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短缺致经济发展变慢,两党新西兰移民政策趋理性

202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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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应该给悄然背叛自己反新西兰移民大选承诺的新西兰优先党和工党点赞。这两个政党在2017年大选时都将反移民作为了自己纲领的一部分。但在刚过去一年中,他们的政策都没有得到落实——而这是一件好事情。

工党政府确实收紧了移民设定,尤其是毕业后工作签证类别。低学历的国际学生在毕业后变得更难在新西兰找工作。关于毕业后工签的另一改革是签证无需再和单一雇主绑定,从而减少以了移民剥削的可能性。

虽然政策变化带来了移民数量的减少,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工党在大选时宣称的减少到2万-3万人的目标,更不可能像优先党宣传的那样从61751人暴跌到1万人。——当然,我们都知道长期坚持民粹主义的优先党很可能是在作秀。 但如果把政治因素放在一边,仅仅关注移民的自然变化,我们就会发现年度净移民人数正在从2017年的72000人高峰坚定而有效的滑落。这个过程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外力干扰。 回顾这些年可以看到:国家党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通过简单的吸引更多移民来支持经济增长。但这种粗放型的招人方式没有提高移民的技术含量,尤其是满足新西兰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各种技能。 在短短八年里,新西兰从地广人稀的国家变成了人口集中性聚居的国家,大城市的住房、交通、教育各个领域都开始承受压力。吊轨的是,我们现在需要吸引更多匹配人才,才能有效的缓解这些压力。 单纯削减移民可能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而如何引入正确的人才组合将是对工党政府最大的考验。 已经有很多数字证明,政府不应该采取过多行动来关闭移民的水龙头: 新西兰当前的失业率是十年来最低水平3.9%,劳动参与率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根据储备银行预测,未来几年的就业增长还将超过劳动力增长,这意味着失业率在2019-2020年还将进一步下跌。 储备银行的产出缺口指标已经接近为零,换而言之,在没有带来高通胀的基础上,国民经济生产的和它的产能上限已经没有差别。 来自财政和货币的双重刺激政策意味着更大的政府支出和更低的借贷利率。加上更高的净出口,中期新西兰的产能还将进一步发力。包括政府KiwiBuild在内的住房建设活动都是增长的证明。 事实上,财政部报告称截止6月创造了高达55亿纽币的年度盈余,部分原因恰恰在于本届政府无法像自己预测的那样尽快把钱花出去。 而在奥克兰以外的广大地区,存在着太多需要为技能人才短缺而发愁的小镇。在南岛的阿什伯顿(Ashburton),雇主正在疯狂招人,整个地区工作缺口超过500个,根据新西兰经济研究所的报告,2018年劳动力短缺将让阿什伯顿至少损失1600万纽币。 但国家党南岛区域发展发言人Andrew Falloon表示:“由于缺乏申请人,雇主已经停止投放广告。” 当优先党的地区经济发展部长Shane Jones看到这些数据后,是否还会站到自己政党的一方,号召把每年的净移民减少到1万人? Jones对优先党的态度做出了澄清。他说优先党反对的是太多低价值的非熟练工人来到新西兰,将优先党的移民政策描绘为“反移民”是不恰当的。 他说在那些无法获得足够工人的行业和公司,最终都将看到生产效率的提高,因为人们将不得不依赖技术而非低价值劳动力。但在短期/中期,新西兰需要扩大认可雇主担保的季节工作签证计划,在雇佣高峰期允许更多的季节性工人来新西兰工作。 谢天谢地,本届政府终于在新西兰移民政策上恢复了理性和务实。

扩展阅读

加拿大安省劳动力短缺,亟需移民补给!


加拿大比任何国家都更焦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众所周知,这个国家国土面积全世界排第二,人口则只有3700万,人口的老龄化、生育率低直接影响未来长远经济的发展。

而采取措施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向来是加拿大联邦选举中的热门话题。

自2008年以来,加拿大总人口虽略有增加,但劳工人口参与率却连番下降,这意味着,除了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不想找工作。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CFIB)发布的一份新闻报道称,加拿大平均职位空缺率连续四个季度一直保持在3.2%。这意味着2019年第二季度有429,000个工作岗位无法完成,比2018年第二季度多出23,000。

对于民众来说,加拿大的生活实在是优渥到了让人闲散的程度;对于政府来说,却早就火烧眉毛了。

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致力于通过鼓励移民的方式招揽全球人才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移民部长艾哈迈德.胡森所说的“加拿大最近历史上野心的移民计划”(2018年到2020年之间,将有近一百万新移民将在加拿大定居,也称“百万移民计划”)出台的背书。

一言以蔽之,目前加拿大政府对人才的渴求更胜从前,想要通过各种加拿大技术移民的方式移民加拿大,眼下的时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安省更是登陆之选地。

此话从何说起?“高大上”岗位等你补缺的留学移民加拿大

6月14日,移民部长胡森(Ahmed Hussen)在安大略省苏圣玛丽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又宣布了一个利好消息,就是乡村和北方移民计划(Rural and Northern Immigration Pilot Takes off)出台。

这是一个为期5年的试点项目,于今年9月1日正式开放。联邦政府将和当地市政当局合作,选出各地需要的移民申请人。最早一批新移民预计明年抵达。

英国实行新移民政策促经济发展


英国是实行新移民政策促经济发展。英国一直以来都不是移民国家,但其优质国际教育水准和良好的生活环境吸引很多人,希望英国政府能为之打开移民的大门。后经济危机时代,为了直接吸引海外投资、英国投资移民政策也随之产生不小的变化。

去年4月6号对英国移民政策是一个分水岭,它相对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移民的要求还有一个不同,刚才提到的那些国家都要求申请人有提供解释申报资产的合法来源,但是英国没有,英国投资移民只要求提供一个大概说明资产来源的证明就可以,而且对于所申报的资产可以是通过继承、赠与、证券投资、期货买卖、生意经营等任何一种形式获得的都可以,这种政策是非常灵活的。

相对于对投资移民政策的放宽,英国高技术工作移民的签证其实明显收紧,比如说新政策要求每年非欧盟人员的工作签证限制是两万个左右,同时出国申请人要需要通过打分系统来竞争名额,可以说非常明确,英国现在的新政策就是为了吸纳海外资金进一步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

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二季度英国经济增长率为0.2%,较一季度的0.5%大幅下降。3月至5月的失业率仍维持在7.7%的高位,而通胀率今年全年将达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报告指出,英国经济仍面临显著风险,包括高通胀、高失业率和低增长。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只有1.5%,低于英国政府1.7%的预期。在美国债务评级被调降,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增大及欧洲债务危机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下,英国贸易和投资的主要外部市场风险骤增,而起于英国伦敦北部的骚乱近日迅速向伯明翰、利物浦等城市蔓延,显示英国经济危机逐步演化为社会危机,这对英国经济复苏无疑是雪上加霜。

目前,英国首先面临的是财政紧缩带来的挑战。自去年英国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后,英国迅速出台了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的紧急预算案,拟在2015年之前实施削减1130亿英镑的公共开支,并通过增加税收实现财政平衡。英国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截至去年3月的上一财年,英国政府财政赤字已高达1454亿英镑,创下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纪录。英国财政赤字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1%,远超欧盟规定的3%上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英国联合政府实施的紧缩财政政策是“恰当的”,但财政紧缩是一剂猛药,因此英国政府必须对新出现的经济问题做出足够反应,以确保经济增长。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英国政府财政紧缩政策的确是个冒险的举动,该政策最大的挑战在于英国政府鲜有足以抵消财政紧缩带来的负面效应的经济刺激举措,英国的利率已很低,英国央行难以启动利率杠杆调控经济,唯一的办法只有大力促进出口和大量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打工度假签证变更,会解决澳洲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吗?


近日,澳洲政府颁布了新的打工度假签证,旨在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但是,有研究人员表示,新的打工度假签证会起相反作用,将会阻碍引进太平洋岛屿工人的计划。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近日警告莫里森政府说,变更打工度假签证,允许背包客待在澳洲3年时间,将会严重威胁来自东帝汶,斐济,基里巴斯=等太平洋岛国的工人就业机会。“虽然澳洲农业劳动力增长速度加快,但是在2018年只有8,500名工人来到澳洲,这无法满足澳洲农业发展规模的需求,同时,政府要分清,大平洋岛屿工人和背包客哪个更加重要!政府宣布扩大打工休假签证,将导致更多的种植者和劳工雇主选择背包客而不是太平洋工人。”

莫里森总理在本周早些时候表述了一些签证政策的变化,将增加23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背包客数量,并允许他们最长停留达三年,“总的来说,这将导致农场背包客人数大幅增加,他们将在季节性工人计划下成为太平洋岛民的替代品”。一名澳洲人口专家表示。他们还担心打工度假签证会影响澳大利亚附近小岛屿国家的人们前来工作的热情,这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早在周一,总理莫里森就宣布,打工度假签证的条件将放宽,重点是延长持证人在澳大利亚的逗留时间,有原来最多2年时间增加到3年,由每6个月换一次雇主改成1年一换雇主。此外,一些国家的申请人年龄限制也已经提高到了35岁。据说,新措施旨在帮助缓解澳洲农业工人的短缺问题。申请人不需要再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农场工作3个月,而是可以在新南威尔士,昆士兰,维多利亚,西澳和塔斯马尼亚的主要城镇申请,每个农场都可以。背包客的就业期也从6个月延长到1年。莫里森表示:“填补澳大利亚人所需要的劳动力,是我的首要任务,我们需要确保农民不会眼睁睁看着作物腐烂而无法收获。”

实际上,澳洲政府不仅更新了打工度假签证,还修订了太平洋岛屿工人计划,以双管齐下的方式满足农民和雇主的需求,外界纷纷看好此次签证放宽举措,认为新的农业签证将会满足收获季节的劳动力所需。不久之后,外国工人就可以停留在澳洲9个月而不是6个月。雇主缴纳的担保费用也从500澳元降低到了300澳元。可以说,澳洲这次的决定真的是很得民心的。

中国劳动力供给绝对量趋减 未来就业供给不足


中国就业数据显示,一个对政策构成硬约束的“就业红线”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即便经济软着陆至6.5%左右的增速,中国也不会遇到严重的就业问题。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一个刺激性的政策只会加重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当中国农村“被就业”的1.4-1.6亿农民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

中国劳动力

供给绝对量趋减

国家统计局2013年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或者15岁以上不满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下降,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减少了345万人。

国际上对劳动年龄的划分是“15以上不满65岁”。据估计,2013年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减少规模近70万。时间越靠后,下降幅度越大。

如果以64岁为劳动人口年龄的上限,从2011年抽样的年龄分组数据看,劳动年龄人口的“进和出”开始进入势均力敌阶段,5年后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快速增加。如果以59岁为劳动年龄人口上限,则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快速减少。

更值得警醒的是,未来5~20年内,中国一个巨大的年龄层逐渐老去,直至丧失劳动能力。数据显示,40~59岁的年龄组占总样本的29.9%,可见中国老龄化程度将快速上升。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2012年已达14.4%,这一比例已相当于日本1995年的水平,说中国“未富先老”不为过。预计这一指标2020年达18.8%,2030年达24.1%。

劳动力供给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劳动参与率。世行统计数据显示,1986年之后,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从超高的80%持续下降至2010年的74.2%,但显著高于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的63.6%和我国台湾地区的60.4%。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中国劳动参与率在2010年高达78.4%,比世行数据高出4.2个百分点。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意味着更多人愿意提供劳动,但也预示着其下降空间更大。本质上,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因此,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劳动参与率越低。

类比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劳动参与率至少还有10~14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过去20年中国劳动参与率平均每年下降0.4个百分点,按此推算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2013年将为7.77亿,2020年减少为7.35亿。按此计算劳动力供给的年度变化,2012年正好处于由正转负的临界值。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绝对量开始减少。

非农就业与需求预测

量化中国就业,最大的问题在于就业统计缺陷造成数据质量不高,而就业统计最大的缺陷在农民就业。

用就业人数和经济活动人口构造一个就业率指标,根据其涵义,这个指标应该可以反映劳动力的利用率,但在中国,这个指标与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

原因何在?除了数据质量问题,农业就业统计可能是另一个主因。统计局解释,就业人员是指“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由此,乡村就业人员就成为劳动力蓄水池,除了学、孕、病、残,15~64岁的农村人口就可以成为乡村就业人员,这部分就业与经济增长基本无关,而与人口结构等社会和制度性因素有关。数据可证,2000年劳动参与率高达93.2%,2010年降至88.3%,这还是一个极高的水平,2010年,中国整体劳动参与率才74%,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参与率仅为75%。这说明,农业或农村就业里“不存在失业”,在农村,只要有劳动能力的适龄人口,都被统计到就业中去了。

以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加总看中国非农就业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1992~2012年两者相关系数达0.79。

可以估算就业-GDP(国内生产总值)弹性和GDP增长率来大致判断未来非农劳动力需求。2006年以来,非农就业-GDP弹性处于上升趋势中。这个趋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逐渐走向成熟:非农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吸纳中的作用逐渐增强。

中国就业弹性曾经历1998到2004年间的大起大落。其中1998~2002年间超低的就业增长弹性,被认为是该期间中国统计作假的证据之一。2004年之后,中国GDP就业弹性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期间加速重化工业化,使得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趋弱。

假设非农就业弹性按照2006年以来的平均速度增加,在服务业比重逐渐提升下,这种假设并无不合理。如果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在6.5%~7.5%之间,则中国非农就业需求2013年为5.2亿,2020年为6.22~6.06亿。

农业就业实际需求:

1.2亿~1.4亿

广义农业部门就业,即第一产业就业情况。

通俗讲,就业人员是指“16岁以上能挣钱的,从业人员是指有正规工作的就业人员。从业人员是就业人员的子集”。由此,农业就业是指“在16周岁及以上,在农业部门从事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因此农村就业可以理解为“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农村人口”。

农业就业和农村就业不完全等同,但有交集。农业就业人员里面有“城里人”,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长表数据,1.27亿的人口样本,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9372万人,城镇劳动年龄人口4925万人,中间有486万16~64岁的人员从事农业,占样本中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约9.8%。

农村就业人员也从事非农产业。按照官方统计,2010年,农村4.14亿的就业人员中,有53%、即2.18亿人在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就业或从事个体经营,我们相信这2.18亿的相当部分为非农就业 。

中国农业部门就业相当于劳动力的“蓄水池”。农业部门即第一产业就业增长率与第二产业就业明显负相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其背后的逻辑是:当经济变差时,工业部门就业减少,从农业部门转出进入非农就业的人数就会变少,反之亦成立。按照中国统计实务,农业就业统计应该是“有工作意愿、但没有从现代部门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力的总和”,包括“农业就业人员和农村户籍的失业人员”。

以中国2010年每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可吸纳104-121个农业劳动力计,农业就业的实际需求在1.2亿到1.4亿之间。未来农业部门的就业依然会保持在1.2-1.4亿这样的区间。

未来就业供需

与劳动力转移

以农业就业需求估计中值——1.3亿、对非农就业需求采用6.5%增长率下的估算,2012年之后,劳动力供给缓慢减少,而劳动力需求稳步上升。

我们将每年就业供需的边际变化做一个比较,即便我们不知道中国真实失业率处于何种水平,但供需边际变化所提供的信息显示,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的问题,一个刺激性的政策只会加重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劳动力供需变化有重要时点。

2004年开始,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开始产生,主因是出口大幅增长,沿海地区对农民工需求突然增加,接近并超过了劳动力供给。

2008年,虽然经济下滑导致劳动力需求放缓,但就业供需形势并没与明显逆转。此后刺激政策下,劳动力需求继续回升,供给紧张状况进一步扩大。

2013年,劳动力供给开始转向负增长,但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在增加……

如果综合考虑农村和城镇就业,中国2012年的就业率为82%,这意味着中国还有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可供吸收,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在农村。据统计,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比2012年已达1.07,这意味着就业岗位比求职人数还多,这说明,城市就业市场供不应求。

城镇就业状况

2010年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0.6%,低于全国平均劳动参与率,但依然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从城镇就业率(失业率)估算,1992年以来,中国城镇的失业率水平平均在5.5%,即中国的城镇就业状况较为充分。

实际上,中国城镇失业率只能反映摩擦性失业变化,其中关键在于流动人口就业统计。因为中国城镇户籍人口远不能满足非农就业需求,如2011年,我国城市户籍人口为4.7亿,考虑就业能力和劳动参与率,城市户籍的劳动力供给约为3亿,但2011年我国的非农就业达5亿。

城镇就业的供需缺口靠进城农民工弥补。而农民工无论在城市和农村,只要没有去劳动部门登记失业,其从业状态都是“就业”,在城里打工算就业,失业回农村,也被统计部门认为是“就业”,因为中国农村的就业统计里根本没有失业。

从城镇就业行业分布看,2010年样本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统计中,一、二、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分别为15%、35%和50%。2010年城镇就业人员共约3.5亿,按此计算,三个产业的就业人口分别为0.5亿、1.2亿和1.7亿。

农村:1.4~1.6亿“被就业”

从8.9亿农村户籍人口剔除2.2亿常住城镇的流动人口,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达6.7亿,其中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为4.6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0.8%。

假定中国农村就业人口即等于经济活动人口,2010年为4.1亿,按此计算劳动参与率高达87.1%,但65岁以上农村人口或被纳入统计,在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中,65岁以上劳动人口占样本农村劳动人口的5.2%,若剔除高龄农村劳动人口,中国农村劳动参与率则为82%,仍然高于2010年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参与率75.1%的水平。

2010年的4.1亿农村劳动人口干什么了呢?统计数据显示,就业于乡镇企业的有1.6亿,占比38%,就业于私营和个体企业的有0.6亿,占比14%,其他48%应该从事传统农业。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样本就业人口中,有74%的农业适龄劳动力从事农业,17%从事第二产业,10%从事第三产业。按此比例,4.1亿农村就业人口中,3亿从事农业、0.7亿从事第二产业,0.4亿从事第三产业。若将年度就业统计中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减去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者,得到农村就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者。2010年普查数据中,3236万适龄农业就业人员有486万来自城镇,占比15%,这意味着剩下的85%来自于农村。按此比例,2.8亿农业就业中有2.4亿来自于农村,0.4亿来自城镇。

由此,包括农业就业在内的全国就业的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2010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3.5亿,其中3.1亿为非农就业,0.4亿从事农业;乡村就业人员4.1亿,其中1.7亿为非农就业,2.4亿从事农业。从另一个维度看,2010年中国非农就业4.8亿,其中3.1亿为城镇居民,1.7亿来自农村;农业就业共2.8亿,其中0.4亿来自城镇,2.4亿为农村居民。

但是,中国的耕地资源禀赋决定了,农业人口只需要1.2~1.4亿。显然,城镇居民中从事农业的0.4亿是主动就业,剩下的,有0.8~1.0亿为农村居民的真实就业,1.4~1.6亿个劳动力“被就业”,这部分人员仍可以转移到城镇,这就是中国农村和农业就业的现状。

城乡劳动力转移

中国的真实就业率低,主要是因为农村中的农业就业人员没有充分就业,1.5亿(估计中值)“被就业”人员占2010年全部就业人员的19%,挤出就业水分,2010年就业率从97%下降到了78%。既然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为什么城市就业形势还是比较紧张?

城市新增人口构成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以年均2110万的规模增长,其中,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年均70万,城市化人口约年均增加1250万,平均每年进城农民工790万。这就是中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现状。

按此估算,每年转移的城市的人口规模为2040万。按照城镇平均71.6%的劳动参与率和平均94.4%的就业率,城市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1379万,这解释了城市就业紧张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以更快速度进行人口转移?我们认为,这主要与城市户籍管理放松的力度、城市软环境或硬环境对新增人口的吸纳能力、城市就业信息向农村的扩散速度、农业劳动人口隐性失业的机会成本和农村“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调整速度等因素有关。

因此,人口转移速度一定时间内受客观因素的限制。这也决定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城镇化就业处于紧平衡状态,即便经济缓慢减速在6.5%左右,人们所担心的“就业红线”可能并不存在。按此速度,中国农村“被就业”的1.4~1.6亿农民将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届时,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

(作者系海通证券宏观研究员)

新西兰总理:或考虑放宽熟练技能劳动力入境政策


据新西兰天维网编译报道,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证实,自3月份进入边境封锁以来,新西兰政府正在首次考虑放宽新西兰边界和严格的签证制度。

政府渴望使本地企业有更多机会接触必要的熟练工人,以帮助发展经济并为当地的新西兰人创造机会。

自从疫情封锁以来,依赖于各类熟练工人的企业一直在苦苦挣扎,因为入境人员已被严格限制为几乎仅限于公民/居民及其伴侣。

阿德恩告诉一个选举播客节目称:“尽管有些行业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而不仅仅是旅游业,还有一些依赖国际技能才能继续运作的行业。”

“边境关闭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允许访问该劳动力。因此,就在8月6日,我打电话……关于我们如何在平衡边境控制的同时仍然提供熟练的劳动力,实际上又可以被利用来在新西兰创造其他工作。”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豁免制度,你不必是现有的签证持有人,但是如果你被认为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或者某个部门没有你就得关门,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入境豁免。”

如果放宽政策,这将标志着开放劳动力市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自封禁以来,劳动力市场已将绝大部分非本国工人拒之门外。

“可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开始考虑数字。我们的容量(隔离和检疫设施)大约有7000个,我们的公民和永久居民占用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那么用来保持新西兰经济繁荣的合理比例应该是多少?”

总理说,允许部分技术工人返回新西兰并不会以牺牲新西兰人作为代价,但政府正在研究如何管理入境人流。(Frank)

中荷对照方式翻译荷兰两党协议移民政策


据荷兰移民专家介绍,近期,内阁网站登出的两党协议的内容,是今后新内阁制定相关政策的指导性文件。此类正式文件用词造句都非常正式,因此翻译起来也十分困难。采用逐句中荷对照的方式翻译除了方便大家对比学习外,也是为了让大家共同探讨理解协议的内容,如果有理解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Ons immigratiebeleid is restrictief, rechtvaardig en gericht op integratie.

我们的移民政策是有限制条件的、正义的并且侧重于一体化(融入)。

Bij het immigratiebeleid zal rekening gehouden worden met de draagkracht van de samenleving.

移民政策将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

Voor betrokkenen en voor de samenleving is het van belang dat migranten op eigen

benen kunnen staan, door werk in hun levensonderhoud voorzien, snel integreren en

meehelpen de samenleving op te bouwen.

对于相关人员及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移民能够自立,能够自食其力,能够很快融入社会并且有利于社会建设。

Op die basis blijven ook EU-inwoners en kennismigranten welkom.

在此基础上继续欢迎欧盟居民和技术移民。

Ook bij gezinshereniging en gezinsvorming waarborgen we integratie door eisen te

stellen.

对于家庭团聚和家庭建立类移民我们以提出要求来保障其能够一体化。

In een andere vorm doen we dat ook bij immigranten uit de drie andere landen

van het Koninkrijk.

对于来自王国所属的其它3个国家的移民以另外的形式(对待)。

Vluchtelingen die aan de voorwaarden voldoen krijgen bescherming

en voorzieningen die hen in staat stellen zo snel mogelijk volwaardig deel uit te maken

van onze samenleving.

(我们)将保护符合条件的难民并采取措施使其能尽快全面参与(融入)我们的社会。

We verwachten van hen dat zij zich optimaal inzetten om de

geboden kansen te benutten.

我们希望他们能充分利用我们提供的条件全力投入(以尽快融入)。

Voor alle nieuwkomers biedt beheersing van het Nederlands,

kennis van de samenleving en betaald werk het beste perspectief op succesvolle

integratie.

一体化最重要的是掌握荷兰语、了解荷兰社会知识和有工作有收入。

Integratie- en inburgeringsbeleid zal worden ondergebracht bij het ministerie van SZW,

一体化和融入政策将由社会事务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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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劳动力短缺 技术人才移民为唯一解决方法


加拿大商会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加拿大正面临着技术性劳动力短缺导致的竞争力不足的威胁,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移民加拿大。而鼓励国外高技术人才移民则被视为解决该问题的办法。

“我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把移民视作人口净增长的几个国家之一。”加拿大商会主席佩兰-比提说,“在欧洲,移民问题相当紧张,同时美国也在逐渐关闭移民的大门。相比之下,加拿大的城市则显得友好得多。我们的社会是多元化的。你将会看到,世界上没有比大多伦多地区更具有地域多元性的地方。”

同样,加拿大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型建立在对稳定的技术移民数量的假设之上。但是就目前来看,加拿大需要更多的国外技术人才填补相关行业的职位空缺。而加拿大的技术移民主要来源地--中国和印度,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大力挽留高技术人才。

“吸引高技术人才到加拿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世界市场副首席经济学家本杰明-塔尔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自己的祖国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同时那里还有他们的文化和语言。”

与此同时,加拿大移民还面临着与本地居民存在收入差距以及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那些想要在加拿大寻求发展的外国技术人才望而却步。加拿大统计局的一项研究表明,叁分之二的男性移民会选择在20年内离开加拿大,而其中又有60%的人会在移民后的一年之内选择离开。

“我们吸引高技术人才移民却没有很好地雇佣他们,这对他们的才能来说是一种浪费。而他们会逐渐在其他地方发现更好的机会,进而离开加拿大。”塔尔说,“我们必须证明留在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一直是加拿大政府面临的难题,也正是因此,加拿大才将移民政策作为一项国策来执行。专家表示,目前,已经有很多技术人才受到加拿大福利制度、教育、人文环境的吸引而移民,但是技术移民较难找到专业对口工作也是不争事实,未来,加拿大在继续引进移民同时,更需要考虑如何让人才最大程度发挥专业才能。

澳大利亚技术移民专业人才短缺 或至劳动力严重不足


针对澳大利亚技术移民人员短缺的问题,澳洲工业集团(Australian Industry Group)行政总裁维诺克斯(Innes Willox)也加入到如何解决人才短缺的辩论当中,并且公开呼吁当局将下财年吸纳的移民数量从19万增加到22万。他警告矿业、工程、基础建设以及医疗等行业“持续存在技术短缺”,而且“在和岗位要求有科学、客机、工程及数学能力有关的方面,技术人才短缺的状况更为严重。”

澳洲最大规模的建设公司和土木工程承包商也纷纷针对技术人才短缺的状况提出警告,预计如果政府和企业不采取行动的话,澳洲的劳动力大军将严重缩水。

澳洲统计局去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假设澳洲每年吸纳约24万移民的话,预计到2075年,澳洲人口将比现在翻一番达到4600万人,使得“大澳洲”(Big Australia)的辩论再次浮出水面。澳洲工业集团为了支持其增加澳洲技术移民的论点,预计澳洲下财年的建设活动将复苏,并且指出人才短缺将因为建筑工人流向矿业以及学徒工减少的现象而恶化。

澳洲承包商协会(Australian Constructors Association)指出,解决技术短缺的方案之一是“重新评估”澳洲所需的劳工水平,但警告这也可能导致澳洲本地的劳动力衰退。

加拿大劳动力短缺造成魁省职业学校招生难,移民好时机!


【加拿大魁省留学移民】魁北克省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对该省的职业学校和各种职业培训项目也造成了影响,尤其是在中小城市。过去四年来,该省报名学汽车机械的学生减少了23%,焊接安装专业减少了27%,餐饮专业减少了38%。原因正是企业急需这些专业的学生。

一位培训中心负责人在接受Radio-Canada记者Jean-Philippe Robillard采访时说,他的中心的屠宰班去年有20个学生,今年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人报名。去年换雪胎的季节,他送了20个汽车机械专业的学生去车行实习,其中6人再没有回来上课,因为他们被正式雇用了。

一些企业主坦率表示,除了去国外找人,职业学校的课堂也是他们瞄准的地方。但是职业培训专家警告说,这些放弃培训的年轻人在经济放缓、企业裁员时可能成为第一批牺牲者。即使保住工作,没有文凭或资格证书也会限制职业上的发展。

魁省教育部官员说,职业学校入学率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是17岁到21岁年龄段的人口下降。这个消息无疑对于国内众多想要通过加拿大魁省留学移民项目移民加拿大的人群来说是一个大利好的消息。

魁省经验移民,简称PEQ (Québec experience program)。PEQ是魁北克政府、教育局及移民局三方联合项目,于2010 年2 月14日生效,旨在给满足相应条件的持临时工签的外国技术工人和在魁省毕业的外国毕业生的个人颁发CSQ,加速他们的移民进程。CSQ(魁北克移民甄选证)是魁北克省特有的一项政策。申请人符合相关要求即可获得CSQ,之后向加拿大联邦政府申请枫叶卡。

PEQ 具体分成两个类别:

第一类: (毕业生类) Québec Graduate

持有符合要求的魁省学历证书,同时具备中高级法语水平。

第二类: (临时技术工人类) Skilled Temporary Foreign Worker

申请前2年内在魁省有技术类工作1年以上,同时需要具备中高的法语水平。

加拿大魁省留学移民申请条件:

1.18-35(含) 周岁;

2.高中及以上学历;

3.雅思 5.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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