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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辛德勒”萨尔达里。
核心提示：近日，《在狮子的阴影下》一书中讲述二战期间，伊朗驻法国外交官阿卜杜勒·萨尔达里说服纳粹官员签发新护照拯救数千名伊朗犹太人，其中多数犹太人返回伊朗或者前往美国。萨尔达里曾与一名中国女孩相恋，后因女孩返回中国失去联系。
二战期间，伊朗驻法国外交官阿卜杜勒·萨尔达里利用职务之便，在纳粹统治下救出数千伊朗犹太人，新书《在狮子的阴影下》就讲述这名伊朗“辛德勒”的传奇故事。
本书作者伊朗作家法里博尔兹·穆赫塔里写到，萨尔达里1941年驻法国首都巴黎，任伊朗驻法国领事馆负责人。那时，德国纳粹占领巴黎。
当时，德国与伊朗有金额可观的贸易协议，德国人认为伊朗人属于雅利安人，是盟友。
萨尔达里利用这一点，给纳粹官员写了大量信件，详细讲述伊朗犹太人自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时期就生活在伊朗，另外，伊朗犹太人与欧洲犹太人没有血缘关系，纳粹应该给予伊朗犹太人与其他伊朗人一样的待遇。
一些纳粹官员最初对萨尔达里所说半信半疑，委派种族血统专家调查，但由于当时物力和财力紧缺，调查草草收场。纳粹官员最终同意萨尔达里的要求。
萨尔达里拯救伊朗犹太人的另一方法是给他们签发新护照，篡改内容，帮助他们逃脱纳粹抓捕。
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专家估计萨尔达里拯救了数千名伊朗犹太人，其中多数人返回伊朗或者前往美国。《在狮子的阴影下》是这样描述的，战争初期，伊朗领事馆保险箱内有1000本护照，每本护照可供一人以上使用。专家推测，萨尔达里拯救了2000至3000人。
■ 人物
与中国女孩相恋
虽然拯救数千犹太人于水火，但萨尔达里人生道路却充满艰辛。他与一名中国姑娘相恋，爱人1948年回到中国，便失去联系。1952年，他应召回伊朗，面临战时侵占公物指控。这与他当时签发诸多护照有关。晚年，萨尔达里被剥夺退休金，财产充公，陷入贫困。1981年，在伦敦孤独离世。
美国犹太集团曾多次嘉奖其救犹太人善举，可他保持低调，称这是自己职责。
精选阅读
犹太人与日军勾结的哈尔滨复国梦
哈尔滨的犹太人
在遥远的东方，流浪了两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得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犹太国”。但他们并不知道，在吞下诱饵的同时，自己已经成为日本人砧板上的“河豚鱼”——鲜美，但含有剧毒。
1938年12月5日，东京。
应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要求，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兼通商产业大臣池田成彬，齐集一堂，举行内阁会议。会议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讨论到深夜，多方争论不休，最后终以典型的东方人的方式达成共识。
一个代号“河豚鱼”的计划正式出炉。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日本将与在华犹太人合作，以帮助犹太人在哈尔滨完成“复国梦”的条件，换取犹太人对日本战争的资金支持。
苦难的开始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大批在俄国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流亡到中国，逐步聚居到哈尔滨。到20世纪20年代初，哈尔滨的犹太人增至两万余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大批金融、工商、律师、医生、文化、艺术界犹太精英的到来，也迅速推进了哈尔滨的发展。这个原本是小渔村的地方，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已变成了与京、津、沪、杭相媲美的大城市。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历经种种苦难，终于在遥远的东方，获得了一个相对宁静的角落。
但这种暂时的平静，被日本人的入侵彻底改变了。
1932年7月起，滂沱大雨连下27天，松花江水暴涨，江堤决口，市区全部被淹，到处一片汪洋。一时银行停业、商户关门、电话断绝，整个哈尔滨变成了一座水中孤城。道外、道里区十余万罹于洪灾的难民蜂拥至南岗、香坊等高地，大多露宿于乡间田野，衣衫单薄、无一物覆盖者多矣。风雨中，啼饥呼寒之声不绝于耳，其状惨不忍睹。
犹太人社区在犹太社团的组织下，成立了救护队，对难民进行紧急救助。8月末，洪水渐退，然而虎列拉、猩红热、白喉、麻疹等传染病又大规模爆发。犹太社区又组织医生考夫曼等五人参加哈市防治霍乱小组，对灾民进行救治。
天灾尚可应付，但人祸则完全力不从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灾正是人祸之结果与反映。
是年2月5日，日军多门第二师团攻占哈尔滨。日军进城之后，烧杀抢掠，外来侨民亦不得幸免。犹太人因为其经济实力雄厚，更成为日本人眼中的肥肉，很快日军便“接收”了大批犹太企业商号。
哈尔滨的白俄流民看到机会来临，立刻依附于日本宪兵队，成立所谓“俄国法西斯党”，宗旨就是要消灭哈尔滨的犹太人。他策划了一系列绑票杀人勒索案，主要针对犹太富商。被绑架并且撕票的，有中央大药房的老板科夫曼，以及中国大商人穆蔚堂等。
其中最著名的绑架案是所谓“谢苗·卡斯普绑架案”。8月，犹太青年钢琴家谢苗·卡斯普从法国学成归哈，被白俄法西斯分子绑架，向其父勒索30万赎金未果而惨遭杀害，引起群情激奋，但凶手最终无罪释放。
亚伯拉罕·考夫曼，面对此情此景，不由得悲从心来：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恐怕要面临一场无法避免的浩劫。
事实仿佛正在印证考夫曼的担忧，犹太人的企业一家接一家被日本人抢收，住宅和建筑物被日本人占为己有。针对犹太人的烧杀抢奸屡屡发生，很多犹太家庭陆续逃离这座城市，到上海或者其他中国城市，少数人甚至宁可回苏联也不愿待在日本人控制的地盘上。两千多年来犹太人经历的苦难，仿佛又轮回回来了，一切似乎都是在劫难逃。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日本人从魔鬼变成了天使，突然对犹太人极为友善，温情脉脉一团和气。
“化敌为友”
变化始于1934年，日本外交刊物上刊登了钢铁大王鲇川义介的文章《一项邀请五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该文在日本出版界和犹太人刊物上被重点推介，日本国内的反应相当积极。鲇川义介撰写此文并非偶然，其实是放出了一只试探性的气球。
在此之前，他频频与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松冈洋右、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陆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举行秘密会晤，以及多次会见安江仙弘、犬塚惟重、樋口喜一郎等少壮派人物，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满洲”的建设问题，话题时常转到犹太人上面。而这篇文章，其实是这帮日本“满洲”派实权人物、工商企业界巨子，以及“犹太问题专家”共同炮制的产物。
“满洲”丰富的矿藏和原料、广袤的土地、尚未开发的巨大空间，这些都被日本觊觎已久。当年日本对沙俄发动日俄战争，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沙皇控制下的广大而空旷的中国东北土地。1929年国际性经济崩溃冲击之后，随之而来的世界性大萧条，使得东京决策层更加渴望得到“满洲”，从而解救危机。这其中实力最强大也是呼声最迫切的当属关东军“满洲派”，他们力主回归传统方式，要求在大陆扩张，第一步便是攻占“满洲”，建立扩张基地。
如愿抢得“满洲”之后，日本人才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开发“满洲”。首先是资金缺乏，在经济萧条的年代，很少有国家能够幸免此难；其次是移民工作遇到难题，无论如何劝诱，日本国内的剩余人口也不愿移民“满洲”；最后，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实际已经打破了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垄断格局，这引起西方国家对日本的集体性孤立和排斥，日本外交举步维艰。
此时，日本人想出了一步“活棋”——犹太人。
在日本人心目中，“犹太人”是财富的代名词，这一印象来自1904年日俄战争。犹太巨贾耶柯勃·歇夫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虐杀犹太人的仇恨，先后四次筹款共计2000万美元赞助日本军队，本已陷入窘境的日本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沙俄，从此迈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日本人坦言：没有歇夫的帮助，就没有日本的胜利。
此外，犹太人在美国拥有特殊地位，美国的政府基本被犹太人在幕后把持，经济、法律、媒体各关键领域更是全由犹太人掌握命脉。如果能博得犹太人的好感乃至支持，日本在美国乃至世界上的外交窘境就会好转，从而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它的头号假想敌苏联。
还有，欧洲排犹活动愈演愈烈，大批有知识、有技术、有资金的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而肯接纳他们的国家并不多。如果能将这些人弄到“满洲”来，发挥他们的能量，开发“满洲”就不再是难题，而此举更能提升日本的外交形象，树起一柄“人道主义国家”的大旗。
当然，在欣喜同时，犬塚惟重不忘提醒自己的伙伴：犹太人就像河豚鱼，鲜美，但是含有剧毒。烹调得好，可以大饱口福；稍有闪失，将被置于死地。传说中犹太人阴险狡诈，他们在密谋夺取世界，日本人对此深信不疑。
于是，所谓“河豚鱼计划”悄然出台，了解内情的，只有前述几个日本人。而日本人对犹太人和外界所宣称的，仅是表示要接纳欧洲逃难犹太人来“满洲”，为他们设立定居点，以彰显日本人道主义关怀之温情。
日军初入哈尔滨的野蛮行径，逼走了差不多七成的犹太人。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明白：要顺利实施计划，必须重新将哈尔滨乃至“满洲”变为犹太人的天堂。负责此事的是安江仙弘，他多次拜访哈尔滨犹太社区，与考夫曼建立友谊。他表现的态度极为真诚，又不过分殷勤：绝不主动帮助犹太人解决问题，但当犹太人提出请求时，便义无反顾全力解决。如此一来二去，很多犹太人便相信了日本人是真的改变了，而另一些心存疑惑的，也乐得顺水推舟——谁会跟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过不去呢？
生活终于回归平静，然而想起远在欧洲正遭受磨难的同胞，考夫曼并未满足。我们已无从得知他当时面对日本人的殷勤是何般心境，是真心感激，还是加以利用，拟或兼而有之？可以肯定的是，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与日本人合作，给那些陷于生死关头的与他同根同源的锡安山下的子民们一条生存的路。而他是否想到同样在日寇铁蹄下生死挣扎的另一个苦难的民族，是否想到脚下这片乐土已经浸透那个苦难民族的血泪？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在此交汇，斯人已逝，往事如烟，道德判断其实是那么脆弱不堪。
复国梦破
“复国梦”随着日本人的需要而沉浮直至破灭，犹太人才发现，自己仍然不过是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
一切仿佛按照日本人的计划来了。
1937年，哈尔滨犹太社区组成以考夫曼为首的远东犹太人评议会，年底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代表包括哈尔滨、上海、神户三地的犹太人计700余人，安江仙弘和樋口喜一郎任观察员。犹太人没有让日本人失望，他们通过了一项公开决议：“我们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平，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亚洲的以色列”
考夫曼此时与安江仙弘已成至交，他们时常一起乘豪华快车往返于哈尔滨与大连之间。1938年和1939年，他们又合作召开了两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
与此相比，更为关键的是于1938年底在东京召开的“五大臣会议”。与会诸大臣意见并非一致，而他们争论的焦点包括是否应该与犹太人合作，以及定居点应该设在哈尔滨还是上海（前者是陆军的地盘，后者是海军的地盘），还有如何处理与德国、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微妙关系等。经过漫长的商议与讨价还价，一份周到详密的策划书终于出炉。犹太人就此成为日本盘中的河豚鱼——去除毒素后，鲜美无比。
“河豚鱼计划”正式实施后。日本人与犹太人的合作日渐紧密，至1939年5月考夫曼应邀访日更是达到高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访问了内阁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殷勤的招待。考夫曼获得大量在各种场合表达“满洲”犹太人感情的机会，并接二连三地听到日本人发出的“友善之声”。在回哈尔滨之前，他被授予“帝国勋章”，而即使是日本公民，获得此勋章机会亦很少，外国人更是绝无仅有。
不仅是哈尔滨，日本人的计划还包括上海。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这又给了“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以极大鼓舞。上海聚居着大约4700名中东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家族和个人，如地产大王塞拉斯·哈同、沙逊洋行老板维克多·沙逊、亚伯拉罕家族、嘉道理家族等，上海金融交易所主席和99家会员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东犹太人。
犬塚惟重、安江仙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石黑四郎看到了利用犹太人财富的机会，于是在泊在外滩的日本万吨战舰“出云号”上密谋对策，犬塚惟重直言不讳：“如果犹太人不与我们合作，就把他们绞死。”
之后，犬塚惟重与欧洲犹太人社区建立联系，到1939年初显成效，由日本人、中国人、欧洲犹太人和中东犹太人共同筹资的太平洋贸易公司成立。这个公司成立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它公开表明日本人与犹太人开始合作。另一件令犬塚兴奋的事：维克多·沙逊接受了他的宴会邀请，这表明日本人已经被上海犹太上等阶层所接受。
事态的发展如此顺利，犬塚等人趁热打铁，炮制出一份机密研究报告《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来。这份长达90页的文件不仅包括吸收上海富裕犹太人资金的手段等，甚至还有支配美国公众舆论的计划，包括邀请犹太新闻工作者去日本作正面报道、邀请好莱坞片商到上海拍摄日本人善待犹太难民的电影等，还包括日美两国神道教与犹太教宗教互访等。但报告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建立犹太难民居留地，安江仙弘称其为“亚洲的以色列”。
此项计划马上被细节化，安江主张建立在“满洲”，犬塚等则主张建在上海近郊，但无论何种选择，“犹太财阀必须根据我们的要求和条件建设新的城镇……允许犹太人自治不是一个好办法……须采取步骤使我国官方处于监督和幕后指使的地位。”
于此同时，为了配合“河豚鱼计划”的实行，日本也改变了移民签证政策。日本在神户建立犹太人社区，专门接纳从东欧逃难而来的犹太人。在立陶宛，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为犹太难民签发了6000多张过境签证，而根据黑龙江日报记者曾一智在《汉奸还是“辛德勒”》一文中考证，“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书记员王替夫为犹太人签发的12000余过境签证也与此有关。
从1935年至1940年，形势的发展看上去都在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但让犹太人始料不及的是，转折很快来临。
命运突变
继1936年日德签署了防共协定后，1938年又达成了所谓“文化协定”。从1939年8月开始，日本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另外，日本军警殴打恐吓上海犹太难民之事，也时有发生。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0年。东条英机上台担任陆军大臣后，实际掌控了日本军政大权。东条甫一上任便拿安江仙弘开刀，安江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杉原千亩也被迫离开了立陶宛。与此同时，日本正式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了三国军事同盟。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安慰赶到东京质询的考夫曼：虽与德国签约，但绝不反犹。
考夫曼离开时忧心忡忡，他开始意识到与日本人的合作前景并不美妙。流传于犹太人中的一句戏谑日本人的话看起来颇有道理：日本人像上帝，完全不可预料。
其实日本的反复无常并非不可预料，之所以如此，是诸多因素左右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并未像预想中那般积极配合，想象中的美国金融集团投资一个铜板也没有捞来。
1938年，“满洲”犹太实业家列夫·齐克曼给美国的世界犹太人组织领袖斯蒂芬·魏斯写信称“日本人对‘满洲’犹太人相当公平”，魏斯的回信毫不客气：“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 一句话堵死了所有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希特勒政府经常向日本政府施压，对他们和犹太人眉来眼去的行为十分不满，这给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困扰。
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淖之中，日本难以自拔，而加上苏联的威胁，自是不敢得罪另一个大国美国。但如果按照德国的要求处置犹太人，日本本来就已经十分孤立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这是日本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河豚鱼计划”无甚实效却仍推进的原因，但日本人心中的积怨可想而知。
终于，日本人一吐怨气的机会到来了。随着德国在苏联境内的层层推进，胜利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日本看来已无后顾之忧。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军袭击了珍珠港，上海日军也攻陷上海所有外国租界。犹太人的苦难再次降临。
犬塚惟重，“河豚鱼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 ，在最短时间内登上维克多·沙逊那座价值数百万英磅的办公大楼，大声宣布：“从现在起这就是我的房产，你们所有人必须遵从日本的政策。……时代变了，我们要好好和你算账……”。
犬塚如此失态的原因是：随着宣战，他以往跟犹太人交往的经验，他付出的精力、汗水、他取得的成就，都变得毫无意义。犬塚将责任归咎于犹太人不努力与美国沟通，他们本该说服罗斯福承认日本对东方的统治权的，罗斯福本人不就是犹太人吗？这不就是“河豚鱼计划”的宗旨吗？
犬塚预计的没有错，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五大臣会议决议暂缓实施。犹太人不再享有特权。” 陆军部宣布：“必须使犹太人处在严格的监控之下……反抗者应予镇压处治。”据此，富有的中东犹太人被押往各特别集中营，而剩下的一万多犹太难民，被按所谓“八紘一宇”原则“保护”起来了。
犹太人没有可利用价值了，由于他们从不知道所谓“河豚鱼计划”，所以对自己一夜之间从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上沦为阶下囚的转变颇不适应。然而更悲惨的命运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随着太平洋战事的爆发，航运业停止运营，依赖于进出口贸易的上海经济遭遇致命打击，大部分公司倒闭破产，存活下来的也被日本接收（就像他们当年在哈尔滨做的那样）。来自美国的救济款项大大削减，犹太人共同分配委员会更是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后宣布彻底断绝对上海犹太难民的救济。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更可怕的灾难正接踵而来。
1942年，德国盖世太保梅辛格抵达上海，带来所谓“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该方案旨在灭绝在华犹太人：趁犹太新年节之时，在犹太教堂逮捕所有犹太人，然后要么将他们扒光衣服捆在船上，任其漂泊在海上饥渴致死，再凿沉船毁尸灭迹；要么发配去盐矿挖盐，用最低的营养量榨取其最高的劳动量；要么建立一座集中营，用犹太人做医学实验。
梅辛格眉飞色舞地介绍自己的方案时，在座有一个叫做柴田贡的日本外交官，此人属于良心未泯的日本人，梅辛格的方案让他毛骨悚然，决心即使冒着叛国的罪名也要及时通知犹太人。上海犹太人及时通知了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考夫曼，考夫曼通过安江仙弘和松冈洋右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最终东京未批准“最终解决方案”。
不过日本人并非善心大发，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与犹太人的秘密交往史的《河豚鱼计划》一书写道，他们对犹太人说：“你们如何活着是另一回事，我原先被派来取你们首级，现在至少得取一条胳膊。”
很快，日军在虹口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区，散居各处的犹太人全部被集中至此，受到严密监控。所谓犹太人区，实际就是一座两墙之间距离稍大的监狱罢了。
1943到1944年的冬天，上海的气温降至百年最低。煤和电的供应完全中断，犹太人卖掉了所有的厚衣物以换取食物，现在只能披着麻袋之类的东西御寒。沿街乞讨的人越来越多，卖淫妇女的数量显著增加，新生儿被迫送人，男人们无所事事——对于犹太人来说，靠施舍或者靠妻子养家，比杀了他还难受。最严重的是，即使是这样，大部分人还要靠捡烂菜皮来勉强糊口。整个犹太人区笼罩在烦躁和绝望的氛围中，自杀屡见不鲜。
就这样，这些长期担任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的可怜人，渐渐已变得完全麻木，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他们的世界只有犹太居住区那4000平方英尺的范围，他们的愿望也仅仅是每餐能填饱肚子。德国人杀戮驱逐他们，日本人打击折磨他们，连美国的犹太同胞也抛弃了他们，哈尔滨的同胞自身难保——现实种种，考夫曼也许后悔了，这一切与他当初和日本人合作时候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梦回锡安
“希望”在1945年又重新出现。战局早已对日本不利，日本人于是又重新提起“河豚鱼计划”，这次则完全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争取停战。日本政府特使和犹太医生卡尔·琼特曼交涉，希望他能说服美国犹太社团对罗斯福政府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停战和谈的目的，作为回报，上海的两万犹太难民将获准移民到“满洲”建立自己的“犹太国”。
面对生活在地域里一般的上海同胞，琼特曼没有半点犹豫，立刻写信给魏斯，魏斯的回答仍然斩钉截铁：“美国犹太人大会未得国务院认可不会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
犹太人在中国的建国梦彻底破灭了。作为犹太锡安复国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亚伯拉罕·考夫曼，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后，被押解回苏联，囚禁在戈罗捷格沃监狱，后转囚于阿赞卡集中营等数个监狱，历经16载，直到1961年，才获准移居以色列，回到了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灵魂之国。
(本文采访写作得到李树孝教授及曾一智女士的帮助，特此致谢。)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作者：白伟志)
二战中移民美国日本人：10余万人被关进拘留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使美国人蒙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使这次偷袭显得更为惊人的还有下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这次偷袭发生时，日本外交官正在华盛顿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二是日本同时也在西太平洋地区发起攻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造成了一系列重创。人们普遍担心，美国西海岸将是日本军事攻击或直接入侵的下一个目标。
美国人对日本的气愤与恐惧，一股脑儿发泄到美籍日本人身上。对日本人进行辱骂和施暴时有发生，联邦调查局则以美国安全的潜在危险为借口，搜捕了约15 000名日裔美国人。这次搜捕得到日裔领导人的公开支持，他们把本族年长者的亲日立场看做是对美国的不忠，是对一般日裔美国人的威胁。可是，对日本人的此种歇斯底里发作和搜捕的范围不断扩大，随时都可能发生。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军队可以将“有关人等”从军方指定的“军事地区”内赶走，“安置”在其他地方。虽然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词，但实际上在西海岸大批被抓走的就是他们，与别的种族无涉。在1942年3月至11月间，有10万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运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带荒无人烟的各个巨大的拘留营。这一带是“以前没人住过，其后也没人住过的”不毛之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偷袭虽然发生在夏威夷，可那儿的15万日裔美国人却没有被拘留。拘留政策与其说和官方解释的“军事需要”有关，倒不如说美国本土上强烈的反日情绪和负责西海岸防卫总部的那位将军的人品有关。J?L?德维特将军是一个年迈的职业官僚，其经历主要在后勤而不是实地作战，在同僚中的威望不高。给日裔美国人建造拘留营使他能扩大其官僚势力，从而在公众眼里显得他是个大人物。诚然，使此举成为可能的，还是那种对日本（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的普遍恐惧和敌意。当德维特将军公开声称“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时，他道出了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广大民意。拘留日裔美国人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右翼的赫斯特报系和专栏作家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一类的种族主义者，厄尔?沃伦和瓦尔特?李普曼(微博)那样的开明人士，以及左派人士加莱?麦克威廉姆斯、威托?马克安东尼奥和共产党的《每日工人报》及《人民世界报》主编们，皆表示赞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将拘留政策视为合法，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无一反对者。可是，尽管当时对日本人的惧怕心理无处不在，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判有通敌罪的美籍日本人连一个也没有。
大规模拘留对日裔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仅经济损失一项就十分巨大。在被迫去拘留营之前，他们匆忙地把房子、家具及其他财产卖掉。他们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企业，必须在几周之内清算了结。以1942年的价格折算，据美国政府自己估计，日裔美国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在4亿美元左右。除了经济损失之外，许多人蒙受了委屈，被迫离乡背井。美籍日本人公民团领导人也遭到致命的一击，他们还代表第二代日裔，正在努力争当优秀的美国公民并被美国人接受呢！由于认识到反对拘留政策是徒劳的，加上反对拘留政策会引起对美国不忠的嫌疑，美籍日本人公民团的官方立场，是遵从拘留政策。但是，公民团的这种立场，立即招致那些认为拘留政策是种族主义大棒的日裔美国人的愤怒和蔑视，尽管他们先前也曾竭力争取当美国良民。被拘留的日本人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内讧。一些更好战的反抗者宣布放弃他们的美国国籍，甚至以武力威胁同伴，迫使他们跟着干。
可是，从总体上讲，日裔美国人接受了拘留生活的严酷事实，并不得已而求其次，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拘留营的设备是同一号码的，且十分简陋；他们在集体食堂吃饭，在公共浴室洗澡，厕所也是公用的。全家人挤在斗室之内，周围全是带电的铁丝网，还有武装的哨兵巡逻。为了把环境搞得“人道”一些，他们种了花，并用废木料做家具。但是，他们住的是“长排长排的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木头屋子”，室内仅有“一个炉子、一盏吊灯、一张铁板吊床及垫子”。在这种情况下，能美化到何种程度，只有天晓得了。
拘留营内的生活，使传统的日本家庭模式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在那里，男女老少干着不同的活，但拿着同样的低工资，因此，父亲作为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旧传统被大大削弱了。况且，拘留营里那些留给日裔美国人的行政职务，也只有具备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担任。这么一来，年青的一代人就爬到了他们父辈的头上。由于巴掌大的陋室一个紧挨一个，家庭的隐私根本不能谈。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比如进食，不能在家中进行。
美国在战时需要大量的人力，这种情况甚至没等到所有的日裔美国人被赶到铁丝网之内，就开始改善拘留计划了。1942年春，某些季节性农业工人获准离开拘留营，以缓解农业劳力的短缺。后来，只要这些农工在军事地区范围之外干活，再通过忠诚审查的话，他们便可以永远地迁到那里去居住。1942年夏，几百名第一代日本移民铁路工人被允许回到东俄勒冈州继续干活。4 000多名第二代日裔大学生被允许离开拘留营去继续求学，他们去了东部或中西部，意在回避而不是抵抗“军事需要”这个政策，该政策是西部防卫司令部为大拘留制造的借口。负责拘留营的文官当局，总的说来对日本人比较同情，他们制订的释放各种具备特殊情况的日本人的计划，屡屡遭到军方的谴责。可到了最后，连军方的高级长官也开始在打日裔劳动力的算盘了。于是在1943年1月，美国陆军开始征招先前因被划为“敌侨”而无资格参军的第二代日本人去服役。尽管情况很反常，而晚一些被拘留的日本年轻人仍感到一肚子委屈，但那些有资格参军的人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便在战场上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
共有30多万名的日裔美国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单独由日裔美国人组成的团队曾在欧洲战场作战。他们于1943年被派往“二战”中一些打得最惨烈的战场上去拼搏。日裔组成的442团成了“二战”中（甚或美国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一支劲旅。在与纳粹部队的较量中，日裔阵亡人数达9 000多，赢得了52枚杰出军功十字勋章和一枚国会荣誉勋章。在太平洋战场，几千名日裔担任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日军往往以为美国人不懂日语，而没把军事情报译成密电码。可是，“每个战场上都有随军的美籍日本人，他们能读懂截获的日军文件，并把情报传递给盟国将领”。
在“二战”中的悲惨经历，最终被证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国站稳脚跟的一个转折点。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渐渐地有的在政府内部，有的在公开场合开始替他们主持正义。最后，连西部防卫司令部也宣布，过去用来使拘捕合法化的“军事需要”已经结束，文官当局也宣布拘留政策行将结束。曾在1942年下达拘捕令的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公开为日裔美国人的忠诚辩护。到1944年年底，最高法院宣布，拘留那些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违反宪法的。
尽管第一代日本移民遭受了巨大而不可弥补的损失，但对第二代人来说，拘留营成了他们迈入美国社会的开端，从此就沿着社会和经济的阶梯青云直上。原来那种狭隘的种族牢笼被打破了。他们再也不必步其父辈的后尘，仅仅从事少数几种职业了。在拘留营里，日裔美国人比平时的工作面更广。未进拘留营时，由于受营业执照和其他限制性措施的影响，他们职业的选择面较窄。因为第二代日裔是美国公民，他们在被拘留的人中享有特权，首批释放的人中他们占大多数。他们迁到东部或中西部之后，门路就更广了。无论是作为高校学生还是在部队当兵，他们都以自己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其他美国人的接纳和支持。
偏执分子的嘴巴并没有被完全堵住。特别是在加州，当一些被拘留的日本人从战后美国的拘留营中回来时，发生过欺侮日裔的零星“事件”，严重程度各有不同。但是，当一个反日议案于1946年在加州历史上首次以压倒性多数被推翻时，清楚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
未完工的诺亚方舟：战时中国筹设犹太人特区
何凤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驻维也纳的外交官，他冒著危险发给奥地利犹太人数以千计的签证。即使他被勒令停发签证，但他仍在细小的办公地方，冒险违命继续签发，并自己支付所有费用。
据JTA新闻报道，1938年纳粹德国侵略奥地利後，近十八万五千犹太人急需安全离开欧洲的通道。其中一位犹太人忆述他曾走访五十多个在维也纳外国领事馆，最後才获得中国领事馆给予他和家人二十个签证。
报道指何凤山的英雄事迹於他在生并不为人知，直至2001年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屠杀博物馆（Yad Vashem Holocaust）授予何凤山「国际正义人士」的荣誉称号。
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提案表扬何凤山。美国保存委员会成员高马田(Martin Gold)在上海的纪念仪式称许何凤山，并指出七十年前多国，包括他自己祖国在内，都断然拒绝犹太人。他补充所有获得中国签证的犹太人有很多最後定居在美国。
居住在原上海犹太人聚集区的犹太孩子们
1938年，纳粹德国侵吞奥地利后，掀起新一轮排犹浪潮，中国上海成为犹太人的流亡地。1939年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在中国的西南边陲划定犹太人特区，安置逃亡来华的犹太难民。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计划最后没有全面实施，但其中闪耀的人性光辉却成为当时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弥足珍贵的一抹亮色。
1938年，纳粹德国侵吞奥地利后，掀起新一轮排犹浪潮。犹太人在欧洲面临生存的威胁，开始向世界各地流亡，而中国上海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流亡地。1939年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在中国的西南边陲划定犹太人特区，安置逃亡来华的犹太难民。
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计划最后没有全面实施，但其中闪耀的人性光辉却成为当时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弥足珍贵的一抹亮色。笔者最近发现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档案，详细记载了重庆国民政府筹议此项计划的始末。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6月刊：民国女性进化史_六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 水晶之夜
自1933年1月希特勒执掌德国政权后，犹太人的灾难便开始了。出于宗教、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纳粹德国开始排斥犹太人，将其视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从对犹太人进行各方面的限制，到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再到把犹太人驱逐出境。
1938年11月7日，为了报复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一个叫做赫尔彻尔·格林兹本的17岁德籍犹太难民闯进德国驻法大使馆想刺杀德国大使，但出来接见他的人却是一位年轻的三等秘书。犹太少年不由分说，向其腹部连开三枪。9日，倒霉的秘书伤重不治。
这天晚上，纳粹党的头子们在希特勒和戈林的领导下正举行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十五周年的庆祝。接到来自巴黎的凶讯后，希特勒丢下一句“应当放手让冲锋队行动”（《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797页（纽伦堡文件3051—PS））。庆祝会结束后，第三帝国迄今为止最疯狂的排犹运动排山倒海般呼啸而来。
11月9日，这个到处起火、全国鼎沸的夜晚注定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9日深夜到次日凌晨，在纳粹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各地的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涌上街头，疯狂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这一夜酿成了巨大的灾难，许多犹太人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仅砸毁的玻璃，损失就高达600万马克之巨！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就像是水晶般闪闪发光，时人因此将这黑色的一夜揶揄地命名为“水晶之夜”。
“水晶之夜”对犹太人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伤害，事件中遇害的犹太人数目难以统计，大约三万名16岁至60岁的犹太男子在自己家中被捕，被送往集中营，其中数千人悲惨地死去。这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1938年11月12日，纳粹德国紧急制定了剥夺犹太人尊严和权利的措施。内容包括：迫使犹太人把焚毁的教堂清除干净，修成停车场供德国人使用；强制每个犹太人佩戴有“J”字母的侮辱性标记；甚至还强迫受迫害的犹太人向纳粹赔偿10亿马克。德国《国家公报》公然宣布把犹太人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并且剥夺他们的剩余财产，赶入犹太隔离区。以上种种的清洗措施使得犹太人的生活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无奈之下只有背井离乡，流亡世界各地。
在德意志这样一个号称有上千年基督教和人道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里，竟有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发生，不免使世界舆论为之震惊。许多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国度纷纷施以援手，尤其是中国上海，对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成千上万的“被逐犹人汹涌而至”。（国防最高委员会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
除了中国人民对犹太民族的深切同情外，上海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它是一个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自由进入的城市。上海自清朝末年就出现的租界完全由西方人管理，中国政府无权管辖，所以被称为“国中之国”。中国人不能随便进入，但是西方人却可以自由进出。1937年，日军侵入上海后占领了非租界区。此时，中国政府撤出，汪伪政权尚未建立，而英法等国只是租界的管理者，并没有权力发放签证，如此这般，租界就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这无形中为慌不择路的犹太难民打开了方便之门。
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挈妇将雏，不远万里，辗转逃亡到上海，将其当做第二故乡。但此时的上海租界形如“孤岛”，“苦于无法容纳，正计划限制入口之法”。且周边被德国的盟友日本军队占领，犹太难民衣食堪忧，缺医少药，处境艰难。尽管中华济难总会等慈善机构几次为他们募捐；英、美、法等国驻沪领事馆迫于侨民压力，也提供一些帮助，但这都是杯水车薪。犹太难民的境况引起了租界内外各界人士和中国民众的广泛同情，也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一项计划提上议事日程，那就是为犹太难民设置一个庇护所在，为他们打造一艘诺亚方舟。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6月刊：民国女性进化史_六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 诺亚方舟
身在陪都重庆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此时，“英国欲以巴勒士坦为犹太人建一永久之所”，虽然“引起当地阿拉伯人激烈之反对，乱事至今未戢”（国防最高委员会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但这给了孙院长灵感，能否在中国划定一块特区作为犹太人寄居区域，“以容纳穷无可归之该国人民”呢？经过深思熟虑，1939年2月17日，孙科向国防最高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提案，提议在我国西南边区划定寄居区域，安置逃亡来华的数万犹太难民。
提案理由充分，办法可行。虽不乏利己成分，但对犹太难民的拳拳关爱之情跃然纸上。兹录如下：
（犹太）民族受亡国之苦痛最深，二千六百余年来转徙流离，备受各方之压迫。最近欧洲法西斯势力之张盛，犹太民族更饱受无情之虐待，以德国为最甚，自希特拉（即希特勒：笔者注）并奥后，屠杀奥犹，变本加厉，最近更借口德驻法大使秘书为犹人所杀害，发动大规模之排犹运动，其手段之毒辣亘古未闻。……今拟在西南边陲划定犹人寄居区域，有如下之理：
一、就国策言，联合并援助弱小民族，为总理遗教所规定。
二、就对英言，援助犹人可以增进英国一般民众对我之同情。更有进者，英国之远东政策实取决于在远东之巨贾与银行家，英国对经济援助最初之阻挠与最近之实现，实皆此巨贾与银行家操纵之，而此巨贾与银行家则以犹太人为多，故此案实施当可影响英国对我态度进一步之好转。
三、就对美言，美国援犹运动，近已独占全国人民之注意，援华运动受其影响甚巨。此案实施之后，不独能获得美国一般人民之好感，且足以移美国注视犹太之目光转而向我，宣传上必可得巨大之收获。就建设前途言，犹太人财力丰盈，人才尤多，若能结其好感，得其协助，实足为我莫大之臂助。
办法
一、在西南边区接近国际路线之虞，划定若干方里，为犹太人寄居区域。
二、由中央制定中央及地方该管长官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划该区域建设及管理事宜。
三、由上述委员会负责发动国内外有地位声望之犹太人领袖，一致回应并参加推进此项计划。
四、另设犹太人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关，尽量介绍其专门人才，为我后方建设各部门之用。
提议人：立法院院长 孙科 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 （孙科致国防最高委员会提案，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
孙科的提议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因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多赢的计划，如能付诸实施，必能得到英、美等国民众的好感，而且很可能会获得国际上拥有强大财力的犹太裔商人、银行家、实业家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援与帮助。外交部、内政部、财政部、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等部门为此发文、协商、论证，基本上考虑于中缅边境的云南腾越（今腾冲，笔者注）、蒙自两地划设犹太人特区。该地区地处内陆，物产丰饶，气候暖热，人口稀少，环境安宁，又靠近与英属缅甸相衔接的国际公路，交通便利。滞留于上海租界内的数万犹太难民经海路到达缅甸或泰国，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云南境内。此外，从欧洲经地中海乘船出逃的犹太难民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就可驶往孟加拉湾，到达缅甸，再经印缅公路进入云南，比去上海租界要近得多。
基督教圣经的《创世纪》和亚伯拉罕诸教中，诺亚方舟是一艘根据上帝的指示而建造的大船，肩负着拯救人类的使命。孙科的计划倘若成功，无疑是为千千万万身处绝境中的犹太难民打造了这样一艘生命之舟。提案递交不久，孙科亲赴黄山别墅拜访蒋介石，探询他对“筹设犹太人特区”的态度。此时德国已召回军事顾问，但蒋介石仍对德中友谊抱有幻想，且此时正集中精力指挥长沙、南昌等地的对日作战，因此未置可否。孙科只好打道回府，联络于右任、孔祥熙等同情犹太民族悲惨处境的国民党高层人士，希望尽快促成此案。不久，孙科从情报系统得知，日本内阁和军部也在酝酿一项绝密的建立犹太人安置区的河豚计划。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6月刊：民国女性进化史_六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 河豚计划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向关内步步紧逼，引起了英美法苏等国不满，与日本之间矛盾加剧。由于英美等国拒绝对“满洲国”进行投资，致使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中国东北，却没有资金开发这块广袤而富饶的土地。日本迫切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中了自清朝末年就定居东北且以经商而闻名的犹太人。“河豚计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即希望通过扶植、亲善犹太人来巩固他们在“满洲国”的统治，并影响英美的对日态度。众所周知，河豚以鲜美无比而闻名，其所带剧毒仅需零点几克就能要了老饕的卿卿性命。之所以把犹太人比作河豚，是日本人既觊觎犹太人的财富，又忌惮犹太人的势力，认为要去其“毒素”后，方能食其美味！
1938年12月5日，就在“水晶之夜”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即首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笔者注），认为在欧洲排犹运动甚嚣尘上之际，如果能把欧洲犹太人吸引到“满洲国”来，那么不仅能够开发“满洲国”，而且还可以让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有兴趣来“满洲国”投资，在幕后操纵美国政府的犹太人，也会停止对日本侵略的攻击。届时在利用犹太人财产和劳动力的同时，还可打着与其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幌子，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会议就“河豚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提出在中国的上海或“满洲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的建议。
“五相会议”召开不久，日本的“犹太问题专家”们在对犹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案，使“河豚计划”更加翔实。补充后的“河豚计划”文本长达九十页，内容庞杂，其要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三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承担，先需要一亿美元的安置费；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此计划，请世界各地知名人士到居留地来访问；通过建立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关于是在“满洲国”还是在上海建立“犹太人居留地”这个问题，专家们还存在着争议，没有定论。
就在重庆国民政府筹议孙科提交的设置犹太人特区提案的同时，“河豚计划”也在紧锣密鼓的实施当中。在日本方面的操作下，哈尔滨召开了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并于1939年5月安排犹太社区领袖到东京进行正式访问，用一次比一次更殷勤的招待和授予“帝国勋章”来加以笼络。与此同时，大量的欧洲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他们没有住处，没有工作，日本当局“大发慈悲”，不仅对各个租界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犹太人采取不干预政策，还先后建立了三个犹太人难民营，给予三千多名难民多方面的支持。
此时，日本特务机关已获悉重庆方面正积极筹划建立犹太人安置区，且已得到重庆政府外交部、内政部等多个部门的同意，只等蒋介石的最后批准就将木已成舟。由于孙科、孔祥熙等人在大力促成此案，因此日方认为该计划最终成功应是大概率事件。倘若真的在西南边陲搞起犹太人安置区，势必对正陷入对华侵略战争泥淖中的日本造成很多麻烦。为此，当务之急是要了解有关详情，并千方百计予以阻挠。纵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无法建立起犹太难民安置区，也决不能让中国方面安置犹太人的计划取得成功。日特以编派员深入上海各租界，在犹太居住区竭尽鼓动游说、挑拨离间之能事，并广泛了解犹太难民的情况，搜集情报，为制订安置计划提供第一手资料；另一边利用在西南滇、川、黔、桂诸省已建成的地下间谍网，从中加以破坏。
■ 大爱无疆
非但是官方，中国国内的普通民众中也弥漫着对犹太难民兄弟的关爱之情。民间组织“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始终关注犹太人问题。该会于1939年5月派员到上海进行调查，发现聚集于租界难民收容所的犹太人已达万人以上，缺衣少食，处境堪忧。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和抗战前途考虑，该会积极谋求解决办法，形成《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上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方面组织犹太人移民委员会，……犹太人移往中国内地，中国政府予以保护（移民之权利与义务应与中国公民同等），选择气候上与经济上适宜之一地或数地，供给居住机会，并保障其居留及工作之权利”（《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就在官方和民间都为犹太人来华事宜殚精竭虑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了另一种主张，即利用犹太人从事土地开垦。他电呈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陈述理由：云南省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犹太人云集上海，知识丰富，财力雄厚，如果能将他们移到云南开垦荒地，必定一举而多得。但龙云对自己的主张是否可行没有把握，恳请张群上报国民政府，如有可行性，立即拟定具体办法。
随着多种建议和计划的提出，容留犹太人问题引起蒋介石的高度关注。行政院遵照蒋介石加紧筹划的指示，专门召开会议，就犹太人国籍、领事裁判权、内地居住、入境手续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订。特别是内地居住问题，颇感棘手。因为“一旦允许犹太人寄居内地，其他国家必将根据条约援例要求。划定区域过广，初期固易于管理，但聚处日久，万一发生民族自决及要求自治呼声，将不易统制。”（孔祥熙致国民政府呈，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
德国外交部获悉后派员交涉，认为德国政府还未便就中国政府酝酿的安置计划提出正式抗议，但犹太人素来仇视德国，希望不要因此破坏德中关系。不久又打来电话提出口头抗议，使蒋介石颇感为难。加上中国的抗战形势越来越恶化，便指示孙科、孔祥熙、宋子文等要人，大规模收留犹太人暂且搁置，似应拟一权宜之策以解燃眉。
1939年7月，行政院就收留犹太移民计划再次召开审查会，明确帮助的主要对象是无国籍犹太人。因为对于有国籍之犹太难民，“如欲予以特惠，在我受条约及政治、经济各种困难之牵制，在彼又受其本国政令之阻碍，诚如内政、外交等部所言，诸多不便。”（国民政府致行政院训令稿，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设置犹太人特区计划待从长计议，“兹就国内及国籍情形所许可之范围，拟协助犹太人之办法三项：
（一）入境之协助
凡国联之救济机关或国际著名之慈善团体认为品行端正而确为无国籍之犹太人，我国驻外使领馆得给予特别护照，许其入我国国境，惟享受此种特殊权利之犹太人，应先向我具呈志愿书，声明两点：（甲）入境后遵守我国法律并接受我国法庭之约束。（乙）入境后不作任何政治活动或主义宣传，不批评或反对三民主义，如有违者，我国得驱逐出境。
（二）入境后之居留
无国籍之犹太人应暂居于通商口岸，不得杂居内地，其愿入我国籍者，依照我国法律手续办理，入籍后与一般国民享受平等权利，绝不因种族与宗教之差别而有所歧视。
（三）职业之介绍
现在无国籍之犹太人多处境困难，职业上有予以协助之必要。吾人在建国过程中，所需各种专门技术人员颇多，如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机械修理员等，政府机关应各就主管范围调查需要情形，开具详细清单，注明所需要之人员及所拟之待遇，由外交部转发使领馆注意延聘，并请国联协助罗致，如觅得适当人员而能自备川资，或由国联或国际慈善团体代备川资来华者，各使领馆于得国内任用机关许可后，得与签订服务契约。其无契约而自动来华者，我国虽不负任何职业上之义务，政府似乎可训令各省市制定机关举行失业登记，并在可能范围之内介绍职业。”（国民政府文官处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公函，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
之后，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国大规模收留犹太人的计划没能全面实施。孙科的提案只实现了一部分，诺亚方舟终于未竟。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6月刊：民国女性进化史_六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 再生之地
在今天以色列的利顺市有一个独立广场，一圈石柱拱卫着熊熊燃烧的独立之火。火炬下的文字是，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石柱上镌刻着大写的英文字母“China”。最后，笔者借用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先生的讲话来结束本文，“在那难忘的年代，无论是政权的更迭，还是时局的变化，都没有使在中国居住的犹太人受到任何歧视。当时，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崇高情谊的呵护下生存、发展的。中国，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再生之地。”
二战中苏联战俘数量庞大原因揭秘
核心提示：在战争的头两年中，苏联战俘之所以数量庞大，是由于德国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但是，事情不仅如此。苏联的许多居民，特别是不久前刚刚并入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比萨拉比亚、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居民们，从一开始就把德国军队看成是自己的救星。
许多从高加索、中亚和波沃尔日等地区迁来的人民也并不是特别愿意为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而战斗。被纳入红军的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军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拿起武器投向了德国人一边。
俄罗斯解放军
实际上，弗拉索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控制名义上由他指挥的俄罗斯解放军。他们上战场的时候，作战非常顽强。但是这与其说是自觉的英雄主义，还不如说是岌岌自危。弗拉索夫这类人在德军撤退时面临的是德国人的严厉打压，而俄罗斯战俘面临的是频繁发生的死亡。我想起了我的一个白俄罗斯远亲讲过的一件事，他在1944年7月解放布列斯特时还是一名中士。德军撤退后不久，有两个苏军上校来视察布列斯特堡垒，想看看它的防御工事。地下工事里藏着一个弗拉索夫排，他们打死了这两名苏军上校。红军战士开始寻找失踪的上校，他们最终发现了弗拉索夫排，并用发烟罐迫使他们投降。红军部队指挥员对俘虏们说：“我可以把你们送交法庭，那样你们肯定会被枪毙，但我现在打算问问战士们，看他们决定怎么处理你们。”红军战士用刺刀把弗拉索夫排的人一一挑死，根本不听他们解释为什么效忠于德国人。
从1942年起，德军高级将领们已经认识到，对付斯大林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俄罗斯解放军和俄罗斯傀儡政府，以及别的民族的政府和军队，这是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惟一办法。但是，直到1944年初，希特勒和希姆莱一直反对这一建议，他们只是把“东方领土”看做德国的殖民地而已。然而，随着德军在东线和西线不断的失败，纳粹的首领们也开始在这方面做出让步。还在1943年时，德军就建立起了一个东方部队司令部，把所有的苏联投敌者的武装都聚集起来。1943年4月6日，北方集群的参谋长金采利将军批评了建立这些武装的命令，他给东方部队司令格尔米赫将军写信，说他们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信中说，“对于这些东方部队的战士们，他们的将来怎么办，战后他们的祖国在哪里”，因为，如果认为他们“愿意站在德国人一边作战，是因为他们为德国人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解放出来而感激”，这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对东方部队的战士来说，问题就在于，是选择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奴役之下摆脱出来后接受德国人奴役，还是应该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类似的建议即使要得到象征性的同意，也要等到1944年夏天德军在法国和白俄罗斯溃败之后。1943年9月14日，弗拉索夫被希姆莱召见。作为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弗拉索夫被告知，要想恢复1939年9月1日前俄罗斯的疆界，必须赋予非俄罗斯族和哥萨克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希特勒和希姆莱同意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第600步兵师）。1945年1月，开始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2师（第 650步兵师）。1944年秋天时，德国人准备向阿登地区发起反攻，打算给西方盟国以毁灭性打击，并迫使他们单独媾和，然后把所有兵力调集到东线，粉碎红军，而在东线俄罗斯解放军的部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1944年11月14日，在布拉格成立了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他把俄罗斯委员会和其他民族的委员会，以及在德国人庇护之下（除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外）建立起来的其他军事力量联合起来。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通过了宣言，这一宣言基本上是重复了1942年12月27日俄罗斯委员会的宣告的内容。不过，宣言中只字未提向“英美资本家们”开战的事，对于德国的帮助则表示欢迎，“但是带着一个前提，即不损害我国的尊严和独立”。宣言同时强调，此时德国的援助是可以同“斯大林匪帮们”进行武装斗争的惟一机会。在宣言中，还表示了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愿意在战后同所有的国家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还指出，现在红军向东欧、中欧和巴尔干半岛进军，战争已经明显演变成苏联人进行的侵略战争。这些内容给人的印象是，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宣言与其说是针对红军和苏联居民的，还不如说是针对西方盟国的。鉴于德国人注定很快要灭亡，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们转而希望得到西方盟国的庇护。
“苏联的”党卫军41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战斗机，从战争一开始就袭击了西乌克兰的苏军，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反苏组织甚至在德军还没有到来之前，已经占领了包括考纳斯在内的一些城市。由于斯大林多年实行恐怖政策和苏维埃制度本身的问题，俄罗斯、东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部队中的许多战士和指挥员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战斗力，轻易就缴械投降了。
我已经谈过德国领导人对于开展俄罗斯解放运动这一建议本身怀有敌意，这在一些部队的地位上体现了出来（这些部队后来被编入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
但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部队的情形有所不同，甚至连立陶宛的部队或多或少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德国人最后还是准许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可以实现有限的自治。说实话，对待立陶宛的态度要差一些：与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不同，他们不被看成是雅利安人。所以，立陶宛党卫军师的组建要比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晚一些。
1944 年秋天以前，民族主义武装也为德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很早以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师就已经在前线作战了：党卫军第15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师，但拉脱维亚人占多数）、党卫军第19师（拉脱维亚师）和党卫军第20师（爱沙尼亚师）。由乌克兰人组建的党卫军第14师1944年夏天在布罗德陷入重围，突围出来之后，经过改编，在战争将要结束时再次投入东线战场南部的战斗中。从1943年起，第162步兵师开始在意大利进行战斗，它是由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突厥人组成的。德国冯·潘维茨将军领导的第15骑兵兵团在南斯拉夫作战，其中第1和第2骑兵师就是由顿河、库班、捷列克河和北高加索的士兵组成的。当时，还组建了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指挥的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的党卫军第29师。卡明斯基以前坐过牢（刑事犯还是政治犯不详），曾住在布良斯克州的洛科济，在一个化学工厂当过工程师。德国人来了以后，他就领导了“地区自治”行政机关和同游击队作斗争的民兵组织。然后在民兵组织基础上建立了党卫军旅，这个旅在德国人走了以后，被调去同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作战，后又于1944年同华沙的起义者们作战。
在镇压华沙起义的过程中，卡明斯基的士兵们无情地屠杀平民。德国人决定逮捕卡明斯基，于是他跑到了喀尔巴阡山的塔尔诺波尔地区，企图同反共的乌克兰起义军汇合，但是11月份被德国安全机关的间谍杀害。之后党卫军第 29师被并入了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党卫军第30师由西格里格中校率领的旅组成，主要由白俄罗斯自卫武装组成（成员主要是一些以前被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后来这个师被合并到俄罗斯解放军的第1和第2师。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把党卫军第30师改编成了一个白俄罗斯民族师，成员主要是和德国人一起撤退的白俄罗斯投敌者。1945年4月，这个师被调集到了意大利战场，但最后仍没有参加战斗。
对于苏联大部分的非俄罗斯民族来说，与德国合作也是为了反对苏联损害他们的民族文化并使他们俄罗斯化的政策。对于二战中民族主义运动的悲惨处境，白俄罗斯的一个士官对俄罗斯解放军曾有过准确描述：“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或那样做的选择。如果德国人获胜，他们就会把我们全部消灭，如果苏联人获胜，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的文明并使我们的民族同化……没有第三种选择。”
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演变十分有趣。战争刚开始，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就在利沃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只过了几天，这个政权就被德国人摧毁，而班杰拉本人也被押送到扎克先豪津的“政治堡垒”。那里关押着一些政治犯，德国人企图与他们进行谈判。
以安德烈·梅里尼克为首的另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毫无保留地站到德国人一方，但是在乌克兰人中没有什么威信。班杰拉的人建立了乌克兰起义军，这个军队不仅同德国人作战，而且也同苏联的游击队作战。他们一直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希望将来德国人由于失败而被迫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签订政治和约，或者等到西方盟国向乌克兰发起进攻的那一天。
1944年10月，德国人被迫放弃乌克兰，班杰拉被释放。虽然没有达成和约，德国人开始给乌克兰起义军提供武器，并把他们的领导人派到苏军的后方与红军作战。
二战德军在法遗留20万战争私生子
被强制剃光头的法国妇女
等待审判的所谓“通敌者”妇女
在法国，有20多万人几乎被人遗忘，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的身世特殊，是二战期间法国妇女与德国入侵者的私生子。60多年来，他们忍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和耻辱，生活在巨大的心理阴影中。据英国《独立报》3月7日报道，随着德国同意给予他们德国公民身份以及法国方面不再回避那段历史，他们的处境终于得到了改变。
“战争私生子”的苦难人生
1944年10月出生的法国人德洛米在诺曼底的利雪地区长大，在很小的时候，他的同学甚至是他的舅舅就叫他“私生子”或者“德国佬的儿子”，他当时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因为从一开始他的生活就跟别人不一样，出生后是他的外婆抚养他。几十年后，他才清楚为什么他在童年没有见过妈妈，因为她妈妈因与一个德国士兵同居而被以通敌罪送进监狱。
德洛米并不是法国唯一的“战争孩子”，在法国，像他这样的人有20多万，他们是入侵法国的德国军人与法国妇女生的孩子。他们一直活得“毫无价值”，而且身份不明。
德洛米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觉得人们似乎在守着一个秘密不愿意告诉他。12岁时，他就产生了怀疑，当她妹妹出生时，他看到了家里的户口本，发现在自己名字边的空白处写着“私生子”。17岁时，他再次问母亲，但她暴跳如雷，摔门而出。21岁时，他服完兵役，然后到巴黎工作，终于从外婆处发现了秘密。外婆拿出一个发了黄的信封，里面有他母亲与一个德国军人的照片。原来，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德洛米的妈妈在德军的食堂当服务员，与一个名叫汉斯·霍夫曼的德国军人产生恋情并同居，生下了他。
由于有关德国人的档案几乎都毁于轰炸，德洛米寻找生身父亲的路寻常艰难，持续了整整40年。直到2006年，德洛米才在朋友的帮助下知道了父亲的命运：1945年4月25日，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在与美国军队的一次战斗中被杀。德洛米还发现，他有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生活在德国。
“光头妇女”的耻辱
像德洛米的母亲一样的法国妇女有很多，她们因与侵占法国的德国军人有染而被称为“通敌者”，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侮辱，最大的侮辱莫过于把她们的头发剃光。
战争结束后，德国人撤离法国，与德国军人同居的法国妇女的苦难日子也开始了。一些法国人千方百计找出这些“通敌者”，对她们进行严厉惩罚，把她们剃成光头，让她们赤脚半裸，头上画上纳粹符号，在大庭广众下游街，遭受众人的嘲笑和侮辱。有些人被卡车拉着，人们敲锣打鼓，好似一场狂欢。在人们的一片嘘声中，那些妇女羞愤无比。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有些与德国人睡过觉的法国妇女被活活打死，有些人则不堪侮辱而自杀。
其实，说这些法国女人“通敌”并不准确。一些人本来就是妓女，她们与德国军人只是交易，都与政治无关。有些法国女孩儿只有十几岁，不懂事，与德国军人私通只是因为无聊或者逞能，或者是受了欺骗。还有许多情况是，有些中学女教师自己单住，德国军人就被安排在她们那里居住，她们也被冤枉与德国军人有染。还有一些流产的女人也被人怀疑与德国军人通奸后怕出事才去流产，她们也被冤枉。当然，还有许多年轻的妈妈，她们的丈夫要么在前线，要么在战俘营里，在战争期间，她们得不到任何支持，与德国军人在一起是为生计所迫。正如当时的一个德国作家所说，“食品就是力量”。
欧洲共有80万“战争私生子”
在欧洲，不只法国有一群遭到歧视的“战争私生子”。在整个欧洲，共有80多万名德国入侵者与当地妇女生的孩子，他们中的很多人出生后也有着同样的命运。
在挪威，这样的“战争私生子”有1万多。战争期间，纳粹头子希姆莱鼓励德国军人与当地的挪威妇女进行感情联络，生下的每个孩子都有编号，德国政府给予支持。但战争结束后，这些“生命之源”计划产生的孩子却受到了残酷对待。比乔恩·莱格费尔德的父亲就是一名德国军人，他回忆说：“人们对我们充满了仇恨。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也因为是德国军人的私生子而被放进猪圈里。人们用酸给他们洗澡，直到洗得没有皮肤，因为我们必须要洗掉纳粹留下的气味。”编号为2620的杰德·弗雷谢尔就因为是纳粹的孩子而受到继父的虐待，经常遭受毒打。
最近，情况出现了转机，这些几乎被人遗忘的“战争私生子”的处境得到了改善。1年前，德国政府宣布给予那些生活在法国的德国士兵的子女双重国籍。在德国入侵法国前6个月出生的法国外长伯纳德·库什内，近日也宣布帮助这些法国公民取得德国公民身份。他说：“他们是战争的无辜受害者，他们并没有看到战争，但法国和德国一直对他们的痛苦视而不见。这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60多年后，他们要求我们承认他们的价值、他们的生命，首要的是他们的身份。”德国给予这些孩子德国国籍，是对战争的补偿，而法国承认他们的身份，也是对他们受到的苦难的一个补偿。
二战后约有9000纳粹战犯逃亡南美
二战期间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和夫人。
1961年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
德国检察官最近被批准查阅巴西和智利秘密档案，以证实“第三帝国”移民进入南美的真实人数。根据这些文件显示，二战后估计有9000名纳粹战犯逃往南美地区。
其中多达5000名战犯进入阿根廷，大约1500到2000名战犯逃到巴西，约500到1000名战犯逃到智利，其余的战犯则进入巴拉圭和乌拉圭。这些数字并未包含逃往中东右翼政权国家的战犯人数。
这些文件还显示，二战期间，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on)曾向ODESSA组织出售10000张空白阿根廷护照，ODESSA是德国万一战败专门负责保护前纳粹党卫军成员的组织。
参与查阅秘密档案的德国负责人科特·施瑞姆(Kurt Schrimm)说：“这些档案为我们提供了多年来最需要的数据。” 这些文件可能也含有现存逃亡者的线索。二战后，南美许多国家都被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者统治，他们对于纳粹分子的涌入几乎不过问。许多纳粹分子进入南美国家后，随后又将家人接走。许多纳粹分子后来甚至偷偷返回德国，过起隐居生活。
考研二战or美国移民，解析哪个更适合你！
在4月30日考研的最终调剂之后，大部分考研人准备提笔二战；但据悉今年的考题是近几年中最难的一次。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分析一下考研二战or美国移民，看自己到底适合哪个？
(一)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
在考研的这一年，每天早上都起的非常早，几乎无法睡一个自然醒的觉，起床后就爬起赶去图书馆，希望能够占一个好的座位，周而复始，日复一日…
不仅如此，“考研人”睡得还特别晚，每天从图书馆回到寝室之后，还要挑灯夜战，继续看书，继续背题。
(二)无人监督，全靠自觉。
在这一年，复习全靠自己，没有人监督，全是靠自觉。
高考时还有一帮战友，有老师的监管，父母的监督，但是在二战的过程中，全靠自己
(三)你是学霸吗?
大部分同学都是在大三、大四决定考研，从那时起，选择学校、买备考书、日日夜夜的复习的你都是那么忙碌，永远都是打鸡血+灌鸡汤的状态;但实际情况是，相比去年的分数线，平均上涨了5-15分，差了一分可就是一操场的人…
下面是2020年和2019年各学科的分数线，可以看到，相比去年，除了“军事学”，其余各学科的分数线全部明显上涨…
(上图为原创图片，转载请注明)
(四)心理压力
不管是在职二战考研还是待业二战，心理压力都是巨大的，面临有可能耽误一年，身边同学却遥遥领先，如何面对同学，如何面对家人，如何面对越来越难的考题…
(五)名校情结
在国内大部分的家长、同学都有名校情节，国内的名校北大、清华虽然在国内名气十足，但在世界排名却并不理想，这时候发达国家的教育资源优势就非常突出了。
人生的道路风景各异，面对考研的压力、二战的难度，其实可以转换方向，换个角度;如果在考研期间能够利用本科学位办理EB3技术移民，因为考研二战和移民规划两者之间并不冲突，提早规划移民，将来不论是在教育资源还是个人发展上，对比同龄人都是遥遥领先的。
而美国EB3技术移民是在美国移民的法案中历史最为悠久，且最稳定的，它是美国职业移民第三优先，所谓“职业移民”就是美国政府，根据美国的法律允许任何美国劳工市场上短缺的合格人才，通过技术或特殊人才的资格，申请美国的合法永久居住权。申请人配偶及21周岁以下子女都可以随同申请。EB3技术移民可以一步到位获得绿卡，无需投资，办理周期短，办理流程全程透明。
申请条件只需要：
1、18周岁以上;
2、拥有本科以上学历;
3、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
美国曾疯狂排华 二战后华人备受歧视
不久前，美国国家档案馆选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百件文献，其中包括世人所熟悉的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人权法案、华盛顿第一次就职演说、林肯葛底斯堡演说、小罗斯福对日宣战等划时代文献。
不过，入选的文献，并非都是正面的，对历史具负面影响的一些文件亦告上榜，其中包括集种族歧视之大成的《1882年排华法案》(ChineseExclusionActof1882)。
华人是美国历史上唯一曾被国会及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于1942年立法强制集中管理日裔美国人，此项法案亦被列入历史文献一百强。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皆为二战轴心国，但美国并未立法严禁这3个国家的人民移民美国，唯独华人最受歧视。
华工血泪浸透移民史
19世纪赴美的中国和菲律宾铁路工人频遭“白工”凌辱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华人移民开始大批到美国西部淘金，然后是协助兴建铁路。华工一多，白人矿工和路工就不高兴，原因在于：这批以爱尔兰裔为主的白种工人，从未见过留有辫子、头戴瓜皮帽的东方黄种人；而这批黄种人，个子虽小，却很能干活，颇获老板欣赏，老板希望多雇华工，白工十分不满。华工的饮食习惯与自工不同，白工厌恶中国食物的味道，也讨厌华工的语言(粤语)和生活习惯，在嫉妒与敌视交织的种族蛮力下，美国西部一带频传白工集体凌辱、打劫和屠戮华工的血腥事件。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1871年10月24日，洛杉矶数百名白人暴民在洛城尼格罗巷—带杀死19名华人，6年后，同一地区的华人住宅全被纵火烧毁；1880年10月13日，三千多白人暴民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闹区包围华人住宅区(约有4D0名华人)，一名华人被杀，受伤者无数，房舍财产损失超过5万美元，清廷驻美公使陈兰彬向美交涉赔偿，白宫和国务院理都不理。弱国无外交，以此为甚。
在反华情绪持续高涨之际，1882年，加州共和党参议员米勒向参议院提议中止华工赴美。这项提案在参院辩论8天，美国西部一带的两党参议员和南方的民主党参议员都支持他，只有东北部的两党参议员反对。参院以29对15票决通过排华法案；众院再以167票对66票(55票弃权)通过。1882年5月6日，切斯特·阿瑟总统签署了这项玷辱美国历史的法案。
这项法案的内容主要有十点，最重要的即是华工十年内不准赴美，中国人变成美国白人排斥外人的唯一对象。到了1892年，排华法案再延十年；及至1904年变成无限期。1882年，只有3.95万华人赴美，而移民英国的有10.29万人，移民德国的有25万多人。
加州州长麦道格曾于1852年称赞华人是加州新近接受的“最有价值的移民”；30年后，“最有价值的移民”却变成“最没有价值的移民”，并禁止赴美。
19世纪中叶美国排华和反华的动机，可说是基于种族、文化和经济三种因素，华工文化水平低，生活习惯欠佳，好赌，不讲究卫生。反过来说，以爱尔兰裔为主的白人劳工移民，文化水平亦低，卫生习惯比华工好不了多少，他们欺负华工的唯一理由是白皮肤。当美国朝野在19世纪80年代酝酿制定排华法案时，清朝光绪政府正值内忧外患，伊犁事变、安南事变、日本吞并琉球，自顾不暇，根本无力保护旅美华工。
二战盟友废除排华法案
宋美龄(左)1943年在美国国会演讲
排华法案通过后，美国白种工人的反华气势，不减反增。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白人矿工经常罢工，公司增雇了大批华工到怀俄明州石泉矿场，至1885年这个大矿场有331名华工、150名白工。9月2日，150名白工竟然携带武器攻击华工，28名华工被杀、15名受伤，其他华工皆被赶走，华工财产损失近15万美元。清廷驻美公使郑藻如在公使馆法律顾问福斯特的协助下，向国务卿贝雅德发出辞意并茂的示偿信，贝雅德阅后颇为动容，即建议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赔偿华工。1886年3月2日，克利夫兰函请国会通过赔偿华工15万美元案，国会于一年后始通过。
福斯特不久出任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的国务卿，退出政坛后，应满清政府之聘，担任李鸿章的顾问。1907年，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他的16岁外孙陪他出席，协助译述法文资料，算是中国代表团的小秘书。这个小秘书就是冷战时期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杜勒斯的前两个名字“约翰·福斯特”，即为纪念其外祖父。
排华法案直至二战期间始被国会废除。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人同仇敌忾，转而开始同情中国。当时大部分美国人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国会山庄跑新闻的华文记者，都在胸前挂一张“我是中国人”的识别证。销路广大的《生活》杂志，特别刊出中国经济学家翁文灏和日本军阀东条英机的照片，告诉读者如何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
美国媒体对中国抗战和唐人街的正面报道，以及蒋夫人宋美龄于1943年访美所受到的盛大欢迎，带动了一批亲华众议员在国会倡议废除排华法案的热潮。会说中国话、曾在中国传教行医的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奔走最力。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国会发表历史性的演说后，众院移民委员会立即进行废止排华法案听证会，小罗斯福表示支持。众院和参院相继通过废除排华法案，小罗斯福于1943年12月17日签署生效。历时61年、臭名昭彰的排华法案，正式走入历史。
种族歧视阴魂未散
今年适逢排华法案废除60周年纪念，当年的中国政府和宋美龄，究竟对美国废除排华法案有没有尽过力或发挥过影响力，60年来一直是个争议不休的历史课题。在历史家当中也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亲蒋史家认为蒋介石政府和访美的宋美龄，对美国国会及小罗斯福决定废止排华法案，发挥了重大影响力，反蒋史家则持否定态度。
就史料和当时的环境作一平心静气的考察之后，笔者认为，蒋介石政府和宋美龄对排华法案的废除，如果真有所谓“其微”，则微不足道。理由是：一，排华法案虽涉及美中关系问题，毋需外国政府干涉，而胆小的中国政府(满清、民国)亦从来不敢干涉。二，蒋介石政府从未要求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三，宋美龄在美活动中，从未公开呼吁美国废除排华法案，有些资料显示，她也许曾在私下呼吁美国国会议员废除法案。但宋美龄批评黑人的谈话，经美国媒体披露后，亦有人认为她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宋美龄关心的是美国援助蒋介石政府，她不太可能关心美国华人社会；四，蒋介石政府仅在美国国会讨论废除法案时，透过重庆电台发表英语广播称：“中国政府非常欢迎罗斯福总统所提议的废除排华法案，我政府并认为此一行动将进一步加强美中两国传统友谊。”这是典型的“官样文章”。
客观言之，在中美合作共同对付日本的大气候下，排华法案的废除乃是必然的事。美国政府和国会在1943年宋美龄访美期间，顺时应势，送给了华人一个大礼物。
在排华法案废除一甲子之际，碰到了非典型肺炎疫情蔓延至美加，有人故意带着种族主义的心态，称之为“中国肺炎”。伯克利加州大学曾经宣布禁止两岸三地和新加坡学生就读暑期班，引起该校教授王灵智等人的抗议，伯克利后来废止此一限制措施。
曾经撰写英文《钱学森传》、《南京大屠杀》而在美国文坛有点名气的华裔通俗历史作家张纯如，最近出版了一本英文华人旅美史，她在5月21日的《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历述19世纪美国常以各种流行疾疫为由，进行反华排华行动。她并指责伯克利限制两岸三地和新加坡学生入学，乃是以保护校园为名的一种歧视行径。不过，有不少读者投书时报，不赞成张纯如将伯克利的措施与种族歧视等量齐观。
种族歧视不可能在美国社会中消失。耶鲁大学毕业的华裔雕刻家林璎，80年代初参加设计越战纪念碑蒙获首奖时，许多白人打电话、写信骂她，这批人几乎都用种族歧视字眼(如“gook”，对东方人带有贬意的称谓，有“北越士兵”、“越共游击队员”之意)乱骂一通。甚至连《华盛顿邮报》也在标题上说：“亚洲人为亚洲战争设计纪念碑。”
林璎说，她是以艺术家的身份设计纪念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华裔，也完全没有把所谓种族和亚洲人的观念放在设计思考里面，甚至连越南、越战亦未摆进去而是以战争作全方位思维，闭关四个多月，从古代战争纪念碑研究到现代战争纪念碑。
林缨说，她是以艺术家的身份设计纪念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华裔，也完全没有把所谓种族和亚洲人的观念放在设计思考里面，甚至连越南、越战亦未摆进去，而是以战争作全方位思维，闭关四个多月，从古代战争纪念碑研究到现代战争纪念碑。
姚明加入美国职业篮球队，虽大受欢迎，但种族歧视字眼仍会冒出来。而有关种族暴力事件，华人被白人、黑人和拉丁裔殴打情事，更是多发，连种族意识比较进步开放的纽约，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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