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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泗水事件”发生后，华侨分别致电北京晚清政府、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和上海华侨联合会，请求保护。泗水华侨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消息传至国内，引起国内朝野各界的广泛关注，维护华侨合法权益的呼声响彻华夏大地，在群众的愤怒声援下，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护侨行动。
中国向东南亚移民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有清一代，福建和东南沿海地区，地狭人稠，剩余劳动力无处安身，而此时的南洋地广人稀，资源富饶。闽粤两省与南洋仅一水之隔，得“地缘”之便，又有海外同族、同乡的召唤和吸引，一些无以谋生的民众纷纷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清初放洋出海的华南居民，以去爪哇岛各地的人数为最多。17 世纪下半叶，爪哇岛上共有五万多名中国人，至18世纪初仅巴达维亚市（雅加达）就有华人十万之多。据统计，20世纪初期，全世界华侨总数约六百三十万多人，其中东南亚（当时习惯称南洋）华侨约近四百二十万人。广大华侨多处在侨居国社会的下层，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对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赢得了当地居民的认同和赞许，相处的也十分愉快。
然而16、17世纪以来，西方殖民列强先是荷兰继而是英国的侵略触角相继侵入东南亚，华侨的社会地位由此一落千丈，处于任人宰割的社会边缘，华侨的生活只能用心酸和悲惨来形容。为了独占东南亚，荷兰殖民者不允许华人从事独立的经商活动，迫使华人只能充当开发其殖民地的劳工。1740年，荷兰殖民者为了消灭华人的经济优势，在巴达维亚城疯狂屠杀华人一万多人，造成了臭名昭著的“红溪惨案”。在进行肉体上消灭的同时，对尚存的华人采取了残酷的歧视政策，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端：
首先，课以重税，限制人身自由。东南亚殖民地中以荷兰殖民政府的赋税名目最多，税率亦最高。在荷属殖民地的外国人都不征收人头税，惟有华人不但征以重税，甚至比当地的土著居民还要加数倍。华人日常生活的任何举动，如升旗、祭祀、宰牲，以及婚嫁、埋葬、修屋、开市等皆须向殖民地官员请示，甚至在清理街道时，遇到华人住宅，也经常横加挑剔，若小有违犯，则课以重罚。邮政等其他公共机关也对华人肆意谩骂歧视，华人寄信邮汇也经常不按章办理，严重地影响了华侨的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其次，司法歧视，剥夺正当权利。殖民政府一向奉行殖民主义政策，历来不允许殖民地的被统治民族与宗主国臣民享有相等的权利。在荷属南洋群岛，1854年荷兰殖民当局把当地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而华人被列为最末等。等级不同，法律上所享受的权利也不相同。就荷兰属地的司法审判来说，它分为三等,即地方裁判所、地方高等裁判所和本邦人民裁判所。欧美及日本侨民被划入本邦人民裁判所,和荷兰人享有同等的司法权。华侨与土人被划入地方裁判所和地方高等裁判所。此外,在纳税、交通等方面华侨都受到殖民政府的歧视和严格限制。
进入20世纪，海外华侨民族主义思想有了蓬勃发展，各类华侨社团大量出现。1900年，荷属印尼华侨上层组建了一个新型的华侨社团——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在它的推动下,各地中华会馆纷纷成立。这些会馆号召侨胞革除陋习，倡导学习中国文化，创立报刊，创办教育等等，加强了华侨间的团结，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发展，加强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举世华人无不欢欣鼓舞。1912年2月19日，荷属爪哇岛泗水市华侨，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升起五色旗，鸣放爆竹，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荷兰殖民当局竟派军警武力干涉，开枪打死华侨三人，伤十余人，百余人被捕。愤怒的华侨采取闭门罢市的行动以示抗议，荷兰殖民当局进而出动大批军警强迫开市，又逮捕千余人，酿成轰动一时的“泗水事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场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 海外华侨对国内的革命活动，始终给予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华侨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都曾经积极参与，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孙中山从创办兴中会起，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几乎都来自华侨。他在总结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志士仁人的主要作用时，曾经做了这样的概括:“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又说，“同盟会之成，多赖华侨之力，军饷胥出焉”。广大爱国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持续关注和捐献的大量物资援助，是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
孙中山常年侨居海外，深知侨胞疾苦，维护华侨利益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南京临时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称华侨为“国人 ”，虽没有建立专门的管理侨务的机构，但实行积极的护侨政策，规定外交部负责管理“在外侨民事，保护在外商业”。华侨对新生政权也寄予了极大期望。 1912年2月成立了华侨联合会，成为临时政府联络海外华侨和处理华侨事务的得力助手，进一步密切了华侨与祖国人民间的联系。“泗水事件”发生后，华侨分别致电北京晚清政府、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和上海华侨联合会，请求保护。泗水华侨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消息传至国内，引起国内朝野各界的广泛关注，维护华侨合法权益的呼声响彻华夏大地，在群众的愤怒声援下，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护侨行动。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尚未被荷兰政府承认，在孙中山主持下，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于2月21日致电主掌北京大权的袁世凯，述说荷兰军警的暴行，痛陈此次外交事件“事关国体民命”，请转饬驻荷兰中国公使刘镜人与荷兰政府进行正面交涉，“以存国体，而慰侨望”。同日，王宠惠又致电巴达维亚华侨，表示慰问，并告知“已尽力向荷使交涉”。2月23日，王宠惠再次致电袁世凯，转告荷属孟嘉锡侨民代表述说的“泗水事件”的最新发展事态，指出荷属华侨为抵制荷兰当局的暴行而举行罢市以示反抗之后，荷兰军警掳掠日甚，民不聊生，事在危急，“乞鼎立交涉”。南京临时政府请求合作交涉的建议，没有得到北京当局的回应，王宠惠又于25日致电北京当局，指出泗水侨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国初立，岂尚忍如满清政府放弃责任，漠视侨民”，若不速为拯救，侨民的生命财产将受到更大的威胁。
2月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议决对荷兰交涉的四项条件：一、限三日内释放被捕华侨；二、赔偿财产损失；三、对被害者给予赔偿；四、恢复人权，华侨与欧侨和日侨一律对待。同时指出“如无满意答复，民国自有相当之对待”。王宠惠将上述要求通知荷兰外交部，并将对荷交涉的四项条件电告北京当局。2月28日，临时政府又令沿海都督禁止华工赴荷属地，以此对荷兰政府施加压力。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举措，既考虑到了国内的政情，又兼顾了中国当时在世界所处的地位，它的处理应当说是符合实际的，是值得肯定的。在临时政府屡发数电之后，袁世凯才回电称“华侨遭厄，自必竭力拯救”，在国内舆论和临时政府的催促下，北京当局也屡次致电驻荷兰公使刘镜人，要求其竭力与荷兰当局交涉。
在南京临时政府积极争取与北京当局合作交涉之际，华侨联合会等民间组织也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发动舆论声势，争取事件的早日解决。3月1 日，华侨联合会致电尚在北京的华侨联合会会长汪精卫，指出“泗水事件”“乃民国第一次交涉，如是失败，则外侮纷至”，请求调和南北，迅速交涉。3月6日，又再次致电，述说泗水最新情况，指出若只是通过公使的电报往来，势必使事件的解决旷日持久，而侨胞的损失亦会无形增大。上海公民急进党致袁世凯的电文更是词真意切，指出“泗水一案，尤宜坚持，弗轻解决。吾民等血泪矢誓，当为国涤羞。愿君努力，共挽国权”。广大民众的舆论呼吁，激起了国人的爱侨义愤，各界的通电纷至沓来，如雪片般汇成护侨的强大洪流，使荷兰当局看到了中国不同以往的护侨情结，不得不采取妥协避让的策略，加快了事件的解决进程。
由于中国政府立场强硬，民众情绪高昂，经反复交涉，迫使荷兰政府不得不释放所有被捕者，并答应如下条件：一、惩办杀害华侨的凶手；二、优礼安葬被害华侨，抚恤家属；三、受伤华侨除由荷兰政府负责医治外，并给予调养费；四、华侨财产损失如数赔偿；五、荷兰政府对旅居荷属的华侨与荷兰人同等看待。南京临时政府在“泗水事件”交涉过程中，一改晚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上软弱可欺的局面，为在海外忍气吞声的泗水侨胞争得了合法权益，“泗水事件”的成功交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使近代中国外交有了新的生机，也是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活动中的闪光点，赢得了海外华侨的广泛赞誉，使海外侨胞第一次感到独立的中国是自己的坚强后盾，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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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不仅仅受国人欢迎 中国政府也很重视
从各大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知道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美洲之行，其中包括了对哥斯达黎加为期两天的访问。此前，胡锦涛主席曾经于2008年到访。哥斯达黎加因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与中国队同组才为部分中国人所知，大多数中国人不知其名，更不知其地处何方。建交仅五年就有两任中国国家元首到访，这个遥远的小国为何受到中国政府如此重视？今天就跟哥斯达黎加移民中介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哥斯达黎加是拉美善治良治的模范生。哥政局稳定，政权顺利交接，这在曾经内战和军事政变频发的拉美非常难得。在人均国民收入不到1万美元水平下，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险，医疗服务水平在拉美领先。加之早年就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大学教育学费也很低廉，人类发展指数居拉美前列。同时，哥国自然环境好，1/4的国土为自然保护区。哥斯达黎加还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国家之一，有“拉美瑞士”之称。
和平主义的“小国外交”让哥斯达黎加国际声誉卓著。哥在1948年取消了军队，不但国内保持和平，还积极调解国家冲突。即使经济上对美国依赖很大，但哥领导人多次批评美国的战争行为，民众对美国频频发动战争也非常反感。
哥斯达黎加积极发展对华友好，到目前仍是唯一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中美洲国家。建交后，哥前总统阿里亚斯、现总统钦奇利亚任内均访华，两国间部长级以上的互访更加频繁。各项关系发展迅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前两年曾有部分议员受到美国影响反对与中国关系发展过快，但现在这种声音几乎绝迹，发展对华友好合作已经成为哥国朝野和社会的共识。
中哥经济合作潜力巨大。中国已经成为哥斯达黎加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1亿多美元。随着自由贸易协定的落实，两国贸易必将得到进一步扩大。哥急需提高基础设施，而中国恰好在该领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哥斯达黎加牛奶、咖啡等优质农产品也可以在中国找到市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到来，将强化旅游作为哥最大支柱产业的地位。中国企业的投资将为哥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哥斯达黎加民众已认识到中国带来的巨大机遇，汉语学习热情高涨，很多私立学校以能提供汉语教学课程招徕学生。庞大的汉语学习需求已经导致师资短缺，让很多受过较高教育的华人转行当上汉语教师。
哥斯达黎加可为中国拓展加勒比地区外交支点。中美洲及加勒比是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国家最集中地区，两岸曾在此进行激烈的外交争夺。地区声望很高的哥斯达黎加正起到重要支点的作用，成为中国向该地区进行经济和外交拓展的平台。不少办理哥斯达黎加投资移民的中国客户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1918年—北洋政府武装护侨大撤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给中国带来崭新的主义之前，先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其生命和财产都遭到空前威胁。
告急文电雪片般地从海参崴飞往北京：
同胞正在挨饿，一些华侨的日均粮食只有4两……
同胞正被劫掠，无论“红”“白”，只要是扛着枪的老毛子，都把华侨当做予取予夺的金库……
同胞正被屠杀，俄罗斯相互对立的武装派系，都强拉华侨的壮丁，套上一件脏兮兮的军装，这些只听得懂“乌拉”的中国人，就被投入到了枪林弹雨之中。即使未被强拉壮丁的，也在一拨拨穿制服的强盗面前，宛如待宰的羔羊。甚至连以“护侨”名义出兵俄罗斯的日本军队，也莫名其妙地对华人大开杀戒……
百万华侨翘首南望，向着北京求救。
此时中国得到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却焦头烂额，一边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一边要应对山头林立的国内各派势力，正在扯旗放炮武装暴动的革命党，牵制了政府的大量兵力。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黑暗、腐朽、反动”的北洋政府，也顶住各方压力，下令出兵西伯利亚武装护侨——甚至不顾日本的威胁警告。
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1918年，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
4000名中国陆军、1艘中国军舰，在五色国旗的引领下，开进了海参崴、开进了西伯利亚，开进了这片曾经飘扬着黄龙大旗的林海雪原……
远东告急
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
西伯利亚实在太广袤了，广袤得足以消弭任何来自欧洲的澎湃浪潮。
来自圣彼得堡的革命巨浪，涌到太平洋海岸时，几乎只剩下了几朵小小的浪花。远东地区不足1万人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在通过突然的军事政变占领了伊尔库茨克、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利（哈巴罗夫斯克）、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等战略要地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颠覆，布尔什维克依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游击战。
远东地区陷入了拉锯战。
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捍卫旧政权的白卫军(White Guard)，但也在走马灯般地替换着领袖和政权名称，“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全俄临时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鼎沸。
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派出了大量华工，其中不少由陆路经俄罗斯前往前线。俄国陷入内乱之后，这些华工陆续汇聚到伊尔库茨克等地，处境悲惨。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远东之后，海参崴等地的局势也开始不安，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来馆呼吁，接踵而至”。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力中华总商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
海参崴中华总商会在给中国总领事馆的急函中，请求“即派军舰来崴保护，并遣陆战精兵，发往离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属之图们江，及东宁县、虎林县、绥芬河四处预先驻扎，一旦有事，调遣较易。”
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在给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的急电中，呼吁“若不从速进兵保护，不念华侨受其涂炭，即中国权利亦将损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
伯力中华总商会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交通断绝，险象环生，侨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鉴原，迅赐设法派兵保护”。
阿穆尔华侨总会在发给北京的长电中，甚至详细列举了出兵的理由，除了保护华侨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之外，也鲜明地提出了，此时正是从俄罗斯手里收回晚清所丧失的利权的好机会，并且趁俄国动乱之际，在远东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抢先布局，总之，出兵“于侨民、于国际，有百益而无一害”。
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电，“商民呼吁乞援之电，日必数至”，黑河商会甚至派出代表常住沈阳，不得出兵誓不罢休。
身在动乱灾区的中国外交官们，对华侨们呼吁祖国出兵给予理解和支持。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在第一时间将海参崴的危机进展、华侨的艰难处境及热切盼望，急电传回北京，并建议中央“及早筹维，为未雨绸缪之计”。
但是，北京似乎相当为难，未能立即确定出兵。急不可耐的华侨们，说出来的话就不很中听了。“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公开指责北洋政府：“华商经营俄边界阿穆尔省，现值内乱、政乱，两党争权夺利，全省响应，华侨人口数十万，财产数万万，受该乱党扰害，实不聊生，屡请黑龙江督军进兵保护，苦无中央命令，未敢擅进，意将华侨生命财产置诸脑外。”
“海容”出击
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
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馆报告的第二天，就立即与海军部展开了磋商。此时，是1917年12月12日，距十月革命爆发仅35天，考虑到十月革命波及到远东的时差，北洋政府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及时、迅速的。
对于派遣军舰护侨，海军部毫无异义，认为理所当然，但是，“现时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布”，爱莫能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救助。
海军部的婉拒，绝非推托搪塞，此时国内的确是多事之秋。
这年7月，孙文在广东联合西南军阀等，发动第一次“护法战争”。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北洋第一舰队，投奔了南方阵营，这导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军力量大为削弱。俄国内战导致华侨告急之时，祖国的内战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各种势力在动听的口号下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假共和”，宣称自己才是“新共和”。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华侨命运，也就只能留给当家当得焦头烂额的北洋政府去操心了。
对于海军部的婉拒，外交部却并不气馁，当天再度发函，要求海军部以华侨为重、以大局为重。海军部一时处在两难的境地，直到半个月后的圣诞节当天，才答复：依然是无舰可调。
更多的呼吁信涌向了北京。海参崴中华总商会、伯力中华商会等华侨社团相继到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请愿，1918 年1 月8 日， 陆是元总领事再次致电外交部，要求中央果断调集军舰护侨，“以慰华侨之恐慌”，“以壮华侨之胆”，并“派得力陆军驻扎东宁、虎林、图们江、绥芬河四处”，确保撤侨通道的畅通。
1 月19 日，外交部将海参崴总领事馆的电报提交国务会议审议。依然被南方动乱搅得一团混乱的中央政府，同意了护侨之事。国务会议决定，由陆军部会同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驻图们江，保边护侨。2 月16日，国务会议又决定，由吉林督军调兵绥远，保护伯力华侨。但考虑到出兵入俄将引发复杂的国际问题，军队不得越境行动，主要目的就是保持撤侨通道的安全与畅通。
控制东北的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与控制北京的皖系军阀，并非同志加兄弟，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护侨的问题上，双方罕见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两省奉命，立即抽调了大批兵力。张作霖等还在华侨中推广自我保护办法：“一、财产造册送交俄官，以为损失索赔根据。二、紧急时悬挂国旗，标示华侨。三、各商设团自卫。”
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办法已经无法应付俄罗斯越来越恶化的局势。2月份，布尔什维克在海参崴暴动，推翻了当地旧政权，却未能控制局面，海参崴社会秩序彻底崩溃。日本、美国、英国也已经派出军舰，进行武装示威。
此时，南方“护法”阵营围绕着拥护孙文还是拥护约法，发生了分裂。孙文希望借护法战争之机会，建立自己的军队，要求海军总长程璧光率舰队与他协同，攻击驻守广州的桂军。桂军乃是“护法”同志，如此内讧，遭到程璧光拒绝。孙文遂带人强行登上同安、豫章两艘军舰，并轰击广州城。程璧光事后下令撤除了同安、豫章两舰舰长的职务，但2月26日，他就在光天化日下遇刺而亡。孙文与桂系相互指责对方是幕后的凶手，而若干年后，“大元帅府少将参军” 罗翼群透露，杀手是由孙的亲信朱执信亲自安排（《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这与蒋介石暗杀革命同志陶成章如出一辙。程璧光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悬案。
护法军的内讧，令中央政府的压力大为缓解。2月27日，也就是程璧光被刺杀的次日，中央收到了新任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睿的紧急报告，指出：日、英、美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我国既已实行加入战团，亦当速派军舰来崴，相机应变，不但得以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假令一旦失和，俄国退让之际，该三国对于俄国亦必有所要求，倘或咸争利权，提起分割租界事，该三国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载不遇之机会，而我国侨民较诸他国众多，若无武力以作后盾，未免向隅矣。”
邵恒睿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我侨民之众，关系之巨，处常之难，应变之险，远非他国之比。果真处于绝交或交战地位，又或猝值暴变，人有自卫之力，我何所持。人可鼓掉而去，我将焉往。前虑运粮为梗，我先受饿，兹虞风云莫测，我先蒙难”。
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
“海容”号巡洋舰，是当时中国海军的主力军舰。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向德国伏尔锵造船厂订造了3艘军舰，排水量2950吨，分别命名为“海容”、“海筹”、“海琛”，军史上统称为“海容级巡洋舰”。3舰在1937年抗日战争中，均悲壮自沉于江阴附近的长江航道，以堵塞日本海军的进攻之路。
中国派遣军舰赴俄护侨，激怒了日本。此时的日本，正致力于建立中日的共同防卫体系，以便攫取自己在“北满地区”（东北北部）的特权。中国的单独行动，大大打乱了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计划。可以说，“海容”号奉命赴俄，因力量依然单薄，对护侨来说，实际意义并不大，但这不仅是中国执政者第一次通过武装护卫的方式表示对海外侨胞的关切，更是在当时的弱势环境下，对日本逼迫的一次“软”对抗。
在日本的高压下，中央政府一边尽力敷衍日本，另一边敦促“海容”号尽快成行，将生米煮成熟饭。外交部不断催促海军部，“即日开驶”，并电告海参崴总领馆，切实做好“海容”号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补给供应。4月9日，在日本的一再责难下，“海容”号驶离国内军港，4月16日在华侨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海参崴港口。
此时的海参崴港口中，已经有了另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的商船“飞鲸”号。“飞鲸”号属于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此次奉派前往海参崴撤离华侨。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动用民用交通工具从海外撤侨。早在确定了“海容”号巡洋舰赴俄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地方，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两路加快撤侨。“飞鲸”号于4月10日出发，先期到达了海参崴。
“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当俄方禁止华侨们搬运两具棺木上船时，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海容”号巡洋舰应总领馆的要求，“派兵四十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边检人员也只能退让，“始得将枢装运”。“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4月18日），“飞鲸”号就满载了1165名华侨，起锚返航烟台港。
“海容”号巡洋舰在海参崴，还多次派兵登陆，前往保护因争夺工作机会而被当地人包围的华工。几次三番武装示威后，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大为减少。
与此同时，中央宣布放松自上年圣诞节开始执行的对俄粮食禁运，对运往海参崴的粮食车队或船队，一律从速放行，以缓解海参崴的粮食危机。国内各地立即停办赴俄工作的护照，旅俄华工最多的山东全省动员，做好侨民的安置准备。
出兵远东
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1918~1919 年就抢运出3 万名被困华工。
“海容”号巡洋舰进驻海参崴还不到一个月，“捷克军团”发动叛乱，远东局势更为混乱。
捷克军团全称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The Czechoslovak Legions），本是协约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侨民们组织了志愿军部队，加入俄、法等协约国的军队序列。而在东部前线，与俄军对抗的德奥军队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俄军，到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军中的捷克军团人数高达5万。
十月革命后，列宁与德国单独媾和。这支捷克军团宣称将加入法军队伍，继续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新生的苏联政府为不激怒德奥，下令将该军团调往海参崴，并与该军团达成协议：抵达海参崴后，即行缴械，然后从海参崴登船返回西欧。列宁此举，一是为了避免刺激德奥，二是延缓捷克军团加入法军，三是由捷克军团搬运全套武器装备到远东，加强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但这个愿望随即落空：捷克军团进入混战中的西伯利亚后，立即向布尔什维克开火，得到了各地“白卫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大力支持，沿途接连推翻并不稳固的苏维埃政权，到8月初已经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刚刚泛“红”的西伯利亚，又回归了一片“白”色。
失算后的列宁立即着手弥补，建立了红军“东方面军”，对捷克军团和白卫军展开攻击。“白”方逐渐不敌“红”方，开始步步向东撤退。而支持“白”方的协约国，包括中国在内，开始积极部署营救捷克军团的使命。
毫无疑问，拯救捷克军团，为协约国干预俄国内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也为中国出兵西伯利亚护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捷克军团事件，令远东华侨的处境更为悲惨。捷克军团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至少20多万华工滞留鄂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魏渤报告），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日军虽然数次前来赈济灾民，却明确宣布华侨不在赈济范围，连购买赈济粮的资格都没有。
同时，管理远东地区的“白卫军”高尔察克政府，为了备战，积极搜刮民间财富，而华侨、尤其是略为富裕的华侨，成为主要的盘剥对象。白俄政府不断要求华侨换领“居留票”，进行勒索，1卢布的“居留票”，对华人却要收取10卢布，军警严厉盘查，无票和过期者将被罚款甚至监禁。华人离境，只能携带500卢布现金，超额的一律没收。日本支持下的谢苗诺夫“白卫军”，仅在1919年元旦一天，就从查获的70多名华商身上，没收了高达665万卢布的巨额现金。
白俄政权之外，布尔什维克、日本军等，也纷纷印刷各自的纸币，强行兑换，令远东地区成为全球纸币币种最多、物价最为离谱的地区。加上各种政权强行征收高额税收，远东地区的华商被彻底地变成了“无产阶级”。而且，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针对华人的烧杀奸淫不绝于耳。“财产任便处置，生命随意蹂躏”，“数十万侨民生命日居釜底，千百万财产形若垒卵。”（阿穆尔省华侨总会报告）
远东华侨们再度向祖国发出呼吁：出兵！出兵！
此时，协约国各国也在积极磋商出兵干涉俄国内战，日、美、英、法等逐渐形成了共识，而北洋政府也不甘落后，与协约国列强展开外交交涉，表示中国将随同出兵西伯利亚，“此次若协商各国公共出兵，我国对于参战应尽之义务，自应一致派遣一二千人，并以保护领馆、侨商”。与此同时，北洋政府行动起来，筹划利用这一良机收回被沙俄强占的一些主权，包括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北洋政府的出兵要求，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所希望的，是将中国纳入所谓“中日共同防敌”的体系，中国只要提供基地和补给即可，日本军队将会协助保护华侨。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借机攫取在中国东北的更大利益。
北洋政府并不示弱，虽不能与日本人针锋相对，但还是实行了软对抗，将中国出兵的目的由护侨修改为“援助契克(捷克军团)为宗旨”。这一理由，得到了美国、法国的支持，美国甚至明确表示，北洋政府应自行掌控中东铁路。日本也不便继续反对，但提出中国出兵的人数不必多。
外交斡旋结束后，北洋政府确定出兵西伯利亚。出兵的真正目的有二，一是未雨绸缪，保障包括黑龙江航权在内的中国主权，防止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列强达成任何损害中国的协议；二是护侨。
8月2日~8日，日、美、英先后发表出兵宣言，正式对俄国内战实施武装干涉。日军的人数，最多时高达72000人，美、英、意、法等国军队分别达到9000人、5800人、1400人和1200人。
8月3日，已经在海参崴的“海容”号驱逐舰舰长林建章，被任命为“代将”，负责驻俄部队的全权指挥。
8月22日，北洋政府正式发表出兵宣言，陆军第九师抽调了相当于2个团的总兵力，人数达4000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机关枪部队，分6批陆续开进了西伯利亚，由团长宋焕章负责指挥。主要使命就是确保海参崴-双城子-绥芬河的撤侨通道。
中国军队的到来，大长了华侨的志气。驻俄部队不断派出小分队，应华侨的要求，前往执行拯救和保护任务。而在驻俄部队无法驻守的城市，华侨们开始成立自己的民兵组织“商团”，领事馆悄悄协助他们购置枪支弹药，增强自卫能力。
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1918~1919 年就抢运出3 万名被困华工。
武装护权
除了“庙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东铁路的问题上，也利用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有利机会，大举动作。
尽管中国出兵的公开目的是援救“白俄”，但白俄对华人的态度并未丝毫改变。
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继续屠杀和抢劫华侨，1919年1月1日他“没收”了华商们665万卢布的高额现金后，7月份再度刷新此纪录，华商们1000多万卢布被“没收”。
谢苗诺夫丝毫不顾“友邦”情谊，排华暴行越演越烈，干脆宣布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没收华侨的全部财产，禁止华侨居住。
是可忍、孰不可忍。
驻俄中国军队的枪杆子也不是摆设，在外交抗议的同时，他们并没有龟缩在“顾全大局”的乌龟壳里，而是勇敢地抗击，向敢来骚扰的“友邦”“白卫军”开火。同时，驻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力、双城子、海兰泡等地，武装护侨。
为对抗谢苗诺夫军队，在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多次催促下，中央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境外出兵计划草案”，计划在俄境的大乌里、格林木斯克、赤塔、大乌金子、伊尔库茨克等地驻兵，但最终未能实施。
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谓的“庙街事件”，中国军队面对俄罗斯白卫军、以及日军，勇敢地用枪杆子捍卫自己。
北洋政府出兵入俄的同时，为加强中俄界河的防务，中央宣布将驻守长江的“江亨”、“利捷”、“利绥”等3艘小炮艇和“利川”号武装拖船，调往东北，扩建“吉黑江防舰队”。
这是一支吃水很浅的江上舰队，却必须从海路赶往东北。为此，由海上运输舰“靖安”号拖带护送。舰队由“靖安”舰长甘联趝指挥，在1919年9月上旬到达庙街，进入黑龙江，“靖安”舰南下返航，舰队指挥权交给“江亨”号炮艇艇长陈世英。
中国收回三江的航权，这自然是俄国人和日本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舰队需在黑龙江封冻前赶往“吉黑江防舰队”司令部哈尔滨，但行进到西伯利亚大铁路桥附近，遭到白卫军和日本军队炮火阻挠，不许西下。因此，舰队被迫停泊在庙街，随后，黑龙江封冻，舰队只能在此等待开春。
此时的庙街，驻扎了俄罗斯的白卫军和日军，日军还有4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平日里，白卫军与日军对这里的2000多华侨予取予夺，双方矛盾极深。
10月份，苏联红军开始攻打庙街，白卫军要求陈世英的舰队为他们协防，遭到陈世英的拒绝。不久，红军攻入庙街，白卫军撤离，红军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包围在日本领事馆内，但因为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克。这支红军部队纪律不错，对华侨并未骚扰。因此，当他们拜访陈世英，希望从中国舰队的炮艇上拆借几门大炮时，陈世英及各艇指挥官们经过会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江亨”舰的1门边炮、“利川”舰的1门格林炮及一批炮弹，“借”给了红军。在中国大炮的帮助下，红军迅速攻占了日本领事馆，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次年春天江面解冻，在此兵力单薄的红军主动撤离，撤离时指挥官下令将日军俘虏全部处决。日军卷土重来后，发现了“惨案现场”，并通过炮弹弹壳发现了中国军队支持红军的证据，恼羞成怒，派出军舰包围了中国舰队，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陈世英一面矢口否认，推卸得一干二净，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在庙街与日军决一死战。双方相持数月，在协约国各国的调停下，调查最后也无法证实中国军队协助了红军的进攻。中国军事法庭因此仅判处陈世英革职，“永不叙用”，而日军也无奈解除了对中国舰队的包围。“永不叙用”的陈世英后来悄悄更名为陈季良，依然在海军中供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已经高居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中将指挥官，亲自指挥了抗击日本海军的江阴海空保卫战。至于下令处决日军俘虏的苏联红军指挥官，则在日苏两国就“庙街事件”谈判时，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除了“庙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东铁路的问题上，也利用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有利机会，大举动作。
1917 年12 月，哈尔滨中东铁路路区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暴动，在俄方请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预，解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部分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监督权，为撤侨工作及不久后的出兵提供了保障。1919 年8月，北洋政府宣布在哈尔滨正式成立警察总局，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大部分警权。
协约国进行共同干涉期间，中东铁路被纳入国际共管，但实际上主要由中国进行管理。1920年，协约国陆续从俄国撤兵，中东铁路的国际共管局面即将结束。由原沙俄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为了对抗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政权，公开发布告示，宣称由他负责中东铁路范围内“俄民之国家统治权”。
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立即向霍尔瓦特发出通牒，中东铁路完全属于中国领土，绝不容有第二国施行其统治权。在中央支持下，双方展开十余次谈判，中方工人开始全面罢工。当霍尔瓦特计划调动俄国护路军镇压罢工工人时，鲍贵卿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俄军俄警的武装必须一律解除。霍尔瓦特试图反抗，但鲍贵卿迅速派出军队，强行解除了俄国护路军及哈尔滨市俄国军警的所有武装。这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依靠武力收回国家主权。
北洋政府还展开了一系列收回国权的动作：
废止《中俄蒙协定》，出兵外蒙，1919 年11 月外蒙撤销自治，几乎成功回归中国；
积极提出修改《中俄伊犁条约》，与苏联地方政府在1920 年5月签署新的局部通商协定，废除了旧约中的不少不平等条款；
1920 年9 月发布大总统令，废除俄侨领事裁判权，收回俄租界；
1921 年8 月，《中俄伊犁条约》第四次十年届满，因无俄方政府可谈判修约，1922 年1 月以大总统令方式宣布废止俄商陆路减免税特权……
一个虽仍羸弱，却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新形象，正出现在世人面前。
自强自立
在列强、尤其日苏两大强邻的操纵下，本该专注于国家建设的中国，却被深深卷入了争权夺利的内乱之中，城头变换大王旗，华侨再度成为被遗忘的弃民。
随着协约国军队陆续撤离，北洋政府也宣布从俄国境内撤兵。中国历史上首次武装护侨、撤侨告一段落。
苏联政权发布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攫取的在华特权。这曾经被讴歌为苏联的伟大情谊，而实际上，其所宣布放弃的特权，大多已经被北洋政府在此期间实际收回，苏联即使不放弃，也无法实际行使。
民国著名学者曾友豪在《中俄协定给予中国之利害》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要知道中国（从中苏谈判）所得的利益，并不一定是苏俄高兴给的，其实苏俄简直没有供给这些利益的能力。譬前俄帝国和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自民国六年俄国帝制灭亡后，已不再为中国承认。纵使这一次苏俄政府不肯放弃前俄帝国与中国缔结的条约，苏俄也没有法子使中国承认。”
果然，新生的苏联那动听的“主义”之歌，只是其在国际孤立、四面楚歌状态下的缓兵之计和“合纵连横”之策。实际上，其脚跟尚未站稳时，远东苏维埃政权就悍然宣布，中东铁路界区为苏联领土。
1921年初，海兰泡、伯力等地再度发生排华事件，应侨胞要求，北洋政府在6月份再度“派军舰江亨赴黑河，利捷驻三江口，利绥、利川赴伯利”，“专备保护侨民之用”。但是，这似乎成了北洋政府护侨的绝响。
在列强、尤其日苏两大强邻的操纵下，本该专注于国家建设的中国，却被深深卷入了争权夺利的内乱之中，城头变换大王旗，华侨再度成为被遗忘的弃民。
护侨之兴衰，恰恰验证了《左传》中的箴言：“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巴黎13区中国城变迁：老侨低调 侨二代学业卓著
据法国欧洲时报网援引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报道，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巴黎13区开始成型的华人区，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已经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中国城之一。每年中国传统新年之际规模逐年扩大的嘉年华彩装大游行体现着这种发展，张扬的锣鼓也反映出这里华人社团的人文变迁。
巴黎13区的中国城主要集中在由绍瓦西、伊夫利和马塞纳三条大街构成的一个三角区域。
亚洲移民的到来大大改变了13区的经济与人文景观。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更是一个走向萧条的工业区，有汽车制造厂，有巧克力工厂，也有皮革作坊等等。而如今这里已经完全是亚洲特色的商业区。而这里所谓的亚洲，其实更是中国。华裔商人在13区接手闲置店面重新创业，早期的服装加工厂逐渐被出售亚洲商品的商店和餐厅所取代。
30多年后，这里有近300家由亚洲人持有的店铺，其中大部分为餐馆，这里近80%的华人都在商海中沉浮。1976年由老挝华人陈氏兄弟开办的陈氏超市，如今已经从当年的亚洲食品小店发展成有5家分店、雇员450多人的大型超市。
13区的唐人街并不像旧金山唐人街那样建筑风格明确，他的形成也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很长时间内，由于文化与语言上的障碍，这里的华人更像是一个封闭的社团，在法国人眼中更像是一个难知究竟的谜。这些华人虽然很能吃苦耐劳，但处事谨慎低调。
这些华人不把融入的必要性传授给了下一代，他们的孩子往往是学习上的佼佼者，父母白手起家的艰辛变成了孩子在学校奋发努力的激励，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法国社会，以至于作为13区中国城兴起的核心要素的家族经营模式如今显现出后继无人，因为他们的子女或孙子女如今更多的是医生、是律师、是高管……
30几年过去，13区华人社团的构成与人文版图逐渐变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开始频频收购早一代华人无法持续经营的产业。他们有更加符合时代的经营思维，更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如今的13区华人社团也不再像早年那样低调，最近20年，每逢中国传统新年，他们都组织彩装大游行，规模一年比一年壮大，内容也一年比一年丰富，吸引着上万法国人前来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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