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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大热的香港留学近年却有了回落的现象。有数据统计，2013年到2014年间申请9月入学的广州学生只有357个。业内人士分析，香港申请回落，与近年香港留学申请一度出现过热和盲目有关，诸如语言文化差异、申请集中导致录取率偏低，还有就是“宽进严出”就业紧张等等。
申请扎堆，港校提高门槛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从2008年开始，去香港读书的趋势上升走热，之后的两三年，申请香港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项目)接近顶峰。
业内人士分析，出现过热现象的原因有几种：第一种，是国内学霸想去香港接受更好的教育，谋求更好的发展；第二种，是广东、福建、广西等沿海城市的学生家长，认为香港地理位置方便、便于学生往返照顾；第三种，是学生和家长对香港教学制度存在一定误解，认为香港与国内的教学制度类似，相比去国外读书，香港似乎是个更容易的选择。
“这三类人群导致了香港申请过热。”琥珀教育华南区总经理何楚刚告诉记者，申请专业和院校的扎堆必然导致录取率下降。“统计数据表明，60%-70%的硕士申请集中在商科、金融类、传媒、教育之类的专业，80%的申请集中在香港八大院校。”
香港高校随后不断提高录取标准。例如，调高入学申请费，商科专业甚至从150港元升至500港元；港大和港中大在2015年的申请中，不再认可英语六级考试成绩，只承认雅思，且要达到6.5分或以上，某些专业甚至有单项要求。
记者了解到，除了香港本科的申请，近几年副学士申请也渐趋热闹起来。“对学生而言，选择读副学士相当于‘曲线救国’，一旦修完全部课程，再申请去英美加等国家继续进修本科课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何楚刚提醒，香港的语言、文化等其实与大陆还是有差别的，学生要理性选择。
语言鸿沟，内地生难适应
去年，辽宁省高考文科状元刘丁宁被香港大学录取，并获得72万元奖学金让人羡慕不已，而学霸却做出了退学复读的决定并复读考上了北大中文系。近年，随着香港申请大热，问题也随之而来，不少香港留学生向记者吐槽：毕业难！
记者了解到，和英美国家的大学一样，香港大学属于宽进严出型。在前期筛选内地学生的阶段，学校招生办公室对于申请条件不符合要求的学生会直接刷掉，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较高的毕业率。但即使这样，语言上的障碍成为内地学生很难跨越的鸿沟。何楚刚坦言，尽管香港高校不断强调全英教学，但实际上粤语授课在港校还是普遍存在的，学校不一定能保证所有课程全英教学。
此外，香港研究生的上课模式也和内地不同，大部分课程都是在夜晚或周末时间进行教学。何楚刚解释，由于香港师资力量有限，教师白天的时间要尽量保证本科生的学习，而将大部分研究生的课时安排在晚上或周末。
“申请前先问问自己是否适合”
何楚刚认为，香港申请回落是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渐趋理性的结果。他建议，学生在进行留学选择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定位和规划。比如有些学术背景和个人能力优秀的学生，不仅适合英美学校，也适合香港高校，就要综合分析学生的个人情况和期望，比如是否想继续走学术研究路线？是否追求学校所在环境的城市化和国际化程度？多方面考虑之下再下决定。“多问问自己是否适合去香港读书。”
业内人士提醒，选择香港的首要条件是学生自身有很高的学术能力和背景，并且有很好的独立性格和适应能力，而不是随波逐流跟着大家一起申请，也不要抱着投机的心态去选择。何楚刚举例，今年一位学生成功申请到香港浸会大学的研究生，还拿到了3万港元的奖学金，但她最终放弃了去香港读研，选择在国内就业。“她主要考虑到家庭的经济能力和未来职业发展，觉得继续读书的投入和产出比较难控制，而且日后留在香港发展的机会也较少。” (记者 陈学敏）
延伸阅读
移民梦难圆：大批留澳学生毕业后或非法滞留
虽然严格的移民政策让很多留学生学成便获得永居身份的梦想破灭，但他们或许将选择毕业后在澳大利亚非法滞留。
《澳大利亚人报》称，Parish Patience公司律师、前澳洲难民协会主席David Bitel表示：“未来两三年间，政府和移民部会发现有大批黑民或者留学生滞留在澳大利亚。他们不会打算离开，来到澳大利亚就是为了移民，花了很多钱却不能移民，一定会非常愤怒。”
他说，至少有10万名留学生在移民政策宽松的时候申请前来留学，现在都因为政策改变而无法拿到永久居留签证。现在，市面上已经有绝望的留学生试图申请难民签证的案例。
近日，在悉尼维拉活非法移民羁留中心示威的中国籍人士中就有留学生，虽然这只是极少数现象，该羁留中心主要居住申请国际庇护人士。今年2月份，移民部长伊云士(Chris Evans)宣布，为了阻止学习低价值课程的人钻移民空子，缩紧移民政策，将申请移民的签证要求大幅提高，主要针对厨师、理发师和商科等课程。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政策的效果和影响还未能全部体现。
人口研究学者Bob Birrell的研究显示，此前留学生申请移民后英语水平低下和难以就业的局面阻碍了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发展和循环。Birrell称，新移民政策主要倾向于雇主担保和州政府担保等移民方式，独立技术移民将不再是主流。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数据，留学生来澳学习技能课程的人数从2002年的53,301人增加到去年的231,452人，来澳学习高等教育和大学课程的人数从115,200人增加到去年的203,955人。澳大利亚移民协会Maureen Horder表示，目前等待永久居留签证的留学生可能高达14.7万人，虽然他们中有一部分回到各自的国家等待。
她说：“我们邀请他们前来读书，现在又关了门将人赶走，这非常不礼貌。”然而，她表示，现在预测留学生非法滞留的结论有点为时过早，因为很多学生还在努力寻求工作经验和雇主提名。然而，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注意这一可能趋势，并加以防范。
香港经济通胀率4.3%料续回落
媒体报道，港通胀继续放缓，由于食品通胀持续缓和以及私人房屋租金升幅收窄，上月份本港的整体消费物价按年升4.3%，较四月相应的4.7%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为5.1%，亦较四月的5.6%为低。政府预期未来数个月本港的通胀会进一步回落。
今年以来本港通胀逐步回落，除了今年一月农历新年的受季节性因素影响，上升6.1%之外，二月及三月分别上升4.7%及4.9%，到四月的升幅为4.7%，至上月进一步回落。
耐用品及烟酒录跌幅 政府发言人解释，由于食品通胀持续缓和以及私人房屋租金的升幅收窄，消费物价通胀在五月份进一步回落。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中的其他主要组成项目在五月份的按年价格升幅亦有所下降，反映通胀压力普遍得到纾缓。随着本地经济以相对较慢的速度扩张及进口价格的升幅有所放缓，通胀可望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回落。政府会继续密切留意通胀情况，特别是通胀对低收入人士的影响。
今年上半年本港的私人房屋租金及食品价格逐渐回落。香港经济食品价格由今年三月的升7.2%，回落至上月的6.8%。私人房屋租金亦由今年三月上升8.9%回落至升7.2%。
至于各类消费项目中，价格上月份录得按年升幅的类别为外出用膳（升5.7%），交通（升3.3%），衣履（升3.2%），杂项服务（升3.2%）和杂项物品（升2.0%）。
另一方面，价格在上月录得按年跌幅的类别为电力、燃气及水（下跌18.2%，主要是由于政府提供电费补贴）和耐用物品（下跌0.7%）。至于烟酒方面，香港经济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较一年前同期下跌0.1%
“大逃港”风潮：用生命作赌注偷渡香港
用生命作赌注偷渡香港
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对于香港来说，自1997年回归祖国以来，每年7月1日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840年鸦片战争两年后，香港被英国占去，这个脱胎于珠三角的岛屿，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存在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差异，香港与内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
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如今，众多香港人纷纷在深圳等地投资、买房，而在改革开放前，在香港与宝安县（1979年改名为深圳市）山水相连百余里的海岸线上，历史却怎样错步向前，以致数万人铤而走险、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新中国成立期间，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避孕套当“救生圈”，撒老虎的粪便防警犬
当时在广东偷渡， 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 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
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广州人把从水路偷渡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民众也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以便日后“逃港”派上用场。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要顺利游到香港，除了最佳下水地点外，还需要更多技巧。准备充分的人在偷渡时，会带上一个小型的充气救生圈之类的可供漂浮的物体，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因为那样会影响速度，也容易被发现。相反，他们会将这些充气物腔内的空气放掉，折叠好带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时，拿出来吹上气漂浮水上稍作休息。有些人在下水前喝上一大碗煮好的姜汤，虽然辛辣，但能驱寒，不至于在途中被冻死。
从陆上偷渡， 便是通常的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广东人戏称为“扑网”。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 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陆上越“网”， 海上破浪， 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 相对而言较安全， 但带有集团性质， 出了事问题较严重， 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即大鹏湾水路，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而且海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
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千万民众死于饥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
1962年“五月大逃亡”，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 ，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曾回忆道。除了人数众多外，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也有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香港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这次逃港，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也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超过十万人次涌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
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拿青春赌明天，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广州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 “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舍弃北京的优越生活，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标语和口号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
知青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最近的一个下水点在海边公路125公里路标处。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
当时，边防军巡查得很严格，但总有人能蒙混过去。海边是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士兵换岗的短暂时间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
泳圈、气枕等在当时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海岸沿线，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也有人拿乒乓球拍当桨，用被子当帆，下水后努力往对岸划，并且下水前一般都会准备好一些炒米饼当干粮，随身携带，以防发生不测，好歹有东西充饥。创办了《中外影画》的香港影评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当年，他响应毛主席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从广州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插队落户。几年下来，列孚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在确切地明白回广州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他选择了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当时列孚还叫王凯南，他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一头扑进深圳河，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
同样，后来成为香港“金牌编剧”的梁立人、“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也先后偷渡逃往香港。刘梦熊回忆自己偷渡经历：走了六天六夜到海边，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还没有上岸。巡逻艇追上来了，他一边划水一边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鼓励自己游过海。
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青，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有偷渡客说，香港很好，却没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里没有根。相对于时下流行的“北漂”、“南漂”来说，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6年“文革”结束，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 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中国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
“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更是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
那时，来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着一锅饭来的，当时深圳所有食品杂货店的饼干面包都被买光了，连咸鱼都断货。据统计，1月至5月份，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这一年的春夏之间，尽管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强巡逻，外逃偷渡的人依然如永不退潮的潮水，不断涌向边防卡哨。
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如数十条汹涌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还出动了7架直升飞机，2艘军舰，军警4000人，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此次外逃的不仅是普通百姓。深圳自1978年以来，有119名干部和193名干部子女，经申请批准，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干部逃港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发生子女外逃问题，共逃出56人。造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说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也带来很大的困难。1979年上半年，深圳、东莞等地收容人员跳车跑掉了1万多人，摔死摔伤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香港方面1月至6月初，遣送3.3万多偷渡者，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再次惊动了中央。1979年6月10日至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军区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在听取广东汇报之后，研究了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措施。当年7月5日，华国锋计划访问英国，当时港英政府对中国外逃反应强烈，香港舆论界大量报道广东的外逃偷渡之风，称中国“政局不稳”，共产党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当前，要把迅速刹住外逃风，当作一项紧急任务，由党委第一把手挂帅，组织专门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七月五日前（即华国锋访问英国前），基本刹住外逃风。
高层反偷渡外逃决心很大，李先念在会上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并指示在当前，要“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对引渡犯，要制裁他几个。”
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解决偷渡外逃的根本，还在于发展生产力。李先念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人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渔业公社），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寒心。
“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要加强反偷渡外逃工作后，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在6月17、18日主持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对开展反外逃斗争作了部署。省委成立了由10人组成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兵分三路，把反偷渡外逃当成一个大战役来打。
6月18日，黄荣海带队到了深圳，19日，部队开到了指定位置。黄荣海说：“现在海上跑的占75%，陆上占5%－6%。除新疆西藏外，各省都有。”当时，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还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起来一起动员学习。习仲勋明确指出：偷渡外逃不是敌我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据统计，1979年广东发生偷渡外逃30万人次，逃出人数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广东又发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为此，香港当局也不得不于当年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国内地抵达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将被遣返中国；市民必须在本港任何地方携带身份证备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业，否则雇主将被严惩。
物极必反。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中央及广东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随着内地全面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般展开，困扰多年的“逃港”问题终于釜底抽薪。1997年香港的回归，“个人游”的政策为内地人来港提供的方便，加上香港边境反偷渡系统的不断完善，偷渡情况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在2006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已经大幅降低到3173人。
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当年逃港者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我们也很难感受，那些被遣返的人的绝望。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等人的财富之路，都是从逃港开始的。数十万的逃港者，则为了生计，在把香港打造为亚洲“四小龙”的同时，默默无闻地献出了个人的青春，甚至生命。无论成功或者失败，这些逃港者注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令人心酸而意味深长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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