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ym16.com - 中国人移民美国条件】
·1962年的中国大陆，正处于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的生活随时处于饥饿边缘。当时到处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英国女王诞辰，香港边境将大放三天”，又有前期逃港成功者很快从香港向家里寄钱回来。于是从全国各地大批的人流涌向深圳。这一事件在1962年5月达到了高潮。仅在1962年5月13日，沙湾就有逃港群众4000余人，民警对其中的200多人进行了规劝，但仅有6人表示愿意回家。
·到港群众的增加，马上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5月6日开始，港英当局加强对行人的盘查，凡没有证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实属于偷渡后，立即遣返。
·1962年5月正好是伯罗斯在香港休整的日子，得知港英当局的这一消息后立刻从饭店松软的卧床上跳起身来，带着自己心爱的相机，一路跟随当时港英政府的警察和边防部队前往粤港边境。
·他到达现场的时候，港英当局已经开始着手组织对没有证件的逃港者进行集中遣返。远处的山头上到处可见港英政府荷枪实弹的警察和边防部队，正在进行严密的边境监控并展开大规模的搜山行动。
·望着那些知道自己留港无望即将被遣返的逃港者惊慌乞求的眼神，伯罗斯按动快门通过他的镜头记录下了逃港者那一张张真实的面孔。
·在当时的政治坏境下遣返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逃港者来说不言自明。
·正如伯罗斯在1969年接受BBS访谈中说提到的：“在现场的每一分钟，我都在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我是一个拿相机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门就躲开，还是应该负起摄影记者的责任？”
·这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重要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港英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从5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有十万多人涌入深圳，51395名来自全国12个省，62个县市的外逃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群众逃港倾向逐步放缓。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工作，当听到广东省委汇报到宝安一带逃港风时，他十分敏锐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随后便有了改变整个中国命运走向的改革开放。
·作为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摄影师拉里·伯罗斯，除了这段鲜为人知的逃港事件的见证者，更加令人记忆深刻的是他在越战期间开创性的使用彩色胶片记录下的那一幅幅战地照片。这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摄影界的地位。
延伸阅读
1962年中印战争导致6000多印度华侨被捕
核心提示：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期间，6000多名华侨成为印度政府的阶下囚，被关在德里以西的沙漠监狱。还有更多华人在居住地被软禁，失去自由。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站出来讲述这段历史，希望得到印度政府的道歉。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6日报道，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期间，6000多名华侨成为印度政府的阶下囚，被关在德里以西的沙漠监狱。还有更多华人在居住地被软禁，失去自由。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站出来讲述这段历史，希望得到印度政府的道歉。
报道讲述了印度华人谢明通的故事。1962年，18岁的谢明通和父母、弟弟、妹妹住在印度大吉岭地区的葛伦堡。当年10月21日午夜，印度警察带走了他全家人。随后，他们和1000多名华人被转送到沙漠监狱，从此开始了囚徒生涯。在被关了22个月后，谢家人获得了自由，但印度当局禁止他们回大吉岭，因为那里离中国太近。他们只好前往孟买。谢明通称，40多年来，他一直盼着印度政府为抓捕及剥夺华人道歉赔偿，但政府闭口不提此事，媒体也全部噤声，鲜有印度人知道。据他估计，当时被捕的华侨总数达六七千，但具体人数至今仍是印度的国家机密。
在印度，华人主要集中在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据印度非官方估计，在加尔各答的华人数量曾经从5000人发展到20万人，加尔各答也是印度唯一有唐人街的城市。1962年发生中印边界冲突时，受印度国大党主导的政府的反华政策影响，华人企业被调查，许多华人被关进了印度北部的监狱。迫于形势，华人纷纷离开印度，留下来的人被认为通敌，受到迫害。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后情况才有缓解。到1998年才解禁华人加入印度国籍。据悉，目前印度华人的数量很少，据说约有2万人。
1979年，香港应付难民的进入
20世纪70年代越南政府穷兵黩武，造成大量难民外逃
香港近500万的人口集中在40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历来就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之一。现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正在尽力对付难民的入侵。除了从越南从海上到达的“船民”（即乘船外逃的难民）以外，还有大陆的偷渡客《时代》记者戴维·德沃斯参加了一次缉拿并遣返非法移民在香港边界的巡逻，并于1979年6月发表了这一报道。
黄昏刚刚降临沿顺春（SHUM CHUN）河的稻谷和家禽农场，27岁的大卫·托马斯警长和他的小组就开始了他们的日常巡逻。泛光灯很快就开始搜索并照亮几层带刺铁丝网和一直通到河流上的螺旋状篱笆。托马斯是在北爱尔兰的英国军队里服过役的一个老兵，他突然用“星光夜视仪”发现了动静，“远处山脊那边来了两个人。”他说道。果然，可以看见两个人正在一个篱笆下挖洞，然后从带刺铁丝网中间钻过来。就在他们越过障碍时，托马斯和他的小组正手拿面包和用啤酒罐装的热茶在等着他们，在审问完以后，就立即毫不含糊地遣送回中国。
边境巡逻兵又抓住了一些“I-I”（非法移民）——那些企图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非法移民的绰号。“如果抓住非法移民政府发奖金，我们可都发财了。”托马斯开玩笑说。的确，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抓获并遣返了将近46000人；仅在6月份就抓到了11000多人。尽管如此，香港官员们估计他们只抓到企图偷渡到香港的人当中的一半。
对付这些难民，香港现在靠的是5艘非常老的警艇，900名英国军队廓尔喀步兵，150名正规军和90名香港士兵。虽然，香港仅次于马来西亚，是无家可归越南难民第二大聚集区（现在这个殖民地里有55000名难民住在帐篷里），但是，香港官员们认为这比中国的非法移民的问题还小一些。因为越南人通常乘小船抵达，海上的警察很容易就能发现；另外，他们在香港的许多人最后会前往其他国家。
而大陆人则不然。受高工资的吸引和在家里所受的折磨，大部分中国非法移民将永远地留在香港。他们或单个前来，或几个人一起前来，并带着武器随时准备打架。许多人是被居住在香港的移民引渡到这个殖民地，进行这一行动中的最大的一个组织是有100名成员、称为“大圈帮”的团伙。该团伙的工作之一就是派一些成员到边境处郊游；在那儿他们接应偷渡者，护送他们进香港。其他的则是取道葡萄牙管理的澳门，那儿的“蛇头”用安有发动机的舢板引渡他们，价格会高达1000美元。还有一些会试图游向自由，穿着塞满乒乓球的枕头套做成的救生衣，或者，至少有一个是这样的：用吹满气的避孕套做成了一个救生圈。
很明显，当前的移民数目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中国减轻了对此类非法偷渡案件的判处。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估计：如果不采取行动，中国移民的数目总计可能会达到37万人；他已经向英国提出增加部署边境部队的请求，还要求北京政府加强他们本国边境安全。共有1000名英国士兵的第一批分队已经于1979年6月底抵达香港，并且中国第42军在今年2月份从对越南战场撤回之后，据报道说正在边境巡逻。
香港投资移民政策变更在即 回顾十年香港移民路
专家了解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决定将每年原定于10月发布的《时政报告》推迟至2014年1月15日发表。业内人士纷纷对2014年即将变更的香港投资者入境计划作出预计，其中“涨价”、“抬高门槛”一说最广泛。还剩两天的时间，香港投资定居计划将作出变更，以新的面貌示人。在这环境下，让专家带着大家一起回顾这十年的香港移民路吧。
2013年10月27日是香港投资定居计划推出10周年纪念日，根据专家了解，过去10年，约有1.95万人通过该计划赴港定居，为港带来超过1500亿港元资金。据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9月30日，投资定居申请累计32984宗，当中19527人获正式批准赴港，带来1563亿港元金额，其中1139亿元是投资指定金融资产，余下4240多亿元则是房地产投资。
2003年10月27日，香港入境处颁布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投资650万港币购买香港金融产品或房产即可定居香港。最初几年只收到几百宗申请，之后稳步上升。为限制过快的申请增长速度，2010年，港府将门坎调升至1000万港元，并剔除房地产投资，当年一度出现赶末班车潮，申请数达6700多宗，几乎是前一年的一倍。
专家称，依港府声明来看，基本每三年会对政策的实施进行回顾与检讨，今年恰逢三年检讨期，针对政策修正，香港投资移民政策变更在即。而在这十年香港移民路的历程中，移民为香港带来了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列问题，给香港政府带来不小的压力。因此专家预测，，2014年1月的施政报告中，香港投资定居的投资额可能将会提升至1500--2000万港币，并有可能增加第三国要求。港府将会更注重对人才的引进计划。
5年有5379宗申请香港优才入境计划 香港投资移民
据了解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计划推出将近5年，香港入境处累积收到5379宗申请，其中1730人获“综合计分制”配额，主要从事金融会计、信息科技及商贸工作；获“成就计分制”配额达142人，不乏演艺文化界及体育运动界名人。计划于2008年放宽申请门槛后，反应理想，月均申请宗数增加58%。香港入境处助理处长(签证与政策)曾国卫表示，暂时无意再放宽申请资格。
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于2006年6月推行，设有“综合计分制”及“成就计分制”，获批人士来港前，毋须先获雇主聘用，专门为香港吸纳有才之士。至2008年1月，香港入境处取消计划移民申请者的年龄上限，“综合计分制”接受50岁以上人士申请，并缩减工作年资要求至2年，语文要求毋须中、英皆懂，懂其它外语会再加分等。供拥有国际认可成就人士申请的“成就计分制”，则简化成功申请人续期留港的审批程序。
放宽门槛后，申请人数明显增加，截至去年底，香港入境处平均每月收到105宗申请，较以往月均67宗，增约58%。根据该处最新数据，截至上月底，“优才计划”累积收到5379宗申请，香港计划遴选委员会已处理4602宗，分别有1730人及142人通过“综合计分制”及“成就计分制”来港定居。当中约 75%人介乎25岁至39岁;约60%人拥有硕士或2个学士学位以上;约65%人士拥有至少5年工作经验，部分资历更达10年以上。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魅力，吸引全球金融投资专才来港大展拳脚。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透过“综合计分制”来定居香港者，较多从事金融及会计业，达470人(占27%);信息科技及电讯业有311人(占17%);商贸业有198人(占11%)。透过“成就计分制”来港的，主要来自体育运动界及艺术文化界。曾国卫表示，根据处方调查，香港的开放经济体系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最吸引申请人。
5年中，中国每年数十万申请人移民美国！
美国经济发达，医疗健康设施完善，几乎每个人多有一个美国梦，据相关调查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以每年数十万数量的申请人，通过各种途径移民美国。
作为最受青睐的移民目的国之一，美国已经从过去的遥不可及变成现在的触手可及，只要经过不懈的努力，就可以过上想要的生活。不过还是会有部分人会有疑虑，移民美国真的有那么好吗?
1、在美国赚钱比中国更多
2020年美国人年平均工资是50620美元，是中国的3倍。如果加上两国的物价水平，考虑到通胀，这个差距还会更大。一个5万美元收入的美国家庭，生活虽谈不上奢侈，但小康没什么问题，有车有房，衣食无忧。
早期去美国的中国移民，一天赚的钱比国内一个月的还高，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偷渡都要去美国的原因。当然，这里说的是普通工薪阶层，至于国内炒房致富，自然赚得更多。
2、在美国更自由
美国有全世界最多元的文化，更为自由的生存环境。没有户口，不需要暂住证，只要你有合法身份，没人能把你从华盛顿中心赶走。
3、移民美国美国更安全
你会说，美国不控枪，哪里安全了。那是错觉，美国每年死于枪击的人数有3万，听起来很多，其实有一半是自杀，剩下的数据，跟一年死于火灾的人数差不多。不控枪还能让美国人更有安全感，看起来矮小瘦弱的华裔，只有一枪在手，再壮的大汉也只能乖乖退下，去年，就发生过华裔女子，用枪击退四名歹徒的事情，如果没有枪，估计结果很惨。
移民香港 美银行家以成为中国人自豪
“我非常骄傲的宣布我已成为一名中国人。”马歇尔·尼克尔森（中文名：凌瀚燊），一位资深在港美国银行家如是说。中国崛起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金融业格局，同时也改变了一位美国银行家的国籍。
周二（4月16日）晚，香港金融业的不少人因一封邮件而感到惊讶，这封邮件由城中资历最深的银行家之一发出。中金公司投资业务在港负责人马歇尔·尼克尔森告诉他的同僚朋友他已经放弃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并且将会持有香港特区护照。周二（4月16日）晚，香港金融业的不少人因一封邮件而感到惊讶，这封邮件由城中资历最深的银行家之一发出。中金公司投资业务在港负责人马歇尔·尼克尔森告诉他的同僚朋友他已经放弃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并且将会持有香港特区护照。
“我非常骄傲的宣布我已成为一名中国人”尼克尔森在邮件里的描述，被香港《南华早报》发现并在周二晚迅速传遍了当地银行圈。“我非常骄傲的宣布我已成为一名中国人”尼克尔森在邮件里的描述，被香港《南华早报》发现并在周二晚迅速传遍了当地银行圈。
尼克尔森的夫人是一名香港人，他于11年前首次来到香港，曾经是在美国华尔街包括JP摩根、美林等投行供职的投资银行家。尼克尔森的夫人是一名香港人，他于11年前首次来到香港，曾经是在美国华尔街包括JP摩根、美林等投行供职的投资银行家。
他现在就职于本土证券公司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是世界顶尖的投资银行家之一，而在此之前，他曾在中银国际、澳大利亚顶级投资银行麦格理集团和瑞士信贷银行驻香港办事处任职。
现任中银国际CEO李彤是最近退休的中国宣传部长李长春之女，其执政期间是大陆排名第五的官员。李彤带领下的中银国际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现任中银国际CEO李彤是最近退休的中国宣传部长李长春之女，其执政期间是大陆排名第五的官员。李彤带领下的中银国际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
尼克尔森六年前被中银国际聘为其投资银行业务的副主席，是内地金融机构最早的高级外籍雇佣之一。从那以后，其他大陆公司也纷纷效仿，比如说另一国有四大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顶尖证券公司中信证券等，他们从国外对手中“抓来”更多的外籍银行家，使自己国内产业领导者更为国际化。尼克尔森六年前被中银国际聘为其投资银行业务的副主席，是内地金融机构最早的高级外籍雇佣之一。从那以后，其他大陆公司也纷纷效仿，比如说另一国有四大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顶尖证券公司中信证券等，他们从国外对手中“抓来”更多的外籍银行家，使自己国内产业领导者更为国际化。
许多传奇的机构包括贝尔斯登投资公司和雷曼兄弟已经成为了历史，而许多中国的名字例如CICC（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和CITIC（中国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因为其交易量迅速攀升到积分榜上。 总部在北京的CICC是大陆第一个合资投资银行，而它现在由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Levin Zhu）。
在给他的朋友和同事的邮件中，尼克尔森提到，他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送交了自己的美国护照，因为他想“让自己的情况反应自己关于自身长期兴趣的个人和职业的观点”。 “同时，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已经被正式接受入籍”，尼克尔森说。同时他补充道，他很快将会收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护照。
香港从1997年开始回归，接受北京的管理。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城市就成为了特别行政区，在著名的“一国两制”政策下运行着。根据现行法律，在香港任何有常驻居民身份的外国公民都可以向香港移民（微博）局递交申请加入中国籍的申请，并且也可以申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
在香港，尼克尔森并不是第一个放弃自己原来公民身份的外国人。但是，改变国籍这种事情很少发生在银行界的人身上。最知名的例子应该是香港的商业大亨allan zeman（盛智文），他在香港工作和居住了接近40多年后，于2008年放弃了自己的加拿大公民身份加入了中国国籍。
关于尼克尔森的这则消息，迄今为止已经收到了来自本地银行界的各种不同的回应。尼克尔森在CICC工作的中国同事给他送去了成为中国公民的祝贺。其他人则认为，尼克尔森可能是为了税务的原因才转换了国籍，因为香港的个人所得税最高只有每年15%，是出了名的低。尼克尔森的一个同事说：“我觉得对尼克尔森来说，访问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变得更简单了。毕竟，我们的客户和业务增长十分迅速，而现在他已经真正成为了我们的一员，我们都是中国人了。”这个同事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因为公司没有给他对媒体讲话的授权。
移民故事：1978年万人涌深圳 待逃往香港
也许我们可以说，是曾经汹涌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设立经济特区，做出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
粤港边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自1951年封锁边界以后，就没有停止过。偷渡风潮来得最为猛烈的是1978—1979年。
研究者称，逃港最多的宝安县，1978年1-11月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由于大批人员外流香港，宝安县丢荒土地20多万亩。逃港者中甚至包括许多基层干部——宝安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
1978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等待外逃的机会，收容所人满为患。卷入逃港风潮的不只是边民，遍及广东全境。在广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鸣鞭炮祝贺。
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是逃港者的动力所在。1978年广东全省农民人均收入仅77.4元人民币，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农民人均收入也只有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1.3万元港币。
偷渡事件惊动了北京。来到宝安调研的中央和广东省领导人，被深港两边的发展落差深深震动。他们明白，反偷渡，堵解决不了问题，根本的办法是放宽政策，发展经济，缩小两地的差距。
1977年11月，广东省委将“逃港”热潮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后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当一切开始回归常识，当人的正当需求被重视，变化就这样发生了。
1978年四五月间，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团考察港澳，回京后向中央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中央同意，“说干就干”。广东省委迅速行动。
习仲勋到深圳、珠海视察，要求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尽快缩小深港两地差距。
他还提出几条新措施: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吸收外资搞加工业；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等。他鼓励当地干部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与广东省不谋而合的，还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方案。
其后的事情，中国人都已十分熟悉。
到了1980年，当特区受到非议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任仲夷还举出逃港者的例子，力证办特区的好处:“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 2600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前几年，每年外流120多人。从1979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1980年，不仅没有出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求回来。”
其实，改革开放后最早引进的外资中，相当一部分与当年的逃港者们密切相关。
逃港者曾经汹涌，继而消失，并且归来——我们正是想用这些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为改革开放的动力做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持续20多年的逃港与“运动”、贫困纠缠在一起而愈演愈烈
记者山旭 香港、深圳、广州报道
突然有人说好像看见了手电光，本来还有些犹豫的人们于是“扑通、扑通”地都跳进了海里。
陈香港一到水里就有些后悔。陈香港的女朋友就是在这时候失踪的。“她不太会游泳，本来要绑个汽油桶，结果有人说看见解放军巡逻过来，她就直接跳进海里了。”说到这里，陈香港的神色有些黯然，“都是我非要偷渡，害死她了。”
1971年秋天的一个深夜，由4名知青、3名农民临时组成的偷渡团体终于决定行动。最终只有4个人在今天香港黄竹角咀的地方上岸。若干年后，陈香港辗转得知，还有一个人漂回了内地并被遣返。
不只是两个失踪者为这次逃港付出了代价。唯一一名成功偷渡的女性当时正来月事，冰冷的海水让她终身无法生育。
回溯逃港者的历史，1971年极其普通。既没有上万人的集体闯关，也没有香港方面的“大赦”，甚至连内地一方都没有布置大规模的“反外逃”行动。但许多人的命运仍由此改变。
在云南插队的重庆知青陈香港，和同伴从公社偷来公章，给自己伪造了一封介绍信，然后跑到广东，跳进了大鹏湾的冰冷海水。这一切只为了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当然，那时候的他，还不叫“陈香港”。
16年后，当他移民美国时，决定用这个名字纪念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带给他的转折。他说，那也是一种与过去的告别。
陈香港在香港的16年其实也有不堪回首的时候。在接受移民局询问的时候，他甚至因为不会讲广东话而被认为不老实，被人用戒尺暴打。不过读过书的陈香港会写字，学英语也很快，结果当其他逃港者还在工地搬砖头的时候，他已经能穿着白衬衫坐在码头公司的办公室里学记账了。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逃港者故事，有传奇、有常情，有痛苦、也有快乐，甚至还有个美好的小尾巴:陈香港最终娶到了一位“资本家”的女儿并移民美国。
“5月逃港潮”
从1952年到现在，一共有两支部队在粤港边界驻扎过。先是隶属于公安军10师的守备30团于1952年2月上旬进驻宝安。到1969年，守备30团与珠海的守备6团换防，后者就是今天驻扎在深圳边防一线的广东公安边防总队六支队的前身。
据当时在守备30团任参谋的叶腾芳回忆，解放初期，粤港边界的情况十分紧张。港英方面宣布:凡是有海水的地方都属于香港管辖，甚至连深圳河也禁止内地人员涉足。
50年代，这条边防线上还充满了“敌我斗争”。叶腾芳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我方人员潜入对面的山区抓捕台湾派来的高级特工。
然而，这些传奇很快就被汹涌的逃港潮所代替。1962年，30团进驻宝安的第10年，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集体逃港事件。
事实上，在1962年“5月大逃港”之前的几个月里，从内地去往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就急剧增加。到4月底，势头已经十分明显。
就在这年5月2日，港英政府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行动，除了被称作“穿山甲”的巡逻郊野村庄的警员小组，一些便衣警员也被派到新界调查从内地偷渡来的非法入境者。
这一天香港警方的新闻公报中说，在上一个周末截获了200多人，其中有12个孩子在山中藏了4天才有机会进入香港。
为了解决这些非法入境者的问题，被称作移民局的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对他们进行审查。逃港者登记后，再到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请求签证，由调查组认可，3 个月后就可以领取正式身份证。
像过去5年里的很多时候一样，港英政府觉得这一定是内地方面又兴起了某个运动，导致逃港者暂时性增加。在5月的第一个10天，约有1万逃港者在香港被捕，基本是广东人。
到5月11日，港报披露有2万多人在梧桐山内地一侧伺机入港，其中很多人就在这几天已经尝试偷渡了六七次，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甚至请英国的情报机关M15即所谓“军情五处”予以协助。当时的港督柏立基则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对这种大规模的逃港事件也十分疑惑，要求香港方面进行详细报告。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更加汹涌的逃港人潮即将到来。
“水银泻地”——香港《明报》这样形容1962年5月的逃港者。从沙头角、打鼓岭到落马洲，一个上午就有上千名逃港者被港英军警截获。
香港与内地的陆地边界东部是梧桐山，中西部是深圳河流经的平原。陆地的西面是深圳湾，梧桐山东面则是大鹏湾。
逃港者引起了香港媒体的关注。当时作为几家报社撰稿人的陈强生在回忆录里说，越境比较多的是深圳河附近的平原。许多人白天趴在香港这边的铁丝网下边。到了晚上，有的人从铁丝网上攀爬，有的在铁丝网下边打开一个洞钻过来。
港英军警每50英尺就设立一个哨位，并且将警戒线向内地一侧推进了几百米，仍无法阻挡大量逃港者。
5月13日，港英政府宣布暂停发放所谓“人情纸”，所有偷渡入境者在边界被截获后立即遣返。
15日，偷渡抵港者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香港军警从早上到中午截获了约3000人，还有数量不相上下的逃港者进入市区。
直到5月20日以后，逃港潮才有所平息，但每日仍有三四千人。还发生了被遣返者跳车自杀的事件。
大规模逃港人群减少后，港英政府除了查捕隐匿民间的逃港者外，再次宣布逃港者经登记审查可获得身份证。结果这个消息又在内地掀起风波，造成6月大批群众冲入广州火车站，即今白云路旧火车站，酿成著名的“广州站”事件。
渔船被合作社收走了
其实50年代初的广东不乏欣欣向荣的图景。大量爱国华侨经香港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农村，农民由土改获得了田地。40年代末跑去香港的穷人阶层都在打听在内地发生的变化。
1953年是个特殊的年头，全广东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它的核心是成立渔业生产合作社。渔业生产合作社使生产得到了促进，却让刚刚得到个人渔船的渔民不满。
到50年代末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发展。1957年，中共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买卖。
规定还要求，“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
而在广东沿海，副业、贸易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当时宝安县委的报告说，当地50%的户数走私，20%依靠走私为生。务农的农民其副业收入已占50%，这些副业主要是把蔬菜和水果卖到香港去，“5月荔枝水，7月芋头水”。
事实上，这时所谓的“走私”，就是渔民的小额贸易。在海丰县的一个镇，因“走私”不到半年间抓了160人，有一个合作社的劳动力一半以上都被抓走了。
中共港澳工委办公室1958年的一个汇报资料说，当年6月至9月珠海县渔民驶出渔船200多条，只有100多条返回。“鱼虾不能拿到澳门卖，收入减少”。劳动力弱的人，完成指标有困难。许多渔民认为，渔民与工人、农民不同，渔民是靠天打捞，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就不吃不睡也没法有收入。
另一方面，渔民们说，“小船改大船，大船改机船，渔船入了水，自己就没有渔船”。而且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
然而，集中生产并没有使粮食产量得到提高，甚至开始下降。在宝安县的新民乡，840亩水稻中减产的有250亩，新南乡则因果树无人管理，损害严重，损失2万多元。
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的一则反偷渡汇报材料在最后也小心翼翼地提到，广东人喜欢吃糖，能不能考虑增加按月下发的食糖，或者在最需要的季节集中供应。
跑出去的干部
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万多人。
其中，1962年外逃11.7万人，逃出近4万人。1978年外逃7.9万人，逃出1.8万人。1979年前5个月外逃11.9万人，逃出2.9万人。
持续20多年的逃港与“运动”、贫困纠缠在一起，让广东沿海濒临崩溃。
1978年，在宝安的盐田公社，有两个渔业合作社因渔船破损无法修补，根本无法出海生产。渔民只好靠打石头、为外地渔民修补渔为生。附近龙岗东新乡一个公社有一次召开团员青年大会，本来人数有100多人，只到了25人，在会议中又走了6个。
惠东县澳头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6个委员，只有一个女委员没去香港。大队本来有23艘渔船，被逃港者开走了21艘，剩下2艘还坏得不能下海，完全没法组织生产。
海丰县的一个公社，虽然还有6000多人、1000多劳动力，但是渔船几乎都被开去香港，剩下的人没法生产，也想逃港。
在中山县三厢公社，一个生产队队长和出纳、民兵排长等7个人组织社员分批偷渡，并在社员家杀猪聚餐告别。这个公社的另一个生产队里，30岁上下的男人只剩下一名。
1979年春天，粤港边界地区有100多个生产队因劳动力流失、干部外逃没有播种。
重新解密的档案
其实到70年代末，逃港者已与过去大不相同。
广东省文教部门的一则汇报材料说，1978年前后，全省职文教系统经批准去香港的教授、副教授、主治医师乃至一般医护技术人员有上千人，其中大量人员逾期不归。当时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一位姓丘的副所长批准去港逾期不归，对省内的心血管病研究都造成很大影响。
惠阳县淡水中学，将近30%的教职工、18%的学生有过外逃行为。外逃被遣返的学生说，逃港是因为对前途不放心。
另一方面，经过10多年的动荡，从粤港边界这个“出口”跑出去的已经不只是广东人。陈香港在云南插队，一到那里就听说了两个去处:一个是去缅甸打游击，一个是去香港过好日子。“那时候大家脑子不那么狂热了，都想去香港。”
按照后来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央的汇报，除了西藏、新疆，全国各地都有人从广东逃港。
到今天，对20多年间逃港者的统计依然没有确切的说法。
深圳市宝安区曾在前两年解密了一批与逃港者有关的历史档案。但当本刊记者去查询时，却被查询台的工作人员告之正在“重新解密”，原因就是这些档案公开后，“写得太多了”。
就在特区条例公布几天后，逃港者骤然减少。那些藏在梧桐山的树林中、深圳河边的草丛里等待逃港的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记者山旭 深圳、广州报道
“习仲勋问我，怎么外逃那么多人？我说，香港比这边好！”
“习仲勋又问我香港怎么好？我说到香港分配多，还能买到东西！”
“习仲勋就不高兴了，说，你怎么能这么讲，你是什么出身？我说我家三代贫农。”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一幕时，文富祥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勇气和省委书记顶嘴。
1978年初夏，宝安县委党校一个普通的房间里，新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找外逃严重地区的干部集体谈话，福永公社凤凰大队书记文富祥的发言让人们大吃一惊。
凤凰大队位于深圳凤凰山脚下，村子里的人都姓文，是文天祥的后裔。文富祥几年前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他们从小时就听老人家说，自己的祖先是文丞相，要讲忠义。
“开始我还跟年轻人说，别的村可以去香港，我们村不行！但是拦不住啊，都是穷逼的。”他说，当时全大队几乎家家想逃港，有时候早上就突然没有青年劳动力出来上工了，两三天后才会陆续有人从边防被堵回来。
在这次接受记者采访后不久，文富祥就去世了。不过这时巨变早已发生。
凤凰大队已不再是农村，并且分成两个新的社区。而在距离凤凰村几十公里的地方、过去成为逃港焦点的边防区，习仲勋力主建立的特区已经成为中国最为富有的城市之一，并吸引着当初的逃港者从深圳河那边归来。
初到宝安，劝导偷渡者
1978年7月，抵粤主政3个月的习仲勋第一次来到宝安。根据宝安县委《关于偷渡外逃情况的报告》，1952年后的25年间，宝安县有40598人逃港，约占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时任宝安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李定当时正在莲塘蹲点，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在莲塘这样的边界地区，土地几乎都已抛荒，经常在整个村子都看不到青年男子。
习仲勋穿着一双布鞋沿着深圳河走了下来，在罗湖的一个收容所里，他还劝导偷渡者，向他们讲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走到沙头角，两鬓花白的习仲勋站在“中英街”的界碑旁。他看到，街道那边人潮涌动，商店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商品，内地这边却一片萧条。
他对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没想到解放那么长时间，香港那边很繁荣，内地这边却仍然破破烂烂。
视察收尾时，习仲勋向宝安县的干部们讲话。“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
习仲勋这时讲了让方苞、李定等人记忆深刻的观点:制止群众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
这一年的盛夏，出生在西北的习仲勋在南方炎热的酷暑中接连走了23个县。
就在这个夏天，外逃愈演愈烈。根据《1978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当前我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报告》显示，当年8月，广东全省就发现外逃6709人，逃出1814人，是1962年5月后人数最多的一个月份。
习仲勋后来在珠海的反偷渡外逃会议上说，他和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寇庆延到惠阳，那里到处都是被收容、遣送人员。这些人到了樟木头，下汽车后就一哄而散。6000人跑了4000多。这4000多人又继续结伙外逃。
汹涌的逃港者成为65岁的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生活问题很重要
就在这次反偷渡会议上，就逃港的性质和原因曾一度出现尖锐的争论:到底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但李定说，基层干部都明白，外逃的原因就是穷，只是过去没人敢在高级别的会议上说出来。
后来过了很多年，他们才了解到，邓小平在1977年到广东视察时就讲明:“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9年初，杨尚昆也来到了广东，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等职。他和习仲勋在延安时期就很熟悉。
杨尚昆下去调研的第一站到了佛山。和习仲勋一样，他对“文革”后的民生凋敝痛心疾首:“把我们的国家搞得混乱不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还有百分之几的人吃不饱，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卖儿卖女、大量逃荒的，国家搞成这样，令人痛心。”
杨尚昆同样要求地方干部把生产搞上去:“现在最苦的是农民，首先是让农民喘喘气，休养生息。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首先把农业搞上去，争取农业大丰收，让人民吃饱肚子。”整整10天，杨尚昆先后前往佛山、顺德、中山、珠海、斗门、台山和新会等县，向社队干部和农民了解情况。
持续的偷渡外逃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79年6月10日开始，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会议，研究广东反偷渡外逃问题。
代表广东省委汇报的寇庆延最后请中央指示。李先念说:总的是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要发展生产。再就是要惩办一些，这是辅助手段。“生活问题很重要，生活不安定，你想堵也堵不住。所以要发展生产，才能安定人心。”这些话记录在编号为“粤办字〔1979〕58号”的文件里。
中央的思想传达到广东，与习仲勋、杨尚昆想法不谋而合。在惠阳地委的反偷渡外逃会上，习仲勋对大家说，偷渡要治本，首先就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与香港那边还有相当差距，也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
这个讲话随后被印发到广东省各地政府，成为调整反外逃政策的根据之一。
发展生产第一个是调整种植计划。1979年秋，刚刚成立的深圳市得到省政府指示，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可适当调减粮食种植面积。
结果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万亩鱼塘，改种7万亩蔬菜田，是原来的10倍。农民不仅减少了负担，还增加了现金收入。
那时分管宝安财贸工作的李定说，他本想带着莲塘的干部养鸡，但超过5只就是资本主义。“这边不行，我们就去新界养鸡。”
虽然农民都可以凭《过界耕作证》进入香港，但是必须早进晚归。李定就把分管政法的省委常委寇庆延请到莲塘的大队办公室，说要在新界建个养鸡场，靠生产治外逃。他希望寇庆延给个政策，允许20个养鸡场工人长期留在新界，“你要是同意，这20个人就留住了；你要不同意，我这20个人就是逃港了。”
寇庆延当场在李定的报告上签了字。李定就带人在新界搞了20万只的养鸡场，规模当时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广东当时另一个新措施就是“五定一奖”，即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在这种体制中，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发展就越快，过去靠逃港寄钱养家的家庭慢慢没有了优势。很多父母就叫逃港的孩子回来种地搞养殖。
当时横岗镇有个姓钟的宣传典型。她的两个儿子都外逃到香港，后来因为磨豆腐、养猪、养鸡，劳力不够，就把儿子叫了回来，最后一家就养了一万多只鸡。
李定说，到1983年前后，回乡定居搞种养的外逃农村青年多了起来。
树林里的人没了
在1978年的荒芜和纷乱中，宝安的两个地方引起了习仲勋的注意。一个是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这里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但是1975年后搞对港小额贸易、挖鱼塘，再没有一个人外逃。
另一个地方就是拥有“中英街”的沙头角镇。1949年后这里外逃了1053人，到1978年上半年还外逃近100人。但是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沙头角开展来料加工、对港小额贸易，不仅没有人外逃，还有几户全家逃港者要回来。
习仲勋经常向地方干部讲起这两个地方:只有搞好生产，才能制止外逃。而在土地沙化严重的海滨地区，发展对外贸易、“三来一补”成为习仲勋的选择。
早在1978年夏天，中央派到港澳地区考察的代表团返回。他们在广州先向习仲勋等广东省党政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港澳地区的情况。
大受启发的广东省革委会不久就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其中提出最迟五年内要在宝安、珠海两地建立外贸基地。
这一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外开放被明确提出。
1979年1月的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宣讲了中央精神。会议最后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
当时的广东省委已有共识:广东的面积超过欧洲一些大国，地理环境、人文条件都有潜在优势，如果中央给予一定的自主权，发展经济并不难。
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行一步”。
当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更多权力，在深圳、珠海划出两个地方单独管理，作为外部资金投资的场所，并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1999年，习仲勋在接受《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摄制组采访时讲到了邓小平的回应:“邓小平当时还鼓励我们，要大胆实践，并将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的贸易合作区，定名为特区。”
邓小平就在这时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后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的李定说，就在特区条例公布几天后，逃港者骤然减少。那些藏在梧桐山的树林中、深圳河边的草丛里等待逃港的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两个月后，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此时，无论对于逃港者、深圳还是整个中国，另一番天地都已展开。-
( 特约撰稿赵晓宇对此文亦有贡献)
90年代中期曾有港报估计，至少有2万名东莞籍港人先后到内地投资经商，其中可能有一多半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逃港者或者他们的后人
记者山旭 东莞报道
1979年的春天，虎门龙眼村的祠堂里热闹了起来。看见有人抬机器进去，上了岁数的老人不禁抱怨了起来，怎么又大炼钢铁了，而且还是在祠堂里。
没多久，人们在祠堂门口还看见了早年逃港的张明、张细兄弟。不过他们不是被五花大绑遣送回来的，而是西装革履，还和村支队张旭森一起谈笑风生。
终于有一天，祠堂门口挂出了龙眼发具厂的牌子。原来祠堂后院安装的设备并是生产假发的。张氏兄弟就是假发厂的老板。
若干年后，当广东省整理改革开放的诸多线索时，确认龙眼假发厂是全省第一家落户农村的“三来一补”企业。进而推之，乃是中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张旭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还没有逐级下达到龙眼村，但是社会上已经传出了大变革的消息。
封闭了30年的国家终于开放，逃港者也迎来重归之日。
想赚钱的逃港者
1978年的广交会有些特殊:南广场的语录墙被拆掉了。
不过，张明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他和许多港商一样，仍对巡逻的民警有些“敏感”。16年前的1962年，家徒四壁的张明渡海外逃到香港，成为几十万逃港者中的一个。
现在，龙眼村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记得这个破产地主的儿子。50年代初的运动中，张家最后一些土地和财产被集中到公社，一大家子里的兄弟几个天天扛着锄头种地。
1978年，张明的弟弟张细在逃港大潮中又偷渡去了香港。此时，张明经过10多年打拼，已经在香港开了家有点规模的张氏发具厂。
不过这个时候，香港的制造业已经遭遇瓶颈。张细说回内地办厂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当时香港劳动力资源非常缺乏，而用机器生产成本高，质量也不好。
而张细在去香港时，广东地方上已经传出了一些风声。张家一个在东莞进出口公司工作的亲戚告诉兄弟俩，省里领导想加大进出口力度，让香港人到内地投资，搞来料加工。
张家兄弟商量了一下，决定利用广交会的机会回来探探风声。
张明到了内地，果然听说了政策松动的消息，这时反而拿不定主意:回来投资建厂，人工成本低，地皮几乎不用花钱，只要办起来肯定能赚钱；但是政府只是说要建外贸基地，并没有“赦免”他的外逃者身份。如果追究起来，不仅吃苦十几年换来的好生活没有了，可能还会做牢。
踌躇了许久，他打电话给老家的村支队张旭森“问政策”。
张旭森告诉记者，当时心里是希望张明这些人回来投资的，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多数干部也很赞同。这个时候，虎门镇上已经有了中国第一家合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
不过终究没有文件肯定，允许外逃的人回来公开搞工厂。而且农村能不能搞，刚经过了20多年“运动”的人们心里都没底。
“走资派”找来了“地主加外逃犯”
1979年初，张旭森写了个材料去找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希望得到支持。打电话到公社，说黎桂康去广州开会了。
张旭森准备了点干粮，坐了一天车赶到广东省委党校，没想到黎桂康开的会就是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正鼓励各地干部搞来料加工。
张旭森连忙回到龙眼，筹措具体办厂事宜。找到贸易局，贸易局局长也很高兴。
不过这个时候，张明还是担心。广交会是一个特殊场合，并不代表自己回虎门也不会被抓。
劝了许久，张氏兄弟终于同意在靠近边界的宝安见面。又解释了很长时间，张旭森再三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当年的逃港者才同意回龙眼村看一看。
港股热炒中央降准预期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内地7月份物价指数(CPI)一如市场预期般，大幅回落至1.8%，市场憧憬中国通胀压力降低下，将有更大空间减息及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港股再升逾200点，令38只熊证被“打靶”。恒指收报20,269点，是5月9日以来最高，升幅1%或203.9点，成交474亿元。内地CPI进一步回落，有助后市表现回勇，不过分析认为，昨日成交额仍偏低，反映投资者在内地今日(周五)公布7月贸易及信贷增长数据前，对后市仍审慎。
内地7月份CPI创出30个月新低，市场憧憬内地继续“放水”，内房股受追捧，保利香港(0119)涨近一成，融创(1918)、富力(2777)、世房(0813)、恒大(3333)均弹约4%，中海外(0688)升2.3%，润置(1109)涨2.6%。市场憧憬货币政策放松，也有助中资金融股走俏，新华保险(1336)升2.85%，财险(2328)亦升2.44%，民行(1988)升近2%。带动国指曾一度重上10,000点大关，收市升94点报9962点。
高富金融研究部分析员黄文杰称，内地CPI同比只升1.8%，符合投资者预期，故有助后市表现回勇，加上A股已有见底迹象，估计短期内港股仍会向上。
港股升203点 38只熊证打靶
不过，信诚证券副总裁何智威表示，虽然内地CPI回落，令市场憧憬加快“放水”速度，但市场仍不断有负面消息出现，随时会打击大市上升的势头，投资者风险颇大，故此，近日未见有大量新资金涌入股市，料资金只以短期炒作业绩为主，相信港股于20,500点会遇上一定阻力。
港股再升203点，令38只熊证被“打靶”。蓝筹股几乎全线向上，控(0005)收市升1.33%，贡献大市41.25点升幅，中移动(0941)亦升1.12%报90.15元。录得亏损的国泰(0293)获摩通唱好，全日升3.88%，成表现最佳蓝筹。
渣打连弹2日 暂不宜追入
市场关注的渣打(2888)再升4.3%，是连续第二日反弹，被指“洗黑钱”的渣打，拟入禀控告纽约当局。英业环球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陈炳强表示，“洗黑钱”的指控令渣打股价跌穿190元，即过去半年的低位，但他认为，该行最坏的打算是被美国当局吊销牌照，而市场已在事件曝光当日消化了冲击，故该股在140至150元找到支持，料短期会在150至170元低位徘徊。他认为，若果罚款不高，股价会再反弹。
他认为，当局吊销渣打的美国牌照机会不大，但建议投资者仍要作最坏打算，故不建议于现水平买入，若股价回落至140至150元水平，则才小注“捞底”。
憧憬万科注资 南联狂飙65%
另外，早前获内房龙头万科入股成主要大股东的南联地产(1036)，昨日成升幅最大股价，万科虽未有具体发展计划，但南联全日被炒高最多近70%，收报9.39元涨65%。资金继续炒作“残价股”，国美(0493)弹近9.5%，雨润(1068)升6.8%。至于发通告反驳Glaucus失实指控的西部水泥(2233)，复牌后曾挫16.2%，收报1.28元，只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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