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移民条件。
“泰坦尼克”号的知名主要因为它是当时世界最大船舶，它的沉没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也对航运安全敲响警钟。其实在和平时期民船事故中，它按死亡人员排也只居第7位（最高的是1987年菲律宾渡轮“多纳帕兹”号的4341人）。如果换成战时，最高的沉船死亡人数高达9343人，这发生在被苏联潜艇击沉的德国客轮“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上。它的沉没背后的伦理悲剧远甚于“泰坦尼克”。
仇恨进军
二战中的欧洲，土地的争夺频繁而戏剧。作为德国军国主义支柱——容克贵族发源地的东普鲁士1939年随波兰西部一起被德军占领后，德国人大增，然而到1944年8月末，英国连续两晚向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投下1000吨炸弹，将其化为火海，1945年1月，对当面德军拥有11：1兵力优势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第2方面军挥师150万，杀入东普鲁士。
突然被围的东普鲁士指挥官撤离平民的请求被希特勒拒绝，柯尼斯堡地方长官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直到苏军已近，仍只许该省东部的人撤离，却为自己的逃跑安排妥当。
这场战役，德国人是否打算保卫家园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面临的是一支在德军近4年的残暴侵苏中蓄满深仇大恨的虎狼之师，大规模的摧毁、抢掠和强奸发生了，但多年不被提及。到4月的柯尼斯堡之战，德国人已根本无力抵挡苏军的大锤，6天狂轰滥炸后，苏军只用3天就从战斗转入抢掠。
对此，多数德国官员非常清楚，从1月23日起直到战争结束，一场称为“汉尼拔行动”的大撤退将被围在东普鲁士的平民、军人、纳粹官员从格但尼亚撤至德国和仍在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共有672艘民船和409艘军舰参加，共撤走80~90万平民和35万部队（这个规模是敦克尔刻大撤退的3倍。另一说共约250万人），直到4月26日撤退依赖的桥头堡彼劳港（Pillau）失守，仍有其它地方继续，当月共撤出265000人。5月前8天还有15万人从Hela海滩撤走。欧洲战事的最后一天5月8日，大小92艘船从拉脱维亚还撤回18000人。直到德国投降条款禁止此类行动。
乱世方舟
1945年1月30日中午12：20，4艘拖船拖着“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缓缓驶出格但尼亚港。这艘长208米、宽23米，排水量2.4万吨的客轮在1937年下水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这艘核定载客量1865人的船上，登记在册的乘客就有173名船员（海上武装部队辅助人员）、第2潜艇训练师的918名海军官兵、373名海军女护士、162名伤兵、4424名难民，共计6050人，加上根本来不及登记的4000多难民，竟达10582人，平民中估计有4000名儿童。
鉴于63岁的弗里德里克·彼德森（Friedrich Petersen）船长已多年不航行，为确保在危机四伏的波罗的海上的安全，该船还配备了两名海军军官和一名撤退行动指挥，相当于4个船长。同时，还安排它与客轮“汉莎”（Hansa）号和两艘鱼雷艇一起离港。不巧的是，“汉莎”号和一艘鱼雷艇因机械故障很快返航，只留下一艘鱼雷艇（“吕韦”号，L?we）陪伴上万逃命者。
有文章称:出航前的深夜，彼德森船长收到德军波罗的海潜艇舰队司令部电报，称波罗的海中部和西部海域活动的3艘苏联潜艇处在严密监视之下，上述海域未发现其他敌舰。其实从当时德国海军的潜艇活动来看，这纯属自欺欺人。
果然，船上4位指挥员很快对躲避潜艇的航线选择发生分歧，虽有来自潜艇部队的威廉·扎恩（Wilhelm Zahn）少校建议应沿海岸浅水闭灯航行，级别更高的文职船长彼德森仍决意进入深水。
冰海屠宰场
18时左右，彼德森船长接到电报，称一队德军小型扫雷艇正朝它驶来，请注意规避。由于这片海域仍处于德军控制，彼德森不假思索地下令打开舷侧的红绿导航灯。这则电报的真伪无从考证，但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舰队驶来。
更不幸的是，这片海域的水下已经不属于德军，苏军波罗的海舰队的S-13号潜艇正由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Alexander Marinesko)少校指挥，在水下单艇游猎。
对马林涅斯科在夜间不良能见度下，从潜望镜中究竟能否分辨这艘航速不高、旁边还有一艘鱼雷艇的大船是德国重型巡洋舰还是客轮，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即使他看到乘客名单，也全无仇恨和立功意愿，也可以指出：该船虽是民船，但载有敌军部队和防空火炮，有军舰护航，根本不是专职的医院船。
19：30分，S-13号潜艇加速驶入“古斯特洛夫”号左舷与海岸之间，避开了鱼雷艇的视线。21时左右，S-13号加速后掉头，与缓缓驶来的“古斯特洛夫”号形成90度夹角，取得了理想的攻击阵位。
马利涅斯科一声令下，4条鱼雷以两秒的间隔，接连冲出发射管，雷体上被艇员们分别写着“为了祖国”、“为了苏联人民”、“为了列宁格勒”和“为了斯大林”。900米外的“古斯特洛夫”号在劫难逃，首条鱼雷命中左舷船首，第二枚命中中部前方,钻入船内的游泳池爆炸，第三枚钻入烟囱下方机舱，只有“为了斯大林”因故障未射出。
伴着剧烈的爆炸，“古斯特洛夫”号开始向左倾斜，人群一片恐慌，但德国人的素质值得钦佩，持枪官兵只允许妇女和儿童上救生艇，一些企图强行登艇的男人被无情地推下大海。
无力回天
不到40分钟，“古斯特洛夫”号船艏向下，沉入距海岸30公里、44米深的海底。
海面上到处是漂浮的人头，当时的海水水温约4°C，但当天气温只有-18~-10°C，水面漂着浮冰。
距该船只有15分钟距离的“吕韦”号鱼雷艇立即投入救援，但它实在太小，只捞起472人。“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巡洋舰也载着1500名难民，海因斯特舰长接到了望哨报告有鱼雷攻击后，未敢停船（另一说它救起564人后匆忙离开）。
附近的德国舰船纷纷赶来，无奈都是些小船。T-36鱼雷艇救起564人，M387扫雷艇98人，M375号43人，M341号37人，汽轮“哥廷根”号28人，TF19捞雷船7人，货轮“戈特兰”号2人，V1703号巡逻艇只救起一个婴儿。
由于该船实际载客量无法准确统计，战后对其死亡人数一直不明。最初，研究者埃尔文·卡佩斯在《航海经典》杂志上发表“船上超过6千人，死亡5348人”的结论，这一结论显然很不准确，直到海茵兹·肖恩（Heinz Sch?n）经过多年详尽研究，才得出死亡约9343人的结论。美国“探索”频道的“未解历史”（Unsolved History）节目还用EXODUS逃生软件进行了计算机模拟，考虑目击者报告的乘客密度、逃生路线和沉船时间内的存活可能性，估计10600人中有9400人必死无疑。
不大光彩的是，4名指挥员都活下来，而且居然只对提出正确意见的扎恩进行了正式的海军调查，只是因为纳粹的垮台，他的责任一直未确定。
现在，在波兰海图上标为“第73号物”的“古斯特洛夫”号已被划为一处战争公墓，坐标是55.0729°N 17.4213°E。为保护船上的财产和死者尊严，波兰格但尼亚海事局禁止在距残骸半径500米以内潜水。
不止于此
如果我们只以死亡人数最高才关注这一事故，显然是不人道的。事实上，就在同一海域，悲剧也不止一起。
1945年2月10日，苏联潜艇S-13再次击沉14660吨的德国豪华客轮“冯·斯陶本”（SS General von Steuben）号。该船也是1939年还只充当德国海军宿营船，1944年被征用为武装运输船，将德军运到波罗的海东部港口，将伤兵运回基尔。“汉尼拔”行动开始后，该船2月9日从彼劳启航时，装载了2800名伤兵、800名难民、100名士兵、270名海军医务人员（医生、护士和辅助人员）、12名地方护士、64名防空炮手、61名海军人员（无线电员、信号兵、机枪手和指挥人员）、160名商船船员，共4267人。
当天午夜后，被S-13号的两条鱼雷击中，20分钟内就告沉没，死亡3~4000人，只有约300人被T-196鱼雷艇救起。
4月16日，5230吨的德国货轮“戈雅”号（MV Goya）也载着第25战车团的200名军人和6100名旅客（只是登记数量），驶回德国西部。在但泽湾出口经过黑尔半岛时，被苏联布雷潜艇L-3发现。虽然“戈雅”号比潜艇快，但船队因其它舰船发动机故障停下修理时，L-3艇长弗拉基米尔·科诺瓦洛夫（Vladimir Konovalov）于23:52下令开火。由于没有客轮的安全措施，“戈雅”号7分钟内就沉入约76米的海底，估计船上约7000人中只有183人幸存。
当然，灾难并非单方面的。早在1941年11月7日，苏联建造的首批黑海客轮之一、后改为医院船的“亚美尼亚”号（Armenia）就在从克里米亚半岛的几所医院撤运难民、伤兵和物资时被一架德军He 111轰炸机用鱼雷击沉，估计有5000~7000人死亡，其中2000人是未登记的平民，只有8名幸存者被一艘护航船救起。该船两侧都涂有红十字。
道义困境
由于事关纳粹德国，战后对“古斯特洛夫”号灾难的评说，各方可谓五味杂陈。
一些德国人认为，由于死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苏联人当时犯下了滥杀无辜的罪行。不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原为纳粹工会组织德国劳工阵线旅游船的“古斯特洛夫”号1939年9月1日的确曾被德国海军征用，作为“医院船D”（Lazarettschiff D）。1940年11月20日，由于英国封锁德国海岸，该船又被德军买下，拆除医疗设备，停泊在格但尼亚，作为德国第2潜艇训练师近1000名学员的浮动营房，外观也从带绿条的白色喷涂成标准的海军灰。
因此，在被击沉时，该船装有防空高炮，没有医院船标志，也没有通报过它正执行医院船功能，而且船上的确载有作战部队，就否应受战争法保护，显然只能靠对方的仁慈。何况，希特勒1944年11月11日已宣布波罗的海为战区，命令德国战舰可对海面上任何敌国目标开火。再考虑到纳粹垂死挣扎时，将大量德国男子编入“人民冲锋队”，进行无谓的抵抗，在本已被仇恨占据的苏军眼中，哪里还有“难民”的概念。而且在当时，为避免国内民众陷入恐慌，所有幸存者均被要求严禁透露消息，德国报纸、广播对此只字未提。直到2002年，随着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Günter Grass）以该事件为背景的小说《蟹行》（Crabwalk）广为流传，这次大海难才浮出水面。
即使是格拉斯，2003年4月8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表示：“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是反驳极右的观点，他们说这起惨剧是战争罪行。它不是，它很可怕，但它是战争的结果，战争可怕的结果。”
当然，二战中双方都击沉过载有平民的船只，这的确是战争本身的罪恶。对“古斯特洛夫”号灾难，美国知道后也并未借题发挥，因为他们也不希望留下“德国人也是受害者”的印象。
但是，随着时光流逝，欧洲人已经能够坦率面对二战的仇恨时，随着苏军二战末期在德国疯狂报复行为（也包括进入中国东北后的军纪败坏）被逐步揭露，对这一系列灾难也应有另一面的评说。S-13获得红旗勋章，其艇长和L-3的艇长都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古斯特洛夫”号上的德国海军女护士也被歪曲为“集中营的党卫军”。
其实，只要看看东普鲁士，包括围绕它的波兰所在的这块领土，在欧洲近代史上的命运，哪怕仅仅是每个地名被改来改去，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民族仇争史。直到今天，这块地区才总算在欧洲一体化框架下恩仇渐消。
苏联著名诗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也是1945年1月进入东普鲁士的红军上尉，后来在他的《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中写道：“我们都深知只要是德国姑娘，就会被XX后杀掉，这几乎成了一种作战荣誉”。在他的诗《普鲁士之夜》（Prussian Nights）中，描写了在东普鲁士城市莱登堡一所住房内目睹的景象：半死的母亲面前横陈着女儿被凌辱后的尸首，乞求“大兵，杀了我吧”。
二战当然有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这是大是大非，但战争本身的残酷绝对超出人类控制。虽然没有被拍成电影，但希望“古斯特洛夫”号在你眼中，绝不仅仅因为是史上死亡最多的海难而好奇。正如“泰坦尼克”号一样，在灾难面前，一切荣耀和卑微都是浮云，只有人性永恒。
延伸阅读
难民、难民的种类、世界难民日
难民是指一切由于种族、宗教、民族、加入某一社团，或政见不同等原因，不能获得原籍国保护；或原无国籍，现在原居住国之外，不能或不愿回原居住国的人。
从地理学角度讲，难民是人口迁移的特殊形式。因天灾、战祸、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宗教和种族歧视、国界变更等，导致大批人口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形成强制性的迁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难民问题日益突出，主要集中在亚、非两洲，非洲难民主要来自南非和非洲之角，亚洲难民主要来自阿富汗、柬埔寨和越南。联合国1951年7月28日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67年又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呼吁应给予难民基本人权，并设有难民高级专员负责监督执行难民公约及接助等事项。
难民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战争、种族迫害、部族矛盾、国家领土变动、政治避难、自然灾害、经济恶化等原因造成的一个不能或不愿回原籍国的群体，具有群体性、无助性、流动性、自发性和被动性的特征。
难民分为经济难民、战争难民、种族与宗教难民、政治难民、自然灾害难民等。经济难民是为了改善生活而“自愿”背井离乡的人，也称“非法移民”。自然灾害难民是因地震、严重的水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往往能通过临时救济返回来源国。战争难民是为躲避战乱而逃离家园的人。每一类难民的属性又不是单一的，有时战争难民同时又是政治难民，灾害难民同时又是环境难民等。目前，国际上解决难民问题一般采用3种办法：自愿遣返、就地融合和第三国安置。
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缔约国应给予其领土上的难民一定的待遇，其中包括，在初级教育、公共救济、劳动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给以国民待遇；在动产和不动产、自由职业、房屋等方面给以至少不低于一般外国人并尽可能优惠的待遇；各国应尊重难民取得个人身份的权利，给予难民身份证件和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并尽可能便利难民的入籍和同化。
“世上最大的悲痛莫过于失去祖国。”这是一位古希腊诗人对难民悲惨境遇发出的慨叹。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过去60多年来，全世界约有7500多万人因战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非洲和中东是世界上输出难民最多的地区。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
近年来重大非法移民海难事故
非法移民船只失事屡屡频发
一艘载有约250人的非法移民船11日在距意大利兰佩杜萨岛不远海域倾覆，造成约50人死亡。这是本月3日来兰佩杜萨岛附近发生的第二起非法移民海难事故。近年来，全球发生多起重大非法移民海难事故，其中主要包括：
2011年
2月22日，一艘搭载索马里非法移民的船只在也门南部亚丁湾海域倾覆，57人遇难。
7月5日，一艘从苏丹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偷渡船在红海的苏丹领海起火，船上197名乘客死亡。
12月17日，一艘搭载约250名中东国家非法移民前往澳大利亚的船只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附近海域沉没，至少88人遇难，100多人下落不明。
2012年
2月4日，一艘满载多米尼加非法移民的船只在多东北部萨马纳市附近海域沉没，57人死亡。
7月10日，54名从利比亚启程的偷渡者在乘船前往意大利途中身亡。
10月28日，一艘载有1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在孟加拉湾与缅甸毗邻的海域失事，120多人失踪。
11月7日，一艘载有110名非法移民的船只在孟加拉国东南部海域翻沉，87人下落不明。
2013年
10月3日，一艘载有500余人的非法移民船在兰佩杜萨岛附近海域失事，造成363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
清末十万华工在秘鲁的悲惨历史
这天早晨，500多名中国苦力经过了多日密谋和串联突然发难。他们以猝不及防的群体暴动的形式，抢夺了种植园主和他的打手们的枪支、长矛和砍刀，一举杀死了种植园主以及他的三个穷凶极恶的朋友，并把四个人碎尸万段。
这段历史是从1849年开始的。那年春天，一些高鼻阔目的洋人带着他们的中国走狗来到了广东、福建的城市和乡村，用种种诱人的条件招募劳工去秘鲁干活。为了表示真诚，他们还带来了契约要劳工们签字画押。一些中国人在国内实在过不下去了，便在契约上糊里糊涂地按上了手印。当然，还有许多中国人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的祖训，宁司饿死也不愿应募。对于这样的人，他们就采取了绑架的手段。
他们甚至还绑架了一位中国总督的儿子、那天，这位公子正和两个同学划着小船在海上游玩，恰被秘鲁人贩子发现，便把他们二个一起绑上了秘鲁前来接收劳工的货船。从此，这三个人就在人间蒸发了。
秘鲁人贩子把这些中国人或绑或骗到手之后，便把他们弄到澳门的一个叫做“巴腊坑”的状似仓库的建筑内看管起来，不准他们外出。反抗者，要被鞭打；试图逃跑者，则被处死。这时，这些中国人已经不叫劳工，而要叫作“猪仔”了。而那些秘鲁人贩子，则已收起了伪善的笑脸，变得凶神恶煞一般了。他们现在手巾紧握着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契约，而是皮鞭、军刀、滑膛枪和左轮手枪了。
等到这些人贩子凑够了人数，他们就用烧红了的烙铁在“绪仔”们的耳后打上“c”形印记。然后，再驱赶他们走进停泊在“巴腊坑”外面的一艘货船的底舱，人挨人地排列在一起。随后，人贩子关闭舱门，货船便长鸣一声，开始了漫漫航程。
这个航程，要长达四个月。
四个月里，底舱内没有阳光，且通风不良，加之人满为患，饮水难得，饮食不足乃至变质……船舱内热臭难耐更甚于猪圈。于是，瘟疫流行，劳工们一个个死亡。据统计，死亡率至少为全船劳工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四十。
当然，也有许多劳工仅仅因为身体不适或试图反抗，便被抛进了大海。
对此，当时的秘鲁人和其他外国人都把这种苦力贸易叫作又一次“非洲奴隶贸易”。
中国读者读过描写当年非洲奴隶贸易的美国小说《根》，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知道当年非洲奴隶贸易是怎么回事，并为奴隶主的残忍而怒不可遏，对奴隶们的苦难深深同情。但是，许多中国读者不知，当年中国苦力们所受到的残忍虐待，丝毫也不下于非洲奴隶们所受到的虐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历史竟然会惊人地相似。
于是，劳工们的反抗和暴动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中国劳工的暴动，有上船前的逃跑，离岸后的跳水，和海上的搏杀，等等。据当时秘鲁一家报纸报道：“除非极少例外，没有哪一艘运载中国劳工的船只不发生一次或多次暴动的……”
1870年10月，秘鲁人贩子租用的法国货船“诺维尔·朋内罗普”号发生暴动。中国劳工们打开舱门，冲上甲板，杀死了狠毒的船长和他手下的八名水手，夺取了这艘罪恶之船，然后驾船返回中国。
回到中国后，部分劳工得以逃脱，但16名劳工却被中国地方官砍了头。
当然，毕竟还有一多半的中国劳工经历了四个月的海上苦难，到达了地球的那一边。据统计，从1849~g-开始苦力贸易到1874年结束苦力贸易，25年问，共有十万名中国苦力被卖到了秘鲁。而这些中国苦力到了秘鲁之后的生活，就只能用“暗无天日”来形容了。
首先，这些中国劳工在秘鲁上岸后，就会被人贩子或船主按照事先约定集体卖给某个资本家或种植园主。剩下来的则被“零售”。那时，熙熙攘攘的海港码头就更是显得热闹非常。看热闹的人们围站在中国劳工的身旁指手画脚，评头品足，就像是在观察一头头牲畜。而买主则在中国劳工中间走来走去，试试他们的身高，捏捏他们的肌肉，再拨弄他们转上两圈儿……然后再跟人贩子讨价还价。
离开码头后，这些劳工便被分别带往铁路、矿山、鸟粪场或种植园，开始进行地狱般的极其艰苦的劳动了。
而且，也就是从这时起，这些劳工便被剥夺了中国名字，被代之以编号和西班牙名字如卡利斯多·蒂西亚诺一类了。
关于鸟粪场的劳动，—位秘鲁人写道：“连希伯来人构想出来的地狱，也难以和鸟粪场将鸟粪装船时那种难以忍耐的酷热、可怕的腐臭，以及被迫在这里劳动的中国劳工所遭到的惩罚相比。”
而一位英国人更写道：“我可以证实，在这种悲惨的境况下，他们的命运是最不幸的。除了累死人的劳动(每个苦力每天要被迫挖掘5吨鸟粪)外，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起码的合乎卫生的饮用水……”
一位美国驻秘鲁领事馆领事报告道：“很多中国苦力衰弱得几乎站不起来了，但他们还要被迫跪着劳动。当他们的手掌被磨得异常疼痛的时候，他们就只好把手推车绑在自己的肩上……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而死却是被他们所欢迎的。苦力们的这种想法和做法，使雇主们加强了岗哨，以防止苦力们自杀。”
至于种植园，中国苦力的待遇甚至不如黑人、印地安人、印欧混血人。他们每天早晨四点半钟天还未亮就被监工持枪押着下地劳动，晚上天黑了以后才能收工，夜里则被锁进“寮棚”不许出入。如果他们试图逃跑，种植园主就会命令黑人和士兵把他们捉回来，施以残酷的鞭打，然后再给他们戴上脚镣，并继续干活。这样，在种植园里很快就起了一块中国人的墓地，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坟头——当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伤痕累累并衣不蔽体地被埋葬的。
为此，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开始了不间断的反抗甚至起义。
其中的一次起义发生在卡纳德种植园。这天早晨，500多名中国苦力经过了多日密谋和串联突然发难。他们以猝不及防的群体暴动的形式，抢夺了种植园主和他的打手们的枪支、长矛和砍刀，一举杀死了种植园主以及他的三个穷凶极恶的朋友，并把四个人碎尸万段。之后，他们夺得了50匹骏马，组成了一支骑兵队，开始向其他种植园进攻。随后，其他种植园里的中国苦力们也参加了起义，使起义劳工很快增加到了1200名。
这1200名起义劳工占领了几家种植园后，把自己武装起来，便开始进攻巴蒂维尔卡镇。之后，又转攻巴兰卡镇。他们杀死种植园主和他们的帮凶，解放苦难中的中国劳工。
不幸的是，起义被秘鲁警察和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了，600多名中国劳工被杀。但起义却也震动了秘鲁朝野及世界舆论，令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性格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愤怒一旦暴发，他们就会一改平日里温顺的模样，而变得雄狮一般英勇无比了。
只是可惜，这十万名中国劳工毕竟是陆续地零散地生活于海外的。在那里，他们人生地不熟，又始终被严密监管得像奴隶一样，不幸的境遇到底是难以改变的。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们在苦难中发出的呻吟和叫喊有谁能够听见?
以上史料内容，摘自美国人瓦特·斯图尔特所著《秘鲁华工史》一书。瓦特·斯图尔特先生是一位美国历史学教授，专攻拉丁美洲史。有趣的是，他在研究秘鲁史的过程中，却意外地发现了中国华工问题，并引起了极大兴趣。为此，他不惜花费了13年的时间，在美国和秘鲁的学界与官方的支持下，反复查阅档案资料，反复实地考查，甚至竟不厌其烦地翻遍了19世纪中叶秘鲁报刊上有关中国华工问题的全部记述与评论……这才写成了这部史学专著。
该书出版后，即被史学界公认为是一部“研究秘鲁华工史最权威的”著作，因为作者的写作态度和精神是“严谨的、勇敢的，有价值的”。同时，瓦特·斯图尔特先生也被评论家誉为“研究秘鲁华工史之先驱者”。秘鲁历史学家阿尔伯托·桑切斯则称颂此书之出版是“对秘鲁共和国及美洲历史值得纪念的贡献”。
奇怪的是，这部关乎中国人的书，在美国出版34年后，才被中国翻译出书，且印刷量很少。而且又过了21年至今，却仍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普遍关注。有鉴于此，本人以为有必要将此书之内容在这里作一介绍。
关于这一段历史之背景，瓦特-斯图尔特先生的叙述，准确、客观、公正，同时又对中国劳工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同情。他在详细地分析了秘鲁方面开展中国苦力贸易的原因之后，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劳工之所以被卖被掠的根本原因。他指出，一方面秘鲁独立后经济急待发展，矿业开发、鸟粪采掘，以及棉花、甘蔗、胭脂红的种植等，都需要大量海外劳工。在他们引进德国劳工、西班牙劳工等等失败后，秘鲁资本家和种植园主就把目光瞄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而中国，当时积贫积弱，海禁废弛。这样，大量廉价的贫穷的愚昧的吃苦耐劳的没有政府保护的中国劳工，就成为了他们猎取的目标。
毫无疑问，十万中国劳工为秘鲁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虽然他们并不情愿。但是，随着中国劳工的愈演愈烈的暴动，秘鲁资本家和种植园主也感到了恐怖。加之华工们的苦难渐渐地为秘鲁朝野及世界所知，并受到抨击，以及到了这个时候，解放黑奴与农奴，谴责奴隶贸易，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这一切，都严重地冲击了苦力贸易。乃至秘鲁官方不得不开展对于这种苦力贸易的辩论，并不得不颁布了几项法令制止虐待华工。
所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华工终于干满了契约所规定的八年，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使得他们有了把同胞们的苦难写出呈文，以寻求中国政府保护的可能。
中国劳工的第一份呈文，是由美国驻秘鲁公使霍维将军通过美国驻中国公使劳文洛斯，转交给中国清朝政府的。呈文可谓字字血，句句泪，令人难以卒读。但令人气愤的是，呈文被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在世界报刊上发表后，连西方人都对中国华工充满了同情，腐败的清朝政府却无动于衷。理由是：“私自出洋的中国人为弃民，不值得加以保护。”
直至两年后，也就是1871年6月，中国劳工的第二份状纸以同样途径再次到达中国清朝政府手中时，清朝政府才不得不表示：“对磨难中的苦力表示同情，劝以容忍，并可成立一个上告团体向朝廷陈述受害情况。”
于是，一个七人上告团成立了。其中，就有上面提到的那位中国总督的儿子。这位公子自从被人贩子绑架上船卖到秘鲁，经过了15年的艰苦劳动，失去了一只脚，并且双耳全聋，才获得了自由。上告团幸运地得到了恭亲王的关注，写了一份长达三千页的状文。至此，中国苦力在秘鲁遭受非人虐待的情况，才正式传到了中国，并由各国媒体传遍了世界。
在此情况下，葡萄牙政府发表照会，要求秘鲁方面调查并惩罚人贩子发生在澳门的罪行。并于1873年12月27日宣布结束通过澳门进行的华工出口。
恰于此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玛耶西”号事件，秘鲁船长埃雷拉虐待中国劳工的残暴罪行曝光。一时间，秘鲁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了全世界民众和官方的谴责。
于是，秘鲁政府终于认识到，继续这种野蛮的苦力贸易已经不再可能，只好改变策略，一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要求改善中国劳工生活状况；另一方面派出海军上校葛尔西耶为特命全权公使，来到中国要求谈判。
但此时，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强硬了起来。总理事务大臣恭亲王愤怒地表示：如果秘鲁方面不把全部劳工遣返，并保证不再雇佣中国苦力，中国政府就不可能与之谈判。
葛氏不得不请求外同公使游说。至此，他才得以进抵天津，勉强得到了李鸿章的接见通过了几度近乎破裂的谈判，终于缔结了有关中国与秘鲁两国关系的天津条约，从条约文本上来看，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一方面秘鲁政府保证维护中国劳工在秘鲁的权益，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承认雇佣华工合法。但实际上，这个条约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随着澳门总督的那个禁止出口华工的法令的执行，这个贸易已经停止了。前往秘鲁的最后一船华工是于1874年7月2日在秘鲁的卡亚俄港靠岸的。
条约缔结后，按照条约之规定，中国政府理应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秘鲁，去调查并保护那里的中国劳工，可惜这个代表团一直没有派出。而中国驻秘鲁公使则是拖到了1883年才到任。清朝政府对于海外华工的冷漠，终于导致了华工们对于清王朝的彻底绝望，按照条约规定，已在秘鲁的华工可以选择回国，但是，只有区区几十名华工，乘船回国，十万名华工基本上留在了秘鲁没有回来。
与此同时，经过了这样的一些变化，中国劳工们渐渐地解除了契约，而成为了自由民。这些华人自由民有了西班牙文名字(秘鲁原系西班牙殖民地，使用西班牙语)，并信奉了天主教。他们娶了当地黑人、印地安人、印欧混血人等等女人为妻，开始了落地生根。但他们身上中同人的勤劳、节俭的性格与习惯却是没有丝毫的改变。在秘鲁首都利马，华人自由民渐渐地有了一些积蓄，便用这钱开起了许多饭铺、杂货铺、洗衣店等等，也令自己渐渐地成为了能于的杂货商、裁缝匠、鞋匠、面包师、屠户和饭馆老板等等。乃至卡庞大街渐渐地成了著名的中华街。 此后，也有极少部分华人发了财，进入了秘鲁上层社会。
难能可贵的是，瓦特·斯网尔特先生还在这本书里，用了许多笔墨，论述了这些华人对于秘鲁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与贡献，赞扬了讲如勤劳、节俭、聪明、守纪、谦和、礼貌、热爱家庭等等为中同人所独有的品格。他甚至通过反复比较，得出了中国人比之其他人种更为优秀的结论。我读到这里，虽觉得略有过誉，比方说不以为是人种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但还是不禁深深感动。
在该书的最后，瓦特·斯图尔特先生用总结性的语言写道：“那些早期东方移民的后裔，现在和秘鲁国民整体——不管是白种人、黑种人、红种人、黄种人或混血种人，已经没有区别了。” 就是说，他们已经成为秘鲁人的一部分了。
只是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
1979年，香港应付难民的进入
20世纪70年代越南政府穷兵黩武，造成大量难民外逃
香港近500万的人口集中在40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历来就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之一。现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正在尽力对付难民的入侵。除了从越南从海上到达的“船民”（即乘船外逃的难民）以外，还有大陆的偷渡客《时代》记者戴维·德沃斯参加了一次缉拿并遣返非法移民在香港边界的巡逻，并于1979年6月发表了这一报道。
黄昏刚刚降临沿顺春（SHUM CHUN）河的稻谷和家禽农场，27岁的大卫·托马斯警长和他的小组就开始了他们的日常巡逻。泛光灯很快就开始搜索并照亮几层带刺铁丝网和一直通到河流上的螺旋状篱笆。托马斯是在北爱尔兰的英国军队里服过役的一个老兵，他突然用“星光夜视仪”发现了动静，“远处山脊那边来了两个人。”他说道。果然，可以看见两个人正在一个篱笆下挖洞，然后从带刺铁丝网中间钻过来。就在他们越过障碍时，托马斯和他的小组正手拿面包和用啤酒罐装的热茶在等着他们，在审问完以后，就立即毫不含糊地遣送回中国。
边境巡逻兵又抓住了一些“I-I”（非法移民）——那些企图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非法移民的绰号。“如果抓住非法移民政府发奖金，我们可都发财了。”托马斯开玩笑说。的确，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抓获并遣返了将近46000人；仅在6月份就抓到了11000多人。尽管如此，香港官员们估计他们只抓到企图偷渡到香港的人当中的一半。
对付这些难民，香港现在靠的是5艘非常老的警艇，900名英国军队廓尔喀步兵，150名正规军和90名香港士兵。虽然，香港仅次于马来西亚，是无家可归越南难民第二大聚集区（现在这个殖民地里有55000名难民住在帐篷里），但是，香港官员们认为这比中国的非法移民的问题还小一些。因为越南人通常乘小船抵达，海上的警察很容易就能发现；另外，他们在香港的许多人最后会前往其他国家。
而大陆人则不然。受高工资的吸引和在家里所受的折磨，大部分中国非法移民将永远地留在香港。他们或单个前来，或几个人一起前来，并带着武器随时准备打架。许多人是被居住在香港的移民引渡到这个殖民地，进行这一行动中的最大的一个组织是有100名成员、称为“大圈帮”的团伙。该团伙的工作之一就是派一些成员到边境处郊游；在那儿他们接应偷渡者，护送他们进香港。其他的则是取道葡萄牙管理的澳门，那儿的“蛇头”用安有发动机的舢板引渡他们，价格会高达1000美元。还有一些会试图游向自由，穿着塞满乒乓球的枕头套做成的救生衣，或者，至少有一个是这样的：用吹满气的避孕套做成了一个救生圈。
很明显，当前的移民数目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中国减轻了对此类非法偷渡案件的判处。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估计：如果不采取行动，中国移民的数目总计可能会达到37万人；他已经向英国提出增加部署边境部队的请求，还要求北京政府加强他们本国边境安全。共有1000名英国士兵的第一批分队已经于1979年6月底抵达香港，并且中国第42军在今年2月份从对越南战场撤回之后，据报道说正在边境巡逻。
联合国难民署：保护难民之“公约加”
什么是公约加?
公约加是由联合国难民署发起并协调的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它的目标是改进全球难民保护，并通过多边特殊协议促进难民问题的解决。它将通过和各国以及其它合作伙伴的讨论和协商来促进对这个计划的支持，以及推动各国更加坚定地履行公约。
为什么为难民保护和持久解决提供新工具?
1951 年公约和它的1967 年议定书规定了各国对于难民的责任。这些文献仍然是国际难民保护的基石。
尽管他们持续的相关性，公约和议定书无法论及当今世界所有难民保护方面的紧迫的问题。这包括怎么更有效的为难民问题提供持久解决的方法，以及如何更好的分担难民入境和保护的责任。
因此，联合国难民署发动了"公约加" 计划。"公约加" 将是"本着国际合作的精神为了处理好当今和未来难民问题挑战而制定的一系列特殊协议。"
什么公约加是提出的新工具?
以前，UNHCR 频繁地和各国签订特殊协议。这样协议一般都有关和政府合作的操作安排方面的内容，常常关注某一部分难民或一个具体情况。这些协议大多有关自愿遣返。根据这些经验，公约加计划将扩展特殊协议的应用范围，并提升各国和其他相关方面的参与级别。
这些协议将关注那些领域?
联合国难民署致力于在三个优先领域达成普遍性的协议：
使重新安置成为保护的工具之一，并且成为责任共担的有效形式之一的策略； 在庇护国和返回地为支持难民问题的持久解决而更有效的利用发展援助的方法； 在难民和寻求避难者二次移动，即当难民以不规律的方式字一个庇护国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时，各国之间责任的明晰。
这些普遍性协议将设定一系列基于原先的应对某一特殊难民形势而达成的多边协议之上的共识和承诺，同时也将促进和支持这些协议的改进。
多边特殊协议如何被改进?
公约加过程由高级专员和难民署国际保护部的负责人共同主持的。他们为公约加处的工作提供指导。公约加处设立在难民署日内瓦总部，该处负责和各国一起研究普遍性协议的内容。同时也为难民署内部制定针对特殊情况的多边协议提供帮助。 普遍性协议的工作由五个“发起国”领导：加拿大负责重新安置问题，丹麦和日本负责发展援助的优化问题，南非和瑞士负责二次移动问题。他们的作用是和难民署一起，改进各特殊协议。每个发起国协调其他感兴趣各国之间的讨论，同时确保非政府组织有充分的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
具体特殊协议的改进由难民署地方局带领，并由公约加处支援。
其他还有谁参与?
高级专员每年两次召开由执行委员会成员国和常务委员会观察员参与的论坛，同时高级专员也会邀请其他可以对论坛作出正面贡献的人参与。
论坛的会议将关注公约加各个方面取得的进展。执行委员会将收到定期的公约加进展和论坛工作情况更新。
联合国难民署驻各国办公室的作用是什么?
公约加是全难民署致力于的努力。虽然很多讨论需要在日内瓦举行，但是各个地方办公室员工的意见和支持对于鼓励各国政府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大多数的宣传和联系工作其实是在地方一级开展的。
难民危机下的德国社会撕裂
导读： 从根本上解决移民、难民问题，应该加强整个国际社会的团结与合作，消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政治根源，共同分摊保护和援救的负担，而不应该忽略这些群体的感受与权利，仅仅把他们当作争抢民众选票的工具。
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移民数量攀升，截至2018年年底，德国人口升至约8300万人，略高于上一年的8280万人，人口数量为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最高。
据统计，尽管自1972年以来，德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为负。但近年来，德国人口的长期下降趋势被移民潮扭转。联邦统计局估计，2018年净移入德国的人口数量（即移入超过移出的人口数量）达34万至38万，与2017年相比有所下降，不过移民数量依然高于负增长数。根据数据，移民似乎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德国的人口危机，然而，事实却不仅仅是加减法那么简单。
屈指算来，2010年“阿拉伯之春”造成的欧洲移民潮已经持续了9年，自2015年德国爆发难民危机至今也已4年。这些年，移民是否成功融入了欧洲，他们的生活如何，这些难民的到来又怎样改变了欧洲，值得关注。
融入困难 德国加速遣返
众所周知，德国放手欢迎难民，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和德国国际形象的塑造，更加务实的目的便是希望适当引入年轻人口补充劳动力。尽管德国经济在欧洲一枝独秀，但是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需要廉价劳动力的补充，难民成为德国政府弥补老龄化的理想人选。因此，2015年难民潮高峰时，共有89万人提出避难申请。但截至目前看来，这些难民仍然很难及时作为可用劳动力补充。据德国《世界报》此前的报道，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为移民和难民提供融入支持方面，德国政府没有实现原定年度目标。原定为43万移民提供的融入课程，最终只有28万人接受了培训，毕业与否尚未可知。面向就业的德语课程上座率更是只有一半。不过，德国政府仍在不遗余力地宣传难民的工作价值，呼吁各家企业使用难民员工。
然而，一方面，能够逃往欧洲的难民，并非表面意义上的困难人群，反而是中东地区的富裕阶层居多。他们来到欧洲为的是更好的生活，所以充当廉价劳工的意愿并不大。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的差异，许多中东难民即使来到德国，也并不愿意受本地社团的管理。为此，德国政府已经计划将每年接纳移民人数下调，控制在18万至22万之间。
此外，德国政府还加大了遣返力度。此前由于德国政府负责难民事务人手紧缺及遣返国政府的消极应对等因素，遣返被拒难民的工作一直缓慢。大量难民在申请避难失败后长期滞留在德，滋生不少社会问题，一些人还伪造身份再次申请避难。不久前，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了更严格的遣返规定，一旦在德国有违法行为，庇护申请人就必须立即被遣送。2018年上半年，约有12300人被遣送出德国。德国联邦议院也于18日表决通过法律修正案，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格鲁吉亚划为“安全国家”，上述四国公民在德国申请难民身份遭拒后将被加速遣返。按照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的说法，法律修正案通过后，将有助加快“安全国家”公民申请难民身份被拒后遣返的速度。
社会撕裂 暴力事件频发
2018年年底，发生在巴伐利亚东部小城安贝格的一起事件震惊了德国社会：4名喝了酒的难民青少年周六晚在街上袭击路人，造成12人受伤。伤者中，最年轻的只有16岁。4名作案者来自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朗，年龄最小的17岁，年龄最大的也只有19岁，他们目前被拘留。这起事件也再次引发德国对难民群体暴力问题的关注。
在过去的一年，难民群体暴力事件频发。2018年5月，在短短一周内发生两起难民集体袭警事件。同月，14岁的德国少女苏珊娜失踪，两周后，她的尸体在一个难民营附近被发现，凶手是一名来自伊拉克的难民。自2016年密集发生多起难民暴力袭击事件以及性侵案后，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难民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和安全威胁不断挑动德国人的敏感神经。一方面德国民众不断呼吁政府严查具有极端思想的难民，甚至对默克尔接纳难民的行为持全盘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仇外情绪也不断在德国社会蔓延，莱比锡极右主义和民主制研究中心11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德国东部地区，持有仇外立场的人比例超过30%；在德国西部，该比例为22%。2017年，德国共发生2219起针对难民的袭击事件，造成313人受伤。持续发酵的难民危机不仅威胁德国人安全，还造成德国社会的不断撕裂。
去年8月底，一名德国男子在开姆尼茨被刺身亡，警方随后逮捕了分别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两名嫌疑人。德国极右翼团体利用此事在网络上制造谣言，煽动仇恨，该市随后连续爆发排外游行。难民问题俨然已成为欧洲极端民粹主义思潮、流派和政党抬头的诱因。近两年来，欧洲各国反对移民输入的党派，从政坛边缘逐渐走向前台甚至中央。其中，不仅有法国国民阵线这样的老牌极右翼政党，更有德国另类选择党这样的新党派。
政治困境 争夺选票的工具
难民问题削弱了民众对于默克尔这种传统建制派的信任，还滋养了一批政敌。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2015年难民危机前被誉为“西方旗帜”的默克尔提早退出了下届德国大选争夺，并放弃了党主席职务。当年凭借坚持开放国门、接纳大批中东和非洲难民的举动被全世界媒体所称赞的默克尔，肯定没有想过自己“成也难民，败也难民”。随着一系列移民问题的发酵，默克尔支持率持续下降。在欧洲盟友之间也是反对声音频发，一时间，默克尔和德国人对难民问题前后反复的态度也成为西方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
的确，这几年涌入欧洲的近300万难民给欧洲各国，尤其是希腊、意大利等欧盟前线国家以及德国等主要接受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压力，引发相关国家和地区民众的不满和反对。自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各国尽显“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态，比如关闭边界阻止难民入境，拒绝难民分配配额等。移民问题不仅影响到默克尔个人的声望，甚至危及欧洲一体化前景和欧盟团结。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势必有许多政客依然拿移民问题做文章，争夺选票和席位。在以默克尔为首的坚持开放的移民政策政治家权力、口碑式微的背景下，未来的欧洲政坛仍将面临愈加激烈的左右路线之争。
人们批评默克尔过高地估计了欧洲的接纳能力和难民的整体素质，才造成如今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而随着默克尔即将退出欧洲主流政坛，如何让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难民真正融入欧洲，防止有暴力倾向的极端分子威胁民众安全，避免半途而废，做好难民安置和融入工作才是欧洲政坛和民众需要思考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移民、难民问题，应该加强整个国际社会的团结与合作，消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政治根源，共同分摊保护和援救的负担，而不应该忽略这些群体的感受与权利，仅仅把他们当作争抢民众选票的工具。
穿越“铁幕”：冷战年代的东德难民
1961年7月15日，冷战时期最香艳的政治风波在迈阿密海滩爆发。身高172厘米、芳龄24岁的“德国小姐”玛莲娜·施密特（Marlene Schmidt）击败其余47位佳丽，荣膺“环球小姐”桂冠。但这位代表西德出赛的佳人却不是土生土长的联邦德国公民，而是在1960年穿越东西柏林分界线、由耶拿迁居到斯图加特的民主德国逃亡者。《时代周刊》揶揄说：“就冲放跑了这位5英尺8英寸高的美女，东德的边界卫兵也该被控渎职罪。”民主德国共青团机关刊物《青年世界》则攻击欧美舆论企图利用选美激起人们对东德难民问题的关注，并恶毒地诅咒说：“西方关心的只是这个姑娘的胸和屁股，没有人会真正尊重她……她很快就会被全世界遗忘了。”
1961年环球小姐、东德流亡者玛莲娜·施密特。她如今在萨尔布吕肯安度晚年。
事实证明，玛莲娜·施密特被遗忘的速度远比民主德国本身要慢。她在青年时代的迁徙轨迹，则折射出了战后东德难民的普遍命运：大战结束后，玛莲娜一家定居的布雷斯劳连同整个西里西亚一起割让给了波兰，她们被驱逐出境、重新安置到东德的耶拿；又因为东德的经济萧条和高失业率，家族成员被迫先后经西柏林逃往联邦德国，寻求出路。在玛琳娜一家出走后一整年，柏林墙拔地而起，穿越“铁幕”从此成为彻底的生死冒险。
从1945年到1989年，先后有近350万德国公民从东部地区迁居到联邦德国境内，其中近1/3是因战乱和强制迁徙造成的难民。他们被历史学家称为“民德逃亡者”（Republikflüchtling），在东德受到长期政治批判。但这些从万马齐喑的“铁幕”之后仓皇逃出的流亡者，最终在西部的同胞那里收获了他们所期望的一切——个人自由、就业机会和上升空间；这种反差不仅进一步打击了东德政权的声望，也使以西德为中心完成统一具备了现实的情感基础。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最终被推倒，“民德逃亡者”和民主德国本身一起成了历史名词。
德意志人大迁徙
二战结束后东南欧德意志人的大迁徙，根源应当追溯到1930年代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理论和“复归帝国”（Heim ins Reich）政策。按照希特勒的想法，大德意志帝国的最终疆域不应受现行国际法的约束，而是要由德意志民族根据自己的聚居状况、历史传统和经济需求来确定。按照这一谬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划入新独立国家版图的但泽走廊和上西里西亚东部（波兰）、默默尔（立陶宛）、苏台德区（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独立的奥地利、卢森堡两国都应当“复归”到德国疆界之内，波罗的海沿岸、波兰东部、乌克兰一部以及中欧其他地区也要加以“德意志化”，驱逐或屠杀当地原有的居民，迁入德裔定居者。从1939年到1944年，近180万德国人以这种方式被安置到了波兰，代价则是200万波兰人流离失所、并沦为奴隶劳工。
如此残暴的经济和人口入侵，在战后当然会遭遇同等烈度的报复。为了彻底杜绝德国人卷土重来的可能，并对纳粹战时的经济掠夺加以补偿，欧洲各国几乎是自发地开始了一场驱逐德裔居民、实现“民族分离”的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剥夺了近300万德裔居民（大部分是苏台德德意志人）的公民权，令其限期离境；1930年时德意志族在捷克总人口中占22.3%，到1950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至1.8%。匈牙利驱逐了62.3万人，罗马尼亚78.6万人，南斯拉夫50万人，波兰（以德波旧国界为限）130万人，连德裔相对较少的荷兰也驱逐了2.5万人——在1944冬天因德军强征农产品造成的饥荒中，有2.2万名荷兰平民被饿死，现在的驱逐可以视为对等复仇。
1945年春，乘坐马车向德国本土撤退的东普鲁士难民。德国东部疆界的变化最终导致了1000万以上的难民。
更重要的是，东欧命运的裁决者斯大林早已决定通过人口置换和强制性民族迁徙的方式，一劳永逸地确保苏联西部边境的安全。早在1930年代，苏联就曾对国内少数民族实施过惩罚性的集体迁徙；二战结束后，这一“经验”又被运用于波兰和东普鲁士。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国就波兰新国界问题达成一致：波兰东部边界退回到1919年的“寇松线”，往东的部分由苏联兼并，当地的450万波兰居民迁往西部领土；作为补偿，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以东的德国领土——即德意志帝国的发源地之一东普鲁士——被整体并入波兰，当地的350万德国居民在两年内集中迁徙到盟军占领下的德国本土。加上1945年春苏军抵达前从东普鲁士撤走的600万难民，德国东部边界的变化最终造成了1000万以上的难民，其中至少1/10在迁徙过程中死亡。
西德联邦统计局195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对德裔居民的强制性迁徙造成了1240万之多的难民（含停战前撤出的部分则为1600万以上），有210万人在迁徙过程中死亡，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西德马克。剩余的1000余万难民占到战前德国6900万人口的15%以上，单是为他们提供食品、医疗和住房就足以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由于救援措施来不及跟进，英美法三国不得不拒绝难民无限制地涌入西部占领区，而要求数百万人在土地充裕的苏占区（占战前德国领土面积的40%）安家。以1949年两德分裂时的统计论，安置在西德和东德境内的难民人数比率约为2：1；换言之，至少410万人留在了“铁幕”以东，另有10万人留在分区占领下的柏林。
如果说在1948年之前，急于求生的难民还顾不上挑剔东西部定居区的优劣，那么1948年之后，事情明显起了变化：柏林空运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使美英法控制区开始显露出复兴迹象，苏联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专断则使人不得不怀疑东部地区的命运。西德联邦1949年颁布的《国籍法》，则为东部居民继续向西迁徙提供了法理依据，它规定：世界上只存在一个单一的德国国籍；所有在1945年停战前出生的德国公民，无论其居住于何处，都被视为西德联邦的当然公民；东德公民在进入西德境内后，可自行申领西德身份证件。由于两德之间的“内部边界”（Inner German border）在1949年时把守还不很严密，东德人开始成千上万地越过简陋的栅栏，甚至持假证件通过检查站公开出境。从1949年到1952年，有67.5万人以这类方式抵达了西德。
1945年，被临时安置在巴伐利亚一个简陋收容所内的东普鲁士难民家庭。
平地起高墙
在两德关系史上，1952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年头：统一社会党开始在东德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改造、农业集体化和宗教压制，与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东德开始沿“内部边界”构筑隔离带，驻扎边防部队加以把守。边界以东500米内被设置为“保护带”，5公里内为“隔离带”，一切遮挡视线的植物和建筑都会被铲除，树立起电网、电子探测器和警报器。过去居住在“隔离带”周边的8300位居民被集体迁走，此后靠近边界者须持有许可证，否则将遭到边防部队的盘问甚至射击。做好了这些防范工作之后，统一社会党的喉舌开始大言不惭地宣称：“离开东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上的落后与堕落。”“仅仅因为诱人的工作机会或其他虚假的承诺，就离开一个美好新生活正在萌芽结果的国家，跑去军国主义者的战争策划地，这难道不是可鄙的吗？”
但统一社会党很快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他们的“新生活”：1953年6月17日，4万名东柏林工人走上街头，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罢免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东德警察邀请苏军协同镇压，打死513人，打伤1800余人。随后的搜捕又使5100余人牵扯进来，其中100多人被处决。这一事件使得东德的国内矛盾再度激化，不仅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在竭尽所能地越境，就连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也动了向西德逃跑的念头。
在“内部边界”已经要塞化的情况下，唯一一条敞开的逃生之路就只剩下了四国分区占领下的柏林。尽管东西柏林之间的分界线同样筑起了铁丝网和岗哨，但留下了许多缺口，持有效证件的东柏林居民甚至可以合法地通过检查站进入西柏林。东德人开始拖家带口地穿越这个“小水管”：从1961年1月到6月，经西柏林前往西德的东德公民足足有14万之多，仅7月份一个月就外逃了3万人；自1949年起到1961年夏，东德公民累计外逃35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1/6。对宣称“美好新生活正在萌芽结果”的统一工人党来说，这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韦拉河上的“内部边界”关卡，摄于1952年刚刚建成时。由于早期边防设施较为简陋，许多东德人从河中游泳进入西德。
他们最终找到了赢回面子的机会。1961年夏，赫鲁晓夫打算给新上台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制造些麻烦，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利用这一契机，开始沿东西柏林分界线构筑围墙。8月13日凌晨，数千名东德人民军和工人战斗队开始在埃森大街、波茨坦广场、勃兰登堡门等主要检查站附近集结，构筑街垒、拉起铁丝网。到当年年底，45公里长的铁丝网和简易砖墙已经演变成为总长达165.7公里、用反坦克水泥构筑的“反法西斯防卫墙”。墙的东柏林一侧是宽约100米、埋设有地雷的隔离带，布满了电网、高音喇叭、探照灯、阻拦车辆前进的壕沟以及各种警报系统，然后是一圈禁止东柏林人接近的内墙。在隔离带边缘，卫兵牵着警犬四处巡查，295个瞭望塔和43个地堡里的14000名哨兵时刻处在警戒状态，准备随时向越境者开枪，后来还安装了自动射击装置。
柏林墙最荒诞的地方在于，它表面上是用来防御西德“法西斯”入侵的，但却完全是修筑在东德境内——西柏林只是东德领土包围下的一块飞地，没有人能从那里派出大军入侵东德；而整条柏林墙全部构筑在东柏林领土之上，甚至特地留出了10多米宽的边缘带。换言之，它除去防止本国公民外逃外并无其他用处。因为墙的存在，有1/3的柏林市民被迫与亲友分离，10万名居住在东柏林、工作在西柏林的德国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
1961年8月13日，刚刚开始修建时的柏林墙。背景中可见勃兰登堡门。
讽刺的是，甚至连高墙也没能堵住东德人“向西去”的热情。由于四国占领区存在复杂的交界地带，在靠近西柏林的东德领土上还分布着10块属于西柏林的飞地。其中的一些没有被囊括进最初的隔离墙工程，因此成为绝佳的越境通道。1962年，20多名东德人民军士兵集体逃入施泰因斯图肯飞地（Steinstuecken），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美军哨所和200多名西德居民，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最终用直升机将他们送到西德。东德当局鞭长莫及，只能把施泰因斯图肯周围的铁丝网也换成水泥墙。东柏林居民进入西柏林的通道自此基本断绝；而每逢特殊节庆，东德当局会不定期地向西柏林居民发放若干入境探亲签证——他们一点儿也不担心对方是来“入侵”的。
再见，昂纳克
对生活在昂纳克（1971—1989年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时代的东德人来说，1970年代初物质条件的改善只是昙花一现。国家安全机构“斯塔西”（Stasi）正在建立越来越严密的监控网络，出生率逐年下滑的困境则使政府力图阻止一切可能的人口外流。东德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岛：该国公民获准自由出入境乃至移民的对象国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另外可以持旅游签证短期前往保加利亚、朝鲜、苏联、罗马尼亚等7个国家。只有公务人员和少数已退休的老年人才能获准前往西方国家，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运动会的专业人士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有一则笑话说：假使昂纳克同意开放东西德边境，一天后留在“铁幕”东边的就只剩下他和他老婆了。
在柏林墙刚刚筑起的那个阶段，数千名东德人试图偷越还不完善的隔离带，进入咫尺之遥的西柏林。1963年4月，人民军士兵沃尔夫冈·恩格斯从苏军基地偷出一辆装甲运兵车，在柏林墙上撞开一个洞，随后翻墙进入西侧。1987年7月15日，东德青年托马斯·克鲁格驾着运动俱乐部的Z-42轻型飞机越过分界线，降落在驻德英军的加托夫基地。普通人则通过更曲折的方式实施偷渡：挖掘地道，制造热气球，游过穿越分界线的运河，甚至爬过下水道。另一种方法则是以旅游为名进入波兰、捷克等周边国家，随后闯入当地的美国或西德大使馆寻求庇护，这类人士被称为“滞留者”。仅在1976年之后的13年间，就有8700人通过“滞留”方式出走。
但更多的出逃者不曾享受这种幸运。从1976年到1989年，平均每年有2500名以上的东德人出逃失败，他们有的是在偷越围墙时被哨兵打死，有的是在运河中淹死，有的是在划船穿越波罗的海（企图逃往北欧）时被边防军的炮艇截住。1962年8月17日，18岁的工人彼得·费希特在翻越柏林墙时被东德边防军击中，掉落在东侧的隔离带内，挣扎一小时后死去。两名开枪的士兵在两德统一后被判刑。而在毗邻围墙的贝尔瑙大街，每年都会有人抱着九死一生的信念，从沿街楼房的高层跳向西柏林，最后警察只能将朝西一面的窗户全部封上。
1961年柏林墙建立后的近30年里，至少有200人在偷越围墙时身亡，3200余名失败者被逮捕，但依然有5000多名幸运儿成功地穿越“铁幕”到达西柏林。更重要的变化是“铁幕”本身的削弱：1989年10月7日庆祝东德建国40周年的游行中，出现了要求昂纳克辞职的示威浪潮；11天后，这位铁腕人物被他的同志们解职，以“严重破坏国民经济”、“中饱私囊”等罪名开除党籍，移送检察院。11月1日，东德全面开放与捷克的边界，一星期内就有5万人出走。9日晚，政治局委员兼东柏林第一书记沙博斯基宣布开放东西柏林边界，高墙被推倒。仅11月12日这一天，去往西柏林的东德人就多达50万人！
1990年10月3日，德国宣布统一。经历了45年的分裂之后，难民穿越“铁幕”的悲剧终于画上句号。这种曲折而独特的经历，或许是今日的德国在安置叙利亚难民问题上态度最为积极的原因——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那种痛苦，也没有人曾为改变那一切做出过更多的尝试。
1989年11月2日，大批西德青年骑坐在柏林墙上，欢庆柏林边界开放。
“监狱”里的难民营——加沙人的生存
由于遭受严密封锁，有人把加沙地带形容为一所巨大的“监狱”。这里目前遍布１２所难民营，居住着大约８０万人，他们依靠联合国救济生活，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加沙城西北部的沙伊特难民营是目前加沙地带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难民营。这座难民营位于加沙城，但人们一眼就能分辨出那里与其他城区的不同——建筑物仅由灰色砖石搭建，无任何封顶及外装修，钢筋外露，异常简陋。
在难民营，除主要街道外，所有街巷都非常狭窄，仅容一个人通过，两旁建筑物鲜有玻璃，用一些布料或者塑料遮挡，不时有儿童光着脚丫跑过，眼光中充满恐惧。即使在烈日下，也感觉这里冷冷清清。
记者在采访中，偶遇一辆运水车在向难民营输水，工人艾哈迈德告诉记者，这里靠海，难民营里的地下水含盐量高，几乎无法饮用。记者尝了一口居民家水管里的水，又苦又涩，难以下咽。运来的饮用水要收费，每２０升水大约３元人民币，这个价格让多数难民无法承受，很多家庭只能选择咸水。
难民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历次战争中，遭受战火之苦的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离乡、逃离故土，在巴勒斯坦及周边阿拉伯国家逃难、建立难民营，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家乡。６０多年后的今天，已经是第三、第四代难民的巴勒斯坦人依然难以实现返乡梦。
老妇人伊斯巴特已经在沙伊特难民营居住了６０多年，她告诉记者，自己祖籍黎巴嫩，生于现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海法。伊斯巴特在难民营里出生的大女儿现在已经５５岁，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们从未能离开难民营半步。伊斯巴特说，对未来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只希望有朝一日让子孙们知道，加沙以外还有更多的土地和海洋。
伊斯巴特家只有两个空荡的房间，不足十平方米，凌乱散布着一些破旧家什，一个旧沙发是唯一的家具，伊斯巴特会整日坐在上面。
被问及靠什么生活时，她说：“就是这个！”随即从身边抄起一个奶粉袋大小的物品捂在胸前。只见银色袋子上用英文印有“联合国”、“全奶制品”、“非售卖品”等蓝色字样。
“我快８０岁了，还有什么能力养活自己呢？儿女们养家糊口的担子也重，我就只能靠联合国的救济了！”伊斯巴特说。
“这是燕麦粉吧，不到一星期就能吃掉了，然后怎么办呢？”记者问道。
“这可是我一个月的口粮啊，没有援助我就只能等死了，”伊斯巴特说。接着，伊斯巴特开始讲述难民营里的艰辛：冬天发生过冻死人的事，新生儿死亡率高，现在小孩子依然缺医少药，整天只能在街上跑……
“你觉得这么艰难的环境是造成当地很多人支持哈马斯或者其他一些武装组织的原因么？”
“不管是哈马斯、法塔赫、还是杰哈德，他们都是巴勒斯坦人，就像一只手上的指头一样，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团结！”她说。
记者结束采访准备离开时，伊斯巴特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方小手帕，里面放着几块糖果，老人执意分给记者每人一块！看到周围十几个赤脚短衣的小孩无比羡慕的目光，记者泪水夺眶而出。
临行时，记者试图塞些钱给伊斯巴特的一个小孙子，她发现后，立刻用拐杖将小孩支开，说道：“我们靠救济生活，但我们不是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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