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冷知识。
二战后德国被分裂为两个国家，直到1990年为止。导致社会主义东德最终消亡的起因，是该国发生了大批涌往西方的逃亡潮：当时有四百多万人民逃往西德。抵达西德的逃亡人口，首先被送往临时收容所，例如位于西柏林，今天已成为纪念馆的马林费尔德。德国之声记者为您回顾这段历史。
1965年，17岁的哈特穆特.里希特在校门口被逮捕，因为他留着长发，喜欢听西方流行音乐。这在当时的东德十分引人侧目。国安部门的官员对哈特穆特进行了审问和高压恐吓。
一年以后，哈特穆特经由柏林的泰尔托运河，游泳越过了德国内部边界线。这种逃亡过程不仅艰辛劳累，而且非常危险，因为有些人在通过所谓的"边界线"时遭到射杀。
居留在临时收容所里的人都能获得医疗照顾、住宿和衣食供应。不过他们还得通过一项国家审核考验。这意味着冗繁的官僚手续，以及来自官方和盟军的一连串面谈及问话，原因是西德只收容受东德政府迫害的人。此外，他们也必须防范间谍及犯罪份子的渗入。
马林菲尔德难民营曾总共收容了130万名东德难民。对许多难民来说，在西德开展新生活可说是举步维艰。马林费尔德纪念馆馆长艾芙娜女士表示：“情况充满不确定因素：获得居留许可的难民，不知道自己将被分配到哪个联邦州。有些人在转换好几个难民收容所，设法找到了工作以后，才租屋定居下来。这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从纪念馆的展出内容可以看出，其中也包括反向操作的情况，这就是说：也有一些西德人民选择前往东德，在那儿协助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纪念馆解说员柯梅茨，对于德国近代史中有关这一段史实的记载出现空白而感到懊恼。他说：“当时也有西德人投效东德的例子，但是联邦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对此却只字不提。”
从西德迁往东德的民众总共约有50万人，其中包括著名的演员和知识分子。当时东德也设有收容西德难民的临时收容所。
马林费尔德纪念馆馆长艾芙娜认为，东、西两边人民的流亡潮，对于今日德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她表示：“我认为，这是德国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份，尤其是分裂状态下，东、西两边人民的逃亡行动，不仅反映了两德政府的统治状况，同时也是冷战时期拉锯战的交叉口。”
当初西德政府在全国境内设置了三个东德难民临时收容所，而设于柏林马林费尔德的收容所，因围墙及境内分割线的关系而具有特殊重要性，并成为接收东德难民的总收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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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难民、柏林墙：心痛的集体记忆
这堵墙，存在了28年零91天。墙的倒塌，既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终结，也意味着生命、自由和人性尊严等价值的回归。这堵墙，汇合了亡者与生者，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二战之后的德国深知只有克服过去，才能面向未来。通过深刻反思和清算纳粹罪行，德国重塑了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形象。冷战后的德国，面对另一种极权制造的粗暴和不公正，又如何纪念这段过去？
柏林。68岁的古斯塔夫·鲁斯特站在勃兰登堡门背面的一处街心花园前，不时向路人散发白色宣传单。其北面几百米远处，就是德国联邦议会所在地—国会大厦。
花园铁篱笆上，陈列着十几个鲁斯特自制的白色十字架。
“乌都·杜里克， 1961年10月5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英戈·克霍格，1961年12月10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溺毙河中。”
“克里斯·格夫罗伊，1989年2月5日试图由布里茨运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
每个十字架都详细记载了一个东德人的名字、生卒年月和死亡原因。那段历史距今至少20年，如今穿越时空，在21世纪的柏林苍穹下散发出被记忆尘封的气息。身为东西方冷战时期的东德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越墙者。
不时有路人驻足、俯身细看鲁斯特对柏林墙以及柏林墙所代表和维护体制受害者的私人纪念。在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埃里希·昂纳克执政下的东德，这个大脑门、豁牙、左手腕吊着一副手铐的瘦高个曾经度过了9年多的铁窗生涯。过去，他为东德民众的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而战；而今他依然在抗争，只是任务远为艰巨—他对抗的，是人们习惯性的对过去的遗忘。
越墙者
2008年五六月份旅居柏林时，我曾多次从古斯塔夫·鲁斯特身边经过。很多时候他就倚桌而坐，旁边放着一个捐款箱，听凭路人自取宣传单。
在我随手取来的宣传单上，正面是三张配有德英文字说明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人们为柏林墙受害者而建的自由纪念碑，游客在一人高的十字架间徜徉凭吊。照片旁边这样注释：“弗里德里希大街与齐默尔街交界处的这块空地上曾经竖立着1065个十字架。2005年7月4日，几个幸存的柏林墙受害者在此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纪念碑就被拆除。”
宣传单末尾处是鲁斯特及其朋友的呼吁：柏林市政府正计划拆除德国国会大厦旁的十字架纪念碑，请求您签名保留它。
对德国联邦政府和柏林市政府而言，古斯塔夫·鲁斯特是个令人头疼的麻烦制造者。过去几年，他坚守在德国政治中心的这一小角落里，愤怒地抗议地方当局对昔日柏林墙死亡地带进行的任何改造或重建，偶尔还会攻击路人。他自制的十字架纪念碑曾被移除两次，但每次他都回到原地，固执地重立十字架。
鲁斯特的抵制与政治无关，尽管其想法是多么地不切实际，但传递了他为之坚决捍卫的柏林墙受害者的强烈情感：拆除纪念碑犹如铲除过去，而这正是将生者与死者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十字架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个生命竭力追求自由的故事，也是一段痛彻心扉的集体记忆。
1961年8月13日凌晨，冷战最为剑拔弩张的时刻，东西柏林边界的灯光突然熄灭。2万多名东德士兵根据昂纳克的指示，迅速用铁丝网在边界构筑起一道临时屏障。中午12时37分，以一个路口的封锁为标志，柏林被强行一分为二。柏林墙—东德称之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的第一道防线从此建立，并在以后几年里不断被改建加固。
当夜，隆隆驶过的坦克和军车，将东德人从乌布利希（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当众撒下的谎言中惊醒。仅仅两个月前，乌布利希还在一个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没人想要建立隔离墙！”但显然，那时他决心已下—二战过后，260多万名东德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出于私人的、政治或经济的原因，纷纷“用脚投票”逃往西方—柏林墙，是阻止东德公民继续逃离的唯一方法。
但墙没能像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希望的那样，让东德民众学会“正确”地思考。从建墙当夜开始，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冒死冲关，在柏林墙边洒下了滩滩热血。
艾达·司克曼是柏林墙最早的受害者之一。她在伯诺尔大街上的公寓虽位于东柏林，但窗户面向西柏林。1961年8月22日，这个58岁的老妪不顾一切跳窗而下，结果重重地摔在人行道上，死于西柏林的一辆救护车内。
齐默尔街则是18岁的彼得·费克特的遇难地。1962年8月17日，他已成功攀上了柏林墙头，但就在那一刻枪响了。受了重伤的费克特跌落墙内，痛苦呻吟。西柏林警察和查理检查站的盟军岗哨目睹了这一切，却无人施以援手。一小时后，他在众目睽睽下流血而亡。几天后，西柏林市民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抗议东德在边境实施的恐怖政策和盟军的不干预政策。一年后，西柏林人为费克特举行了死亡周年纪念。
24岁的布克哈德·尼云死得更为惨烈。1974年1月5日晚，这个东德边防士兵冲进查理检查站，他手持冲锋枪，把两个同事作为人质，成功地通过了第一道防线。但当他弯腰欲过第二道防线时，有几分钟时间人质脱离了他的控制，狙击手瞬间狙杀了他。
在柏林墙沿线，在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民间自发设立的小纪念碑和柏林市政府统一规划的信息牌随处可见。若是在屋顶或厕所下方发现十字纪念架，也不必惊讶，那儿正是越墙者的遇难地。在漫长的岁月里，为翻越那堵壁垒森严的柏林墙，东德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弗里德里希大街，莱纳·希尔德布兰特（Rainer Hildebrandt）1963年为反对柏林墙而建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丰富的馆藏和纪录片展示着东德人为自由而竭尽的努力、智慧和勇气：几辆发动机经改装可供容身的汽车；两个家庭费时两年手工制成的热氢气球；37个半专业人士用6个月时间挖出的5号隧道。
越墙者也并非孤立无援。莱纳·希尔德布兰特创立的市民行动小组“8月13日工作组”就位于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日复一日，逃跑助手们透过博物馆的小窗户，观察跨越边境的种种可能性，然后制定各种逃跑计划。距此一箭之遥，德国报业巨子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挑衅式的在柏林墙边建立了十几层楼高、以其名字命名的出版大楼。“反对柏林墙的斗争，就是为自由而战。”当西柏林人渐渐放弃对两德统一的希望时，被德国商业杂志《资本》戏谑为“勃兰登堡门的傻瓜”的施普林格，仍不懈地在旗下《世界报》、《图片报》上呼喊。为遮挡出版大楼和高悬楼顶的宣传横幅，东德政府在莱比锡广场竞相建立电视塔和高楼，唯恐“西风压倒了东风”。
这场以生命为代价的残酷游戏持续了28年零91天。成功越墙者毕竟少数，更多的人未及抵达彼岸，便成为柏林墙的奠基石。伯诺尔大街上的柏林墙文献中心内，一份历年柏林墙死难者名单令人神伤。资料显示，1961年至1989年约有11万东德人经确认非法越境，其中4万人成功逃离，7.1万人因试图逃离而被收押，几百人在逃离途中被射杀或遭遇各种意外。究竟有多少东德人死于柏林墙边？德国政府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但至少有152人已被确认死亡。
他人的生活
东德是什么样？人们为何要逃跑？冷战时期的普通西方人对此缺乏想象。对他们而言，谴责柏林墙和援助越墙者，虽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更是出于人道主义情怀和对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认同，毕竟现代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建一堵墙把本国人民关在里面。
当时，西方人看到更多的是东德“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面：东德是世界上前十强工业国家，政府提供一切福利保障，没有失业。1973年夏，从世界各地来到东德访问的青年，也相信他们到了一个开放的国度：音乐和舞蹈充满了各个角落，东西德人之间畅所欲言。各项安保措施都已到位，但国家安全部门—斯塔西未加任何干涉。
但只有东德人知道，这绝非生活常态。许多年轻人为此疑惑不已：为何生活不能总像这样？
17年后，当开放多元的生活真的来到德东地区之时，正经历转型之痛的德东人面对经济衰退、高达25%的失业率，却对前东德产生了一股怀旧之情。这可以说是2006年彼得·康泽曼在施普雷河畔建起民主德国（DDR）博物馆的动因之一。其现任馆长Robert Rückel说：“对东德的怀旧应该避免。柏林墙倒塌后，东德以及东德的生活方式迅速消失了，我们希望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这个国家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且国家干预须臾未离。”
剥离对前东德政权和旧秩序的虚幻想象，DDR博物馆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
人们住在工厂化的住房里，这些建筑就像火柴盒，外表看上去毫无二致。有一个笑话这样说：晚上你可能会醉醺醺地误入别人的家，因为所有公寓的布局都一样。面包只需花5芬尼，相当于免费，这造成了惊人的浪费，但同时货架上找不到你需要的东西。排长队是惯常的现象。特拉比汽车没有冷却系统，动不动就熄火，但许多人还是愿意为此等上15年。东德青年的命运自出生之日起便已注定。在托儿所，蹲坑排便也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所有儿童必须等最后一个拉完才能一起起身，这是“接受社会教育的第一步”。
东德人喜欢阅读，但39家报纸的内容大同小异，头版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演讲。艺术为人民服务，但政府决定什么才是时尚和艺术。政治上的压制有时会导致其他方面的开放。东德青年大都早婚，赤裸着身体打网球、排球或登山是稀松平常的事。
生活中还有一根看不见的高压线，人们因此变得敏感多疑。斯塔西无处不在，窃听和监视的对象是一切民主德国的假想敌，不仅包括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甚至包括秘密警察本身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其全盛时期，斯塔西共有超过9.3万名全职雇员、17.3万名线人，秘密档案涉及500多万名东德人，相当于每三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到后来，连斯塔西官员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制度出了问题。“它注定要出问题的，因为人性。人不可能被改造或变成另一类人，除非他们本来就是。”Major Risse，1978年至1983年斯塔西一部负责人，在接受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阿什的访问时说。阿什正是Major Risse的监视目标之一，那几年他往返于东西柏林和华沙，为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却引起斯塔西的警觉。
1975年12月，《明镜周刊》发表的一篇报道，也彻底扭转了西方人对东德的认知。为惩罚那些试图逃跑者，东德政府强行剥夺了为父母者的抚养权，将孩子交由党的忠实拥趸收养。在养父母处，他们将按社会主义的方式成长。负责协调这一计划的，是东德教育部部长、埃里希·昂纳克之妻玛格特·昂纳克，一个每月飞往巴黎做头发、享受着特权的女人。
一个伟大的时刻
一度为东德带来高速增长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走到了尽头。
在这个曾经的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生产过剩和生产短缺已经明显到了极致：当梅森州的一家瓷器厂厂长向昂纳克汇报说，该厂出产的瓷器有5%不合格时，昂纳克开玩笑地回答：“这些是不是够整个国家使用了？”与此同时，生活必需品已紧缺到了计件供应的地步。为买到童衣，母亲们不得不把孩子带到商店，以证明孩子的真实存在。
此时的东德，就像他亦步亦趋、时刻效仿的苏联老大哥一样，早已债台高筑，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这事情是如此的机密，以致大多数东德领导人被蒙在鼓里，成了自己制造的谎言的牺牲品。
意识形态的活力也消失了。然而，当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民主化改革时，昂纳克却停止了学习。1989年8月14日，他公开发表声明：“无论是公牛还是驴子，都没办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
但人们早已看清了昂纳克的幻觉。1989年整个夏季，民众都在进行和平抗议。在莱比锡，人们定期于周一晚上在圣尼古拉斯大教堂举行“和平祷告”，然后步行去卡尔.马克思广场集会，表达对自由旅行的迫切希望。作家英戈·舒尔茨那时还是一个27岁的青年，在莱比锡以南45公里的阿尔腾堡州立剧院工作。尽管心中充满恐惧，但他也充满了希望。和平游行一周周地发展壮大，从最初的7万人，到14万、30万，再到50万人，人们高呼“我们是人民”的口号。而在匈牙利，由于匈奥边界的开放，大批东德人经由匈牙利、或西德驻布拉格和华沙大使馆逃到西方，形成新一轮的难民潮。当年10月底，这一逃亡人数便达到了5万。
10月7日东德建国40周年纪念日成为最后的转折点。这天，东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但应邀参加庆典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给水深火热中的昂纳克以任何希望。相反，有走泄的消息称，戈尔巴乔夫不仅强调“苏联驻军不能用于东德境内的镇压”，而且还直接鼓励埃贡·克伦茨和君特·沙伯夫斯基行动起来，罢免昂纳克。
最后这一时刻的到来显然比人们想象的快。1989年11月9日晚，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沙伯夫斯基宣读了一份简短的新闻稿，称每个东德公民从即刻起都有权拥有护照。尽管这仅仅是一份关于护照的规定，但从电视上看到这一新闻的民众认为自己自由了。他们冲出家门，云集在柏林墙前，强烈要求开放边境，一些人则挥起了手中的铁锤。柏林墙，这道把本国民众当成囚犯、强行禁闭达28年之久的牢门，终于倒塌了。
尼德基尔希纳（Niederkirchner）街，在原第三帝国盖世太保总部大楼对面，一段200米长的柏林墙遗址，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当年人们挥锤砸向墙体的痕迹。除涂鸦外，墙体上还有多处被砸开的大洞，裸露出拇指粗细的钢筋。有的洞足够容一人屈身钻过。需要多大的力量和愤怒，人们才可以砸出这样一个洞来？又是需要多大的力量，人们才能克制住彻底摧毁柏林墙的冲动？1990年，这段柏林墙体作为历史纪念物得到了保护。如今，它连同地下壁报的第三帝国纳粹暴行展示和战犯审判资料，共同组成了“恐怖地带”展览（Typography of Terror）。德国历史上两段最晦暗的过去—极右翼的纳粹独裁和极左翼的极权主义，就这样赤裸着，接受公众的每日审视。它同时也在警示人们：历史不会自动消失。它既然发生过，也就有可能再度发生。遗忘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
对东德人来说，这也是那样一个重要的时刻：28年的隔离之后，他们第一次有可能对两种不同的制度进行比较。11月12日，柏林墙开放后的第一个周末，约200万东德人穿过柏林墙，涌入了西柏林。那一天，蒂莫西·阿什看到的是东德人拖家带口、默默在街上散步的场景。他们在银行门前排起长队，领取西德政府发给东德访客的100西德马克“问候金”，小心翼翼地开始购物。面对商场中琳琅满目的货物，他们有些无所适从，最终大都只购买了一两件小物品，如新鲜的水果、儿童玩具等，然后紧紧抓住购物袋，默默地往回走，穿过柏林墙，穿过灰色、荒凉的东柏林街道，回到家中。
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没能等到这一天。4年前，他带着德国未能统一的遗憾离世。1958年1月，他和妻子曾在酷寒的莫斯科呆了两周，等待赫鲁晓夫的接见。他带着一项促成两德统一的私人计划而来，其中甚至包括把未来统一的德国建成中立国的设想，但他的游说最终被冷漠地拒绝。31年后的11月12日，《图片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代他向苏联表达了敬意：当天的头版头条是一个黑红金三色（德国国旗的颜色）的通栏大标题：《早上好，德国》。下面是一封该报编辑部致戈尔巴乔夫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克服过去
柏林墙的倒塌，弥补了人为的分裂和隔离带给两边人民的伤痛；但瞬间的激情过去后，开始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德国人发现，统一远较法律层面复杂得多。
二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的彻底反思，是通过调查真相、起诉战犯和人事清算、赔偿受纳粹迫害者以及在柏林政治中心建立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等方式进行的。战后60多年来，德国通过不断地反省和实际行动，最终与犹太人受害者和当年各受害国达成和解，重新赢回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两德统一后，联邦政府把处理纳粹历史的经验，用在了柏林墙上。
在蒂莫西·阿什看来，统一后德国在揭露真相和清算过去上做的努力，是其他现代民主国家所远远不及的。1992年，建造柏林墙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埃里希·昂纳克，因其在冷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下令开枪射击越墙者，被引渡回国受审。与此同时，德国还对原东德的行政系统进行清洗，并成立了真相委员会。
对历史最深刻的反思和记忆，莫过于向公众系统开放斯塔西的秘密档案。1990年，德国成立高克管理局，3000多名来自前东德和西德的全职雇员，开始对被斯塔西撕碎的文件进行复原，并为每一文件每一页码重新编号。根据德国国会1991年通过的一项特别法，高克管理局对档案使用作出了详细规定。在向公众开放之前，档案中斯塔西受害者和无辜第三者的名字，以及一些个人隐私等，已被特意抹去。至2005年，高克管理局共开放了450万份个人档案。
阅读档案是个很可怕的经历。在高克管理局办公室，蒂莫西·阿什曾目睹有些人因为承受不住负荷，当场痛哭。很多人通过档案才发现，昔日亲密无间、一起工作或生活的朋友、同事、兄弟、夫妻，原来背后一直在告密。“找出真相，记录，反思，然后继续前进。这是我知道的关于真相和和解的最不坏的公式。”蒂莫西·阿什说。
对众多的柏林墙受害者来说，同意保留让他们憎恨的一部分柏林墙，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和解的开始。这一度是个争议话题，但经过长期和充分的讨论，人们最终达成共识：柏林墙遗址的存在，足以警示后人不致遗忘这段历史。有勇气面对过去，才能重新建立新的社会意识和国家认同，展望未来。
新生之墙
历史毕竟在渐渐远去。
和德东人一道经历了转型之痛的柏林墙，除了几处抢救下来的残垣外，如今只剩下地面上鹅卵石铺就的两道暗红色墙线。墙线时断时续，连同沿线的信息牌和纪念碑，不时勾起人们对这个城市和民族精神创伤的回忆。
车水马龙的弗里德里希大街上，查理检查站—确切地说是个复制品—还在，周围依旧垒着沙袋，还有身穿制服、装作执勤的假东德边防兵。纪念品货架旁，一个假守卫殷勤地兜售麦穗围绕着锤子和圆规图案的东德签证章。“2欧元一套”，他笑嘻嘻地说。
这个曾经的东西方分裂的象征，如今成为柏林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但它仍能调动起人们记忆中枢的某根神经，重新把人们带到冷战的过去。1961年至1989年，它是外交官、外国公民和美英法盟军军人进出东德的唯一通道。美苏两国坦克曾在这里结阵对峙；也就是在这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意识到了现状的严重性，决定拆毁“铁幕”。检查站上方，黑色大字书写的警示“注意，你即将离开美国管辖区！”仍然令人心生寒意—即便此刻望过去的对面是和谐熙攘的繁华街道，内心深处依然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你，检查站后面会是怎样一个未知世界？
离查理检查站80米远处，当古斯塔夫·鲁斯特为之抗议的自由纪念碑移除后，柏林市政府恢复了原来的街道设计，被毁坏的历史建筑则以现代建筑代替。这是上世纪90年代柏林市城建局对柏林墙沿线地区进行“批判性重建”的一个方面，其思路在于既保护历史遗址，又优化沿线景观。今天，约有25处纪念物被纳入了柏林市政府的保护名单，其中包括三处柏林墙遗址和弗里德里希车站附近的泪宫，那儿是当年墙两边的亲友团聚的地方。
伯诺尔大街上，一堵70米长的新柏林墙也是个复制品，并与钢筋裸露的柏林墙遗址紧紧连接。它简直是由多道防线构筑的柏林墙的微缩版，登上街对面柏林墙文献中心的四楼观望平台，所有加固设施一览无遗：两道钢筋水泥墙，几十米宽的死亡地带，巡逻小道，探照灯，通电铁丝网。沧桑、阴森的新旧柏林墙，与右边金色麦田中形同谷仓的和解小教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小教堂是为纪念1985年被东德政府炸毁的和解大教堂而建，与大教堂的哥特式建筑不同，小教堂风格简约，圆形象征着统一。一边是柏林墙代表的恐怖和杀戮，一边是教堂代表的宽恕和和解，谁更强大？答案已然揭晓。
如果说柏林墙是历史和柏林人开的一个黑色玩笑的话，令人讽刺的是，由于数十年未能踏触，空旷的边境无人地带反而成为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对人口密集的柏林市区来言，这是一笔意外之财。空地提供了机会，可以将之改建成城市公园、运动场或休憩地，柏林市已经出现了几个这样的公园。在柏林市北部，潘科柏林墙纪念公园和巴尔尼姆自然公园间长达9公里的边境，如今成了自然环境保护区。
但是，不少街道荒凉依旧，即使在市中心，亦宛如置身郊野。从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报业大楼沿柏林墙线折向东南，Kommandanten街原东柏林一侧灌木丛生，杂草疯长到一人高，风过之后发出沙沙的声音。傍晚时分，在这条悄无一人的街道上行走的人不免会加快脚步。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20年，大量新老土耳其移民，很快填补了过去的边境无人区。每当有足球赛事时，挥舞着土耳其国旗的球迷们会站在汽车里呼啸而过，高声叫喊。嬉皮士装束的年轻柏林人身上，已分辨不出谁来自东德谁来自西德。只有当你在马路上驻足时，或可从“红女绿男”的交通信号灯上看出，那里曾经是东柏林。开放、多元和宁和，正在代替过去的封闭、单一和恐怖。尽管在这里，对外来移民的歧视，仍然是土耳其人的永久话题。
这就是现在的柏林墙，生者与死者、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交汇融合。阴霾仍在，希望也在孕育。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陈宇)
瑞士：战争难民和政治难民的避难所
2005年，来自马其顿的难民受到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得到洛桑一所教堂的庇护。© Julie Hunt
瑞士人为自己的人权传统感到骄傲。长久以来，瑞士一直是战争或政治难民的避难所，他们及其祖孙也为瑞士做出了贡献。
据联邦统计局调查：2001年，瑞士的三分之一的居民是其他国家的移民或移民后代。
但在二战期间，瑞士曾遣送或驱逐了上千难民，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当时，瑞士拒绝难民的理由是：种族迫害并非政治迫害，因此犹太人享有政治避难的权利。当时所使用的口号是：“已经满船(难民太多了)”。除犹太人外，来自波兰及俄罗斯的奴隶工人也禁止入境；还包括企图逃避纳粹强迫工作及服兵役的法国及意大利公民。
瑞士接收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难民。2001年，九万三千多外国人被接纳或考虑被接纳为政治难民。该数据比较前一年少了5.2%。2004年，瑞士的多数难民来自塞尔维亚和黑山。
与西欧其它国家相比，瑞士的避难申请人数与自身人口较高。根据联邦移民局的统计，2003年年初到2004年9月，瑞士难民与人口比例为441：100000。
难民人数在1999年达到最高，有48000个难民递交申请。2002年以来，难民申请人数开始下降。2004年的难民申请人数为14250人，达到十年最低数，比2003年几乎少了不三分之一。
“我们必须告诉你们：在我们学校，遣送难民的问题很受重视；一点没有考虑到他们回去的艰苦处境，就把他们送回去……我们无法想象：瑞士，一个和平的天堂，一个自认慷慨的国度，会把这些不幸的人们驱赶出国境……如果我们现在不做任何建设性的事情，那么赞扬瑞士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你们不得不服从命令，因此不能接纳任何犹太人，但这绝不是上帝的旨意。服从上帝应高于服从强权。”
选自一位来自瑞士罗尔沙赫(Rorschach)的14岁女孩的信中。这封信写于1942年9月7日。当时，瑞士政府刚刚宣布不再接纳难民。
阻隔东西德人民正常动迁移民的柏林墙
阻隔东西德人民正常动迁移民的柏林墙
1961 年8月13日，前东德开始在东西柏林间的边界上修筑柏林墙。这堵高大的屏障将伯尔瑙厄大街分成了两个部分。一边继续属于东德，另一边则在西德境内。后来，许多东德人想出各种办法逃往西德。其中之一就是挖隧道。对此，伯尔瑙厄大街的地理位置当然非常有利。那么，这些逃亡隧道在哪里，它们又见证了怎样的逃亡故事呢？社会学家马利亚·努克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并带领游客参观。
"逃亡者的一个助手就站在洞旁边，他告诉逃亡者要把双手举起来，然后让自己落进洞里。逃亡者便照着做，落进这个看上去让人有些害怕的洞里。"
到了狭窄低矮的隧道里，逃亡者只能匍匐前行，隧道穿过柏林墙的地下，它的另一头就是西柏林。当时，这样的逃亡隧道不仅出现在伯尔瑙厄大街，也出现在别的地方，但是，伯尔瑙厄大街的位置却非常有利，因为柏林墙就建在这条街当中。在伯尔瑙厄大街柏林墙纪念馆工作的社会学家努克说： "伯尔瑙厄大街是隧道的主要集中地。1962到1971年之间，这条大约1公里长的街道上就出现了11个隧道工程，其中只有三个真正完工并且被人们成功地利用。"
这三个隧道中，57隧道和29隧道最为著名，57和29分别代表通过该隧道成功逃到西柏林的逃亡者的人数。今天，这两个隧道的地下部分虽然还部分存在，但是洞口已经看不到了。努克讲述道: "那些挖掘隧道的人大部分都是在西柏林学习的学生。他们中大多数人自己就是从前东德逃出来的。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通常都是为自己的朋友，亲戚，恋人，为那些等待一条通往西方之路的人。"
大约50名柏林人以及来自其他地方的旅游者睁大了好奇的双眼跟随努克女士来到了一些隧道的入口处。这些隧道都是在尽可能保密的情况下挖掘数月的结果。隧道的挖掘者当时都不可能专心工作或者学习，因为这项任务太重，太费时间。一位来自汉诺威的游客说，他非常佩服挖掘者的勇气。"试想一下，先要向下挖一个10米深的洞，然后在水平挖上100米，150米。换了我，肯定会很害怕，害怕等我从隧道里钻出来时，有人站在那里，等着逮捕我。"
这种危险确实很大，因为挖掘者虽然进行了各种计算，但并不能精确知道隧道的出口可能在什么位置。有一次出口是一个堆煤的院子，只跑出了三个女孩后，这个隧道就被发现了。另一次，一个隧道已经快要完工了，另一端已经透进一些光线。隧道挖掘者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派了一个人到东柏林去查看。"他通过了边界检查，一路都非常镇定。之后他去了施特利茨大街，然而去找隧道另一端所在的地方。他发现那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位置，正好是一个院落里的废弃的厕所。之前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大家决定立即行动，组织逃亡。"
围绕着隧道逃亡发生了许多悲惨，感人的故事。被抓到的逃亡者以及帮助逃亡的人都度过了漫长的铁窗生涯。不过，也有恋人和家庭通过隧道逃亡得以幸福地团聚在一起。听了努克女士对这段德国历史的生动讲解，参观者感触非常深。"我从来就对冒险非常着迷，这里的故事听起来非常离奇。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曾经是活生生的残酷的现实。这一切让人一次次感到不寒而栗，人们看到当时是多么没有自由，局势是多么特殊和恐怖。"
总共有89名东德人经过伯尔瑙厄大街下的隧道逃到西柏林。努克女士的导游生动地再现了这段历史。"让人们了解并且记住这段荒唐的历史对我们柏林人，对所有德国人都非常重要。这也有助于防止对前东德进行美化。" Nina Werkhaeuser
二战时期：北部法国人向南迁移纪实
德军占领法国巴黎后的法国人的痛苦心情！
1940年5—6月，为了逃避德军闪电般的推进，上千万法国人尽可能远地逃离家乡，逃往南方。他们有的徒步，有的骑自行车，有钱的人则开着自家汽车。城里的人走光了，村庄也荒无一人。作为这一黑暗年代具有悲喜剧色彩的一章，这次的大逃亡持续了两个月。
这些法国人在南方各省度过了这段不同寻常的时日之后，重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新开始了他们的生活，但仍然处在德国当局的管辖之下。
1940年5月10日夜里，纳粹德国入侵荷、比、卢三国，从而结束了英法两国对德国的这场“奇怪的战争”，即宣而不战的战争。现在法国需要考虑的不再是在士兵的掩体里摆花的问题，因为铁丝网已经把这些掩体围起来了。法国今后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帮助那些拥挤在通往法国边界公路上的大批难民。尽管法国似乎还完全掌握着制空权，但德国空军却在对一些军事和平民目标进行狂轰滥炸。荷兰的鹿特丹是他们轰炸的第一座城市：5月14日，仅在几分钟里，就有900人被炸死，一些街区被夷为平地。炸弹给人们带来恐惧，甚至促使人们逃亡。
英法军队和德军交上了火。1940年3月开始担任法国总理的保罗•雷诺声嘶力竭地呼喊：“我们将会战胜他们，因为我们是最强大的。”他们的部队碰上了首批逃到法国的荷兰和比利时难民，汽车、自行车、马车、徒步的人群形成了一股长长的人流，它就像磁石般把经过的城市和村庄的人都吸引进来。200多万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徒步逃难，而另外一些人则乘拖网渔船朝拉芒什海峡及大西洋沿岸的法国港口奔去。
当这股难民流越过法国边界后，他们就融入到另一股人流中，这就是法国北部居民逃难的人流。5月中旬，法国里尔的居民已由原来的20万人减少到2万人，图尔宽的居民已由原来的12万减少到1.5万人。
德国将军古德里安的部队越过了法国阿登省和默兹省，并向北海方向推进，这更加速了法国居民的逃亡。人们想乘火车离开家乡，但火车常常停在半路上，成为德军飞机轰炸的目标，特别是在阿布维尔更是如此。许多人乘汽车、灵柩车、工业用车辆、农民的马车或骑自行车逃难，更多的人则是徒步逃难。由于许多法国人出身农民，所以他们对走远路并不惧怕，他们拉着或推着儿童车、独轮车等走上了逃难之路。
这些逃难的人流任凭德国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摆布，这种飞机俯冲时带着可怕的呼啸声，同时开动飞机和炸弹上的鸣笛，对地面人员颇具恐吓作用，并进行扫射。每经过一个地方，人们就要把路上死去的人、马、驮重牲畜及烧焦的汽车扔到大坑里，然后继续上路。这次大逃亡中，有近9万名儿童在路上与父母失散，等待他们的是流浪，有时他们也会被一些好心人收留。
1940年5月23日以后，由于前线局势相对稳定，离家逃难的法国人少了一些。巴黎人坐在露天咖啡座上看着一群群逃难的人穿过市区街道。但自1939年9月以来，在这些巴黎人当中，已经有52万人逃离巴黎去了南方，主要是小学生和有钱人家，他们在卢瓦尔省南部和布列塔尼地区有别墅城堡，他们去了这些地方。
到了6月3日，情况有了变化。德军的轰炸使巴黎及其效区250人丧生，这就告诉人们又该逃难了。车站又忙了起来，巴黎国营铁路公司增开了198趟列车。在巴黎，与那些富人少的街区相比，富人最多的街区的居民都已经走光了。在政府逃离巴黎的消息传出来后，巴黎每天有10万人逃离此地，最多时的6月11日、12日和13日每天有30万人逃离。诺曼底也一样，居民都走光了。埃夫勒原有居民2万人，现在只剩下172人！在沙特尔，市长“管辖”的居民只剩下了800人。没有人听从当局的劝告，只要有一些传闻出现，例如市长离开了，市政府机关撤走了，商人们都逃离了，枪走火了或者有个逃兵说了句“德国人离这里还有10—20公里了”这样的话，马上就会有一些法国人加入逃难之列。法国各地政府曾经预料会出现大逃难的情况，可他们没有想到情况会严重到这样的程度。
道路极其堵塞，逃难者用上20—30个小时才能走10公里。当然，一些唯利是图者做起了买卖，例如一个农民在阿尔帕容到埃特雷希之间的公路上向逃难的人卖水，他叫卖着：“拿钱来吧，一杯水10个索尔，一瓶水两个法郎。”
法国人也匆匆忙忙安排博物馆的撤离工作。6月13日，荣军院(拿破仑长眠于此，后来成为法国军事博物馆的所在地)把拿破仑时代的纪念物品装上了两辆卡车，运往多尔多涅省。在卡车司机死了之后，这些纪念物品最终被丢在了逃难的路上。尽管人们把马伦戈战役中法军的服装、皇帝的小帽子和一部分华丽餐具找到了，但那柄镶嵌着钻石、几年前还可以卖到9万法郎的滑铁卢之剑却可能永远找不回来了。
自从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1940年6月10日对法国宣战之后，除了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机给法国人造成威胁之外，还有意大利的轰炸机也给法国人造成了威胁，从而迫使法国边界省份的居民向南撤退。6月15日马其诺防线被突破之后，东部各省和勃良第的居民开始向罗讷河谷方向撤退。很快，道路上就聚集了上千万难民，如果把被动员入伍的士兵算在一起，这些难民的数量占到了法国居民总数的1/4。在这些士兵当中，很多人在与自己的部队失去联系之后就与这些逃难的平民混在了一起，当然，他们与部队失去联系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无意的。
在贝当政府1940年6月17日组成之后，整个法国都变了样。北部法国已经不存在了，南部法国则挤满了来自各地的难民。
直到1940年6月25日零时35分前线停火的消息传来之前，法国的大逃亡仍在继续。
难民问题再起波澜 意大利拒绝德籍救援船靠岸
继6月底逮捕在地中海上救援难民的德国籍女船长造成两国关系紧张后，意大利官方近日再度签署命令禁止载有40名获救难民的德籍救援船“阿兰·库尔迪”号靠岸。
中新社报道，对于“德方提出以接收30名意籍救援船救起的难民交换上述难民进入意大利”的说法，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8月1日予以强硬拒绝。他表示，意大利不是“难民营”，如果德籍救援船进入意大利水域，将被扣押。
意大利与德国之间围绕难民分配的抵牾由来已久。2018年9月，德意两国就难民遣返协议达成共识，但意方一直未签字生效。同年10月，意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尔维尼公开表态，拒绝接受媒体所称的德国难民包机。
今年6月12日，德国一家非政府组织下属的救援船“海洋观察3号”在地中海救起53名难民。由于意大利当局一直拒绝“海洋观察3号”停靠，迟迟未能上岸的40名难民身心状况日益恶化。6月29日，德国籍女船长拉科特（Carola Rackete）强行将船停靠在意大利兰佩杜萨岛的码头。她随后遭到意大利警方逮捕，并面临审判。
拉科特被捕一事轰动了德国和全欧洲。在不到一周时间里，支持者为她募集了超过一百万欧元的捐款和超过28万个要求释放拉科特的联署。德国总理默克尔亦公开表态支持在地中海实施人道救援的行为。其后，拉科特重获自由。
然而，柏林与罗马之间围绕难民救援和分配的争端远未终结。8月1日，对于另一艘载有40名难民、等待在意大利港口停靠的德国救援船“阿兰·库尔迪”号，萨尔维尼公开批评德国政府“传递了可怕的信号”，并形容德国将接受意大利救起的难民与此事挂钩为“勒索”。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在意大利政府拒绝非政府组织旗下救援船驶入该国港口这一强硬立场上，萨尔维尼一直是一位急先锋，而这一立场则导致了当局同试图突破这一政策的救援船之间一连串的僵持。
截至目前，德国政府方面并未回应此事。
难民沉船惨剧揭欧盟移民伤疤 德媒称政策难改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尽管知道生活存在危险，但许多移民依然乘坐摇摇欲坠的船从非洲海岸前往欧洲，以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然而他们在欧洲很少获得同情。
几年前，大量北非移民前往意大利找工作谋生。而今天，意大利移民多是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以及索马里等国为逃避战乱和暴力的人们。过去6年间，向欧洲提出庇护申请的移民数量激增。
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在兰佩杜萨岛海域发生火灾并沉没的偷渡船只是从利比亚出发的，这艘全长大约20米的船上共载有518人，目前获救人员仅为155人。偷渡船上的乘客大多来自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
德国总统乔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对此警告称：“移民是特别脆弱的人群。保护移民生命和倾听移民声音是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基础。”
欧盟内政部长们正在卢森堡开会磋商兰佩杜萨岛事故结果。尽管受到猛烈谴责，但他们不可能对欧洲庇护政策做出根本性调整。尽管移民们多满怀希望而来，但多数人被迫失望而归。在希腊，他们住在肮脏的拘留营中。在意大利，他们经常流落街头。
难民、难民的种类、世界难民日
难民是指一切由于种族、宗教、民族、加入某一社团，或政见不同等原因，不能获得原籍国保护；或原无国籍，现在原居住国之外，不能或不愿回原居住国的人。
从地理学角度讲，难民是人口迁移的特殊形式。因天灾、战祸、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宗教和种族歧视、国界变更等，导致大批人口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形成强制性的迁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难民问题日益突出，主要集中在亚、非两洲，非洲难民主要来自南非和非洲之角，亚洲难民主要来自阿富汗、柬埔寨和越南。联合国1951年7月28日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67年又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呼吁应给予难民基本人权，并设有难民高级专员负责监督执行难民公约及接助等事项。
难民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战争、种族迫害、部族矛盾、国家领土变动、政治避难、自然灾害、经济恶化等原因造成的一个不能或不愿回原籍国的群体，具有群体性、无助性、流动性、自发性和被动性的特征。
难民分为经济难民、战争难民、种族与宗教难民、政治难民、自然灾害难民等。经济难民是为了改善生活而“自愿”背井离乡的人，也称“非法移民”。自然灾害难民是因地震、严重的水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往往能通过临时救济返回来源国。战争难民是为躲避战乱而逃离家园的人。每一类难民的属性又不是单一的，有时战争难民同时又是政治难民，灾害难民同时又是环境难民等。目前，国际上解决难民问题一般采用3种办法：自愿遣返、就地融合和第三国安置。
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缔约国应给予其领土上的难民一定的待遇，其中包括，在初级教育、公共救济、劳动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给以国民待遇；在动产和不动产、自由职业、房屋等方面给以至少不低于一般外国人并尽可能优惠的待遇；各国应尊重难民取得个人身份的权利，给予难民身份证件和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并尽可能便利难民的入籍和同化。
“世上最大的悲痛莫过于失去祖国。”这是一位古希腊诗人对难民悲惨境遇发出的慨叹。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过去60多年来，全世界约有7500多万人因战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非洲和中东是世界上输出难民最多的地区。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
[时事焦点] 信心见证，EB
9.30迫近，EB-5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变还是不变，成为众多人士关注的焦点。但今年美国国会关于EB-5的改革草案更加明朗。4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Grassley联合民主党参议员Leahy提出一份新改革草案。5月参议院共和党党鞭Cornyn也提交了一份新EB-5改革草案。这两份草案极有可能作为国会商讨蓝本。
若今年9月30日EB-5的改革能够落地，综合之前提出的草案条例，预计最低投资额上涨、TEA目标区域重新定义、签证配额重新分配是主旋律。而在目前比较严峻的排期下，改革也将有望让排期得以解决。无论是国会还是各利益方都在致力于推行改革，这也让EB-5改革愈发箭在弦上。
无论如何，变还是不变，仍要等9月30日揭晓。我们只能确定，在9月30之前还有一段并不长的窗口期，能够把握50万美元投资移民美国的机会，这也或将是最后一次的政策“红利”！
美国EB-5投资项目众多，集团精选的佛罗里达州特许学校具有明显的优势。今年以来，因抢搭50万美元投资移民美国末班车的投资人数飙升，EB-5特许学校名额亦十分“抢手”，项目已售罄多期。
今年7月份，EB-5 特许学校项目第一期已开始进入投资款返还阶段，陆续返还投资款给投资者！时隔5年，于2011年年底进行投资的17位项目投资者已全部递交I-829永久绿卡申请，并正处于等候审批中。
第一期基本信息
学校名字：库珀市文艺复兴特许学校
学校位置：佛罗里达州布罗沃德县库珀市
投资期开始时间：2011 年 11 月 28 日
学校开学日期：2012年12月
I-526 获批情况：全数获批
I-829递交情况：全部投资者的 I-829 申请已递交，所有个案还处于审核阶段
特许学校项目由私人经营，接收政府资金提供公共教育，对招收学生没有限制。全美有6,650间特许学校，学生270万，超过100万学生在等候名单上，其中佛罗里达州拥有570间特许学校，服务超过20万学生。特许学校兼具公立学校公平公正、低学费及私立学校重视经营绩效的优点，并得到政府和名人的大力支持，如奥巴马和比尔盖茨等。
目前32期正在开售，第一期进入投资款返还阶段，算是交上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在9.30延期大限到来之前，EB-5或将再掀一轮名额抢占热潮，项目名额有限，欢迎有意者联系集团，。
佛罗里达州特许学校第三十二期
项目地点：佛罗里达州希尔斯堡县（Hillsborough County）
项目情况：总占地面积6287.7平方米 ，将容纳1400名学生，设置从6年级至12年级
投资情况：总投资约1,770万美金，发行方投资约770万美金，投资者贷款1000万美金
项目名额：共20名，每位投资50万美金，投资期5年
就业机会：项目创造就业机会 343个就业岗位，高于移民局要求71.5%
项目优势
佛罗里达州人口约1,930万，是美国第四大人口聚集地
该州国内生产总值为7,500亿美元，经济发展程度全美排名第四
项目开发商Academica经验丰富，已在佛罗里达州成功开发多家特许学校，也是全美最成功特许学校运营商之一
项目所在地地理位置优越，人口密度高、学位需求大
超过800笔投资，并已超过400位获批
21所竣工学校
州政府全力支持特许学校的建立，并全资资助运营，平均每名学生7,115美元
投资者享有第一顺位的担保抵押权，学校有土地，还有校舍和产权作为担保抵押物
加拿大BC省提名移民项目EE通道所关系到的三个打分表介绍
加拿大是北美推出有移民政策的高福利国家，近年来选择移民加拿大的人不在少数。加拿大有投资类移民项目、技术类移民项目、雇主担保类移民项目等，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移民项目。今天我们就来重点说一说加拿大BC省雇主担保类移民项目所涉及的EE通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EEBC，申请此类移民，大家需要和三个打分表打交道，下面大家就随移民小编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三个打分表吧！
EEBC对申请人来说要求肯定是更高的，必须满足联邦EE系统下联邦技术移民（FSW）、联邦技工移民（FST）、联邦经验类移民（CEC）中至少一个类别的要求，才可以走EEBC通道。很多申请人对于常规的BCPNP和EECB经常会混淆，以为BC省的雇主担保移民就是走EE的，其实不然，具体还是得看申请人的自身条件决定。如果无法满足联邦EE的三种移民类别之一，只能拿到省提名之后老老实实等联邦下签。
不管是BCPNP还是EEBC，都是基于打分系统进行择优录取的，而在EEBC的申请过程中，会涉及到3个不同的打分表：
1、联邦EE准入评分表——总分100分，及格分67分
也就是常说的67分打分表，主要有六大因素，分别为年龄、教育、工作经验、有无job offer、英语或法语能力、适应性。针对国内的申请人，如果英语水平在CLB 9及以上（即8、7、7、7），学历较高，较年轻，打分有可能达到67分，否则就需要job offer和适应性这2项来加分了。
2、CRS打分表—总分1200分，择优录取
CRS是EE通道的一个综合打分系统，分为核心因素600分和附加因素600分。核心因素包括年龄、教育和工作经验、配偶语言能力和教育水平；附加因素包括加拿大学历、job offer、省提名、加拿大亲属以及法语水平。
CRS综合打分系统是以择优筛选为原则进行的，获邀分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为准，如果拿到了省提名的话可以在CRS打分表中多加600分，这也意味着肯定会被联邦选中最近一次筛选为2019年4月3日，邀请分数为451分，比上一次邀请（3月20日）降低1分。
3、SIRS打分表—总分200分，择优录取
这个是BC省自己的打分系统，同样也是分高者获邀的规则，所有的申请人都可以算出自己的得分，打分因素包括职业代码、薪资水平、工作地点、工作经验、教育水平以及语言水平。
最近一次筛选为2019年4月2日，普通技术移民邀请分数为94分，EE BC邀请分数为100分。
以上就是加拿大BC省提名移民项目EE通道所关系到的三个打分表介绍，希望对想要申请EEBC的朋友有所帮助。如果大家对加拿大移民感兴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我们将有经验丰富的移民顾问为您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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