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移民条件。
1961年7月15日，冷战时期最香艳的政治风波在迈阿密海滩爆发。身高172厘米、芳龄24岁的“德国小姐”玛莲娜·施密特（Marlene Schmidt）击败其余47位佳丽，荣膺“环球小姐”桂冠。但这位代表西德出赛的佳人却不是土生土长的联邦德国公民，而是在1960年穿越东西柏林分界线、由耶拿迁居到斯图加特的民主德国逃亡者。《时代周刊》揶揄说：“就冲放跑了这位5英尺8英寸高的美女，东德的边界卫兵也该被控渎职罪。”民主德国共青团机关刊物《青年世界》则攻击欧美舆论企图利用选美激起人们对东德难民问题的关注，并恶毒地诅咒说：“西方关心的只是这个姑娘的胸和屁股，没有人会真正尊重她……她很快就会被全世界遗忘了。”
1961年环球小姐、东德流亡者玛莲娜·施密特。她如今在萨尔布吕肯安度晚年。
事实证明，玛莲娜·施密特被遗忘的速度远比民主德国本身要慢。她在青年时代的迁徙轨迹，则折射出了战后东德难民的普遍命运：大战结束后，玛莲娜一家定居的布雷斯劳连同整个西里西亚一起割让给了波兰，她们被驱逐出境、重新安置到东德的耶拿；又因为东德的经济萧条和高失业率，家族成员被迫先后经西柏林逃往联邦德国，寻求出路。在玛琳娜一家出走后一整年，柏林墙拔地而起，穿越“铁幕”从此成为彻底的生死冒险。
从1945年到1989年，先后有近350万德国公民从东部地区迁居到联邦德国境内，其中近1/3是因战乱和强制迁徙造成的难民。他们被历史学家称为“民德逃亡者”（Republikflüchtling），在东德受到长期政治批判。但这些从万马齐喑的“铁幕”之后仓皇逃出的流亡者，最终在西部的同胞那里收获了他们所期望的一切——个人自由、就业机会和上升空间；这种反差不仅进一步打击了东德政权的声望，也使以西德为中心完成统一具备了现实的情感基础。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最终被推倒，“民德逃亡者”和民主德国本身一起成了历史名词。
德意志人大迁徙
二战结束后东南欧德意志人的大迁徙，根源应当追溯到1930年代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理论和“复归帝国”（Heim ins Reich）政策。按照希特勒的想法，大德意志帝国的最终疆域不应受现行国际法的约束，而是要由德意志民族根据自己的聚居状况、历史传统和经济需求来确定。按照这一谬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划入新独立国家版图的但泽走廊和上西里西亚东部（波兰）、默默尔（立陶宛）、苏台德区（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独立的奥地利、卢森堡两国都应当“复归”到德国疆界之内，波罗的海沿岸、波兰东部、乌克兰一部以及中欧其他地区也要加以“德意志化”，驱逐或屠杀当地原有的居民，迁入德裔定居者。从1939年到1944年，近180万德国人以这种方式被安置到了波兰，代价则是200万波兰人流离失所、并沦为奴隶劳工。
如此残暴的经济和人口入侵，在战后当然会遭遇同等烈度的报复。为了彻底杜绝德国人卷土重来的可能，并对纳粹战时的经济掠夺加以补偿，欧洲各国几乎是自发地开始了一场驱逐德裔居民、实现“民族分离”的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剥夺了近300万德裔居民（大部分是苏台德德意志人）的公民权，令其限期离境；1930年时德意志族在捷克总人口中占22.3%，到1950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至1.8%。匈牙利驱逐了62.3万人，罗马尼亚78.6万人，南斯拉夫50万人，波兰（以德波旧国界为限）130万人，连德裔相对较少的荷兰也驱逐了2.5万人——在1944冬天因德军强征农产品造成的饥荒中，有2.2万名荷兰平民被饿死，现在的驱逐可以视为对等复仇。
1945年春，乘坐马车向德国本土撤退的东普鲁士难民。德国东部疆界的变化最终导致了1000万以上的难民。
更重要的是，东欧命运的裁决者斯大林早已决定通过人口置换和强制性民族迁徙的方式，一劳永逸地确保苏联西部边境的安全。早在1930年代，苏联就曾对国内少数民族实施过惩罚性的集体迁徙；二战结束后，这一“经验”又被运用于波兰和东普鲁士。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国就波兰新国界问题达成一致：波兰东部边界退回到1919年的“寇松线”，往东的部分由苏联兼并，当地的450万波兰居民迁往西部领土；作为补偿，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以东的德国领土——即德意志帝国的发源地之一东普鲁士——被整体并入波兰，当地的350万德国居民在两年内集中迁徙到盟军占领下的德国本土。加上1945年春苏军抵达前从东普鲁士撤走的600万难民，德国东部边界的变化最终造成了1000万以上的难民，其中至少1/10在迁徙过程中死亡。
西德联邦统计局195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对德裔居民的强制性迁徙造成了1240万之多的难民（含停战前撤出的部分则为1600万以上），有210万人在迁徙过程中死亡，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西德马克。剩余的1000余万难民占到战前德国6900万人口的15%以上，单是为他们提供食品、医疗和住房就足以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由于救援措施来不及跟进，英美法三国不得不拒绝难民无限制地涌入西部占领区，而要求数百万人在土地充裕的苏占区（占战前德国领土面积的40%）安家。以1949年两德分裂时的统计论，安置在西德和东德境内的难民人数比率约为2：1；换言之，至少410万人留在了“铁幕”以东，另有10万人留在分区占领下的柏林。
如果说在1948年之前，急于求生的难民还顾不上挑剔东西部定居区的优劣，那么1948年之后，事情明显起了变化：柏林空运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使美英法控制区开始显露出复兴迹象，苏联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专断则使人不得不怀疑东部地区的命运。西德联邦1949年颁布的《国籍法》，则为东部居民继续向西迁徙提供了法理依据，它规定：世界上只存在一个单一的德国国籍；所有在1945年停战前出生的德国公民，无论其居住于何处，都被视为西德联邦的当然公民；东德公民在进入西德境内后，可自行申领西德身份证件。由于两德之间的“内部边界”（Inner German border）在1949年时把守还不很严密，东德人开始成千上万地越过简陋的栅栏，甚至持假证件通过检查站公开出境。从1949年到1952年，有67.5万人以这类方式抵达了西德。
1945年，被临时安置在巴伐利亚一个简陋收容所内的东普鲁士难民家庭。
平地起高墙
在两德关系史上，1952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年头：统一社会党开始在东德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改造、农业集体化和宗教压制，与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东德开始沿“内部边界”构筑隔离带，驻扎边防部队加以把守。边界以东500米内被设置为“保护带”，5公里内为“隔离带”，一切遮挡视线的植物和建筑都会被铲除，树立起电网、电子探测器和警报器。过去居住在“隔离带”周边的8300位居民被集体迁走，此后靠近边界者须持有许可证，否则将遭到边防部队的盘问甚至射击。做好了这些防范工作之后，统一社会党的喉舌开始大言不惭地宣称：“离开东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上的落后与堕落。”“仅仅因为诱人的工作机会或其他虚假的承诺，就离开一个美好新生活正在萌芽结果的国家，跑去军国主义者的战争策划地，这难道不是可鄙的吗？”
但统一社会党很快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他们的“新生活”：1953年6月17日，4万名东柏林工人走上街头，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罢免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东德警察邀请苏军协同镇压，打死513人，打伤1800余人。随后的搜捕又使5100余人牵扯进来，其中100多人被处决。这一事件使得东德的国内矛盾再度激化，不仅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在竭尽所能地越境，就连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也动了向西德逃跑的念头。
在“内部边界”已经要塞化的情况下，唯一一条敞开的逃生之路就只剩下了四国分区占领下的柏林。尽管东西柏林之间的分界线同样筑起了铁丝网和岗哨，但留下了许多缺口，持有效证件的东柏林居民甚至可以合法地通过检查站进入西柏林。东德人开始拖家带口地穿越这个“小水管”：从1961年1月到6月，经西柏林前往西德的东德公民足足有14万之多，仅7月份一个月就外逃了3万人；自1949年起到1961年夏，东德公民累计外逃35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1/6。对宣称“美好新生活正在萌芽结果”的统一工人党来说，这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韦拉河上的“内部边界”关卡，摄于1952年刚刚建成时。由于早期边防设施较为简陋，许多东德人从河中游泳进入西德。
他们最终找到了赢回面子的机会。1961年夏，赫鲁晓夫打算给新上台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制造些麻烦，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利用这一契机，开始沿东西柏林分界线构筑围墙。8月13日凌晨，数千名东德人民军和工人战斗队开始在埃森大街、波茨坦广场、勃兰登堡门等主要检查站附近集结，构筑街垒、拉起铁丝网。到当年年底，45公里长的铁丝网和简易砖墙已经演变成为总长达165.7公里、用反坦克水泥构筑的“反法西斯防卫墙”。墙的东柏林一侧是宽约100米、埋设有地雷的隔离带，布满了电网、高音喇叭、探照灯、阻拦车辆前进的壕沟以及各种警报系统，然后是一圈禁止东柏林人接近的内墙。在隔离带边缘，卫兵牵着警犬四处巡查，295个瞭望塔和43个地堡里的14000名哨兵时刻处在警戒状态，准备随时向越境者开枪，后来还安装了自动射击装置。
柏林墙最荒诞的地方在于，它表面上是用来防御西德“法西斯”入侵的，但却完全是修筑在东德境内——西柏林只是东德领土包围下的一块飞地，没有人能从那里派出大军入侵东德；而整条柏林墙全部构筑在东柏林领土之上，甚至特地留出了10多米宽的边缘带。换言之，它除去防止本国公民外逃外并无其他用处。因为墙的存在，有1/3的柏林市民被迫与亲友分离，10万名居住在东柏林、工作在西柏林的德国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
1961年8月13日，刚刚开始修建时的柏林墙。背景中可见勃兰登堡门。
讽刺的是，甚至连高墙也没能堵住东德人“向西去”的热情。由于四国占领区存在复杂的交界地带，在靠近西柏林的东德领土上还分布着10块属于西柏林的飞地。其中的一些没有被囊括进最初的隔离墙工程，因此成为绝佳的越境通道。1962年，20多名东德人民军士兵集体逃入施泰因斯图肯飞地（Steinstuecken），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美军哨所和200多名西德居民，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最终用直升机将他们送到西德。东德当局鞭长莫及，只能把施泰因斯图肯周围的铁丝网也换成水泥墙。东柏林居民进入西柏林的通道自此基本断绝；而每逢特殊节庆，东德当局会不定期地向西柏林居民发放若干入境探亲签证——他们一点儿也不担心对方是来“入侵”的。
再见，昂纳克
对生活在昂纳克（1971—1989年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时代的东德人来说，1970年代初物质条件的改善只是昙花一现。国家安全机构“斯塔西”（Stasi）正在建立越来越严密的监控网络，出生率逐年下滑的困境则使政府力图阻止一切可能的人口外流。东德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岛：该国公民获准自由出入境乃至移民的对象国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另外可以持旅游签证短期前往保加利亚、朝鲜、苏联、罗马尼亚等7个国家。只有公务人员和少数已退休的老年人才能获准前往西方国家，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运动会的专业人士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有一则笑话说：假使昂纳克同意开放东西德边境，一天后留在“铁幕”东边的就只剩下他和他老婆了。
在柏林墙刚刚筑起的那个阶段，数千名东德人试图偷越还不完善的隔离带，进入咫尺之遥的西柏林。1963年4月，人民军士兵沃尔夫冈·恩格斯从苏军基地偷出一辆装甲运兵车，在柏林墙上撞开一个洞，随后翻墙进入西侧。1987年7月15日，东德青年托马斯·克鲁格驾着运动俱乐部的Z-42轻型飞机越过分界线，降落在驻德英军的加托夫基地。普通人则通过更曲折的方式实施偷渡：挖掘地道，制造热气球，游过穿越分界线的运河，甚至爬过下水道。另一种方法则是以旅游为名进入波兰、捷克等周边国家，随后闯入当地的美国或西德大使馆寻求庇护，这类人士被称为“滞留者”。仅在1976年之后的13年间，就有8700人通过“滞留”方式出走。
但更多的出逃者不曾享受这种幸运。从1976年到1989年，平均每年有2500名以上的东德人出逃失败，他们有的是在偷越围墙时被哨兵打死，有的是在运河中淹死，有的是在划船穿越波罗的海（企图逃往北欧）时被边防军的炮艇截住。1962年8月17日，18岁的工人彼得·费希特在翻越柏林墙时被东德边防军击中，掉落在东侧的隔离带内，挣扎一小时后死去。两名开枪的士兵在两德统一后被判刑。而在毗邻围墙的贝尔瑙大街，每年都会有人抱着九死一生的信念，从沿街楼房的高层跳向西柏林，最后警察只能将朝西一面的窗户全部封上。
1961年柏林墙建立后的近30年里，至少有200人在偷越围墙时身亡，3200余名失败者被逮捕，但依然有5000多名幸运儿成功地穿越“铁幕”到达西柏林。更重要的变化是“铁幕”本身的削弱：1989年10月7日庆祝东德建国40周年的游行中，出现了要求昂纳克辞职的示威浪潮；11天后，这位铁腕人物被他的同志们解职，以“严重破坏国民经济”、“中饱私囊”等罪名开除党籍，移送检察院。11月1日，东德全面开放与捷克的边界，一星期内就有5万人出走。9日晚，政治局委员兼东柏林第一书记沙博斯基宣布开放东西柏林边界，高墙被推倒。仅11月12日这一天，去往西柏林的东德人就多达50万人！
1990年10月3日，德国宣布统一。经历了45年的分裂之后，难民穿越“铁幕”的悲剧终于画上句号。这种曲折而独特的经历，或许是今日的德国在安置叙利亚难民问题上态度最为积极的原因——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那种痛苦，也没有人曾为改变那一切做出过更多的尝试。
1989年11月2日，大批西德青年骑坐在柏林墙上，欢庆柏林边界开放。
精选阅读
马林费尔德难民收容所：冷战时期东西德关系的见证
二战后德国被分裂为两个国家，直到1990年为止。导致社会主义东德最终消亡的起因，是该国发生了大批涌往西方的逃亡潮：当时有四百多万人民逃往西德。抵达西德的逃亡人口，首先被送往临时收容所，例如位于西柏林，今天已成为纪念馆的马林费尔德。德国之声记者为您回顾这段历史。
1965年，17岁的哈特穆特.里希特在校门口被逮捕，因为他留着长发，喜欢听西方流行音乐。这在当时的东德十分引人侧目。国安部门的官员对哈特穆特进行了审问和高压恐吓。
一年以后，哈特穆特经由柏林的泰尔托运河，游泳越过了德国内部边界线。这种逃亡过程不仅艰辛劳累，而且非常危险，因为有些人在通过所谓的"边界线"时遭到射杀。
居留在临时收容所里的人都能获得医疗照顾、住宿和衣食供应。不过他们还得通过一项国家审核考验。这意味着冗繁的官僚手续，以及来自官方和盟军的一连串面谈及问话，原因是西德只收容受东德政府迫害的人。此外，他们也必须防范间谍及犯罪份子的渗入。
马林菲尔德难民营曾总共收容了130万名东德难民。对许多难民来说，在西德开展新生活可说是举步维艰。马林费尔德纪念馆馆长艾芙娜女士表示：“情况充满不确定因素：获得居留许可的难民，不知道自己将被分配到哪个联邦州。有些人在转换好几个难民收容所，设法找到了工作以后，才租屋定居下来。这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从纪念馆的展出内容可以看出，其中也包括反向操作的情况，这就是说：也有一些西德人民选择前往东德，在那儿协助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纪念馆解说员柯梅茨，对于德国近代史中有关这一段史实的记载出现空白而感到懊恼。他说：“当时也有西德人投效东德的例子，但是联邦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对此却只字不提。”
从西德迁往东德的民众总共约有50万人，其中包括著名的演员和知识分子。当时东德也设有收容西德难民的临时收容所。
马林费尔德纪念馆馆长艾芙娜认为，东、西两边人民的流亡潮，对于今日德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她表示：“我认为，这是德国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份，尤其是分裂状态下，东、西两边人民的逃亡行动，不仅反映了两德政府的统治状况，同时也是冷战时期拉锯战的交叉口。”
当初西德政府在全国境内设置了三个东德难民临时收容所，而设于柏林马林费尔德的收容所，因围墙及境内分割线的关系而具有特殊重要性，并成为接收东德难民的总收容站。
难民、难民的种类、世界难民日
难民是指一切由于种族、宗教、民族、加入某一社团，或政见不同等原因，不能获得原籍国保护；或原无国籍，现在原居住国之外，不能或不愿回原居住国的人。
从地理学角度讲，难民是人口迁移的特殊形式。因天灾、战祸、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宗教和种族歧视、国界变更等，导致大批人口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形成强制性的迁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难民问题日益突出，主要集中在亚、非两洲，非洲难民主要来自南非和非洲之角，亚洲难民主要来自阿富汗、柬埔寨和越南。联合国1951年7月28日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67年又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呼吁应给予难民基本人权，并设有难民高级专员负责监督执行难民公约及接助等事项。
难民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战争、种族迫害、部族矛盾、国家领土变动、政治避难、自然灾害、经济恶化等原因造成的一个不能或不愿回原籍国的群体，具有群体性、无助性、流动性、自发性和被动性的特征。
难民分为经济难民、战争难民、种族与宗教难民、政治难民、自然灾害难民等。经济难民是为了改善生活而“自愿”背井离乡的人，也称“非法移民”。自然灾害难民是因地震、严重的水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往往能通过临时救济返回来源国。战争难民是为躲避战乱而逃离家园的人。每一类难民的属性又不是单一的，有时战争难民同时又是政治难民，灾害难民同时又是环境难民等。目前，国际上解决难民问题一般采用3种办法：自愿遣返、就地融合和第三国安置。
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缔约国应给予其领土上的难民一定的待遇，其中包括，在初级教育、公共救济、劳动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给以国民待遇；在动产和不动产、自由职业、房屋等方面给以至少不低于一般外国人并尽可能优惠的待遇；各国应尊重难民取得个人身份的权利，给予难民身份证件和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并尽可能便利难民的入籍和同化。
“世上最大的悲痛莫过于失去祖国。”这是一位古希腊诗人对难民悲惨境遇发出的慨叹。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过去60多年来，全世界约有7500多万人因战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非洲和中东是世界上输出难民最多的地区。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
穿越时光发现塞浦路斯
看塞浦路斯攻略塞浦路斯移民详解塞浦路斯：塞浦路斯，这个地中海上的旖旎小岛似乎并不为世人所熟知，但提到爱与美之神阿芙洛狄忒则几乎无人不晓。这个有着美丽海滩、温暖阳光及各种自然美景、历史遗迹的“爱神岛”正是希腊神话中爱与美之神——阿芙洛狄忒的诞生地，传说她正是从塞浦路斯附近的海浪中升起的。这一散发着古老和神秘魅力的岛国也因此备受世人关注，吸引了大批游客到访，更有单身男女前来向爱神祈求坠入爱河……
神秘的欧洲后花园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沿岸人们休闲的好去处，岛上一年四季气候适宜，绵延的海岸线与沙滩、东西方文化交会所孕育的各种人文景观以及多彩的风土人情让这个岛屿独具魅力。塞浦路斯有着地中海最纯净、最美丽的沙滩，是游泳和日光浴的好去处，游客还可欣赏到各种奇异的鱼类。
塞浦路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贸易中心，在其历史长河中曾被多个王国所统治，所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历史的痕迹，古代村落、城镇、庙宇、剧场、运动场、宫殿、墓穴、堡垒、围城、圆柱、马赛克镶嵌画等遍布全岛。因此塞浦路斯也享有中东和欧洲的历史博物馆的美誉，其考古发现令全世界的学者为之着迷。塞浦路斯的各类蔬菜水果及海产品非常丰富，面包和酸乳酪，配上黄瓜、西红柿，是塞浦路斯人的最爱，也是塞浦路斯健康美食的一部分。
品酒、狂欢夜夜精彩
塞浦路斯拥有7000多年的葡萄酒历史，这里每年的日照天数超过300天，因此葡萄甜度高。每到9月葡萄收获季节，利马索都会举办盛大的葡萄酒节，游客可以一边品尝各种葡萄酒，一边欣赏歌舞表演，庆贺葡萄丰收。
几乎塞浦路斯的每个城镇都会举办自己的狂欢节。在利马索，这样的欢庆可延续到城市的每个角落。狂欢节从希腊东正教大斋节的前两周开始，按传统塞浦路斯人会在大斋节前最后一个星期四准备烤肉，整个岛上家家户户余烟袅袅。每年狂欢节都以国王嘉年华入场游行开始，国王的雕塑承载在一辆大型的彩车上，这个彩车每年都会以不同的主题进行装饰。大斋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是狂欢节最精彩的部分，也是盛大狂欢节游行日。狂欢的人们从小岛的四面八方赶来欢庆盛会，游客可与岛民一起共享盛装狂欢会。
轻松变身快乐岛民
迷人的自然风光和不动产(土地、房产等)永久产权等优惠的移民政策使塞浦路斯成为近年来人们移民的热点。塞浦路斯的土地属于永久产权，并且没有遗产税，这意味着土地及在上面修建的房产可以世代相袭。塞浦路斯移民局已发布如下移民政策：凡年满18周岁以上，无犯罪记录，购买30万欧元(人民币240万)及以上房产，就可全家申请办理塞浦路斯永久居留身份(绿卡)。凡支付房款达20万欧即可以享受快速通道政策。塞浦路斯的护照持有者可无需签证自由通行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而永居身份也仅需要用身份证和机票预订单很轻易地拿到签证，申根协议在塞浦路斯生效后，永居身份则可以无需签证通行所有申根国家。
1.目前从中国到塞浦路斯还没有直飞航班，游客可以从莫斯科、维也纳、巴黎、迪拜等地中转，通过拉纳卡、帕福斯国际机场和利马索、帕福斯港口进入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没有铁路，游客可乘坐公共汽车、出租车、租赁汽车或城市快车出行。
2.去塞浦路斯旅游，最好的季节是3-5月和9-10月。当地时间在冬季比中国晚6个小时，夏季则晚5个小时。在塞浦路斯买当地的电话卡拨打国内电话非常便宜，每分钟在两毛钱左右。
塞浦路斯有着悠久的历史，主要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两大民族组成，深受希腊文化熏陶。这里气候适宜，有着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美丽的海滩、白雪皑皑的山峦、传统村庄、古代遗迹以及高尔夫球场和世界上最好的度假酒店。即便是最挑剔的度假者也会被这里无可挑剔的服务、优质的饭店、水上运动，甚至极限运动等所满足。
从地理位置上讲，塞浦路斯是进入欧洲的门户，拥有拉纳卡和帕福斯两座现代化的机场。游客还可以从塞浦路斯的港口乘坐游轮去周边国家观光。除大型商场外，塞浦路斯还有很多专门出售当地特色手工艺品的小商店，像莱夫卡拉小镇主营杯垫、桌垫等蕾丝刺绣商品，这些商品早在11世纪左右就曾出口中国。另外，塞浦路斯每年都会举办葡萄酒节、利马索尔狂欢节、爱神节等盛大的节日派对。塞浦路斯犯罪率低，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和旅游目的地。很多去过塞浦路斯的中国游客回来后都表示，亲自到过那里才知道塞浦路斯竟然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国家，去过之后还想再去。我在此衷心地邀请还没去过塞浦路斯的中国游客去那里旅游观光;无论你有着怎样的度假需求，几乎都可以在这里实现。
移民希腊 感受穿越爱琴海的浪漫
消息：希腊是世界最为著名的旅游胜地。独特的气质、历史、文化、自然风光、星罗棋布的岛屿、密布的动植物、温和的气候、美味的地中海菜肴都使希腊成为众多游客的选择。为更好吸引游客，以医疗为目的的旅游也逐渐在希腊兴起。若是移民希腊，就能更好的感受穿越爱琴海的浪漫。
【希腊美景】
被称为“天空之城”的迈特奥拉修道院与圣托里尼、雅典卫城并列的希腊游“必到之处”，1988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
【从德尔菲神庙眺望远山】
德尔菲神庙位于希腊的福基斯，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主要由阿波罗太阳神庙、雅典女神庙、剧场、体育训练场和运动场组成。古希腊人认为，德尔菲是地球的中心。
【卡瓦拉码头夜景】
卡瓦拉是位于希腊北部爱琴海沿岸的一座城市，为马其顿大区的主要海港和卡瓦拉州的首府。该城市为希腊北部第二大城市，因丰富的旅游资源而知名，是希腊最不能错过的观光城市。
【夕阳下的帕特农神庙】
【雅典卫城游客】
【在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俯瞰雅典】
希腊是欧洲浪漫文化的起源，环境美丽，人文气息浓厚。在这里随处可以感受到穿越爱琴海而来的浪漫气息。绝不是你在三五天就可以感受完。它需要你在这静静的享受，发现它随处蕴藏的精彩。因而，目前希腊爱琴海第二家园项目深受国人青睐。作为国内投资移民机构标杆，2013年率先将希腊爱琴海第二家园项目引进国内，为诸多客户成功办理了移民。
如今希腊较新的移民细则正式生效，到希腊购置房产，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第二家园时机更加有利。它是您将人民币转换为欧元，将欧元转换为固定资产的过程，是资产配置国际化的重要方式。加上希腊拥有爱琴海度假的浪漫优势，移民希腊的良好时机已经到来，有意向的投资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详情咨询：
瑞士：战争难民和政治难民的避难所
2005年，来自马其顿的难民受到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得到洛桑一所教堂的庇护。© Julie Hunt
瑞士人为自己的人权传统感到骄傲。长久以来，瑞士一直是战争或政治难民的避难所，他们及其祖孙也为瑞士做出了贡献。
据联邦统计局调查：2001年，瑞士的三分之一的居民是其他国家的移民或移民后代。
但在二战期间，瑞士曾遣送或驱逐了上千难民，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当时，瑞士拒绝难民的理由是：种族迫害并非政治迫害，因此犹太人享有政治避难的权利。当时所使用的口号是：“已经满船(难民太多了)”。除犹太人外，来自波兰及俄罗斯的奴隶工人也禁止入境；还包括企图逃避纳粹强迫工作及服兵役的法国及意大利公民。
瑞士接收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难民。2001年，九万三千多外国人被接纳或考虑被接纳为政治难民。该数据比较前一年少了5.2%。2004年，瑞士的多数难民来自塞尔维亚和黑山。
与西欧其它国家相比，瑞士的避难申请人数与自身人口较高。根据联邦移民局的统计，2003年年初到2004年9月，瑞士难民与人口比例为441：100000。
难民人数在1999年达到最高，有48000个难民递交申请。2002年以来，难民申请人数开始下降。2004年的难民申请人数为14250人，达到十年最低数，比2003年几乎少了不三分之一。
“我们必须告诉你们：在我们学校，遣送难民的问题很受重视；一点没有考虑到他们回去的艰苦处境，就把他们送回去……我们无法想象：瑞士，一个和平的天堂，一个自认慷慨的国度，会把这些不幸的人们驱赶出国境……如果我们现在不做任何建设性的事情，那么赞扬瑞士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你们不得不服从命令，因此不能接纳任何犹太人，但这绝不是上帝的旨意。服从上帝应高于服从强权。”
选自一位来自瑞士罗尔沙赫(Rorschach)的14岁女孩的信中。这封信写于1942年9月7日。当时，瑞士政府刚刚宣布不再接纳难民。
战争难民转移：悲惨的海难
“泰坦尼克”号的知名主要因为它是当时世界最大船舶，它的沉没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也对航运安全敲响警钟。其实在和平时期民船事故中，它按死亡人员排也只居第7位（最高的是1987年菲律宾渡轮“多纳帕兹”号的4341人）。如果换成战时，最高的沉船死亡人数高达9343人，这发生在被苏联潜艇击沉的德国客轮“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上。它的沉没背后的伦理悲剧远甚于“泰坦尼克”。
仇恨进军
二战中的欧洲，土地的争夺频繁而戏剧。作为德国军国主义支柱——容克贵族发源地的东普鲁士1939年随波兰西部一起被德军占领后，德国人大增，然而到1944年8月末，英国连续两晚向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投下1000吨炸弹，将其化为火海，1945年1月，对当面德军拥有11：1兵力优势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第2方面军挥师150万，杀入东普鲁士。
突然被围的东普鲁士指挥官撤离平民的请求被希特勒拒绝，柯尼斯堡地方长官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直到苏军已近，仍只许该省东部的人撤离，却为自己的逃跑安排妥当。
这场战役，德国人是否打算保卫家园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面临的是一支在德军近4年的残暴侵苏中蓄满深仇大恨的虎狼之师，大规模的摧毁、抢掠和强奸发生了，但多年不被提及。到4月的柯尼斯堡之战，德国人已根本无力抵挡苏军的大锤，6天狂轰滥炸后，苏军只用3天就从战斗转入抢掠。
对此，多数德国官员非常清楚，从1月23日起直到战争结束，一场称为“汉尼拔行动”的大撤退将被围在东普鲁士的平民、军人、纳粹官员从格但尼亚撤至德国和仍在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共有672艘民船和409艘军舰参加，共撤走80~90万平民和35万部队（这个规模是敦克尔刻大撤退的3倍。另一说共约250万人），直到4月26日撤退依赖的桥头堡彼劳港（Pillau）失守，仍有其它地方继续，当月共撤出265000人。5月前8天还有15万人从Hela海滩撤走。欧洲战事的最后一天5月8日，大小92艘船从拉脱维亚还撤回18000人。直到德国投降条款禁止此类行动。
乱世方舟
1945年1月30日中午12：20，4艘拖船拖着“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缓缓驶出格但尼亚港。这艘长208米、宽23米，排水量2.4万吨的客轮在1937年下水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这艘核定载客量1865人的船上，登记在册的乘客就有173名船员（海上武装部队辅助人员）、第2潜艇训练师的918名海军官兵、373名海军女护士、162名伤兵、4424名难民，共计6050人，加上根本来不及登记的4000多难民，竟达10582人，平民中估计有4000名儿童。
鉴于63岁的弗里德里克·彼德森（Friedrich Petersen）船长已多年不航行，为确保在危机四伏的波罗的海上的安全，该船还配备了两名海军军官和一名撤退行动指挥，相当于4个船长。同时，还安排它与客轮“汉莎”（Hansa）号和两艘鱼雷艇一起离港。不巧的是，“汉莎”号和一艘鱼雷艇因机械故障很快返航，只留下一艘鱼雷艇（“吕韦”号，L?we）陪伴上万逃命者。
有文章称:出航前的深夜，彼德森船长收到德军波罗的海潜艇舰队司令部电报，称波罗的海中部和西部海域活动的3艘苏联潜艇处在严密监视之下，上述海域未发现其他敌舰。其实从当时德国海军的潜艇活动来看，这纯属自欺欺人。
果然，船上4位指挥员很快对躲避潜艇的航线选择发生分歧，虽有来自潜艇部队的威廉·扎恩（Wilhelm Zahn）少校建议应沿海岸浅水闭灯航行，级别更高的文职船长彼德森仍决意进入深水。
冰海屠宰场
18时左右，彼德森船长接到电报，称一队德军小型扫雷艇正朝它驶来，请注意规避。由于这片海域仍处于德军控制，彼德森不假思索地下令打开舷侧的红绿导航灯。这则电报的真伪无从考证，但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舰队驶来。
更不幸的是，这片海域的水下已经不属于德军，苏军波罗的海舰队的S-13号潜艇正由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Alexander Marinesko)少校指挥，在水下单艇游猎。
对马林涅斯科在夜间不良能见度下，从潜望镜中究竟能否分辨这艘航速不高、旁边还有一艘鱼雷艇的大船是德国重型巡洋舰还是客轮，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即使他看到乘客名单，也全无仇恨和立功意愿，也可以指出：该船虽是民船，但载有敌军部队和防空火炮，有军舰护航，根本不是专职的医院船。
19：30分，S-13号潜艇加速驶入“古斯特洛夫”号左舷与海岸之间，避开了鱼雷艇的视线。21时左右，S-13号加速后掉头，与缓缓驶来的“古斯特洛夫”号形成90度夹角，取得了理想的攻击阵位。
马利涅斯科一声令下，4条鱼雷以两秒的间隔，接连冲出发射管，雷体上被艇员们分别写着“为了祖国”、“为了苏联人民”、“为了列宁格勒”和“为了斯大林”。900米外的“古斯特洛夫”号在劫难逃，首条鱼雷命中左舷船首，第二枚命中中部前方,钻入船内的游泳池爆炸，第三枚钻入烟囱下方机舱，只有“为了斯大林”因故障未射出。
伴着剧烈的爆炸，“古斯特洛夫”号开始向左倾斜，人群一片恐慌，但德国人的素质值得钦佩，持枪官兵只允许妇女和儿童上救生艇，一些企图强行登艇的男人被无情地推下大海。
无力回天
不到40分钟，“古斯特洛夫”号船艏向下，沉入距海岸30公里、44米深的海底。
海面上到处是漂浮的人头，当时的海水水温约4°C，但当天气温只有-18~-10°C，水面漂着浮冰。
距该船只有15分钟距离的“吕韦”号鱼雷艇立即投入救援，但它实在太小，只捞起472人。“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巡洋舰也载着1500名难民，海因斯特舰长接到了望哨报告有鱼雷攻击后，未敢停船（另一说它救起564人后匆忙离开）。
附近的德国舰船纷纷赶来，无奈都是些小船。T-36鱼雷艇救起564人，M387扫雷艇98人，M375号43人，M341号37人，汽轮“哥廷根”号28人，TF19捞雷船7人，货轮“戈特兰”号2人，V1703号巡逻艇只救起一个婴儿。
由于该船实际载客量无法准确统计，战后对其死亡人数一直不明。最初，研究者埃尔文·卡佩斯在《航海经典》杂志上发表“船上超过6千人，死亡5348人”的结论，这一结论显然很不准确，直到海茵兹·肖恩（Heinz Sch?n）经过多年详尽研究，才得出死亡约9343人的结论。美国“探索”频道的“未解历史”（Unsolved History）节目还用EXODUS逃生软件进行了计算机模拟，考虑目击者报告的乘客密度、逃生路线和沉船时间内的存活可能性，估计10600人中有9400人必死无疑。
不大光彩的是，4名指挥员都活下来，而且居然只对提出正确意见的扎恩进行了正式的海军调查，只是因为纳粹的垮台，他的责任一直未确定。
现在，在波兰海图上标为“第73号物”的“古斯特洛夫”号已被划为一处战争公墓，坐标是55.0729°N 17.4213°E。为保护船上的财产和死者尊严，波兰格但尼亚海事局禁止在距残骸半径500米以内潜水。
不止于此
如果我们只以死亡人数最高才关注这一事故，显然是不人道的。事实上，就在同一海域，悲剧也不止一起。
1945年2月10日，苏联潜艇S-13再次击沉14660吨的德国豪华客轮“冯·斯陶本”（SS General von Steuben）号。该船也是1939年还只充当德国海军宿营船，1944年被征用为武装运输船，将德军运到波罗的海东部港口，将伤兵运回基尔。“汉尼拔”行动开始后，该船2月9日从彼劳启航时，装载了2800名伤兵、800名难民、100名士兵、270名海军医务人员（医生、护士和辅助人员）、12名地方护士、64名防空炮手、61名海军人员（无线电员、信号兵、机枪手和指挥人员）、160名商船船员，共4267人。
当天午夜后，被S-13号的两条鱼雷击中，20分钟内就告沉没，死亡3~4000人，只有约300人被T-196鱼雷艇救起。
4月16日，5230吨的德国货轮“戈雅”号（MV Goya）也载着第25战车团的200名军人和6100名旅客（只是登记数量），驶回德国西部。在但泽湾出口经过黑尔半岛时，被苏联布雷潜艇L-3发现。虽然“戈雅”号比潜艇快，但船队因其它舰船发动机故障停下修理时，L-3艇长弗拉基米尔·科诺瓦洛夫（Vladimir Konovalov）于23:52下令开火。由于没有客轮的安全措施，“戈雅”号7分钟内就沉入约76米的海底，估计船上约7000人中只有183人幸存。
当然，灾难并非单方面的。早在1941年11月7日，苏联建造的首批黑海客轮之一、后改为医院船的“亚美尼亚”号（Armenia）就在从克里米亚半岛的几所医院撤运难民、伤兵和物资时被一架德军He 111轰炸机用鱼雷击沉，估计有5000~7000人死亡，其中2000人是未登记的平民，只有8名幸存者被一艘护航船救起。该船两侧都涂有红十字。
道义困境
由于事关纳粹德国，战后对“古斯特洛夫”号灾难的评说，各方可谓五味杂陈。
一些德国人认为，由于死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苏联人当时犯下了滥杀无辜的罪行。不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原为纳粹工会组织德国劳工阵线旅游船的“古斯特洛夫”号1939年9月1日的确曾被德国海军征用，作为“医院船D”（Lazarettschiff D）。1940年11月20日，由于英国封锁德国海岸，该船又被德军买下，拆除医疗设备，停泊在格但尼亚，作为德国第2潜艇训练师近1000名学员的浮动营房，外观也从带绿条的白色喷涂成标准的海军灰。
因此，在被击沉时，该船装有防空高炮，没有医院船标志，也没有通报过它正执行医院船功能，而且船上的确载有作战部队，就否应受战争法保护，显然只能靠对方的仁慈。何况，希特勒1944年11月11日已宣布波罗的海为战区，命令德国战舰可对海面上任何敌国目标开火。再考虑到纳粹垂死挣扎时，将大量德国男子编入“人民冲锋队”，进行无谓的抵抗，在本已被仇恨占据的苏军眼中，哪里还有“难民”的概念。而且在当时，为避免国内民众陷入恐慌，所有幸存者均被要求严禁透露消息，德国报纸、广播对此只字未提。直到2002年，随着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Günter Grass）以该事件为背景的小说《蟹行》（Crabwalk）广为流传，这次大海难才浮出水面。
即使是格拉斯，2003年4月8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表示：“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是反驳极右的观点，他们说这起惨剧是战争罪行。它不是，它很可怕，但它是战争的结果，战争可怕的结果。”
当然，二战中双方都击沉过载有平民的船只，这的确是战争本身的罪恶。对“古斯特洛夫”号灾难，美国知道后也并未借题发挥，因为他们也不希望留下“德国人也是受害者”的印象。
但是，随着时光流逝，欧洲人已经能够坦率面对二战的仇恨时，随着苏军二战末期在德国疯狂报复行为（也包括进入中国东北后的军纪败坏）被逐步揭露，对这一系列灾难也应有另一面的评说。S-13获得红旗勋章，其艇长和L-3的艇长都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古斯特洛夫”号上的德国海军女护士也被歪曲为“集中营的党卫军”。
其实，只要看看东普鲁士，包括围绕它的波兰所在的这块领土，在欧洲近代史上的命运，哪怕仅仅是每个地名被改来改去，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民族仇争史。直到今天，这块地区才总算在欧洲一体化框架下恩仇渐消。
苏联著名诗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也是1945年1月进入东普鲁士的红军上尉，后来在他的《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中写道：“我们都深知只要是德国姑娘，就会被XX后杀掉，这几乎成了一种作战荣誉”。在他的诗《普鲁士之夜》（Prussian Nights）中，描写了在东普鲁士城市莱登堡一所住房内目睹的景象：半死的母亲面前横陈着女儿被凌辱后的尸首，乞求“大兵，杀了我吧”。
二战当然有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这是大是大非，但战争本身的残酷绝对超出人类控制。虽然没有被拍成电影，但希望“古斯特洛夫”号在你眼中，绝不仅仅因为是史上死亡最多的海难而好奇。正如“泰坦尼克”号一样，在灾难面前，一切荣耀和卑微都是浮云，只有人性永恒。
1979年，香港应付难民的进入
20世纪70年代越南政府穷兵黩武，造成大量难民外逃
香港近500万的人口集中在40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历来就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之一。现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正在尽力对付难民的入侵。除了从越南从海上到达的“船民”（即乘船外逃的难民）以外，还有大陆的偷渡客《时代》记者戴维·德沃斯参加了一次缉拿并遣返非法移民在香港边界的巡逻，并于1979年6月发表了这一报道。
黄昏刚刚降临沿顺春（SHUM CHUN）河的稻谷和家禽农场，27岁的大卫·托马斯警长和他的小组就开始了他们的日常巡逻。泛光灯很快就开始搜索并照亮几层带刺铁丝网和一直通到河流上的螺旋状篱笆。托马斯是在北爱尔兰的英国军队里服过役的一个老兵，他突然用“星光夜视仪”发现了动静，“远处山脊那边来了两个人。”他说道。果然，可以看见两个人正在一个篱笆下挖洞，然后从带刺铁丝网中间钻过来。就在他们越过障碍时，托马斯和他的小组正手拿面包和用啤酒罐装的热茶在等着他们，在审问完以后，就立即毫不含糊地遣送回中国。
边境巡逻兵又抓住了一些“I-I”（非法移民）——那些企图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非法移民的绰号。“如果抓住非法移民政府发奖金，我们可都发财了。”托马斯开玩笑说。的确，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抓获并遣返了将近46000人；仅在6月份就抓到了11000多人。尽管如此，香港官员们估计他们只抓到企图偷渡到香港的人当中的一半。
对付这些难民，香港现在靠的是5艘非常老的警艇，900名英国军队廓尔喀步兵，150名正规军和90名香港士兵。虽然，香港仅次于马来西亚，是无家可归越南难民第二大聚集区（现在这个殖民地里有55000名难民住在帐篷里），但是，香港官员们认为这比中国的非法移民的问题还小一些。因为越南人通常乘小船抵达，海上的警察很容易就能发现；另外，他们在香港的许多人最后会前往其他国家。
而大陆人则不然。受高工资的吸引和在家里所受的折磨，大部分中国非法移民将永远地留在香港。他们或单个前来，或几个人一起前来，并带着武器随时准备打架。许多人是被居住在香港的移民引渡到这个殖民地，进行这一行动中的最大的一个组织是有100名成员、称为“大圈帮”的团伙。该团伙的工作之一就是派一些成员到边境处郊游；在那儿他们接应偷渡者，护送他们进香港。其他的则是取道葡萄牙管理的澳门，那儿的“蛇头”用安有发动机的舢板引渡他们，价格会高达1000美元。还有一些会试图游向自由，穿着塞满乒乓球的枕头套做成的救生衣，或者，至少有一个是这样的：用吹满气的避孕套做成了一个救生圈。
很明显，当前的移民数目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中国减轻了对此类非法偷渡案件的判处。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估计：如果不采取行动，中国移民的数目总计可能会达到37万人；他已经向英国提出增加部署边境部队的请求，还要求北京政府加强他们本国边境安全。共有1000名英国士兵的第一批分队已经于1979年6月底抵达香港，并且中国第42军在今年2月份从对越南战场撤回之后，据报道说正在边境巡逻。
联合国难民署：保护难民之“公约加”
什么是公约加?
公约加是由联合国难民署发起并协调的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它的目标是改进全球难民保护，并通过多边特殊协议促进难民问题的解决。它将通过和各国以及其它合作伙伴的讨论和协商来促进对这个计划的支持，以及推动各国更加坚定地履行公约。
为什么为难民保护和持久解决提供新工具?
1951 年公约和它的1967 年议定书规定了各国对于难民的责任。这些文献仍然是国际难民保护的基石。
尽管他们持续的相关性，公约和议定书无法论及当今世界所有难民保护方面的紧迫的问题。这包括怎么更有效的为难民问题提供持久解决的方法，以及如何更好的分担难民入境和保护的责任。
因此，联合国难民署发动了"公约加" 计划。"公约加" 将是"本着国际合作的精神为了处理好当今和未来难民问题挑战而制定的一系列特殊协议。"
什么公约加是提出的新工具?
以前，UNHCR 频繁地和各国签订特殊协议。这样协议一般都有关和政府合作的操作安排方面的内容，常常关注某一部分难民或一个具体情况。这些协议大多有关自愿遣返。根据这些经验，公约加计划将扩展特殊协议的应用范围，并提升各国和其他相关方面的参与级别。
这些协议将关注那些领域?
联合国难民署致力于在三个优先领域达成普遍性的协议：
使重新安置成为保护的工具之一，并且成为责任共担的有效形式之一的策略； 在庇护国和返回地为支持难民问题的持久解决而更有效的利用发展援助的方法； 在难民和寻求避难者二次移动，即当难民以不规律的方式字一个庇护国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时，各国之间责任的明晰。
这些普遍性协议将设定一系列基于原先的应对某一特殊难民形势而达成的多边协议之上的共识和承诺，同时也将促进和支持这些协议的改进。
多边特殊协议如何被改进?
公约加过程由高级专员和难民署国际保护部的负责人共同主持的。他们为公约加处的工作提供指导。公约加处设立在难民署日内瓦总部，该处负责和各国一起研究普遍性协议的内容。同时也为难民署内部制定针对特殊情况的多边协议提供帮助。 普遍性协议的工作由五个“发起国”领导：加拿大负责重新安置问题，丹麦和日本负责发展援助的优化问题，南非和瑞士负责二次移动问题。他们的作用是和难民署一起，改进各特殊协议。每个发起国协调其他感兴趣各国之间的讨论，同时确保非政府组织有充分的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
具体特殊协议的改进由难民署地方局带领，并由公约加处支援。
其他还有谁参与?
高级专员每年两次召开由执行委员会成员国和常务委员会观察员参与的论坛，同时高级专员也会邀请其他可以对论坛作出正面贡献的人参与。
论坛的会议将关注公约加各个方面取得的进展。执行委员会将收到定期的公约加进展和论坛工作情况更新。
联合国难民署驻各国办公室的作用是什么?
公约加是全难民署致力于的努力。虽然很多讨论需要在日内瓦举行，但是各个地方办公室员工的意见和支持对于鼓励各国政府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大多数的宣传和联系工作其实是在地方一级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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