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民条件。
据法国欧洲时报网援引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报道，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巴黎13区开始成型的华人区，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已经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中国城之一。每年中国传统新年之际规模逐年扩大的嘉年华彩装大游行体现着这种发展，张扬的锣鼓也反映出这里华人社团的人文变迁。
巴黎13区的中国城主要集中在由绍瓦西、伊夫利和马塞纳三条大街构成的一个三角区域。
亚洲移民的到来大大改变了13区的经济与人文景观。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更是一个走向萧条的工业区，有汽车制造厂，有巧克力工厂，也有皮革作坊等等。而如今这里已经完全是亚洲特色的商业区。而这里所谓的亚洲，其实更是中国。华裔商人在13区接手闲置店面重新创业，早期的服装加工厂逐渐被出售亚洲商品的商店和餐厅所取代。
30多年后，这里有近300家由亚洲人持有的店铺，其中大部分为餐馆，这里近80%的华人都在商海中沉浮。1976年由老挝华人陈氏兄弟开办的陈氏超市，如今已经从当年的亚洲食品小店发展成有5家分店、雇员450多人的大型超市。
13区的唐人街并不像旧金山唐人街那样建筑风格明确，他的形成也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很长时间内，由于文化与语言上的障碍，这里的华人更像是一个封闭的社团，在法国人眼中更像是一个难知究竟的谜。这些华人虽然很能吃苦耐劳，但处事谨慎低调。
这些华人不把融入的必要性传授给了下一代，他们的孩子往往是学习上的佼佼者，父母白手起家的艰辛变成了孩子在学校奋发努力的激励，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法国社会，以至于作为13区中国城兴起的核心要素的家族经营模式如今显现出后继无人，因为他们的子女或孙子女如今更多的是医生、是律师、是高管……
30几年过去，13区华人社团的构成与人文版图逐渐变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开始频频收购早一代华人无法持续经营的产业。他们有更加符合时代的经营思维，更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如今的13区华人社团也不再像早年那样低调，最近20年，每逢中国传统新年，他们都组织彩装大游行，规模一年比一年壮大，内容也一年比一年丰富，吸引着上万法国人前来观看。
精选阅读
如何申请希腊移民二代居留？
希腊移民二代居留是希腊政府推出的为在希腊出生的移民二代和不出生在希腊但在希腊接受教育的移民二代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新型居留类型。
居留优势
二代居留和欧盟居留相比，除了没有欧盟工作权外，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优势的：
1、有效期长达5年；
2、自动延续；
3、有工作权和参与任何经济活动的权利；
4、可以申请国籍。
出生在希腊，年满18周岁申请所需要的手续
护照首页；
4 张护照格式照片；
社保医疗本或私人的医疗保险合同；
居留电子税票300；
制卡费电子税票 16 ；
希腊出生纸。
不出生在希腊，在希腊接受教育年满18周岁申请所需要的手续
护照首页；
4 张护照格式照片；
社保医疗本或私人的医疗保险合同；
居留电子税票300；
制卡费电子税票 16 ；
希腊学校至少六年的教育证明(小学6年或初高中6年）。
加拿大移民中,二代中国移民收入高于白人
加拿大是现在人们移民最火热的国家之一，当然也有一些人移民到加拿大后担心陌生环境，语言不通，在那边生活会很困难。但这些并不是问题，有数据显示，在加拿大移民中，二代中国移民表现是最突出的，已经超越了前辈，甚至是高于白人，是非常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下面我们一起看看二代中国移民的具体情况。
二代中移民收入最高：总部设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Canadian Studies)通过对2016年人口普查资料所做的详细研究显示，在35-44岁年龄组的劳动人口中，第二代中国移民的收入最高，年平均收入为,398，比第一代移民即他们的父母一辈的,085高出一半还多，差不多高出52%。
超越父母辈收入最多的则是第二代南亚裔移民，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为,671，而他们父母辈则是,978，第二代南亚裔移民的收入比父母辈更高出60%。
二代少数族裔收入高于白人：报告作者之一的Jack Jedwab表示，在第一代移民中，少数族裔移民平均年收入为,065，少于白人移民第一代，后者的平均收入为,978。
但是，第二代少数族裔移民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收入不仅高于父母辈，而且也超过了白人移民第二代。
根据该协会的报告，第二代少数族裔移民税后的平均收入为,994，不仅比第一代的父母辈高出47%，也超过了第二代白人移民的,174，而第二代白人移民只比他们父母辈的收入高出13%左右，由此可见，从加拿大整体上来看，第二代少数族裔移民在工作及挣钱方面要强于白人第二代。
但是，具体到GTA地区，白人第二代在工作及挣钱方面的表现要优于少数族裔第二代，前者的税后平均收入为,392，而后者则为,755。
所以在上面的对比数据可以看出，二代中国移民的表现是最优秀的，其实不仅仅是在表现在收入方面，在教育方面，二代中国移民也是在西方世界当中表现最好的，可见他们在父辈的努力帮助下自己也是没少下功夫的。那么想移民加拿大的你们还在等什么，为了你们的后代也应该早些行动起来了。
西班牙移民新政出台在即 华人二代忙买房
近几年，备受关注的西班牙房产行业，受持续低迷的经济影响，近年来也是几番风云、动荡不安。为吸引来自欧盟以外的富豪来西班牙投资，以填补国库空缺，政府几度试水。其中，去年传出的“16万欧元购房得居留”的政策和今年推出的“50万欧元购房得居留、200万欧元投资移民”新规这两次大动作尤为瞩目，也引起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响。
政府将根据前面的试运作进行综合调整和分析，保守估计，西班牙移民新政应该会在近两个月内正式出台。据悉，随着政府闹哄哄的试运作政策出台前后，西班牙房产界早已按捺不住，开始酝酿大举进军中国市场的宏伟目标了。
面对政策的几度调整，业内人士表示，根据业内观察，政府出台的政策也咨询过中国官方去年的16万欧元政策，门槛过低，成交量倍增。今年5月份出台了50万欧元政策后，成交量又随之急剧下降，政府即马上往回调整。他认为，按照往年惯例，政策的审核过程需至少一、两个月时间，一般不会超过3个月，但也可能会达半年之久，直至回到正常的数据。
可以看到，以上介绍的这两个购房送居留的政策中设定了诸多限制条款，令不少中国客户望而却步。比如，中国人在西班牙买房后，可能有以下限制条件每年需在西班牙居住六个月零一天才能获得第二年的居留延续许可、只能消费不能工作、一年至少2万6千5百欧元的消费记录、不能享受福利待遇和社会救助金(可自己上医疗保险)、孩子上学也要缴纳学费等。可能对买房人也有苛刻规定，比如没有刑事记录，不涉及正在审理的案件，购房必须一次性付清，必须提交房款已付税金的证明，房款必须通过中国的银行汇入西班牙银行等等。
据了解，虽然本地西班牙人的购房成交量一直未有起色，但华人二代的购房举动亦引起关注，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渐形成购房的华二代群体，年龄基本在30岁至45岁之间，有自己的店铺或与人合股经营；
2、由于在当地工作和生活，所以购房目的大多为居住方便或为下一代打好基础；
3、基本选择贷款买房，但也不排除非常便宜的房子采用一次性付清；
4、成交的房屋价格，平均在10万欧元上下。
5、购买的房子户型较小，但经济实用。
据西班牙投资移民专家了解，导致当地华人买房的最直接原因仍然是房价低。不少外国人也看准时机，以低价买进房产，准备在西班牙经济好转后大赚一笔。
1946年百万日本侨俘葫芦岛大遣返
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特别提到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温家宝总理说：“在这里，我还想提及一件事。中国东北的港口城市葫芦岛，曾是侵华日军运送石油的地方。就在几座残留的储油罐旁，矗立着一块石碑，记载着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在交通不便、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全力帮助105万日本侨民平安返回家园的历史一幕…….贵国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在参加葫芦岛大遣返纪念活动时说：‘葫芦岛大遣返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宏大量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
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05年，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日本就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1936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内阁就正式宣布，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提出了从1937年起，用20年的时间，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总数达到100万户、500万人的移民计划。
到1945年“八一五” 光复时，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侨总数大约在160万人以上，此外还有70多万日本关东军。据日本政府战后公布的数字表明，日本战败投降时，滞留在海外的侨民和军人总计达629万人。而在中国东北（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日侨和日本军人就达到237．4万人，占海外日本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当时，在中国华北、华东、华南、香港、台湾等地的日侨以及被缴了械的日军，都已陆续被日本政府设法安排接运回国。唯独对滞留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日本政府迟迟未做反应，甚至对此始终讳莫如深。 直到1991年12月前苏联解体，有关人士在前苏联国家档案馆发现一批有关东北日侨的历史档案资料，才使这一谜底揭开。
早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8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根据该项政策，制定出“为了帝国复兴，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大陆”的计划。同时，日本陆军大本营对苏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大佐，作为大本营的特派军使飞到新京（长春），向关东军司令部传达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有关精神，并亲笔起草一份送给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关于关东军方面停战状况的实施报告》。
该报告称，目前日侨在中国东北总人数为135万人，他们基本都是从事文化教育、工商企业等方面事业的骨干。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他们负责的机构失去了功能，他们的活动也基本停止了。日方希望通过在苏军的帮助下，让日本侨民包括解除武装的军人恢复正常活动，并在苏军的庇护下，在继续在中国东北定居生活。同时，该报告还明确在东北定居生活的日本人可以放弃日本国籍。当时的日本政府竟然采取了这种令人齿寒的弃民政策。
1945年9月5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求见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请求联合国解除对日本的船舶封锁及海洋禁航。麦克阿瑟表示如果为了撤退侨民，可以解除对日本船只的封锁和禁航，日本可以对这些船只经过修理后加以使用。12月12日，美国作出了对中国日侨的决策。“如果不完全消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就不能达到太平洋的真正和平”。“为了消除日本的影响力残留在中国的可能性，美国将就遣返日本人和非武装化问题，承担明确责任。”
苏联一方对此的态度更加明朗，“我们决不允许，在我们邻界的国土上，生活着一群与我们有宿仇，而且像狼一样险恶的人。”前苏联红军退役将领柯罗达夫引用他们的统帅华西列夫斯基的话，说明当时苏联人对滞留中国东北日侨的态度。基于这样的态度，苏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日本人提出的请求，甚至不惜违背《波茨坦公告》中的“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的条款，将他们能够搜捕得到的计达59．4万日本关东军战俘，连同148名高级将领，全部押往苏联西伯利亚等地 “劳动改造”。
针对大批日侨滞留中国东北问题，美、苏两国的态度十分明确，中国国民政府也很快作出了回应，完全赞同美、苏两国关于遣返日侨的决议。后经中美双方多次举行会谈，最终决定从1946年4月起，开始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俘。
当时，中美双方曾设想同时利用东北地区的大连、营口、葫芦岛3个港口遣返日侨俘，这样会使遣返的速度能够更快一些。然而，这一设想遭到苏军的反对。苏军以大连、营口为商港，不能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活动为由予以拒绝。但是，为了遣返日侨工作顺利进行，苏联方面承诺，苏军管理区即旅顺、大连地区的27万日侨由苏军负责遣返。因为苏军的拒绝，东北地区唯可利用的港口也就只有葫芦岛了。葫芦岛港阔水深长年不冻，能够随时停泊巨型舰船，而且还有铁路直达码头，交通运输甚是便利，由此使葫芦岛港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遣返百万日侨这一历史重任。
1946年5月7日上午，两艘装载着2489名日侨的美国轮船驶离了葫芦岛港。他们作为第一批遣返归国的人员，从这里迈出了归国还乡的第一步，由此拉开了葫芦岛大遣返的序幕。
从这一天开始，在长春、沈阳、鞍山、四平、营口等地，到锦州、锦西、葫芦岛之间的铁路线上，每天都奔驰着载运日本侨俘的列车。这些列车几乎全是挡板很低、没有顶篷的货车。有的列车全是平板车皮，四边立起几根木棒，再用木板围拢起来，以防有人跌落发生不测。遣返日侨只背着简单的行李，很多人只拿着一个啤酒瓶子或汽水瓶子，既当水壶又当枕头。
1946年11月27日，最后一艘载运日侨俘的轮船“第一大海丸”即将离开葫芦岛港。民国政府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应日侨善后联络处官员们的邀请，来到船上进行礼节性的送行。
当李修业一行登上甲板时，候在上面的日本人全体起立，向中国军人行九十度鞠躬礼。应日侨善后联络处负责人野村的再三邀请，李修业将军作了即兴演话：“……中国人民近几十年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欺辱，千言万语也说不尽。现在日本战败了，投降了，但是我们没有采取冤冤相报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如果按你们日本人过去对待我们中国人的做法，你们这些人都应该枪毙。中国虽然穷，用来枪毙你们的子弹，还是不成问题。……我们中国人胸怀大度以德报怨，把你们妥善地遣返回国，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崇高美德和人道主义。你们回去以后，要仔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再见吧！”
李修业将军演讲结束，日侨代表川岛丰太郎致了答谢词，日侨善后联络处负责人野村向李修业将军赠送了锦旗和感谢状。那锦旗上写着：感谢中国。
当日下午16时16分， “第一大海丸”鸣笛三声，缓缓离岸。至此，举世瞩目的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历时6个月，遣返日侨俘计达1051047人。此期间葫芦岛人作出了巨大奉献。当时入境待运的日侨俘在葫芦岛停留时间短者7天，长者半月，也有一部分人停留一月两月，乃至半年不等。
据史料记载，停留葫芦岛期间，日侨俘所需的食物全部由当地百姓负责提供。仅按每个日侨俘在葫芦岛食用２．５公斤粮食计算，１０５万人计需２６２．５万公斤粮食，而当时葫芦岛周边地区的年产粮量仅为４００万公斤。很多人家口粮不足，为了保证日侨安全遣返，他们常常把仅有的一点粮食贡献出来。高粱、苞米、地瓜、土豆什么品种都有，而他们自己则时常依靠野菜充饥。正是由于葫芦岛人的如此仗义之举，很多归国日侨才把葫芦岛视为他们的再生之地，称葫芦岛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地方。
中国政府辛亥革命后的首次护侨事件
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泗水事件”发生后，华侨分别致电北京晚清政府、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和上海华侨联合会，请求保护。泗水华侨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消息传至国内，引起国内朝野各界的广泛关注，维护华侨合法权益的呼声响彻华夏大地，在群众的愤怒声援下，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护侨行动。
中国向东南亚移民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有清一代，福建和东南沿海地区，地狭人稠，剩余劳动力无处安身，而此时的南洋地广人稀，资源富饶。闽粤两省与南洋仅一水之隔，得“地缘”之便，又有海外同族、同乡的召唤和吸引，一些无以谋生的民众纷纷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清初放洋出海的华南居民，以去爪哇岛各地的人数为最多。17 世纪下半叶，爪哇岛上共有五万多名中国人，至18世纪初仅巴达维亚市（雅加达）就有华人十万之多。据统计，20世纪初期，全世界华侨总数约六百三十万多人，其中东南亚（当时习惯称南洋）华侨约近四百二十万人。广大华侨多处在侨居国社会的下层，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对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赢得了当地居民的认同和赞许，相处的也十分愉快。
然而16、17世纪以来，西方殖民列强先是荷兰继而是英国的侵略触角相继侵入东南亚，华侨的社会地位由此一落千丈，处于任人宰割的社会边缘，华侨的生活只能用心酸和悲惨来形容。为了独占东南亚，荷兰殖民者不允许华人从事独立的经商活动，迫使华人只能充当开发其殖民地的劳工。1740年，荷兰殖民者为了消灭华人的经济优势，在巴达维亚城疯狂屠杀华人一万多人，造成了臭名昭著的“红溪惨案”。在进行肉体上消灭的同时，对尚存的华人采取了残酷的歧视政策，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端：
首先，课以重税，限制人身自由。东南亚殖民地中以荷兰殖民政府的赋税名目最多，税率亦最高。在荷属殖民地的外国人都不征收人头税，惟有华人不但征以重税，甚至比当地的土著居民还要加数倍。华人日常生活的任何举动，如升旗、祭祀、宰牲，以及婚嫁、埋葬、修屋、开市等皆须向殖民地官员请示，甚至在清理街道时，遇到华人住宅，也经常横加挑剔，若小有违犯，则课以重罚。邮政等其他公共机关也对华人肆意谩骂歧视，华人寄信邮汇也经常不按章办理，严重地影响了华侨的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其次，司法歧视，剥夺正当权利。殖民政府一向奉行殖民主义政策，历来不允许殖民地的被统治民族与宗主国臣民享有相等的权利。在荷属南洋群岛，1854年荷兰殖民当局把当地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而华人被列为最末等。等级不同，法律上所享受的权利也不相同。就荷兰属地的司法审判来说，它分为三等,即地方裁判所、地方高等裁判所和本邦人民裁判所。欧美及日本侨民被划入本邦人民裁判所,和荷兰人享有同等的司法权。华侨与土人被划入地方裁判所和地方高等裁判所。此外,在纳税、交通等方面华侨都受到殖民政府的歧视和严格限制。
进入20世纪，海外华侨民族主义思想有了蓬勃发展，各类华侨社团大量出现。1900年，荷属印尼华侨上层组建了一个新型的华侨社团——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在它的推动下,各地中华会馆纷纷成立。这些会馆号召侨胞革除陋习，倡导学习中国文化，创立报刊，创办教育等等，加强了华侨间的团结，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发展，加强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举世华人无不欢欣鼓舞。1912年2月19日，荷属爪哇岛泗水市华侨，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升起五色旗，鸣放爆竹，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荷兰殖民当局竟派军警武力干涉，开枪打死华侨三人，伤十余人，百余人被捕。愤怒的华侨采取闭门罢市的行动以示抗议，荷兰殖民当局进而出动大批军警强迫开市，又逮捕千余人，酿成轰动一时的“泗水事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场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 海外华侨对国内的革命活动，始终给予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华侨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都曾经积极参与，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孙中山从创办兴中会起，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几乎都来自华侨。他在总结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志士仁人的主要作用时，曾经做了这样的概括:“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又说，“同盟会之成，多赖华侨之力，军饷胥出焉”。广大爱国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持续关注和捐献的大量物资援助，是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
孙中山常年侨居海外，深知侨胞疾苦，维护华侨利益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南京临时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称华侨为“国人 ”，虽没有建立专门的管理侨务的机构，但实行积极的护侨政策，规定外交部负责管理“在外侨民事，保护在外商业”。华侨对新生政权也寄予了极大期望。 1912年2月成立了华侨联合会，成为临时政府联络海外华侨和处理华侨事务的得力助手，进一步密切了华侨与祖国人民间的联系。“泗水事件”发生后，华侨分别致电北京晚清政府、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和上海华侨联合会，请求保护。泗水华侨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消息传至国内，引起国内朝野各界的广泛关注，维护华侨合法权益的呼声响彻华夏大地，在群众的愤怒声援下，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护侨行动。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尚未被荷兰政府承认，在孙中山主持下，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于2月21日致电主掌北京大权的袁世凯，述说荷兰军警的暴行，痛陈此次外交事件“事关国体民命”，请转饬驻荷兰中国公使刘镜人与荷兰政府进行正面交涉，“以存国体，而慰侨望”。同日，王宠惠又致电巴达维亚华侨，表示慰问，并告知“已尽力向荷使交涉”。2月23日，王宠惠再次致电袁世凯，转告荷属孟嘉锡侨民代表述说的“泗水事件”的最新发展事态，指出荷属华侨为抵制荷兰当局的暴行而举行罢市以示反抗之后，荷兰军警掳掠日甚，民不聊生，事在危急，“乞鼎立交涉”。南京临时政府请求合作交涉的建议，没有得到北京当局的回应，王宠惠又于25日致电北京当局，指出泗水侨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国初立，岂尚忍如满清政府放弃责任，漠视侨民”，若不速为拯救，侨民的生命财产将受到更大的威胁。
2月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议决对荷兰交涉的四项条件：一、限三日内释放被捕华侨；二、赔偿财产损失；三、对被害者给予赔偿；四、恢复人权，华侨与欧侨和日侨一律对待。同时指出“如无满意答复，民国自有相当之对待”。王宠惠将上述要求通知荷兰外交部，并将对荷交涉的四项条件电告北京当局。2月28日，临时政府又令沿海都督禁止华工赴荷属地，以此对荷兰政府施加压力。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举措，既考虑到了国内的政情，又兼顾了中国当时在世界所处的地位，它的处理应当说是符合实际的，是值得肯定的。在临时政府屡发数电之后，袁世凯才回电称“华侨遭厄，自必竭力拯救”，在国内舆论和临时政府的催促下，北京当局也屡次致电驻荷兰公使刘镜人，要求其竭力与荷兰当局交涉。
在南京临时政府积极争取与北京当局合作交涉之际，华侨联合会等民间组织也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发动舆论声势，争取事件的早日解决。3月1 日，华侨联合会致电尚在北京的华侨联合会会长汪精卫，指出“泗水事件”“乃民国第一次交涉，如是失败，则外侮纷至”，请求调和南北，迅速交涉。3月6日，又再次致电，述说泗水最新情况，指出若只是通过公使的电报往来，势必使事件的解决旷日持久，而侨胞的损失亦会无形增大。上海公民急进党致袁世凯的电文更是词真意切，指出“泗水一案，尤宜坚持，弗轻解决。吾民等血泪矢誓，当为国涤羞。愿君努力，共挽国权”。广大民众的舆论呼吁，激起了国人的爱侨义愤，各界的通电纷至沓来，如雪片般汇成护侨的强大洪流，使荷兰当局看到了中国不同以往的护侨情结，不得不采取妥协避让的策略，加快了事件的解决进程。
由于中国政府立场强硬，民众情绪高昂，经反复交涉，迫使荷兰政府不得不释放所有被捕者，并答应如下条件：一、惩办杀害华侨的凶手；二、优礼安葬被害华侨，抚恤家属；三、受伤华侨除由荷兰政府负责医治外，并给予调养费；四、华侨财产损失如数赔偿；五、荷兰政府对旅居荷属的华侨与荷兰人同等看待。南京临时政府在“泗水事件”交涉过程中，一改晚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上软弱可欺的局面，为在海外忍气吞声的泗水侨胞争得了合法权益，“泗水事件”的成功交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使近代中国外交有了新的生机，也是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活动中的闪光点，赢得了海外华侨的广泛赞誉，使海外侨胞第一次感到独立的中国是自己的坚强后盾，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移民网(ym16.com)为您提供最全面最新的移民相关知识和政策，帮助您解决移民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其中《巴黎13区中国城变迁：老侨低调 侨二代学业卓著》的内容由移民知识小编2022精选编辑整理而成，希望对您的移民有所帮助，欢迎您通过中国移民条件专题访问更多精彩移民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