高质量教育的市场很大而且还在增长。各国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在政府之间以及与私营部门实现最佳合作，以便改善贫穷国家的公民获得高等教育和其他专业化培训的机会，尤其是在目的地国需求量大且在原籍国比较稀缺的职业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各国政府还可以搞合办项目，帮助有最迫切需求的国家和区域留住专业和技术人员。在针对具体职业的培训或改善其工作条件方面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有助于产生很好的协同增效效应。共同发展方式应该为在发展的这一关键领域加强政府合作提供指导框架。
A. 教育的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中贸易与投资的扩张，教育服务的国际贸易也在上升，特别是高等教育。正如上文已提到的(见表8)，到国外获取高等教育者数量的上升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之一。服务提供者本身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大，通常在政府的支持或鼓励下发展与国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甚至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
发生这些变化是因为政府、大学和公司已经认识到在全球范围内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人，并正采取措施增加他们的数量。高等教育的潜在市场很大而且还在增长。2000年，发展中国家20岁到24岁的4.29亿人口中只有16％，也就是6 900万人进入高等教育。到2015年，如果入学率增长适中，同一年龄组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可能上升到近1亿。显然，即便大幅提高全球高等教育的培训能力，也只能满足对教育的部分额外需求。
几十年来，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一直寻求到美国和欧洲各国学习深造。但是，随着其他国家发展自己的培训能力，留学生的流动方向出现了明显变化(Tremblay 2005)。发展界也日益认识到高等教育服务的全球化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人力资本和促进其经济发展方面有巨大潜力（Knight 1999；经合发组织2004；Ninnes和Hellsten，2005)。的确，通过在本国或所属区域的其他国家进行培训，受训人员留在该区域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为了提高国内高等教育培训能力以及减少留学带来的外币兑换成本，发展中国家允许甚至积极寻求国外知名大学在境内设立“分校”或者“分支机构”。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卡塔尔、新加坡、南非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已经设立了这类国际校园的国家之一。这些新情况表明教职员工的国际性流动更大了。
发达国家对加强这类合作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教育服务的出口利润丰厚(Phillips和Stahl 2001)。澳大利亚政府尤其一直比较支持本国大学在海外的拓展。2003年，34家澳大利亚大学海外招收的外国学生占澳大利亚国际学生总数的40.5％。其中大部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在欧洲，欧盟于1987年设立了“伊拉斯谟”计划，促进欧洲学生到国外学习3个月到一年。31个欧洲国家参加了该计划。到2004年，120多万名学生和2 000个高校参加了该计划。伊拉斯谟计划也支持教师的流动。2003年，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通过了“伊拉斯谟世界”计划，这个新的计划为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到欧洲学习并为欧洲学生到发展中国家学习提供奖学金(Kritz，2006)。203.出国学习的人数在上升，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继续上升。大部分希望国外深造的学生来自高收入或者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中国和印度也有许多学生在发达国家学习。2000年在经合发组织国家的留学生中，有12.7万来自中国，7.8万来自韩国，6.7万来自印度，6.4万来自日本，6.3万来自德国，6万来自法国(Kritz，2006)。希腊、意大利、土耳其、摩洛哥以及中国的台湾省也有大量学生在海外学习。与美国相关的数据表明，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中有60％由家庭支付学习费用。其他学生通常从由原籍国的机构拿到了奖学金。
显然，原籍国看到了公民获得高等教育的好处，特别是在与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相关的领域和学科。原籍国期望受到高等教育的学子归来后为转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促进机制建设和加快经济增长贡献力量，当然他们也知道即将毕业的学生是否回国取决于国内是否有适当的工作机会。但是，即便是留学生短期内不回国，原籍国也在越来越多地利用涉及高技能侨民的网络，及促进他们对原籍国进行工作访问的方案来加强合作和转移知识。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韩国在这方面尤其活跃 (Wescott 2005)。
总之，为了培训更多的技术人才并使他们留在本国成功发展，需要在设立区域培训机构方面推动公私合作，这些培训机构既要满足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家庭的年轻人的需求，也要照顾到需要助学金但坚定表示学成回国的青年人。上文已提到，如果人们为了技术移民就会愿意投资教育以增加移徙的机会，在母国的附近设有培训中心，就会使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更大，同时也会使所需技能的供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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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移徙作为发展的手段（1）
历史表明，让人呆在家里不仅费用昂贵，而且徒劳无功。人口移动多，同经济成功相伴相生。不过，各国政府应加紧努力，在原籍国促进收入增长，创造就业，促进发展。
关键的是，诱使人们移徙的许多问题也限制了汇款刺激原籍社区发展的能力。在收入和农业生产都在增长的国家，移徙是成功的反映，汇款有促进发展的用武之地。但在人力资本有限、基础设施不佳、市场疲软、体制薄弱、经济停滞的国家，国际移徙则说明发展失败，而移徙的积极效应很可能受到局限。
国际移徙在一个社区或区域一旦启动，往往很难停止。因此，为缓解国际移徙，各国政府不妨把发展工作的重点放在移徙尚未成型的地区。不过，把贫穷地区转变为能够留住人口、有活力的经济体，则很难，而且费用很高，甚至可能因为资源有限，或是地理位置偏僻，而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移徙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对策，条件是移徙的积极效应能得到支助。
收到海外汇款同失去提高生产率所需的劳工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把国际移徙作为原籍国经济发展动力面临的最大的单一挑战。随着汇款的流入，外汇的供给有可能导致汇率估价过高，不利于出口，并增加进口产品同本地产品之间的竞争。确保汇款不降低国内竞争能力，是经常面临的挑战，对于汇款占国内总产值比例很高的小经济体来说，更是如此。
在家庭内，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困境：得到汇款的家庭常常缺少有效利用汇款收入的劳力。这样，期待这些家庭增加生产，就不大合乎常理。因为一些家庭长于移民，另一些家庭长于生产物品，解决的办法可能就是通过信贷机构（小额信贷往往比较适合）使两者联系起来，这就会产生生产性投资。否则，没有移徙人口的家庭因缺少信贷，总会找到移徙的途径，这样投资当地生产的动力就会减少。
由于汇款是国际移徙立时可见的好处，决策者很容易让国际移徙不间断地继续下去。这是个错误。国际移徙很容易假扮成良好的发展政策的替代物，国家可能会依赖于汇款流入。若没有适当的经济环境，国际移徙就会把产生移徙人口的地区变为“幼儿园和养老院”，而非有活力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创造除移徙之外其他有吸引力的出路。各国政府需要掌握环境的形成，使国际移徙成为有效的发展手段。具体措施如下。
A. 降低汇款交易费用
大多数移徙者送出的汇款数额不大。汇款代理人收取的费用会下降，尤其是在汇款多的地区，但同国际汇款的实际费用相比，仍然很高（Orozco，2006）。显然，交易费用高，减少了移徙者家人最终得到的钱数。
迄今为止，正常的汇款渠道只由少数汇款运营商把持，如Moneygram汇款公司或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款业务利润很高，已经吸引了其他商号加入。例如邮局就越来越多地转向费用更低、更安全、有时间保证的电子汇款业务。目前，万国邮政联盟(万国邮联)的大约160个成员每年处理100多亿邮政汇票和资金汇划，大约50个成员已经提供电子汇划服务。商业银行也承认，汇款是新商机的重要来源。
最近，银行、信用社、甚至服务于发展中社区的小额信贷机构也进入了汇款业务，因客户基础扩大而获利。Orozco（2006）记录了这些机构在以下国家提供的创新服务：孟加拉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埃及、危地马拉、印度、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和乌干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美洲开发银行通过多边投资基金，自1999年以来开展研究和宣传，降低汇款费用，扩大汇款给发展带来的影响（Orozco，2006）。多边投资基金资助了私营部门金融机构的活动，在发展中国家扩大服务；还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一道争取资金，推动农村地区的小额信贷和投资。双边捐助者也扩大了供资，开办项目，以便利汇款，扩大汇款对发展的影响。
尽管出现这些进展，汇款费用仍然很高，尤其是在汇款额低的地区；而且在交易之前不向客户透露的货币兑换费用，也是一项负担。各国政府可以开展许多工作，增加汇款市场的竞争，保持压力，争取降低费用。这种措施包括：降低设立汇款服务的资本要求，向同汇款代理商建立的开放型合作伙伴开放邮局、银行和零售网络；要求汇款代理商在交易之前公布所有收费和费用；有系统地公布关于费用的信息。
扩大获得银行服务的机会也很重要。各国政府可以帮助海外银行设立分行，促进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信用社和小额信贷机构参加汇款服务。汇款可以存入储蓄账户，赚取利息，使其本身也成为一种资源，提供其他金融产品，如贷款或保险，尤其是向原籍社区的人口提供。为推广使用正式汇款渠道，原籍国政府和目的国政府可以减少移徙者使用银行机构的条例限制。还应协助移徙人口及其在原籍国的家人了解更多的金融知识，同时考虑到，妇女虽然常常比男子能够更好地管理家庭财务，但可能面临文化障碍，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服务。
各国政府还可以协助汇款机构协调统一电子汇款系统。目前主要的汇款代理商和银行都利用自己专有的汇款系统，这就增加了成本。商业银行使用的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通信系统，每笔交易费用不到15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开发维护的一个电子汇款系统“Fedwire”，可以把每笔交易的费用降低到大约45分。万国邮联的国际金融系统可以迅速安全地利用一个万国邮联自有的安全网络，传送邮政汇票和银行间汇款；并且已经同其他的汇款系统和银行建立伙伴关系，扩大了服务范围。使用提款卡和信用卡及自动取款机，也正在降低劳动成本，导致了总体服务费用下降。还可以通过促进汇款公司与在原籍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拥有广泛分发网络的机构建立伙伴关系，降低交易成本。
降低汇款费用，不仅会增加移徙者家人得到的款额，也会增加通过正式渠道进行的汇款流动，甚至会增加总的汇款数。为此，正规汇款服务的费用、可靠性和方便程度必须证明优于非正规渠道。显然，原籍地和目的地的政府都以协助汇款流动和降低成本为目标。但由于汇款活动遍及全球，因此应采取全球行动，至少要求全球协调各种活动，尽快并尽可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
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移徙对目的国的影响
A. 移徙在全球的经济影响
移徙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展主导移徙，移徙反过来又影响发展，影响的方式有时并非显而易见。然而，由于大多数研究都着重于目的地国的情况，我们对国际移徙的全球影响力的了解S远不及对这种移徙在目的地国的影响力的了解。但我们知道，1870-1914年跨大西洋大规模移徙是第一个“移徙时代”西欧与美国工资水平趋同的最重要一个因素（Hatton and Willianson，2006）。此外，在同一时期，欧洲和非欧洲移徙潮流有不同分支，明显各异，结果助长了南北不平等（Lewis，1969；United Nations，2005a）。同样，当今世界的收入分配日益有利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和高技能劳工，越来越不利于流动性低的要素，包括低技能劳工（Rodrik，1997）。换言之，更自由的劳工国际流动不仅有助于提高全球的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更公平地分配收入。
最近，世界银行指出，国际移徙的惠益超过商品贸易自由化的惠益，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这一结论以世界经济总体平衡模式为依据。该模式模拟国际移徙增加对有关各方收入的影响，分析了两种假设情况：根据基线假设，2001 至2025 年期间国际移徙趋势为每一区域国际移徙者比例保持不变。而根据移徙假设，在2010 至2020 年期间有1 420 万新移徙者，包括450 万技术工人，从发展中国家来到高收入国家，移徙人数比2000 年国际移徙者人数增加8％。与基线设想的情况相比，在移徙设想的情况下全球收入增加0.6％。此外，发展中国家（包括其出国移民）的收入总额增加1.8％，高收入国家国民的收入增加0.4％。收入的增加既包括工资，也包括投资回报。新近移徙者得益最多。与基线假设情况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收入也平均增加0.9％。有损失的是较早的移徙者，由于很容易被新移徙潮所取代，他们的总体消费水平会下降6％。这些结果与关于移徙在经济方面对接纳移徙者的经济体的影响的研究是一致的。
B. 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根据经济理论，移徙会降低目的地国的工资水平或增加失业人数。然而，下文列出的证据显示，这些影响即使有，也十分微小，主要原因是如上文所述，就接受国绝大多数工人而言，移徙者并非取代他们，而是对他们的补充。新的移徙者只会同先到的移徙者竞争。移徙者与本国工人的互补性，有利于促进接受国的经济。
在目的地国，多数不同背景的研究都表明，国际移徙的增加对总体工资水平和失业影响甚微（Gaston and Nelson，2002）。但低技能移徙者的涌入影响较大的是降低已经在目的地国的低技能工人的工资（United Nations，1998；ILO，2004b）。不过在多数高收入国家，由于本国低技能工人所占比例很低，而且不断降低，因此低技能移徙者增加对降低平均工资的压力很小。在美国进行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移徙者比例很高的地区，移徙对工资和失业的影响也很小，但对于那些直接竞争移徙者从事的工作的人，即其他国际移徙者或具有类似教育水平和经验的本国人，这种影响可能较大（见Smith and Edmondson，1997；Borjas，2003）。专题小组研究证实了这些结论（World Bank，2006）。
在工资相对缺乏弹性的地方，例如在许多欧洲国家，移徙者的涌入并不会降低工资水平，但可能会增加失业人数，在低技能公民中特别如此（Angrist and Kugler，2002）。在法国，这一结果是关于工资的规章造成的（Dustmann and Glitz，2005）。然而，如果移徙者是受经济扩张吸引而来，就业就可能增加，至少不会减少。因此，在1984-1989 年和1990-1995年，若干欧洲国家失业和移徙入境人数的变动彼此并无关联（SOPEMI，1998）。移徙人数增加带来消费的增加，这反过来又提高对劳工的总体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改善本国人的经济状况。
在多数目的地国，移徙者的职业分布与非移徙者迥异，这也表明两者的互补性。此外，移徙者在劳工市场的活动有特定范围，而假如没有移徙者，这类活动即使存在，也不会具备如此的规模。只要这种情况存在，经济就会受益。因此，总体而言，移徙能增加就业人数。Linton 认为（2002 年），移徙者从事特定职业工作，而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些职业。移徙人口多的城市通常会有本来不存在或少见的货物和服务，例如外国饮食或托儿服务等等。因此，在高收入经济体，低技能移徙者往往是对低技能本国人的补充，而非同他们竞争（Castles and Kosack，1984）。
C. 国际移徙者融入目的地国劳工市场
对移徙者来说，加入劳工市场、获得体面的就业是融入当地社会的关键一步。如果移徙者失业率全面高于非移徙者，或如果移徙者更可能长期失业，那么在劳工市场就可能存在系统性的歧视（Zegers de Beijl，2000）。因此必须考虑移徙者融入劳工市场的趋势。
移徙工人失业时，准许他们临时入境的国家要求他们离境。在一些国家，移徙者只能为特定雇主从事特定工作，他们的入境和居留取决于有工可做。如果是这样，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国的移徙工人人数在经济兴旺时会上升，在经济萧条时会下降，因而每次遇到经济调整，移徙者便首当其冲。1997年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大批移徙者回国，原籍国得应付突如其来的工人返国潮流。
在多数移徙者具有永久或长期居留许可的发达国家，移徙者所占劳工比例通常相当高（见表10）。在经合组织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一直在上升。1998 年至2003年，一些国家移徙人数增幅尤其大。按增幅排列如下：卢森堡、爱尔兰、西班牙、美国、葡萄牙和意大利。
1990年代，欧洲本国国民和外籍人士的就业均增加，特别在爱尔兰和西班牙，其劳工市场吸收了大批外籍工人（SOPEMI，2005）。然而，2000年开始经济萧条，多数发达国家外籍人就业增长放慢，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外籍人就业减少。甚至在1990年代，年轻（20至24岁）和年纪较大（55岁以上）的外籍人士和各年龄组的外籍妇女在寻求就业时都继续面临障碍。但比利时、法国和荷兰在推动外籍妇女就业方面取得成绩。
在经合组织多数国家，外籍人士失业率和本国国民失业率持续悬殊，引起不安，政府于是对移徙者就业和居留时间规定条件，否则不愿接纳更多移徙者。2003年，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挪威和瑞典的外籍人士的失业率至少为本国国民的两倍。在较新的目的地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海外移民国和卢森堡，失业差距较小。在多数国家，外籍妇女失业率高于外籍男子（SOPEMI，2005）。
在欧洲国家外籍和本国男性工人失业率的差距主要是两者社会经济特点的差异所致，但也不能排除歧视为造成这种差距的一个因素。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这三个国家，甚至除去其他因素的影响，与配偶一起居住的外籍男性工人的失业率仍偏高。外籍妇女融入社会的困难，似乎影响其就业机会。即使除去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外籍妇女与本国妇女失业率也仍有差距，对有子女的外籍妇女而言特别如此（SOPEMI，2005）。
各国政府认识到必须促进移徙者融入劳工市场，以加强社会凝聚力。为此必须通过适当立法和反歧视方案揭露和消除歧视行为。由于失业移徙者通常缺乏在不断变化的劳工市场取得成功所需的人力资本，他们能受益于培训，以更好地掌握当地语言，发展职业技能。在职见习培训、咨询、对创业活动的协助等也很有用。可能有必要开设特别方案，以满足移徙妇女、年轻和年纪较大的移徙者或包括土著人民在内的特定背景的移徙者的具体需要。
D. 移徙者的创业
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大城市已成为世界性都市，移徙者开设店铺，销售来自母国的“异国”特产。移徙创业家使现有货物和服务种类更加丰富，为一些城市街区增添了活力，从而防止，甚至扭转了这些街区的衰败。移徙创业家的技能在所在经济体往往已告缺乏，而且他们愿意长时间工作，利用其社会资本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
先进经济体服务业在扩大，顺应这一结构变更，移徙者的创业活动和能灵活因应万变的消费潮流的小规模生产也在增加（Kloosterman and Rath，2003）。移徙者的经营通常在开始时仅为满足本族裔人的需要，随后才扩大服务范围，拓宽市场。这种经营往往集中在特定族裔聚居区附近，为移徙者创造了就业，也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经商的机会。经营扩大后，往往雇用更多当地人。
促进移徙者创业的因素包括移徙者大家庭具有凝聚力，能提供免费或廉价劳动的子女或兄弟姐妹众多，同乡开办的轮流借贷会提供了集资机会，移徙社区内社会网络强劲有力，社区内能依赖以信为本、强制守信的关系等等（Light and Rosenstein，1995）。创业机会无疑使移徙社区增添了活力，为移徙创业家通过积累财富提高经济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渠道。移徙创业家销售其原籍国的土特产，往往导致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增加。
与本国人相比，移徙者更可能自营职业。在联合王国和美国，移徙者及其后代在自营职业者中所占比例偏高。除比利时和法国以外，在经合组织其他发达国家，1998至2003年期间移徙者中自营职业的人数上升，无论按绝对数还是按在自营职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统计都是如此（SOPEMI，2005）。在一些国家，外籍妇女更有可能创办小企业。例如在法国，北非移徙妇女开店经营的越来越多。2000年，法国44％的小企业外籍业主是北非人，46％是欧洲人（Khachani，2004）。
在美国，自营职业的移徙者的收入往往高于工薪族，即使计及自营职业的高收入专业人士，也是如此（Bradley，2004）。移徙群体往往专门从事特定类型的创业活动（Portes，1995）。在美国，来自印度的移徙者在小旅店生意方面独占鳌头；韩国人专长于零售生意；中国人开餐馆。在法国，开店的法国人退休后，由北非人取而代之；在联合王国，南亚移徙者开糖果店和报摊；在荷兰，土耳其移徙者开面包店、杂货店等。
在德国，到1990年代末，51 000名德国籍土耳其企业家雇用了185 000人，其中20％是德国人。73％的德国籍土耳其企业家依靠德国企业供货。德国籍土耳其人创办的公司越来越多地投入在土耳其以外的国际商业活动。德国政府为考虑创办企业的移徙者提供财政帮助和咨询，推动创业活动。奥地利、葡萄牙和苏格兰也有类似的措施（Pécoud，2001）。
在南非，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移徙者开办了各种小企业。许多移徙妇女从事街头贸易和跨界贸易，这种活动使她们增强了经济能力。一项研究表明，一个移徙企业平均创造三个就业机会（Peberdy and Rogerson，2003）。
许多移徙企业家承接了本国人脱手的企业。Millman（1997年）指出，在美国，随着许多年纪较大的本国出生的农场主脱离农业，越来越多的农场归讲西语的拉美人和亚洲移徙者所有。
对移徙者创业情况的系统评估结果不一。有人认为，自营职业对于在正规劳工市场获得就业机会不多的移徙者可能是第二最佳选择。移徙者自营职业能否增加收入的问题争论很多（Borjas，1990；Bates，1997；Waldinger，1996；Kloosterman and Rath，2003）。评估结果的部分问题是一小撮自营职业者十分成功，换言之，虽然自营职业者平均收入不高，但潜力很大。对美国城市移民社区的分析显示，同具备类似特点的工薪职工相比，自营职业者工作时间较长，按小时计算的平均收入较低（Logan and Others，2003）。尽管如此，移徙者中自营职业人数持续增加表明，自营职业有其他优势。例如，自营职业能使不熟悉接受国语言和习俗的移徙者获得就业；自营职业是一种家庭战略，据以积累财富，为下一代经济地位的提升打下基础；自营职业也是打进主流经济的可能途径。现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自营职业移徙者取得成功（Bradley，2004）。
各国政府认识到移徙者创业的潜在惠益，已经开始为有意创办新企业的移徙者提供一些帮助。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为提出可行的商业计划并保证有一定投资的外国企业家签发移民签证。为了推动移徙者创业，各国政府应排除规章方面阻碍移徙者自营职业的障碍，无论是全面性的障碍，还是特定行业的障碍，并确保正常状况下的移徙者与本国人一样有平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而且财产权受到尊重。
E. 国际移徙与城市复兴
国际移徙在防止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减少、调整其住房市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本国人纷纷搬到市郊区，城市人口增长减慢，因而形成了称为“逆城市化”的趋势。但在1980年代，逆城市化趋势止步，原因之一正是在大城市中心定居的国际移徙者不断增加。2000年，移民被认为是改变美国城市面貌的两个最强劲的人口趋势之一（Florida，2004）。在主要城市，如美国的芝加哥、达拉斯、休斯顿、洛杉矶、迈阿密、纽约、圣地亚哥、旧金山和华盛顿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入境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主要原因就是流入的国际移徙者人数超过了流出的本国人人数。大多数这类城市都是“全球性城市”，是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公司总部或政府机关所在地（Frey，2004；Pumain，2004）。尽管这些趋势的全面影响尚待确定，但这些都市似乎受益于国际移徙者的流入以及对住房需求的增加（Grogan and Proscio，2000）。
例如在纽约，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28％上升到2000年的40％，与此同时，房产升值，破落的街区复苏，犯罪率大幅下降（Florida，2004；Millman，1997）。此外，一些移徙群体迁入以前的穷区定居，给这些街区带来繁荣。例如，在布鲁克林的西印度群岛人往往一家有多人工作，他们利用本族裔人经营的非正式信贷系统购置平价房产，从而推动房产升值（Crowder，1999）。
在欧洲城市，居者很难有其屋的问题以及一些移徙群体住在市郊隔离社区的趋势产生了负面后果。在一些城市，新到来的移徙者都想租平价房，导致价格上涨。例如在巴塞罗那，移徙者为同样的住房所付租金通常高于本国人，而且形成了地区上的隔离（Domingo i Vals，1996）。在马德里，波兰移徙者往往在较贫穷的街区定居，但鉴于60％的波兰移徙者具有中学以上学历，30％上过大学，他们的住房条件日后很可能得到改善（Aguilera Arilla and Others，1996）。
同根同源的移徙者往往在特定城市定居，因而出现了移徙者聚居区，使他们能够保持与同胞的文化和社会关系，可以形成足够的人数，有利于族裔企业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移徙者立业成功，并能投资住房，这些聚居区可能变得繁荣；如果移徙者迁往他处较好的住房，这些聚居区可能沉沦，或者也可能停留于隔离、贫穷的状态。关于产生上述每一种结果的因素，还有很多情况尚待了解，但创建为社区服务的移民企业以及可能拥有住房这两者似乎是有利于产生有益结果的要素。
联合国秘书长：移徙作为发展的手段（3）
C. 跨国社区及其给发展做出的潜在贡献
跨国社区在国际移徙中发挥关键作用。目的地国的家人、朋友和其他联系人常常启动和协助迁移过程，从而促进和保持了人口移徙（Massey and others，1993）。海外的亲属一般是移徙的资助来源，他们还发挥作用，帮助新到的移徙者找到就业。来自同一个籍贯的移徙者常常在目的地生活在一个联系密切的社区，这促进了自助机构和志愿机构的建立。本国国民的帮助对于移徙妇女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她们比男子更依赖于目的地的社会网络，获得需要的信息（Massey and others，1998）。
跨国社区一旦形成，也发挥作用，促进原籍国的发展。上文分析了同乡会的活动和集体汇款的使用情况。此外，如果海外移徙者成为企业家，也会促进原籍国特有产品的出口。外侨也常常是进出目的地国的交通运输和电信服务的主要使用者。比如，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和墨西哥籍移徙者分别占前往原籍国旅游人口的50％、30％和20％(Orozco,2006)。随着海外社区的成长，目的地国和原籍国之间的空中交通量一般也随之增加。
海外移民也能有助于推动在原籍国的投资。例如，印度软件产业就得益于在美国有良好工作的印度人，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降低了印度在贸易上面临的声誉障碍，带动了在印度的投资。中国也得益于海外的华裔企业家，他们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创造就业，扩大出口（Lucas，2005）。
跨国社区活动造成的影响不大相同，主要反映了原籍国经济的不同。比如，印度软件产业的扩展是国家政策和其他国内举措造就的，主要是由大量训练有素、先前就业不足的工程师和信息技术工人保持的。
移徙者可以促成技术转让。不过许多方面取决于原籍国经济状况。收入较高的国家，如爱尔兰、以色列和大韩民国，比不大富裕的国家更能利用这些转让。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它们一般缺少利用技术转让的条件。因此，虽然小国和低收入国家在海外的技术工人比例往往更高，但其经济运行情况却改善不大。
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实行正确的投资政策，促进跨国社区参与地方发展，使后者受益。然而，为投资创造有利的规范环境并非垂手可得。例如，印度的出国移徙者在本国投资时仍面临障碍，菲律宾政府推动海外菲律宾人投资的努力似乎也没有成效。
同海外公民，尤其是高技术公民建立联系，可以协助建立更加积极的知识网络。积极鼓励和支持国内外研究人员成立跨国协会，也会补充这方面的努力。不过，一些更为活跃的正式网络似乎来自私人倡议，而非政府支持的努力。还很难看清这些网络在提高原籍国生产率方面最终发挥多大效益（Wescott，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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