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ym16.com - 难民移民条件】
2005年，来自马其顿的难民受到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得到洛桑一所教堂的庇护。© Julie Hunt
瑞士人为自己的人权传统感到骄傲。长久以来，瑞士一直是战争或政治难民的避难所，他们及其祖孙也为瑞士做出了贡献。
据联邦统计局调查：2001年，瑞士的三分之一的居民是其他国家的移民或移民后代。
但在二战期间，瑞士曾遣送或驱逐了上千难民，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当时，瑞士拒绝难民的理由是：种族迫害并非政治迫害，因此犹太人享有政治避难的权利。当时所使用的口号是：“已经满船(难民太多了)”。除犹太人外，来自波兰及俄罗斯的奴隶工人也禁止入境；还包括企图逃避纳粹强迫工作及服兵役的法国及意大利公民。
瑞士接收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难民。2001年，九万三千多外国人被接纳或考虑被接纳为政治难民。该数据比较前一年少了5.2%。2004年，瑞士的多数难民来自塞尔维亚和黑山。
与西欧其它国家相比，瑞士的避难申请人数与自身人口较高。根据联邦移民局的统计，2003年年初到2004年9月，瑞士难民与人口比例为441：100000。
难民人数在1999年达到最高，有48000个难民递交申请。2002年以来，难民申请人数开始下降。2004年的难民申请人数为14250人，达到十年最低数，比2003年几乎少了不三分之一。
“我们必须告诉你们：在我们学校，遣送难民的问题很受重视；一点没有考虑到他们回去的艰苦处境，就把他们送回去……我们无法想象：瑞士，一个和平的天堂，一个自认慷慨的国度，会把这些不幸的人们驱赶出国境……如果我们现在不做任何建设性的事情，那么赞扬瑞士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你们不得不服从命令，因此不能接纳任何犹太人，但这绝不是上帝的旨意。服从上帝应高于服从强权。”
选自一位来自瑞士罗尔沙赫(Rorschach)的14岁女孩的信中。这封信写于1942年9月7日。当时，瑞士政府刚刚宣布不再接纳难民。
精选阅读
战争难民转移：悲惨的海难
“泰坦尼克”号的知名主要因为它是当时世界最大船舶，它的沉没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也对航运安全敲响警钟。其实在和平时期民船事故中，它按死亡人员排也只居第7位（最高的是1987年菲律宾渡轮“多纳帕兹”号的4341人）。如果换成战时，最高的沉船死亡人数高达9343人，这发生在被苏联潜艇击沉的德国客轮“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上。它的沉没背后的伦理悲剧远甚于“泰坦尼克”。
仇恨进军
二战中的欧洲，土地的争夺频繁而戏剧。作为德国军国主义支柱——容克贵族发源地的东普鲁士1939年随波兰西部一起被德军占领后，德国人大增，然而到1944年8月末，英国连续两晚向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投下1000吨炸弹，将其化为火海，1945年1月，对当面德军拥有11：1兵力优势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第2方面军挥师150万，杀入东普鲁士。
突然被围的东普鲁士指挥官撤离平民的请求被希特勒拒绝，柯尼斯堡地方长官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直到苏军已近，仍只许该省东部的人撤离，却为自己的逃跑安排妥当。
这场战役，德国人是否打算保卫家园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面临的是一支在德军近4年的残暴侵苏中蓄满深仇大恨的虎狼之师，大规模的摧毁、抢掠和强奸发生了，但多年不被提及。到4月的柯尼斯堡之战，德国人已根本无力抵挡苏军的大锤，6天狂轰滥炸后，苏军只用3天就从战斗转入抢掠。
对此，多数德国官员非常清楚，从1月23日起直到战争结束，一场称为“汉尼拔行动”的大撤退将被围在东普鲁士的平民、军人、纳粹官员从格但尼亚撤至德国和仍在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共有672艘民船和409艘军舰参加，共撤走80~90万平民和35万部队（这个规模是敦克尔刻大撤退的3倍。另一说共约250万人），直到4月26日撤退依赖的桥头堡彼劳港（Pillau）失守，仍有其它地方继续，当月共撤出265000人。5月前8天还有15万人从Hela海滩撤走。欧洲战事的最后一天5月8日，大小92艘船从拉脱维亚还撤回18000人。直到德国投降条款禁止此类行动。
乱世方舟
1945年1月30日中午12：20，4艘拖船拖着“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缓缓驶出格但尼亚港。这艘长208米、宽23米，排水量2.4万吨的客轮在1937年下水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这艘核定载客量1865人的船上，登记在册的乘客就有173名船员（海上武装部队辅助人员）、第2潜艇训练师的918名海军官兵、373名海军女护士、162名伤兵、4424名难民，共计6050人，加上根本来不及登记的4000多难民，竟达10582人，平民中估计有4000名儿童。
鉴于63岁的弗里德里克·彼德森（Friedrich Petersen）船长已多年不航行，为确保在危机四伏的波罗的海上的安全，该船还配备了两名海军军官和一名撤退行动指挥，相当于4个船长。同时，还安排它与客轮“汉莎”（Hansa）号和两艘鱼雷艇一起离港。不巧的是，“汉莎”号和一艘鱼雷艇因机械故障很快返航，只留下一艘鱼雷艇（“吕韦”号，L?we）陪伴上万逃命者。
有文章称:出航前的深夜，彼德森船长收到德军波罗的海潜艇舰队司令部电报，称波罗的海中部和西部海域活动的3艘苏联潜艇处在严密监视之下，上述海域未发现其他敌舰。其实从当时德国海军的潜艇活动来看，这纯属自欺欺人。
果然，船上4位指挥员很快对躲避潜艇的航线选择发生分歧，虽有来自潜艇部队的威廉·扎恩（Wilhelm Zahn）少校建议应沿海岸浅水闭灯航行，级别更高的文职船长彼德森仍决意进入深水。
冰海屠宰场
18时左右，彼德森船长接到电报，称一队德军小型扫雷艇正朝它驶来，请注意规避。由于这片海域仍处于德军控制，彼德森不假思索地下令打开舷侧的红绿导航灯。这则电报的真伪无从考证，但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舰队驶来。
更不幸的是，这片海域的水下已经不属于德军，苏军波罗的海舰队的S-13号潜艇正由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Alexander Marinesko)少校指挥，在水下单艇游猎。
对马林涅斯科在夜间不良能见度下，从潜望镜中究竟能否分辨这艘航速不高、旁边还有一艘鱼雷艇的大船是德国重型巡洋舰还是客轮，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即使他看到乘客名单，也全无仇恨和立功意愿，也可以指出：该船虽是民船，但载有敌军部队和防空火炮，有军舰护航，根本不是专职的医院船。
19：30分，S-13号潜艇加速驶入“古斯特洛夫”号左舷与海岸之间，避开了鱼雷艇的视线。21时左右，S-13号加速后掉头，与缓缓驶来的“古斯特洛夫”号形成90度夹角，取得了理想的攻击阵位。
马利涅斯科一声令下，4条鱼雷以两秒的间隔，接连冲出发射管，雷体上被艇员们分别写着“为了祖国”、“为了苏联人民”、“为了列宁格勒”和“为了斯大林”。900米外的“古斯特洛夫”号在劫难逃，首条鱼雷命中左舷船首，第二枚命中中部前方,钻入船内的游泳池爆炸，第三枚钻入烟囱下方机舱，只有“为了斯大林”因故障未射出。
伴着剧烈的爆炸，“古斯特洛夫”号开始向左倾斜，人群一片恐慌，但德国人的素质值得钦佩，持枪官兵只允许妇女和儿童上救生艇，一些企图强行登艇的男人被无情地推下大海。
无力回天
不到40分钟，“古斯特洛夫”号船艏向下，沉入距海岸30公里、44米深的海底。
海面上到处是漂浮的人头，当时的海水水温约4°C，但当天气温只有-18~-10°C，水面漂着浮冰。
距该船只有15分钟距离的“吕韦”号鱼雷艇立即投入救援，但它实在太小，只捞起472人。“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巡洋舰也载着1500名难民，海因斯特舰长接到了望哨报告有鱼雷攻击后，未敢停船（另一说它救起564人后匆忙离开）。
附近的德国舰船纷纷赶来，无奈都是些小船。T-36鱼雷艇救起564人，M387扫雷艇98人，M375号43人，M341号37人，汽轮“哥廷根”号28人，TF19捞雷船7人，货轮“戈特兰”号2人，V1703号巡逻艇只救起一个婴儿。
由于该船实际载客量无法准确统计，战后对其死亡人数一直不明。最初，研究者埃尔文·卡佩斯在《航海经典》杂志上发表“船上超过6千人，死亡5348人”的结论，这一结论显然很不准确，直到海茵兹·肖恩（Heinz Sch?n）经过多年详尽研究，才得出死亡约9343人的结论。美国“探索”频道的“未解历史”（Unsolved History）节目还用EXODUS逃生软件进行了计算机模拟，考虑目击者报告的乘客密度、逃生路线和沉船时间内的存活可能性，估计10600人中有9400人必死无疑。
不大光彩的是，4名指挥员都活下来，而且居然只对提出正确意见的扎恩进行了正式的海军调查，只是因为纳粹的垮台，他的责任一直未确定。
现在，在波兰海图上标为“第73号物”的“古斯特洛夫”号已被划为一处战争公墓，坐标是55.0729°N 17.4213°E。为保护船上的财产和死者尊严，波兰格但尼亚海事局禁止在距残骸半径500米以内潜水。
不止于此
如果我们只以死亡人数最高才关注这一事故，显然是不人道的。事实上，就在同一海域，悲剧也不止一起。
1945年2月10日，苏联潜艇S-13再次击沉14660吨的德国豪华客轮“冯·斯陶本”（SS General von Steuben）号。该船也是1939年还只充当德国海军宿营船，1944年被征用为武装运输船，将德军运到波罗的海东部港口，将伤兵运回基尔。“汉尼拔”行动开始后，该船2月9日从彼劳启航时，装载了2800名伤兵、800名难民、100名士兵、270名海军医务人员（医生、护士和辅助人员）、12名地方护士、64名防空炮手、61名海军人员（无线电员、信号兵、机枪手和指挥人员）、160名商船船员，共4267人。
当天午夜后，被S-13号的两条鱼雷击中，20分钟内就告沉没，死亡3~4000人，只有约300人被T-196鱼雷艇救起。
4月16日，5230吨的德国货轮“戈雅”号（MV Goya）也载着第25战车团的200名军人和6100名旅客（只是登记数量），驶回德国西部。在但泽湾出口经过黑尔半岛时，被苏联布雷潜艇L-3发现。虽然“戈雅”号比潜艇快，但船队因其它舰船发动机故障停下修理时，L-3艇长弗拉基米尔·科诺瓦洛夫（Vladimir Konovalov）于23:52下令开火。由于没有客轮的安全措施，“戈雅”号7分钟内就沉入约76米的海底，估计船上约7000人中只有183人幸存。
当然，灾难并非单方面的。早在1941年11月7日，苏联建造的首批黑海客轮之一、后改为医院船的“亚美尼亚”号（Armenia）就在从克里米亚半岛的几所医院撤运难民、伤兵和物资时被一架德军He 111轰炸机用鱼雷击沉，估计有5000~7000人死亡，其中2000人是未登记的平民，只有8名幸存者被一艘护航船救起。该船两侧都涂有红十字。
道义困境
由于事关纳粹德国，战后对“古斯特洛夫”号灾难的评说，各方可谓五味杂陈。
一些德国人认为，由于死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苏联人当时犯下了滥杀无辜的罪行。不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原为纳粹工会组织德国劳工阵线旅游船的“古斯特洛夫”号1939年9月1日的确曾被德国海军征用，作为“医院船D”（Lazarettschiff D）。1940年11月20日，由于英国封锁德国海岸，该船又被德军买下，拆除医疗设备，停泊在格但尼亚，作为德国第2潜艇训练师近1000名学员的浮动营房，外观也从带绿条的白色喷涂成标准的海军灰。
因此，在被击沉时，该船装有防空高炮，没有医院船标志，也没有通报过它正执行医院船功能，而且船上的确载有作战部队，就否应受战争法保护，显然只能靠对方的仁慈。何况，希特勒1944年11月11日已宣布波罗的海为战区，命令德国战舰可对海面上任何敌国目标开火。再考虑到纳粹垂死挣扎时，将大量德国男子编入“人民冲锋队”，进行无谓的抵抗，在本已被仇恨占据的苏军眼中，哪里还有“难民”的概念。而且在当时，为避免国内民众陷入恐慌，所有幸存者均被要求严禁透露消息，德国报纸、广播对此只字未提。直到2002年，随着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Günter Grass）以该事件为背景的小说《蟹行》（Crabwalk）广为流传，这次大海难才浮出水面。
即使是格拉斯，2003年4月8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表示：“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是反驳极右的观点，他们说这起惨剧是战争罪行。它不是，它很可怕，但它是战争的结果，战争可怕的结果。”
当然，二战中双方都击沉过载有平民的船只，这的确是战争本身的罪恶。对“古斯特洛夫”号灾难，美国知道后也并未借题发挥，因为他们也不希望留下“德国人也是受害者”的印象。
但是，随着时光流逝，欧洲人已经能够坦率面对二战的仇恨时，随着苏军二战末期在德国疯狂报复行为（也包括进入中国东北后的军纪败坏）被逐步揭露，对这一系列灾难也应有另一面的评说。S-13获得红旗勋章，其艇长和L-3的艇长都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古斯特洛夫”号上的德国海军女护士也被歪曲为“集中营的党卫军”。
其实，只要看看东普鲁士，包括围绕它的波兰所在的这块领土，在欧洲近代史上的命运，哪怕仅仅是每个地名被改来改去，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民族仇争史。直到今天，这块地区才总算在欧洲一体化框架下恩仇渐消。
苏联著名诗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也是1945年1月进入东普鲁士的红军上尉，后来在他的《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中写道：“我们都深知只要是德国姑娘，就会被XX后杀掉，这几乎成了一种作战荣誉”。在他的诗《普鲁士之夜》（Prussian Nights）中，描写了在东普鲁士城市莱登堡一所住房内目睹的景象：半死的母亲面前横陈着女儿被凌辱后的尸首，乞求“大兵，杀了我吧”。
二战当然有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这是大是大非，但战争本身的残酷绝对超出人类控制。虽然没有被拍成电影，但希望“古斯特洛夫”号在你眼中，绝不仅仅因为是史上死亡最多的海难而好奇。正如“泰坦尼克”号一样，在灾难面前，一切荣耀和卑微都是浮云，只有人性永恒。
约旦临时避难所住着 8 万难民，成了这里第四大城市
Zaatari 难民营位于约旦 Mafraq 市附近，距离叙利亚边境 12 公里，成立于 5 年前，现在已经成为约旦的第四大城市了。据澳大利亚 ABC 电视台 7 月 28 日报道，Yusra Arafat 一家七口为了躲避战火而来到难民营，五年来，Yusra Arafat 和家人把 Zaatari 难民营当成了家。7 月 28 日是难民营成立五周年纪念日。
Yusra Arafat 的儿子一直在努力应对他所遭受的创伤，从 7 岁起就不再说话，至今已有 5 年，对于这个男孩来说，他遭遇的一切令人对战争感到愤怒，但他的母亲 Yusra 说：" 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已经逃离了战争。" 几个月前，男孩说出了 5 年来唯一的一句话，面对摄影师，他又低声说要拍一张照片。
Zaatari 难民营居住着约 8 万叙利亚人，实行金本位制，即以黄金为本位货币，Zaatari 不像其他的难民营，这里不允许贸易往来或成立小型企业，也没有全面支持的援助项目。但随着人口越来越多，贸易逐渐在难民营周边兴起，黄金商人开始抢占婚纱店和果蔬店的生意。
16 岁的 Arabi 偷偷溜进营地的围栏，为马铃薯种植者打工，以养活家人。他说：" 我已经工作两年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ABC 的记者发现他还在一个儿童收容中心为一个小男孩理发，这个收容中心是由国际联盟 " 救助儿童会 " 成立的。
Arabi 说：" 我想为一个名人剪发，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广告。" 他问 " 救助儿童会 " 的工作人员：" 你什么时候开一个更高级的理发课程？我在这里学到了所有的东西，现在我想要一个更高级的课程！" 虽然 Zaatari 的居民得到了相对良好的援助，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救助儿童会的首席执行官 Paul 说：" 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家庭暴力，我们看到女孩们结婚的年龄越来越小，这让她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看到了童工。" 人们受到精神创伤，遭遇贫穷，陷入困境，难民营中一直流传着关于叙利亚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的谣言。5 年过去了，援助组织认为这个新城市不会很快关闭。乐施会的 Soman Moodely 说：" 叙利亚仍有持续的暴力事件，叙利亚难民回家并不安全 "。
难民、难民的种类、世界难民日
难民是指一切由于种族、宗教、民族、加入某一社团，或政见不同等原因，不能获得原籍国保护；或原无国籍，现在原居住国之外，不能或不愿回原居住国的人。
从地理学角度讲，难民是人口迁移的特殊形式。因天灾、战祸、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宗教和种族歧视、国界变更等，导致大批人口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形成强制性的迁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难民问题日益突出，主要集中在亚、非两洲，非洲难民主要来自南非和非洲之角，亚洲难民主要来自阿富汗、柬埔寨和越南。联合国1951年7月28日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67年又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呼吁应给予难民基本人权，并设有难民高级专员负责监督执行难民公约及接助等事项。
难民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战争、种族迫害、部族矛盾、国家领土变动、政治避难、自然灾害、经济恶化等原因造成的一个不能或不愿回原籍国的群体，具有群体性、无助性、流动性、自发性和被动性的特征。
难民分为经济难民、战争难民、种族与宗教难民、政治难民、自然灾害难民等。经济难民是为了改善生活而“自愿”背井离乡的人，也称“非法移民”。自然灾害难民是因地震、严重的水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往往能通过临时救济返回来源国。战争难民是为躲避战乱而逃离家园的人。每一类难民的属性又不是单一的，有时战争难民同时又是政治难民，灾害难民同时又是环境难民等。目前，国际上解决难民问题一般采用3种办法：自愿遣返、就地融合和第三国安置。
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缔约国应给予其领土上的难民一定的待遇，其中包括，在初级教育、公共救济、劳动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给以国民待遇；在动产和不动产、自由职业、房屋等方面给以至少不低于一般外国人并尽可能优惠的待遇；各国应尊重难民取得个人身份的权利，给予难民身份证件和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并尽可能便利难民的入籍和同化。
“世上最大的悲痛莫过于失去祖国。”这是一位古希腊诗人对难民悲惨境遇发出的慨叹。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过去60多年来，全世界约有7500多万人因战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非洲和中东是世界上输出难民最多的地区。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
联合国难民署：保护难民之“公约加”
什么是公约加?
公约加是由联合国难民署发起并协调的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它的目标是改进全球难民保护，并通过多边特殊协议促进难民问题的解决。它将通过和各国以及其它合作伙伴的讨论和协商来促进对这个计划的支持，以及推动各国更加坚定地履行公约。
为什么为难民保护和持久解决提供新工具?
1951 年公约和它的1967 年议定书规定了各国对于难民的责任。这些文献仍然是国际难民保护的基石。
尽管他们持续的相关性，公约和议定书无法论及当今世界所有难民保护方面的紧迫的问题。这包括怎么更有效的为难民问题提供持久解决的方法，以及如何更好的分担难民入境和保护的责任。
因此，联合国难民署发动了"公约加" 计划。"公约加" 将是"本着国际合作的精神为了处理好当今和未来难民问题挑战而制定的一系列特殊协议。"
什么公约加是提出的新工具?
以前，UNHCR 频繁地和各国签订特殊协议。这样协议一般都有关和政府合作的操作安排方面的内容，常常关注某一部分难民或一个具体情况。这些协议大多有关自愿遣返。根据这些经验，公约加计划将扩展特殊协议的应用范围，并提升各国和其他相关方面的参与级别。
这些协议将关注那些领域?
联合国难民署致力于在三个优先领域达成普遍性的协议：
使重新安置成为保护的工具之一，并且成为责任共担的有效形式之一的策略； 在庇护国和返回地为支持难民问题的持久解决而更有效的利用发展援助的方法； 在难民和寻求避难者二次移动，即当难民以不规律的方式字一个庇护国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时，各国之间责任的明晰。
这些普遍性协议将设定一系列基于原先的应对某一特殊难民形势而达成的多边协议之上的共识和承诺，同时也将促进和支持这些协议的改进。
多边特殊协议如何被改进?
公约加过程由高级专员和难民署国际保护部的负责人共同主持的。他们为公约加处的工作提供指导。公约加处设立在难民署日内瓦总部，该处负责和各国一起研究普遍性协议的内容。同时也为难民署内部制定针对特殊情况的多边协议提供帮助。 普遍性协议的工作由五个“发起国”领导：加拿大负责重新安置问题，丹麦和日本负责发展援助的优化问题，南非和瑞士负责二次移动问题。他们的作用是和难民署一起，改进各特殊协议。每个发起国协调其他感兴趣各国之间的讨论，同时确保非政府组织有充分的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
具体特殊协议的改进由难民署地方局带领，并由公约加处支援。
其他还有谁参与?
高级专员每年两次召开由执行委员会成员国和常务委员会观察员参与的论坛，同时高级专员也会邀请其他可以对论坛作出正面贡献的人参与。
论坛的会议将关注公约加各个方面取得的进展。执行委员会将收到定期的公约加进展和论坛工作情况更新。
联合国难民署驻各国办公室的作用是什么?
公约加是全难民署致力于的努力。虽然很多讨论需要在日内瓦举行，但是各个地方办公室员工的意见和支持对于鼓励各国政府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大多数的宣传和联系工作其实是在地方一级开展的。
1979年，香港应付难民的进入
20世纪70年代越南政府穷兵黩武，造成大量难民外逃
香港近500万的人口集中在40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历来就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之一。现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正在尽力对付难民的入侵。除了从越南从海上到达的“船民”（即乘船外逃的难民）以外，还有大陆的偷渡客《时代》记者戴维·德沃斯参加了一次缉拿并遣返非法移民在香港边界的巡逻，并于1979年6月发表了这一报道。
黄昏刚刚降临沿顺春（SHUM CHUN）河的稻谷和家禽农场，27岁的大卫·托马斯警长和他的小组就开始了他们的日常巡逻。泛光灯很快就开始搜索并照亮几层带刺铁丝网和一直通到河流上的螺旋状篱笆。托马斯是在北爱尔兰的英国军队里服过役的一个老兵，他突然用“星光夜视仪”发现了动静，“远处山脊那边来了两个人。”他说道。果然，可以看见两个人正在一个篱笆下挖洞，然后从带刺铁丝网中间钻过来。就在他们越过障碍时，托马斯和他的小组正手拿面包和用啤酒罐装的热茶在等着他们，在审问完以后，就立即毫不含糊地遣送回中国。
边境巡逻兵又抓住了一些“I-I”（非法移民）——那些企图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非法移民的绰号。“如果抓住非法移民政府发奖金，我们可都发财了。”托马斯开玩笑说。的确，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抓获并遣返了将近46000人；仅在6月份就抓到了11000多人。尽管如此，香港官员们估计他们只抓到企图偷渡到香港的人当中的一半。
对付这些难民，香港现在靠的是5艘非常老的警艇，900名英国军队廓尔喀步兵，150名正规军和90名香港士兵。虽然，香港仅次于马来西亚，是无家可归越南难民第二大聚集区（现在这个殖民地里有55000名难民住在帐篷里），但是，香港官员们认为这比中国的非法移民的问题还小一些。因为越南人通常乘小船抵达，海上的警察很容易就能发现；另外，他们在香港的许多人最后会前往其他国家。
而大陆人则不然。受高工资的吸引和在家里所受的折磨，大部分中国非法移民将永远地留在香港。他们或单个前来，或几个人一起前来，并带着武器随时准备打架。许多人是被居住在香港的移民引渡到这个殖民地，进行这一行动中的最大的一个组织是有100名成员、称为“大圈帮”的团伙。该团伙的工作之一就是派一些成员到边境处郊游；在那儿他们接应偷渡者，护送他们进香港。其他的则是取道葡萄牙管理的澳门，那儿的“蛇头”用安有发动机的舢板引渡他们，价格会高达1000美元。还有一些会试图游向自由，穿着塞满乒乓球的枕头套做成的救生衣，或者，至少有一个是这样的：用吹满气的避孕套做成了一个救生圈。
很明显，当前的移民数目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中国减轻了对此类非法偷渡案件的判处。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估计：如果不采取行动，中国移民的数目总计可能会达到37万人；他已经向英国提出增加部署边境部队的请求，还要求北京政府加强他们本国边境安全。共有1000名英国士兵的第一批分队已经于1979年6月底抵达香港，并且中国第42军在今年2月份从对越南战场撤回之后，据报道说正在边境巡逻。
全球难民一撇
如今，全球流离失所人数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截止到2016年年底，全球因冲突或迫害造成656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难民人数将近2250万，超过半数不满18岁，另有1000万无国籍人士，他们没有公民身份，也不享有教育、医疗服务、就业和行动自由等基本权利。
为难民提供帮助的机构数千年来，逃离迫害和冲突的人们始终能在异国获得庇护。联合国帮助难民的机构就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也称为联合国难民署）。难民署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目的是帮助受二战影响的欧洲流离失所人士。
难民署由大会在1950年12月14日设立，最初拟定在三年内完成所有工作，然后解散。次年7月28日，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公约》通过，成为帮助难民和指导难民署基本工作的法律基础。难民署自此一直开展难民扶持工作，并没有在三年后解散。
1960年代，非洲非殖民化引发了当地首次难民危机及后续众多危机，需要难民署介入。在之后的二十年里，难民署帮助处理了亚洲及拉丁美洲的多次流离失所危机。上世纪末，非洲出现新的难民问题，巴尔干爆发一连串战事，也重新掀起新一股欧洲难民潮。
世界上每分钟约有20人因冲突或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因此，难民署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大。
近千万名叙利亚人流离失所叙利亚的冲突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诞生地（550万）。自危机爆发以来，叙利亚的人道主义需求就急剧增长，135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包括600多万名儿童。自2010年以来，已有超过40万人丧生，超过100万人受伤（这里原网页有）。
众多叙利亚人被迫离开家园，很多人已多次经历流离失所，这使得叙利亚面临世界上最大的流离失所危机，有63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近400万人在邻国登记为难民。据估计，偏远地区和被围困地点有453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土耳其容纳了超过290万已登记的叙利亚人。其中多数住在城市地区，约有26万人住在政府运营的21所难民营中。黎巴嫩有超过100万已登记的叙利亚人，约旦有66万。叙利亚人也不断涌入伊拉克，人数超过24.1万。在埃及，难民署为12.2万多人提供保护及援助。
巴勒斯坦难民尤其脆弱，估计有46万人正在叙利亚接受定期援助。叙利亚在学人数减少超过50%，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校被破坏、毁坏或者用于集体避难所。一半以上的医院已经被毁坏或严重破坏。供水量不到危机前的一半。据估计，980万人粮食无保障，更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南苏丹2016年7月，南苏丹和平努力被终止，导致今年年底73.74万人外流。这一数字在2017年上半年仍在上升。
难民署驻外业务联合国难民署总部设立在日内瓦，但是89%的员工在总部之外工作。如今，9700多名员工在126个国家为近5900万难民、回返者、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人士提供保护和援助。难民署员工大多部署在亚非国家，这两个洲拥有和产生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很多地方属于偏远地区，员工的工作条件艰苦，并且常常很危险。难民署最主要的工作地点在阿富汗、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巴基斯坦、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伊拉克。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的近东救济工程处，是对在中东地区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的教育、卫生保健、救济和社会服务等基本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该工程处于1950年刚开始运行时，负责帮助75万巴勒斯坦难民。如今，约有500万巴勒斯坦难民有资格获得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服务。
为难民营提供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经常被派去保护难民赖以生存的营地。当难民没有粮食、水和卫生设备等基本必需品时，联合国大家庭为他们提供。这些支持大多由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机构提供。机构间常设委员会通过 “组群方式”将联合国系统内外所有主要的人道主义机构聚集在一起，相互协调行动。
难民署是负责保护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主导机构，与负责协调和管理难民营的主导机构国际移民组织相互合作。难民署还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合作，共同负责提供应急住所。
难民署于1954年和1981年两次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流离失所在21世纪，除了迫害和冲突，自然灾害（有时由气候变化引起）也会迫使人们迁徙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洪水、地震、飓风、泥石流等灾害发生的频率正在增加，强度也变得更大。尽管这些事件造成的流离失所大多发生在国内，但是也会导致人们逃离本国。然而，目前还没有一个难民法律文书能够明确解决这些人的困境。
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比较缓慢，由此导致的流离失所也多发生在国内。但是气候变化会加速干旱、荒漠化、地下水和土壤盐碱化以及海平面上升，因气候变化引起的流离失所最终也会变成跨越国界的问题。
其他人为灾害，比如严重的社会经济剥夺等，也会导致人们逃离本国。尽管有些人可能是为了逃离迫害，但是大多人离开是因为他们没有留下来的意义。根据1951年《公约》，人们通常无法仅以缺少食物、水、教育、医疗和生计为理由申请难民资格。然而，其中一些人可能需要某种形式的保护。
冲突、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国际人道主义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多年难民心结打开 澳洲难民移民方案进入新纪元
关于澳洲难民移民方案一直在争议却不得结果，如今澳洲终于得出了结论，虽然有些勉强，但还是批准了移民改革法案。这一法案正是针对难民而改革，让他们得到了在澳洲居住且工作三至五年的权利。
自2012年8月开始，就有了3万名难民试图乘船抵达澳洲，只是他们的要求在当时不被评估，因为那时的澳洲政府一点也不希望这些难民到来并且永久居留在澳洲，然后那批难民只得送往了巴人布亚新几内亚及瑙鲁拘留中心。而经过此次争议之后，改革势必形成，那些难民即将离开那可怕的拘留中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拥有此机会，但这是一次开始，给了人不少希望。
这此难民获得至少三年的居留机会，且他们将获得工作的权利，最终可以申请技术移民签证，只是，如果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并没有获得长期的签证，那么就会被遣返回国。
这是一个仅2票之差才通过的法案，难民移民应该庆幸，但各位不要抱着太大希望，因为获得三年居留权不是定数，赶紧找到合适的地方合适的工作定下来才是正确的，不断把自己的技能提高，让当地人认可，就算不能通过技术移民方式移民澳洲，通过雇主担保形式也是可以的，只要雇主认可你，移民其实非常简单。
难民危机下的德国社会撕裂
导读： 从根本上解决移民、难民问题，应该加强整个国际社会的团结与合作，消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政治根源，共同分摊保护和援救的负担，而不应该忽略这些群体的感受与权利，仅仅把他们当作争抢民众选票的工具。
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移民数量攀升，截至2018年年底，德国人口升至约8300万人，略高于上一年的8280万人，人口数量为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最高。
据统计，尽管自1972年以来，德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为负。但近年来，德国人口的长期下降趋势被移民潮扭转。联邦统计局估计，2018年净移入德国的人口数量（即移入超过移出的人口数量）达34万至38万，与2017年相比有所下降，不过移民数量依然高于负增长数。根据数据，移民似乎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德国的人口危机，然而，事实却不仅仅是加减法那么简单。
屈指算来，2010年“阿拉伯之春”造成的欧洲移民潮已经持续了9年，自2015年德国爆发难民危机至今也已4年。这些年，移民是否成功融入了欧洲，他们的生活如何，这些难民的到来又怎样改变了欧洲，值得关注。
融入困难 德国加速遣返
众所周知，德国放手欢迎难民，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和德国国际形象的塑造，更加务实的目的便是希望适当引入年轻人口补充劳动力。尽管德国经济在欧洲一枝独秀，但是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需要廉价劳动力的补充，难民成为德国政府弥补老龄化的理想人选。因此，2015年难民潮高峰时，共有89万人提出避难申请。但截至目前看来，这些难民仍然很难及时作为可用劳动力补充。据德国《世界报》此前的报道，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为移民和难民提供融入支持方面，德国政府没有实现原定年度目标。原定为43万移民提供的融入课程，最终只有28万人接受了培训，毕业与否尚未可知。面向就业的德语课程上座率更是只有一半。不过，德国政府仍在不遗余力地宣传难民的工作价值，呼吁各家企业使用难民员工。
然而，一方面，能够逃往欧洲的难民，并非表面意义上的困难人群，反而是中东地区的富裕阶层居多。他们来到欧洲为的是更好的生活，所以充当廉价劳工的意愿并不大。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的差异，许多中东难民即使来到德国，也并不愿意受本地社团的管理。为此，德国政府已经计划将每年接纳移民人数下调，控制在18万至22万之间。
此外，德国政府还加大了遣返力度。此前由于德国政府负责难民事务人手紧缺及遣返国政府的消极应对等因素，遣返被拒难民的工作一直缓慢。大量难民在申请避难失败后长期滞留在德，滋生不少社会问题，一些人还伪造身份再次申请避难。不久前，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了更严格的遣返规定，一旦在德国有违法行为，庇护申请人就必须立即被遣送。2018年上半年，约有12300人被遣送出德国。德国联邦议院也于18日表决通过法律修正案，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格鲁吉亚划为“安全国家”，上述四国公民在德国申请难民身份遭拒后将被加速遣返。按照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的说法，法律修正案通过后，将有助加快“安全国家”公民申请难民身份被拒后遣返的速度。
社会撕裂 暴力事件频发
2018年年底，发生在巴伐利亚东部小城安贝格的一起事件震惊了德国社会：4名喝了酒的难民青少年周六晚在街上袭击路人，造成12人受伤。伤者中，最年轻的只有16岁。4名作案者来自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朗，年龄最小的17岁，年龄最大的也只有19岁，他们目前被拘留。这起事件也再次引发德国对难民群体暴力问题的关注。
在过去的一年，难民群体暴力事件频发。2018年5月，在短短一周内发生两起难民集体袭警事件。同月，14岁的德国少女苏珊娜失踪，两周后，她的尸体在一个难民营附近被发现，凶手是一名来自伊拉克的难民。自2016年密集发生多起难民暴力袭击事件以及性侵案后，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难民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和安全威胁不断挑动德国人的敏感神经。一方面德国民众不断呼吁政府严查具有极端思想的难民，甚至对默克尔接纳难民的行为持全盘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仇外情绪也不断在德国社会蔓延，莱比锡极右主义和民主制研究中心11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德国东部地区，持有仇外立场的人比例超过30%；在德国西部，该比例为22%。2017年，德国共发生2219起针对难民的袭击事件，造成313人受伤。持续发酵的难民危机不仅威胁德国人安全，还造成德国社会的不断撕裂。
去年8月底，一名德国男子在开姆尼茨被刺身亡，警方随后逮捕了分别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两名嫌疑人。德国极右翼团体利用此事在网络上制造谣言，煽动仇恨，该市随后连续爆发排外游行。难民问题俨然已成为欧洲极端民粹主义思潮、流派和政党抬头的诱因。近两年来，欧洲各国反对移民输入的党派，从政坛边缘逐渐走向前台甚至中央。其中，不仅有法国国民阵线这样的老牌极右翼政党，更有德国另类选择党这样的新党派。
政治困境 争夺选票的工具
难民问题削弱了民众对于默克尔这种传统建制派的信任，还滋养了一批政敌。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2015年难民危机前被誉为“西方旗帜”的默克尔提早退出了下届德国大选争夺，并放弃了党主席职务。当年凭借坚持开放国门、接纳大批中东和非洲难民的举动被全世界媒体所称赞的默克尔，肯定没有想过自己“成也难民，败也难民”。随着一系列移民问题的发酵，默克尔支持率持续下降。在欧洲盟友之间也是反对声音频发，一时间，默克尔和德国人对难民问题前后反复的态度也成为西方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
的确，这几年涌入欧洲的近300万难民给欧洲各国，尤其是希腊、意大利等欧盟前线国家以及德国等主要接受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压力，引发相关国家和地区民众的不满和反对。自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各国尽显“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态，比如关闭边界阻止难民入境，拒绝难民分配配额等。移民问题不仅影响到默克尔个人的声望，甚至危及欧洲一体化前景和欧盟团结。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势必有许多政客依然拿移民问题做文章，争夺选票和席位。在以默克尔为首的坚持开放的移民政策政治家权力、口碑式微的背景下，未来的欧洲政坛仍将面临愈加激烈的左右路线之争。
人们批评默克尔过高地估计了欧洲的接纳能力和难民的整体素质，才造成如今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而随着默克尔即将退出欧洲主流政坛，如何让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难民真正融入欧洲，防止有暴力倾向的极端分子威胁民众安全，避免半途而废，做好难民安置和融入工作才是欧洲政坛和民众需要思考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移民、难民问题，应该加强整个国际社会的团结与合作，消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政治根源，共同分摊保护和援救的负担，而不应该忽略这些群体的感受与权利，仅仅把他们当作争抢民众选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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