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民日本条件。
葫芦岛日侨大遣返
根据前苏联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其实早在８月１５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已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为了卷土重来，日本政府将１００多万侨民抛弃在寒冷的东北。关东军败了，不甘心的日本还不想撤回他们的“开拓团”。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日本政府在国内贫困地区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开拓团”，到中国种地。
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中国香港、台湾及朝鲜、东南亚地区的日侨和被缴械的日军，陆续由政府接运回国。唯独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迟迟得不到归期。
他们被自己的祖国抛弃了吗？根据前苏联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其实早在８月１５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已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为了卷土重来，日本政府将１００多万侨民抛弃在寒冷的东北。关东军败了，不甘心的日本还不想撤回他们的“开拓团”。
大遣返
然而，苏军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对有关报告根本不予理睬，“我们决不允许，在我们临界的国土上，生活着一群与我们有着宿仇，而且像狼一样险恶的人。”至于美国，“他们既担心中共利用日侨打内战，又担心将来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因由日侨联络而团结合作，影响和动摇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也竭力反对日本人留居中国。中国国民政府也很快做出回应：完全赞同美、苏两国关于遣返日侨的决议。
１９４６年１月，中美双方在上海会晤，决定自４月份起，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
就这样，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侨俘，终于等来了回国的消息。他们奔向葫芦岛，经由那里开始他们返乡之路。时任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处长的李修业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日侨中妇女占７０％左右，儿童占１０％，老人占５％”。“年轻妇女担心途中遭遇苏联人，都把脑袋剃成秃子，脸上抹了锅底灰，把胸脯紧紧束起，想方设法把自己打扮成男人模样。运送日侨俘的列车多是敞篷的货车厢，日晒雨淋，人又拥挤，车速又慢，种种艰难苦处自然不少。”此外，还不得不提防土匪及传染病的威胁，而预想中的中国人大规模的报复行为却很少发生。
劳 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回到祖国。尽管之前《波茨坦公告》明白无误地宣称“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
据统计，直到１９４６年末，美国扣留了将近７万名投降的日本兵做劳工，用于逐步淘汰在菲律宾群岛、冲绳岛和太平洋海域的战时设施。
对日俘扣留时间最长的则是前苏联。据估计，加上被俘的平民，大约有１６０万到１７０万日本人落入苏军之手，很多被运往了西伯利亚。
一篇题为《日本武士的俄罗斯坟墓》的文章，记载了当年日本侨俘到达俄罗斯的情形：“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第一批５０００名关东军战俘被苏军专列押送至潭波夫州坦波夫市，”作者卡捷琳娜·萨日涅娃援引一位市民的回忆说，“我们在车站等了好多天，日本人刚下火车，我们所有的人立刻就向他们扑去，抢夺他们的东西。一会儿，他们就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
归 国
与滞留在外的同胞相比，能够返回国内的也不见得更好。在每一个海港，到岸的船只上挤满了失去孩子的母亲和失去父母的儿童。他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中，最为常见的是亲人或战友的骨灰盒。“许多成年人，数年后从海外归来，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无迹可循。城市中的街区整个被夷为平地。父母妻子在空袭中被炸死或疏散到了乡下。”当时，日本有近９００万人无家可归，从海外归来的人们又不断加入难民的行列。
一些老兵回到家乡后，竟见到了自己的墓碑或是伤心地发现妻子已经改嫁他人。而“对于绝大多数原陆海军士兵来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发现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却被当作贱民对待”。约翰·Ｗ·道尔在《拥抱战败》一书中说，“到１９４６年归国潮蜂拥而至之时，国内的民众已经持续了解到帝国部队在中国、东南亚、菲律宾，乃至对盟军战俘令人发指的暴行。结果，许多退役军人发现，他们不仅被看作是没能完成使命的失败的群体，而且被假定为参与了不可告人的坏事的个体。”
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６年底，大约５１０万日本人回到了祖国，１９４７年，又有１００万人重新踏上日本的土地。至此，仍有大约４０万人留在海外。这是一个永远也凑不齐的数字———大量人员下落不明或诡异消失。 (本文来源：南京报业网 作者：都市文化报-刘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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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214万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对战败国施以割地、赔款、占领等苛刻的惩罚也不胜枚举。但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且在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却对战败国与战争的发动国——日本采取了迄无前例的宽大政策，中国以宽厚大度的姿态，不带歧视和报复,将近214万日本战俘与侨民遣返回国，对日本战后复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根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记载,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境内的战俘与侨民多达214万。把数目如此庞大的日本战俘与侨民在短期内完全遣返回国，对于当时中国疲惫不堪的运输力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了推进遣返俘侨工作，中美双方于1945年10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本俘侨的联席会议，会议制定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该计划规定，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的遣送归归国由中国政府负责，同时还要尽量利用日方人员及少数美方人员予以协助负责中国政府与美国海军之间联络事宜。该计划还规定，除了炸药、军刀、照相机、望远镜、光学仪器、金条、银条、宝石、股票、艺术品等严禁携带外，日本官兵与侨民可以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对于携带的款项，军官可以携带500元（国民政府货币单位），士兵可以携带200元，一般侨民可以携带1000元。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船只成为运输的主要工具。中国本土、台湾与日本之间由登陆艇运输，由美国第七舰队负责管制。最初拟定的港口只有上海、青岛和天津。在中国南部海域扫雷完成以后，再扩大至广州、海口、厦门、基隆、高雄和越南的海防等港口；日本方面接受入境的港口有佐世保、鹿儿岛、博多和吴市。中国政府不仅制定出庞大的遣送计划，而且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周密细致的安排。据估计，三个月内将为日本俘侨提供的粮食多达128.2万余大包，如果按当时每包8000元计算，共需款102.574亿元。
1946年1月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本俘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战区所能接收到的船只；从中国内地遣送日本人到中国各港口的运送效率及困难；每天运输的数量；日本俘侨的集中等。15日，盟军总部在东京召开中国战区遣送日本俘侨会议。会议规定，中国战区的美军总司令部协助中国把中国东北、台湾、海南岛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日本俘侨遣返回国。措施包括美国总部安排各遣送港口的先后顺序，并担当指挥各有关来华船只遣送的任务；中国方面负责日本俘侨进出港的登记，有传染病者严禁上船等。为了不使瘟疫在遣送途中流行，1946年2月6日《中国战区遣送计划》进一步规定，日俘、日侨在上船前一律接种伤寒疫苗，遣送船也要消毒。总的来看，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俘与侨民遣送的组织准备工作，是相当的充分而严密的，也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
在经过准备与部署之后，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俘侨工作全面展开。按照部署，日本战俘与侨民先集中到中国大陆的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台湾的基隆、高雄和越南北部的海防等12个港口，然后分乘美国第七舰队的舰船和日本的船只遣返日本。
中国战区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总数逾213万，如果把苏联接收的东北地区侨民加上，总数超过370万人。为了早日把这些日本俘侨遣送回国，中国政府紧急调用了国内80％以上的运输力量，日夜兼程地把日本俘侨由各分散地集中到主要港口。为了使伤病和失去行动能力的日本俘侨早日回国，中国政府专门组织了1.2万多副担架和2万余人的护送队伍，对伤病的日俘、日侨实行特殊护送。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载有数千名侨民和数百名日本伤兵的遣送船由天津塘沽港开出，揭开了中国战区遣送日本俘侨的序幕。随后，青岛、上海、广州等地的遣送工作陆续展开。经过一年多的紧张运送，到1946年底，中国境内的近四百余万的日俘、日侨遣送完毕。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中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抗战胜利伊始，举国满目疮痍，更是百废待举，对于遣返数百万日俘日侨无论陆运、水运、空运，以及其他补给行政支援等，都是极大的负担，可是我们仍然排除万难，迅速安全地把他们遣送回国。
中国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大遣返，成为东亚历史上的一道奇特风景。据日本方面估计，在当时海上交通均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只靠日本的力量把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侨民全部撤回，至少要用十年的时间。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把所有的日本在华俘侨全部遣送回国，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大的人为事故。这一点，不仅为当时国际舆论所称赞，就连“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部长冈村宁次也承认，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有采取歧视与报复。
作为战败国的俘虏与侨民，可以携带衣服、被褥、粮食、现金回国，而且途中还受到医疗、饮食供应上的照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当时担任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及撤侨援护院参与的大久保传藏，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南洋各地，当时由苏军占领的中国东北以及韩国遣返的军民，几乎全是赤裸裸的，光身一条，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相反，由中国大陆归来的，则不管是粮食、衣物，都带有足以暂时维持生活的行李回来。
中国对日本的俘侨政策是战后初期中国国民政府处理与日本关系的基本准则。自近代以来，日本对华侵略有增无减，先是甲午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长城事变，一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对华侵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战后初期如果没有调整中日两大民族矛盾的基本原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总体来看，战后初期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比较平稳，中国境内没有出现因日本军队的烧、杀、抢、掠而造成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复仇现象。中国人民对日本俘侨是宽大的，没有加害他们之意。
日本在二战中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如果换成1937年的美元计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的战火，遍及中国22个省区，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却以德报怨。1907年海牙国际公约规定，交战国可以利用战俘劳动力，根据其能力进行生产恢复。作为战胜国，中国羁留日本战俘修复被其破坏了的道路、桥梁、工厂并不为过。中国政府的做法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感到意外。
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说中国的对日政策奠定了日本战后复兴的基础并不为过。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大久保传藏认为，它不但带给败战的日本一线光明，并且从深渊中拯救了破碎的日本，是使日本从虚脱与混乱中站起来的最大力量。纵观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全过程，基本达到了“只认日本黩武军阀为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和“我们并不要报复”的目的。这对于化解战后两国的民族矛盾、解决两国间的诸多问题，有积极的作用。
澳洲500万投资签证 中国大陆富豪申请积极
澳洲移民部已经向200多名中国投资者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发出了重大投资签证(SIV)邀请函，不过尚未签发任何SIV。
据悉，在向中国投资者发出212份邀请函之前，移民部已经收到了345份来自中国大陆投资者的意向书，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意向书分别为7份和2份。此外，还有2份来自印度、3份来自日本、4份来自新加坡、3份来自美国，另有13个国家分别有1份。
SIV被喻为富裕投资者的“黄金门票”。他们只要在相关投资项目中投资500万澳元，并在四年时间里在澳洲住满160天，则不必满足任何语言要求就可获得申请澳洲永久居留权的资格。
根据移民部的最新数据，移民部已经向有意申请SIV的投资者发出了222份邀请函，远远高于2月底的131份。在这些邀请函中，有212份发给了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另外10份则发给了新加坡、日本、德国、美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
大多数SIV申请者都将投资目标放在了新州和维州。而批准这些投资者的签证对悉尼和墨尔本等城市的房市具有积极意义。
其中的101份邀请函与有意投资新州的申请有关，另外分别有81份和29份与有意在维州和昆州投资的申请有关。意外的是，只有8份邀请函与有意在矿业繁荣的西澳进行投资有关，3份与在南澳投资有关。
来自CBRE Hotels的Wayne Bunz称，更多亚洲投资者为了申请这份签证，有意收购澳洲的酒店和昆州度假村。“最近几个月，有不少中国投资者组团考察了我们的资产，很多人都是冲着SIV来的。”
不久前被委任为Knight Frank亚洲地区总裁的Dominic Ong也表示，在联邦政府推出这一计划后，中国投资者的需求猛增。他称，投资者的兴趣并不局限于办公楼，还包括零售业、酒店和度假村。
“虽然这份计划褒贬不一，但我认为澳洲不仅一开始就能从这500万直接投资中尝到甜头，长期而言更将受益无穷，因为大多数申请者(一般为成功的商业人士或企业家)的净值都在5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他们一旦到了澳洲，就会立刻寻找投资商机。”
Ong称，在最近前往北京和上海之后，他发现中国投资者都希望把投资组合多样化，并把澳洲当成一个安全的天堂和长期的投资目的地。“目前我们正与20组中国投资者合作，帮助他们在澳洲需找办公楼、购物中心、酒店投资和土地开发等项目。”
1946年百万日本侨俘葫芦岛大遣返
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特别提到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温家宝总理说：“在这里，我还想提及一件事。中国东北的港口城市葫芦岛，曾是侵华日军运送石油的地方。就在几座残留的储油罐旁，矗立着一块石碑，记载着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在交通不便、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全力帮助105万日本侨民平安返回家园的历史一幕…….贵国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在参加葫芦岛大遣返纪念活动时说：‘葫芦岛大遣返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宏大量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
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05年，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日本就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1936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内阁就正式宣布，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提出了从1937年起，用20年的时间，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总数达到100万户、500万人的移民计划。
到1945年“八一五” 光复时，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侨总数大约在160万人以上，此外还有70多万日本关东军。据日本政府战后公布的数字表明，日本战败投降时，滞留在海外的侨民和军人总计达629万人。而在中国东北（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日侨和日本军人就达到237．4万人，占海外日本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当时，在中国华北、华东、华南、香港、台湾等地的日侨以及被缴了械的日军，都已陆续被日本政府设法安排接运回国。唯独对滞留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日本政府迟迟未做反应，甚至对此始终讳莫如深。 直到1991年12月前苏联解体，有关人士在前苏联国家档案馆发现一批有关东北日侨的历史档案资料，才使这一谜底揭开。
早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8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根据该项政策，制定出“为了帝国复兴，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大陆”的计划。同时，日本陆军大本营对苏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大佐，作为大本营的特派军使飞到新京（长春），向关东军司令部传达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有关精神，并亲笔起草一份送给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关于关东军方面停战状况的实施报告》。
该报告称，目前日侨在中国东北总人数为135万人，他们基本都是从事文化教育、工商企业等方面事业的骨干。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他们负责的机构失去了功能，他们的活动也基本停止了。日方希望通过在苏军的帮助下，让日本侨民包括解除武装的军人恢复正常活动，并在苏军的庇护下，在继续在中国东北定居生活。同时，该报告还明确在东北定居生活的日本人可以放弃日本国籍。当时的日本政府竟然采取了这种令人齿寒的弃民政策。
1945年9月5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求见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请求联合国解除对日本的船舶封锁及海洋禁航。麦克阿瑟表示如果为了撤退侨民，可以解除对日本船只的封锁和禁航，日本可以对这些船只经过修理后加以使用。12月12日，美国作出了对中国日侨的决策。“如果不完全消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就不能达到太平洋的真正和平”。“为了消除日本的影响力残留在中国的可能性，美国将就遣返日本人和非武装化问题，承担明确责任。”
苏联一方对此的态度更加明朗，“我们决不允许，在我们邻界的国土上，生活着一群与我们有宿仇，而且像狼一样险恶的人。”前苏联红军退役将领柯罗达夫引用他们的统帅华西列夫斯基的话，说明当时苏联人对滞留中国东北日侨的态度。基于这样的态度，苏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日本人提出的请求，甚至不惜违背《波茨坦公告》中的“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的条款，将他们能够搜捕得到的计达59．4万日本关东军战俘，连同148名高级将领，全部押往苏联西伯利亚等地 “劳动改造”。
针对大批日侨滞留中国东北问题，美、苏两国的态度十分明确，中国国民政府也很快作出了回应，完全赞同美、苏两国关于遣返日侨的决议。后经中美双方多次举行会谈，最终决定从1946年4月起，开始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俘。
当时，中美双方曾设想同时利用东北地区的大连、营口、葫芦岛3个港口遣返日侨俘，这样会使遣返的速度能够更快一些。然而，这一设想遭到苏军的反对。苏军以大连、营口为商港，不能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活动为由予以拒绝。但是，为了遣返日侨工作顺利进行，苏联方面承诺，苏军管理区即旅顺、大连地区的27万日侨由苏军负责遣返。因为苏军的拒绝，东北地区唯可利用的港口也就只有葫芦岛了。葫芦岛港阔水深长年不冻，能够随时停泊巨型舰船，而且还有铁路直达码头，交通运输甚是便利，由此使葫芦岛港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遣返百万日侨这一历史重任。
1946年5月7日上午，两艘装载着2489名日侨的美国轮船驶离了葫芦岛港。他们作为第一批遣返归国的人员，从这里迈出了归国还乡的第一步，由此拉开了葫芦岛大遣返的序幕。
从这一天开始，在长春、沈阳、鞍山、四平、营口等地，到锦州、锦西、葫芦岛之间的铁路线上，每天都奔驰着载运日本侨俘的列车。这些列车几乎全是挡板很低、没有顶篷的货车。有的列车全是平板车皮，四边立起几根木棒，再用木板围拢起来，以防有人跌落发生不测。遣返日侨只背着简单的行李，很多人只拿着一个啤酒瓶子或汽水瓶子，既当水壶又当枕头。
1946年11月27日，最后一艘载运日侨俘的轮船“第一大海丸”即将离开葫芦岛港。民国政府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应日侨善后联络处官员们的邀请，来到船上进行礼节性的送行。
当李修业一行登上甲板时，候在上面的日本人全体起立，向中国军人行九十度鞠躬礼。应日侨善后联络处负责人野村的再三邀请，李修业将军作了即兴演话：“……中国人民近几十年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欺辱，千言万语也说不尽。现在日本战败了，投降了，但是我们没有采取冤冤相报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如果按你们日本人过去对待我们中国人的做法，你们这些人都应该枪毙。中国虽然穷，用来枪毙你们的子弹，还是不成问题。……我们中国人胸怀大度以德报怨，把你们妥善地遣返回国，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崇高美德和人道主义。你们回去以后，要仔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再见吧！”
李修业将军演讲结束，日侨代表川岛丰太郎致了答谢词，日侨善后联络处负责人野村向李修业将军赠送了锦旗和感谢状。那锦旗上写着：感谢中国。
当日下午16时16分， “第一大海丸”鸣笛三声，缓缓离岸。至此，举世瞩目的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历时6个月，遣返日侨俘计达1051047人。此期间葫芦岛人作出了巨大奉献。当时入境待运的日侨俘在葫芦岛停留时间短者7天，长者半月，也有一部分人停留一月两月，乃至半年不等。
据史料记载，停留葫芦岛期间，日侨俘所需的食物全部由当地百姓负责提供。仅按每个日侨俘在葫芦岛食用２．５公斤粮食计算，１０５万人计需２６２．５万公斤粮食，而当时葫芦岛周边地区的年产粮量仅为４００万公斤。很多人家口粮不足，为了保证日侨安全遣返，他们常常把仅有的一点粮食贡献出来。高粱、苞米、地瓜、土豆什么品种都有，而他们自己则时常依靠野菜充饥。正是由于葫芦岛人的如此仗义之举，很多归国日侨才把葫芦岛视为他们的再生之地，称葫芦岛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地方。
如何从中国大陆转学去加拿大
关注加拿大移民关注加拿大教育：从中国大陆转学到加拿大：从中国大学转入加拿大大学一般要损失半年至一年的学习时间。例如，在国内已经读到大二的学生来到加拿大要重新上大学二年级，因为国内大一，大二的一半学分左右的课程不能被转学分。诸如英语、政治、体育等课程，还有一些文科、商科的课程也不能被加拿大大学认可，法学和医学专业的课程完全不予认可。
另外，加拿大本科荣誉学士学位(4年本科文凭)毕业需要完成至少40门课程(120学分左右)，其中要求至少50%的课程在本校完成以便顺利拿到本校所发的毕业文凭。因此，大三和大四的中国学生，或者是在读第三年和已毕业的拿大专文凭的学生最多能转到加拿大大学的学科数目为20门(60个学分左右)。也就是说转学生需要从大三开始重念，到拿到毕业证书一般还需要花费两年时间。
根据上述情况，在国内已经进入大四的学生不建议转学，等大学毕业直接申请加拿大研究生就不会造成过多的时间和金钱上的浪费。
日本曾计划对华移民500万 七大国策之一
移民狂潮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铁证。10年间，日本计划向中国移民500万人，占当时日本全国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国际先驱导报驻吉林记者马扬报道 日前，据中国学者首次发现大量珍贵史料并研究证实，日本曾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纲领、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带有侵略性质的移民，最终目标是从1937年起利用10年时间，向东北实施移送100万户、500万人的
庞大移民侵略计划。
五次大规模“集团移民”
“日本遗孤”现象早已清楚地证明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移民的侵略事实。不过，由于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大批销毁了关于东北移民的大量文件，对有关方面澄清历史真相和研究这个问题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中国著名人口学学者、吉林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胜今教授，在日本人口学会会长、世界著名人口学家黑田俊夫的帮助下，用长达10年时间对“日本对中国移民侵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在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有关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地摊书市，有针对性地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文献、图表和统计资料，其中多数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文献都属首次发现。
据王胜今教授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指出，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研究表明，日本对我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目的是把日本移民组织成强化的武装集团，侵入中国农民居住区，形成由日本人组成的特殊村落或“移民团”，以监视和镇压当地人民。“移民团”依其规模分为“集团移民团”“集合移民团”“分散移民团”，日本还把农家的次子、三子以下的未成年人集合起来，经过训练后派往中国东北，成为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在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版的《满洲移民读本》中，详细画出了日本移民侵入我国东北各地的区域分布图；而同年出版的《昭和十二年度拓务省辅助的自由移民一览》中，则详细列表公布了东北开拓团在各地分布的人数和户数。据了解，日本前期“集团移民”共分4次，分别侵入伪满三江省永丰镇、依兰县湖南营、滨江省绥棱县、牡丹江省密山县的城子河和哈达河等5地。1936年，拓务省在对原有移民方式加以取舍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第5次集团移民从日本全国选出1000户移民，侵入到伪满东部的密山县。
1936年8月25日，日本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七大国策”之一，准备从1937年起，利用1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实施移送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据日本估计，伪满人口将在30年内由当时的3500万人增至5000万人，而日本人要成为“满洲国”的五族之一，其人口至少应占到十分之一，即500万人。据日本史料记载，伪满时期仅黑龙江地区就有日本移民13万人。
“武装移民”镇压东北抗日力量
日本向东北移民主要是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巩固它的军事占领。武装移民的倡导者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在策划首批武装移民入侵行动时明确指出，目的是为了对付李杜、丁超的“三万多顽匪”，是“从维护治安的角度着眼”。规定武装移民要“承担关东军任务的一部分，维持满洲国内的治安”。
例如，第一次入侵的武装移民492人，由市川益平中佐率领，在移入佳木斯东南永丰镇之前，参加镇压抗日力量和武装军事行动37次，长达半年之久。就连日本也把他们称做“屯田兵”或“屯垦军”。到1931年，武装移民共移入5次，2917户，与东宫原计划的3000户基本吻合。从入侵武装移民分布情况看，这五次移民都集中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部和北部。这些地区正是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最活跃的地带，其意图显然是让这些武装移民“在北满的治安确保中起杠杆作用”。
1937年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进入了所谓的“国策移民”时期，移民的募集从以军人为主，转变为“一般农民第一主义”。这个时期，日本强调移民的作用要从“狭义的国防机能”转变为“广义的国防机能”，即移民不仅要成为维持治安、公平，能巩固国防的杠杆，直接支撑关东军的军事活动，而且还要全局的、长远的、有计划地去实现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目标。
移民侵略与土地掠夺并进
为推行移民侵略政策，日本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又大肆掠夺东北地区的土地。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强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次年1月，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无论荒地、熟地一律一元，几乎等于白抢白占。
日本帝国主义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略，就连有些占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也会变得土地一无所有，仅剩下牲口等财产。日本强行霸占中国农民土地的暴行屡屡发生，例如宾县许汉臣兄弟三人共有地80垧被强买。高玉林有5垧地，被日本实行归村并屯所强占，房子被烧。爱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六年五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里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六月一日前迁移搬家，并说，‘你们屯都搬出去，给日本开拓团用。’到12月1日那天夜里，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全屯300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地方房屋地皆无，很多人冻饿而死。”
日本对中国个人赴日旅游签证条件放宽
日本——中国公民重要的境外旅游目的地
日本外务省正式宣布，自今年7月1日起，全面扩大中国公民赴日个人旅游签证申请范围。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北京事务所首席代表柏木隆久在解读该政策时表示，今年7月之后，所有日本总领事馆均接受个人旅游签证申请。
柏木隆久介绍说，将于今年7月1日实行的个人旅游签证扩大政策，就是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具体来说，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做了大幅度的扩大。
首先是扩大了受理地域的范围。从原先北京日本大使馆、上海总领事馆、广州总领事馆所辖省市自治区，扩展到包括重庆总领事馆、青岛总领事馆、沈阳总领事馆暨大连办事处所辖省市在内的整个中国大陆。换句话说，今年7月之后，所有日本总领事馆均接受个人旅游签证申请。
其次是扩大了送签代理的范围。从原来局限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州与深圳的48家旅行社扩展到全国的290家旅行社，为个人行游客的就近申请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最后是扩大了申请人群的范围。新政策施行后，具备一定资信能力的人均可为自己及同行的三等亲之内亲属申请个人旅游签证，或为单独成行的二等亲之内亲属申请个人旅游签证。一定资信能力是指拥有稳定的工作及持有国际信用卡金卡或与此相当的能力。据了解，几家著名国际信用卡公司的金卡申请条件是月收入5000元左右。因此，可以申请赴日个人旅行签证的人群扩展到了一个很大的范围。制定这一标准，也是为了减轻中国个人旅行者以及送签旅行社的负担。
据悉，2000年9月，中国大陆首个旅行团到达东京，打开了中日民间交流的旅游通道。近10年来，来自中国的访日人数稳步增长，继2008年突破百万大关，2009年在访日外国人数下挫19%的情况下，中国市场仍然保持了近1%的增幅，成为全球经济风暴下日本外来客源的唯一增长地区。
“拓国”战略：日本30年移民东北33万
背景
日本移民东北为了真正占领中国，使伪满洲国真正成为日本领土，除向中国派来军队之外，日本政府还招募了大批人员向东北移民。据不完全统计，自在“爱川村”开始移民实验至战败投降，30年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
“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12000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
1945年8月，关东军在苏联红军打击下仓皇溃退，大批移民被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大部分人在战后被中国政府遣返，一部分无力回家者被中国人收养。
夏日的早晨，一束带着露水的菊花躺在一座坟冢之前。碑上写着“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这座位于黑龙江方正县伊汉通乡的陵园，是东北地区惟一的日本人公墓，埋有5000多具日本人的尸骨。
方正县是东北最大的日本移民基地，也是移民死亡最多的地方。战后，中国政府特地在这里建起了公墓，以纪念既是侵略者，又是受害者的日本移民。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即开始向我国东北地区移民。1915年的“爱川村”实验则揭开了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序幕。“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更制定了从1937年起20年内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计划，这个移民数字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口总数的1/8。截止到1945年，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860多个，实际移民数10.6万户，共31.8万人，侵夺土地152.1万公顷。
但随着日本的惨败，这部分担负着拓国使命的日本人被仓皇撤退的军队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
中国政府和人民善待了这部分弃民，不但将幸存者遣返，一些无力回家者还被中国人收养，从而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日本遗孤。
爱川村实验
金龙村，是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魏家乡一个普通的村落。但村中的老人都知道，这个村子曾被叫做“爱川村”，这是一个日本名字。
1915年3月，主张移民侵略的日本关东都督府都督福岛安正把40多名日本农民带到这里，占据了附近大片土地之后，给这个村取名“爱川村”。
“爱川”是从日本山口县的爱宕村、川下村中各取一个字而成。据史料记载，这批日本农民均来自这两个村庄。
大连市史志办主任王万涛说，当时的日本移民共占有土地670亩，其中497亩属于抢夺。当时一位中国农民因此和日本移民打官司，当时的媒体还进行了呼吁，但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中国农民被迫成为日本人的佃户。
72岁的村民金长武经历了那个时代。在他记事的时候，村里就有丙田、小义、暗藤、高雄等五户，其中一户住在铁皮房子里的忘了名字。
但是，爱川村在建立第一年就碰上了旱灾，这些日本移民对前途失去信心，大部分转向经商或漂洋回国，爱川村里只剩下3户移民，年内又有一户退出。
此时已退休的福岛安正立即回到家乡长野县，又招募13户农民补充到了爱川村，但年内又有5户退出。到1937年，常住爱川村的日本移民只有7户65人。
即使这样，日本人仍在金龙村建立了衙门，管理所有大魏家乡的地盘，遗址至今完好。
“日本人一来就种水稻，然后全部运走，应该是供给部队了。一旦发现有中国人吃米，就会被日本人处理。”金长武说，当时日本人还在村里建了学校，但只准附近的日本小孩来这里上学。“谁也不敢惹日本人。”“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共在大连建立了三个大的带有实验性质的移民点。大量中国农民失去土地。
虽然实验阶段的日本农业移民经营状况一直没有好转，后来有些人建立了果园，有些人从事工商业。但到1945年遣返日侨时，25万日本人还是占到大连总人口的1/3，基本上控制了大连的经济命脉。
“大陆政策”的产物
1932年9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被重新召集起来，接受了为期10天的短期训练。在出发去中国之前，他们来到明治神宫进行参拜，在仪式上，狂热的殖民主义者加藤完治鼓励他们为天皇建立“皇村”。
此时，11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大地已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速了推进移民侵略战略。1932年1月，关东军在沈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移民问题，逐渐形成了以加藤完治为核心的殖民集团。
1936年，广田内阁将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定为日本“十大国策”之一，关东军为此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随后，大批移民组成“开拓团”向中国进发。
“二十年的百万户计划，它就是要通过这一百万户改变中国的人口构成。通过这种野蛮的或者说很原始的方式，来占领中国的东北。”黑龙江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辛培林说。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是，20年后，100万户日本移民经过繁殖可达到1000万人，占东北总人口的1/5以上。
“日本人对大陆有一种渴望。”辛培林说，由于日本地狭人多，绑在战争机器上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农村问题日益严峻，移民被认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出路。早在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就确立了以朝鲜、中国为主要侵略、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
辛培林认为，日本移民东北的另一原因是，为了加强日本在中苏边境上的防线。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即开始向我国东北地区移民。此后，日本也主要是在中苏边境分布移民基地。
为巩固这道防线，日本还实施了一种新的移民形式，即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制度。
1937年11月开始，在日本近卫内阁的招募下，大量青少年以“义勇队移民”名义被派往中国，它和分村移民构成日本政府最主要的两种移民方式。
到1945年日本战败，共有八万六千多名15到18岁的青少年被安置到中苏边境地区。“结果在1945年8月苏军进攻东北的时候，这些青少年义勇军大量地死亡，充当了炮灰。”辛培林说。
中国人被迫进了“挑灶沟”
日本最大的移民基地方正县位于哈尔滨市东部，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水丰沛。
1941年，一个日本“开拓团”来到方正县土地最肥沃的伊汉通乡，将内炮台山脚下的正郊屯改名为吉兴村，并在此建起“方正县开拓团本部”。
日本人到来后，基本上并不开垦荒地，而是将中国人的良田霸占，然后把一部分中国农民变成他们的佃户，一部分赶到穷山僻壤开荒。
73岁的迟长河是这里的老住户。他说，当时日本人放火烧了老住户分散在各处的房子，逼迫他们和伊汉通乡等地的农民迁走。
在此世代居住的2000多中国农民被赶到县城西部的山区。当时这里虎狼出没，连地名都没有。被日本人命名为一部落、二部落……六部落。直到光复后，这里才被正式命名为永安西屯、永安东屯等。
这年春天，雪还未化，史载最低气温零下37℃。大批被赶到这里的中国农民无处居住，只能在山坡上挖地坑，支个木头棚子做成地窨子居住。
方正县志记载，这一年，永安西屯一带的山沟里的死亡率在50%以上，一天死亡的人数最多达30余人，“挑灶”（方正土语，意指全家死光）者20余户，140多户人家中只有两户没有死人。后来，这一带被当地人叫做“挑灶沟”。
开拓团长被“误”杀
1996年，时任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辛培林收到一封来自日本人高尾启三的信，请求辛培林协助求证其父高尾雄次是否死于炭疽病。
辛培林至今保存着这封信，信中说，高尾雄次是牡丹江下属宁安市镜泊镇日本开拓团本部的团长。1942年，时年45岁的高尾雄次带领全家踏上镜泊镇半截沟的土地。
高尾启三说，1942年7月，其父到房身沟（现庆丰村）办事。归途中头部被虻咬伤，随即头部红肿、高烧，用冷水洗澡后前胸红肿。
7月23日，高尾雄次一声惨叫后死去。死后，开拓团的医生诊断其死因为炭疽病。
日本出版的《二道沟史》，证明日本731细菌部队曾在此地实验炭疽病菌，且在同年7月20日，一名日本兽医也在相邻村庄因感染炭疽病而死亡。
高尾启三据此认为，其父高尾雄次应死于日本细菌部队的炭疽病菌。
1996年，高尾启三随日本一和平组织的官员率领的“日军731部队与遗弃化学武器真相调查团”来到哈尔滨。但当地中国老人及日本开拓团的遗孤、嫁与中国农民的日本妇女均不知此事。
辛培林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实验一直是严格保密的，因此并不能否认此事存在。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本移民，也在中国人的反抗中遭受伤亡。失去家园的中国农民秘密集结，成立民众义勇军。1934年3月东北爆发“土龙山暴动”。从此，中国农民的反抗持续不断。
日本移民曾在依兰县先后组建了“弥荣村”和“千振村”，弥荣村建立后仅仅两年，就遭受中国人民的武装打击多达二十四次，死伤60多人。
在千振村1933年7月出现了集体骚动，一半以上的移民要求退团撤回日本。
被抛弃的“开拓民”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开拓团密布的伪满洲国“国防第一线”进攻。第二天早晨，拥有24个师团、78万兵员的关东军向南撤退。
接下来几天内，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的“义勇队”构成的防线顷刻间被苏军瓦解，1/3青少年“义勇队”员的生命徒然消失了。日本开拓团败亡的大幕拉开了。
“日本人当年跑得可惨了，大道上扔的到处是汽车啊，刺刀啊什么的，不少中国人捡把刺刀别在腰上，或者捡顶帽子戴上。”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农民汪贵回忆。
当时汪贵还在上学，他看到两拨日本年轻人带着枪跑进了林子，但跑不动的日本女人和老人、孩子都被丢在了村里。
“他们没人管了。开始跑的时候，他们往日本军队的汽车上挤，又被军人拖下来。”汪贵回忆。
根据史料，当时日本政府事先对投降的消息封锁得很严密，各开拓团都架有电话，但却都未得到提前撤离的通知，这些当初应政府召唤来到中国的移民们最终被抛弃。
大批日本开拓民，本来准备途经牡丹江回国，但由于苏联红军的包围，纷纷转向依兰，想取道哈尔滨，再从大连乘船回国。
但哈尔滨己被苏联红军占领，位于附近的方正县成为一个集结地。
“于是各地的开拓民都向方正汇拢，估计应该有2万人，约占全部日本开拓民的1/10.因为怕被苏联红军赶上，只敢走山间小道。时值深秋，缺衣少吃，不少日本人选择了自杀。”李宝元说。
方正县外事办的资料说，这些沦为难民的日本开拓民，一路以偷食中国农民的土豆和玉米活命，孩子带不动就扔在路旁或者推进河水淹死，老人实在受不了，就央求随行的日军兵开枪打死自己，一些绝望的人围在炸弹旁集体自杀、自焚。
1945年冬天，东北北部地区最低气温达到零下50℃，为一个世纪所罕见。这时，一场瘟疫悄然而至。到1946年春，暂住方正的1万多人的开拓团员只剩下了不足3000人，其中1000多人成为孤儿。
“这时日本人的境遇类似于被他们曾经驱赶的中国人，加上瘟疫流行，约有四五千人死在方正。方正县开拓团本部所在的伊汉通乡吉兴村更是野地里尸体成堆，中国方面后来进行了掩埋。”李宝元说。
在鸡西市麻山镇，有500日本人选择集体自杀。辛培林说，战争中，全部33万移民中有8万多人死亡，约占1/4。
中国人善待日本弃民
在日本移民陷入绝境的时候，是善良的中国人捐弃前嫌，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根据方正县外事办的资料，中国人把4000余名濒临死亡的日本妇女和儿童接到家中，成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前者被日本称为“残留夫人”，后者则是“遗孤”。
在方正县的日本人公墓旁边，有一座“中国养父母公墓”。5人的尸骨葬在这里，他们都是日本遗孤的养父母。
日本遗孤远藤勇是这座公墓的捐建者。年幼时，他随父母“开拓”到我国东北。日本投降后父母双亡，远藤勇被中国农民刘振全和吕桂云夫妇收养，起名刘长河。
刘家将远藤勇养大，并供其读完黑龙江大学。中日关系正常化后，远藤勇携妻子回到日本，但受到歧视。远藤勇学习非常勤奋，很快掌握了日语，并从事商业活动，现在已成为著名的企业家。
成功后的远藤勇将养父母接到日本，但因刘氏夫妇不习惯日本生活，又回到中国，此后远藤勇每年都来探视中国养父母，直到他们去世。
更多的日本移民则被遣返。1946年5月到11月间，国民政府方面在葫芦岛设立一个东北日侨离境总接待、检查站，随后国民党东北行营和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分别在各自控制区设日侨俘接待管理站，约105万日侨俘得以回国。
1963年5月，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方正县政府将零散的5000多具日本人尸骨收集起来，在水库边建了木结构的日本人公墓。后来迁到现在的吉兴村，改为混凝土结构。
1984年，为便于管理，另一座在鸡西市麻山镇的日本人公墓也迁到这里。两座公墓后面均有两个小小的“墓门”朝着日本方向。
“但是，日本移民侵略这段历史，在日本国内是被极力淡化的，虽然这是日本人直接感受到的与广岛原子弹爆炸同样让人痛苦的两大事件之一，但官方并未对此事件的原因和责任者进行任何追究。在我国，这段历史的研究也逐渐式微。”辛培林说。(记者/朱永)
澳洲500万投资移民SIV项目
澳洲500万投资移民SIV项目，旨在鼓励来申请商业移民签证的投资进入到新兴创意产业和新型公司，在这个大原则的基础上，澳洲500万投资移民SIV项目要求申请人投资四年，允许投资的方向为：
1. 起码要有50万澳元的投资进入到风投或创业新公司的私募基金。 2. 起码要求有150万澳元的投资投放到管理基金或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是澳大利亚的创业板块的新型公司。 3. 剩下的300万澳元可以投资在上市公司，购买债券，养老基金和房产基金等，用于住宅基金的投资不能超过10%。
原来的澳洲500万投资移民SIV项目申请人的投资方向大部分在州政府债券和住宅基金，还是相对稳妥的。这次新的规定显然是大大增加了投资风险，对SIV移民签证的考量，已经从是否有500万澳元到是否能亏得起了。 值得澄清的是，直接投资在房地产上的投资一直是不被SIV商业投资移民中定义的投资所认可的，以前也是一样，只能是可以计算在个人资产上。在商业投资移民申请中确认“被认可”的投资很重要，否则极可能导致移民签证申请失败而前功尽弃。有接触到有些偏听了非专业人士的“忽悠”，以为可以把直接房地产投入作为计算为商业投资，从而进退维谷的客户，签证申请还是要委托澳洲注册的移民代理来办理，法兰克澳洲留学移民事务所是在悉尼和墨尔本的澳大利亚注册移民代理。
澳洲500万投资移民SIV项目的申请人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人超过了90%。对商业投资移民来说，签证申请的门槛还是会越来越高，对个人的创新能力的比重也越来越重。
中国侨民汇款全球排名第二
美国著名调查机构皮优研究中心日前发表的最新报告说，国际移民每年汇回家乡给亲人的款项已超过5000亿美元，几乎是2000年的三倍，为较不富裕国家提供重大的经济助力，其中汇出款额较多的国家是美国，去年总额达1233亿元。而得到侨民汇款的国家中，中国去年从侨民获得的汇款高达602亿元，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
报告说，移民在异国工作后，经常汇钱返乡接济亲人。在所有得到汇款的国家中，印度从本国侨民获得的返乡汇款最多，一年达到710亿元，中国有602亿元，菲律宾有261亿元。
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到高收入国家的国际移民愈来愈多，前往美国的移民更远超过其他国家，占所有国际移民的五分之一，返乡汇款也最多，去年达到1233亿元。
现在的国际移民约有七成住在人均所得12616元以上的较高所得国家，总数大约1亿6000万人。研究报告强烈显示经济情况对移民流动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北美和欧洲等地的高收入国家，对印度和墨西哥等地的移民吸引力愈来愈大，因为他们主要是想追求经济机会。
美国和俄国是国际移民较多的国家，1990年排名第六的德国也上升到第三名。1990年美国有2300万移民，现已增加到4500万人。排名第二的俄国，1990和2013年移民总数维持大约1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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