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ym16.com - 中国移民日本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国派来的不光有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开拓团”就是迁往中国的日本移民群体。日本向中国东北派出“开拓团”，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1932年到1935年的“试验移民期”；二、从1937年到1941年为“正式移民期”，日本将移民作为国策实施；三、从1942年到1945年“开拓民崩溃时期”。1939年2月9日，满洲拓植委员会事务局将“移民团”改名为“开拓团”。
●日本为何向中国派出“开拓团”
早在1919年，日本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就提出了日本的“生存空间”问题，并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苏联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及英属澳大利亚等广大地域，以此为基础构成由日本统治的“黄人罗马帝国”。这个“黄人罗马帝国”的主体是日本人，手段之一就是由日本的移民进入这些地区。1927年，日本政府在《田中奏折》中明确提出：要将满蒙尤其是中国东北变成移民的“安居之所”。1931年7月，日本人在一本名为《满蒙三题》的小册中提出：“必须使满蒙的天地真正成为我们的理想之乡。”随后，日本的加藤完治集团的那须皓、桥本传左卫门提出：日本向满洲移民是大和民族的民族膨胀运动；对满洲的移民成功与否，是决定日本能否成为东洋强大国家的关键。这些理论成为日本“开拓团”政策实施的理论基础。
●日本“开拓团”政策与百万移民计划
1932年2月，日本关东军统治部最先制定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计划案，即：《移民方策案》、《日本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三个文件；同年9月，又制定了《关于向满洲移民要纲案》。1934年11月，日本关东军在“新京”召开“第一次移民会议”，拟定了移民具体实施方案。1936年8月，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国策而决定的《二十年百万移民计划》提出：在20年内移住100万户、500万人到满洲。关东军考虑“若使日本人占满洲国人口一成，就能在满洲国建立以大和民族为指导核心的日本秩序。”伪满洲国产业部拓政司都甲谦介说：对满洲的日本内地人百万户移民政策，是1936年8月在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上，作为重要国策之一正式通过的。与这一国策并行的每年向满洲输送3万或5万青少年移民，即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计划，从1938年起实施。
1939年12月，日本移民政策的“最高宝典”——《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出台，这是为实现《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的具体移民政策的决定版。该要纲中的基本方针称：“开拓政策作为重要国策，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以培养和确立道义上的新大陆政策据点为目标，特别是以日本内地人开拓农民为核心，谋求各种开拓民同原住民等之和谐，使达到民族协和之完成，国防力量之增强及产业之振兴，并以有利农村之更生发展为目标。”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于1942年为完成战时开拓政策，制定了《开拓实践训》和《康德十年度开拓政策实行方案》，以期为太平洋战争提供稳定的后方基地。
随着战事的发展，至1944年，日本不得不放弃大量输送移民的政策，“开拓团”处于崩溃的边缘。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在苏联红军打击下仓皇溃退，一些移民被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大部分人在战后被中国政府遣返，一部分无力回家者被中国人收养。据不完全统计，自在“爱川村”开始移民实验至战败投降30年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
● “开拓团”：日本侵华的“活人碉堡”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本尾寿造在《对满农业移民会议的开会辞》将“开拓团”的意义概括为：“第一、成为满洲国构成的要素——五族协合的关键；第二、确保大和民族对东亚应有正规发展；第三、有助于解决日本国内社会问题；第四、保证国防的安全和巩固”。由此可见，“开拓团”主要是从军事和资源等方面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提供支援方面发生作用。日本治安部参谋司在《从治安看日本农业移民》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日本农业移民是在高度的军事意义下进行的……移民政策的军事意义占主要地位，另一方面是在对经济可能性尝试意义之下所实施的。”“开拓团”的军事目的在于“作为确立和维持满洲国治安的协助者。”因此，日本“开拓团”分布地区主要是抗日力量存在的游击区、重要河流沿岸地域、铁路沿线，特别是军用铁路沿线为重点。此外，“开拓团”还作为对苏防御、作战上的军事辅助者，在苏满边境附近作为“活人碉堡”配置，一旦有事，即担负关东军后备兵力的任务。1942年，日本开拓总局为完成战时开拓政策的目标，在《开拓实践训》中提出为确保“开拓战争取胜”的五条践训：“1、吐露真情；2、不失时机；3、计划必行；4、发挥开拓精神；5、全员成为火团。”这也就是说，“开拓团”要“全员成为火团”，尽力“开拓报国”。在经济方面，“开拓团”主要是对中国东北的土地和资源进行掠夺。
延伸阅读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档案在长春公布
从1905年到1945年40年间，日本在军事侵略中国的同时，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为推行移民侵略政策，日本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强行霸占中国农民土地和私有财产的暴行屡屡发生，成为日本侵华的严重罪行之一。
此次吉林省档案馆从关东宪兵队全宗发掘了10件反映日本移民侵略档案。其中6件反映了日本移民夺占东北农民土地、欺压东北农民等方面内容；两件档案以图表的形式，记录了日本移民规模等情况。还有两件为日本关东宪兵队的报告、调查。
吉林省档案馆开发利用处副处长、日本移民侵略课题组负责人高瑛向记者介绍了这10件反映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档案。
1.鸡宁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五月）》。记载了“开拓团”在勃利县“收买”“开拓”用地及军用地后，当地农民的不满言论。日本“开拓团”在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占，就连有些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一无所有。
2.通化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二月）》。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土地。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地价极其低廉，几乎等于白抢白占。
档案记载了1943年2月第十三次集体“开拓团”从佐贺县迁移了200户移民进入辉南县，廉价收买土地而又不全额支付地价的情况。反映出日本名义上是收买土地，实际上是变相的强制掠夺和侵占。
3.齐齐哈尔宪兵队《思想对策半年报》。档案记载了宪兵队收集的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当地中国民众反对日本“开拓团”收买土地和粮食的宣传文：写到“土地交给日本移民，而粮食则用来还日本欠外国的债”。
4.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于收买土地引起中国人地主反对情况的通牒》。由于日伪当局推行的移民政策极大地损害了东北农民的权益，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当地农民和日本移民的冲突，可以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各种形式的反抗和斗争接连不断。因而使日本当局的移民政策受冲击。
档案记载了公主岭山路乡集合“开拓团”实施收购约三千町土地的方案，由于中国地主的强烈反对，暂时中止收购。档案记载相关地主700多人中有154人认为收买政策是日本移民驱逐当地农民的措施。因此联名向产业部大臣及其他中央相关机构提交了收买撤回陈情书。怀德县当局以谋害公安罪将陈静波等人拘留，此事刺激了地主们的情感，全体林农采取不出席的态度，使安抚工作无法进行，冲突异常激烈。
5.新京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第二号）》。此件档案反映了日本开拓团内讧情况。1943年3月4日，桦甸县公吉村庙岭开拓团员与酗酒干部发生冲突，十名开拓团员将已经就寝的二人叫出来，用柴火将其殴打致死。
6.哈尔滨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第三号）》。此件档案反映了日本开拓团员对东北原住民的欺压、掠夺情况。1943年，五常县朝阳川“开拓团”向驻地的原住民收取“买路钱”，对搬运薪材的满人征收通过许可证，强行索要现金后才允许其通过；山河屯“开拓团”团员在民众粮食不足的时候，高价贩卖大豆给满人从中牟利，获取了百余元利润。
7.《思想对策月报》。此件档案系牡丹江宪兵队上报的《思想对策月报》，记录了牡丹江穆棱县亮子河“开拓团”团员内讧、抢夺当地农民薪材等的不良行为。
8.第五次“开拓团”用地略图，朝阳屯“开拓团”部落配置图。从1932年到1936年,日本先后五次组织武装移民移往中国东北。档案中提及的第五次移民，是指1936年日本拓务省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从全国选出 1000户移民,侵入到伪满东部的牡丹江省密山县的朝阳屯等地。 从这份第五次“开拓团”用地略图可以分析出日本移民用地都是选在土质较好的熟地及交通便利的铁路沿线地带。而从这份朝阳屯“开拓团”部落配置图中圈定的部分可以看出日本移民抢占了原住民的房屋和土地，并在这里种植了水稻和烟草，甚至预留了停车场等。。
9.集团移民现状一览表。从1932年10月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开始，日本先后进行的6次“集团移民”。这张蓝色的集团移民现状一览表全面反映了从第一次到第六次日本集团移民的分布、数量、现状等（其中包括弥荣村、千镇村等移民的地理位置、指导员关系、入殖关系、营农关系、农产加工、户数、教育、卫生、交通等方面都做了较详尽的统计）。一份为1937年各移住地的作物面积、人口、收量、家畜的增加图表。
10.关东宪兵队《对满洲国内日满民族矛盾等的民情调查》。档案中记载了日本商人有压迫满洲商人的倾向；蔑视原住民众，对其进行殴打、暴行甚至杀害，东北民众对开拓民的感情日益尖锐化，逐渐转化为反日情感；档案中第五项内容反映“开拓民”与东北民众的矛盾，提及土龙山事件是日本人“开拓民”威胁东北民众的生活权等等。
高瑛说，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档案是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夺东北土地的真实记录，戳穿了日本军国主义所谓“开拓”的目的。日本企图通过移民，改变我国东北地区人口构成、将东北建设成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乃至亚洲的后方基地的丑恶行径昭然若揭。这些档案对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实施移民侵略的实质，具有极高的史证价值。
揭日开拓团灾难史：强占国人土地移民五百万
距大连市金州城区不远的大魏家街道稻香村中央，有一座样式古老的二层小楼，也是这座小村庄中唯一的楼房。小楼现在的主人姓于，8年前他举家迁住，之前这座楼一直是空置的。
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入住的8年时间里，已先后接待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凤凰卫视等数十家媒体的采访。这座小楼之所以有如此吸引力，是因为小楼里埋藏着一段我们永远也无法忘记的灾难史日本开拓团。
一个日本小警察与移民计划
2009年，电影《海角七号》热映，一段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被重新展现。电影中日本老人友子的凄美爱情故事背后，讲述的是二战后无数日本弃民的凄惨遭遇。故事发生在台湾，然而在东北地区，有着数不清的像“海角七号”一样留有战后痕迹的地方，金州大魏家街道的稻香村，就是其中的一个。
稻香村很小，村民不足百户。如今连村里年龄最长的老人，也说不清村中这座小楼的第一任主人是谁了，不过他们也都知道，小楼的第一任主人肯定是一户日本人。“这座小楼快有一百岁了。 ”稻香村村民王贵善说。“它是当年第一户日本移民盖起来的。 ”当地几位地方史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王贵善的说法还是比较靠谱的，据史料记载，这座小楼修建于1915年，它的第一任主人来自日本山口县久坷郡的爱宕村。
一户日本农民，为何漂洋过海来到千里之外的稻香村落户?细说起来，这里面包含着一段民族的屈辱史。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皇俄国手中夺取了大连、旅顺的统治权，建立起关东州，并控制了南满铁路。
当时，俄国虽败，势力尚存。因此，日本军政各界普遍担心，认为俄国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一定还会想办法再打回来。因此，日本统治阶层打算从日本大量移民，作为与俄国周旋的资本，以此达到独霸中国东北的目的。
那么，位于金州大魏家的稻香村，为何会成为日本第一批移民的首选落脚地呢?这事儿还得从一个名叫桥本市藏的日本警察说起。原来，虽然早在1904年，日军便有了大批量移民我国东北的打算，但却由于日本人不熟悉东北的耕种环境，而迟迟无法落实移民计划。
日本农民以种植水稻为主，可当时的东北却主要种植玉米、大豆等农作物，日本的稻种到了中国东北无法成活。桥本市藏当时任金州大魏家屯派出所巡查，这个家伙没来中国之前不是警察，是个农民，种水稻是把好手。1907年，当他得知因水稻问题影响了日军的移民计划后，便悄悄搞起水稻种植试验。
他在派出所后院开垦荒地，从日本老家邮寄来水稻种子，尝试种植。 4年之后，经过多次改良，他终于试种水稻成功。于是，这家伙就兴冲冲地向满铁高层进行了汇报。第二年，满铁高层便安排日本农商务省技师恩田铁弥来到大魏家屯详细调查桥本市藏的种稻技术。半个多月后，恩田铁弥宣布，桥本市藏试种水稻成功，证明大魏家适宜种植日本水稻。
时任关东都督的福岛安正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做出决定，将金州大魏家作为推行福岛式“日本移民模范村计划”的试验田。
日本开拓团的罪恶起点
1907年，日本警察桥本市藏在大魏家屯派出所后院开始水稻种植试验。1911年，经桥本市藏多次改良，水稻试种成功。1915年，移民村修建竣工，大魏家成为推行“日本移民模范村计划”的试验田。1915年3月，19户日本农业试点移民开始入住。1915年年底，因大旱、虫灾，日本移民只剩3户。1916年，日本移民只剩2户，福岛安正募集12户移民补充移民村。1917年，福岛安正动员38名退伍兵加入移民村。1928年，满铁公司在旅顺成立关东州移民专门机构大连农事株式会社。1930年，已有74户日本开拓民加入大连农事株式会社。其中，66户坚持下来，积累财富成为地主，并为日本统治阶层提供了成功的移民范本。
一个狂热的移民计划始作俑者
上文提到的福岛安正，是日本陆军大将，此人在日本素有“情报战之父”之称，他也是日本统治阶级致力于向我国东北移民的始作俑者。他一生中，几乎有半生的时间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度过的。他的名字，和中国近代史上许多灾难事件紧密相联。
早在1879年，精通汉语的福岛安正便秘密来到中国。他伪装成中国人，常年深入到上海、天津、北京、内蒙古等地，刺探情报，并整理成《清国兵制集》、《邻国兵备略》等集子，直接上报日本明治天皇。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福岛安正提供的情报也确实起到了极大作用，福岛安正也因此受到陆军高层将领的欣赏。
此后，福岛安正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中国。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中，福岛安正担任日军指挥官及联军指挥官会议主持人。随后，他又深入我国西藏地区开展秘密活动，负责策反藏区的统治阶层。到了1914年，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他，因在中国开展的情报工作卓有成效，成为日军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情报领域被授予大将的军官。此时，女间谍川岛芳子正在做他的学生。
他于1912年出任关东都督、大连商工会议所所长。这个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者一上任，便开始大力推行他的日本移民计划。当他得知桥本市藏种植水稻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兴冲冲地驱车来到大魏家。经他亲自考察与选址，最终决定在大魏家附近的一片荒地修建日本移民村。为此，他还调拨了2.15万元专款，用于房屋、道路、堤塘等村庄设施的修建。如今稻香村的那座二层小楼，就是出自福岛安正之手。
1915年，这座移民村修建竣工。当年3月，日本农业试点移民开始入住。据史料记载，首批日本移民“有19户48人(山口县18户46人，新瀉县1户2人)，农家应募而入殖，并分给了房屋，贷付了农具，从事水田作业。 ”因为这批移民者多数来自日本山口县久坷郡的爱宕村和川下村，因此新村便命名为“爱川村”。
移民村的农户被饿跑了
不过，福岛安正的这次移民计划并没有成功。爱川村成立的第一年，这19户日本移民便遭受了天灾。当年，先是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土地龟裂，稻秆细如灯芯，并且干旱还引发了虫灾，田里的蝗虫遮天蔽日，秋后竟然颗粒无收。
这时候，首批日本移民从老家带来的粮食、钱财已经消耗一空。一些人熬不住了，就坐船跑回了日本老家。到1915年底，爱川村19户移民只剩3户。第二年又跑走1户，只剩下2户在爱川村苦守。
1916年，福岛安正为了不使移民计划夭折，又在其老家长野县募集12户移民进行补充。这批移民多数为福岛安正家的亲属，他们加上原剩下的2户移民，共是14户。
然而到了1930年前后，剩下的这14户日本移民也都已经负债累累。为了让这次移民试验不至于中途而废，福岛安正只好督促满铁公司给这些移民发放无偿贷款，以维持这些人的正常生计。
爱川村的移民试验虽然没有成功，却为福岛安正积累了一笔丰富的经验。此后，福岛安正开始调整策略，把移民对象从国内农民转向了退役军人。从1916年开始，福岛安正便有计划地从铁路沿线守备队退役兵中，选拔有种地经验和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留在金州等地做开拓移民。
到1917年，福岛安正共动员了38个退伍兵留了下来，但由于这些日本人不善耕种，最终大部分都饿跑了。 1919年，饿跑了4个;1927年，饿跑了15个，死了2个;最后仅剩下17个。
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岛安正这两次始于金州稻香村的移民，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个狂热的移民计划始作俑者并没有死心，在总结了前两次失败教训的前提下，很快福岛安正又开始了他第三次移民试验。
开拓团雏形：大连农事株式会社
1928年，福岛安正督促满铁公司出资1000万元，在旅顺成立了关东州移民专门机构大连农事株式会社。这个机构的目标是：用5年时间，引入日本开拓民500户，由大连农事株式会社提供土地、农具、贷款等，帮助这些开拓民生产，并负责收购和销售这些开拓民的稻谷。这个移民模式，就是日后开拓团大举来华的样本与雏形。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福岛安正的第3次移民试验最终半途而废了。到1930年时，已有74户日本开拓民加入了大连农事株式会社。但是，在这一年，狂热的移民计划始作俑者福岛安正却病死在大连。于是，他雄心勃勃推行的移民计划也随之中止。
不过，福岛安正的第3次移民试验模式却取得了成功。加入大连农事株式会社的74户日军开拓民中，有66户留了下来，并从中国的土地上积攒了大量财富，成为了有钱的地主。
正是这次成功的移民试验为日本统治阶层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随后，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由此，日本人不再受“当时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购买土地”的约束，从东北农民手中大量夺走土地。按照福岛安正试验出的大连农事株式会社模式，日本人开始迅猛推行他们的开拓团计划。
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的计划》，规定每5年为一期，用20年时间向我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这项计划从1937年开始执行，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占东北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组建了1万多个移民村。
开拓团强占或强行低价购买了中国人的土地，然后租给中国人耕种，从而导致500多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这些失地农民或者流离失所，或者在日本的移民村里忍饥挨饿，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这一切灾难的起源，都是来自于爱川村的移民试验。
历经劫难的旧村换新颜
如今，爱川村早已被更名为稻香村，只有那一座孤零零的小楼，似乎还在默默诉说曾经的往昔。
小楼如今的主人于先生告诉记者，今天这座小村庄里，仍然有不少“外来移民”。不过，这些“移民”与开拓团无关，而是因为这片土地非常肥沃，村民们守着土地种植大棚、樱桃园、苹果园发了家，种植规模越来越大，不得不从外面聘请工人，帮助他们种植。这些外来打工者的人数，甚至比村子里的原住民还要多。
依靠现代农业，早在2008年，这个村的人均年收入已超万元，成为当地的富裕村之一。由于稻香村紧邻大连新机场，将来还要规划建设成机场沿岸商务区。村民们表示，到那时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富裕。 （刘成立 翟丙军）
苏军从中国东北掳60万日本战俘服苦役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给盘踞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60万日本关东军官兵迅即缴械成为苏军的俘虏。然而，这些日本战俘并没有在中国东北地区就地接受改造，也没有被迅速被遣送返回日本，而是被苏军象战利品一样拘押运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强制服苦役，直至1956年日苏两国政府恢复关系正常化的《日苏联合宣言》签定为止，历时整整11年，其中有62068人在苏联各个劳改营服苦役中死亡。
苏军利用仅仅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摧毁了日本关东军，紧接着日本天皇宣布了投降诏书，由此使亿万中国人沉浸在欢庆抗战胜利的空前狂欢之中。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于抗战胜利的到来感到十分突然，几乎没有做好接受日军投降的任何准备工作，对于接受日本投降的各项事宜，也只能完全听命于美苏等同盟国的指令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战俘遣返等问题，也就成为了苏军大权独揽自己一家说了算的事情了。
60万日本关东军战俘之所以被苏军象战利品一样，被拘押运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强制服苦役，主要原因是二战结束后的苏联劳动力严重短缺。俄罗斯观察家日尔诺夫所指出：“日本战俘对于苏联来说非常重要。要知道，战争已经使苏联的人力资源损失殆尽。苏联国内许多人在战争中牺牲，因此战后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领域和部门实际上很难找到人来工作……不过，尽管经济上的巨大好处促使苏联想继续使用日本战俘”，“而且使用战俘只须提供最低水平的食宿生活条件，无需苏联政府太多的投入，就能迅速启动被战争摧毁的工业、能源、交通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这大概就是当时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拘押运送日本战俘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强制服苦役的最直接原因。
那么，日本战俘到苏联之后又究竟从事哪些劳动呢？据俄罗斯《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刊登的俄罗斯学者В.Н.卡拉曼和Ю.П.休科夫斯卡娅的文章《滨海边疆区境内的日本战俘》称：“将日本战俘安置到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在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动最繁重的国民经济领域和部门——比如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从事劳动，而这些部门人力资源严重匮乏。但是，由于滨海地区大多数重要企业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根据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的专门决议，战俘们也被分派到当地的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建筑部门去劳动”。
据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披露的滨海边疆区日本战俘的分配情况：“确定将日本战俘分别安置到如下单位：滨海煤炭联合企业，25000人；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木材采运企业，18000人；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12000人；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5000人；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工程部下属企业，8000人；有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2000人。”尽管这份文件只是讲述了苏联的一个行政区——滨海边疆区分配、安置日军战俘的情况，但是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时的主要工作场所是：矿井、矿场、木材采伐加工厂、工程建筑工地、石油加工厂、石油工业企业建设托拉斯、铁路和公路等。 “战俘被用来干重体力活——下矿井、伐木、搞建筑、铺公路。莫斯科大概是将这种劳动当作是对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
从1945年开始，大量的日本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的煤炭工业领域工作，从事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联合企业……并参与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其中包括明盖恰乌尔水电站、塞凡湖水电站、扎乌吉卡乌斯水电站、法尔哈德斯水电站、索契水电站、库拉科夫水电站。在这些重点工程建设中，日本战俘所占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最多的高达90%……”
此外，日本战俘还被安排到一些极其特殊的工作场所工作，2005年俄罗斯学者阿纳托利·斯米尔诺夫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原子弹幽灵》一文中披露了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掌控的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工程里劳动的一些情况：“日本战俘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建筑地下工厂，也就是所谓的车里雅宾斯克-40工程，这个工程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作为特殊定额人员，战俘们无权随便越出工程工地一步，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严密地监视着他们……”
“日本战俘进入各自的战俘营和劳改所之后，要立刻动手做一件事情，即给自己修建住处，因为苏联方面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许多厂矿企业几乎没有做好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日本战俘抵达苏联之后等于到了荒野之地，完全需要由战俘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宅区、厨房、住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许多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服苦役期间，工作勤奋、认真、组织纪律性较强，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 等等。也许正是这样的因素，被苏军押运到苏联境内服苦役的日本关东军战俘才迟迟得不到遣返释放，被当作劳动力被无偿地使用。
“拓国”战略：日本30年移民东北33万
背景
日本移民东北为了真正占领中国，使伪满洲国真正成为日本领土，除向中国派来军队之外，日本政府还招募了大批人员向东北移民。据不完全统计，自在“爱川村”开始移民实验至战败投降，30年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
“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12000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
1945年8月，关东军在苏联红军打击下仓皇溃退，大批移民被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大部分人在战后被中国政府遣返，一部分无力回家者被中国人收养。
夏日的早晨，一束带着露水的菊花躺在一座坟冢之前。碑上写着“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这座位于黑龙江方正县伊汉通乡的陵园，是东北地区惟一的日本人公墓，埋有5000多具日本人的尸骨。
方正县是东北最大的日本移民基地，也是移民死亡最多的地方。战后，中国政府特地在这里建起了公墓，以纪念既是侵略者，又是受害者的日本移民。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即开始向我国东北地区移民。1915年的“爱川村”实验则揭开了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序幕。“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更制定了从1937年起20年内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计划，这个移民数字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口总数的1/8。截止到1945年，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860多个，实际移民数10.6万户，共31.8万人，侵夺土地152.1万公顷。
但随着日本的惨败，这部分担负着拓国使命的日本人被仓皇撤退的军队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
中国政府和人民善待了这部分弃民，不但将幸存者遣返，一些无力回家者还被中国人收养，从而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日本遗孤。
爱川村实验
金龙村，是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魏家乡一个普通的村落。但村中的老人都知道，这个村子曾被叫做“爱川村”，这是一个日本名字。
1915年3月，主张移民侵略的日本关东都督府都督福岛安正把40多名日本农民带到这里，占据了附近大片土地之后，给这个村取名“爱川村”。
“爱川”是从日本山口县的爱宕村、川下村中各取一个字而成。据史料记载，这批日本农民均来自这两个村庄。
大连市史志办主任王万涛说，当时的日本移民共占有土地670亩，其中497亩属于抢夺。当时一位中国农民因此和日本移民打官司，当时的媒体还进行了呼吁，但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中国农民被迫成为日本人的佃户。
72岁的村民金长武经历了那个时代。在他记事的时候，村里就有丙田、小义、暗藤、高雄等五户，其中一户住在铁皮房子里的忘了名字。
但是，爱川村在建立第一年就碰上了旱灾，这些日本移民对前途失去信心，大部分转向经商或漂洋回国，爱川村里只剩下3户移民，年内又有一户退出。
此时已退休的福岛安正立即回到家乡长野县，又招募13户农民补充到了爱川村，但年内又有5户退出。到1937年，常住爱川村的日本移民只有7户65人。
即使这样，日本人仍在金龙村建立了衙门，管理所有大魏家乡的地盘，遗址至今完好。
“日本人一来就种水稻，然后全部运走，应该是供给部队了。一旦发现有中国人吃米，就会被日本人处理。”金长武说，当时日本人还在村里建了学校，但只准附近的日本小孩来这里上学。“谁也不敢惹日本人。”“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共在大连建立了三个大的带有实验性质的移民点。大量中国农民失去土地。
虽然实验阶段的日本农业移民经营状况一直没有好转，后来有些人建立了果园，有些人从事工商业。但到1945年遣返日侨时，25万日本人还是占到大连总人口的1/3，基本上控制了大连的经济命脉。
“大陆政策”的产物
1932年9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被重新召集起来，接受了为期10天的短期训练。在出发去中国之前，他们来到明治神宫进行参拜，在仪式上，狂热的殖民主义者加藤完治鼓励他们为天皇建立“皇村”。
此时，11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大地已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速了推进移民侵略战略。1932年1月，关东军在沈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移民问题，逐渐形成了以加藤完治为核心的殖民集团。
1936年，广田内阁将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定为日本“十大国策”之一，关东军为此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随后，大批移民组成“开拓团”向中国进发。
“二十年的百万户计划，它就是要通过这一百万户改变中国的人口构成。通过这种野蛮的或者说很原始的方式，来占领中国的东北。”黑龙江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辛培林说。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是，20年后，100万户日本移民经过繁殖可达到1000万人，占东北总人口的1/5以上。
“日本人对大陆有一种渴望。”辛培林说，由于日本地狭人多，绑在战争机器上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农村问题日益严峻，移民被认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出路。早在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就确立了以朝鲜、中国为主要侵略、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
辛培林认为，日本移民东北的另一原因是，为了加强日本在中苏边境上的防线。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即开始向我国东北地区移民。此后，日本也主要是在中苏边境分布移民基地。
为巩固这道防线，日本还实施了一种新的移民形式，即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制度。
1937年11月开始，在日本近卫内阁的招募下，大量青少年以“义勇队移民”名义被派往中国，它和分村移民构成日本政府最主要的两种移民方式。
到1945年日本战败，共有八万六千多名15到18岁的青少年被安置到中苏边境地区。“结果在1945年8月苏军进攻东北的时候，这些青少年义勇军大量地死亡，充当了炮灰。”辛培林说。
中国人被迫进了“挑灶沟”
日本最大的移民基地方正县位于哈尔滨市东部，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水丰沛。
1941年，一个日本“开拓团”来到方正县土地最肥沃的伊汉通乡，将内炮台山脚下的正郊屯改名为吉兴村，并在此建起“方正县开拓团本部”。
日本人到来后，基本上并不开垦荒地，而是将中国人的良田霸占，然后把一部分中国农民变成他们的佃户，一部分赶到穷山僻壤开荒。
73岁的迟长河是这里的老住户。他说，当时日本人放火烧了老住户分散在各处的房子，逼迫他们和伊汉通乡等地的农民迁走。
在此世代居住的2000多中国农民被赶到县城西部的山区。当时这里虎狼出没，连地名都没有。被日本人命名为一部落、二部落……六部落。直到光复后，这里才被正式命名为永安西屯、永安东屯等。
这年春天，雪还未化，史载最低气温零下37℃。大批被赶到这里的中国农民无处居住，只能在山坡上挖地坑，支个木头棚子做成地窨子居住。
方正县志记载，这一年，永安西屯一带的山沟里的死亡率在50%以上，一天死亡的人数最多达30余人，“挑灶”（方正土语，意指全家死光）者20余户，140多户人家中只有两户没有死人。后来，这一带被当地人叫做“挑灶沟”。
开拓团长被“误”杀
1996年，时任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辛培林收到一封来自日本人高尾启三的信，请求辛培林协助求证其父高尾雄次是否死于炭疽病。
辛培林至今保存着这封信，信中说，高尾雄次是牡丹江下属宁安市镜泊镇日本开拓团本部的团长。1942年，时年45岁的高尾雄次带领全家踏上镜泊镇半截沟的土地。
高尾启三说，1942年7月，其父到房身沟（现庆丰村）办事。归途中头部被虻咬伤，随即头部红肿、高烧，用冷水洗澡后前胸红肿。
7月23日，高尾雄次一声惨叫后死去。死后，开拓团的医生诊断其死因为炭疽病。
日本出版的《二道沟史》，证明日本731细菌部队曾在此地实验炭疽病菌，且在同年7月20日，一名日本兽医也在相邻村庄因感染炭疽病而死亡。
高尾启三据此认为，其父高尾雄次应死于日本细菌部队的炭疽病菌。
1996年，高尾启三随日本一和平组织的官员率领的“日军731部队与遗弃化学武器真相调查团”来到哈尔滨。但当地中国老人及日本开拓团的遗孤、嫁与中国农民的日本妇女均不知此事。
辛培林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实验一直是严格保密的，因此并不能否认此事存在。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本移民，也在中国人的反抗中遭受伤亡。失去家园的中国农民秘密集结，成立民众义勇军。1934年3月东北爆发“土龙山暴动”。从此，中国农民的反抗持续不断。
日本移民曾在依兰县先后组建了“弥荣村”和“千振村”，弥荣村建立后仅仅两年，就遭受中国人民的武装打击多达二十四次，死伤60多人。
在千振村1933年7月出现了集体骚动，一半以上的移民要求退团撤回日本。
被抛弃的“开拓民”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开拓团密布的伪满洲国“国防第一线”进攻。第二天早晨，拥有24个师团、78万兵员的关东军向南撤退。
接下来几天内，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的“义勇队”构成的防线顷刻间被苏军瓦解，1/3青少年“义勇队”员的生命徒然消失了。日本开拓团败亡的大幕拉开了。
“日本人当年跑得可惨了，大道上扔的到处是汽车啊，刺刀啊什么的，不少中国人捡把刺刀别在腰上，或者捡顶帽子戴上。”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农民汪贵回忆。
当时汪贵还在上学，他看到两拨日本年轻人带着枪跑进了林子，但跑不动的日本女人和老人、孩子都被丢在了村里。
“他们没人管了。开始跑的时候，他们往日本军队的汽车上挤，又被军人拖下来。”汪贵回忆。
根据史料，当时日本政府事先对投降的消息封锁得很严密，各开拓团都架有电话，但却都未得到提前撤离的通知，这些当初应政府召唤来到中国的移民们最终被抛弃。
大批日本开拓民，本来准备途经牡丹江回国，但由于苏联红军的包围，纷纷转向依兰，想取道哈尔滨，再从大连乘船回国。
但哈尔滨己被苏联红军占领，位于附近的方正县成为一个集结地。
“于是各地的开拓民都向方正汇拢，估计应该有2万人，约占全部日本开拓民的1/10.因为怕被苏联红军赶上，只敢走山间小道。时值深秋，缺衣少吃，不少日本人选择了自杀。”李宝元说。
方正县外事办的资料说，这些沦为难民的日本开拓民，一路以偷食中国农民的土豆和玉米活命，孩子带不动就扔在路旁或者推进河水淹死，老人实在受不了，就央求随行的日军兵开枪打死自己，一些绝望的人围在炸弹旁集体自杀、自焚。
1945年冬天，东北北部地区最低气温达到零下50℃，为一个世纪所罕见。这时，一场瘟疫悄然而至。到1946年春，暂住方正的1万多人的开拓团员只剩下了不足3000人，其中1000多人成为孤儿。
“这时日本人的境遇类似于被他们曾经驱赶的中国人，加上瘟疫流行，约有四五千人死在方正。方正县开拓团本部所在的伊汉通乡吉兴村更是野地里尸体成堆，中国方面后来进行了掩埋。”李宝元说。
在鸡西市麻山镇，有500日本人选择集体自杀。辛培林说，战争中，全部33万移民中有8万多人死亡，约占1/4。
中国人善待日本弃民
在日本移民陷入绝境的时候，是善良的中国人捐弃前嫌，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根据方正县外事办的资料，中国人把4000余名濒临死亡的日本妇女和儿童接到家中，成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前者被日本称为“残留夫人”，后者则是“遗孤”。
在方正县的日本人公墓旁边，有一座“中国养父母公墓”。5人的尸骨葬在这里，他们都是日本遗孤的养父母。
日本遗孤远藤勇是这座公墓的捐建者。年幼时，他随父母“开拓”到我国东北。日本投降后父母双亡，远藤勇被中国农民刘振全和吕桂云夫妇收养，起名刘长河。
刘家将远藤勇养大，并供其读完黑龙江大学。中日关系正常化后，远藤勇携妻子回到日本，但受到歧视。远藤勇学习非常勤奋，很快掌握了日语，并从事商业活动，现在已成为著名的企业家。
成功后的远藤勇将养父母接到日本，但因刘氏夫妇不习惯日本生活，又回到中国，此后远藤勇每年都来探视中国养父母，直到他们去世。
更多的日本移民则被遣返。1946年5月到11月间，国民政府方面在葫芦岛设立一个东北日侨离境总接待、检查站，随后国民党东北行营和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分别在各自控制区设日侨俘接待管理站，约105万日侨俘得以回国。
1963年5月，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方正县政府将零散的5000多具日本人尸骨收集起来，在水库边建了木结构的日本人公墓。后来迁到现在的吉兴村，改为混凝土结构。
1984年，为便于管理，另一座在鸡西市麻山镇的日本人公墓也迁到这里。两座公墓后面均有两个小小的“墓门”朝着日本方向。
“但是，日本移民侵略这段历史，在日本国内是被极力淡化的，虽然这是日本人直接感受到的与广岛原子弹爆炸同样让人痛苦的两大事件之一，但官方并未对此事件的原因和责任者进行任何追究。在我国，这段历史的研究也逐渐式微。”辛培林说。(记者/朱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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