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华人移民史,一部三百多年的奋斗史

202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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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移民的条件。

法国华人移民史,一部三百多年的奋斗史

法国华人的移民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的。起初,在法华人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华人人口的迅速增加并跃居欧洲首位。1975年,东南亚难民(其中80%是华人)在巴黎十三区形成中国城之后,由散居的华人形成的自主商业圈成了巴黎华人的象征。随着中国经济开放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大陆华人涌入法国。如今,法国华人移民已经受到了法国的重视,甚至欧洲社会的广泛关注。

法国华人移民史:法国华人移民的三个高峰时期

法国禁止按照种族归类统计人口,因此我们很难估计法国有多少华人或华裔。《十字架报》认为数据大概在60-70万间,其中大半是在大巴黎。

第一次移民高峰:1916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在中国共招募华工14万人左右,他们中的幸存者基本都回国了,留下的3000多人中有部分温州人。与此差不多同时,希望躲避战乱、到异乡讨生活的温州人携带著名的青田石雕和手工皮件,从中国东北满洲里出境,沿陆路贩卖、打工来到法兰西。

第二次移民高峰:1975-1985年,这十年间法国接纳了15万名来自柬埔寨和越南的难民,他们中很多是祖籍潮州的华裔。与此同时,温州人也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际踏出国门,并与20世纪初留在法国的温州人联络上。

第三次移民高峰:1990-2010年,中国与国外的交流更加频繁,在这个阶段来到法国的大陆人很多来自东北三省。

2002年,中国和法国签署了高等教育学位和文凭互认行政协议,现在有大概3万名中国留学生在法国深造。

法国华人移民史:法国华人是巴黎独特风景线

目前在法国引人注目的温州籍华人。二十多年前温州人开始到法国打工经商,从巴黎一个叫“寺庙街”的地方起步,从事服装、皮具、进出口业。不少温州人每天工作到深夜12点,每天工作时间在15个小时以上。这种拼命工作的程度,让原先占据当地的犹太商人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温州人就逐步统治了寺庙街市场。今天的巴黎,从寺庙街一直往东至巴黎郊区的93省,温州人开的商店星罗棋布,成为巴黎新兴的唐人街。

法国最初的唐人街只是华人移民赖以生存、繁衍的区域,如今的唐人街凭借招牌、语言、饮食、文化的异国情调,反而成为巴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法国华人移民史:华人在法国的境遇

华人在法国的确有遭受歧视和不公正对待的现象,不少华裔儿童从小就有“柠檬脸”“月亮脸”或“吃狗的人”之类的绰号,一些种族歧视严重的法国人称中国人为“中国人”、“单眼皮”。但对华人友好的法国人也不在少数,比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多次表示,聪明、善良、勤劳且数量庞大、发展稳定的华侨华人几乎可以成为移民群体的良好“范本”。在一些媒体做的街头调查中,问到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很多法国普通民众的回答是“勤劳”。

部分法国人对华人的偏见从何而来,原因比较复杂。华人移民的素质良莠不齐,有优秀的留学人才,有受过良好法式教育的移民二代,但也有非法劳工甚至在法国从事不法行为的人。不同阶层接触的华人移民不同,得出的印象也有较大差异。被华人抢走工作和生意的法国人自然对华人抱有较大敌意,学者与艺术家群体则对华人相对较友好。

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浙江移民大量涌入法国,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拼搏,抢走了不少当地人的就业机会,在服装、皮具等行业彻底打败法国人,再加上法国传统制造业、零售业不景气,不少法国人把矛头指向华人,认为是华人导致法国人的境况下降。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飞速发展,近年来不少中国游客到巴黎大肆采购,而同时期的法国经济衰退,原先有很强心理优越感的人看着中国人越来越富有,心里也是酸溜溜的。这种心态影响着法国人对中国游客、对华人移民的态度。有媒体还登过一幅“中国人占领巴黎”的漫画,画着一个中国人搂着一个法国女郎坐在一辆黄包车上,而拉车的是个法国男人。这幅漫画故意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街头景象对比,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法国人对中国崛起的羡慕嫉妒恨。

法国华人移民史是不同时期华人移民到法国的历史,背后其实是一部中国由弱到强的崛起史。从最初的被招募去做劳工,后来以难民身份逃难到法国,一直到最近二十多年来主动去法国工作经商,不同目的和性质的华人移民见证了中国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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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保留中国城 华裔先民在美的沧桑奋斗史才能保留


在美国的南加州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中国城,最有名的当数洛杉矶中国城,那里几乎成为海内外游客游览洛杉矶的必到之处。其实在洛杉矶以东100多英里的河滨市也有一个中国城,它的历史比洛杉矶中国城还早将近30年。河滨中国城近年来声名鹊起,主要是河滨拯救中国城委员会(SOCC)带头抗议开发商对中国城原址的商业开发,并且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该委员会表示,希望在中国城旧址上建设纪念公园,展示早期华人在美奋斗打拼的文物以示纪念。

史料显示,华裔先民最早在河滨市落脚的时间要追溯到1870年,最早的华人物业建于1878年,位于河滨市第七街,即主街和市场街之间。最初的中国城建在现在的使命旅馆附近。1885年,因华人商业在原中国城地区遭驱逐,华人业者及居民搬出市中心,迁移至布洛克顿街和盼街之间。此后华人商业逐渐繁荣。据说当时河滨中国城有450名常住居民,流动人口超过2500人。这样红火的日子过了三四十年,美国迎来大萧条,河滨中国城也走向衰落。1968年,这座中国城成为河滨县的历史地标,城中最后一位华裔居民黄河亮1974年过世,享年74岁。

河滨拯救中国城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李先生表示,从广东台山来美国的黄河亮,他与其他数百名乡亲早年来美国修建铁路。修完铁路后,其中一部分人就定居美国并来到河滨一带。当初河滨建市也有这些先民的贡献。他们原本是农民,没有其他生活技能,只能在当地从事农业耕作。美国1882年开始实施《排华法案》,不准华人与其他族裔通婚,也不准入籍,令这些华人先民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将中国种植柑橘的农艺传到美国,使美国成为全世界种植柑橘最多的地区之一。河滨加州大学之所以设立农业系,也与这些华裔先民帮助当地改良柑橘品种有关。

李先生介绍说,1943年美国废除《排华法案》,允许华人购买物业置地。黄河亮用积攒的钱买了约2.5英亩土地,现在的中国城旧址就是黄河亮原来购置的物业原址。2007年,河滨市政府出于商业目的,计划将原中国城旧址卖给开发商,建设医疗大楼,而当时河滨加州大学考古系教授告知,此地就是中国城遗迹,有先民文物。为制止市府商业开发,河滨市华人及其他族裔民众成立保护中国城委员会。委员会2008年正式成立,有成员近千人。保护中国城委员会采取法律手段,将市府告上法庭,经过两年多时间,该委员会胜诉,市政府撤回施工许可。

李先生说,河滨拯救中国城委员会希望能将原中国城旧址开发成纪念公园,并希望联邦、州政府能拨款建设以族裔融合为主题的博物馆,展示华裔先民文物。这样做既可以告诉以后移民美国的年轻一代,华裔先民在美国的沧桑奋斗史,又可成为旅游者观光游览、了解当地历史的一个景观。他说,修建主题纪念公园的总投资预计要150多万美元。

河滨拯救中国城委员会为了纪念华裔先民,缅怀先人贡献,还每年组织成员在清明节期间到当地先民墓地纪念公园为先民扫墓,这项纪念行动已经持续了5年多。

相信中国城的保留,不但能让更多新一代移民了解华裔先民在美国的奋斗史,也能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这里的生活。

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吁大选投票 冀改写华人参政史


据英国《华闻周刊》报道,4月11日和12日,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举办的为期两周的“选民登记投票之旅”分别来到伦敦中国城中心和剑桥华人社区中心,继续帮助当地华人登记成为选民。

这一“环英选民登记巴士”于4月8日在伯明翰荣业行正式启动,此次巡游历时两周,途经8个华人集中居住的城市,包括伯明翰、伦敦、剑桥、曼城、谢菲尔德、诺丁汉、利物浦及格拉斯哥,于4月20日选民登记投票截止日完成环英选民登记之旅。

4月9日,李贞驹律师在伦敦华埠向华人解释此次活动的意义:“只要登记成为了选民,英国政府就会主动找到你,你们有任何诉求都可以向他们反映。只有这样,你们的需求才能够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当天,伦敦华埠商会主席兼会长邓柱廷OBE、伦敦华人社区中心主席丘玉云MBE、英国福建华商总会会长李光喜、贝茨勋爵夫人李雪琳及华人资料及咨询中心主席杨庆权纷纷到场表示支持,并呼吁更多华人登记投票。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年华人开始意识到选民的意义,所以这次我们希望呼吁更多的老移民积极参与。可是第一代的老移民还没有这个意识。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语言不通,英国华人参政计划提供中文表格,并有会中文的专人引导正确填表的方法。”李贞驹表示。

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副主席韦文浩(Michael Wilkes)也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只有极少数华人在每届大选中参与投票,所以英国政府一直视英国华人为隐形的群体,很少关注英国华人群体的需求,或在政策制定中考虑华人群体的利益,如移民、公共支出和全英医保等方面。更令人遗憾的是,针对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等也没有得到政府应有的重视。”

华人参政计划的媒体专员周静雯说:“那些有资格但不知道如何登记的华人,只需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提供生日、地址以及国民保险号(NI)等个人信息,我们就会帮助他们填写登记表格,并将表格装入写有个人所在地选民登记办公室地址的信封内。他们只需带着信封,前往邮局购买邮票寄出即可,非常方便。”

据了解,在英国一些关键选区,华人选民的比例已经足够大,他们的投票也将可能决定该选区的议会席位由谁取得。李贞驹律师说:“在很多地区,如伦敦北部的Hendon,Hampstead和Kilburn地区,华人居民的比例已经大到可以左右该选区的议员人选。如果这些选区的华人能够在大选投票日出来投票,英国的华人将会书写新的历史。”

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移民史


有记载的第一批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是1750年登陆的商人,实际上中国人可能很早就来到了澳大利亚,并熟知从南中国航海到新加坡补给,再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航线。1788年,英国开始向澳大利亚流放罪犯和殖民,中国人也开始在这里定居。当中国的港口向外国商船敞开之后,中国人也开始了海外移民的脚步,1850年左右,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向澳大利亚的移民潮。

当时,中国人来到矿山和牧场里工作,还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市镇经营洗衣店和家具店。这些中国移民大多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他们以新加坡为跳板,然后落脚在今天的西澳州地区。由于当时西澳州劳动力极度缺乏,当地政府非常欢迎中国人,并同他们签下契约,当时苦力、厨师和园丁是中国人的三大职业。1885年,悉尼已经有了54个中国菜园,据统计,1901年的时候,新南威尔士州有67%的菜农是中国人。

19世纪中叶开始的淘金热也让澳大利亚迎来了更多的中国移民。从1854年到1858年间,来到维多利亚州的中国人就有4.5万,随后,澳大利亚各州纷纷兴起了淘金潮,中国人也大量来到这些地方。

当开矿热潮消退之后,中国移民找到了新的营生,例如制作家具、卖茶叶和鱼,还有进行海上贸易。

中国移民多起来之后,澳大利亚各地纷纷建成了以华人市场和寺庙为中心的唐人街和中国城。墨尔本的唐人街是西方世界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唐人街。

随着中国人的增加,反华团体也诞生了,1901年,《白澳政策》出台,顾名思义,这项政策限制非白人移民进入澳大利亚。

当时澳大利亚最有名的华商名叫梅光达(Mei Quong Tart)。从悉尼市火车站出来,往最繁华的利物浦大道方向走上一段,就会看到人行道的大树旁有一座不太起眼的铜像,乍看之下多数人会以为只是某个西方人的人头铜像,但仔细瞧一下铜像下的文字说明,你就会看见侧面刻有中文“梅光达”字样。

与当时澳洲华人移民主流一样,梅光达来自广东四邑之一的台山,他是很西化的华人,不但打扮、信仰西式,还娶了一个白人太太。他开了一间华人茶馆,是悉尼地区最成功的华商,也是当时少数几个能融入澳洲主流社会的华人。满清政府甚至破例任命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梅光达为清政府驻澳的领事。

但在一抢劫案中,梅光达遭到歹徒攻击致死,由于行凶者是白人,警方并未严惩,不少华人认为这是澳洲白人对华人的种族歧视。

今天,梅光达的后人已经完全西化,金发碧眼,丝毫没有华人的特征,也不会说中文,仅存的是他们依然以梅光达名字的最后一个字“Tart”为其姓氏。

2003年,在悉尼动力博物馆(Power House Museum)举办了梅光达逝世百年的纪念活动,澳大利亚人组织了丰富而正规的活动,澳大利亚各大学的许多历史学者参加了这次活动,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到澳大利亚的华人对这些历史一无所知,因此这次展览并没有很多华人参加。

1857年,700个来自中国南方的矿工从澳大利亚南部的罗伯港向澳大利亚中部的金矿带进发。他们在阿勒山歇脚时,偶然发现了“广东铅”,一座世界上藏量最丰富的浅层金矿。仅仅几个星期过后,这个地方就聚集了3万人。今天,“金山博物馆”记录了这段历史。

1973年,澳大利亚政府彻底取消了《白澳政策》,决定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今天,澳大利亚有华人65万,华人成为第五大族群。

华侨华人移居留尼汪:难忘的沧桑移民史


新招募的华工,他们大多来自山东、直隶等地。(1917年)

留尼汪位于非洲大陆东南方印度洋中的一个火山岛,和毛里求斯相距150海哩,面积2512平方公里。1507年葡萄牙人发现该岛。1649年宣布占领,定名为波旁岛(TheBourbon)。1793年改名为留尼汪岛(ReunionIsland),意为重新联合。其后移入奴隶垦殖,建立居民点,作为从非洲好望角前往印度的中途站,成为法国在非洲的橱窗,是法国联结南美和太平洋西南殖民地的交通枢纽。1946年3月正式成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法国印度洋武装部队总部驻此。这里不仅万吨轮船可以靠岸,而且有高耸的观察塔和卫星雷达设备,可以看到印度洋上来往的船只。1999年岛上人口为65万,主要为法国人后裔,当地人称作为克里奥尔人(Creole),此外有印度人、马达加斯加人和非、欧混合人种,华侨华人1999年有2.7万。居民中85%的人信奉天主教,少数人信奉伊斯兰教。官方语言为法语,民间通用克里奥尔语。首府圣但尼。

留尼汪以出口农产品为支柱,甘蔗种植为主要资源。蔗糖占出口额85%,全岛60%人口靠糖业为生。该岛也是法国香料工业的原料基地。居民的定居和社会的演变都和岛上农业变革有着紧密的联系。种植园几乎成为人们活动的核心。

华侨移居留尼汪始于1844年(一说1843年法国总督在新加坡和马来西招募259名华工到该岛垦殖。这是第一批华工),但人数不多。

至1846年7月,留尼汪岛上的华工共有458人,1849年初,614名来岛的契约华工定居在海边,住在甘蔗种植园里。1848年增至728人(一说500人)。而1862年只剩下415人。1847年2月,有条船运载第一批契约华工返回新加坡。1848年还曾有27名契约华工从留尼汪到毛里求斯找工作,毛里求斯华人店主陆才新(阿鑫)等立即雇用他们。在以后的几年中(直至1857年)又有202名留尼汪招募的农业工人,在契约斯满后到毛里求斯,并找到安身落脚之地。最后一批留尼汪招募的契约华工抵达毛里求斯的时间是1857年。这也说明在这15年间,岛上的种植园主与华工签订过3期雇工契约。

至1875年前后,出现第二次中国人向留尼汪移民的高潮,这次主要是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为自由移民相继到来的。

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转折时候,最后一次大规模招募华工之后,中国人常常单个地来留尼汪。这种迁移办法是由法国驻福州的领事经办的,他们来时并没有订契约。1910年,就有108名中国人乘船到留尼汪。是年,将近100人已经在地段好的地方开设颇有名气的商店。1911年新来190人;1912年又来185名。以后平均每年有200名中国人移居留尼汪。

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2万名华侨华人中保留中国籍的仅有800名左右。1996年留尼汪的华侨华人大约有2.5万人。

除华工外,早期赴留尼汪的华侨大多从事小商小贩,经营杂货、粮油食品零售业,有的从事农产品的加工和经销。中国人在留尼汪主要从事种植业的时期到19世纪结束。20世纪中期,中国人成为商人、面包师或烟叶加工者。

法国华侨华人概况


中国人移居法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期。19世纪中叶,湖北的天门人和浙江的青田、温州人途经西伯利亚辗转来到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1964年中法建交后,中国大陆移民涌入法国。1990年以后,法国成为华人移居欧洲的首选目的地。据法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法国华人数量在80万到100万之间,其中30多万人聚居于大巴黎地区,形成了几处相当有规模的唐人街:巴黎13区,美丽城和龙城唐人街。

法国的华人社团目前有100多家,相对活跃的有20多家。华人社团多以亲缘、业缘和地缘为基础组建,近年来很多专业性社团逐步涌现。法国的华人社团中影响力较大的有法国华侨华人会、法国潮州会馆、法国青田同乡会、法国华商总会等。

餐饮、皮革和服装业是法国华人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餐饮是华人传统行业,以潮州菜最为有名;皮革业以批发为主,为温州人垄断,多数集中在巴黎第3区的庙街;装业也以批发为主,温州商人居多。就整体而言,法国华人经济总体规模和发展模式位于欧洲华人社会的前列,一批华二代已经顺利接班,正不断提升法国华商的经营水平。

近年来,法国华人社会开始涉足政坛。法国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参政议政的愿望日益强烈。2012年法国大选前,法国很多华人社团号召会员和其他有投票权的华人投票,而法国左右阵营也不断向华裔群体示好甚至直接拉票。

法国的华文纸媒现有7家,收费报纸有《欧洲时报》和《星岛日报》。免费报纸有《法国侨报》、《华人街报》和《欧洲商报》。其中,《法国侨报》是目前所有法国华文媒体中唯一的一份双语报纸,每期都是定点投放,读者自取,深受读者欢迎。

总体而言,法国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一直比较友好。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每年农历新年都毁在巴黎总统府举办新春招待会,宴请华人代表。法国统计局的最新移民调查显示,90%的华人移民后代以法国人自居。在当前欧洲大呼“新同化主义”政策的同时,法国也不例外。在法国,外来移民被要求尽快融入社会,即使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移民,仍会被当作“异类”来对待。不过,法国主流社会传统上认为,华人移民是模范移民群体,有点神秘,但没问题。(据《世界侨情报告》

加拿大的移民史


加拿大的历史是移民迁入的历史。在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没有从亚洲到来的时候,加拿大广袤无垠的土地还是一片荒莽。加拿大与亚洲只隔着一道浅浅的白令海峡,几万年前,冰川退缩,海水下退,白令海峡就成了连接亚加的天然陆桥。亚洲人沿着这道陆桥进入加拿大,逐渐发展为印第安和因纽特这两支加拿大土著民族。

这两个民族在加拿大的历史上活跃了数千年,他们或采集,或农耕,或渔猎,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璀璨的原始文明。在欧洲人的殖民足迹没有踏入他们的生活之前,加拿大还是一个原始落后但也平静详和的地区。

15世纪,欧洲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探险。1497年,意大利探险家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乘一艘英国船到达一个“新发现的土地”--纽芬兰(New Foundland)。他惊奇地发现,这儿的鱼群非常稠密,成群成队的大鳕鱼密密匝匝地拥堵在船的四周,船弦边随便抛下一个空篮就能捞上数条大鳕鱼。直到今天,这片大浅滩(the Great Banks)仍是世界知名的大渔场。

丰富的渔业资源自然吸引了无数的欧洲渔民。为腌制、风干所捕获的鳕鱼,一些渔业基地陆续在岸上建立起来。这些渔业基地除了向欧洲源源不断地提供鳕鱼制品外,还向欧洲提供印第安所产的各种皮毛、特别是珍贵的海狸毛。渔业和皮毛贸易的丰厚利润使加拿大成为吸引欧洲、特别是英法移民的金光闪闪的磁石。

1535年,法国探险家杰克·卡第尔(Jacques Carter)深入圣劳伦斯湾,沿圣劳伦斯河向美洲腹地--五大湖地区挺进。虽然蒙特利尔近处湍急的水流阻挡了他的西进,但他发现了比更多更广的荒凉土地更有价值的东西--皮毛。这次西进杰克·卡第尔采用了当地的休伦·易落魁人的对村落和居地的称呼--“Kanata”来称呼他所发现的地区,后来这个名字所指称的面积越来越广,最终演变为加拿大的国名。渥太华的一个区目前仍用Kanata命名。

圣劳伦斯流域盛产皮毛,在杰克之后,众多的法国皮毛商蜂拥而至,加上法国国王赐予殖民点建立者以诱人的皮毛贸易特权,星星点点的法国皮毛收购点便陆续在该河流域兴建。圣劳伦斯河渐渐成为法国人的殖民势力范围,法国人亲切地把这一片富庶的地区称作"新法兰西"。

与此同时,大英帝国也依托它的海军力量加紧在沿海地区建立更多的皮毛收购点。英法的殖民利益矛盾虽然存在,但法国内陆、英国沿海的殖民分布格局还能使双方相安无事。然而十七世纪后期,法国一扫她的欧洲众敌,一跃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法国政府开始有精力重视它的海外殖民帝国。特别是在1638年至1715年这个时期,雄心勃勃的路易十四加紧了海外帝国的重建。他派军队镇压加拿大印第安人的一支-易洛魁人,任命新法兰西总督,并向该地区投入大量资金,迁入大量人口。所有这一切都与大英帝国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1756年爆发的英法七年之战也势在必然。1763年,英国获胜,“新法兰西”于是摇身一变成为英帝国的魁北克省,从此加拿大进入了英属统治时代。

英属加拿大时代是加拿大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国家开始逐步形成。

一开始,英国统治者在魁北克地区推行同化法裔加拿大人政策,但这一政策显然不适用于这个地区。由于缺乏英裔移民的大量涌入,魁北克的日出日落仍带有浓郁的法国色彩。英国统治者开始意识到,要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用其中一元的文化来统领其他文化是不可能的。因此,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正式规定了英国刑法和法国民法在魁北克地区的并行地位。这一法案可以视作加拿大今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萌芽。

然而,英法两种文化的冲撞并非一个简单的魁北克法案所能解决。在魁北克地区,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彼此严重对立。英国政府不得已,只好于1791年将魁北克分为上下加拿大,上加拿大即现在的安大略省,下加拿大即现在的魁北克。

尽管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的对立忽起忽落,加拿大始终没有停止朝着统一独立的联邦国家迈进的脚步。早在1812年美英战争爆发前,美国就曾多次入侵加拿大,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美英战争后,加拿大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加拿大各省都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移民为加拿大注入了强大的经济活力。金灿灿的麦浪、此起彼伏的伐木声以及河湖海上流动的帆影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经济的发展对统一市场和政治自治提出了要求。19世纪30年代,加拿大经济出现危机,魁北克地区出现路易·巴皮诺 (Louis Joseph Papineau)领导的法裔暴乱,安大略地区也发生了麦肯齐 (Mackenzie) 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而且诺瓦·斯高莎省和加拿大省都相继出现民众骚乱。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加拿大的统治政策,1840年,上下加拿大被合并为一个“加拿大省”。10年后,只对民选的议会负责而不受控于英派总督的殖民政府最终在各地确立了。

19世纪50年代,加拿大又迎来一个新的经济繁荣期。1854年签订的美加互惠协议为加拿大开启了又一道经济大门。铁路的建设开始在加拿大迅速发展,便利的交通打破了各个地区互相隔绝的状态,奠定了联合统一的基础。19世纪60年代,随着互惠协议的结束和美加关系的紧张,加拿大开始谋求自身的团结统一。1864年,爱德华王子岛、纽芬兰、诺瓦·斯高莎和纽布朗斯威克及加拿大省在爱德华岛的夏洛特敦举行会议,初步讨论了成立英属加拿大联邦的建议。1867年7月1日,英属北美法令正式生效,由上、下加拿大和新斯科舍和新不伦陆克联合成立了联邦制国家加拿大自治领。

1931年,英联邦成立,加拿大成为其中一员,它与英国本土并行的自由政治地位得以确认。

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加拿大也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都派军队远赴欧洲战场,为世界和平与反法西斯的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半个多世纪前,曾有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身材高大的白衣使者,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上救死扶伤,以身殉职。他用他的行为传达了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情谊,他的名字也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心中,他就是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加拿大优秀的儿子、伟大的和平战士--白求恩。他的故事在中国流传很广,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有数万加拿大的年轻人在欧洲战场英勇地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由于加拿大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地位,她完全可以不卷入二战。但是,在连美国早期都没有参战的情况下,加拿大派出了大批军队在欧洲战场与当地军民一起抵抗敌军。当时加拿大仅有1100多万人口,其军队数额就达110多万。加拿大海陆空三军作为反法西斯的主力之一,在欧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加拿大军队艰苦地向德军推进,直捣德军的后方。当时荷兰仍沦陷于德军之手,战争带来的饥荒几乎把荷兰民众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荷兰百姓甚至以郁金香球根充饥。加拿大军队击溃了负隅顽抗的德军,拯救了荷兰人民,凯旋回师。为了纪念加拿大军队的解救之恩,每逢荷兰庆祝解放日,荷兰女王就向渥太华市赠送10万枚郁金香球根,使加国首都增添了象征着和平与友谊的灿烂花朵。原本没有郁金香的渥太华,现在不但开满各色的郁金香,每年的郁金香节也引来了无数游客。由于同样的原因,意大利人民也对加拿大有着同样特殊的感情。

加拿大政府与人民始终对世界和平报以深切的关注。加拿大军队不但在世界大战的战场上骁勇作战,而且在冷战期间及冷战后的今天都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主力与先锋。

二战后,加拿大的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1947年,艾伯塔及其他省份丰富的石油资源被开采出来,铀矿开采、铁矿加工也兴盛起来。1959年,圣劳伦斯海道的开通又刺激了加拿大经济的增长。同时,从世界各地涌来的移民流使加拿大人口激增,一座座现代化城市涌现出来,高楼鳞次栉比的市中心和宁静宜人的郊区共同织就了现代化城市的画卷。

在加拿大历史中值得一提的是华人的历史。相传,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僧人就曾经在加拿大抵岸,但真正大规模的华人入加则开始于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成千上万的中国南方沿海贫苦农民漂洋过海,沿旧金山北上到加拿大谋生。早期加拿大华人的生活充满辛酸血泪,他们干最苦最累的工作,修铁路,做仆役,却不能和其他移民一样同工同酬。他们不但不能享有政治权利,还被征收苛重的“人头税”。早期的华人只能以帮会、同乡会、唐人街等形式互帮互助。近几十年来,随着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逐步确立,华人受歧视的历史才彻底结束。

对加拿大这样一个国土广袤、人口稀少的国家来说,移民是其经济发展的支点。同化和排外的政策已被加拿大的历史所否定。70年代后,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加剧,加拿大要保持自身的经济实力,只能用一种能使各种肤色的移民包括古老的印第安移民都能安居乐业的政策来治理国家。加拿大的国策--多元文化政策和移民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20多年来,这一政策始终没有改变过。加拿大每年都有新移民加入,20多种文化也在加拿大土地上和谐地相融共处。港、澳、台及大陆的华人移民也大量增加,许多华人都把加拿大视为寻求海外发展的最佳选择。

作为一个只有1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度,她的未来还有遥远的路要走,她也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确信,以史为鉴,加拿大必将谨记移民兴邦的道路,继续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缔造一个更自由、更民主、更强大的国家。

记录历史为华人发声 海外华侨华人努力保护移民史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旧金山非盈利艺术团体“遥华风声”于3月14日在当地海事历史公园再次向民众讲述最新整理的华人移民故事。

“我无法接受华人历史竟像传话游戏般被模糊,被走样。”长期进行早期华人移民史研究和传播的美国华人荣美立,是这项活动的主要推动者。

“遥华风声”自成立起,一直致力于用口耳相传的故事还原华人移民美国历史。此次开讲仍以保护和还原为旨,让更多的人了解在美华人的早期移民史。

守护:记录历史

从被称作“卖猪仔”的契约华工,到怀揣淘金梦的“金山客”,再到华人以“三把刀”背井离乡、海外谋生,经历了众多波折的华人海外移民史至今已逾百余年。由于历史原因,华人早期移民历史的客观记载十分匮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认识到保护和完善华人移民历史的重要性,开始以各种形式对早期华人移民历史进行研究和保护。

3月7日,纽约华埠举办了记录天使岛移民历史《埃仑诗集》读书分享会。编著者之一的谭碧芳老人现场讲述了先辈华人移民在天使岛移民监狱所经历的艰辛。通过大量图片和史料,谭碧芳向当地民众展示了天使岛移民监狱的恶劣生活环境以及早期华人移民遭受的屈辱。

1月,马华下属的马来西亚华人教育基金会出资120万令吉,出版约30万本当地华文学校学生必读的华人历史参考书,以弥补课本的不足,让当地民众和华裔学生更加了解华人历史。众多海外华人社团积极为完善历史教科书奔走,致力于推动在历史教科书中如实反映早期移民所遭受的屈辱和排斥。

除了海外华人民间团体,各国政府也为华人海外传承历史工作做出贡献。为资助新西兰华人进行历史文化研究,新西兰政府曾设立专项基金,以此作为对当地华人的鼓励和支持。

坚持:赢得尊重

对海内外华人来讲,对移民历史保护的意义不仅在于自身的铭记与反思,同时也推动着世界对华人历史以及华人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保护历史,为华人发声,是众多海外华人一直致力于早期历史保护的重要意义。有分析指出,长久以来,华人海外形象受到历史偏见的影响,不仅海外贡献被忽视,社会地位也得不到提高和尊重。华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无法在异国“抬头走路”。

近年来,通过众多海外华人社团的不懈努力,早期华人移民历史逐渐被拂去尘埃,展现在大众面前。伴随而来的,还有海外对华人历史的正视和对华人移民贡献的肯定。

自2010年起,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等华人社团开始合作推动国会为《排华法案》道歉,积极展开递交请愿书等一系列工作,终于促成美国正式以立法形式就《排华法案》道歉。随后,加拿大卑诗省于2013年也就历史上对华人移民实施的不公平政策法规,向在加华人作出道歉,并对早期华人移民对加拿大所做贡献做出肯定。

一直参与推动《排华法案》道歉案的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表示,“美国华人及亚裔社区完成了要求国会就《排华法案》道歉的历史使命,这是美国华人期待已久的一天,也将是崭新的一天。”

传承:任重道远

“《排华法案》对美国华人后代影响如此重大。”荣美立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道,“我越做越感受到了解并保护历史多么重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后代逐渐认识到对历史的保护对自身身份认同和海外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青年走出唐人街,积极参与相关活动,通过自身努力和影响去推广先辈华人在当地的奋斗历史,让更多的华人和当地人去了解。

在加拿大铁路华工基金会的推动下,保护早期华工历史主题网站得以创建。网站通过所收集的珍贵历史图片以及对众多铁路华工后裔的采访材料,记录了华工在加国的早期历史。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再现了当年加国对华人实施的人头税及排华法对其家族生活的影响。而该网站的主要创办人和推动者正是海外华人第四代移民。

如今,海外华人在保护华人移民历史道路上已迈出了坚实的脚步。记录和传承历史,并使这段历史真正在海外得到正视,依然任重道远。(张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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