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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业数据显示，一个对政策构成硬约束的“就业红线”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即便经济软着陆至6.5%左右的增速，中国也不会遇到严重的就业问题。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一个刺激性的政策只会加重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当中国农村“被就业”的1.4-1.6亿农民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
中国劳动力
供给绝对量趋减
国家统计局2013年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或者15岁以上不满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下降，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减少了345万人。
国际上对劳动年龄的划分是“15以上不满65岁”。据估计，2013年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减少规模近70万。时间越靠后，下降幅度越大。
如果以64岁为劳动人口年龄的上限，从2011年抽样的年龄分组数据看，劳动年龄人口的“进和出”开始进入势均力敌阶段，5年后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快速增加。如果以59岁为劳动年龄人口上限，则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快速减少。
更值得警醒的是，未来5~20年内，中国一个巨大的年龄层逐渐老去，直至丧失劳动能力。数据显示，40~59岁的年龄组占总样本的29.9%，可见中国老龄化程度将快速上升。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2012年已达14.4%，这一比例已相当于日本1995年的水平，说中国“未富先老”不为过。预计这一指标2020年达18.8%，2030年达24.1%。
劳动力供给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劳动参与率。世行统计数据显示，1986年之后，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从超高的80%持续下降至2010年的74.2%，但显著高于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的63.6%和我国台湾地区的60.4%。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中国劳动参与率在2010年高达78.4%，比世行数据高出4.2个百分点。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意味着更多人愿意提供劳动，但也预示着其下降空间更大。本质上，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因此，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劳动参与率越低。
类比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劳动参与率至少还有10~14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过去20年中国劳动参与率平均每年下降0.4个百分点，按此推算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2013年将为7.77亿，2020年减少为7.35亿。按此计算劳动力供给的年度变化，2012年正好处于由正转负的临界值。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绝对量开始减少。
非农就业与需求预测
量化中国就业，最大的问题在于就业统计缺陷造成数据质量不高，而就业统计最大的缺陷在农民就业。
用就业人数和经济活动人口构造一个就业率指标，根据其涵义，这个指标应该可以反映劳动力的利用率，但在中国，这个指标与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
原因何在？除了数据质量问题，农业就业统计可能是另一个主因。统计局解释，就业人员是指“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由此，乡村就业人员就成为劳动力蓄水池，除了学、孕、病、残，15~64岁的农村人口就可以成为乡村就业人员，这部分就业与经济增长基本无关，而与人口结构等社会和制度性因素有关。数据可证，2000年劳动参与率高达93.2%，2010年降至88.3%，这还是一个极高的水平，2010年，中国整体劳动参与率才74%，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参与率仅为75%。这说明，农业或农村就业里“不存在失业”，在农村，只要有劳动能力的适龄人口，都被统计到就业中去了。
以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加总看中国非农就业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1992~2012年两者相关系数达0.79。
可以估算就业-GDP（国内生产总值）弹性和GDP增长率来大致判断未来非农劳动力需求。2006年以来，非农就业-GDP弹性处于上升趋势中。这个趋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逐渐走向成熟：非农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吸纳中的作用逐渐增强。
中国就业弹性曾经历1998到2004年间的大起大落。其中1998~2002年间超低的就业增长弹性，被认为是该期间中国统计作假的证据之一。2004年之后，中国GDP就业弹性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期间加速重化工业化，使得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趋弱。
假设非农就业弹性按照2006年以来的平均速度增加，在服务业比重逐渐提升下，这种假设并无不合理。如果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在6.5%~7.5%之间，则中国非农就业需求2013年为5.2亿，2020年为6.22~6.06亿。
农业就业实际需求：
1.2亿~1.4亿
广义农业部门就业，即第一产业就业情况。
通俗讲，就业人员是指“16岁以上能挣钱的，从业人员是指有正规工作的就业人员。从业人员是就业人员的子集”。由此，农业就业是指“在16周岁及以上，在农业部门从事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因此农村就业可以理解为“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农村人口”。
农业就业和农村就业不完全等同，但有交集。农业就业人员里面有“城里人”，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长表数据，1.27亿的人口样本，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9372万人，城镇劳动年龄人口4925万人，中间有486万16~64岁的人员从事农业，占样本中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约9.8%。
农村就业人员也从事非农产业。按照官方统计，2010年，农村4.14亿的就业人员中，有53%、即2.18亿人在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就业或从事个体经营，我们相信这2.18亿的相当部分为非农就业 。
中国农业部门就业相当于劳动力的“蓄水池”。农业部门即第一产业就业增长率与第二产业就业明显负相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其背后的逻辑是：当经济变差时，工业部门就业减少，从农业部门转出进入非农就业的人数就会变少，反之亦成立。按照中国统计实务，农业就业统计应该是“有工作意愿、但没有从现代部门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力的总和”，包括“农业就业人员和农村户籍的失业人员”。
以中国2010年每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可吸纳104-121个农业劳动力计，农业就业的实际需求在1.2亿到1.4亿之间。未来农业部门的就业依然会保持在1.2-1.4亿这样的区间。
未来就业供需
与劳动力转移
以农业就业需求估计中值——1.3亿、对非农就业需求采用6.5%增长率下的估算，2012年之后，劳动力供给缓慢减少，而劳动力需求稳步上升。
我们将每年就业供需的边际变化做一个比较，即便我们不知道中国真实失业率处于何种水平，但供需边际变化所提供的信息显示，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的问题，一个刺激性的政策只会加重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劳动力供需变化有重要时点。
2004年开始，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开始产生，主因是出口大幅增长，沿海地区对农民工需求突然增加，接近并超过了劳动力供给。
2008年，虽然经济下滑导致劳动力需求放缓，但就业供需形势并没与明显逆转。此后刺激政策下，劳动力需求继续回升，供给紧张状况进一步扩大。
2013年，劳动力供给开始转向负增长，但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在增加……
如果综合考虑农村和城镇就业，中国2012年的就业率为82%，这意味着中国还有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可供吸收，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在农村。据统计，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比2012年已达1.07，这意味着就业岗位比求职人数还多，这说明，城市就业市场供不应求。
城镇就业状况
2010年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0.6%，低于全国平均劳动参与率，但依然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从城镇就业率（失业率）估算，1992年以来，中国城镇的失业率水平平均在5.5%，即中国的城镇就业状况较为充分。
实际上，中国城镇失业率只能反映摩擦性失业变化，其中关键在于流动人口就业统计。因为中国城镇户籍人口远不能满足非农就业需求，如2011年，我国城市户籍人口为4.7亿，考虑就业能力和劳动参与率，城市户籍的劳动力供给约为3亿，但2011年我国的非农就业达5亿。
城镇就业的供需缺口靠进城农民工弥补。而农民工无论在城市和农村，只要没有去劳动部门登记失业，其从业状态都是“就业”，在城里打工算就业，失业回农村，也被统计部门认为是“就业”，因为中国农村的就业统计里根本没有失业。
从城镇就业行业分布看，2010年样本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统计中，一、二、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分别为15%、35%和50%。2010年城镇就业人员共约3.5亿，按此计算，三个产业的就业人口分别为0.5亿、1.2亿和1.7亿。
农村：1.4~1.6亿“被就业”
从8.9亿农村户籍人口剔除2.2亿常住城镇的流动人口，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达6.7亿，其中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为4.6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0.8%。
假定中国农村就业人口即等于经济活动人口，2010年为4.1亿，按此计算劳动参与率高达87.1%，但65岁以上农村人口或被纳入统计，在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中，65岁以上劳动人口占样本农村劳动人口的5.2%，若剔除高龄农村劳动人口，中国农村劳动参与率则为82%，仍然高于2010年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参与率75.1%的水平。
2010年的4.1亿农村劳动人口干什么了呢？统计数据显示，就业于乡镇企业的有1.6亿，占比38%，就业于私营和个体企业的有0.6亿，占比14%，其他48%应该从事传统农业。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样本就业人口中，有74%的农业适龄劳动力从事农业，17%从事第二产业，10%从事第三产业。按此比例，4.1亿农村就业人口中，3亿从事农业、0.7亿从事第二产业，0.4亿从事第三产业。若将年度就业统计中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减去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者，得到农村就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者。2010年普查数据中，3236万适龄农业就业人员有486万来自城镇，占比15%，这意味着剩下的85%来自于农村。按此比例，2.8亿农业就业中有2.4亿来自于农村，0.4亿来自城镇。
由此，包括农业就业在内的全国就业的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2010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3.5亿，其中3.1亿为非农就业，0.4亿从事农业；乡村就业人员4.1亿，其中1.7亿为非农就业，2.4亿从事农业。从另一个维度看，2010年中国非农就业4.8亿，其中3.1亿为城镇居民，1.7亿来自农村；农业就业共2.8亿，其中0.4亿来自城镇，2.4亿为农村居民。
但是，中国的耕地资源禀赋决定了，农业人口只需要1.2~1.4亿。显然，城镇居民中从事农业的0.4亿是主动就业，剩下的，有0.8~1.0亿为农村居民的真实就业，1.4~1.6亿个劳动力“被就业”，这部分人员仍可以转移到城镇，这就是中国农村和农业就业的现状。
城乡劳动力转移
中国的真实就业率低，主要是因为农村中的农业就业人员没有充分就业，1.5亿（估计中值）“被就业”人员占2010年全部就业人员的19%，挤出就业水分，2010年就业率从97%下降到了78%。既然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为什么城市就业形势还是比较紧张？
城市新增人口构成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以年均2110万的规模增长，其中，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年均70万，城市化人口约年均增加1250万，平均每年进城农民工790万。这就是中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现状。
按此估算，每年转移的城市的人口规模为2040万。按照城镇平均71.6%的劳动参与率和平均94.4%的就业率，城市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1379万，这解释了城市就业紧张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以更快速度进行人口转移？我们认为，这主要与城市户籍管理放松的力度、城市软环境或硬环境对新增人口的吸纳能力、城市就业信息向农村的扩散速度、农业劳动人口隐性失业的机会成本和农村“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调整速度等因素有关。
因此，人口转移速度一定时间内受客观因素的限制。这也决定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城镇化就业处于紧平衡状态，即便经济缓慢减速在6.5%左右，人们所担心的“就业红线”可能并不存在。按此速度，中国农村“被就业”的1.4~1.6亿农民将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届时，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
（作者系海通证券宏观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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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促使劳动力不足 加拿大欲3年“扩招”百万移民
加拿大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已经有些年头，如今已经进入十分紧急的状态。缺人是加拿大目前存在的严重现场。有很多的客户会问技术移民加拿大要多少钱?在本文小编不能给出 ** 准确的解答，但小编可以确认的是，目前是移民人群移去加拿大的 ** 佳时机。
去年11月，加拿大政府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2018年—2020年移民计划：2018年，移民加拿大的人数至少要达到31万，包括经济移民、家庭团聚移民以及难民，2019年和2020年分别要达到33万和34万。
加拿大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0月，加拿大市场共创造了88700个全职工作岗位，但同时有53400个兼职岗位减少。如果算上9月份新增的11.2万个全职工作岗位，那么9月和10月新增全职工作岗位创下了历史纪录。
一方面，就业岗位的增加意味着市场对劳动力需求上升；另一方面，加拿大人口老龄化问题却导致劳动力供不应求。
1971年加拿大劳动人口相对老年人的比例为6.6比1，2012年该比例缩小为4.2比1，预计到2036年只有2比1。加拿大移民部长艾哈迈德·胡森表示，到2035年，有500万加拿大人将退休。
彭博社预计，2017年加拿大GDP增速将达到3%，但2019，可能会减慢到1.9%。
因此，经济数据似乎是支持加拿大政府移民“扩招”计划的。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了反对。
非营利性的新闻组织MotherJones ** 近发表的《机器人将取代你》的文章表示，未来20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半的工作岗位都将由机器人占据。因此，“扩招”移民的必要性似乎并不大。
据统计，如今，加拿大人口增长的75%依靠移民，到2036年几乎将完全依靠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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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短缺致经济发展变慢，两党新西兰移民政策趋理性
首先，我们应该给悄然背叛自己反新西兰移民大选承诺的新西兰优先党和工党点赞。这两个政党在2017年大选时都将反移民作为了自己纲领的一部分。但在刚过去一年中，他们的政策都没有得到落实——而这是一件好事情。
工党政府确实收紧了移民设定，尤其是毕业后工作签证类别。低学历的国际学生在毕业后变得更难在新西兰找工作。关于毕业后工签的另一改革是签证无需再和单一雇主绑定，从而减少以了移民剥削的可能性。
虽然政策变化带来了移民数量的减少，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工党在大选时宣称的减少到2万-3万人的目标，更不可能像优先党宣传的那样从61751人暴跌到1万人。——当然，我们都知道长期坚持民粹主义的优先党很可能是在作秀。 但如果把政治因素放在一边，仅仅关注移民的自然变化，我们就会发现年度净移民人数正在从2017年的72000人高峰坚定而有效的滑落。这个过程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外力干扰。 回顾这些年可以看到：国家党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通过简单的吸引更多移民来支持经济增长。但这种粗放型的招人方式没有提高移民的技术含量，尤其是满足新西兰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各种技能。 在短短八年里，新西兰从地广人稀的国家变成了人口集中性聚居的国家，大城市的住房、交通、教育各个领域都开始承受压力。吊轨的是，我们现在需要吸引更多匹配人才，才能有效的缓解这些压力。 单纯削减移民可能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而如何引入正确的人才组合将是对工党政府最大的考验。 已经有很多数字证明，政府不应该采取过多行动来关闭移民的水龙头： 新西兰当前的失业率是十年来最低水平3.9%，劳动参与率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根据储备银行预测，未来几年的就业增长还将超过劳动力增长，这意味着失业率在2019-2020年还将进一步下跌。 储备银行的产出缺口指标已经接近为零，换而言之，在没有带来高通胀的基础上，国民经济生产的和它的产能上限已经没有差别。 来自财政和货币的双重刺激政策意味着更大的政府支出和更低的借贷利率。加上更高的净出口，中期新西兰的产能还将进一步发力。包括政府KiwiBuild在内的住房建设活动都是增长的证明。 事实上，财政部报告称截止6月创造了高达55亿纽币的年度盈余，部分原因恰恰在于本届政府无法像自己预测的那样尽快把钱花出去。 而在奥克兰以外的广大地区，存在着太多需要为技能人才短缺而发愁的小镇。在南岛的阿什伯顿（Ashburton），雇主正在疯狂招人，整个地区工作缺口超过500个，根据新西兰经济研究所的报告，2018年劳动力短缺将让阿什伯顿至少损失1600万纽币。 但国家党南岛区域发展发言人Andrew Falloon表示：“由于缺乏申请人，雇主已经停止投放广告。” 当优先党的地区经济发展部长Shane Jones看到这些数据后，是否还会站到自己政党的一方，号召把每年的净移民减少到1万人？ Jones对优先党的态度做出了澄清。他说优先党反对的是太多低价值的非熟练工人来到新西兰，将优先党的移民政策描绘为“反移民”是不恰当的。 他说在那些无法获得足够工人的行业和公司，最终都将看到生产效率的提高，因为人们将不得不依赖技术而非低价值劳动力。但在短期/中期，新西兰需要扩大认可雇主担保的季节工作签证计划，在雇佣高峰期允许更多的季节性工人来新西兰工作。 谢天谢地，本届政府终于在新西兰移民政策上恢复了理性和务实。西班牙移民劳动力增长持续 中国移民只有十万多
随着西班牙经济转好，越来越多移民选择到西班牙就业。据西班牙社会劳动保障局公布的官方消息显示，从今年二月起，西班牙移民劳动人口已连续三个月保持增长，今年四月达到190万人，恢复到2007年经济危机前水平。其中，中国移民劳动人口有10.1万人，目前排名第四位。
西班牙社保局公布的官方数字显示，西班牙移民劳动人口排名首位的是罗马尼亚人，共有339631人，紧随其后的是摩洛哥人，有250782人，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人，共有106066人，排名第四的是中国人，共有101109人缴纳社保、参与就业。
目前，在西班牙缴纳社保的劳动人口共有1930622人，仅今年四月就增加了5.6万人，比前一月增涨了3%，二月和三月移民增长人数分别为2.1万人和3.7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了7.4%。
在西班牙各地缴纳社保的劳动人口中，巴塞罗那(455363人)和马德里(387186人)两地之和占西班牙总移民劳动人口的43.6%。接下来依次为安达鲁西亚(257953人)、瓦伦西亚(206018人)、加那利群岛(95488人)、巴利阿里群岛(89790人)、穆尔西亚(89272人)、阿拉贡(65876人)、巴斯克地区(59270人)、卡斯蒂亚-拉曼恰(56965人)和卡斯蒂亚-来昂地区(51376人)。
澳大利亚技术移民专业人才短缺 或至劳动力严重不足
针对澳大利亚技术移民人员短缺的问题，澳洲工业集团(Australian Industry Group)行政总裁维诺克斯(Innes Willox)也加入到如何解决人才短缺的辩论当中，并且公开呼吁当局将下财年吸纳的移民数量从19万增加到22万。他警告矿业、工程、基础建设以及医疗等行业“持续存在技术短缺”，而且“在和岗位要求有科学、客机、工程及数学能力有关的方面，技术人才短缺的状况更为严重。”
澳洲最大规模的建设公司和土木工程承包商也纷纷针对技术人才短缺的状况提出警告，预计如果政府和企业不采取行动的话，澳洲的劳动力大军将严重缩水。
澳洲统计局去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假设澳洲每年吸纳约24万移民的话，预计到2075年，澳洲人口将比现在翻一番达到4600万人，使得“大澳洲”(Big Australia)的辩论再次浮出水面。澳洲工业集团为了支持其增加澳洲技术移民的论点，预计澳洲下财年的建设活动将复苏，并且指出人才短缺将因为建筑工人流向矿业以及学徒工减少的现象而恶化。
澳洲承包商协会(Australian Constructors Association)指出，解决技术短缺的方案之一是“重新评估”澳洲所需的劳工水平，但警告这也可能导致澳洲本地的劳动力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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