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移徙作为发展的手段(2)

20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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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利用汇款

可以利用汇款,改善原籍地区的福利,刺激投资。家庭可以用汇款作为抵押,为小规模的生产活动获取信贷,但条件是他们能够获得金融机构的服务。获得银行服务,通过银行汇款,并在银行设立储蓄账户,这不仅能够为得到汇款的家庭,也可以为其他家庭提供信贷,从而利用可用的资金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移徙者的家庭也能够获得银行服务,地方信贷市场就可以充当中介渠道,把有移徙者的家庭的储蓄,贷给可能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储蓄进行生产性投资的其他家庭。鉴于发展中国家信贷市场目前尚不完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小额信贷机构越来越多地成为利用汇款促进对原籍社区投资的政策中的重点。其中一些机构以格拉米银行为模式,侧重服务于妇女,因为在男子到国外时,妇女常常是负责家庭财政的主角。

利用汇款的另一个方式是在移徙者海外同乡会与本国政府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帮助社区的发展项目。这样,同乡会能成为共同发展的一个主要行动者。例如,在墨西哥的“三换一方案”中,在美国的同乡会与村民一道提出社区发展项目。同乡会每捐助1元,联邦、州和市镇政府也都各捐助1元。这一方案自1997年开始,到2002年,已经开办了价值4 400万美元的项目,其中三分之二是在墨西哥四个移徙人口集中的州促进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但是这些项目都集中在出国移徙人口多的地区,这意味着潜在的好处并非总能实现(World Bank,200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其他国家的移民成立的同乡会也至少自1990年代开始就在加拿大和美国开展活动。但是移民同乡会汇款总额仍然很少,仅占汇给中美洲所有汇款的1%(World Bank,2006)。在法国和联合王国也设立了主要由非洲移民组成的类似同乡会。同乡会往往规模较小,从事慈善活动。他们投资小规模项目,主要是建设或维持社区基础设施或社会项目(学校、诊所等)。在非洲,最好的项目是开办杂货店或粮食仓库,方便家庭获得消费品的项目,以及帮助获得农业器具的项目(World Bank,2006)。

为了吸引更多的集体汇款,推广发展项目,各国政府可以考虑建立新型的筹资机制。如可以向海外的移民出售“移民债券”,保障他们得到合理的回报率,同时把所得资金用于资助社区发展项目。

增加汇款的投资潜力的另一种办法是用汇款改善国家的信用程度,降低借款成本,并扩大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机会(World Bank,2006)。因为各国政府可以利用未来的收款作为抵押,汇款就可以充作这种收款。在商业部门普遍使用的未来收款抵押安排,正越来越多地在公共部门使用,虽然对这种办法是否妥当,人们看法不一(Kapur,2003)。

总之,汇款具有支助发展的潜力,但首先要得到对路的政策的利用。向收到汇款的家庭提供银行服务和基本金融培训,为发展目标促进集体汇款,把汇款作为减少在金融市场借款成本的抵押,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战略。汇款一直是原籍国的一种外汇来源,而且因为具有逆周期性,减弱了金融危机或自然灾害带来的冲击。有利于培育透明可靠的金融环境的正确政策能够大大提高汇款给发展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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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回移和循环流动

虽然没有对全球回移规模进行估计,但现有的情况表明,回移要比人们一般想象的更普遍。回移通常是移徙者重新在国籍国定居。不过,同移徙海外一样,回移也不一定就是永久性的。移徙者回来一段时间、随后又离去的现象称作“循环流动”。不过,移徙者短期回国访问,基本上仍在海外定居,不属于循环流动。

对于循环流动的总人数并没有全球估计。被迫循环流动常常是临时劳工移民的结果,因为相关条例规定,移徙者必须首先返回家园,然后再考虑延长其合同。移徙者在争取国外新的工作职位的同时短期返回,对于有关移徙者或原籍国经济通常并没有特殊好处。如果返回时间较短(比如不足半年),很可能在这一期间移徙者仍将继续失业,或就业不足。同样,在海外短期居住之后返回的移徙者,也不可能给有关移徙者或原籍国带来很大好处。

在海外居住较长时间之后(5年至10年)返回,很可能会带来好处。在这种情况下,移徙者更可能有足够的积蓄,能够容易地重新融入原籍社会。同国际移徙可能带来的其他好处一样,回移也只是在原籍国有较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利于移徙者利用在海外获得的技能,或把储蓄用于投资的情况下,才有利于发展。原籍国或原籍地区的经济条件也常常决定了是否回移。例如在菲律宾,移徙者更可能返回失业率较低的地区(United Nations,1998)。

回移者在原籍国的劳工市场上常常处境不利:他们的失业率往往高于非移徙者,甚至高于自己移徙之前的情况。如果在海外的时间很长,回移者常常退休,在返回后完全退出劳工市场。移徙妇女尤其会在原籍国停止工作赚钱,因为她们再次承担了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United Nations,1998)。

因为发展中经济的正规部门中就业机会很少,回移者常常选择自谋职业,利用积蓄开办小型买卖。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办法可能是移徙者在海外时对原籍国生产活动投资的继续。研究表明,计划在回移后自谋职业的移徙者,通常在海外工作时间更长,积蓄更多(Black and others,2003;Wahba,2003)。靠移徙者储蓄开办的大部分企业需要不多的资本支出,雇用工人不多(常常是近亲属),在非正规部门运行,但也是促进发展的潜在因素,尤其是在就业成长集中在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中国家(Black and others,2003)。因此,各国政府和国际行动者,如欧洲联盟、移徙组织和开发计划署(开发署)都制定了方案,帮助回移者从事商业活动。不过,这些企业若要成功,就需要原籍国有良好的经济投资环境(Ghosh,2000)。

对加纳和科特迪瓦精英群体中的回移者进行了研究,结果说明了移徙者利用在海外所获技能的情况(Ammassari,2003)。接受采访的大部分移徙者或者在海外学习,或者在海外培训。年纪较大的回移者大多在公共部门找到职业,协助国家建设。年纪轻的更富创业精神,常常开办私营企业。关键的是,研究结果表明,回移者同“留下的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融洽,虽然两个群体需要携起手来才能成功。向回移者倾斜、不向“留下的人”提供同等支助的政策,必定要招致憎恨,于事无补。有利于两者创业的措施包括减少限制私营部门企业的管制措施,协助获得信贷,提高工人素质。

尽管回移普遍存在,并具有潜在好处,但却是移徙现象中研究最不充分的方面之一。然而回移对于许多移徙者和许多移徙方案,都是最终目标,因为准予大多数移徙者入境并非是为了让他们在目的地国永久定居。促成回移并使回移者成功的因素人们还不太了解。移徙者如果在原籍国看到机遇,就更有可能返回。人们认为,如果能够保证再度移民海外,有权在目的地国长期居留的移徙者可能更愿意返回家园尝试新生活。因此,在目的地国居住的保障可能促成回移或循环流动。同样,给予双重国籍身份可能有助于回移。

作为共同发展的关键方面,目前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有技术的移徙者进行循环流动,因为他们在原籍国短期工作期间,可能给原籍国经济做出重大贡献。比如,中国已采取步骤,推动和协助华侨进行工作访问(Wescott,2005)。开发署和移徙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方案,促进高技能侨民短期返回本国,在大学任教,或从事其他有益工作。不过,这些方案规模仍很小,总的影响还没有评估。看来更应加紧确定哪些情况能促成更大规模的自愿回移,并确保回移给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移徙作为发展的手段(3)


C. 跨国社区及其给发展做出的潜在贡献

跨国社区在国际移徙中发挥关键作用。目的地国的家人、朋友和其他联系人常常启动和协助迁移过程,从而促进和保持了人口移徙(Massey and others,1993)。海外的亲属一般是移徙的资助来源,他们还发挥作用,帮助新到的移徙者找到就业。来自同一个籍贯的移徙者常常在目的地生活在一个联系密切的社区,这促进了自助机构和志愿机构的建立。本国国民的帮助对于移徙妇女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她们比男子更依赖于目的地的社会网络,获得需要的信息(Massey and others,1998)。

跨国社区一旦形成,也发挥作用,促进原籍国的发展。上文分析了同乡会的活动和集体汇款的使用情况。此外,如果海外移徙者成为企业家,也会促进原籍国特有产品的出口。外侨也常常是进出目的地国的交通运输和电信服务的主要使用者。比如,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和墨西哥籍移徙者分别占前往原籍国旅游人口的50%、30%和20%(Orozco,2006)。随着海外社区的成长,目的地国和原籍国之间的空中交通量一般也随之增加。

海外移民也能有助于推动在原籍国的投资。例如,印度软件产业就得益于在美国有良好工作的印度人,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降低了印度在贸易上面临的声誉障碍,带动了在印度的投资。中国也得益于海外的华裔企业家,他们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创造就业,扩大出口(Lucas,2005)。

跨国社区活动造成的影响不大相同,主要反映了原籍国经济的不同。比如,印度软件产业的扩展是国家政策和其他国内举措造就的,主要是由大量训练有素、先前就业不足的工程师和信息技术工人保持的。

移徙者可以促成技术转让。不过许多方面取决于原籍国经济状况。收入较高的国家,如爱尔兰、以色列和大韩民国,比不大富裕的国家更能利用这些转让。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它们一般缺少利用技术转让的条件。因此,虽然小国和低收入国家在海外的技术工人比例往往更高,但其经济运行情况却改善不大。

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实行正确的投资政策,促进跨国社区参与地方发展,使后者受益。然而,为投资创造有利的规范环境并非垂手可得。例如,印度的出国移徙者在本国投资时仍面临障碍,菲律宾政府推动海外菲律宾人投资的努力似乎也没有成效。

同海外公民,尤其是高技术公民建立联系,可以协助建立更加积极的知识网络。积极鼓励和支持国内外研究人员成立跨国协会,也会补充这方面的努力。不过,一些更为活跃的正式网络似乎来自私人倡议,而非政府支持的努力。还很难看清这些网络在提高原籍国生产率方面最终发挥多大效益(Wescott,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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