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移民条件。
20世纪70年代越南政府穷兵黩武，造成大量难民外逃
香港近500万的人口集中在40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历来就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之一。现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正在尽力对付难民的入侵。除了从越南从海上到达的“船民”（即乘船外逃的难民）以外，还有大陆的偷渡客《时代》记者戴维·德沃斯参加了一次缉拿并遣返非法移民在香港边界的巡逻，并于1979年6月发表了这一报道。
黄昏刚刚降临沿顺春（SHUM CHUN）河的稻谷和家禽农场，27岁的大卫·托马斯警长和他的小组就开始了他们的日常巡逻。泛光灯很快就开始搜索并照亮几层带刺铁丝网和一直通到河流上的螺旋状篱笆。托马斯是在北爱尔兰的英国军队里服过役的一个老兵，他突然用“星光夜视仪”发现了动静，“远处山脊那边来了两个人。”他说道。果然，可以看见两个人正在一个篱笆下挖洞，然后从带刺铁丝网中间钻过来。就在他们越过障碍时，托马斯和他的小组正手拿面包和用啤酒罐装的热茶在等着他们，在审问完以后，就立即毫不含糊地遣送回中国。
边境巡逻兵又抓住了一些“I-I”（非法移民）——那些企图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非法移民的绰号。“如果抓住非法移民政府发奖金，我们可都发财了。”托马斯开玩笑说。的确，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抓获并遣返了将近46000人；仅在6月份就抓到了11000多人。尽管如此，香港官员们估计他们只抓到企图偷渡到香港的人当中的一半。
对付这些难民，香港现在靠的是5艘非常老的警艇，900名英国军队廓尔喀步兵，150名正规军和90名香港士兵。虽然，香港仅次于马来西亚，是无家可归越南难民第二大聚集区（现在这个殖民地里有55000名难民住在帐篷里），但是，香港官员们认为这比中国的非法移民的问题还小一些。因为越南人通常乘小船抵达，海上的警察很容易就能发现；另外，他们在香港的许多人最后会前往其他国家。
而大陆人则不然。受高工资的吸引和在家里所受的折磨，大部分中国非法移民将永远地留在香港。他们或单个前来，或几个人一起前来，并带着武器随时准备打架。许多人是被居住在香港的移民引渡到这个殖民地，进行这一行动中的最大的一个组织是有100名成员、称为“大圈帮”的团伙。该团伙的工作之一就是派一些成员到边境处郊游；在那儿他们接应偷渡者，护送他们进香港。其他的则是取道葡萄牙管理的澳门，那儿的“蛇头”用安有发动机的舢板引渡他们，价格会高达1000美元。还有一些会试图游向自由，穿着塞满乒乓球的枕头套做成的救生衣，或者，至少有一个是这样的：用吹满气的避孕套做成了一个救生圈。
很明显，当前的移民数目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中国减轻了对此类非法偷渡案件的判处。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估计：如果不采取行动，中国移民的数目总计可能会达到37万人；他已经向英国提出增加部署边境部队的请求，还要求北京政府加强他们本国边境安全。共有1000名英国士兵的第一批分队已经于1979年6月底抵达香港，并且中国第42军在今年2月份从对越南战场撤回之后，据报道说正在边境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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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79年：广州偷渡客 魂断大海
一位70多岁的深圳原住民回忆当年的一幕，仍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深圳与香港相邻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众多尸体，它们仰面指向天空，证明悲剧已然发生。“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送了命。”
大背景：反思偷渡与经济特区设立
1979年，广东省的偷渡人数达到历史高峰，而在5月6日，更发生了7万人大规模偷渡的严重事件。此前一年多，在复出视察广东省时，邓小平针对偷渡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相当正确。
偷渡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差异。比如，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在大陆公开出版的《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对上述情势并未讳言。相反，该书非常正确地指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严重偷渡状况的反思，促成了经济特区的设立。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粤、闽两省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会议肯定了试办出口特区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认为这一重大改革受到两省人民的欢迎，在国内外特别是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中激起强烈反响。会议还指出，试办出口特区，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因而必须积极、慎重。最后，会议采纳了与会者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正式更名为“经济特区”。
1992年春，邓小平再次视察珠海特区，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梁广大向他汇报：“试办特区前，珠海和澳门一水之隔，却差别很大。虽然我们的舆论整天宣传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港澳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老百姓不信，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冲向澳门、香港，非要往‘地狱’里闯一闯，非要去‘水深火热’中泡一泡。有个260多户人家的村子，除老人和孩子，几乎全跑空了。特区创办后，珠海人过上小康生活，原来外流的珠海人也纷纷回来了。那个跑空的村子，除队长一户外，其余260户人家都回珠海定居了。现在还有些澳门女子下嫁到珠海来定居”。
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这很好嘛，说明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
1972年以来广州偷渡概况
1980年6月，共青团广州市委针对该市偷渡外逃问题，作了一个调查。报告回溯了广州在建国后的偷渡历史，并指出，1979年乃是最严重一年。
五十年代初，出入香港没有限制，许多人还从港澳回来工作。经济困难时期，有人开始偷渡外逃。1962年出现过持续几月的高峰，当时抓了2000多人。“文革”期间，偷渡发生人数每年都有几千。1972年，广州有5376人偷渡，其中947人逃出；1973年，4893人偷渡，其中454人逃出；1974年，6074人偷渡，其中755人逃出；1975年，3809人偷渡，其中408人逃出；1976年，2967人偷渡，其中379人逃出；1977年，5245人偷渡，其中457人逃出；1978年，偷渡的人数陡增至14278，其中1958人逃出。1979年，偷渡人数达到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
到了1979年，广州偷渡的人数达到建国以来最大的井喷，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偷渡者中，青少年占绝大多数，25岁以下的25253人，30岁以上的仅百来人。青少年中又以农民、知青为最多，同时外逃面扩大，从待业青年，到青年工人、教师、干部、军人乃至党员，都有参与。
从社会学的冲突群体理论看，人们形成活跃的行为群体，需要有三个社会因素：一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二是容易交流；三是背景相似。我们据以分析1979年的广州偷渡群体，可谓一样不少。首先，广州到边境相对近便；其次，此时文革已结束，民间舆论与交流异常活跃、频繁；第三，偷渡者多为青少年，其价值观与行为方式比较容易形成认同。
不过，仅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并不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该群体的心理特征或思想状况。
他们为什么偷渡？
根据当时的内部资料《犯罪心理学文集》，偷渡者的思想、心理大约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经济考虑。一个吴姓知青说：“下乡近3年，每天干死干活，只有4角钱。父亲去世，弟妹还在读书，自己无法补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招工返城，只好去偷渡”。这是为生计所迫，更多的人则是出于对港澳高工资的向往。雄文印刷厂黄姓女工，每月40多元，买了自行车、手表，生活相对宽裕，本不想外逃，但有次陪香港回来的亲戚玩，看他几天花掉500元，很羡慕。这亲戚又说：“我也在印刷厂，每月1000多元，你只有40多，太不像样了，为何不到香港来？”黄就心动了，后逃到边界被抓回。又有个广州市标准件厂的汤姓工人，交女朋友准备结婚，钱不够，一冒火，也跑去偷渡了。
第二类是对现状不满，或对前途失去信心。一个干部子女抱怨说：“我在这里感到不自由，穿好点的衣服都要遭人议论，跟什么人交朋友也会被干涉，不如逃港。”还有个工厂党委书记的女儿偷渡4次，屡教不改，问她是否考虑政治影响，她说：“管它呢，我只要自己的幸福！”一个喜欢思考的青年工人逃港被抓回，说：“我看社会上有很多不合理现象，想写信给中央反映，提建议。但一想，写了信，说不定批下来抓我坐牢。干脆不管了，到香港研究哲学，当社会活动家”。事实上，相当多的人对前景悲观。广州缝纫机铸造厂的一些青年工人说：“过去20年厂里没大变，难道到2000年就突然大变样？又不是孙悟空翻筋斗云，很值得怀疑！”市团委在该厂两个车间发100份民意调查表，了解对四化的看法。许多青年觉得填也没啥意思，有的当场就把表扔到铸造炉里烧了，最后只有39人填表。其中，对全国、广州市、本厂都实现四化，表示有信心的只有7人，表示怀疑与失望的有22人，不置可否的10人。而在“最迫切愿望”一栏中，选择“出国”的有24人！这样的情绪甚至在小学生中也很流行，广州北京路小学3年级学生用“想”造句，三分之一的都写“我想去香港”、“我想去美国”一类的。
第三类是想去探亲，或依附亲戚发展。相当比例的广州居民有港澳亲戚（比如广州三十六中，有69%的学生有港澳亲戚），广州居民在1979年前后，每年收到总计近9000万美元的海外汇款。一个郑姓纺织工人很气：“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为啥不让我去探亲”？他的父亲在香港，他两次申请去香港跟父亲，不批准，想不通，接连偷渡三次，都被抓回。
第四类是受信息或谣言影响。1979年6月，广东省颁发制止偷渡外逃的通知，此后外逃骤降。1980年初刑法和制止偷渡外逃规定外布后，一季度偷渡人数较前一年同比大降。相反，1978年《参考消息》曾刊发“香港缺乏劳动力”的报道，外逃骤增，有人还随身携带这张报纸。而在1979年3月，广州谣传“现在偷渡过去的可以发身份证，4月就不发了”，11月谣传“惠阳水灾，边防军都去抢救了，没人看管”，“明年刑法公布，偷渡一次劳教一年，要跑赶紧”等，都形成了一阵风的外逃高潮。
第五类是偶然因素。东方橡胶厂有个青工，曾因偷窃被劳教两年。释放后，有次到佛山耍，恰好车上有人掉钱包，公安局不由分说就拘留他15天。他说自己没干，谁也不信。从拘留所出来，女朋友也跟他吹了。他想不通，就去偷渡。缝纫机设备维修厂有个青工，到新华书店买科技书，看门口有黄牛高价卖到深圳的车票，他脑子一乱，花30元买了这车票，找些衣服上车，到深圳后就去偷渡。抓回来后，单位、家里都很惊奇。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偷渡者的思想，其实来自个人意识抬头与从众心理诱引。多年来，青少年接受的教育是重集体、轻个人，螺丝钉受到广泛表扬而头马可能被视作“害群之马”。然而，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境内外交流的增多，个人意识势必从集体意识中脱颖而出，正如前引干部子女的话：“管它呢，我只要自己的幸福！”
从众心理的本质，则是由于真实或想象的他人影响而改变行为。在1979年，数量众多的偷渡事件、大肆流传而真假难辨的境外利好，都可能将个人意识抬头的青年推向从众的漩涡，恰如《泰克尼克号》中那句有名的台词：你跳，我也跳；你偷渡，我也偷渡。
他们这样偷渡
偷渡形式，人数最多的是步行。1979年广州28000多偷渡者中，约2万人是步行。第二是扒出口火车，这是1972年以来渐渐兴起的方式，1979年广州有2800多人这么干。高潮时，广州北站、吉山车站都发生过百人呼啸而上的场面。也有人远道到韶关、衡阳、南昌扒出口火车。火车入港界未入站前，偷渡者纷纷跳车，死伤不少。第三是用小艇偷渡，多是郊区和水乡农民，1979年有2600多人这么干。此外，还有扒出口船、外轮的，也有外来蛇头用船艇引渡的，甚至有伪造证件、冒充港澳人士，大摇大摆出关的。
偷渡实际上很危险。有偷渡者在堵截中被军犬咬伤，或过界后被英警打伤。而在险狭山路中奔走时，也有人摔死摔伤；在大海游泳，有气力不支淹死，有被鲨鱼咬死；扒出口火车，有摔死的，也有被闷死的。以致社会上的偷扒青年嘲笑偷渡青年：“我们是难受才花钱，你们是花钱买难受”
也有将偷渡当成冒险游戏的小青年。1979年的一个夜晚，在边境的山头上，聚集了30多个素不相识的青少年，他们把带来的食物、啤酒吃光，狂欢，预祝“明天解放香港胜利”。次日早晨，趁边防部队换岗，分6个小组向边界冲锋，翻过两道铁丝网，到了港界。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只潜伏了一两天，就被解返，其中有人还说：“好像玩打仗一样过瘾”。
偷渡的小青年，多数都是走一步算一步，有的打算香港混不下去，再到荷兰、新加坡，“大不了当乞丐”。有个科级干部的女儿甚至声称，到香港就是要找个“小开”结婚，好当阔太太。他们并且迷信，觉得偷渡成功与否主要在“命”。有个偷渡5次都被抓回的女青年流泪对工作人员说，自己命不好，但是，“命不好就要靠次数去搏”。
在1979年，偷渡者一旦被抓回，不会被劳教，但会遭到处罚与歧视。在工厂的一般都调换工种，偷渡一次换一次，直到换成最差工种。农村的要罚款，按不在生产队的日子罚钱，每天1、2元，高的累计要罚几百元。此外，社会上的主流群体对偷渡者也多有歧视。一位偷渡被抓回的青年说：“现在没了地、富、右，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新五类分子。有风吹草动，先就整我们，不走干嘛”？因此，偷渡被抓回者的二次、三次甚至多次偷渡的行为相当普遍。
1979年最大的偷渡事件发生在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当然也有广州的青少年），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直扑深圳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边境就被人海吞噬。最终，有3万人成功外逃。
这场惊变缘于一则谣言。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在当日也会“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一位70多岁的深圳原住民回忆当年的一幕，仍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深圳与香港相邻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众多尸体，它们仰面指向天空，证明悲剧已然发生。“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送了命。”后来，该原住民从派出所领到750元葬尸费，因为他埋葬了50具尸体，其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现在，近30年过去了，在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省，“偷渡”一词，似已成为历史的遗迹。但人们仍然不应该忘记在1979年，那些为了谋取想象中的“自由”和“幸福”，而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试图越过边界的青少年。他们是其所处时代的牺牲品，但某种程度上，也为划时代的政策——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反思与动力。
香港移民 港为应付出入境服务需求增容貌识别技术
香港移民资讯为应付未来10年的出入境服务需求，香港入境处建议在2015/16年起推行“新出入境管制系统”，包括在指纹核证系统上引入容貌识别技术、把现有430条e-道升级为多功能e-道、新增逾100条多功能e-道，估计在未来4年策划、推行等的非经常性开支达10亿元，最快明年初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
保安局向立法会最新提交的文件指出，面对香港移民、访港旅客流量急速增长，香港整体访客年均增长10.7%，而内地访客占最大比重，年均增长高达16.6%。入境处要处理庞大旅客流量的压力有增无减，加上未来数年启德邮轮码头及广深港高速铁路西九龙总站，均会设置新管制站，连同入境处出过境系统已是十年前设立，硬件和软件已老化和过时，保安局认为有必要更新出入境管制系统。
新系统建议五项重点措施，包括在指纹核证之上，引入容貌识别技术，与现行的指纹辨认作“双重辨识”，强化对使用e-道的入境管制。因应入境处估计，持电子旅行证件，即载有电脑可读容貌影像资料，包括电子护照和内地明年起发出的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的访客比率，将由2016年的超过60%，逐步递增至2020年的超过90%。新系统建议，持有电子旅行证件的访客，将来亦可透过容貌识别，利用e-道办理出境手续。
新系统涉10亿非经常开支
保安局预计，上述项目会将额外离境柜枱数目按比例缩减，相关人手亦可调配至其他通关职务。同时，新系统建议，现有430多条e-道提升为多功能e-道，以及新增超过100条多功能e-道，让移民香港生活的朋友、访客和本港居民使用过关更有效率。
推行新出入境管制系统在13/14至16/17年度的策划、统筹及推行的非经常开支，共涉及10亿元；而经常性费用会由开展首年，即15/16年度的160万元增至20/21年度的1.9亿元，当中包括硬件及软件的保养、日常支援服务、通讯网络费用及其他系统消耗品。不过，由于无须额外招聘员工及不用维持现有管制站系统的运作可减免开支，保安局预计，到20/21年度新系统可为政府带来23亿元的财政利益。
保安局最快明年年初向财委会申请拨款，明年4月至14年2月开展招标工作，若顺利实行，新系统将于15年12月至16年6月分阶段启用。
投资移民即将进入“美国年”
“美国投资移民将成为明年的移民新热点。”有业内资深移民专家在接受采访时预测：明年是投资移民“美国年”。
该移民专家表示，2009年美国投资移民已经开始快速升温，中国人投资移民美国申请人数量较2008年翻了好几倍。以往一个投资项目在中国需要花好几个月才能售完，而今年以来情况大有不同，一个200多名额的项目，两到三个月便被抢光。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人申请美国投资移民不断升温?该移民专家认为，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慢慢复苏，今年以来中国股市领先全球上涨，从1500点涨到3500点，财富效应导致美国投资移民升温。
其次，美国EB-5经济特区项目的投资金额只要50万美元，相对来说不算高。有人算过账，与其送子女去美国留学，还不如选择移民，移民得到的好处更多，中小学免费，比留学生更易上美国名牌大学等。该移民专家说，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而美国的教育质量全世界领先，全世界100所名校中约有50所来自美国。有了移民身份，上名牌大学的SAT1000分以上即可，而国际学生需要SAT1500分。同时，奥巴马政府10月29日宣布EB-5经济特区项目延长三年，使得美国这个优势得以延续。
再者，美国投资移民项目还有一优势，就是申请审批速度快。该移民专家说，公司有客户从递表后19天获批准，到获移民签证前后总共花的时间不到3个月。“申请时间平均来说从递表到获得移民签证和及时去登陆美国取绿卡，不过5个月左右，相对于加拿大移民，美国快得多。”随着美国移民当局改邮寄档案为电子转档案后，审批速度越来越快。
该移民专家指出，随着EB-5经济特区项目延长三年的尘埃落定，从政策上消除了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项目将引进到中国，中国投资者有更多选择。
难民、难民的种类、世界难民日
难民是指一切由于种族、宗教、民族、加入某一社团，或政见不同等原因，不能获得原籍国保护；或原无国籍，现在原居住国之外，不能或不愿回原居住国的人。
从地理学角度讲，难民是人口迁移的特殊形式。因天灾、战祸、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宗教和种族歧视、国界变更等，导致大批人口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形成强制性的迁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难民问题日益突出，主要集中在亚、非两洲，非洲难民主要来自南非和非洲之角，亚洲难民主要来自阿富汗、柬埔寨和越南。联合国1951年7月28日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67年又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呼吁应给予难民基本人权，并设有难民高级专员负责监督执行难民公约及接助等事项。
难民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战争、种族迫害、部族矛盾、国家领土变动、政治避难、自然灾害、经济恶化等原因造成的一个不能或不愿回原籍国的群体，具有群体性、无助性、流动性、自发性和被动性的特征。
难民分为经济难民、战争难民、种族与宗教难民、政治难民、自然灾害难民等。经济难民是为了改善生活而“自愿”背井离乡的人，也称“非法移民”。自然灾害难民是因地震、严重的水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往往能通过临时救济返回来源国。战争难民是为躲避战乱而逃离家园的人。每一类难民的属性又不是单一的，有时战争难民同时又是政治难民，灾害难民同时又是环境难民等。目前，国际上解决难民问题一般采用3种办法：自愿遣返、就地融合和第三国安置。
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缔约国应给予其领土上的难民一定的待遇，其中包括，在初级教育、公共救济、劳动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给以国民待遇；在动产和不动产、自由职业、房屋等方面给以至少不低于一般外国人并尽可能优惠的待遇；各国应尊重难民取得个人身份的权利，给予难民身份证件和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并尽可能便利难民的入籍和同化。
“世上最大的悲痛莫过于失去祖国。”这是一位古希腊诗人对难民悲惨境遇发出的慨叹。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过去60多年来，全世界约有7500多万人因战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非洲和中东是世界上输出难民最多的地区。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
香港投资移民政策变更在即 回顾十年香港移民路
专家了解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决定将每年原定于10月发布的《时政报告》推迟至2014年1月15日发表。业内人士纷纷对2014年即将变更的香港投资者入境计划作出预计，其中“涨价”、“抬高门槛”一说最广泛。还剩两天的时间，香港投资定居计划将作出变更，以新的面貌示人。在这环境下，让专家带着大家一起回顾这十年的香港移民路吧。
2013年10月27日是香港投资定居计划推出10周年纪念日，根据专家了解，过去10年，约有1.95万人通过该计划赴港定居，为港带来超过1500亿港元资金。据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9月30日，投资定居申请累计32984宗，当中19527人获正式批准赴港，带来1563亿港元金额，其中1139亿元是投资指定金融资产，余下4240多亿元则是房地产投资。
2003年10月27日，香港入境处颁布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投资650万港币购买香港金融产品或房产即可定居香港。最初几年只收到几百宗申请，之后稳步上升。为限制过快的申请增长速度，2010年，港府将门坎调升至1000万港元，并剔除房地产投资，当年一度出现赶末班车潮，申请数达6700多宗，几乎是前一年的一倍。
专家称，依港府声明来看，基本每三年会对政策的实施进行回顾与检讨，今年恰逢三年检讨期，针对政策修正，香港投资移民政策变更在即。而在这十年香港移民路的历程中，移民为香港带来了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列问题，给香港政府带来不小的压力。因此专家预测，，2014年1月的施政报告中，香港投资定居的投资额可能将会提升至1500--2000万港币，并有可能增加第三国要求。港府将会更注重对人才的引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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