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移民经验。
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特别提到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温家宝总理说：“在这里，我还想提及一件事。中国东北的港口城市葫芦岛，曾是侵华日军运送石油的地方。就在几座残留的储油罐旁，矗立着一块石碑，记载着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在交通不便、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全力帮助105万日本侨民平安返回家园的历史一幕…….贵国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在参加葫芦岛大遣返纪念活动时说：‘葫芦岛大遣返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宏大量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
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05年，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日本就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1936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内阁就正式宣布，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提出了从1937年起，用20年的时间，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总数达到100万户、500万人的移民计划。
到1945年“八一五” 光复时，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侨总数大约在160万人以上，此外还有70多万日本关东军。据日本政府战后公布的数字表明，日本战败投降时，滞留在海外的侨民和军人总计达629万人。而在中国东北（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日侨和日本军人就达到237．4万人，占海外日本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当时，在中国华北、华东、华南、香港、台湾等地的日侨以及被缴了械的日军，都已陆续被日本政府设法安排接运回国。唯独对滞留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日本政府迟迟未做反应，甚至对此始终讳莫如深。 直到1991年12月前苏联解体，有关人士在前苏联国家档案馆发现一批有关东北日侨的历史档案资料，才使这一谜底揭开。
早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8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根据该项政策，制定出“为了帝国复兴，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大陆”的计划。同时，日本陆军大本营对苏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大佐，作为大本营的特派军使飞到新京（长春），向关东军司令部传达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有关精神，并亲笔起草一份送给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关于关东军方面停战状况的实施报告》。
该报告称，目前日侨在中国东北总人数为135万人，他们基本都是从事文化教育、工商企业等方面事业的骨干。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他们负责的机构失去了功能，他们的活动也基本停止了。日方希望通过在苏军的帮助下，让日本侨民包括解除武装的军人恢复正常活动，并在苏军的庇护下，在继续在中国东北定居生活。同时，该报告还明确在东北定居生活的日本人可以放弃日本国籍。当时的日本政府竟然采取了这种令人齿寒的弃民政策。
1945年9月5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求见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请求联合国解除对日本的船舶封锁及海洋禁航。麦克阿瑟表示如果为了撤退侨民，可以解除对日本船只的封锁和禁航，日本可以对这些船只经过修理后加以使用。12月12日，美国作出了对中国日侨的决策。“如果不完全消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就不能达到太平洋的真正和平”。“为了消除日本的影响力残留在中国的可能性，美国将就遣返日本人和非武装化问题，承担明确责任。”
苏联一方对此的态度更加明朗，“我们决不允许，在我们邻界的国土上，生活着一群与我们有宿仇，而且像狼一样险恶的人。”前苏联红军退役将领柯罗达夫引用他们的统帅华西列夫斯基的话，说明当时苏联人对滞留中国东北日侨的态度。基于这样的态度，苏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日本人提出的请求，甚至不惜违背《波茨坦公告》中的“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的条款，将他们能够搜捕得到的计达59．4万日本关东军战俘，连同148名高级将领，全部押往苏联西伯利亚等地 “劳动改造”。
针对大批日侨滞留中国东北问题，美、苏两国的态度十分明确，中国国民政府也很快作出了回应，完全赞同美、苏两国关于遣返日侨的决议。后经中美双方多次举行会谈，最终决定从1946年4月起，开始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俘。
当时，中美双方曾设想同时利用东北地区的大连、营口、葫芦岛3个港口遣返日侨俘，这样会使遣返的速度能够更快一些。然而，这一设想遭到苏军的反对。苏军以大连、营口为商港，不能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活动为由予以拒绝。但是，为了遣返日侨工作顺利进行，苏联方面承诺，苏军管理区即旅顺、大连地区的27万日侨由苏军负责遣返。因为苏军的拒绝，东北地区唯可利用的港口也就只有葫芦岛了。葫芦岛港阔水深长年不冻，能够随时停泊巨型舰船，而且还有铁路直达码头，交通运输甚是便利，由此使葫芦岛港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遣返百万日侨这一历史重任。
1946年5月7日上午，两艘装载着2489名日侨的美国轮船驶离了葫芦岛港。他们作为第一批遣返归国的人员，从这里迈出了归国还乡的第一步，由此拉开了葫芦岛大遣返的序幕。
从这一天开始，在长春、沈阳、鞍山、四平、营口等地，到锦州、锦西、葫芦岛之间的铁路线上，每天都奔驰着载运日本侨俘的列车。这些列车几乎全是挡板很低、没有顶篷的货车。有的列车全是平板车皮，四边立起几根木棒，再用木板围拢起来，以防有人跌落发生不测。遣返日侨只背着简单的行李，很多人只拿着一个啤酒瓶子或汽水瓶子，既当水壶又当枕头。
1946年11月27日，最后一艘载运日侨俘的轮船“第一大海丸”即将离开葫芦岛港。民国政府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应日侨善后联络处官员们的邀请，来到船上进行礼节性的送行。
当李修业一行登上甲板时，候在上面的日本人全体起立，向中国军人行九十度鞠躬礼。应日侨善后联络处负责人野村的再三邀请，李修业将军作了即兴演话：“……中国人民近几十年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欺辱，千言万语也说不尽。现在日本战败了，投降了，但是我们没有采取冤冤相报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如果按你们日本人过去对待我们中国人的做法，你们这些人都应该枪毙。中国虽然穷，用来枪毙你们的子弹，还是不成问题。……我们中国人胸怀大度以德报怨，把你们妥善地遣返回国，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崇高美德和人道主义。你们回去以后，要仔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再见吧！”
李修业将军演讲结束，日侨代表川岛丰太郎致了答谢词，日侨善后联络处负责人野村向李修业将军赠送了锦旗和感谢状。那锦旗上写着：感谢中国。
当日下午16时16分， “第一大海丸”鸣笛三声，缓缓离岸。至此，举世瞩目的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历时6个月，遣返日侨俘计达1051047人。此期间葫芦岛人作出了巨大奉献。当时入境待运的日侨俘在葫芦岛停留时间短者7天，长者半月，也有一部分人停留一月两月，乃至半年不等。
据史料记载，停留葫芦岛期间，日侨俘所需的食物全部由当地百姓负责提供。仅按每个日侨俘在葫芦岛食用２．５公斤粮食计算，１０５万人计需２６２．５万公斤粮食，而当时葫芦岛周边地区的年产粮量仅为４００万公斤。很多人家口粮不足，为了保证日侨安全遣返，他们常常把仅有的一点粮食贡献出来。高粱、苞米、地瓜、土豆什么品种都有，而他们自己则时常依靠野菜充饥。正是由于葫芦岛人的如此仗义之举，很多归国日侨才把葫芦岛视为他们的再生之地，称葫芦岛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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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北洋政府武装护侨大撤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给中国带来崭新的主义之前，先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其生命和财产都遭到空前威胁。
告急文电雪片般地从海参崴飞往北京：
同胞正在挨饿，一些华侨的日均粮食只有4两……
同胞正被劫掠，无论“红”“白”，只要是扛着枪的老毛子，都把华侨当做予取予夺的金库……
同胞正被屠杀，俄罗斯相互对立的武装派系，都强拉华侨的壮丁，套上一件脏兮兮的军装，这些只听得懂“乌拉”的中国人，就被投入到了枪林弹雨之中。即使未被强拉壮丁的，也在一拨拨穿制服的强盗面前，宛如待宰的羔羊。甚至连以“护侨”名义出兵俄罗斯的日本军队，也莫名其妙地对华人大开杀戒……
百万华侨翘首南望，向着北京求救。
此时中国得到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却焦头烂额，一边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一边要应对山头林立的国内各派势力，正在扯旗放炮武装暴动的革命党，牵制了政府的大量兵力。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黑暗、腐朽、反动”的北洋政府，也顶住各方压力，下令出兵西伯利亚武装护侨——甚至不顾日本的威胁警告。
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1918年，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
4000名中国陆军、1艘中国军舰，在五色国旗的引领下，开进了海参崴、开进了西伯利亚，开进了这片曾经飘扬着黄龙大旗的林海雪原……
远东告急
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
西伯利亚实在太广袤了，广袤得足以消弭任何来自欧洲的澎湃浪潮。
来自圣彼得堡的革命巨浪，涌到太平洋海岸时，几乎只剩下了几朵小小的浪花。远东地区不足1万人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在通过突然的军事政变占领了伊尔库茨克、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利（哈巴罗夫斯克）、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等战略要地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颠覆，布尔什维克依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游击战。
远东地区陷入了拉锯战。
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捍卫旧政权的白卫军(White Guard)，但也在走马灯般地替换着领袖和政权名称，“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全俄临时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鼎沸。
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派出了大量华工，其中不少由陆路经俄罗斯前往前线。俄国陷入内乱之后，这些华工陆续汇聚到伊尔库茨克等地，处境悲惨。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远东之后，海参崴等地的局势也开始不安，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来馆呼吁，接踵而至”。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力中华总商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
海参崴中华总商会在给中国总领事馆的急函中，请求“即派军舰来崴保护，并遣陆战精兵，发往离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属之图们江，及东宁县、虎林县、绥芬河四处预先驻扎，一旦有事，调遣较易。”
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在给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的急电中，呼吁“若不从速进兵保护，不念华侨受其涂炭，即中国权利亦将损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
伯力中华总商会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交通断绝，险象环生，侨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鉴原，迅赐设法派兵保护”。
阿穆尔华侨总会在发给北京的长电中，甚至详细列举了出兵的理由，除了保护华侨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之外，也鲜明地提出了，此时正是从俄罗斯手里收回晚清所丧失的利权的好机会，并且趁俄国动乱之际，在远东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抢先布局，总之，出兵“于侨民、于国际，有百益而无一害”。
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电，“商民呼吁乞援之电，日必数至”，黑河商会甚至派出代表常住沈阳，不得出兵誓不罢休。
身在动乱灾区的中国外交官们，对华侨们呼吁祖国出兵给予理解和支持。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在第一时间将海参崴的危机进展、华侨的艰难处境及热切盼望，急电传回北京，并建议中央“及早筹维，为未雨绸缪之计”。
但是，北京似乎相当为难，未能立即确定出兵。急不可耐的华侨们，说出来的话就不很中听了。“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公开指责北洋政府：“华商经营俄边界阿穆尔省，现值内乱、政乱，两党争权夺利，全省响应，华侨人口数十万，财产数万万，受该乱党扰害，实不聊生，屡请黑龙江督军进兵保护，苦无中央命令，未敢擅进，意将华侨生命财产置诸脑外。”
“海容”出击
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
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馆报告的第二天，就立即与海军部展开了磋商。此时，是1917年12月12日，距十月革命爆发仅35天，考虑到十月革命波及到远东的时差，北洋政府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及时、迅速的。
对于派遣军舰护侨，海军部毫无异义，认为理所当然，但是，“现时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布”，爱莫能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救助。
海军部的婉拒，绝非推托搪塞，此时国内的确是多事之秋。
这年7月，孙文在广东联合西南军阀等，发动第一次“护法战争”。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北洋第一舰队，投奔了南方阵营，这导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军力量大为削弱。俄国内战导致华侨告急之时，祖国的内战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各种势力在动听的口号下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假共和”，宣称自己才是“新共和”。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华侨命运，也就只能留给当家当得焦头烂额的北洋政府去操心了。
对于海军部的婉拒，外交部却并不气馁，当天再度发函，要求海军部以华侨为重、以大局为重。海军部一时处在两难的境地，直到半个月后的圣诞节当天，才答复：依然是无舰可调。
更多的呼吁信涌向了北京。海参崴中华总商会、伯力中华商会等华侨社团相继到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请愿，1918 年1 月8 日， 陆是元总领事再次致电外交部，要求中央果断调集军舰护侨，“以慰华侨之恐慌”，“以壮华侨之胆”，并“派得力陆军驻扎东宁、虎林、图们江、绥芬河四处”，确保撤侨通道的畅通。
1 月19 日，外交部将海参崴总领事馆的电报提交国务会议审议。依然被南方动乱搅得一团混乱的中央政府，同意了护侨之事。国务会议决定，由陆军部会同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驻图们江，保边护侨。2 月16日，国务会议又决定，由吉林督军调兵绥远，保护伯力华侨。但考虑到出兵入俄将引发复杂的国际问题，军队不得越境行动，主要目的就是保持撤侨通道的安全与畅通。
控制东北的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与控制北京的皖系军阀，并非同志加兄弟，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护侨的问题上，双方罕见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两省奉命，立即抽调了大批兵力。张作霖等还在华侨中推广自我保护办法：“一、财产造册送交俄官，以为损失索赔根据。二、紧急时悬挂国旗，标示华侨。三、各商设团自卫。”
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办法已经无法应付俄罗斯越来越恶化的局势。2月份，布尔什维克在海参崴暴动，推翻了当地旧政权，却未能控制局面，海参崴社会秩序彻底崩溃。日本、美国、英国也已经派出军舰，进行武装示威。
此时，南方“护法”阵营围绕着拥护孙文还是拥护约法，发生了分裂。孙文希望借护法战争之机会，建立自己的军队，要求海军总长程璧光率舰队与他协同，攻击驻守广州的桂军。桂军乃是“护法”同志，如此内讧，遭到程璧光拒绝。孙文遂带人强行登上同安、豫章两艘军舰，并轰击广州城。程璧光事后下令撤除了同安、豫章两舰舰长的职务，但2月26日，他就在光天化日下遇刺而亡。孙文与桂系相互指责对方是幕后的凶手，而若干年后，“大元帅府少将参军” 罗翼群透露，杀手是由孙的亲信朱执信亲自安排（《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这与蒋介石暗杀革命同志陶成章如出一辙。程璧光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悬案。
护法军的内讧，令中央政府的压力大为缓解。2月27日，也就是程璧光被刺杀的次日，中央收到了新任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睿的紧急报告，指出：日、英、美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我国既已实行加入战团，亦当速派军舰来崴，相机应变，不但得以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假令一旦失和，俄国退让之际，该三国对于俄国亦必有所要求，倘或咸争利权，提起分割租界事，该三国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载不遇之机会，而我国侨民较诸他国众多，若无武力以作后盾，未免向隅矣。”
邵恒睿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我侨民之众，关系之巨，处常之难，应变之险，远非他国之比。果真处于绝交或交战地位，又或猝值暴变，人有自卫之力，我何所持。人可鼓掉而去，我将焉往。前虑运粮为梗，我先受饿，兹虞风云莫测，我先蒙难”。
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
“海容”号巡洋舰，是当时中国海军的主力军舰。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向德国伏尔锵造船厂订造了3艘军舰，排水量2950吨，分别命名为“海容”、“海筹”、“海琛”，军史上统称为“海容级巡洋舰”。3舰在1937年抗日战争中，均悲壮自沉于江阴附近的长江航道，以堵塞日本海军的进攻之路。
中国派遣军舰赴俄护侨，激怒了日本。此时的日本，正致力于建立中日的共同防卫体系，以便攫取自己在“北满地区”（东北北部）的特权。中国的单独行动，大大打乱了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计划。可以说，“海容”号奉命赴俄，因力量依然单薄，对护侨来说，实际意义并不大，但这不仅是中国执政者第一次通过武装护卫的方式表示对海外侨胞的关切，更是在当时的弱势环境下，对日本逼迫的一次“软”对抗。
在日本的高压下，中央政府一边尽力敷衍日本，另一边敦促“海容”号尽快成行，将生米煮成熟饭。外交部不断催促海军部，“即日开驶”，并电告海参崴总领馆，切实做好“海容”号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补给供应。4月9日，在日本的一再责难下，“海容”号驶离国内军港，4月16日在华侨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海参崴港口。
此时的海参崴港口中，已经有了另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的商船“飞鲸”号。“飞鲸”号属于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此次奉派前往海参崴撤离华侨。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动用民用交通工具从海外撤侨。早在确定了“海容”号巡洋舰赴俄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地方，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两路加快撤侨。“飞鲸”号于4月10日出发，先期到达了海参崴。
“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当俄方禁止华侨们搬运两具棺木上船时，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海容”号巡洋舰应总领馆的要求，“派兵四十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边检人员也只能退让，“始得将枢装运”。“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4月18日），“飞鲸”号就满载了1165名华侨，起锚返航烟台港。
“海容”号巡洋舰在海参崴，还多次派兵登陆，前往保护因争夺工作机会而被当地人包围的华工。几次三番武装示威后，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大为减少。
与此同时，中央宣布放松自上年圣诞节开始执行的对俄粮食禁运，对运往海参崴的粮食车队或船队，一律从速放行，以缓解海参崴的粮食危机。国内各地立即停办赴俄工作的护照，旅俄华工最多的山东全省动员，做好侨民的安置准备。
出兵远东
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1918~1919 年就抢运出3 万名被困华工。
“海容”号巡洋舰进驻海参崴还不到一个月，“捷克军团”发动叛乱，远东局势更为混乱。
捷克军团全称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The Czechoslovak Legions），本是协约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侨民们组织了志愿军部队，加入俄、法等协约国的军队序列。而在东部前线，与俄军对抗的德奥军队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俄军，到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军中的捷克军团人数高达5万。
十月革命后，列宁与德国单独媾和。这支捷克军团宣称将加入法军队伍，继续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新生的苏联政府为不激怒德奥，下令将该军团调往海参崴，并与该军团达成协议：抵达海参崴后，即行缴械，然后从海参崴登船返回西欧。列宁此举，一是为了避免刺激德奥，二是延缓捷克军团加入法军，三是由捷克军团搬运全套武器装备到远东，加强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但这个愿望随即落空：捷克军团进入混战中的西伯利亚后，立即向布尔什维克开火，得到了各地“白卫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大力支持，沿途接连推翻并不稳固的苏维埃政权，到8月初已经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刚刚泛“红”的西伯利亚，又回归了一片“白”色。
失算后的列宁立即着手弥补，建立了红军“东方面军”，对捷克军团和白卫军展开攻击。“白”方逐渐不敌“红”方，开始步步向东撤退。而支持“白”方的协约国，包括中国在内，开始积极部署营救捷克军团的使命。
毫无疑问，拯救捷克军团，为协约国干预俄国内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也为中国出兵西伯利亚护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捷克军团事件，令远东华侨的处境更为悲惨。捷克军团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至少20多万华工滞留鄂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魏渤报告），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日军虽然数次前来赈济灾民，却明确宣布华侨不在赈济范围，连购买赈济粮的资格都没有。
同时，管理远东地区的“白卫军”高尔察克政府，为了备战，积极搜刮民间财富，而华侨、尤其是略为富裕的华侨，成为主要的盘剥对象。白俄政府不断要求华侨换领“居留票”，进行勒索，1卢布的“居留票”，对华人却要收取10卢布，军警严厉盘查，无票和过期者将被罚款甚至监禁。华人离境，只能携带500卢布现金，超额的一律没收。日本支持下的谢苗诺夫“白卫军”，仅在1919年元旦一天，就从查获的70多名华商身上，没收了高达665万卢布的巨额现金。
白俄政权之外，布尔什维克、日本军等，也纷纷印刷各自的纸币，强行兑换，令远东地区成为全球纸币币种最多、物价最为离谱的地区。加上各种政权强行征收高额税收，远东地区的华商被彻底地变成了“无产阶级”。而且，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针对华人的烧杀奸淫不绝于耳。“财产任便处置，生命随意蹂躏”，“数十万侨民生命日居釜底，千百万财产形若垒卵。”（阿穆尔省华侨总会报告）
远东华侨们再度向祖国发出呼吁：出兵！出兵！
此时，协约国各国也在积极磋商出兵干涉俄国内战，日、美、英、法等逐渐形成了共识，而北洋政府也不甘落后，与协约国列强展开外交交涉，表示中国将随同出兵西伯利亚，“此次若协商各国公共出兵，我国对于参战应尽之义务，自应一致派遣一二千人，并以保护领馆、侨商”。与此同时，北洋政府行动起来，筹划利用这一良机收回被沙俄强占的一些主权，包括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北洋政府的出兵要求，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所希望的，是将中国纳入所谓“中日共同防敌”的体系，中国只要提供基地和补给即可，日本军队将会协助保护华侨。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借机攫取在中国东北的更大利益。
北洋政府并不示弱，虽不能与日本人针锋相对，但还是实行了软对抗，将中国出兵的目的由护侨修改为“援助契克(捷克军团)为宗旨”。这一理由，得到了美国、法国的支持，美国甚至明确表示，北洋政府应自行掌控中东铁路。日本也不便继续反对，但提出中国出兵的人数不必多。
外交斡旋结束后，北洋政府确定出兵西伯利亚。出兵的真正目的有二，一是未雨绸缪，保障包括黑龙江航权在内的中国主权，防止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列强达成任何损害中国的协议；二是护侨。
8月2日~8日，日、美、英先后发表出兵宣言，正式对俄国内战实施武装干涉。日军的人数，最多时高达72000人，美、英、意、法等国军队分别达到9000人、5800人、1400人和1200人。
8月3日，已经在海参崴的“海容”号驱逐舰舰长林建章，被任命为“代将”，负责驻俄部队的全权指挥。
8月22日，北洋政府正式发表出兵宣言，陆军第九师抽调了相当于2个团的总兵力，人数达4000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机关枪部队，分6批陆续开进了西伯利亚，由团长宋焕章负责指挥。主要使命就是确保海参崴-双城子-绥芬河的撤侨通道。
中国军队的到来，大长了华侨的志气。驻俄部队不断派出小分队，应华侨的要求，前往执行拯救和保护任务。而在驻俄部队无法驻守的城市，华侨们开始成立自己的民兵组织“商团”，领事馆悄悄协助他们购置枪支弹药，增强自卫能力。
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1918~1919 年就抢运出3 万名被困华工。
武装护权
除了“庙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东铁路的问题上，也利用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有利机会，大举动作。
尽管中国出兵的公开目的是援救“白俄”，但白俄对华人的态度并未丝毫改变。
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继续屠杀和抢劫华侨，1919年1月1日他“没收”了华商们665万卢布的高额现金后，7月份再度刷新此纪录，华商们1000多万卢布被“没收”。
谢苗诺夫丝毫不顾“友邦”情谊，排华暴行越演越烈，干脆宣布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没收华侨的全部财产，禁止华侨居住。
是可忍、孰不可忍。
驻俄中国军队的枪杆子也不是摆设，在外交抗议的同时，他们并没有龟缩在“顾全大局”的乌龟壳里，而是勇敢地抗击，向敢来骚扰的“友邦”“白卫军”开火。同时，驻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力、双城子、海兰泡等地，武装护侨。
为对抗谢苗诺夫军队，在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多次催促下，中央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境外出兵计划草案”，计划在俄境的大乌里、格林木斯克、赤塔、大乌金子、伊尔库茨克等地驻兵，但最终未能实施。
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谓的“庙街事件”，中国军队面对俄罗斯白卫军、以及日军，勇敢地用枪杆子捍卫自己。
北洋政府出兵入俄的同时，为加强中俄界河的防务，中央宣布将驻守长江的“江亨”、“利捷”、“利绥”等3艘小炮艇和“利川”号武装拖船，调往东北，扩建“吉黑江防舰队”。
这是一支吃水很浅的江上舰队，却必须从海路赶往东北。为此，由海上运输舰“靖安”号拖带护送。舰队由“靖安”舰长甘联趝指挥，在1919年9月上旬到达庙街，进入黑龙江，“靖安”舰南下返航，舰队指挥权交给“江亨”号炮艇艇长陈世英。
中国收回三江的航权，这自然是俄国人和日本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舰队需在黑龙江封冻前赶往“吉黑江防舰队”司令部哈尔滨，但行进到西伯利亚大铁路桥附近，遭到白卫军和日本军队炮火阻挠，不许西下。因此，舰队被迫停泊在庙街，随后，黑龙江封冻，舰队只能在此等待开春。
此时的庙街，驻扎了俄罗斯的白卫军和日军，日军还有4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平日里，白卫军与日军对这里的2000多华侨予取予夺，双方矛盾极深。
10月份，苏联红军开始攻打庙街，白卫军要求陈世英的舰队为他们协防，遭到陈世英的拒绝。不久，红军攻入庙街，白卫军撤离，红军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包围在日本领事馆内，但因为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克。这支红军部队纪律不错，对华侨并未骚扰。因此，当他们拜访陈世英，希望从中国舰队的炮艇上拆借几门大炮时，陈世英及各艇指挥官们经过会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江亨”舰的1门边炮、“利川”舰的1门格林炮及一批炮弹，“借”给了红军。在中国大炮的帮助下，红军迅速攻占了日本领事馆，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次年春天江面解冻，在此兵力单薄的红军主动撤离，撤离时指挥官下令将日军俘虏全部处决。日军卷土重来后，发现了“惨案现场”，并通过炮弹弹壳发现了中国军队支持红军的证据，恼羞成怒，派出军舰包围了中国舰队，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陈世英一面矢口否认，推卸得一干二净，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在庙街与日军决一死战。双方相持数月，在协约国各国的调停下，调查最后也无法证实中国军队协助了红军的进攻。中国军事法庭因此仅判处陈世英革职，“永不叙用”，而日军也无奈解除了对中国舰队的包围。“永不叙用”的陈世英后来悄悄更名为陈季良，依然在海军中供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已经高居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中将指挥官，亲自指挥了抗击日本海军的江阴海空保卫战。至于下令处决日军俘虏的苏联红军指挥官，则在日苏两国就“庙街事件”谈判时，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除了“庙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东铁路的问题上，也利用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有利机会，大举动作。
1917 年12 月，哈尔滨中东铁路路区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暴动，在俄方请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预，解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部分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监督权，为撤侨工作及不久后的出兵提供了保障。1919 年8月，北洋政府宣布在哈尔滨正式成立警察总局，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大部分警权。
协约国进行共同干涉期间，中东铁路被纳入国际共管，但实际上主要由中国进行管理。1920年，协约国陆续从俄国撤兵，中东铁路的国际共管局面即将结束。由原沙俄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为了对抗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政权，公开发布告示，宣称由他负责中东铁路范围内“俄民之国家统治权”。
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立即向霍尔瓦特发出通牒，中东铁路完全属于中国领土，绝不容有第二国施行其统治权。在中央支持下，双方展开十余次谈判，中方工人开始全面罢工。当霍尔瓦特计划调动俄国护路军镇压罢工工人时，鲍贵卿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俄军俄警的武装必须一律解除。霍尔瓦特试图反抗，但鲍贵卿迅速派出军队，强行解除了俄国护路军及哈尔滨市俄国军警的所有武装。这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依靠武力收回国家主权。
北洋政府还展开了一系列收回国权的动作：
废止《中俄蒙协定》，出兵外蒙，1919 年11 月外蒙撤销自治，几乎成功回归中国；
积极提出修改《中俄伊犁条约》，与苏联地方政府在1920 年5月签署新的局部通商协定，废除了旧约中的不少不平等条款；
1920 年9 月发布大总统令，废除俄侨领事裁判权，收回俄租界；
1921 年8 月，《中俄伊犁条约》第四次十年届满，因无俄方政府可谈判修约，1922 年1 月以大总统令方式宣布废止俄商陆路减免税特权……
一个虽仍羸弱，却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新形象，正出现在世人面前。
自强自立
在列强、尤其日苏两大强邻的操纵下，本该专注于国家建设的中国，却被深深卷入了争权夺利的内乱之中，城头变换大王旗，华侨再度成为被遗忘的弃民。
随着协约国军队陆续撤离，北洋政府也宣布从俄国境内撤兵。中国历史上首次武装护侨、撤侨告一段落。
苏联政权发布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攫取的在华特权。这曾经被讴歌为苏联的伟大情谊，而实际上，其所宣布放弃的特权，大多已经被北洋政府在此期间实际收回，苏联即使不放弃，也无法实际行使。
民国著名学者曾友豪在《中俄协定给予中国之利害》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要知道中国（从中苏谈判）所得的利益，并不一定是苏俄高兴给的，其实苏俄简直没有供给这些利益的能力。譬前俄帝国和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自民国六年俄国帝制灭亡后，已不再为中国承认。纵使这一次苏俄政府不肯放弃前俄帝国与中国缔结的条约，苏俄也没有法子使中国承认。”
果然，新生的苏联那动听的“主义”之歌，只是其在国际孤立、四面楚歌状态下的缓兵之计和“合纵连横”之策。实际上，其脚跟尚未站稳时，远东苏维埃政权就悍然宣布，中东铁路界区为苏联领土。
1921年初，海兰泡、伯力等地再度发生排华事件，应侨胞要求，北洋政府在6月份再度“派军舰江亨赴黑河，利捷驻三江口，利绥、利川赴伯利”，“专备保护侨民之用”。但是，这似乎成了北洋政府护侨的绝响。
在列强、尤其日苏两大强邻的操纵下，本该专注于国家建设的中国，却被深深卷入了争权夺利的内乱之中，城头变换大王旗，华侨再度成为被遗忘的弃民。
护侨之兴衰，恰恰验证了《左传》中的箴言：“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214万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对战败国施以割地、赔款、占领等苛刻的惩罚也不胜枚举。但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且在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却对战败国与战争的发动国——日本采取了迄无前例的宽大政策，中国以宽厚大度的姿态，不带歧视和报复,将近214万日本战俘与侨民遣返回国，对日本战后复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根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记载,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境内的战俘与侨民多达214万。把数目如此庞大的日本战俘与侨民在短期内完全遣返回国，对于当时中国疲惫不堪的运输力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了推进遣返俘侨工作，中美双方于1945年10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本俘侨的联席会议，会议制定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该计划规定，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的遣送归归国由中国政府负责，同时还要尽量利用日方人员及少数美方人员予以协助负责中国政府与美国海军之间联络事宜。该计划还规定，除了炸药、军刀、照相机、望远镜、光学仪器、金条、银条、宝石、股票、艺术品等严禁携带外，日本官兵与侨民可以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对于携带的款项，军官可以携带500元（国民政府货币单位），士兵可以携带200元，一般侨民可以携带1000元。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船只成为运输的主要工具。中国本土、台湾与日本之间由登陆艇运输，由美国第七舰队负责管制。最初拟定的港口只有上海、青岛和天津。在中国南部海域扫雷完成以后，再扩大至广州、海口、厦门、基隆、高雄和越南的海防等港口；日本方面接受入境的港口有佐世保、鹿儿岛、博多和吴市。中国政府不仅制定出庞大的遣送计划，而且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周密细致的安排。据估计，三个月内将为日本俘侨提供的粮食多达128.2万余大包，如果按当时每包8000元计算，共需款102.574亿元。
1946年1月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本俘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战区所能接收到的船只；从中国内地遣送日本人到中国各港口的运送效率及困难；每天运输的数量；日本俘侨的集中等。15日，盟军总部在东京召开中国战区遣送日本俘侨会议。会议规定，中国战区的美军总司令部协助中国把中国东北、台湾、海南岛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日本俘侨遣返回国。措施包括美国总部安排各遣送港口的先后顺序，并担当指挥各有关来华船只遣送的任务；中国方面负责日本俘侨进出港的登记，有传染病者严禁上船等。为了不使瘟疫在遣送途中流行，1946年2月6日《中国战区遣送计划》进一步规定，日俘、日侨在上船前一律接种伤寒疫苗，遣送船也要消毒。总的来看，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俘与侨民遣送的组织准备工作，是相当的充分而严密的，也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
在经过准备与部署之后，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俘侨工作全面展开。按照部署，日本战俘与侨民先集中到中国大陆的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台湾的基隆、高雄和越南北部的海防等12个港口，然后分乘美国第七舰队的舰船和日本的船只遣返日本。
中国战区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总数逾213万，如果把苏联接收的东北地区侨民加上，总数超过370万人。为了早日把这些日本俘侨遣送回国，中国政府紧急调用了国内80％以上的运输力量，日夜兼程地把日本俘侨由各分散地集中到主要港口。为了使伤病和失去行动能力的日本俘侨早日回国，中国政府专门组织了1.2万多副担架和2万余人的护送队伍，对伤病的日俘、日侨实行特殊护送。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载有数千名侨民和数百名日本伤兵的遣送船由天津塘沽港开出，揭开了中国战区遣送日本俘侨的序幕。随后，青岛、上海、广州等地的遣送工作陆续展开。经过一年多的紧张运送，到1946年底，中国境内的近四百余万的日俘、日侨遣送完毕。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中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抗战胜利伊始，举国满目疮痍，更是百废待举，对于遣返数百万日俘日侨无论陆运、水运、空运，以及其他补给行政支援等，都是极大的负担，可是我们仍然排除万难，迅速安全地把他们遣送回国。
中国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大遣返，成为东亚历史上的一道奇特风景。据日本方面估计，在当时海上交通均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只靠日本的力量把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侨民全部撤回，至少要用十年的时间。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把所有的日本在华俘侨全部遣送回国，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大的人为事故。这一点，不仅为当时国际舆论所称赞，就连“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部长冈村宁次也承认，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有采取歧视与报复。
作为战败国的俘虏与侨民，可以携带衣服、被褥、粮食、现金回国，而且途中还受到医疗、饮食供应上的照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当时担任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及撤侨援护院参与的大久保传藏，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南洋各地，当时由苏军占领的中国东北以及韩国遣返的军民，几乎全是赤裸裸的，光身一条，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相反，由中国大陆归来的，则不管是粮食、衣物，都带有足以暂时维持生活的行李回来。
中国对日本的俘侨政策是战后初期中国国民政府处理与日本关系的基本准则。自近代以来，日本对华侵略有增无减，先是甲午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长城事变，一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对华侵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战后初期如果没有调整中日两大民族矛盾的基本原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总体来看，战后初期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比较平稳，中国境内没有出现因日本军队的烧、杀、抢、掠而造成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复仇现象。中国人民对日本俘侨是宽大的，没有加害他们之意。
日本在二战中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如果换成1937年的美元计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的战火，遍及中国22个省区，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却以德报怨。1907年海牙国际公约规定，交战国可以利用战俘劳动力，根据其能力进行生产恢复。作为战胜国，中国羁留日本战俘修复被其破坏了的道路、桥梁、工厂并不为过。中国政府的做法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感到意外。
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说中国的对日政策奠定了日本战后复兴的基础并不为过。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大久保传藏认为，它不但带给败战的日本一线光明，并且从深渊中拯救了破碎的日本，是使日本从虚脱与混乱中站起来的最大力量。纵观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全过程，基本达到了“只认日本黩武军阀为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和“我们并不要报复”的目的。这对于化解战后两国的民族矛盾、解决两国间的诸多问题，有积极的作用。
巴黎13区中国城变迁：老侨低调 侨二代学业卓著
据法国欧洲时报网援引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报道，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巴黎13区开始成型的华人区，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已经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中国城之一。每年中国传统新年之际规模逐年扩大的嘉年华彩装大游行体现着这种发展，张扬的锣鼓也反映出这里华人社团的人文变迁。
巴黎13区的中国城主要集中在由绍瓦西、伊夫利和马塞纳三条大街构成的一个三角区域。
亚洲移民的到来大大改变了13区的经济与人文景观。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更是一个走向萧条的工业区，有汽车制造厂，有巧克力工厂，也有皮革作坊等等。而如今这里已经完全是亚洲特色的商业区。而这里所谓的亚洲，其实更是中国。华裔商人在13区接手闲置店面重新创业，早期的服装加工厂逐渐被出售亚洲商品的商店和餐厅所取代。
30多年后，这里有近300家由亚洲人持有的店铺，其中大部分为餐馆，这里近80%的华人都在商海中沉浮。1976年由老挝华人陈氏兄弟开办的陈氏超市，如今已经从当年的亚洲食品小店发展成有5家分店、雇员450多人的大型超市。
13区的唐人街并不像旧金山唐人街那样建筑风格明确，他的形成也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很长时间内，由于文化与语言上的障碍，这里的华人更像是一个封闭的社团，在法国人眼中更像是一个难知究竟的谜。这些华人虽然很能吃苦耐劳，但处事谨慎低调。
这些华人不把融入的必要性传授给了下一代，他们的孩子往往是学习上的佼佼者，父母白手起家的艰辛变成了孩子在学校奋发努力的激励，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法国社会，以至于作为13区中国城兴起的核心要素的家族经营模式如今显现出后继无人，因为他们的子女或孙子女如今更多的是医生、是律师、是高管……
30几年过去，13区华人社团的构成与人文版图逐渐变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开始频频收购早一代华人无法持续经营的产业。他们有更加符合时代的经营思维，更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如今的13区华人社团也不再像早年那样低调，最近20年，每逢中国传统新年，他们都组织彩装大游行，规模一年比一年壮大，内容也一年比一年丰富，吸引着上万法国人前来观看。
加拿大未来三年计划招收百万新移民！
加拿大未来三年计划招收百万新移民，2019年计划最多招收350,000人，2020年计划最多招收360,000人，2021年计划最多招收370,000人。
与此同时，加拿大移民部于3月12日宣布，2019年加拿大省提名移民项目(PNP)将额外分配 2,000 名额!
加拿大各省(PNP)提名
加拿大属于联邦制国家，共有10个省和3个地区。每个省或者地区都有针对自己需要的省提名项目。省提名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把已经为本省雇主工作的申请人留在本省，或者吸引有特殊技能的申请人为本省雇主工作，填补劳动市场空缺。
除了个别针对本省硕士博士的省提名项目，少数省份的Express Entry项目外，绝大多数省提名项目需要本省雇主的支持。申请人最好已经持有有效的工作签证，已经为本省雇主工作，或者拿到本省雇主的真实聘书，才能申请省提名。
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省提名是一个雇员和雇主共同申请的项目，申请过程中，雇员和雇主的资质同时要受到审查。 雇主是省提名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雇主以外，加拿大还有很多项目收到欢迎，比如曼省留学项目、联邦自雇移民项目、萨省企业家移民、魁北克投资移民项目，因其操作简单，投资低的优势，受到众多想移民加拿大华人的欢迎。当然，无论为了孩子教育，还是想享受完善的医疗，亦或者是提高生活质量，加拿大都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加拿大推进“百万新移民”计划，2018年如何抓住好时机
从加拿大政府于2017年11月公布了 ** 新移民配额，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与热议。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政府一下子公布了未来三年的配额数字。2018年，准备移民加拿大的人群，该如何抓住好时机呢?
"百万新移民”计划
(1) 2018年，新移民配额将攀升至31万人。到2019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3万，到2020年将达到34万。
(2) 2018移民主要分三大类别，经济类、家庭团聚类以及难民类。2018年31万移民配额中，经济类别占177,500个名额，比2017年增加5000个名额。即明年新增1万个名额中有50%用在经济类别。到2019年，经济类别增长至191,600个名额。到2020年，则增加至195,800个名额。
加拿大推出“百万新移民”计划政策，对于我们来说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机。
01天时
随着加拿大自由党上台放宽移民政策，加拿大政府宣布“百万新移民”计划，一下子让原本平静的移民市场火热起来。小编认为无论是在美加英澳四大老牌移民国家，还是在加拿大本国的投资移民项目当中，目前的魁省投资移民可以说是门槛 ** 低、投资 ** 安全、一步到位可拿永居身份的项目。由于期间涨价风声不断，每年开放新的申请配额之时，必将引起争分夺秒的配额争夺战。
02地利
，助您远行
专业文案团队
核心骨干已从事移民工作十余年，熟悉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及亚欧多国的移民法律政策，精通各个国家移民的办理流程及审核要求。能够准确判断申请人移民的优势及亮点，为客户量身制定移民方案，为成百上千的家庭成功搭建了出国移民的桥梁，盘活了大量疑难案例、边缘案例，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赞誉。
丰富海外资源
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港澳政府、各民间组织、协会、广大媒体等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良好合作关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秉承着“客户至上、服务至上”的工作准则，牢记客户的成功才是的成功，客户的未来就是的未来!每一个客户都是的VIP，您在这里将享受到 ** 优质的服务。
众多成功案例
国际在移民的道路上发展已有10余年。截至目前，已经成功为近万家庭办理加拿大、美国、英国、塞浦路斯、 葡萄牙、澳大利亚、希腊、塞浦路斯等国家的移民业务，实现其移民海外的理想。
03人和
随行子女年龄由19周岁以下调整至22周岁以下，入籍时间由6年住满4年修改为5年住满3年，入籍豁免语言测试的年龄由64岁以上将降低至54岁以上。通过这些重大利好政策我们可以看出，加拿大政府已拿出相当的诚意欢迎新移民的加入。
而魁省投资项目的审核周期将缩短至6-12个月大幅加速，面试通过率及免面试通过率也大幅提升!这就要求申请人找准一个好的专业的移民机构，其专业的顾问团队，加上权威的海外律师，会为申请人评估并制定 ** 适合的移民方案。
加拿大推出“百万新移民”计划政策我们该如何抓住这次机会呢?
目前加拿大政府发布“百万新移民” 成为全球 ** 容易移民国家。移民加拿大的申请速度以及申请要求都会出现一定的窗口期，而魁省投资移民2017年申请即将结束，2018年基金配额已经开始预售，虽然目前还未有明确的政策出台，但是在全球主要移民国家收缩移民政策的形势下，未来魁省投资移民的形势或将更严峻，移民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所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移民要趁早。
所以小编建议计划移民加拿大的申请人，尽快做出决定，抓住本次移民利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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