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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民族报》2017年4月5日发表评论文章，总结自70年代起哥斯达黎加历任政府因不重视铁路和官僚主义不作为阻碍铁路发展，导致当前铁路条件欠佳无法缓解交通拥堵。评论称，上个世纪70年代，哥斯达黎加太平洋、大西洋铁路有两个问题港口机构管理不善及缺乏国家资金支持，直接导致运营多年的铁路网的投入不足。Daniel Oduber政府（1974-1978）希通过创立哥斯达黎加铁路公司（FECOSA）改变现状，管理两条铁路，同时向每箱出口香蕉征收0.2美元的税来补贴铁路。Rodrigo Carazo政府（1978-1982）进行了铁路电气化，并重新修建从Limn到Río Frío的138公里铁路，购买了轧制设备，还推动哥斯达黎加国家铁路局（Incofer）于1985年成立。法律规定，国家铁路局要在三年内重建和电气化铁路网，可以在国家支持下寻求贷款。Luis Alverto Monge政府（1982-1986）因财政赤字取消了香蕉税，并因亏损取消了客运列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为铁路公司设置了赤字限额。即使时任Monge政府没有计划支持发展铁路，国家铁路局仍开始进行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希望通过获得1.3亿美元外部贷款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但终因Oscar Arias政府（1986-1990）采取一系列财政限制性措施而夭折。没有税收和外部融资的支持，哥斯达黎加铁路计划陷入困境。在缺乏政府支持和国外机构压力下，人们认为铁路是亏损的，没有必要重建。迫于世界银行的减赤贷款条件，Arias政府时期的国家铁路局长Jose Maria Figueres削减553个编制，取消了15趟客运班次，关闭15家铁路分社，降低电力支出，提高交通收入，但财政困境依旧，政府鲜有支持。Rafael Angel政府（1990-1994）接过了濒死的铁路烂摊子，除了继续削减服务和人员外，别无他法。1995年起，Figueres总统执政期间，所能做的也仅是将铁路问题束之高阁。当前，哥斯达黎加又在探讨发展铁路作为公路拥堵的替代方案，但和过去一样难以找到出路，政府对铁路的态度依然不甚明确。
哥斯达黎加《民族报》4月6日报道，1972年哥政府对原属于北方铁路公司（Northern Railway Company）的铁路资产进行国有化，但并未成功转移所有资产，自此开始长达几十年的铁路资产流失。1985年创立国家铁路局（Incofer）之时，政府希望颁布法律规定所有铁路资产都要注册，但收效甚微。由于1982-1990年Luis Alberto Monge和Oscar Arias两届政府都不看好铁路发展，国家铁路局在无法获得香蕉税和负债无门的情况下，只得变卖资产度日。1989年国家铁路局以1.71亿科朗（相当于目前26亿科朗）将圣何塞市中心的19691平方米用地卖给央行，以此购置必要的设备和材料及发放人员工资。国家铁路局资产也令政府多个部门垂涎。在Jose Maria Figueres政府于1995年下令停止铁路运营之前，许多机构就已开始建议将其资产另做他用。如公共工程与交通部就建议将Puntarenas市的铁路改为修建一条大道，将火车站转变为会议中心，遭到国家铁路局时任负责人拒绝，并质疑其优先发展公路而不考虑优化城际铁路运输体系。政府叫停铁路运营后，规定国家铁路局有四个月时间制作资产拯救报告。但由于政府没有提供资金和人力看管资产，铁路资产不断流失。仅六个月后，位于多地的土地就被侵占、电缆被切断当废品卖。叫停一年后，仅丢失的电缆就达2百万美元。铁路局不得不拆除位于加勒比沿线的电力系统。由于许多土地没有在国家铁路局名下注册，因此没有流失资产的确切数字。在1999年清理时，国家铁路局总共有650处资产，2014年资产清单显示资产总值仅为5500亿科朗。铁路工程师OscarBrenes Alpizar撰文表示，从60、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拉美铁路发展整体堪忧，多国政府放弃铁路投资而受外部利益驱动发展公路。哥斯达黎加也不例外，铁路发展政策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被弃置，政府忽视铁路的重要作用，当年一味发展公路，现在难以为继，无法适应国家和社会转变。应负责任地明确铁路交通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不应只是现任政府的任务，而应是社会整体参与进来的课题。有人辩称，哥斯达黎加距离短地形复杂不适宜发展铁路。事实并非如此，铁路发展需求潜力很大。公共工程和交通部应制定中长期铁路发展规划，国家铁路局应加强自身建设，在政府支持下完成法律规定的使命。需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设备和铁路体系，应发展铁路领域教育培训。可以发展公私合营制度。否则，我们必将错过这辆通往未来高质量生活的高铁。
哥斯达黎加《民族报》4月7日报道，1949年，哥斯达黎加时任总统Jose Figueres Ferrer考虑到铁路亏损转而决定投资公路，计划将通往太平洋的铁路修建为泛美公路。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哥基建政策一直向公路倾斜而抛弃铁路，对后者投入仅为前者的1.86%。70年代，哥斯达黎加拥有1000公里的铁路，而如今在运行的仅为283公里，公路总长则从60年代的1.6万公里延长到如今的4.3万公里，每公里车辆数量从2.5辆增加到31辆，当前哥约有130万车辆。受国际融资支持影响，哥政府更倾向于公路投资。1961-1990年，世界银行发放了2.185亿美元用于哥斯达黎加公路建设，其中某些贷款条件包括减少铁路服务和铁路人员数量已削减支出。虽然铁路从业人员多次要求政府给予相关铁路维护预算，将铁路发展放在与公路同等重要位置上，但政府依然认为铁路是企业并不是公共服务机构，应自负盈亏。当前，国家铁路局主要依靠自营收入和政府拨款，2016年预算仅占公共工程与交通部总预算的0.5%。
延伸阅读
哥斯达黎加移民信息 该国桑葚种植得到美洲提供支持
据哥斯达黎加移民专家了解到，近日，哥斯达黎加洛斯桑托斯区农业生产者合作多重服务机构（Apacoop R.L.）与美洲开发银行（IDB）签署了一项的合作协议，该协议旨在向哥斯达黎加桑葚家庭种植者提供支持，促进该农业生产活动的转型。
哥斯达黎加网站“elmundo.cr”11月29日报道，据了解，该协议为框架下的开发项目得到了哥斯达黎加农业和畜牧部（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y Ganadería，简称MAG）的支持，由融资和技术合作两部分组成。
Apacoop R.L.负责人卡洛斯·甘博亚·莱瓦（Carlos Gamboa Leiva）表示，“Apacoop R.L.将负责这两个部分的执行工作。在技术合作方面，我们将进行种植前的遗传基因研究工作与耕种技术开发工作，培育繁殖体型小的桑葚品种mora enana。该桑葚品种的每株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很高。除该品种外，我们还将繁育其他高产的、符合消费市场需求的桑葚品种，并且向农户提供与此类作物种植相关的技术援助。”
甘博亚·莱瓦补充说，他们还将对小型桑葚生产者提供融资用于进行种植园的技术转型。技术转型完成后，每公顷土地的桑葚产量将达到目前的4倍。
据Apacoop R.L.估计，该项目惠及370个家庭生产单位，向他们提供有关技术敏感性和生产多样化的信息，从播种指导、生产规划开始，到资金管理和培育生产，再到最终的收获和营销，全程向农户提供多方位支持。
“我们很感谢哥斯达黎加农业和畜牧部提供的支持，让我们能够给合作者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在项目制定过程中与农业和畜牧部的沟通交流对于最终获得美洲开发银行的批准至关重要，这已经是我们与该行达成的第三份协议，这些协议将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提升农业竞争力。”甘博亚·莱瓦说。
哥斯达黎加移民信息 中国助力哥国铁路系统现代化建设
据哥斯达黎加移民专家了解到，“2019年哥斯达黎加铁路系统现代化建设海外培训班”25日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举行开班仪式。来自中国的铁路专家将在培训期间向哥斯达黎加铁路系统的学员讲授铁路建设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哥斯达黎加铁路系统现代化建设培训人才。
此次培训班由中国商务部主办、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与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承办，为期15天。来自哥斯达黎加铁路局及公共工程和交通部等10个部门的45名官员参加此次培训。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翟承玉在开班仪式上说，中国政府根据哥斯达黎加政府的实际需求组织了此次培训班，希望分享铁路建设和管理经验，助力哥斯达黎加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哥斯达黎加铁路局局长伊丽莎白·布里塞尼奥表示，哥斯达黎加铁路现代化建设势在必行，需要为此做好技术和人才储备。中国的铁路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培训师资雄厚，希望参加培训的哥斯达黎加学员都有所收获。
哥斯达黎加位于中美洲，是中美洲地区经济和旅游业较发达国家，但铁路系统发展不足，基础设施老化，近年来致力于引进电气列车，在大城市建设现代化的电气铁路系统。
英语水平跟不上 赶澳留学生陷入英语困境
1月23日电 澳洲网刊文称，澳大利亚高校的留学生中，不经常说英语的学生遭遇语言困境，难以跟上课程或同其他人交流。因此，维州政府出面干预，向全国高等教育联盟(National Tertiary Education Union，以下简称NTEU)递交公开信，要求为留学生提供更多的语言帮助，并修改高校准入标准。
留学生陷入英语困境
维州代理高等教育厅长梅里诺(James Merlino)表示：“目前的形势对留学生和教师来说是不公平的。留学生是维州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却越来越担忧，一些学生的英语水平不够，导致他们无法完成课程。”
同时，学者、指导教师和学生表示，一些留学生在理解课堂指示，完成作业以及和同学交流方面存在困难。高校入学的英语标准太低，以至于留学生可以跳过预读课程进入高校学习。此外，尽管许多留学生熟练掌握英语，但是本地学生仍然尽力避免和他们一起完成小组作业。
一名姓陈(Chen)的中国留学生表示，到墨尔本后，他甚至不能用英语点菜，只能用手在菜单上指。在第一学期末，他从文科转到了理科，希望能降低难度。他最终通过观看Youtube视频提高了英语水平。
语言问题需重视
NTEU维州主管金伯利(Nic Kimberley)曾任数所高校的教师，并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RMIT)工作过。他表示：“澳大利亚高校的许多留学生英语水平无法达到获得成功的标准。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关注，因为一旦他们不合格，将被迫重修课程，有时会让留学生产生羞耻感。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他们失败。”
金伯利还表示：“留学生经常给他发邮件，希望把他们的成绩提高到及格线。这让我很有压力，作为一名教师，我感到非常有负罪感，因为这并非小事。”
NTEU呼吁提高英语标准
对此，NTEU呼吁联邦政府对申请留学生签证和进入高校学习的英语标准进行审查，并推动为留学生提供更多的英语语言帮助。据悉，联邦政府规定，留学生签证申请人必须在国际英语测试系统中至少获得5.5分，大多数高校要求申请者分数在6至7分。
澳大利亚留学生委员会(简称CISA)是面向留学生的最高机构，也支持提高入学英语标准。CISA全国公关官员麦勒斯汀(Manfred Mlestin)表示，虽然此举或将减少录取人数，影响澳大利亚每年319亿澳元产值打造的留学产业，但毕业生的质量可以得到提高。他也反问道：“如果学生连老师的话都听不懂，他们怎么能完成作业呢？”
此外，联邦教育部长特翰(Dan Tehan)也表示，高校有责任确保被录取的学生用足够的语言能力，以接受全面教育。吸引留学生的数量也是评价澳大利亚教育产业质量的标准。
哥斯达黎加移民信息 去年该国销毁不达标入境蔬菜近92吨
据哥斯达黎加移民专家了解到，哥斯达黎加国家植物检疫局（SFE）1月15日称，2018年全国共查获并销毁了近92吨不符合入境要求的蔬菜产品。
哥斯达黎加网站“ElPaís.cr”1月15日报道，该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他们在与巴拿马接壤的哥斯达黎加南部边境地区查获的此类违禁品最多，共计6.0176吨。去年12月，哥斯达黎加入境检疫部门在该地区收缴并销毁了来源于秘鲁的298箱（每箱8公斤）葡萄，总重约2.38吨。去年2月和3月，哥斯达黎加检疫部门在该地区查获并销毁了约23.37吨洋葱，又于4月和6月先后处理掉了28.94吨牛油果和5.48吨大蒜。
在与尼加拉瓜接壤的北部边界，洛斯奇莱斯植物检疫控制站（Estacin de Control Fitosanitaria en Los Chiles）于去年5月份查获了一批重约16.5吨公斤的干洋葱，达布利亚斯检疫站（Estacin de Tablillas）则于去年8月查获了2.2吨公斤带土木薯。
哥斯达黎加国家植物检疫局解释说，“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任何土壤的入境都暗含着严重的有害生物入侵风险，都是被严令禁止的。”
去年10月，哥斯达黎加检疫部门查获并销毁了一批重约6.5吨的粗面粉，以及大米、瓜子、棕榈心、芋头等其他农作物共计6.5吨。
“任何未达到入境植物检疫要求的蔬菜产品都将被截获，以避免哥斯达黎加领土受到病虫害的入侵，保护国家农业遗产。”哥斯达黎加国家植物检疫局植物检疫控制负责人内尔松？莫雷拉（Nelson Morera）说。
哥斯达黎加移民信息 该国12%劳动人口从事农牧渔业
据哥斯达黎加移民专家了解以，哥斯达黎加国家统计和普查局（INEC），针对2018年第三季度展开的“连续就业调查（Encuesta Continua de Empleo，简称ECE）”结果表明，农牧业是向哥斯达黎加劳动人口提供工作岗位第二多的经济领域，从业者人数占哥斯达黎加就业总人数的12.2％。
哥斯达黎加网站“elmundo.cr”11月22日报道，今年第三季度，从事农作物种植、畜牧和捕鱼的哥斯达黎加就业人口较去年同期增加了6385人；种植业共雇佣358605人，仅次于商业和维修业。
在哥斯达黎加，农牧业劳动者在就业人口中占比最大的是中部地区（Regin Central，36%），其次是北部原住民地区（Huetar Norte，22％）和加勒比海岸原住民地区（Huetar Caribe，21％）。
此外，农牧业人员在布隆卡地区（Brunca）、乔罗戴加地区（Chorotega）和中部太平洋沿岸地区（Pacífico Central）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依次为11.4％、6％和4％。
报告显示，在2018年第三季度中，哥斯达黎加农牧业中的离职率为9.3％，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5个百分点；农牧业人员的平均月收入为313186科朗（约合520.6美元），低于全国各经济领域从业人员的平均月收入（454941科朗，约合756.2美元）。
调查还指出，在哥斯达黎加农牧业领域中，女性的平均月收入低于男性，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该差异达825886科朗（约合1372.83），较之前有所减少。
哥斯达黎加移民信息：合作社体制在发展成经济支柱
据哥斯达黎加移民专家了解介绍，合作社体制在哥斯达黎加已有72年的历史，深深植根并服务于社会的多个领域。目前，哥总计有376家合作社，涉及农业、工业、医疗、交通、金融等多个领域，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截至2012年，合作社社员数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体系每年为3335万人次提供公共交通和运输服务，为399000人提供医疗服务。全国90%牛奶，36.5%咖啡以及15.8%的糖产量均来源于合作社。供职于哥斯达黎加全国合作社委员会(CONACOOP)的比利亚洛沃斯表示，哥国内金融体系中，储蓄和信用合作社吸收的存款占总存款的8.7%，体制运行良好。
合作社向所属社员提供经济支持。Coopeservidores合作社总经理表示，成千上万的家庭借助合作社提供的条件，实现了购买房子，车子或旅游的梦想。Coopecaja合作社副经理表示“合作社的扶持机制使社员有归属感，通过不同类型的储蓄和信贷额度，帮助其实现了个人目标和计划。合作社就像一座堡垒，社员就是堡垒的主人。社员在服务合作社的同时也获得丰厚回报。”
合作社还开展社会责任和培训项目，向更多的人提供帮助。例如，Coope Ande合作社向圣卡洛斯的一所教学设施简陋的学校提供了资助，该社商务经理埃迪伊利格瑞表示，“人们逐渐了解到，合作社有能力和办法帮助大家解决困难。”
要加入合作社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并做出贡献，才能获取合作社提供的福利。已经成立的合作社也可以根据其业务接收新成员。如果希望加入储蓄和信用合作社，则需要提交各种文件，包括身份证、公用服务缴费收据、雇主担保、工资证明并填写相应申请表。在加入储蓄和信用合作社后，成员将会获得应有福利并即时生效。
以Coope Ande合作社为例。该社成立于1965年，团结的精神和稳定的团队是这家储蓄和信用合作社的两大支柱。2015年11月4日，Coope Ande成立即将满50周年。如今，Coope Ande的55000名成员，享受合作社开发的各类服务和产品。
Coope Ande最初是由从事教育业的几名成员创办，目前所属21家办事处均采用现代化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成员提供一对一的高效服务。Coope Ande的总经理调，合作社致力于向每一个成员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作为合作社改进措施的一部分，Coope Ande发布了一款新的移动应用程序。同时指出利用移动设备的特色优势，我们希望用户能够方便快捷地享受合作社的服务。我们的目标是方便合作社成员随时随地享受转账、查询和支付等服务，真正把Coope Ande置于您的口袋中。
展望未来，合作社发展还面临许多挑战。Coopenae合作社总经理表示，从经营和管理角度看，合作社应注意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借助技术的发展不断提高竞争力。
哥斯达黎加移民信息 该国燃油管线破坏损失上百万美元
据哥斯达黎加移民专家了解到，哥斯达黎加政府部门近日表示，哥斯达黎加国家炼油厂(Refinadora Costarricense de Petrleo，简称Recope)的输油管道经常遭到偷油者的破坏，该国因此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报道称，哥斯达黎加公共武装力量(Fuerza Pblica) 、情报安全局(Direccin de Inteligencia y Seguridad，简称DIS)，哥斯达黎加国家炼油厂近日共同表示，该国平均每年因燃油失窃而蒙受的经济损失超过10亿科朗(约合173万美元)。
经常遭到破坏的是从位于利蒙省(Limn)莫因(Moín)的哥斯达黎加国家炼油厂总部到奥乔牟革(Ochomogo)、从奥乔牟革到彭塔莱纳斯省(Puntarenas)拉加里塔(La Garita)和巴兰卡(Barranca)燃油输送管道。
据了解，哥斯达黎加有关窃油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2002年；警察机关在去年8月至12月期间进行的检查中，则发现了30处遭到“偷油贼”破坏的管道；此外，去年4月6日，在利蒙省里奥布兰科区圣马丁德利物浦(San Martín de Liverpool)发生的一次汽油泄漏事故曾导致23个当地家庭被迫紧急疏散。
哥斯达黎加情报安全局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解释说，为了避免被人发现，窃油团伙的作案地点一般都远离居民区，先由两三个人破坏输油管线，插入取油导管，然后再由另一伙人完成燃油的提取。
哥斯达黎加检察机关、司法调查局(Organismo de Investigacin Judicial，简称OIJ)和情报安全局去年联合开展的一项行动中可以发现，燃油失窃光在去年5月4日至5月31日期间给哥斯达黎加国家炼油厂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200万美元。
今年9月16日，位于阿拉胡埃拉省(Alajuela)艾尔科约尔(El Coyol)的一处柴油管道再次因遭到破坏而发生泄漏，哥斯达黎加消防局于事故当晚对该管道进行了紧急处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尚未得到确认。哥斯达黎加总统府和安全部认为本案与政府税制改革反对者组织的罢工和示威活动有直接联系。
“犯罪分子攻击了公职人员、破坏了国有设施。 我们要求示威活动组织者对这些破坏行为负责。”哥斯达黎加安全部长迈克尔 索托(Michael Soto)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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