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移民条件。
上海首次发现的拥有中国签证的犹太人护照
1938年，犹太难民坐船到达上海
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犹太难民子弟学校
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富有同情心和最肯帮助他人的一个民族，历朝历代都有一些诚心诚意地支援帮助外来民族的感人记载。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中国人支援帮助外来民族的历史记载被历史所淹没了。二战中，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曾有意收留10万犹太难民就是一例。
1937年11月，一位犹太青年因其家庭受到德国法西斯迫害，便持枪闯入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企图刺杀德国大使，结果误将三等秘书杀死。希特勒以此为借口在欧洲发动了大规模的疯狂排犹运动，导致大批欧洲犹太人纷纷逃离。然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听信来自德国的谣传或惧怕纳粹法西斯的淫威，或出于本国的其他种种利益考虑，对大批犹太难民流入均采取了“拒签”态度。比如，瑞士、瑞典和苏联等国，除对极个别的犹太富豪，实行有条件入境避难之外，均在边境设卡严禁犹太难民进入本国，由此使得大批犹太难民简直无法获得他国签证求生避难，只得眼巴巴地等着德国纳粹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直至惨遭屠杀毙命。
正当大批犹太难民走投无路之际，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使得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蜂拥而至，陆续来到上海、广州、宁波和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值抗战全面爆发，随着侵华日军的大举入侵和步步紧逼，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门机关和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正准备沿江迁往四川重庆一带 ………
处在战乱和国难之中的国民政府，对大批犹太难民的处境既表示十分同情，又苦于受到自身条件限制而无法妥善安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艰难境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蒋介石多次指示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抓紧研究会商，尽快拿出一个比较妥善的安置犹太难民的解决办法。
据相关历史档案资料记载，1939年3月2日，经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拟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划定犹太人特区，专门用于容纳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来自立法院的提议还设想在中国西南接近国际通道的地区，划定若干平方公里的区域，专门作为犹太人的居住区，由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一道负责筹划该区的建设和管理，同时设置犹太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构，招收犹太难民中的专门人才，进入内地后方各部门工作，以此为中国的抗战出力。据说，孙科的提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并引起了国民政府内部的广泛讨论。
国民政府对犹太难民安置问题的热情关注态度，立即引起了欧洲犹太人组织的积极响应。一位名叫白尔格拉斯的德籍犹太实业家，在考察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后，感到中华大地是犹太人相对理想的居住地，于是他迅速拟订了《迁徙中欧犹太人来华之计划》，提出将10万犹太人移居到中国。
白尔格拉斯在计划中写道:“拟准10万犹太人移住中国内地，中国政府予以保护(移民之权利与义务应与中国公民同等)，选择气候上与经济上适宜之一地或数地，供给居住机会，并保障其居留及工作之权利。”为了争取正处艰难抗战的中国国民政府对该计划的支持，白尔格拉斯还表示，每名犹太人入境时将向中国政府交纳50英镑。
在当时的中国国内，民间组织“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也始终关注着犹太难民问题。据该会于1939年5月派人到上海进行调查发现，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万人以上，聚集于租界难民收容所，衣食缺乏问题日趋严重。出于人道关怀和抗战前途考虑，该会积极商讨解决办法。
当他们在收到了白尔格拉斯的移民计划后，认为计划中的多数条款可以接受，少数条款可进行补充和修改，于是他们增加了“犹太人来中国后，须无条件入中国国籍”、“中国方面组织犹太人移民委员会”等内容，并形成了《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书》，上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与此同时，白尔格拉斯也致函国民党秘书长朱家骅，商谈解决10万犹太人来华的问题。朱家骅接函后感到事情重大而复杂，需要周密考虑，于是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分析移民计划的利弊。朱家骅认为，此计划的有利方面在于可以引起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有利于吸收国际资本和技术人才，等等；不利方面在于犹太人善于经商，容易扰乱中国的商业秩序，也不适于农村开发。再说，国籍问题也难以解决，如让他们全部加入中国国籍，势必会与德国产生矛盾。朱家骅将自己的分析写成文字报告直接上报给蒋介石。
正当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为犹太人来华事宜进行积极筹划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了另一种主张，即利用犹太人从事土地开垦。龙云给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发了一封电报，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云南省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数十里没有人烟的地方很多，如此多的良田弃之可惜。近来听说犹太人云集上海，他们知识丰富，财力雄厚，如果能将他们移到云南开垦荒地，必定一举而多得。但龙云对自己的主张是否可行并没有十分把握，他恳请张群上报国民政府，让政府定夺，如有可行性，立即拟订具体办法。张群接到电报后，立刻向行政院作了报告。
随着多种建议和计划的提出，容留犹太人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引起了国民政府高层及蒋介石的高度关注。国民政府认为，即使抗战战事再紧张，条件再困难，也要将这一问题圆满解决。蒋介石在接到孙科的提议后，当即批复：“原则同意，交行政院筹议。”行政院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专门召开会议，就犹太人国籍、领事裁判权、内地居住、入境手续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不少修改意见。
1939年4月，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在行政院决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将犹太人分为有国籍和无国籍两部分，帮助的主要对象是无国籍犹太人，他们在中国驻外领事馆将得到特别通行证，准许进入中国国境；入境后暂时寄居于通商口岸，不往内地安排；在就业方面，各级政府予以特别照顾。
国民政府的这一决定做出后不久，犹太难民迁徙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犹太移民计划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多，国民政府感到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和研究。1939年7月21日，行政院就收留犹太移民计划再次召开审查会，内政部、外交部和经济部也派了代表参加，提出3项基本原则，对白尔格拉斯的计划提出6点办法。其核心内容是:犹太人可进入中国境内，无国籍者享受特殊待遇，有国籍者与其他外国人同等待遇，均只能分散居住于通商口岸；成立移民委员会；成立专门运送犹太人来华的运输公司一事与中国现行法律不符，不予批准；每一犹太人入境，须携带200英镑；其余问题处理方法不变。至于龙云等人的建议，需等待上述条款具体实施时再行磋商。这些原则和办法是国民政府的最终决定，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至此，容留犹太人的计划尘埃落定。
然而，随着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几乎全为侵华日军所占领，中国抗战总体形势急转直下，由此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容留大量犹太人；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战越来越艰苦，国民政府也确实难以为如此众多的犹太人提供有效的帮助。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关大规模收留犹太难民的计划，虽然最终因抗战总体形势急转直下而无法全面实施，但此事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这种热情无私的救助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却仍被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至今牢记在心里。（石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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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移民美国日本人：10余万人被关进拘留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使美国人蒙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使这次偷袭显得更为惊人的还有下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这次偷袭发生时，日本外交官正在华盛顿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二是日本同时也在西太平洋地区发起攻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造成了一系列重创。人们普遍担心，美国西海岸将是日本军事攻击或直接入侵的下一个目标。
美国人对日本的气愤与恐惧，一股脑儿发泄到美籍日本人身上。对日本人进行辱骂和施暴时有发生，联邦调查局则以美国安全的潜在危险为借口，搜捕了约15 000名日裔美国人。这次搜捕得到日裔领导人的公开支持，他们把本族年长者的亲日立场看做是对美国的不忠，是对一般日裔美国人的威胁。可是，对日本人的此种歇斯底里发作和搜捕的范围不断扩大，随时都可能发生。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军队可以将“有关人等”从军方指定的“军事地区”内赶走，“安置”在其他地方。虽然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词，但实际上在西海岸大批被抓走的就是他们，与别的种族无涉。在1942年3月至11月间，有10万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运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带荒无人烟的各个巨大的拘留营。这一带是“以前没人住过，其后也没人住过的”不毛之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偷袭虽然发生在夏威夷，可那儿的15万日裔美国人却没有被拘留。拘留政策与其说和官方解释的“军事需要”有关，倒不如说美国本土上强烈的反日情绪和负责西海岸防卫总部的那位将军的人品有关。J?L?德维特将军是一个年迈的职业官僚，其经历主要在后勤而不是实地作战，在同僚中的威望不高。给日裔美国人建造拘留营使他能扩大其官僚势力，从而在公众眼里显得他是个大人物。诚然，使此举成为可能的，还是那种对日本（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的普遍恐惧和敌意。当德维特将军公开声称“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时，他道出了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广大民意。拘留日裔美国人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右翼的赫斯特报系和专栏作家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一类的种族主义者，厄尔?沃伦和瓦尔特?李普曼(微博)那样的开明人士，以及左派人士加莱?麦克威廉姆斯、威托?马克安东尼奥和共产党的《每日工人报》及《人民世界报》主编们，皆表示赞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将拘留政策视为合法，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无一反对者。可是，尽管当时对日本人的惧怕心理无处不在，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判有通敌罪的美籍日本人连一个也没有。
大规模拘留对日裔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仅经济损失一项就十分巨大。在被迫去拘留营之前，他们匆忙地把房子、家具及其他财产卖掉。他们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企业，必须在几周之内清算了结。以1942年的价格折算，据美国政府自己估计，日裔美国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在4亿美元左右。除了经济损失之外，许多人蒙受了委屈，被迫离乡背井。美籍日本人公民团领导人也遭到致命的一击，他们还代表第二代日裔，正在努力争当优秀的美国公民并被美国人接受呢！由于认识到反对拘留政策是徒劳的，加上反对拘留政策会引起对美国不忠的嫌疑，美籍日本人公民团的官方立场，是遵从拘留政策。但是，公民团的这种立场，立即招致那些认为拘留政策是种族主义大棒的日裔美国人的愤怒和蔑视，尽管他们先前也曾竭力争取当美国良民。被拘留的日本人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内讧。一些更好战的反抗者宣布放弃他们的美国国籍，甚至以武力威胁同伴，迫使他们跟着干。
可是，从总体上讲，日裔美国人接受了拘留生活的严酷事实，并不得已而求其次，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拘留营的设备是同一号码的，且十分简陋；他们在集体食堂吃饭，在公共浴室洗澡，厕所也是公用的。全家人挤在斗室之内，周围全是带电的铁丝网，还有武装的哨兵巡逻。为了把环境搞得“人道”一些，他们种了花，并用废木料做家具。但是，他们住的是“长排长排的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木头屋子”，室内仅有“一个炉子、一盏吊灯、一张铁板吊床及垫子”。在这种情况下，能美化到何种程度，只有天晓得了。
拘留营内的生活，使传统的日本家庭模式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在那里，男女老少干着不同的活，但拿着同样的低工资，因此，父亲作为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旧传统被大大削弱了。况且，拘留营里那些留给日裔美国人的行政职务，也只有具备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担任。这么一来，年青的一代人就爬到了他们父辈的头上。由于巴掌大的陋室一个紧挨一个，家庭的隐私根本不能谈。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比如进食，不能在家中进行。
美国在战时需要大量的人力，这种情况甚至没等到所有的日裔美国人被赶到铁丝网之内，就开始改善拘留计划了。1942年春，某些季节性农业工人获准离开拘留营，以缓解农业劳力的短缺。后来，只要这些农工在军事地区范围之外干活，再通过忠诚审查的话，他们便可以永远地迁到那里去居住。1942年夏，几百名第一代日本移民铁路工人被允许回到东俄勒冈州继续干活。4 000多名第二代日裔大学生被允许离开拘留营去继续求学，他们去了东部或中西部，意在回避而不是抵抗“军事需要”这个政策，该政策是西部防卫司令部为大拘留制造的借口。负责拘留营的文官当局，总的说来对日本人比较同情，他们制订的释放各种具备特殊情况的日本人的计划，屡屡遭到军方的谴责。可到了最后，连军方的高级长官也开始在打日裔劳动力的算盘了。于是在1943年1月，美国陆军开始征招先前因被划为“敌侨”而无资格参军的第二代日本人去服役。尽管情况很反常，而晚一些被拘留的日本年轻人仍感到一肚子委屈，但那些有资格参军的人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便在战场上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
共有30多万名的日裔美国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单独由日裔美国人组成的团队曾在欧洲战场作战。他们于1943年被派往“二战”中一些打得最惨烈的战场上去拼搏。日裔组成的442团成了“二战”中（甚或美国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一支劲旅。在与纳粹部队的较量中，日裔阵亡人数达9 000多，赢得了52枚杰出军功十字勋章和一枚国会荣誉勋章。在太平洋战场，几千名日裔担任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日军往往以为美国人不懂日语，而没把军事情报译成密电码。可是，“每个战场上都有随军的美籍日本人，他们能读懂截获的日军文件，并把情报传递给盟国将领”。
在“二战”中的悲惨经历，最终被证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国站稳脚跟的一个转折点。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渐渐地有的在政府内部，有的在公开场合开始替他们主持正义。最后，连西部防卫司令部也宣布，过去用来使拘捕合法化的“军事需要”已经结束，文官当局也宣布拘留政策行将结束。曾在1942年下达拘捕令的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公开为日裔美国人的忠诚辩护。到1944年年底，最高法院宣布，拘留那些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违反宪法的。
尽管第一代日本移民遭受了巨大而不可弥补的损失，但对第二代人来说，拘留营成了他们迈入美国社会的开端，从此就沿着社会和经济的阶梯青云直上。原来那种狭隘的种族牢笼被打破了。他们再也不必步其父辈的后尘，仅仅从事少数几种职业了。在拘留营里，日裔美国人比平时的工作面更广。未进拘留营时，由于受营业执照和其他限制性措施的影响，他们职业的选择面较窄。因为第二代日裔是美国公民，他们在被拘留的人中享有特权，首批释放的人中他们占大多数。他们迁到东部或中西部之后，门路就更广了。无论是作为高校学生还是在部队当兵，他们都以自己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其他美国人的接纳和支持。
偏执分子的嘴巴并没有被完全堵住。特别是在加州，当一些被拘留的日本人从战后美国的拘留营中回来时，发生过欺侮日裔的零星“事件”，严重程度各有不同。但是，当一个反日议案于1946年在加州历史上首次以压倒性多数被推翻时，清楚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
关于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几点考辨
二战期间上海接纳了至少25000名犹太难民。他们来上海的线路、时间也找到了实物印证。现在有些学者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这说明，围绕记忆本身会有来自各方面的争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有效的传播手段。
1980年代至今，每隔十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内有关二战期间中国救援欧洲来华避难犹太难民的历史，都会成为纪念活动的主题之一，由此让这一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记忆铭刻在世人心中。
当然，由于个体经历、研究视角、史料挖掘、记忆错漏等因素，有时也会引起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兹举例如下。
例如，犹太难民在上海的人数问题。有不少人，包括部分犹太难民认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的总人数只有14000到16000人，甚至个别别有用心者认为中国有意夸大数字。为此，我们从1937年到1944年的《以色列信使报》中查找当时的历史记录，发现到1939年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颁布限制令时，为躲避迫害而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16000人，其中，许多人凭借的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签发的“生命签证”。限制令实施后，虽然来沪难民人数急剧下降，但欧洲犹太难民依然从海陆两路来到上海。据1941年2月21日公布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1940年年报显示，到1940年底，该委员会救济的犹太难民就达23310人。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国、法国宣战；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欧洲犹太难民海陆来华路线相继被切断，但仍有一些此前离开欧洲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的犹太难民辗转来到上海，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波兰和立陶宛，人数应当在2000人以上。因此，可以说，二战期间上海接纳了至少25000名犹太难民。这一数字与世界权威犹太机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统计基本一致。至于为何有些人认为是14000到16000人，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受到美国学者大卫·克莱斯勒有关上海难民一书的影响。但克莱斯勒在书中提到的只是1943年2月日本当局在上海虹口地区设立隔离区后，被强迫赶入隔离区的难民数量，而事实上，由于顽强抵抗，还有相当一部分犹太难民没有迁入。
最近，随着我们与上海虹口区档案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联合开展档案中的难民研究，犹太难民来上海的线路、时间也找到了实物印证。他们大多乘火车或者汽车抵达意大利，一部分人凭借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的签证，坐意大利邮船公司的班轮从热那亚或的里雅斯特出发前往上海。最常用的一条线路是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经停埃及亚历山大港，然后穿越苏伊士运河，途径孟买、香港抵达上海。此外，也有人从热那亚出发，经苏伊士运河，再经停科伦坡、新加坡、香港或马尼拉直达上海。整个旅程平均耗时约1个月。当然，有些从德国汉堡包船出发的难民，往往因支付不起苏伊士运河的过路费而不得不绕道南非好望角，那就需要整整10周时间。1940年6月海路被切断后，欧洲犹太难民只能改走陆路，横穿苏联西伯利亚，然后经中国东北、朝鲜或日本前往上海。他们多是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犹太难民，不少人获得了日本驻立陶宛总领事杉原千亩和伪满洲国驻德国总领事王替夫发放的过境签证。
还有些人质疑，当时上海市民根本没有能力帮助犹太难民，犹太难民主要是靠自己的同胞而不是靠中国人的拯救。上海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和全球犹太救济组织，特别是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经济援助。应该说，当时上海市民在“一·二八”抗战后，许多人自己也成了难民，确实无力从财力、物力上给予犹太难民更多支持。但是，上海市民以自己的包容和友善，给予犹太难民一个迥异于欧洲等地的文化环境，并尽其所能予以救援，这对于犹太难民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设想，如果上海居民持排拒态度，这些犹太难民在上海也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当欧洲犹太难民大量涌入上海，给这座城市造成很大压力之时，租界当局、日本占领当局，甚至上海犹太社团都提出了限制要求，而且在部分外侨中弥漫着一种反犹主义情绪。但正如法国学者娜婷·佩伦所指出的：“与世人可能怀疑的情况相反，当地的原住民并未对入沪的欧洲难民表现出任何敌对情绪。”对于这点，犹太难民心知肚明，充满感恩，他们在回忆中也纷纷表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犹太难民感受到在欧洲从未体验到的友好气氛；要是在欧洲，若犹太人遭难之时，周围基督教世界里一定会有些人跳出来利用犹太人的困境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几年前，一位叫薇拉·萨松的当年犹太难民在相隔60余年后，带着一张老照片从美国再次来到上海寻找恩人——儿时的邻居“上海爷叔”周先生。她回忆道：“那时我进入上海的学校就读，每天上下学时分，都有同一辆黄包车在家门口、校门口等候我，但这位车夫却从不接路人的生意。我十分好奇，后来才知道这是周先生特意为我安排的，为的是确保我的安全。放学路上，我会经过周先生家。周先生常把我接进家中，邀请我吃一些小点心。我记忆中的周先生是一位上海平民，家境并不殷实，这份感情让我永远难忘。60多年过去，我无法确定周先生是否在世，也记不清当年居住的地址和周先生的全名，但我依然梦想找到周先生或其后代，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2011年11月，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帮助下，薇拉终于找到了已故周先生的女儿周惠珍，她儿时的伙伴，并与周女士通过视频见了面。她们回忆起共同度过的童年时光，许多情景栩栩如生，还原了当年上海平民家庭和犹太家庭之间平凡而感人的故事。
特别是战争结束后，得知欧洲发生大屠杀的在上海的犹太难民更加感受到，虽然生活艰苦，但比起欧洲同胞来说，自己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犹太难民哈罗德·简克罗维奇就说：“我们得知留在欧洲犹太人的悲惨遭遇，这才意识到，二战期间，和欧洲的犹太人比起来，生活在上海的我们就仿佛生活在天堂。感谢中国人！”有一位曾经在上海生活的犹太难民对他们的后代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希望你们要多看看历史方面的书，看看书中怎样记载这段历史，了解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大量涌入的难民的，他们没有赶走或杀害任何难民，他们给这些不同信仰、不同国籍、说不同语言的人们一个安全的天堂。”
至于说到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对上海犹太难民的态度和政策，有些学者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极少数犹太难民也有模糊认识。应该说，受到文化背景、战略部署、战局变动等因素影响，日本法西斯确实没有像德国法西斯那样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对犹太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也是根据其自身利益不断变化的。最初，日本当局旨在吸引世界犹太人移民东北，加快东北的开发进程，同时通过犹太人的影响力确保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期达到取得侵华战争胜利的目的。日本为此制定了“河豚鱼计划”，起初对1938年后大量涌入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的犹太难民没有采取限制措施。但是，仅从以“河豚鱼”来命名计划，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有所防范的。因为河豚虽然是美食，但也含有巨毒。事实上，早在1939年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布限制令前，日本当局就在日本侨民的压力下，于一个月前的7月16日宣布今后将不再允许犹太难民到虹口居住。8月9日，日本政府又发布政策声明，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一步向上海移民。特别是10月22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对犹太难民来上海网开一面，对符合资金条件和拥有工作、婚姻证明的犹太难民发放入境许可证，但日本当局对此非常不满。1940年1月的一封日本在华外交官信件显示，日本方面非常不满工部局擅自改变措施向难民发放许多入境许可证，而日本方面仅发放了25张许可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1月，就在日本外务省编制《关于在华敌国籍人集体生活的相关事宜（草案）》后次月，日本上海当局就计划在虹口设立犹太隔离区，先将犹太难民集中至上述区域，以后再扩展至所有在上海的犹太人，集中监视管理。1943年2月18日，与将英国、美国、荷兰等国“敌侨”赶入集中营同步，上海地区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在上海报纸和电台发布了《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在日本当局的压力和逼迫下，大约有14000名犹太难民被强迫迁入隔离区生活。日本当局设立隔离区之举事实上对上海犹太难民采取了类似对待敌国侨民的管理办法，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若不是欧洲战局最后发生了有利于同盟国的转变，这些被限制在犹太隔离区的难民命运堪忧。上海犹太人竭力抵抗迁入隔离区的一个原因，就是犹太难民担心日后会被一网打尽并最后解决。
这段展现中国人民大爱的救援历史，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肯定，特别是犹太人的感激。海姆·赫尔佐克作为中以建交后第一位访华的以色列总统，在参观上海犹太难民博物馆时表示：“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率领美国犹太名流代表团前来参加揭幕仪式的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阿瑟·施奈尔拉比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1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
牢记这段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直说，历史不会被忘记，也不应该被忘记。但事实上，历史记忆有时却常常会遭到人为的遮蔽。这是因为集体的共同记忆从来都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而是与现实的导向密不可分的。自然事件的记忆，如地震、灾难等相对客观一些，但是历史人文记忆中往往会存在刻意的掩饰。例如日本就非常重视广岛原子弹轰炸的记忆，而不承认、不愿意面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雨果说得好：“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反映过去的倒影。”目前，上海虹口正在将这段历史积极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这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历史记忆也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和软实力，因此围绕记忆本身一定也会有来自各方面的争夺，甚至像上海救援二战期间欧洲犹太难民这样一段事实清楚的历史也会遭到各种质疑。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立足点，就是必须真实客观，这就要求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有效的传播手段。只有讲细讲实，才能讲深讲透，才能让世人心服口服，铭记在心。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报记者孔韬对本文整理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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