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移民护士国内经验。
国际移徙可以对原籍国产生若干积极影响：减轻劳工过剩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通过汇款改善移徙者家庭的福祉；发挥汇款的倍增效应促进收入增长并帮助减轻社区一级和国家一级的贫穷以及利用财政中介使汇款促进生产性投资。本章集中讨论移徙的这些影响。
不过，原籍国面临一个矛盾：为了产生汇款它们必须放弃提高生产力所需的劳工和技术。这或许是使国际移徙成为原地经济发展促进因素的一个最大问题。下面第四章将审查技术人员移徙所产生的各种挑战和机会。
除了因扣下汇款移交费和利用汇款影响所产生扛杆作用获利外，原籍国还可以通过与旅居国外侨民社区合作、通过回移促进储蓄、知识和技术转移。移徙在这方面促进共同发展的潜力将在第五章讨论。
A. 国际移徙与原籍国的劳动力市场
实际上所有迹象都显示出需求大的劳动力市场会削弱移徙意愿。不过，工人离开却不一定会导致劳动力市场需求加强。在一些国家，移徙的工人很容易被取代，他们的离开不会带来明显的产出损失或工资增加。在移徙者数目比劳动力相对低的情况下较可能出现这种结果，离开的工人大多数是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可以通过内部移徙或培训来取代他们而不会导致工人素质明显下降，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或斯里兰卡的情况正是如此（Lucas,2005）。在失业或就业不足情况严重的人口极为稠密的国家，即使是大量移徙也只会对失业情况或工资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联合国，1998）。
不过，移徙是有选择性的，因此可能对特定部门的工资带来上升压力。例如在巴勒斯坦，移徙到海合会国家可能导致技术熟练建筑工人的工资增加，也可能导致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工资增加（联合国，1998）。同样地，菲律宾的实际工资似乎与移徙并增，特别是对产业工人而言（Lucas,2005）。在移居国外人口众多的小国家内，移徙会使失业和就业不足情况明显减轻。
不管工资会出现什么情况，低技术工人移民出国一般会使留国者获益，例如在阿尔巴尼亚，移民出国有助于向私营部门就业过渡（Lucas,2005）。在出现大量移徙者外流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巴基斯坦或菲律宾，每年离去的人数与没有移徙的劳动力增加人数相接近，显示出在失业者增加或经济停滞时期，移徙会提供重要的就业出路（O’Connor 和Farsakh,1996年）。
劳工移徙也一直是促使一些群体积极参与经济的手段。移徙到外国当家庭用人的妇女，尤其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或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此种妇女，在移徙前往往从事没有工资的工作。1980年后期离开斯里兰卡的妇女移徙工人约有一半是第一次加入劳动队伍（Rodrigo 和Jayatissa,1989）。一些发达国家内年轻“假期兼职者”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在移徙前大多是学生或最近才毕业的学生。
B. 国际移徙、收入分配和减轻贫穷
低收入加强了人们移徙出国的意愿，但在收入增加时国际移徙往往也增加。一般来说，国际移徙者来自本国中等收入家庭，主要是因为国际移徙费用高风险大，贫穷家庭没有足够的办法也不可能承受这些风险。因此，生活贫穷者的国际移徙相对来说仍然较少，在原籍社区，低收入家庭的移徙可能性较低，但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而收入较高者的移徙倾向则会减少（Taylor,2006）。
不过，来自某一社区的移徙者一旦在国外有了立足点，该社区的移徙就可能增加，因为出国者会帮助亲友们移徙。结果建立起“移徙网络”，使移徙费用和风险下降，移徙妇女较关心避免风险问题，网络关系对她们特别重要（Massey等，1998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网络的途径就不仅包括亲友，而且还扩展至包括促进移徙和使移徙得以持续的机构，包括征聘业（Woodruff 和Zenteno 2001年；McKenzie 和Rapoport,2005年）。
了解到移徙先从生活较富裕家庭开始，后来才扩大到更多的较贫穷家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研究所报告的国际移徙对收入不平等和贫穷的影响的结果表面上看是矛盾的（Barham和Boucher,1998年；Knowles和 Anker,1981年；Adams 1989年；Adams和Alderman,1992年；世界银行,2006）。也就是说，当一个社区开始有人移徙的时候，汇款首先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情况，但随着较贫穷家庭的移徙者加入外流队伍，汇款会减少不平等情况。例如墨西哥农村，在移徙变得更普遍时，汇款在加剧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影响下降，但现金流入在减轻贫穷的深度和严重程度方面的影响则加强（Taylor,Mora等，2005年）。其他地方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些结果（Ozden和Schiff，2006年）。一项重大的后果是，低技术工人移徙很可能会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状况（世界银行，2006年）。
鉴于移徙有助于减轻贫穷，必须在制定减贫战略和编写联发援框架规划文件时将移徙问题考虑在内，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这样做，要在这方面制定有效干预措施，必须扩大证据基础，特别是寻找出加速汇款对最贫穷家庭的积极影响的途径。
C. 汇款的影响
汇款是国际移徙最直接最明显的利益。世界银行估计，过去十年来全世界的汇款3 转移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995年的1 02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约2 320亿美元。汇往发展中国家的数额在全球汇款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从1995年的57％（580亿）增至2005年的72％（1 670亿美元）。汇款集中在几个国家：2004年收款最多的20个国家所收汇款占世界总额的66％，其中有8个是发达国家（见表11）。按重要次序开列，印度、中国、墨西哥和法国收取全球汇款的三分之一，只有在菲律宾及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两个主要收款国，汇款占国内总产值的高比额。汇款至少占国内总产值10％的20个国家中大多为发展中小国。
由于报告系统未必知道通过非正规作业或随身携带转移的汇款，人们认为真正的汇款数额比所引述的估计数大。不过，这些估计数大约已是实际报告值的两倍（世界银行，2006年）。由于许多国家无法报告汇款数据，必须估算数值。由于这一不足之处，在解释可得到的估计数时必须小心谨慎（Kapur,2003年；世界银行，2006年）。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希望收取汇款的家庭会用汇款进行生产性投资，从而在本土创造新的收入机会或用于走向今后移徙以外的另一条途径。不过，专门集中研究汇款使用情况的报告不断显示出，汇款大多用于消费。要了解汇款的真正影响，眼光必须超越其直接用途。比较有无国际移徙者家庭支出的研究报告显示出有移徙者家庭比起同一收入水平的其他家庭投资较多，消费较少，表示汇款确有助于改善经济成果（Taylor 和Mora，2006年；Adams，2005年）。特别是，汇款往往成为支付教育和保健的手段，从而加强人力资本（世界银行，2006年）。此外，国际移徙因产生汇款，也帮助家庭克服它们因市场发展不足而面临的一些限制。缺乏信贷和保险、产出和投入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以及因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不佳而只能获得有限信息等因素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内家庭的生产力。这些限制因素可因移徙部分克服（Stark,1991年；Taylor和Martin，2001年）。移徙者可以通过汇款使家庭获得资本和收入保障，这可促进过渡到更具生产性的活动，例如商业农业生产或微型企业。例如在墨西哥，投资到微型企业的款项约有五分之一与汇款有关（Woodruff和Zenteno，2001年）。汇款似乎也会纾解新设立企业在信用贷款方面所受限制，例如在菲律宾（Yang,2004年）。
但移徙无法克服所有类型的市场问题。如果家庭无法聘用工人或以节省劳力的设备取代移徙者，生产力就会下降。因此，移徙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派出移徙者家庭的生产，但长期而言，随着有人移徙到国外的家庭较能够投资并适应移徙者离家的情况，其生产力会增加（Massey等，1998年）。由于向家庭提供它们进行投资所需的流动金和收入保障，移徙和汇款会在家庭内创造“收入乘数”，使家庭每收到一元汇款，其收入即增加一元。
汇款也具有潜力增加无移徙者家庭的收入。由于信增效应，每一元的汇款可以在原籍社区创造两元或三元的额外收入，主要是因为汇款用于地方经济内其他人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就算是用汇款来购买原籍社区外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倍增效应也会因为在全国经济扩散而使收入增加。结果，汇款增加会刺激收取汇款以外的家庭进行投资，因为货物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会使收入增加。因此，汇款不仅会影响到收取汇款的家庭，而且会影响广泛的经济。尽管汇款乘数在国家一级比原籍社区一级大，但它们在社区一级的比例效应较大。
不过，如果汇款用于非贸易项目，即不在国际市场交易的货物和服务，它们所产生的额外需求可能会导致这类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上升。这一迹象显示出有大量移徙者在外国的地区的工资或地价较高。这些价格变动可能减少生产，除非生产力也增加。因此，国际移徙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地方生产，特别是减少严重依赖劳力的活动，但就中期和长期而言，则可能会通过它所产生的收入和投资信增效应增加地方的生产（Massey等，1998年；Taylor和Adelman，1986年）。
延伸阅读
联合国秘书长：移徙作为发展的手段（1）
历史表明，让人呆在家里不仅费用昂贵，而且徒劳无功。人口移动多，同经济成功相伴相生。不过，各国政府应加紧努力，在原籍国促进收入增长，创造就业，促进发展。
关键的是，诱使人们移徙的许多问题也限制了汇款刺激原籍社区发展的能力。在收入和农业生产都在增长的国家，移徙是成功的反映，汇款有促进发展的用武之地。但在人力资本有限、基础设施不佳、市场疲软、体制薄弱、经济停滞的国家，国际移徙则说明发展失败，而移徙的积极效应很可能受到局限。
国际移徙在一个社区或区域一旦启动，往往很难停止。因此，为缓解国际移徙，各国政府不妨把发展工作的重点放在移徙尚未成型的地区。不过，把贫穷地区转变为能够留住人口、有活力的经济体，则很难，而且费用很高，甚至可能因为资源有限，或是地理位置偏僻，而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移徙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对策，条件是移徙的积极效应能得到支助。
收到海外汇款同失去提高生产率所需的劳工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把国际移徙作为原籍国经济发展动力面临的最大的单一挑战。随着汇款的流入，外汇的供给有可能导致汇率估价过高，不利于出口，并增加进口产品同本地产品之间的竞争。确保汇款不降低国内竞争能力，是经常面临的挑战，对于汇款占国内总产值比例很高的小经济体来说，更是如此。
在家庭内，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困境：得到汇款的家庭常常缺少有效利用汇款收入的劳力。这样，期待这些家庭增加生产，就不大合乎常理。因为一些家庭长于移民，另一些家庭长于生产物品，解决的办法可能就是通过信贷机构（小额信贷往往比较适合）使两者联系起来，这就会产生生产性投资。否则，没有移徙人口的家庭因缺少信贷，总会找到移徙的途径，这样投资当地生产的动力就会减少。
由于汇款是国际移徙立时可见的好处，决策者很容易让国际移徙不间断地继续下去。这是个错误。国际移徙很容易假扮成良好的发展政策的替代物，国家可能会依赖于汇款流入。若没有适当的经济环境，国际移徙就会把产生移徙人口的地区变为“幼儿园和养老院”，而非有活力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创造除移徙之外其他有吸引力的出路。各国政府需要掌握环境的形成，使国际移徙成为有效的发展手段。具体措施如下。
A. 降低汇款交易费用
大多数移徙者送出的汇款数额不大。汇款代理人收取的费用会下降，尤其是在汇款多的地区，但同国际汇款的实际费用相比，仍然很高（Orozco，2006）。显然，交易费用高，减少了移徙者家人最终得到的钱数。
迄今为止，正常的汇款渠道只由少数汇款运营商把持，如Moneygram汇款公司或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款业务利润很高，已经吸引了其他商号加入。例如邮局就越来越多地转向费用更低、更安全、有时间保证的电子汇款业务。目前，万国邮政联盟(万国邮联)的大约160个成员每年处理100多亿邮政汇票和资金汇划，大约50个成员已经提供电子汇划服务。商业银行也承认，汇款是新商机的重要来源。
最近，银行、信用社、甚至服务于发展中社区的小额信贷机构也进入了汇款业务，因客户基础扩大而获利。Orozco（2006）记录了这些机构在以下国家提供的创新服务：孟加拉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埃及、危地马拉、印度、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和乌干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美洲开发银行通过多边投资基金，自1999年以来开展研究和宣传，降低汇款费用，扩大汇款给发展带来的影响（Orozco，2006）。多边投资基金资助了私营部门金融机构的活动，在发展中国家扩大服务；还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一道争取资金，推动农村地区的小额信贷和投资。双边捐助者也扩大了供资，开办项目，以便利汇款，扩大汇款对发展的影响。
尽管出现这些进展，汇款费用仍然很高，尤其是在汇款额低的地区；而且在交易之前不向客户透露的货币兑换费用，也是一项负担。各国政府可以开展许多工作，增加汇款市场的竞争，保持压力，争取降低费用。这种措施包括：降低设立汇款服务的资本要求，向同汇款代理商建立的开放型合作伙伴开放邮局、银行和零售网络；要求汇款代理商在交易之前公布所有收费和费用；有系统地公布关于费用的信息。
扩大获得银行服务的机会也很重要。各国政府可以帮助海外银行设立分行，促进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信用社和小额信贷机构参加汇款服务。汇款可以存入储蓄账户，赚取利息，使其本身也成为一种资源，提供其他金融产品，如贷款或保险，尤其是向原籍社区的人口提供。为推广使用正式汇款渠道，原籍国政府和目的国政府可以减少移徙者使用银行机构的条例限制。还应协助移徙人口及其在原籍国的家人了解更多的金融知识，同时考虑到，妇女虽然常常比男子能够更好地管理家庭财务，但可能面临文化障碍，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服务。
各国政府还可以协助汇款机构协调统一电子汇款系统。目前主要的汇款代理商和银行都利用自己专有的汇款系统，这就增加了成本。商业银行使用的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通信系统，每笔交易费用不到15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开发维护的一个电子汇款系统“Fedwire”，可以把每笔交易的费用降低到大约45分。万国邮联的国际金融系统可以迅速安全地利用一个万国邮联自有的安全网络，传送邮政汇票和银行间汇款；并且已经同其他的汇款系统和银行建立伙伴关系，扩大了服务范围。使用提款卡和信用卡及自动取款机，也正在降低劳动成本，导致了总体服务费用下降。还可以通过促进汇款公司与在原籍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拥有广泛分发网络的机构建立伙伴关系，降低交易成本。
降低汇款费用，不仅会增加移徙者家人得到的款额，也会增加通过正式渠道进行的汇款流动，甚至会增加总的汇款数。为此，正规汇款服务的费用、可靠性和方便程度必须证明优于非正规渠道。显然，原籍地和目的地的政府都以协助汇款流动和降低成本为目标。但由于汇款活动遍及全球，因此应采取全球行动，至少要求全球协调各种活动，尽快并尽可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
联合国秘书长：解析国际移徙的复杂性
过去五个世纪里，国际移徙对世界经济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移徙包括劳动者的自愿迁移和被迫迁移。在横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移徙时代”，移徙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了两种平行的劳动力迁移。第一种是欧洲过剩的劳动力大规模迁移至美洲和大洋洲充满活力的新的定居区。相对接受国的人口而言，1870 年至1914 年期间跨越大西洋的移徙所达到的程度，后来再未超过。第二种劳动力迁移是亚洲契约劳工（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籍劳工）迁移至热带种植园和矿区。这两个进程平行展开，因为亚洲劳工基本上被挡在新的定居区之外，最终被阻止进入这些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30 年代的大萧条，导致边界关闭，移徙人数骤减。移徙人数少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的新形势使移徙浪潮再次出现，在20 世纪末开始了第二个“移徙时代”。同过去一样，移徙的格局取决于工作机会。然而，同第一个移徙时代形成对照的是，今天全球经济的特点是物资和资金的流动更加自由和不断扩大，而劳工、特别是低技能劳工的迁移却普遍受到限制。此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很大，并在不断扩大，最具活力的发展中经济国家同发展中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扩大（United Nations，2006d）。
近几十年来，全球化使生产链发展了变化，多国公司也随之扩大和改组，并出现了知识经济，所有这些也使得对高技能流动劳动者的需求不断增加。先进经济国家日益需要更多的低技能工人从事那些不能外包的工作，按照现行工资本地劳工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最具有活力的发展中经济国家也出现了（有些国家是第一次出现）不能由本国劳工满足的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许多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更快地创造新工作，为其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不错的就业机会。
国际移徙也是随着目前的人口和社会变化而产生的。由于发达经济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这些国家不久将出现相对受抚养人而言劳动者人数严重不足的情况。今天，发达国家每100 个将退休的人(60 至64 岁)仍然有142 个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20 至24 岁)。但仅仅在10 年后，这个比例就会降至每100个60 至64 岁的人，只有87 个年轻人。如果没有移徙，预计缺乏青年劳动者的情况会更严重。而发展中国家今天每100 个60 至64 岁的人就有342 个年轻人，这种年轻人超过老年人的现象虽然在减缓，但在今后几十年里仍将继续存在。
此外，发达国家的高等学院总入学率为56％，增长强劲的发展中经济国家年轻人中的高等学院入学率也迅速增加。因此，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今后劳动力队伍不仅增长非常缓慢，甚至根本不增长，而且受教育程度要远远高于今天。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不大可能找报酬低和体力强度大的工作，因此对来自海外的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就可能继续存在。今天，农业、建筑业和休闲业（旅馆、餐馆等）等已不能吸引本地劳动者，其中大多数部门主要因为有移徙劳工才能兴旺发展。此外，越多的妇女从事赚取工资的工作，她们做没有报酬的家务活的时间就越少。因此，在高收入的发达经济国家和发展中经济国家，妇女移徙者填补了本地工作妇女留下的照料工作的空白，从事家政工作或照料儿童和老人。
以上所述指出了重要的一点：移徙者往往是对本地劳动者的补充。他们从事那些如果按现行工资就无法完成的工作，移徙者使本地劳动者能够从事那些通常更具生产性、从而报酬也更高的其他工作。此外，在发达经济国家，本地低技能工人在劳动力队伍中所占比例很小，并在不断缩小，移徙者往往是在那些因为低工资国家的竞争而工资低或工资正在下降的部门就业。因此，移徙者实际上减缓了这些部门的衰落。对于移徙者究竟是与本地劳动者竞争还是对其起补充作用的问题，进行了许多辩论。但实际经验研究表明，虽然移徙者可能造成某些工资减少或使本地低技能劳动者和过去的移徙者失业率增加，但这些影响很小，无疑小于移徙者在促进对物资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今天的国际移徙，同过去各时代一样，与接受国和移出国的发展息息相关。移徙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一种理想途径。这就是以协调或协作的方式，根据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互补性，改善这两类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移徙发挥了积极作用——提供劳动者以满足发达经济国家和增长强劲的的发展中经济国家的劳工需求，同时减轻原籍国的失业和就业不足，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有益于后者的侨汇、储蓄和知识。
本报告讨论了国际移徙可能为共同发展作出贡献的各种方式。报告是根据许多其他报告以及包括联合国系统组织在内的其他机构提出的建议编写的。报告讨论国际移徙的复杂性，概述了主要的移徙趋势；讨论国际移徙对目的地国和原籍国的影响，同时强调国际合作可为促进共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各领域；论及权利、社会性别、融合和应享待遇等重要问题；讨论打击贩卖移徙者行为的各种途径；最后着重论及国际规范性框架和发展政府间合作以改进对移徙的管理的各种方式。因为报告的主要重点是移徙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没有讨论人员迁移的一些重要方面。特别是没有讨论强制移徙或与保护寻求庇护者或难民相关的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移徙作为发展的手段（3）
C. 跨国社区及其给发展做出的潜在贡献
跨国社区在国际移徙中发挥关键作用。目的地国的家人、朋友和其他联系人常常启动和协助迁移过程，从而促进和保持了人口移徙（Massey and others，1993）。海外的亲属一般是移徙的资助来源，他们还发挥作用，帮助新到的移徙者找到就业。来自同一个籍贯的移徙者常常在目的地生活在一个联系密切的社区，这促进了自助机构和志愿机构的建立。本国国民的帮助对于移徙妇女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她们比男子更依赖于目的地的社会网络，获得需要的信息（Massey and others，1998）。
跨国社区一旦形成，也发挥作用，促进原籍国的发展。上文分析了同乡会的活动和集体汇款的使用情况。此外，如果海外移徙者成为企业家，也会促进原籍国特有产品的出口。外侨也常常是进出目的地国的交通运输和电信服务的主要使用者。比如，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和墨西哥籍移徙者分别占前往原籍国旅游人口的50％、30％和20％(Orozco,2006)。随着海外社区的成长，目的地国和原籍国之间的空中交通量一般也随之增加。
海外移民也能有助于推动在原籍国的投资。例如，印度软件产业就得益于在美国有良好工作的印度人，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降低了印度在贸易上面临的声誉障碍，带动了在印度的投资。中国也得益于海外的华裔企业家，他们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创造就业，扩大出口（Lucas，2005）。
跨国社区活动造成的影响不大相同，主要反映了原籍国经济的不同。比如，印度软件产业的扩展是国家政策和其他国内举措造就的，主要是由大量训练有素、先前就业不足的工程师和信息技术工人保持的。
移徙者可以促成技术转让。不过许多方面取决于原籍国经济状况。收入较高的国家，如爱尔兰、以色列和大韩民国，比不大富裕的国家更能利用这些转让。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它们一般缺少利用技术转让的条件。因此，虽然小国和低收入国家在海外的技术工人比例往往更高，但其经济运行情况却改善不大。
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实行正确的投资政策，促进跨国社区参与地方发展，使后者受益。然而，为投资创造有利的规范环境并非垂手可得。例如，印度的出国移徙者在本国投资时仍面临障碍，菲律宾政府推动海外菲律宾人投资的努力似乎也没有成效。
同海外公民，尤其是高技术公民建立联系，可以协助建立更加积极的知识网络。积极鼓励和支持国内外研究人员成立跨国协会，也会补充这方面的努力。不过，一些更为活跃的正式网络似乎来自私人倡议，而非政府支持的努力。还很难看清这些网络在提高原籍国生产率方面最终发挥多大效益（Wescott，2005）。
联合国秘书长：移徙作为发展的手段（4）
D. 回移和循环流动
虽然没有对全球回移规模进行估计，但现有的情况表明，回移要比人们一般想象的更普遍。回移通常是移徙者重新在国籍国定居。不过，同移徙海外一样，回移也不一定就是永久性的。移徙者回来一段时间、随后又离去的现象称作“循环流动”。不过，移徙者短期回国访问，基本上仍在海外定居，不属于循环流动。
对于循环流动的总人数并没有全球估计。被迫循环流动常常是临时劳工移民的结果，因为相关条例规定，移徙者必须首先返回家园，然后再考虑延长其合同。移徙者在争取国外新的工作职位的同时短期返回，对于有关移徙者或原籍国经济通常并没有特殊好处。如果返回时间较短（比如不足半年），很可能在这一期间移徙者仍将继续失业，或就业不足。同样，在海外短期居住之后返回的移徙者，也不可能给有关移徙者或原籍国带来很大好处。
在海外居住较长时间之后（5年至10年）返回，很可能会带来好处。在这种情况下，移徙者更可能有足够的积蓄，能够容易地重新融入原籍社会。同国际移徙可能带来的其他好处一样，回移也只是在原籍国有较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利于移徙者利用在海外获得的技能，或把储蓄用于投资的情况下，才有利于发展。原籍国或原籍地区的经济条件也常常决定了是否回移。例如在菲律宾，移徙者更可能返回失业率较低的地区（United Nations，1998）。
回移者在原籍国的劳工市场上常常处境不利：他们的失业率往往高于非移徙者，甚至高于自己移徙之前的情况。如果在海外的时间很长，回移者常常退休，在返回后完全退出劳工市场。移徙妇女尤其会在原籍国停止工作赚钱，因为她们再次承担了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United Nations，1998）。
因为发展中经济的正规部门中就业机会很少，回移者常常选择自谋职业，利用积蓄开办小型买卖。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办法可能是移徙者在海外时对原籍国生产活动投资的继续。研究表明，计划在回移后自谋职业的移徙者，通常在海外工作时间更长，积蓄更多（Black and others，2003；Wahba，2003）。靠移徙者储蓄开办的大部分企业需要不多的资本支出，雇用工人不多（常常是近亲属），在非正规部门运行，但也是促进发展的潜在因素，尤其是在就业成长集中在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中国家（Black and others，2003）。因此，各国政府和国际行动者，如欧洲联盟、移徙组织和开发计划署（开发署）都制定了方案，帮助回移者从事商业活动。不过，这些企业若要成功，就需要原籍国有良好的经济投资环境（Ghosh，2000）。
对加纳和科特迪瓦精英群体中的回移者进行了研究，结果说明了移徙者利用在海外所获技能的情况（Ammassari，2003）。接受采访的大部分移徙者或者在海外学习，或者在海外培训。年纪较大的回移者大多在公共部门找到职业，协助国家建设。年纪轻的更富创业精神，常常开办私营企业。关键的是，研究结果表明，回移者同“留下的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融洽，虽然两个群体需要携起手来才能成功。向回移者倾斜、不向“留下的人”提供同等支助的政策，必定要招致憎恨，于事无补。有利于两者创业的措施包括减少限制私营部门企业的管制措施，协助获得信贷，提高工人素质。
尽管回移普遍存在，并具有潜在好处，但却是移徙现象中研究最不充分的方面之一。然而回移对于许多移徙者和许多移徙方案，都是最终目标，因为准予大多数移徙者入境并非是为了让他们在目的地国永久定居。促成回移并使回移者成功的因素人们还不太了解。移徙者如果在原籍国看到机遇，就更有可能返回。人们认为，如果能够保证再度移民海外，有权在目的地国长期居留的移徙者可能更愿意返回家园尝试新生活。因此，在目的地国居住的保障可能促成回移或循环流动。同样，给予双重国籍身份可能有助于回移。
作为共同发展的关键方面，目前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有技术的移徙者进行循环流动，因为他们在原籍国短期工作期间，可能给原籍国经济做出重大贡献。比如，中国已采取步骤，推动和协助华侨进行工作访问（Wescott，2005）。开发署和移徙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方案，促进高技能侨民短期返回本国，在大学任教，或从事其他有益工作。不过，这些方案规模仍很小，总的影响还没有评估。看来更应加紧确定哪些情况能促成更大规模的自愿回移，并确保回移给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移徙作为发展的手段（2）
B. 利用汇款
可以利用汇款，改善原籍地区的福利，刺激投资。家庭可以用汇款作为抵押，为小规模的生产活动获取信贷，但条件是他们能够获得金融机构的服务。获得银行服务，通过银行汇款，并在银行设立储蓄账户，这不仅能够为得到汇款的家庭，也可以为其他家庭提供信贷，从而利用可用的资金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移徙者的家庭也能够获得银行服务，地方信贷市场就可以充当中介渠道，把有移徙者的家庭的储蓄，贷给可能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储蓄进行生产性投资的其他家庭。鉴于发展中国家信贷市场目前尚不完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小额信贷机构越来越多地成为利用汇款促进对原籍社区投资的政策中的重点。其中一些机构以格拉米银行为模式，侧重服务于妇女，因为在男子到国外时，妇女常常是负责家庭财政的主角。
利用汇款的另一个方式是在移徙者海外同乡会与本国政府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帮助社区的发展项目。这样，同乡会能成为共同发展的一个主要行动者。例如，在墨西哥的“三换一方案”中，在美国的同乡会与村民一道提出社区发展项目。同乡会每捐助1元，联邦、州和市镇政府也都各捐助1元。这一方案自1997年开始，到2002年，已经开办了价值4 400万美元的项目，其中三分之二是在墨西哥四个移徙人口集中的州促进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但是这些项目都集中在出国移徙人口多的地区，这意味着潜在的好处并非总能实现（World Bank，200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其他国家的移民成立的同乡会也至少自1990年代开始就在加拿大和美国开展活动。但是移民同乡会汇款总额仍然很少，仅占汇给中美洲所有汇款的1％（World Bank，2006）。在法国和联合王国也设立了主要由非洲移民组成的类似同乡会。同乡会往往规模较小，从事慈善活动。他们投资小规模项目，主要是建设或维持社区基础设施或社会项目（学校、诊所等）。在非洲，最好的项目是开办杂货店或粮食仓库，方便家庭获得消费品的项目，以及帮助获得农业器具的项目（World Bank，2006）。
为了吸引更多的集体汇款，推广发展项目，各国政府可以考虑建立新型的筹资机制。如可以向海外的移民出售“移民债券”，保障他们得到合理的回报率，同时把所得资金用于资助社区发展项目。
增加汇款的投资潜力的另一种办法是用汇款改善国家的信用程度，降低借款成本，并扩大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机会（World Bank，2006）。因为各国政府可以利用未来的收款作为抵押，汇款就可以充作这种收款。在商业部门普遍使用的未来收款抵押安排，正越来越多地在公共部门使用，虽然对这种办法是否妥当，人们看法不一（Kapur，2003）。
总之，汇款具有支助发展的潜力，但首先要得到对路的政策的利用。向收到汇款的家庭提供银行服务和基本金融培训，为发展目标促进集体汇款，把汇款作为减少在金融市场借款成本的抵押，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战略。汇款一直是原籍国的一种外汇来源，而且因为具有逆周期性，减弱了金融危机或自然灾害带来的冲击。有利于培育透明可靠的金融环境的正确政策能够大大提高汇款给发展带来的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在国际移徙者日的致辞
2006年12月18日
移徙体现了个人克服逆境、改善生活的强烈意愿。过去几十年来，旅行和通信设施的改善使渴望并有能力迁移异地的人数增多。
这一流动的新时代为全世界各个社会带来了机遇和新的挑战。它也让人们注意到国际移徙与发展之间的强大联系。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移徙带来的潜在好处。去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徙者寄回家的汇款约达1 67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国际援助总额。移徙者还利用自身的技能和专门知识，转让技术、资本和机构知识。他们在各个文化、经济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人的纽带。
令人遗憾的是，移徙者的经历也有不那么乐观的一面。愈来愈多的移徙者遭到走私者和贩运者的剥削和虐待。另一些移徙者遭受到歧视、仇外心理或种族主义的打击。在某些情况下，移徙者被妖魔化成接纳国社会的负担，即便客观的评价表明情况正好相反。
在结束这种虐待方面，国际合作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强调指出了联合国会员国共同制定的一组核心优先事项，从确保移徙者的人权、防止剥削和人口走私，到增加国际移徙给发展带来的好处，以便在渊源不同、但在同一社会或国家内共处的社区之间建立和谐关系。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公约》中也载列了许多重要的保障措施。但多数国家尚未遵守这一条约。在此国际移徙者日，我敦促所有尚未签署和批准这一公约的会员国，签署和批准这一公约，并在所有情况下给予所有移徙者他们所需及应得的权利和保护。
今天，受到国际移徙影响的人数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让我们共同努力，确保这一全球性的趋势造福有关各方——原籍国、目的地国和移徙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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