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回忆战俘营：有75万被虐而死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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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巨大的战俘营刚刚建成，马上就会被疲惫的战俘们填满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后，在曾经号称“不可战胜”的德军中开始显现树倒猢狲散的效应。5月2日，首都柏林的守军全部投降；5月4日，德军的海军上将弗利德堡代表在西北地区和英军作战的德军签署了投降书；5月7日，德军的约德尔大将在西方盟军代表面前签署了德军的全面投降书；5月8日深夜，不甘落后的苏军在柏林又组织了一次德国投降的仪式，由德方的凯特尔元帅、弗利德堡上将和施图姆夫大将分别代表德国的陆、海、空三军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在希特勒自杀后的一周时间内，德国的武装力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一垮塌，从5月9日开始，400多万德国军人沦为战俘。

欧洲战争的迅速终结使胜利者感到有些猝不及防。敌手消失之后，盟军方面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消化那人海一般的战俘群。昔日的对手已经失去了一切话语权，对日内瓦公约的遵守水平考验着每一个胜利者的国际道义。在这方面，美国人交出的答卷非常另类。

1945年5月4日，艾森豪威尔在没有和英军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单方面向美军下令：把在德国境内收押的德国军人当作“被缴械的敌军”（DisarmedEnemyForces）而不是“战争俘虏”（PrisonerofWar）对待。此命令于8月22日又扩展到在奥地利向美军缴械的德军。就这样，投降的德军俘虏被美国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在德国和奥地利以外被俘的德国军人，他们可以享受日内瓦第二公约规定的战俘待遇。另一类是被解除了武装的敌人，对于敌人，美军当然不必承诺给予“日内瓦待遇”，也完全可以禁止国际红十字会向这些人提供生活物资，同时有权向国际红十字会封闭有关这些人所获待遇的一切信息。

一个匪夷所思的逻辑被美国人创造出来了：对于一支已经无条件投降的军队，其士兵在受到关押的情况下仍然是敌人，而不是战俘。

“莱茵大营”前后建立了37处，在德国投降后被整合成17所大营。这些大营沿德国境内的莱茵河而建，南起布尔-伊格海姆，北至布德利希，其间的河段总长约350公里。其中有两所大营建在了莱茵河东侧。除了这17座大营以外，在莱茵河的支流内卡河畔也建了一座海尔布隆大营。这18座庞大的露天战俘营差不多容纳了全部落入美军之手的德国人，他们包括：德军B集团军在鲁尔包围圈和藻厄兰地区的被俘者、在美军第九军东进易北河过程中的德军被俘者（他们多数正在执行阻止苏军西进的任务，当美军逼近时，他们及时地选择向从身后逼上来的美国人缴了枪）、在下萨克森、威斯特法伦、哈勒山区和美军交战时的德军被俘者（我的博士导师就在此列）；在德国宣告投降后成建制地向美军缴械的德军士兵。此外，被俘的还有一大批没有军人身份的人员，其中包括民兵性质的“人民冲锋队”队员、自发抗击过美军的平民、政府的文职人员、纳粹党徒、国防军女助手、医院工作人员等，林林总总，被关进“莱茵大营”的人数高达500余万。按照二战前夕的8000万德国人口计算，6％的德国人都被集中到了“莱茵大营”，其绝大多数都是对德国今后命运至关重要的青壮年男子。

归心似箭的德国战俘蜂拥登上回家的卡车

这些在艾森豪威尔眼中仍然是“敌人”的战俘，事实上已完全丧失了与美军为敌的资格，他们象任人宰割的动物一样被美军用卡车从各个受降地点拉到了莱茵河畔，然后象倾倒垃圾一般被“倒”进了一座座“莱茵大营”。每个大营里都有很多用铁丝网划分开的巨大方阵，划分方阵的主要依据是俘虏的身份。孩子兵、伤病员、普通国防军士兵、国防军女助手、人民冲锋队、党卫军、纳粹党徒、外国人等依次分开，每个方阵中的俘虏人数在5千至1万之间。

把这些俘虏形容成垃圾是毫不夸张的，因为整个“莱茵大营”就如同一连串巨大的垃圾场。众多当年战俘的回忆展现了如下的景象：

掌握大量被缴获德军物资的美军很少向俘虏们发放帐篷，‘莱茵大营’里的绝大多数俘虏都只能象圈内的牲口一样以天为被，以地为床。方阵内的人均占地面积是3－5平方米，几场连阴雨之后，大营里面就变成了一片泥潭。没有任何劳动工具的战俘们开始自己动手改善住宿条件，他们利用餐具和罐头盒做铲子来挖掘地洞，把食品包装箱的纸板当作建材，一点一点地抠出了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地洞。这些地洞通常在地表以下1.5，米-2米处，洞口宽约半米。缺少支撑的小地洞在夜间下雨时极为危险，经常因渗水而坍塌，导致不少战俘被活埋在洞里。没有任何人统计过就这样死去的人究竟有多少。也没有人去挖掘出这些死者。在大营最终被美国人的推土机整平后，这些死者便永远地成为了莱茵河流域土地的一部分。

据统计，在1945年4月到7月的4个月时间里，“莱茵大营”中约40％的战俘是以睡地洞的方式熬过来的，超过50％的人一直睡在露天，只有6％的人得到了帐篷。

初到“莱茵大营”的德国战俘根本想不到文明和人道的美军会在这样的露天野地里安排他们住宿长达数月，他们甚至连衣帽都不肯脱掉，以为很快就会另有去处。当他们意识到在这里要经受一场生死考验时，一切自尊和傲慢就必须抛开了。讲究干净和秩序的德国人开始了一种近似于老鼠和猪狗的生活，战俘营里遍布地洞，污物满地，瘟疫横行。

大营里的各个方阵被依次送进了德国俘虏，一个方阵装满后，再打开另一个方阵的铁丝网大门……。美军对新进方阵的战俘通常在2－4天内不提供食品和水。谁也说不清美国人究竟意欲何为，但这种做法起到的客观效果是：在与饥渴抗衡中的俘虏们唯有减少一切活动才能保持体能，他们既没有体力逃跑，也没有体力闹事，更重要的是，一批本来身体已变得虚弱的人会在“莱茵大营”的这一首轮生存考验中被淘汰掉。

开始提供食品和水以后，战俘们发现供应量严重不足。正常人在不活动时每天需要1200卡路里的热量供应，劳动的人则需要2000－3000卡路里。而“莱茵大营”里的战俘们每天只能获得400－900卡路里热量的食品。他们获得的食品主要是美国产的鸡蛋粉、奶粉、饼干、巧克力、咖啡，在饮水供应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这样的食品迅速地吸干了战俘的体内水分，许多人出现严重的便秘。

大营里没有洗漱设备，没有医疗器械，没有消毒设备，没有医疗措施，对伤病员的治疗和护理主要由战俘中的医护人员自己解决。每个方阵内只设有一个简易的地沟茅厕，很多病弱无力的人因为缺少体力穿越肮脏混乱的人群到达茅厕，常常在栖身之地排便，致使营地的环境日渐恶化，痢疾、伤寒、坏疽、肺炎等疾病开始在各营地蔓延，形成了对濒死人员的最后一击。

看守大营的美军严禁战俘和外界发生任何联系，附近的居民如果向战俘提供食品，发现后立遭枪击。当地的德国管理部门如果向战俘提供生活物资，发现后立即查办甚至处决当事人。瑞士红十字会曾尝试给“莱茵大营”提供食品、医药和生活物资，这些物品在到达之后，又被艾森豪威尔下令运回瑞士。

作为“二战”中欧洲战场上的外来户，美军不可能长期背负着管理众多德国战俘的责任。“莱茵大营”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战俘中转站，美国人最终还要通过释放战俘、向欧洲其它国家移交战俘这两种方式来处理大多数俘虏。基于这样的认识，战俘都以为在草地上凑合几天就会另有去处，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种象对待牲畜一样的关押会长达4个月之久。4个月无遮无盖的日晒雨淋，没有足够的食品和饮水，不提供卫生和医疗措施……这种做法很难不让人怀疑美军是否在用一种变相的“死亡营”方式来消耗这些“被缴械的敌人”。

很多亲历者后来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莱茵大营”中人员的死亡。

战俘施畔纳在1995年出版《眼泪、死亡和无尽痛苦》一书中回忆道，瘦成骷髅般的他有时在夜晚看着天空想象着自己何时也在一天的早上和其他死去的战友一起被人抬走，然后被放进营地外路边的尸坑。

来自布德利希战俘营的老兵耶格说，每天晚上死在地洞里的大约有200多人，这些地洞后来都被美国人的推土机推平了。

战俘格利斯海默在个人回忆录《美国战俘营的地狱》中写道：死人被铲车推进战俘营外面的尸坑里，分5层摞成一长排，盖上了土之后就完事了。

战俘韦尔纳在1998年出版的《布瑞曾海姆战俘营》一书中说，住在布瑞曾海姆战俘营附近的居民证实，在1945年4月到7月的4个月时间里，他们每天早上都能看到120－180具的尸体被运走。韦尔纳据此估算，在他呆过的这座容纳了13万战俘的大营里约有1.5万人死亡。死亡率为11.5%。如果加上在阴雨天气被坍塌地洞活埋的死者，死亡率应在15％。鉴于其它“莱茵大营”的状况也不可能比布瑞曾海姆战俘营的待遇更好，韦尔纳给出了一个恐怖的算式：500万人乘以15％，等于75万战俘在“莱茵大营”里死亡。

究竟有多少战俘死于美军的“莱茵大营”里呢？战俘们只能看见身边的死人，不可能给出350公里长的莱茵河沿岸的全部死者的数目。外部世界（包括各类媒体、地方管理部门和国际红十字会）也不可能掌握任何统计数字，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接近战俘营。唯一掌握总体情况只有美军。美方公布的“莱茵大营”的全部死亡人数为5000。和500万的战俘总人数相比，死亡率为0.1%。这个比例与和平年代的德国人口的死亡率完全一致。接受这个数字的条件是在两个前提下选择其一：或者是500万德国俘虏的生存能力超乎人类的一般水平，或者是美国给予他们的是“日内瓦待遇”。如果两个前提都不存在，人们就可以确定美国人没有说真话。

这是一段只有美国人才掌握相关数据和档案的历史。喜欢摄影的德国士兵在成为战俘后就丧失了用镜头记录生活的能力，国际救援组织也根本无法接近“莱茵大营”。这些由美军人员拍摄的照片似乎在诠释着一种独特的逻辑：摧毁一个偏执民族的狂热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奏效，那就是在武力征服之后将其全部精英集中起来给予虐待，于是这个民族便会记住一切教训。

1989年，加拿大记者巴克切发表了一本叫作《有计划的死亡》的书，在“二战”历史研究领域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巴切克在多年查阅各国档案、文献和采访当事人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美国人手上死去的，以及后来移交给法国后死去的德国战俘的总数为80万到100万人。其中应由美国人负责的死亡人数约为75万。这个数字和原战俘韦尔纳的结论不谋而合。巴克切认为，掌握真实数据的是美国，但记录此类信息的文件或者已被毁掉，或者已被修改，或者至今还处在严格保密的状态。

根据德国红十字会的统计，在“二战”中共有130德国军人失踪。在对这130万条生命的下落进行调查和分析的时侯，西方的历史学家很自然地把责任推到了喜欢“杀人不吭气”的苏联头上。苏联解体之后，不甘再背历史黑锅的俄罗斯干脆开放了封存的“二战”战俘档案，人们从中证实了原定失踪的10万德军战俘已死在了苏联。除此之外，西方的历史学家怀疑还有20万德军被俘人员在1945年死于苏军之手。即便如此，原苏联能够承担的数字也不过是30万，那么还剩下的100万失踪德军官兵究竟消失在何时何地呢？巴切克在《有计划的死亡》一书中试图揭开一个震撼性的谜底：这些人中的绝大对数死于美国人之手！

对于在“二战”中被视为“欧洲解放者”，在“二战”后被视为“国际道义维护者”的美国来说，这一指控无疑是一个极大冲击。1992年，美国历史学家阿瑟.史密斯为捍卫国家形象挺身而出，用一本名为《消失的100万人》的书全面批驳了加拿大记者巴克切的结论，并再次把责任推回了俄国人的头上。

这场论争可能永远不会再有结果，因为双方可能永远都找不到有力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结论。如果要证实那“消失的100万人”中的多数确实是死于美国人之手，人们就必须在350公里长的莱茵河沿岸挖出被掩埋的众多战俘尸骸。既然尸体没有被焚烧，也没有被运走，那么在各个战俘营附近就一定存在着群葬尸坑。倘若人们能够在某一个战俘营旧址上挖出5千具以上的尸骸，那么美方给出的“莱茵大营”总计死亡5千战俘的结论就将立即倾覆。但是谁又会做这件事呢？

德国在战后的45年时间中一直驻扎着美国军队，这些美国人担负着保卫西欧（当然首先是保卫联邦德国）的重任，德国政府不可能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去拆美国后台的台。而对民间机构而言，做这种事不是没有兴趣，就是没有能力。何况德国人对一切已被埋葬于地下的亡灵普遍抱有一种共同的心态：不要去打搅死者（LassendieToteninRuhe）。

不过，这个世界上总有个别具有超强耐力和古怪头脑的奇人。谁都没有想到，在德国的民间后来会真得出现了一位“愚公”。

家住布瑞曾海姆的施密特先生曾在联邦国防军管过丧葬事务。他从1970年代就开始制定计划，准备靠个人的力量来解开布瑞曾海姆战俘营死亡人数的谜团。他的方式是在战俘营遗址上寻找群葬死者的尸坑。

布瑞曾海姆战俘营遗址占地大约8平方公里，战后新起的地面建筑物稀少，由此施密特认为挖掘的难度应该不大。1985年秋季，施密特的私人队伍从当年大营的条状茅厕的位置开始了挖掘工作，此举立刻引起了当地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关注。但不久之后，施密特收到了当地行政部门的一纸通知，通知声称：该大营遗址属于考古受护地区，对擅自挖掘者要处以25万马克的罚金。面对政府干预，施密特被迫停手了。在经过一番咨询和准备之后，固执的施密特在1986年底开始办理申请挖掘布瑞曾海姆大营的手续。以办事“缓慢而稳妥（langsamabersicher）”著称的德国有关部门拖到了次年3月才给了施密特一个书面的回复，结论是拒绝他提出的开挖申请。施密特心里不服，在1988年4月跑到了科布伦茨的行政法院，对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政府的做法提出了起诉，这一诉又是一年多的时间消耗。1989年6月22日，施密特的起诉被法院正式驳回。至此，这位德国“愚公”彻底绝望了，其“挖尸大业”就此偃旗息鼓。

“莱茵大营”的战俘死亡人数很可能会成为永恒的历史之谜，巴克切和韦尔纳对在“莱茵大营”中死亡人数的判断有可能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是，500万德国战俘在美军的“莱茵大营”里经受了长达4个月的非人折磨这一点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与“别去打搅死者”的原则相比，或许“别去打搅生者”的原则来得更为重要。正因为历史从来不会教训胜利者，残酷虐俘的现象至今仍会存在于一贯“主持国际公理”的美国也就变得毫不奇怪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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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移民美国日本人：10余万人被关进拘留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使美国人蒙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使这次偷袭显得更为惊人的还有下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这次偷袭发生时，日本外交官正在华盛顿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二是日本同时也在西太平洋地区发起攻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造成了一系列重创。人们普遍担心，美国西海岸将是日本军事攻击或直接入侵的下一个目标。

美国人对日本的气愤与恐惧，一股脑儿发泄到美籍日本人身上。对日本人进行辱骂和施暴时有发生，联邦调查局则以美国安全的潜在危险为借口，搜捕了约15 000名日裔美国人。这次搜捕得到日裔领导人的公开支持，他们把本族年长者的亲日立场看做是对美国的不忠，是对一般日裔美国人的威胁。可是，对日本人的此种歇斯底里发作和搜捕的范围不断扩大，随时都可能发生。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军队可以将“有关人等”从军方指定的“军事地区”内赶走，“安置”在其他地方。虽然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词，但实际上在西海岸大批被抓走的就是他们，与别的种族无涉。在1942年3月至11月间，有10万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运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带荒无人烟的各个巨大的拘留营。这一带是“以前没人住过，其后也没人住过的”不毛之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偷袭虽然发生在夏威夷，可那儿的15万日裔美国人却没有被拘留。拘留政策与其说和官方解释的“军事需要”有关，倒不如说美国本土上强烈的反日情绪和负责西海岸防卫总部的那位将军的人品有关。J?L?德维特将军是一个年迈的职业官僚，其经历主要在后勤而不是实地作战，在同僚中的威望不高。给日裔美国人建造拘留营使他能扩大其官僚势力，从而在公众眼里显得他是个大人物。诚然，使此举成为可能的，还是那种对日本（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的普遍恐惧和敌意。当德维特将军公开声称“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时，他道出了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广大民意。拘留日裔美国人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右翼的赫斯特报系和专栏作家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一类的种族主义者，厄尔?沃伦和瓦尔特?李普曼(微博)那样的开明人士，以及左派人士加莱?麦克威廉姆斯、威托?马克安东尼奥和共产党的《每日工人报》及《人民世界报》主编们，皆表示赞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将拘留政策视为合法，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无一反对者。可是，尽管当时对日本人的惧怕心理无处不在，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判有通敌罪的美籍日本人连一个也没有。

大规模拘留对日裔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仅经济损失一项就十分巨大。在被迫去拘留营之前，他们匆忙地把房子、家具及其他财产卖掉。他们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企业，必须在几周之内清算了结。以1942年的价格折算，据美国政府自己估计，日裔美国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在4亿美元左右。除了经济损失之外，许多人蒙受了委屈，被迫离乡背井。美籍日本人公民团领导人也遭到致命的一击，他们还代表第二代日裔，正在努力争当优秀的美国公民并被美国人接受呢！由于认识到反对拘留政策是徒劳的，加上反对拘留政策会引起对美国不忠的嫌疑，美籍日本人公民团的官方立场，是遵从拘留政策。但是，公民团的这种立场，立即招致那些认为拘留政策是种族主义大棒的日裔美国人的愤怒和蔑视，尽管他们先前也曾竭力争取当美国良民。被拘留的日本人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内讧。一些更好战的反抗者宣布放弃他们的美国国籍，甚至以武力威胁同伴，迫使他们跟着干。

可是，从总体上讲，日裔美国人接受了拘留生活的严酷事实，并不得已而求其次，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拘留营的设备是同一号码的，且十分简陋；他们在集体食堂吃饭，在公共浴室洗澡，厕所也是公用的。全家人挤在斗室之内，周围全是带电的铁丝网，还有武装的哨兵巡逻。为了把环境搞得“人道”一些，他们种了花，并用废木料做家具。但是，他们住的是“长排长排的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木头屋子”，室内仅有“一个炉子、一盏吊灯、一张铁板吊床及垫子”。在这种情况下，能美化到何种程度，只有天晓得了。

拘留营内的生活，使传统的日本家庭模式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在那里，男女老少干着不同的活，但拿着同样的低工资，因此，父亲作为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旧传统被大大削弱了。况且，拘留营里那些留给日裔美国人的行政职务，也只有具备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担任。这么一来，年青的一代人就爬到了他们父辈的头上。由于巴掌大的陋室一个紧挨一个，家庭的隐私根本不能谈。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比如进食，不能在家中进行。

美国在战时需要大量的人力，这种情况甚至没等到所有的日裔美国人被赶到铁丝网之内，就开始改善拘留计划了。1942年春，某些季节性农业工人获准离开拘留营，以缓解农业劳力的短缺。后来，只要这些农工在军事地区范围之外干活，再通过忠诚审查的话，他们便可以永远地迁到那里去居住。1942年夏，几百名第一代日本移民铁路工人被允许回到东俄勒冈州继续干活。4 000多名第二代日裔大学生被允许离开拘留营去继续求学，他们去了东部或中西部，意在回避而不是抵抗“军事需要”这个政策，该政策是西部防卫司令部为大拘留制造的借口。负责拘留营的文官当局，总的说来对日本人比较同情，他们制订的释放各种具备特殊情况的日本人的计划，屡屡遭到军方的谴责。可到了最后，连军方的高级长官也开始在打日裔劳动力的算盘了。于是在1943年1月，美国陆军开始征招先前因被划为“敌侨”而无资格参军的第二代日本人去服役。尽管情况很反常，而晚一些被拘留的日本年轻人仍感到一肚子委屈，但那些有资格参军的人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便在战场上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

共有30多万名的日裔美国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单独由日裔美国人组成的团队曾在欧洲战场作战。他们于1943年被派往“二战”中一些打得最惨烈的战场上去拼搏。日裔组成的442团成了“二战”中（甚或美国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一支劲旅。在与纳粹部队的较量中，日裔阵亡人数达9 000多，赢得了52枚杰出军功十字勋章和一枚国会荣誉勋章。在太平洋战场，几千名日裔担任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日军往往以为美国人不懂日语，而没把军事情报译成密电码。可是，“每个战场上都有随军的美籍日本人，他们能读懂截获的日军文件，并把情报传递给盟国将领”。

在“二战”中的悲惨经历，最终被证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国站稳脚跟的一个转折点。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渐渐地有的在政府内部，有的在公开场合开始替他们主持正义。最后，连西部防卫司令部也宣布，过去用来使拘捕合法化的“军事需要”已经结束，文官当局也宣布拘留政策行将结束。曾在1942年下达拘捕令的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公开为日裔美国人的忠诚辩护。到1944年年底，最高法院宣布，拘留那些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违反宪法的。

尽管第一代日本移民遭受了巨大而不可弥补的损失，但对第二代人来说，拘留营成了他们迈入美国社会的开端，从此就沿着社会和经济的阶梯青云直上。原来那种狭隘的种族牢笼被打破了。他们再也不必步其父辈的后尘，仅仅从事少数几种职业了。在拘留营里，日裔美国人比平时的工作面更广。未进拘留营时，由于受营业执照和其他限制性措施的影响，他们职业的选择面较窄。因为第二代日裔是美国公民，他们在被拘留的人中享有特权，首批释放的人中他们占大多数。他们迁到东部或中西部之后，门路就更广了。无论是作为高校学生还是在部队当兵，他们都以自己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其他美国人的接纳和支持。

偏执分子的嘴巴并没有被完全堵住。特别是在加州，当一些被拘留的日本人从战后美国的拘留营中回来时，发生过欺侮日裔的零星“事件”，严重程度各有不同。但是，当一个反日议案于1946年在加州历史上首次以压倒性多数被推翻时，清楚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

二战德军在法遗留20万战争私生子

被强制剃光头的法国妇女

等待审判的所谓“通敌者”妇女

在法国，有20多万人几乎被人遗忘，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的身世特殊，是二战期间法国妇女与德国入侵者的私生子。60多年来，他们忍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和耻辱，生活在巨大的心理阴影中。据英国《独立报》3月7日报道，随着德国同意给予他们德国公民身份以及法国方面不再回避那段历史，他们的处境终于得到了改变。

“战争私生子”的苦难人生

1944年10月出生的法国人德洛米在诺曼底的利雪地区长大，在很小的时候，他的同学甚至是他的舅舅就叫他“私生子”或者“德国佬的儿子”，他当时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因为从一开始他的生活就跟别人不一样，出生后是他的外婆抚养他。几十年后，他才清楚为什么他在童年没有见过妈妈，因为她妈妈因与一个德国士兵同居而被以通敌罪送进监狱。

德洛米并不是法国唯一的“战争孩子”，在法国，像他这样的人有20多万，他们是入侵法国的德国军人与法国妇女生的孩子。他们一直活得“毫无价值”，而且身份不明。

德洛米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觉得人们似乎在守着一个秘密不愿意告诉他。12岁时，他就产生了怀疑，当她妹妹出生时，他看到了家里的户口本，发现在自己名字边的空白处写着“私生子”。17岁时，他再次问母亲，但她暴跳如雷，摔门而出。21岁时，他服完兵役，然后到巴黎工作，终于从外婆处发现了秘密。外婆拿出一个发了黄的信封，里面有他母亲与一个德国军人的照片。原来，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德洛米的妈妈在德军的食堂当服务员，与一个名叫汉斯·霍夫曼的德国军人产生恋情并同居，生下了他。

由于有关德国人的档案几乎都毁于轰炸，德洛米寻找生身父亲的路寻常艰难，持续了整整40年。直到2006年，德洛米才在朋友的帮助下知道了父亲的命运：1945年4月25日，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在与美国军队的一次战斗中被杀。德洛米还发现，他有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生活在德国。

“光头妇女”的耻辱

像德洛米的母亲一样的法国妇女有很多，她们因与侵占法国的德国军人有染而被称为“通敌者”，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侮辱，最大的侮辱莫过于把她们的头发剃光。

战争结束后，德国人撤离法国，与德国军人同居的法国妇女的苦难日子也开始了。一些法国人千方百计找出这些“通敌者”，对她们进行严厉惩罚，把她们剃成光头，让她们赤脚半裸，头上画上纳粹符号，在大庭广众下游街，遭受众人的嘲笑和侮辱。有些人被卡车拉着，人们敲锣打鼓，好似一场狂欢。在人们的一片嘘声中，那些妇女羞愤无比。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有些与德国人睡过觉的法国妇女被活活打死，有些人则不堪侮辱而自杀。

其实，说这些法国女人“通敌”并不准确。一些人本来就是妓女，她们与德国军人只是交易，都与政治无关。有些法国女孩儿只有十几岁，不懂事，与德国军人私通只是因为无聊或者逞能，或者是受了欺骗。还有许多情况是，有些中学女教师自己单住，德国军人就被安排在她们那里居住，她们也被冤枉与德国军人有染。还有一些流产的女人也被人怀疑与德国军人通奸后怕出事才去流产，她们也被冤枉。当然，还有许多年轻的妈妈，她们的丈夫要么在前线，要么在战俘营里，在战争期间，她们得不到任何支持，与德国军人在一起是为生计所迫。正如当时的一个德国作家所说，“食品就是力量”。

欧洲共有80万“战争私生子”

在欧洲，不只法国有一群遭到歧视的“战争私生子”。在整个欧洲，共有80多万名德国入侵者与当地妇女生的孩子，他们中的很多人出生后也有着同样的命运。

在挪威，这样的“战争私生子”有1万多。战争期间，纳粹头子希姆莱鼓励德国军人与当地的挪威妇女进行感情联络，生下的每个孩子都有编号，德国政府给予支持。但战争结束后，这些“生命之源”计划产生的孩子却受到了残酷对待。比乔恩·莱格费尔德的父亲就是一名德国军人，他回忆说：“人们对我们充满了仇恨。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也因为是德国军人的私生子而被放进猪圈里。人们用酸给他们洗澡，直到洗得没有皮肤，因为我们必须要洗掉纳粹留下的气味。”编号为2620的杰德·弗雷谢尔就因为是纳粹的孩子而受到继父的虐待，经常遭受毒打。

最近，情况出现了转机，这些几乎被人遗忘的“战争私生子”的处境得到了改善。1年前，德国政府宣布给予那些生活在法国的德国士兵的子女双重国籍。在德国入侵法国前6个月出生的法国外长伯纳德·库什内，近日也宣布帮助这些法国公民取得德国公民身份。他说：“他们是战争的无辜受害者，他们并没有看到战争，但法国和德国一直对他们的痛苦视而不见。这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60多年后，他们要求我们承认他们的价值、他们的生命，首要的是他们的身份。”德国给予这些孩子德国国籍，是对战争的补偿，而法国承认他们的身份，也是对他们受到的苦难的一个补偿。

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214万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对战败国施以割地、赔款、占领等苛刻的惩罚也不胜枚举。但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且在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却对战败国与战争的发动国——日本采取了迄无前例的宽大政策，中国以宽厚大度的姿态，不带歧视和报复,将近214万日本战俘与侨民遣返回国，对日本战后复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根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记载,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境内的战俘与侨民多达214万。把数目如此庞大的日本战俘与侨民在短期内完全遣返回国，对于当时中国疲惫不堪的运输力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了推进遣返俘侨工作，中美双方于1945年10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本俘侨的联席会议，会议制定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该计划规定，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的遣送归归国由中国政府负责，同时还要尽量利用日方人员及少数美方人员予以协助负责中国政府与美国海军之间联络事宜。该计划还规定，除了炸药、军刀、照相机、望远镜、光学仪器、金条、银条、宝石、股票、艺术品等严禁携带外，日本官兵与侨民可以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对于携带的款项，军官可以携带500元（国民政府货币单位），士兵可以携带200元，一般侨民可以携带1000元。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船只成为运输的主要工具。中国本土、台湾与日本之间由登陆艇运输，由美国第七舰队负责管制。最初拟定的港口只有上海、青岛和天津。在中国南部海域扫雷完成以后，再扩大至广州、海口、厦门、基隆、高雄和越南的海防等港口；日本方面接受入境的港口有佐世保、鹿儿岛、博多和吴市。中国政府不仅制定出庞大的遣送计划，而且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周密细致的安排。据估计，三个月内将为日本俘侨提供的粮食多达128.2万余大包，如果按当时每包8000元计算，共需款102.574亿元。

1946年1月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本俘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战区所能接收到的船只；从中国内地遣送日本人到中国各港口的运送效率及困难；每天运输的数量；日本俘侨的集中等。15日，盟军总部在东京召开中国战区遣送日本俘侨会议。会议规定，中国战区的美军总司令部协助中国把中国东北、台湾、海南岛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日本俘侨遣返回国。措施包括美国总部安排各遣送港口的先后顺序，并担当指挥各有关来华船只遣送的任务；中国方面负责日本俘侨进出港的登记，有传染病者严禁上船等。为了不使瘟疫在遣送途中流行，1946年2月6日《中国战区遣送计划》进一步规定，日俘、日侨在上船前一律接种伤寒疫苗，遣送船也要消毒。总的来看，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俘与侨民遣送的组织准备工作，是相当的充分而严密的，也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

在经过准备与部署之后，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俘侨工作全面展开。按照部署，日本战俘与侨民先集中到中国大陆的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台湾的基隆、高雄和越南北部的海防等12个港口，然后分乘美国第七舰队的舰船和日本的船只遣返日本。

中国战区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总数逾213万，如果把苏联接收的东北地区侨民加上，总数超过370万人。为了早日把这些日本俘侨遣送回国，中国政府紧急调用了国内80％以上的运输力量，日夜兼程地把日本俘侨由各分散地集中到主要港口。为了使伤病和失去行动能力的日本俘侨早日回国，中国政府专门组织了1.2万多副担架和2万余人的护送队伍，对伤病的日俘、日侨实行特殊护送。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载有数千名侨民和数百名日本伤兵的遣送船由天津塘沽港开出，揭开了中国战区遣送日本俘侨的序幕。随后，青岛、上海、广州等地的遣送工作陆续展开。经过一年多的紧张运送，到1946年底，中国境内的近四百余万的日俘、日侨遣送完毕。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中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抗战胜利伊始，举国满目疮痍，更是百废待举，对于遣返数百万日俘日侨无论陆运、水运、空运，以及其他补给行政支援等，都是极大的负担，可是我们仍然排除万难，迅速安全地把他们遣送回国。

中国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大遣返，成为东亚历史上的一道奇特风景。据日本方面估计，在当时海上交通均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只靠日本的力量把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侨民全部撤回，至少要用十年的时间。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把所有的日本在华俘侨全部遣送回国，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大的人为事故。这一点，不仅为当时国际舆论所称赞，就连“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部长冈村宁次也承认，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有采取歧视与报复。

作为战败国的俘虏与侨民，可以携带衣服、被褥、粮食、现金回国，而且途中还受到医疗、饮食供应上的照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当时担任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及撤侨援护院参与的大久保传藏，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南洋各地，当时由苏军占领的中国东北以及韩国遣返的军民，几乎全是赤裸裸的，光身一条，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相反，由中国大陆归来的，则不管是粮食、衣物，都带有足以暂时维持生活的行李回来。

中国对日本的俘侨政策是战后初期中国国民政府处理与日本关系的基本准则。自近代以来，日本对华侵略有增无减，先是甲午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长城事变，一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对华侵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战后初期如果没有调整中日两大民族矛盾的基本原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总体来看，战后初期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比较平稳，中国境内没有出现因日本军队的烧、杀、抢、掠而造成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复仇现象。中国人民对日本俘侨是宽大的，没有加害他们之意。

日本在二战中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如果换成1937年的美元计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的战火，遍及中国22个省区，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却以德报怨。1907年海牙国际公约规定，交战国可以利用战俘劳动力，根据其能力进行生产恢复。作为战胜国，中国羁留日本战俘修复被其破坏了的道路、桥梁、工厂并不为过。中国政府的做法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感到意外。

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说中国的对日政策奠定了日本战后复兴的基础并不为过。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大久保传藏认为，它不但带给败战的日本一线光明，并且从深渊中拯救了破碎的日本，是使日本从虚脱与混乱中站起来的最大力量。纵观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全过程，基本达到了“只认日本黩武军阀为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和“我们并不要报复”的目的。这对于化解战后两国的民族矛盾、解决两国间的诸多问题，有积极的作用。

二战中苏联战俘数量庞大原因揭秘

核心提示：在战争的头两年中，苏联战俘之所以数量庞大，是由于德国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但是，事情不仅如此。苏联的许多居民，特别是不久前刚刚并入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比萨拉比亚、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居民们，从一开始就把德国军队看成是自己的救星。

许多从高加索、中亚和波沃尔日等地区迁来的人民也并不是特别愿意为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而战斗。被纳入红军的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军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拿起武器投向了德国人一边。

俄罗斯解放军

实际上，弗拉索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控制名义上由他指挥的俄罗斯解放军。他们上战场的时候，作战非常顽强。但是这与其说是自觉的英雄主义，还不如说是岌岌自危。弗拉索夫这类人在德军撤退时面临的是德国人的严厉打压，而俄罗斯战俘面临的是频繁发生的死亡。我想起了我的一个白俄罗斯远亲讲过的一件事，他在1944年7月解放布列斯特时还是一名中士。德军撤退后不久，有两个苏军上校来视察布列斯特堡垒，想看看它的防御工事。地下工事里藏着一个弗拉索夫排，他们打死了这两名苏军上校。红军战士开始寻找失踪的上校，他们最终发现了弗拉索夫排，并用发烟罐迫使他们投降。红军部队指挥员对俘虏们说：“我可以把你们送交法庭，那样你们肯定会被枪毙，但我现在打算问问战士们，看他们决定怎么处理你们。”红军战士用刺刀把弗拉索夫排的人一一挑死，根本不听他们解释为什么效忠于德国人。

从1942年起，德军高级将领们已经认识到，对付斯大林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俄罗斯解放军和俄罗斯傀儡政府，以及别的民族的政府和军队，这是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惟一办法。但是，直到1944年初，希特勒和希姆莱一直反对这一建议，他们只是把“东方领土”看做德国的殖民地而已。然而，随着德军在东线和西线不断的失败，纳粹的首领们也开始在这方面做出让步。还在1943年时，德军就建立起了一个东方部队司令部，把所有的苏联投敌者的武装都聚集起来。1943年4月6日，北方集群的参谋长金采利将军批评了建立这些武装的命令，他给东方部队司令格尔米赫将军写信，说他们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信中说，“对于这些东方部队的战士们，他们的将来怎么办，战后他们的祖国在哪里”，因为，如果认为他们“愿意站在德国人一边作战，是因为他们为德国人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解放出来而感激”，这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对东方部队的战士来说，问题就在于，是选择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奴役之下摆脱出来后接受德国人奴役，还是应该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类似的建议即使要得到象征性的同意，也要等到1944年夏天德军在法国和白俄罗斯溃败之后。1943年9月14日，弗拉索夫被希姆莱召见。作为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弗拉索夫被告知，要想恢复1939年9月1日前俄罗斯的疆界，必须赋予非俄罗斯族和哥萨克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希特勒和希姆莱同意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第600步兵师）。1945年1月，开始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2师（第 650步兵师）。1944年秋天时，德国人准备向阿登地区发起反攻，打算给西方盟国以毁灭性打击，并迫使他们单独媾和，然后把所有兵力调集到东线，粉碎红军，而在东线俄罗斯解放军的部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1944年11月14日，在布拉格成立了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他把俄罗斯委员会和其他民族的委员会，以及在德国人庇护之下（除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外）建立起来的其他军事力量联合起来。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通过了宣言，这一宣言基本上是重复了1942年12月27日俄罗斯委员会的宣告的内容。不过，宣言中只字未提向“英美资本家们”开战的事，对于德国的帮助则表示欢迎，“但是带着一个前提，即不损害我国的尊严和独立”。宣言同时强调，此时德国的援助是可以同“斯大林匪帮们”进行武装斗争的惟一机会。在宣言中，还表示了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愿意在战后同所有的国家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还指出，现在红军向东欧、中欧和巴尔干半岛进军，战争已经明显演变成苏联人进行的侵略战争。这些内容给人的印象是，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宣言与其说是针对红军和苏联居民的，还不如说是针对西方盟国的。鉴于德国人注定很快要灭亡，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们转而希望得到西方盟国的庇护。

“苏联的”党卫军41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战斗机，从战争一开始就袭击了西乌克兰的苏军，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反苏组织甚至在德军还没有到来之前，已经占领了包括考纳斯在内的一些城市。由于斯大林多年实行恐怖政策和苏维埃制度本身的问题，俄罗斯、东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部队中的许多战士和指挥员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战斗力，轻易就缴械投降了。

我已经谈过德国领导人对于开展俄罗斯解放运动这一建议本身怀有敌意，这在一些部队的地位上体现了出来（这些部队后来被编入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

但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部队的情形有所不同，甚至连立陶宛的部队或多或少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德国人最后还是准许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可以实现有限的自治。说实话，对待立陶宛的态度要差一些：与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不同，他们不被看成是雅利安人。所以，立陶宛党卫军师的组建要比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晚一些。

1944 年秋天以前，民族主义武装也为德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很早以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师就已经在前线作战了：党卫军第15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师，但拉脱维亚人占多数）、党卫军第19师（拉脱维亚师）和党卫军第20师（爱沙尼亚师）。由乌克兰人组建的党卫军第14师1944年夏天在布罗德陷入重围，突围出来之后，经过改编，在战争将要结束时再次投入东线战场南部的战斗中。从1943年起，第162步兵师开始在意大利进行战斗，它是由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突厥人组成的。德国冯·潘维茨将军领导的第15骑兵兵团在南斯拉夫作战，其中第1和第2骑兵师就是由顿河、库班、捷列克河和北高加索的士兵组成的。当时，还组建了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指挥的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的党卫军第29师。卡明斯基以前坐过牢（刑事犯还是政治犯不详），曾住在布良斯克州的洛科济，在一个化学工厂当过工程师。德国人来了以后，他就领导了“地区自治”行政机关和同游击队作斗争的民兵组织。然后在民兵组织基础上建立了党卫军旅，这个旅在德国人走了以后，被调去同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作战，后又于1944年同华沙的起义者们作战。

在镇压华沙起义的过程中，卡明斯基的士兵们无情地屠杀平民。德国人决定逮捕卡明斯基，于是他跑到了喀尔巴阡山的塔尔诺波尔地区，企图同反共的乌克兰起义军汇合，但是11月份被德国安全机关的间谍杀害。之后党卫军第 29师被并入了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党卫军第30师由西格里格中校率领的旅组成，主要由白俄罗斯自卫武装组成（成员主要是一些以前被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后来这个师被合并到俄罗斯解放军的第1和第2师。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把党卫军第30师改编成了一个白俄罗斯民族师，成员主要是和德国人一起撤退的白俄罗斯投敌者。1945年4月，这个师被调集到了意大利战场，但最后仍没有参加战斗。

对于苏联大部分的非俄罗斯民族来说，与德国合作也是为了反对苏联损害他们的民族文化并使他们俄罗斯化的政策。对于二战中民族主义运动的悲惨处境，白俄罗斯的一个士官对俄罗斯解放军曾有过准确描述：“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或那样做的选择。如果德国人获胜，他们就会把我们全部消灭，如果苏联人获胜，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的文明并使我们的民族同化……没有第三种选择。”

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演变十分有趣。战争刚开始，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就在利沃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只过了几天，这个政权就被德国人摧毁，而班杰拉本人也被押送到扎克先豪津的“政治堡垒”。那里关押着一些政治犯，德国人企图与他们进行谈判。

以安德烈·梅里尼克为首的另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毫无保留地站到德国人一方，但是在乌克兰人中没有什么威信。班杰拉的人建立了乌克兰起义军，这个军队不仅同德国人作战，而且也同苏联的游击队作战。他们一直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希望将来德国人由于失败而被迫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签订政治和约，或者等到西方盟国向乌克兰发起进攻的那一天。

1944年10月，德国人被迫放弃乌克兰，班杰拉被释放。虽然没有达成和约，德国人开始给乌克兰起义军提供武器，并把他们的领导人派到苏军的后方与红军作战。

苏军从中国东北掳60万日本战俘服苦役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给盘踞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60万日本关东军官兵迅即缴械成为苏军的俘虏。然而，这些日本战俘并没有在中国东北地区就地接受改造，也没有被迅速被遣送返回日本，而是被苏军象战利品一样拘押运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强制服苦役，直至1956年日苏两国政府恢复关系正常化的《日苏联合宣言》签定为止，历时整整11年，其中有62068人在苏联各个劳改营服苦役中死亡。

苏军利用仅仅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摧毁了日本关东军，紧接着日本天皇宣布了投降诏书，由此使亿万中国人沉浸在欢庆抗战胜利的空前狂欢之中。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于抗战胜利的到来感到十分突然，几乎没有做好接受日军投降的任何准备工作，对于接受日本投降的各项事宜，也只能完全听命于美苏等同盟国的指令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战俘遣返等问题，也就成为了苏军大权独揽自己一家说了算的事情了。

60万日本关东军战俘之所以被苏军象战利品一样，被拘押运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强制服苦役，主要原因是二战结束后的苏联劳动力严重短缺。俄罗斯观察家日尔诺夫所指出：“日本战俘对于苏联来说非常重要。要知道，战争已经使苏联的人力资源损失殆尽。苏联国内许多人在战争中牺牲，因此战后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领域和部门实际上很难找到人来工作……不过，尽管经济上的巨大好处促使苏联想继续使用日本战俘”，“而且使用战俘只须提供最低水平的食宿生活条件，无需苏联政府太多的投入，就能迅速启动被战争摧毁的工业、能源、交通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这大概就是当时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拘押运送日本战俘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强制服苦役的最直接原因。

那么，日本战俘到苏联之后又究竟从事哪些劳动呢？据俄罗斯《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刊登的俄罗斯学者В.Н.卡拉曼和Ю.П.休科夫斯卡娅的文章《滨海边疆区境内的日本战俘》称：“将日本战俘安置到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在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动最繁重的国民经济领域和部门——比如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从事劳动，而这些部门人力资源严重匮乏。但是，由于滨海地区大多数重要企业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根据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的专门决议，战俘们也被分派到当地的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建筑部门去劳动”。

据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披露的滨海边疆区日本战俘的分配情况：“确定将日本战俘分别安置到如下单位：滨海煤炭联合企业，25000人；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木材采运企业，18000人；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12000人；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5000人；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工程部下属企业，8000人；有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2000人。”尽管这份文件只是讲述了苏联的一个行政区——滨海边疆区分配、安置日军战俘的情况，但是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时的主要工作场所是：矿井、矿场、木材采伐加工厂、工程建筑工地、石油加工厂、石油工业企业建设托拉斯、铁路和公路等。 “战俘被用来干重体力活——下矿井、伐木、搞建筑、铺公路。莫斯科大概是将这种劳动当作是对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

从1945年开始，大量的日本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的煤炭工业领域工作，从事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联合企业……并参与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其中包括明盖恰乌尔水电站、塞凡湖水电站、扎乌吉卡乌斯水电站、法尔哈德斯水电站、索契水电站、库拉科夫水电站。在这些重点工程建设中，日本战俘所占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最多的高达90%……”

此外，日本战俘还被安排到一些极其特殊的工作场所工作，2005年俄罗斯学者阿纳托利·斯米尔诺夫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原子弹幽灵》一文中披露了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掌控的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工程里劳动的一些情况：“日本战俘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建筑地下工厂，也就是所谓的车里雅宾斯克-40工程，这个工程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作为特殊定额人员，战俘们无权随便越出工程工地一步，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严密地监视着他们……”

“日本战俘进入各自的战俘营和劳改所之后，要立刻动手做一件事情，即给自己修建住处，因为苏联方面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许多厂矿企业几乎没有做好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日本战俘抵达苏联之后等于到了荒野之地，完全需要由战俘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宅区、厨房、住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许多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服苦役期间，工作勤奋、认真、组织纪律性较强，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 等等。也许正是这样的因素，被苏军押运到苏联境内服苦役的日本关东军战俘才迟迟得不到遣返释放，被当作劳动力被无偿地使用。

加拿大投资移民申请积压达2.2万宗中国占75%

加拿大联邦投资移民申请积压个案目前在全球有超过2.2万宗，仅中国大陆和港台三地就占75%。有移民律师建议，联邦移民部应采用配额制，每年让500个按旧门槛40万元投资额度申请人，若自愿提高至80万元新额度的申请人先进行审批，料每年可为加国带来2亿元经济效益。

据周五(7日)公布的最新一期《移民资讯汇编》(Lexbase)指出，联邦政府是在去年底将投资移民的投资门槛由40万元提高至80万元，但申请个案继续猛增。而联邦投资移民每年700个名额的新政策自今年7月1日起生效，不少移民公司连夜排队送件，首日即收到上千宗，随即令配额爆满。

移民部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4月1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移民积压个案有22,491个，单是香港就高达15,643宗。平均等待期由2年到8年不等。此外从2007到2009年，抵加投资移民中，中国名列前5名国家的第一名。

Lexbase总编辑兼移民律师库兰(Richard Kurland)接受访问表示，他建议移民部设立500个优先处理配额，让那些愿主动将40万元投资额度提高至80万元的申请人先审批，每年可为加拿大额外创造2亿现金收入。他说，移民部目前每年处理3,000个投资移民案，扣除700个新案，大约可处理2,000多个旧案，加快处理其中500个旧案，完全没有问题。移民部不必要求那些自愿者重新提出申请，仅需透过行政程序询问申请人，只要申请人愿意，补缴差额即可，不会增加移民部作业负担。

此外，库兰建议，针对未来接受新申请案，由目前一年缩短为90天，同时改为一律邮递送件，避免混乱。

联邦移民部策略分析处(Strategic Policy Branch)今年3月31日完成的成本效益分析报告提到，新加坡对寻找资金避风港的中国投资者吸引力愈来愈大；美国EB-5投资移民计划的市场份额也在上升，愈来愈多申请已获批准；此外，拉丁美洲的市场份额则不断增长。不过在争取投资移民上，加国较其他国际竞争对手，仍具优势。

原因是，虽然美国或澳洲投资移民计划低于80万元，但都不是立刻发给永久居民签证，同时不许贷款。相反，加国投资移民允许投资人向金融机构贷款9成，申请人仅要拿出22万元，就可办理投资移民。

报告显示，2009年，联邦投资移民计划为本国各省及特区创造4.87亿元的资本流入，在将投资额度提高到80万元后，各省及特区投资移民方案将可获挹注近10亿元，同时与移民服务行业也会水涨船高。报告指，由于全球财富增长，80万元的投资额度令申请人更容易达到。

二战有26万韩国籍日军超4万派往中国

日本历史学家竹内康人日前表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强制征用了26万韩国人，并将他们派往驻扎在亚洲各地的日本军队中。其中，有超过4万名韩国人被派往中国。

韩国《中央日报》9月5日援引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称，日本近代史研究专家历史学家竹内康人最近对保管于韩国国家记录院的“朝鲜半岛出身军人及军属”的相关名册进行了调查。竹内康人经过研究，确认了26万韩国人被日方强制征用后的安排情况。

《每日新闻》报道称，以竹内康人的调查结果为例，曾驻扎于首尔龙山的步兵第20师虽被派遣到当时的前线——新几内亚岛，但是在被安排到该师第78、79、80团的朝鲜半岛出身的1140人中，有1000人以上已被杀害。

根据竹内康人的调查，有6.2万名被征用的韩国人被日本安排在朝鲜半岛；4.3万人被安排在中国东北及中国台湾；2万人被安排在日本；1.4万人被安排在“南方战线”；2万人被安排在日本及亚洲各地的空军或海军中。而另据掌握的情报，日本海军中有2.1万名朝鲜半岛出身军人被安排在韩国镇海，8万名军属被安排在横须贺、左世宝、舞鹤、大凑等日本军港中，总计约有26万人。

联合国未来移民政策议程之二：人权和容忍的中心地位

在条约义务和源于习惯国际法的义务范围内，国家对哪些人可以入境居留拥有主权权利。

为了充分实现国际移徙的惠益，必须尊重移徙者的权利。国家有义务保护国内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必须采取有效行动，保护移徙者免受一切形式的侵犯人权行为和虐害。还必须打击一切形式的歧视、仇外心理、本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

另一方面，移徙者就像公民一样，有义务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和法规。

接受国政府应该支持移徙者和东道社会相互适应，促进容忍和相互尊重，促进移徙者可丰富社会和文化。移徙政策需要辅之以管理的多样性和促进跨文化学习的战略。

对于许多国家的繁荣而言，移徙者过去不可或缺，现在仍然不可或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责任据此塑造舆论，特别是通过传播战略，阐明和解释现有移徙政策如何符合社会容纳和融合移徙者的能力。

贩运人口和偷运移徙者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人应受到起诉。贩运的受害者应得到保护。鼓励尚未成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和《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缔约国的政府成为这些议定书的缔约国。缔约国政府应当实施这些议定书。为了做到有实效，反贩运措施应该多管齐下，包括预防、调查、起诉、援助和保护受害人等要素。

魁北克投资移民项目通过率达75%！总结被拒原因，提高通过率

加拿大魁北克省颁布的投资移民每年会吸引数千人的申请。目前来看魁北克投资移民项目通过率达75%，但仍有不少申请被拒。总结前人经验，才能帮助我们提高通过率。下面，移民小编为您介绍魁省投资移民被拒原因的相关资讯。如果想去加拿大移民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

一、魁北克投资移民被拒原因之一：文案经验不足

文案的经验及水准高低，对能否通过移民局申请材料的复核乃至面试的通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案经验不足，首先包括未严格审查申请人各项填报材料的真伪和缺失。

二、魁北克投资移民被拒原因之二：陈述不实

尽管“陈述不实”乍看之下，好像是申请人伪造某些资料或故意隐瞒，但有时，可能只是申请人遗漏表格内资料项目、看错表格上问题，或是填表时误解说明所致，这些都是可预防的错误。如果被移民官认定为“陈述不实”，不仅申请案遭拒，可能被判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而魁北克省移民则为五年。

三、魁北克投资移民被拒原因之三：移民官的判断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移民官都依循移民部规定与步骤，采取一致性的方式审理申请案。但有时移民官也会根据自身判断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得出相反的结论，其结果将某些申请案拒签，这种情况下，此时可委请律师通过司法途径寻求申述并得以通过。

四、魁北克投资移民被拒原因之四：健康因素

一般而言，所有移民申请人及随行亲属都要通过体检，以确认其健康不会对加拿大医疗系统带来负担。上述体检由移民部指定的医师进行。值得说明的是，一旦家中有成员的体检不过，全家人的申请案可能被拒。

以上就是魁北克投资移民项目通过率达75%！总结被拒原因，提高通过率的相关资讯。只有好好准备；把握移民官问题；在面试时，从容心对待，这样就能顺利通过申请。若您对海外移民感兴趣，欢迎关注移民。移民将为您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

日本战俘为战后苏联做出怎样贡献？

日本和俄罗斯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多年以来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制约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苏联继承了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就包含了日本战俘问题。本文以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以及从苏联劳改营生还的当年日本战俘的见证和回忆及其他相关文献为根据，解读日本战俘为战后苏联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集结在苏联远东边境一带的苏联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第二方面军 150多万军队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在整个远东对日战役中，苏联红军击毙日军共计8万多人，俘虏日军约60万人。

苏联方面没有做好接收日本战俘的准备

被拘押在中国东北临时战俘营里的日本战俘被分期分批地押送到苏联境内。日军战俘总数为60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战俘被安置到苏联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由于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工具匮乏，除特别重要的战犯和一部分战俘是乘火车前往苏联的之外，不少战俘是徒步离开中国东北临时日军战俘营。还有一些战俘被安置到哈萨克地区以及顿河流域的坦波夫州等地。

负责接受并管理日军战俘的苏联机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该局最初是为了管理被俘的波兰官兵而于1939年9月19日成立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下设战俘营管理局，战俘营管理局下设各劳改所，每个劳改所主要管理人员有所长1名，劳动主任1名，政治部主任1名，军医官1名。这些机构负责战俘的生活起居、劳动培训、劳动分配以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

进入各劳改所之后，劳改所所长命令对战俘们实行为期3周的检疫隔离，按照战俘们各自的房号有序地去浴室洗澡，浴室就在院子里。洗澡之前，战俘们必须将头发、腋毛等毛发全部剃光，将衣服脱下捆好放入干燥炉里消毒杀菌。在战俘们度过了检疫隔离期之后，就开始做劳动准备了。战俘们必须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接受苏方人员的讯问，看其有无反苏反共的劣迹，一旦发现有战俘从事过反苏反共的活动，这些战俘就立刻被转到专门的战俘惩罚收容所接受惩罚。

笔者有幸在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找到了一份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这份文件为我们披露了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检查了苏联滨海边疆区的准备工作之后得出的结论：“通过检查，我们确认：上述厂矿企业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而很多单位甚至都没有着手去准备。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把准备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总认为可以将战俘放到荒野之地，由他们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所、厨房、厕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第一个冬季夺走了大批日本战俘的生命

没有住处，日本战俘只得被迫在窝棚、帐篷和不适合居住的简易房里过冬。到了1946年1月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日本战俘的住房情况仍然没有改观，这一点可以从一份解密档案文件《1946年1月17日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局长布尔特少校致联共（布）红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利亚基舍夫同志的信》中得到证实：“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所属的各个战俘劳改所对冬季仍然是准备不足。党和政府要求战俘劳改营的领导人必须完成一个主要的任务：保持在1945年冬季至1946年开春这个时期战俘人员定额不减员。但是，在现有的战俘生活条件下，在各个厂矿企业及其领导人对这件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下，我们无法完成这些指示……尽管战俘劳改营不止一次地向滨海木材采运企业提出过要求和警告，但是，除了极少数例外，住房情况仍然一如既往不符合要求。”当年的日军战俘、后来被从苏联劳改营遣返回国的清水芳夫在多年之后回忆了当时的住处情况：“我们被装上了‘闷罐’火车，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被遣送到设在拉达的第118战俘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那时已经是昭和21年1月（即1946年1月——笔者注）。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的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日本战俘们被迫住在窝棚和临时搭建的简易房里过冬，而这样的住房显然难以抵御严寒的侵袭。苏联劳改营当局给日本战俘发放了棉袄和毡疙瘩，一直穿到第二年春天，由于冬季多暴风雪，所以棉袄很容易湿透，而毡疙瘩沾上雪也容易湿透，又没有备用的冬衣可以替换着穿，所以需要每天晚上送到干燥室烘干。从事伐木劳动的日本战俘的日子要稍好一些，因为他们在收工的时候每人可以扛一根粗大的白桦劈柴回去烧炉子取暖。在工地上一般都吃不上热饭，喝不上热水。为了防止有人困乏睡着了被冻死，战俘们彼此之间时常会互相招呼几声。由于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还远不适应苏联的严寒气候，大批日本战俘在第一个严寒的冬季就失去了生命。

那么，在第一个冬季，究竟有多少日本战俘死掉了呢？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总共有55000名日本战俘死掉了。加川治良退休前是一名公司职员，当年被关押在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多年之后他回忆了当年在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掩埋因疾病和饥寒而死掉的日本战俘的情形：“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据说关押了将近1500人。一个冬天过去，据说就有500多人死于疾病和饥寒，因此，凡是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都习惯用‘地狱’一词来形容这里的营地……因为死亡人数太多，那位担任所长的苏联军官被追究责任，也给送进了劳改营。他的后任是一名文官，营地的状况渐渐有了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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