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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公约是一部欧盟法律，它指定了难民在日内瓦公约(经过纽约协议修订)下寻求政治避难的申请流程。目的是理清哪个欧盟成员国负责特定的寻求避难者，并确保至少一个成员国处理申请。
第一条
1、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协议，特作如下解释:
(a)"外国人"指:任何非签约国的人员;
(b)"避难申请"指:根据《日内瓦条约》第1条和《纽约修正草案》，有合法难民身份的外国人提出寻求签约国保护的请求。
(c)"避难申请者"指:还未获得最后决定的提出避难申请的外国人。
(d)"对避难申请的调查"指:根据避难申请，相关权利机构进行的调查、决定和裁决方法的全部审查过程，不包括与签署国责任相关的调查避难申请的程序。
(e)"居留许可"指:任何根据签约国的相关权利机构允许外国人在该国的领地居留的认证，但在居留许可和避难申请的调查期间发布的签证和"暂住"证除外。
(f)"入境签证"指:在其它入境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允许外国人进入的签约国的决定。
(g)"过境签证"指:在其它入境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允许外国人穿越它的主权领土或从该国的海港和机场中转的签约国的决定。
2、签证种类根据第1条中(f)和(g)给出的定义进行评估。
第三条
1、签约国有义务对在其边境或国家主权领土的外国人提出的每一份避难申请进行调查。
2、由签约国根据条约定义的标准对所提出的申请进行调查。其中第四条至第八条的标准按它们出现的先后应用。
3、调查申请的国家根据本国法律和国际义务进行调查。
4、如果申请者同意，各签约国有权调查外国人提交的申请，即使该调查不是在条约中所规定的。签约国在上述规定下可履行对向其提出避难申请的人员进行调查的职责，并可以转让给愿意调查该申请的签约国。若申请转交给后者，则前者须将所有的资料一并移交。
5、任何签约国都有权根据相关的国家法律，依据《日内瓦条约》和《纽约草案》的限定性条文将难民申请送交第三国。
6、当难民申请第一次到达签约国时，依据条约的规定，签约国调查难民申请的过程自此开始。
7、目前处于其它签约国主权领地并在那里已经提出难民申请，但在决定国家责任的过程中撤回他的或她的申请后，为了完成对难民申请的调查，该难民申请者应依据第十三条由收到难民申请的国家遣返。若难民申请者曾离开签约国主权领土三个月以上或已在签约国获得三个月以上的有效居留许可，该限制不再适用。
第四条
提出难民申请的家庭中的一个家庭成员已经根据《日内瓦条约》和《纽约修正草案》被承认有合法难民地位，并在签约国合法居住，如果其他家庭成员愿意，该国有权调查其他人的申请。难民申请者的配偶或他(她)的18岁以下未成年的并且是未婚的子女为其家庭成员。如果难民申请者本人是18岁以下未婚的未成年人，他(她)的父母均为家庭成员，其它人不属于其家庭成员。
第五条
1、对于拥有有效居留许可的难民申请者，发放许可的签约国有义务调查其难民申请的资料。
2、拥有合法签证的难民申请者，除了以下情况，发放签证的签约国有义务调查难民申请。
(a)若签证是根据另一签约国的书面认可签发的，则难民现在所申请的避难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调查。但首先应该参考另一签约国签发书面认可的重要依据。考虑到安全原因，与其不一致将使本条款中所规定的书面认证失效。
(b)对于拥有过境签证的难民申请者，如果向不需要其签证的另外一个签约国提交申请，则该国有义务调查他的难民申请。
(c)对于拥有过境签证的难民申请者，向签署了他(她)的通行签证的国家提交难民申请，若该国接到另一签约国外交或领事结构的书面认证，证明申请者在满足进入后者的条件下，放弃了签证要求，则后者有义务进行难民申请的调查。
3、对于拥有不同国家签发的一个以上有效居留许可或签证的难民申请者，签约国对难民申请的调查应按下列顺序进行:
(a)给予最长居留期限的国家;或者在所准许的居留期限一致的情况下，在最近的日期批准居留许可的国家;
(b)同一类型的签证中，批准的居留许可最近期满的国家。
(c)对于不同类型的签证，批准有效期最长的居留许可的国家;或在有效期一致的情况下，居留许可最近期满的国家。该条目不适用于拥有一个或多个过境签证的情况下，对另一个签约国的入境签证的调查。在该情况下，签署入境签证的签约国有义务进行难民申请调查。
4、对于拥有目前居留期限少于两年的一个或多个居留许可，或目前居留许可的期限少于六个月的一个或更多签证的难民申请者，实际上可以让他或她进入一个签约国的主权领域，本条款1、2、3节的条目，适用于未离开签约国领土的外国人。对于拥有目前居留期限少于两年的一个或更多居留许可，或目前居留许可的期限少于六个月的一个或更多签证的难民申请者，可以让他或她进入一个签约国的主权领域，只有当外国人未离开共同体领地范围的时候，签约国才有义务受理申请。
第六条
当来自签约国的难民申请者通过海、陆、空非法穿越签约国边境的时候，其进入的签约国有义务调查难民申请。若该国可证明该申请者在提出该难民申请前，在其提交申请的某签约国连续居住六个月以上，则该国可以不承担该义务，而由避难者向其提交申请的国家负责调查。
第七条
1、难民申请调查的责任应由有责任控制外国人进入主权领土的签约国承担，除非是该外国人合法进入不需他或她签证的某签约国的领土。
2、对于横越签约国间未定边境的入境，如果是不离开该横越区的旅行者，对于穿越该地区空港的签约国无须控制入境。
3、若难民申请在某签约国的过境空港中提出，则该国应负责对其进行调查。
第八条
没有签约国负责调查的难民申请，应根据条约中的其他相关规定，由难民首次提交申请的签约国负责调查。
第九条
任何签约国，即使是根据条约规定无义务进行调查的，出于人道主义，特别是基于家庭或其他方面的文化因素，如果申请者愿意，可应另一签约国的请求进行难民申请的调查。若签约国同意调查请求，调查的职责可转到该国。
第十条
1、根据条约标准进行难民申请调查的签约国应担负如下责任:
(a)根据第十一条的规定，有权对在另一签约国提交了难民申请的申请者进行调查。
(b)须对避难申请的调查进行到底。
(c)根据第十三条的规定，重新接纳或准许已审查过其避难申请的非法居住在另一签约国的申请者。
(d)根据第十三条的规定，送还撤回调查中的在另一国递交申请的申请资料。
(e)根据第十三条的规定，拒绝并送还非法居留在另一签约国的外国人所提交的申请。
2、若有一签约国向申请者签发一个超过三个月的居留许可，则一(a)到(e)指定的义务转到该国。
3、若相关外国人已离开签约国领地三个月以上，则一(a)到(d)指定的义务不再适用。
4、在撤回或拒绝申请后，若调查难民申请的国家采取必要措施让外国人回到他的初始国家或是另一合法进入的国家，则一(a)到(d)指定的义务不再适用。
第十一条
1、若受理了难民申请的签约国考虑到另一签约国有责任调查该申请，它应尽快在申请提交后的六个月内告诉另一签约国受理该申请。若该要求过了六个月的期限，受理该申请的国家有义务进行调查。
2、提出控诉的要求应包括一些指示，允许用其它国家的法典来判定它是否依据条约的标准承担其义务。
3、根据规定，哪些国家负有义务，应基于申请者第一次向签约国提出难民申请时的情形来确定。
4、签约国应在收到要求的三个月内宣布关于该要求的判定。若是三个月内无任何表示，视为自动接受该要求。
5、从难民申请递交的签约国将申请转送到负责该事的签约国，应在同意处理该要求的日期前一个月送达;如果该外国人对该转送决定提出异议，则应在异议解决后的一个月，或者在这些过程暂时中止之时，将申请送达。
6、根据第十八条的规定而实施的具体措施应首先确定处理申请过程的程序。
第十二条
居住在一签约国主权领土境内的申请者根据另一签约国的规定提交难民申请，对避难申请的调查应由申请者居住地所在的国家来执行，该国将被视为受理难民申请的签约国。
委托处理避难申请的签约国应立即通知该签约国并且将该协议的目的看作是在此提出避难申请的国家。
第十三条
1、如果出现第三条第七款和第十条中的情形，难民申请者将按如下规定被遣返:
(a)对提出遣返申请者的要求应给出指示，根据第三条第七款和第十条的规定，可以让收到该要求的国家确定自己的责任。
(b)被告知接受申请者的国家应在该事件送交它后8天内对要求做出应答。若它承认自己的义务，最迟应在其同意后的一个月之内接受难民申请。
2、根据第十八条的规定采取的措施可以在较晚的日期定出接受申请者的程序的细则规定。
第十四条
1、签约国将以下情况通知彼此:
(a)国家立法或管理的措施以及对难民问题的适用惯例;
(b)每月难民申请者达到的统计数字和对他们根据国籍进行的分类;
签约国间应相互交换信息。该信息按季度提交给理事会的综合秘书处，可使该信息在签约国及代理国和联合国的难民委员会之间进行流通。
2、签约国间的相互交换依据:
-难民申请的最新动态的一般信息;
-避难申请者所在国情况的一般信息;
3、若提供第二款所提到的信息的签约国希望它成为机密，则其它签约国应答应该要求。
第十五条
1、各签约国应与其它各个签约国相互沟通，以下的各个情况是必要的:
-确定主管调查避难民申请的签约国;
-调查避难申请;
-执行该条约下产生的任何义务;
2、该信息只含有:
-申请者，如果有必要，包括其他家庭成员的个人细节(姓、名、如果有必要;以前的名字;绰号或化名;目前和以前的国籍;出生地点和日期)，
-身份证和旅行证件(证件号码，有效期限，发行日期，发行机构，发行地点，等等);
-其它确定申请者身份的必要信息;
-居住地和旅行路线;
-签约国颁发的居住许可或居留签证;
-申请提交的地点;
-避难申请者以前提交的申请日期，目前的申请的提交日期，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包括对申请处理的不同阶段的进展情况和最后的决定。
3、此外，一签约国可以要求另一签约国告知避难申请者提出申请的原因，如果有必要，还应包括其关于申请做出决定的理由。是否透露这些信息，由被要求提供信息的签约国决定。在任意情况下，要求交流的信息需要获得正式批准。
4、应签约国的要求，可进行信息交换。这只发生在各签约国和委员会根据第十八条的规定而进行交流后所定的权限之中。
5、信息交换只限定用于本协议第一款所规定的目的。
各签约国中，该信息只可与权威法院和委托法庭交流:
-确定主管调查避难申请的签约国;
-调查避难申请;
-执行该条约下产生的任何义务;
6、提供信息的签约国应保证其正确性和实效性。若该签约国提供了不准确信息或不应提供的信息，应及时告知被接受的签约国，他们有义务纠正该信息或将之销毁。
7、如果要求，避难申请者有权接收关于他或她的交换信息。这时，信息依然可以利用。若他或她确定该信息不正确或不应提交，他或她有权纠正或销毁该信息。该权利的行使参见第六款中规定的条件。
8、各相关签约国之间转交和接受交换信息应有相关记录。
9、该信息的保留期不应超过它被交换所需的时间。相关签约国将在适当时间调查保留该信息的必要。
10、在任何情况下，相同的信息应至少受到接受它的签约国对类似信息的平等的保护。
11、若资料不是自动处理而是以其它形式处理的，通过有效控制，各签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来保证与该条款相一致。若签约国有第十二款提到的监督体系，可以指派给它控制任务。
12、若一个或多个签约国希望用计算机处理第二款和第三款提到的所有或部分信息，考虑到个人数据的自动处理，只有当相关国家采用保护个人的1981年2月28日《斯特拉斯堡条约》的法律规定，并且委托适当的有独立监测该过程的机构时，才有可能采取该计算机化的处理过程。
第十六条
1、为消除在应用中的困难，签约国可以向委员会提交关于本条约第十八条规定的修正方案。
2、若证明有必要修正或补充该条约，为获得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的第八a条给出的目的，特别是，该目的与建立协调难民的共同签证政策相连，由签约国任职的委员会应召开与第十八条规定相关的委员会议。
3、该条约的任何修正或相应补充应被第十八条中所规定的委员会接受。它应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相协调。
第十七条
1、若签约国经历的主要困难是因为获得该条约结论的前提条件有较大的变化，有问题的国家可以将问题提交第十八条所规定的委员会，后者可以让签约国采取处理该情形的措施或在必要时采用该条约的修正或补充规定，适用条件如第十六条第三款所示。
2、若在六个月后，第一款描述的情况仍然存在，根据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所起作用的委员会可以批准受到该变化影响的签约国暂时延缓实施本条约。如果没有延缓，将违反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的第八a条规定或是违反签约国间的其它国际义务。
3、根据第二款，在延缓期间，除非已经达成共识，委员会应继续对本条约进行修订。
折叠编辑本段第十八条
1、应建立一个含有各签约国政府代表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由一个在委员会任职的签约国任主席。代理国应依据第四条的规定参与委员会的讨论和工作会议。
2、应一个或多个签约国的要求，委员会应调查向一个或多个签约国提出申请的一般问题或对该条约的阐释的任何问题。委员会应确定第十一条第六款和第十三条第二款中的相关措施。应给出第十七条第二款的相关授权。委员会应依照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对条约进行修正或补充。
3、所有决定需要委员会成员全部通过。但是对于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特殊情况，它可按成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做出决定。
4、委员会确定程序章程，召开工作会议。委员会和工作会议的秘书由理事会综合秘书处推荐。
第十九条
1、对于丹麦王国，该条约的规定不适用于法罗群岛和格陵兰，除非丹麦王国制定了相反的声明。该声明可以在任何时间通过与爱尔兰政府的交流制定，并且该信息应通知其它签约国。
2、关于法兰西共和国，该条约只适用于法兰西共和国在欧洲的主权领土。
3、对于挪威王国，条约的规定只对该王国在欧洲的主权领土适用。对于联合王国，条约的规定只对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适用。不适用于与联合王国有外部关系的欧洲领土，除非联合王国发布例外的声明。该声明可在任何时间通过与爱尔兰政府的协商而制定，但应通知相关的其他签约国。
第二十条
本协议不受制于其他条约规定。
第二十一条
1、该条约对任何签约国的同意公开。同意方式应与爱尔兰政府协商。
2、根据条约规定，对于其他签约国的同意，该条约在接受同意三个月后的第一天生效。
第二十二条
1、该条约应受到批准、接受或同意。批准、接受或同意的方式应与爱尔兰政府协商。
2、爱尔兰政府应通知其他成员关于批准、接受或同意的方式。
3、只要最后一个成员国采用批准、接受或同意的方式，则该条约在三个月后的第一天生效。采用批准、接受或同意的方式应通知其他成员关于该条约生效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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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难民、柏林墙：心痛的集体记忆
这堵墙，存在了28年零91天。墙的倒塌，既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终结，也意味着生命、自由和人性尊严等价值的回归。这堵墙，汇合了亡者与生者，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二战之后的德国深知只有克服过去，才能面向未来。通过深刻反思和清算纳粹罪行，德国重塑了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形象。冷战后的德国，面对另一种极权制造的粗暴和不公正，又如何纪念这段过去？
柏林。68岁的古斯塔夫·鲁斯特站在勃兰登堡门背面的一处街心花园前，不时向路人散发白色宣传单。其北面几百米远处，就是德国联邦议会所在地—国会大厦。
花园铁篱笆上，陈列着十几个鲁斯特自制的白色十字架。
“乌都·杜里克， 1961年10月5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英戈·克霍格，1961年12月10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溺毙河中。”
“克里斯·格夫罗伊，1989年2月5日试图由布里茨运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
每个十字架都详细记载了一个东德人的名字、生卒年月和死亡原因。那段历史距今至少20年，如今穿越时空，在21世纪的柏林苍穹下散发出被记忆尘封的气息。身为东西方冷战时期的东德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越墙者。
不时有路人驻足、俯身细看鲁斯特对柏林墙以及柏林墙所代表和维护体制受害者的私人纪念。在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埃里希·昂纳克执政下的东德，这个大脑门、豁牙、左手腕吊着一副手铐的瘦高个曾经度过了9年多的铁窗生涯。过去，他为东德民众的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而战；而今他依然在抗争，只是任务远为艰巨—他对抗的，是人们习惯性的对过去的遗忘。
越墙者
2008年五六月份旅居柏林时，我曾多次从古斯塔夫·鲁斯特身边经过。很多时候他就倚桌而坐，旁边放着一个捐款箱，听凭路人自取宣传单。
在我随手取来的宣传单上，正面是三张配有德英文字说明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人们为柏林墙受害者而建的自由纪念碑，游客在一人高的十字架间徜徉凭吊。照片旁边这样注释：“弗里德里希大街与齐默尔街交界处的这块空地上曾经竖立着1065个十字架。2005年7月4日，几个幸存的柏林墙受害者在此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纪念碑就被拆除。”
宣传单末尾处是鲁斯特及其朋友的呼吁：柏林市政府正计划拆除德国国会大厦旁的十字架纪念碑，请求您签名保留它。
对德国联邦政府和柏林市政府而言，古斯塔夫·鲁斯特是个令人头疼的麻烦制造者。过去几年，他坚守在德国政治中心的这一小角落里，愤怒地抗议地方当局对昔日柏林墙死亡地带进行的任何改造或重建，偶尔还会攻击路人。他自制的十字架纪念碑曾被移除两次，但每次他都回到原地，固执地重立十字架。
鲁斯特的抵制与政治无关，尽管其想法是多么地不切实际，但传递了他为之坚决捍卫的柏林墙受害者的强烈情感：拆除纪念碑犹如铲除过去，而这正是将生者与死者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十字架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个生命竭力追求自由的故事，也是一段痛彻心扉的集体记忆。
1961年8月13日凌晨，冷战最为剑拔弩张的时刻，东西柏林边界的灯光突然熄灭。2万多名东德士兵根据昂纳克的指示，迅速用铁丝网在边界构筑起一道临时屏障。中午12时37分，以一个路口的封锁为标志，柏林被强行一分为二。柏林墙—东德称之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的第一道防线从此建立，并在以后几年里不断被改建加固。
当夜，隆隆驶过的坦克和军车，将东德人从乌布利希（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当众撒下的谎言中惊醒。仅仅两个月前，乌布利希还在一个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没人想要建立隔离墙！”但显然，那时他决心已下—二战过后，260多万名东德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出于私人的、政治或经济的原因，纷纷“用脚投票”逃往西方—柏林墙，是阻止东德公民继续逃离的唯一方法。
但墙没能像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希望的那样，让东德民众学会“正确”地思考。从建墙当夜开始，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冒死冲关，在柏林墙边洒下了滩滩热血。
艾达·司克曼是柏林墙最早的受害者之一。她在伯诺尔大街上的公寓虽位于东柏林，但窗户面向西柏林。1961年8月22日，这个58岁的老妪不顾一切跳窗而下，结果重重地摔在人行道上，死于西柏林的一辆救护车内。
齐默尔街则是18岁的彼得·费克特的遇难地。1962年8月17日，他已成功攀上了柏林墙头，但就在那一刻枪响了。受了重伤的费克特跌落墙内，痛苦呻吟。西柏林警察和查理检查站的盟军岗哨目睹了这一切，却无人施以援手。一小时后，他在众目睽睽下流血而亡。几天后，西柏林市民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抗议东德在边境实施的恐怖政策和盟军的不干预政策。一年后，西柏林人为费克特举行了死亡周年纪念。
24岁的布克哈德·尼云死得更为惨烈。1974年1月5日晚，这个东德边防士兵冲进查理检查站，他手持冲锋枪，把两个同事作为人质，成功地通过了第一道防线。但当他弯腰欲过第二道防线时，有几分钟时间人质脱离了他的控制，狙击手瞬间狙杀了他。
在柏林墙沿线，在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民间自发设立的小纪念碑和柏林市政府统一规划的信息牌随处可见。若是在屋顶或厕所下方发现十字纪念架，也不必惊讶，那儿正是越墙者的遇难地。在漫长的岁月里，为翻越那堵壁垒森严的柏林墙，东德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弗里德里希大街，莱纳·希尔德布兰特（Rainer Hildebrandt）1963年为反对柏林墙而建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丰富的馆藏和纪录片展示着东德人为自由而竭尽的努力、智慧和勇气：几辆发动机经改装可供容身的汽车；两个家庭费时两年手工制成的热氢气球；37个半专业人士用6个月时间挖出的5号隧道。
越墙者也并非孤立无援。莱纳·希尔德布兰特创立的市民行动小组“8月13日工作组”就位于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日复一日，逃跑助手们透过博物馆的小窗户，观察跨越边境的种种可能性，然后制定各种逃跑计划。距此一箭之遥，德国报业巨子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挑衅式的在柏林墙边建立了十几层楼高、以其名字命名的出版大楼。“反对柏林墙的斗争，就是为自由而战。”当西柏林人渐渐放弃对两德统一的希望时，被德国商业杂志《资本》戏谑为“勃兰登堡门的傻瓜”的施普林格，仍不懈地在旗下《世界报》、《图片报》上呼喊。为遮挡出版大楼和高悬楼顶的宣传横幅，东德政府在莱比锡广场竞相建立电视塔和高楼，唯恐“西风压倒了东风”。
这场以生命为代价的残酷游戏持续了28年零91天。成功越墙者毕竟少数，更多的人未及抵达彼岸，便成为柏林墙的奠基石。伯诺尔大街上的柏林墙文献中心内，一份历年柏林墙死难者名单令人神伤。资料显示，1961年至1989年约有11万东德人经确认非法越境，其中4万人成功逃离，7.1万人因试图逃离而被收押，几百人在逃离途中被射杀或遭遇各种意外。究竟有多少东德人死于柏林墙边？德国政府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但至少有152人已被确认死亡。
他人的生活
东德是什么样？人们为何要逃跑？冷战时期的普通西方人对此缺乏想象。对他们而言，谴责柏林墙和援助越墙者，虽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更是出于人道主义情怀和对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认同，毕竟现代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建一堵墙把本国人民关在里面。
当时，西方人看到更多的是东德“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面：东德是世界上前十强工业国家，政府提供一切福利保障，没有失业。1973年夏，从世界各地来到东德访问的青年，也相信他们到了一个开放的国度：音乐和舞蹈充满了各个角落，东西德人之间畅所欲言。各项安保措施都已到位，但国家安全部门—斯塔西未加任何干涉。
但只有东德人知道，这绝非生活常态。许多年轻人为此疑惑不已：为何生活不能总像这样？
17年后，当开放多元的生活真的来到德东地区之时，正经历转型之痛的德东人面对经济衰退、高达25%的失业率，却对前东德产生了一股怀旧之情。这可以说是2006年彼得·康泽曼在施普雷河畔建起民主德国（DDR）博物馆的动因之一。其现任馆长Robert Rückel说：“对东德的怀旧应该避免。柏林墙倒塌后，东德以及东德的生活方式迅速消失了，我们希望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这个国家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且国家干预须臾未离。”
剥离对前东德政权和旧秩序的虚幻想象，DDR博物馆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
人们住在工厂化的住房里，这些建筑就像火柴盒，外表看上去毫无二致。有一个笑话这样说：晚上你可能会醉醺醺地误入别人的家，因为所有公寓的布局都一样。面包只需花5芬尼，相当于免费，这造成了惊人的浪费，但同时货架上找不到你需要的东西。排长队是惯常的现象。特拉比汽车没有冷却系统，动不动就熄火，但许多人还是愿意为此等上15年。东德青年的命运自出生之日起便已注定。在托儿所，蹲坑排便也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所有儿童必须等最后一个拉完才能一起起身，这是“接受社会教育的第一步”。
东德人喜欢阅读，但39家报纸的内容大同小异，头版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演讲。艺术为人民服务，但政府决定什么才是时尚和艺术。政治上的压制有时会导致其他方面的开放。东德青年大都早婚，赤裸着身体打网球、排球或登山是稀松平常的事。
生活中还有一根看不见的高压线，人们因此变得敏感多疑。斯塔西无处不在，窃听和监视的对象是一切民主德国的假想敌，不仅包括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甚至包括秘密警察本身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其全盛时期，斯塔西共有超过9.3万名全职雇员、17.3万名线人，秘密档案涉及500多万名东德人，相当于每三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到后来，连斯塔西官员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制度出了问题。“它注定要出问题的，因为人性。人不可能被改造或变成另一类人，除非他们本来就是。”Major Risse，1978年至1983年斯塔西一部负责人，在接受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阿什的访问时说。阿什正是Major Risse的监视目标之一，那几年他往返于东西柏林和华沙，为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却引起斯塔西的警觉。
1975年12月，《明镜周刊》发表的一篇报道，也彻底扭转了西方人对东德的认知。为惩罚那些试图逃跑者，东德政府强行剥夺了为父母者的抚养权，将孩子交由党的忠实拥趸收养。在养父母处，他们将按社会主义的方式成长。负责协调这一计划的，是东德教育部部长、埃里希·昂纳克之妻玛格特·昂纳克，一个每月飞往巴黎做头发、享受着特权的女人。
一个伟大的时刻
一度为东德带来高速增长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走到了尽头。
在这个曾经的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生产过剩和生产短缺已经明显到了极致：当梅森州的一家瓷器厂厂长向昂纳克汇报说，该厂出产的瓷器有5%不合格时，昂纳克开玩笑地回答：“这些是不是够整个国家使用了？”与此同时，生活必需品已紧缺到了计件供应的地步。为买到童衣，母亲们不得不把孩子带到商店，以证明孩子的真实存在。
此时的东德，就像他亦步亦趋、时刻效仿的苏联老大哥一样，早已债台高筑，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这事情是如此的机密，以致大多数东德领导人被蒙在鼓里，成了自己制造的谎言的牺牲品。
意识形态的活力也消失了。然而，当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民主化改革时，昂纳克却停止了学习。1989年8月14日，他公开发表声明：“无论是公牛还是驴子，都没办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
但人们早已看清了昂纳克的幻觉。1989年整个夏季，民众都在进行和平抗议。在莱比锡，人们定期于周一晚上在圣尼古拉斯大教堂举行“和平祷告”，然后步行去卡尔.马克思广场集会，表达对自由旅行的迫切希望。作家英戈·舒尔茨那时还是一个27岁的青年，在莱比锡以南45公里的阿尔腾堡州立剧院工作。尽管心中充满恐惧，但他也充满了希望。和平游行一周周地发展壮大，从最初的7万人，到14万、30万，再到50万人，人们高呼“我们是人民”的口号。而在匈牙利，由于匈奥边界的开放，大批东德人经由匈牙利、或西德驻布拉格和华沙大使馆逃到西方，形成新一轮的难民潮。当年10月底，这一逃亡人数便达到了5万。
10月7日东德建国40周年纪念日成为最后的转折点。这天，东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但应邀参加庆典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给水深火热中的昂纳克以任何希望。相反，有走泄的消息称，戈尔巴乔夫不仅强调“苏联驻军不能用于东德境内的镇压”，而且还直接鼓励埃贡·克伦茨和君特·沙伯夫斯基行动起来，罢免昂纳克。
最后这一时刻的到来显然比人们想象的快。1989年11月9日晚，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沙伯夫斯基宣读了一份简短的新闻稿，称每个东德公民从即刻起都有权拥有护照。尽管这仅仅是一份关于护照的规定，但从电视上看到这一新闻的民众认为自己自由了。他们冲出家门，云集在柏林墙前，强烈要求开放边境，一些人则挥起了手中的铁锤。柏林墙，这道把本国民众当成囚犯、强行禁闭达28年之久的牢门，终于倒塌了。
尼德基尔希纳（Niederkirchner）街，在原第三帝国盖世太保总部大楼对面，一段200米长的柏林墙遗址，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当年人们挥锤砸向墙体的痕迹。除涂鸦外，墙体上还有多处被砸开的大洞，裸露出拇指粗细的钢筋。有的洞足够容一人屈身钻过。需要多大的力量和愤怒，人们才可以砸出这样一个洞来？又是需要多大的力量，人们才能克制住彻底摧毁柏林墙的冲动？1990年，这段柏林墙体作为历史纪念物得到了保护。如今，它连同地下壁报的第三帝国纳粹暴行展示和战犯审判资料，共同组成了“恐怖地带”展览（Typography of Terror）。德国历史上两段最晦暗的过去—极右翼的纳粹独裁和极左翼的极权主义，就这样赤裸着，接受公众的每日审视。它同时也在警示人们：历史不会自动消失。它既然发生过，也就有可能再度发生。遗忘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
对东德人来说，这也是那样一个重要的时刻：28年的隔离之后，他们第一次有可能对两种不同的制度进行比较。11月12日，柏林墙开放后的第一个周末，约200万东德人穿过柏林墙，涌入了西柏林。那一天，蒂莫西·阿什看到的是东德人拖家带口、默默在街上散步的场景。他们在银行门前排起长队，领取西德政府发给东德访客的100西德马克“问候金”，小心翼翼地开始购物。面对商场中琳琅满目的货物，他们有些无所适从，最终大都只购买了一两件小物品，如新鲜的水果、儿童玩具等，然后紧紧抓住购物袋，默默地往回走，穿过柏林墙，穿过灰色、荒凉的东柏林街道，回到家中。
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没能等到这一天。4年前，他带着德国未能统一的遗憾离世。1958年1月，他和妻子曾在酷寒的莫斯科呆了两周，等待赫鲁晓夫的接见。他带着一项促成两德统一的私人计划而来，其中甚至包括把未来统一的德国建成中立国的设想，但他的游说最终被冷漠地拒绝。31年后的11月12日，《图片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代他向苏联表达了敬意：当天的头版头条是一个黑红金三色（德国国旗的颜色）的通栏大标题：《早上好，德国》。下面是一封该报编辑部致戈尔巴乔夫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克服过去
柏林墙的倒塌，弥补了人为的分裂和隔离带给两边人民的伤痛；但瞬间的激情过去后，开始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德国人发现，统一远较法律层面复杂得多。
二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的彻底反思，是通过调查真相、起诉战犯和人事清算、赔偿受纳粹迫害者以及在柏林政治中心建立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等方式进行的。战后60多年来，德国通过不断地反省和实际行动，最终与犹太人受害者和当年各受害国达成和解，重新赢回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两德统一后，联邦政府把处理纳粹历史的经验，用在了柏林墙上。
在蒂莫西·阿什看来，统一后德国在揭露真相和清算过去上做的努力，是其他现代民主国家所远远不及的。1992年，建造柏林墙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埃里希·昂纳克，因其在冷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下令开枪射击越墙者，被引渡回国受审。与此同时，德国还对原东德的行政系统进行清洗，并成立了真相委员会。
对历史最深刻的反思和记忆，莫过于向公众系统开放斯塔西的秘密档案。1990年，德国成立高克管理局，3000多名来自前东德和西德的全职雇员，开始对被斯塔西撕碎的文件进行复原，并为每一文件每一页码重新编号。根据德国国会1991年通过的一项特别法，高克管理局对档案使用作出了详细规定。在向公众开放之前，档案中斯塔西受害者和无辜第三者的名字，以及一些个人隐私等，已被特意抹去。至2005年，高克管理局共开放了450万份个人档案。
阅读档案是个很可怕的经历。在高克管理局办公室，蒂莫西·阿什曾目睹有些人因为承受不住负荷，当场痛哭。很多人通过档案才发现，昔日亲密无间、一起工作或生活的朋友、同事、兄弟、夫妻，原来背后一直在告密。“找出真相，记录，反思，然后继续前进。这是我知道的关于真相和和解的最不坏的公式。”蒂莫西·阿什说。
对众多的柏林墙受害者来说，同意保留让他们憎恨的一部分柏林墙，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和解的开始。这一度是个争议话题，但经过长期和充分的讨论，人们最终达成共识：柏林墙遗址的存在，足以警示后人不致遗忘这段历史。有勇气面对过去，才能重新建立新的社会意识和国家认同，展望未来。
新生之墙
历史毕竟在渐渐远去。
和德东人一道经历了转型之痛的柏林墙，除了几处抢救下来的残垣外，如今只剩下地面上鹅卵石铺就的两道暗红色墙线。墙线时断时续，连同沿线的信息牌和纪念碑，不时勾起人们对这个城市和民族精神创伤的回忆。
车水马龙的弗里德里希大街上，查理检查站—确切地说是个复制品—还在，周围依旧垒着沙袋，还有身穿制服、装作执勤的假东德边防兵。纪念品货架旁，一个假守卫殷勤地兜售麦穗围绕着锤子和圆规图案的东德签证章。“2欧元一套”，他笑嘻嘻地说。
这个曾经的东西方分裂的象征，如今成为柏林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但它仍能调动起人们记忆中枢的某根神经，重新把人们带到冷战的过去。1961年至1989年，它是外交官、外国公民和美英法盟军军人进出东德的唯一通道。美苏两国坦克曾在这里结阵对峙；也就是在这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意识到了现状的严重性，决定拆毁“铁幕”。检查站上方，黑色大字书写的警示“注意，你即将离开美国管辖区！”仍然令人心生寒意—即便此刻望过去的对面是和谐熙攘的繁华街道，内心深处依然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你，检查站后面会是怎样一个未知世界？
离查理检查站80米远处，当古斯塔夫·鲁斯特为之抗议的自由纪念碑移除后，柏林市政府恢复了原来的街道设计，被毁坏的历史建筑则以现代建筑代替。这是上世纪90年代柏林市城建局对柏林墙沿线地区进行“批判性重建”的一个方面，其思路在于既保护历史遗址，又优化沿线景观。今天，约有25处纪念物被纳入了柏林市政府的保护名单，其中包括三处柏林墙遗址和弗里德里希车站附近的泪宫，那儿是当年墙两边的亲友团聚的地方。
伯诺尔大街上，一堵70米长的新柏林墙也是个复制品，并与钢筋裸露的柏林墙遗址紧紧连接。它简直是由多道防线构筑的柏林墙的微缩版，登上街对面柏林墙文献中心的四楼观望平台，所有加固设施一览无遗：两道钢筋水泥墙，几十米宽的死亡地带，巡逻小道，探照灯，通电铁丝网。沧桑、阴森的新旧柏林墙，与右边金色麦田中形同谷仓的和解小教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小教堂是为纪念1985年被东德政府炸毁的和解大教堂而建，与大教堂的哥特式建筑不同，小教堂风格简约，圆形象征着统一。一边是柏林墙代表的恐怖和杀戮，一边是教堂代表的宽恕和和解，谁更强大？答案已然揭晓。
如果说柏林墙是历史和柏林人开的一个黑色玩笑的话，令人讽刺的是，由于数十年未能踏触，空旷的边境无人地带反而成为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对人口密集的柏林市区来言，这是一笔意外之财。空地提供了机会，可以将之改建成城市公园、运动场或休憩地，柏林市已经出现了几个这样的公园。在柏林市北部，潘科柏林墙纪念公园和巴尔尼姆自然公园间长达9公里的边境，如今成了自然环境保护区。
但是，不少街道荒凉依旧，即使在市中心，亦宛如置身郊野。从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报业大楼沿柏林墙线折向东南，Kommandanten街原东柏林一侧灌木丛生，杂草疯长到一人高，风过之后发出沙沙的声音。傍晚时分，在这条悄无一人的街道上行走的人不免会加快脚步。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20年，大量新老土耳其移民，很快填补了过去的边境无人区。每当有足球赛事时，挥舞着土耳其国旗的球迷们会站在汽车里呼啸而过，高声叫喊。嬉皮士装束的年轻柏林人身上，已分辨不出谁来自东德谁来自西德。只有当你在马路上驻足时，或可从“红女绿男”的交通信号灯上看出，那里曾经是东柏林。开放、多元和宁和，正在代替过去的封闭、单一和恐怖。尽管在这里，对外来移民的歧视，仍然是土耳其人的永久话题。
这就是现在的柏林墙，生者与死者、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交汇融合。阴霾仍在，希望也在孕育。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陈宇)
爱尔兰安全么，移民爱尔兰都柏林有哪些风险？
渐渐爱尔兰移民项目被越来越多的申请人喜爱及关注，大部分申请人都移居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都柏林也是号称爱尔兰最适合居住的地方。那么爱尔兰安全么，移民爱尔兰都柏林有哪些风险？今天，移民为大家整理了相关爱尔兰都柏林相关资讯。喜欢的朋友一起和小编来了解一下吧！
1、爱尔兰交通工具
都柏林的交通还是比较拥挤的，因此会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爱尔兰机动车是靠左行驶，而且很多地方车速也比较快，所以在过马路之前你需要双向看。如果骑自行车出行，必须佩戴头盔和灯光，并且允许安全地在道路边缘和公交车道上骑行。搭乘出租车的话，可以通过黄色车顶板识别，每个注册的出租车司机都有明确的身份证和许可证。在都柏林，出租车是非常安全的交通工具。
2、移民爱尔兰扒手风险
扒手较多的地方集中在Connolly火车站，Heuston火车站和Grafton街。Temple Bar酒吧周边地区游客非常多，这些地区也会有扒手出没，因此外出一定要保管好个人财务。
3、移民爱尔兰自然灾害风险
都柏林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非常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唯一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是春季的洪水，没有其他危险发生的可能性。
4、移民爱尔兰抢劫风险
都柏林很少报道抢劫事件，被抢劫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绑架更是几乎不可能的。个人安全方面的安全，都柏林还是有信心能做好的。
5、移民爱尔兰诈骗风险
可以说都柏林几乎没有任何诈骗的风险，由于有很多游客从ATM取钱，骗子可能会试图利用这一点，所以从银行和购物中心的ATM取钱需要格外小心。
一般来说，都柏林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一些小型犯罪是存在的，比如扒窃，比如格拉夫顿街（Grafton Street）是游客和扒手经常光顾的地方，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
以上内容就是爱尔兰安全么，移民爱尔兰都柏林有哪些风险相关资讯。由此可见，爱尔兰都柏林是个十分安全的地方，投资人无需过多担心！想要了解更多海外移民资讯，可以关注我们；可以继续浏览或给我们留言；移民很高兴能为您提供安全、便捷、优质的一体化服务！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入学申请条件及专业介绍
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想必很多留学生都不陌生，这所百年老校同剑桥、牛津大学等大学齐名，那申请这所大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入学条件：
一、 硕士学位课程入学条件
1. 大学本科毕业生，持有学位证书，可申请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
2. 申请MBA课程的申请人需要3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
3. 英语语言要求：雅思7.0分以上;申请MBA课程的申请人需递交gmat成绩作为参考;
4. 开学时间：每年9月
5. 申请截止时间：每年7月底
二、 学士学位课程入学条件
1. 高中以上学历，每科平均成绩85分以上;
2. 英语语言要求：雅思7.0分以上;
3. 开学时间：每年9月
4. 申请截止时间：每年7月底
三、本科专业：
本科开设有艺术文学类、人类社会学类、商务管理类、计算机科学类、教育学类、工程学类、生命科学类、语言学类、法学、数学类等共计120余门课程。
四、硕士专业：
教育学、法学、应用心理学、应用社会研究、经济学、社会工作、计算机科学(交互式娱乐技术、移动和普适计算、网络和分布式系统)、网络与分布式系统、交互式数字媒体、工程学(环境、结构和土木、交通)、生物工程学、土木工程学、环境与发展或环境科学、金融学、市场学、国际管理、管理学、金融危机管理、会计等150余门课程。
欧洲佳创业城市排行榜：都柏林如何进入前10？
在欧洲数字论坛智库发布的最新“欧洲数字城市指数”排名中，无论是新创立的公司还是快速发展的企业，都柏林均进入欧洲60个主要国家中前10名。
在快速发展部门中，都柏林排名第9，排名主要基于该城市对于雇员超过10人的公司的支持力度。在创业公司方面，都柏林在欧洲城市中排名第8，但是也有许多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因素制约着都柏林的排名。
研究中关于该城市是否适宜新建公司共有十个关键主题，例如资金、数字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等。但目前都柏林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表现不佳，远远落在欧陆竞争者的后面，单项只排到了第50位，其中宽带费用和光纤网络方面也有待提高。
都柏林企业文化指标仅次于伦敦
都柏林靠前的排名主要得益于其企业文化（排名第2），指导和管理帮助（排名第1），其中后者的高分数基于早期协助和网络会议等。企业文化指标分为三个方面：创业劳动力的文化多样性、数字公司的成功历史和积极的创业精神，这几方面都柏林仅次于伦敦。
同时都柏林的融资渠道排名欧洲第11位，调查中提到都柏林是“世界的旅游科技中心”，在B2B软件、金融技术与支付等领域也有着非常好的声誉。
爱尔兰投资移民项目优势1.简单：无学历、语言、工作经验、商业背景要求，一步到位获得长期居留签证
2.安全：先获批再投资，保障资金安全
3.快捷：审批快捷，4个月即可移民欧洲*
4.唯一同时存在于欧盟及欧元区的英语国家
5.零居住无居住要求，每年只需登陆一次*
6.英爱互通爱尔兰和英国组成共同区域CTA，爱尔兰公民享有在英国定居权*
*审批时间仅供参考，以官方实际审批时间为准
*每个日历年登陆一次并至少停留一天
*需在英国当地相关机构登记
申请条件1.主申请人年满18周岁
2.投资至少50万欧元在爱尔兰的企业，投资期5年*
3.主申请人需证明50万欧元投资款的合法来源
4.无犯罪记录
5.购买医疗保险
6.附属家属成员包括：
1）合法配偶或同居伴侣；
2）18周岁以下子女；
3）18至24周岁未婚、全日制在读、经济依赖于主申请人的子女
*官方要求投资期为3年，但涉及企业营运，养老院项目的投资期为5年
难民问题折射欧盟内部裂痕加大
“我们会像关闭港口一样关闭机场！”10月7日，意大利以强硬表态否认该国将接收难民的传闻。近段时间以来，德国与意大利围绕难民问题讨价还价，凸显了难民问题正日益成为影响欧盟内部团结和稳定的“老大难”问题。
上个月，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宣布，德意两国将就难民遣返问题签署协议，但意方日前表示该协议“仍需商讨”。分析认为，难民涌入给欧洲国家带来巨大压力，欧洲各国责任分担尚未厘清、保守主义势力抬头导致难民问题成为欧盟“老大难”。
持“反移民”和民粹主义立场的意大利新政府自今年6月上台以来，在移民问题上一直采取强硬的态度，并不惜与周边国家发生外交摩擦。除了收紧内部的移民政策，对内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对外屡次阻止难民登陆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尔维尼以“条款严重不平等”为由，在欧盟内部一直致力于彻底修改《都柏林协定》，重新制定难民分摊计划。
根据《都柏林协定》，难民抵达欧洲大陆时登陆的欧盟成员国负责受理难民的庇护申请和安置。但现实是，难民在意大利等接收国家登陆后纷纷自行前往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过去3年中，德国已经接收了100多万难民，大量涌入的难民和国内民众持续上升的排外情绪让德国的难民安置面临极大压力。
不堪重负之下，德国一直寻求能与意大利签署难民返还协议。该协议内容与德国此前已与西班牙和希腊所达成的相关协议类似，其中规定，“德国今后若在边境截获的难民中发现已在意大利申请避难者，有权将其当即遣返回意大利。”
欧洲媒体称，意大利迟迟未在协议上签字的原因在于，意方要求德方在两方面作出让步，以支持其在欧盟内关于难民事务的立场：首先，意大利希望德国支持修改《都柏林协定》；其次，改变欧盟在地中海巡逻救助难民时总是把获救难民首先送往意大利的做法。意大利特别强调欧盟各国应该采取“责任分担”的方式，呼吁难民原籍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共同合作“平衡”安置难民，而非让难民首次登陆国独自承担压力。德国尚未对此表态。
意大利安莎社分析称，数量庞大的难民给欧盟各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拒绝履行《都柏林协定》，协议已经形同虚设。意大利团结协会主席斯齐亚沃尼认为，《都柏林协定》的现状不仅反映出难民问题给各国带来的分歧，也凸显出欧盟协调解决问题能力的不足。同时，针对是否进行改革的争吵和担忧，折射出欧盟内部裂痕的进一步拉大。
路透社称，难民问题持续困扰欧洲各国，由此引发的外交压力也呈上升趋势。同时，业已存在的大量难民给欧洲社会带来的长远影响也不容忽视。
塞浦路斯关于雇用外国劳务的法律和管理措施
关注塞浦路斯移民关注中塞法规：
塞浦路斯政府有关对外劳工的政策法规主要有“外国人和移民法”及相关的其他规定，还有部长理事会制定的一些对外国劳务发放工作准证更新的标准、程序和就业条款。这些条款包括：
-所有对本国人适用的劳务条款和其他有关的法律同样也适用于外国人。
-在一些部门通过有关的集体协议提供给塞浦路斯籍工人的利益也可以由外国劳务享受。
-外国劳务赴塞的往返交通费由雇主负担。
-雇主必须保证外国劳务具有健康保险。
另外，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非本国和欧盟成员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务在入境前必须有雇主和工作准证。工作准证须是为了特定岗位和规定的时间而发放的。这一程序如下：
在本国找不到同样劳务的当地雇主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交从国外引进劳务的申请。在递交申请的同时，还应提供规定了所有雇用条款的合同，而这些条款应与对本国人的条款一样。公民登记和移民局负责按照雇用外国劳务的程序和标准审查雇主的申请，原则是这些岗位首先要在本国和欧盟成员国挑选候选人，如果本国和欧盟成员国没有能够满足雇主要求的人选，才考虑从其他国家引进，公民登记和移民局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推荐的基础上最终决定发放工作准证，工作准证同样也是入境许可证。
关于外国劳务的社会安全权利，塞浦路斯法律规定塞浦路斯和外国劳务之间没有歧视，他们具有完全一样的权利和义务。
关于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几点考辨
二战期间上海接纳了至少25000名犹太难民。他们来上海的线路、时间也找到了实物印证。现在有些学者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这说明，围绕记忆本身会有来自各方面的争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有效的传播手段。
1980年代至今，每隔十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内有关二战期间中国救援欧洲来华避难犹太难民的历史，都会成为纪念活动的主题之一，由此让这一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记忆铭刻在世人心中。
当然，由于个体经历、研究视角、史料挖掘、记忆错漏等因素，有时也会引起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兹举例如下。
例如，犹太难民在上海的人数问题。有不少人，包括部分犹太难民认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的总人数只有14000到16000人，甚至个别别有用心者认为中国有意夸大数字。为此，我们从1937年到1944年的《以色列信使报》中查找当时的历史记录，发现到1939年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颁布限制令时，为躲避迫害而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16000人，其中，许多人凭借的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签发的“生命签证”。限制令实施后，虽然来沪难民人数急剧下降，但欧洲犹太难民依然从海陆两路来到上海。据1941年2月21日公布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1940年年报显示，到1940年底，该委员会救济的犹太难民就达23310人。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国、法国宣战；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欧洲犹太难民海陆来华路线相继被切断，但仍有一些此前离开欧洲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的犹太难民辗转来到上海，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波兰和立陶宛，人数应当在2000人以上。因此，可以说，二战期间上海接纳了至少25000名犹太难民。这一数字与世界权威犹太机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统计基本一致。至于为何有些人认为是14000到16000人，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受到美国学者大卫·克莱斯勒有关上海难民一书的影响。但克莱斯勒在书中提到的只是1943年2月日本当局在上海虹口地区设立隔离区后，被强迫赶入隔离区的难民数量，而事实上，由于顽强抵抗，还有相当一部分犹太难民没有迁入。
最近，随着我们与上海虹口区档案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联合开展档案中的难民研究，犹太难民来上海的线路、时间也找到了实物印证。他们大多乘火车或者汽车抵达意大利，一部分人凭借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的签证，坐意大利邮船公司的班轮从热那亚或的里雅斯特出发前往上海。最常用的一条线路是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经停埃及亚历山大港，然后穿越苏伊士运河，途径孟买、香港抵达上海。此外，也有人从热那亚出发，经苏伊士运河，再经停科伦坡、新加坡、香港或马尼拉直达上海。整个旅程平均耗时约1个月。当然，有些从德国汉堡包船出发的难民，往往因支付不起苏伊士运河的过路费而不得不绕道南非好望角，那就需要整整10周时间。1940年6月海路被切断后，欧洲犹太难民只能改走陆路，横穿苏联西伯利亚，然后经中国东北、朝鲜或日本前往上海。他们多是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犹太难民，不少人获得了日本驻立陶宛总领事杉原千亩和伪满洲国驻德国总领事王替夫发放的过境签证。
还有些人质疑，当时上海市民根本没有能力帮助犹太难民，犹太难民主要是靠自己的同胞而不是靠中国人的拯救。上海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和全球犹太救济组织，特别是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经济援助。应该说，当时上海市民在“一·二八”抗战后，许多人自己也成了难民，确实无力从财力、物力上给予犹太难民更多支持。但是，上海市民以自己的包容和友善，给予犹太难民一个迥异于欧洲等地的文化环境，并尽其所能予以救援，这对于犹太难民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设想，如果上海居民持排拒态度，这些犹太难民在上海也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当欧洲犹太难民大量涌入上海，给这座城市造成很大压力之时，租界当局、日本占领当局，甚至上海犹太社团都提出了限制要求，而且在部分外侨中弥漫着一种反犹主义情绪。但正如法国学者娜婷·佩伦所指出的：“与世人可能怀疑的情况相反，当地的原住民并未对入沪的欧洲难民表现出任何敌对情绪。”对于这点，犹太难民心知肚明，充满感恩，他们在回忆中也纷纷表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犹太难民感受到在欧洲从未体验到的友好气氛；要是在欧洲，若犹太人遭难之时，周围基督教世界里一定会有些人跳出来利用犹太人的困境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几年前，一位叫薇拉·萨松的当年犹太难民在相隔60余年后，带着一张老照片从美国再次来到上海寻找恩人——儿时的邻居“上海爷叔”周先生。她回忆道：“那时我进入上海的学校就读，每天上下学时分，都有同一辆黄包车在家门口、校门口等候我，但这位车夫却从不接路人的生意。我十分好奇，后来才知道这是周先生特意为我安排的，为的是确保我的安全。放学路上，我会经过周先生家。周先生常把我接进家中，邀请我吃一些小点心。我记忆中的周先生是一位上海平民，家境并不殷实，这份感情让我永远难忘。60多年过去，我无法确定周先生是否在世，也记不清当年居住的地址和周先生的全名，但我依然梦想找到周先生或其后代，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2011年11月，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帮助下，薇拉终于找到了已故周先生的女儿周惠珍，她儿时的伙伴，并与周女士通过视频见了面。她们回忆起共同度过的童年时光，许多情景栩栩如生，还原了当年上海平民家庭和犹太家庭之间平凡而感人的故事。
特别是战争结束后，得知欧洲发生大屠杀的在上海的犹太难民更加感受到，虽然生活艰苦，但比起欧洲同胞来说，自己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犹太难民哈罗德·简克罗维奇就说：“我们得知留在欧洲犹太人的悲惨遭遇，这才意识到，二战期间，和欧洲的犹太人比起来，生活在上海的我们就仿佛生活在天堂。感谢中国人！”有一位曾经在上海生活的犹太难民对他们的后代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希望你们要多看看历史方面的书，看看书中怎样记载这段历史，了解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大量涌入的难民的，他们没有赶走或杀害任何难民，他们给这些不同信仰、不同国籍、说不同语言的人们一个安全的天堂。”
至于说到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对上海犹太难民的态度和政策，有些学者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极少数犹太难民也有模糊认识。应该说，受到文化背景、战略部署、战局变动等因素影响，日本法西斯确实没有像德国法西斯那样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对犹太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也是根据其自身利益不断变化的。最初，日本当局旨在吸引世界犹太人移民东北，加快东北的开发进程，同时通过犹太人的影响力确保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期达到取得侵华战争胜利的目的。日本为此制定了“河豚鱼计划”，起初对1938年后大量涌入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的犹太难民没有采取限制措施。但是，仅从以“河豚鱼”来命名计划，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有所防范的。因为河豚虽然是美食，但也含有巨毒。事实上，早在1939年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布限制令前，日本当局就在日本侨民的压力下，于一个月前的7月16日宣布今后将不再允许犹太难民到虹口居住。8月9日，日本政府又发布政策声明，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一步向上海移民。特别是10月22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对犹太难民来上海网开一面，对符合资金条件和拥有工作、婚姻证明的犹太难民发放入境许可证，但日本当局对此非常不满。1940年1月的一封日本在华外交官信件显示，日本方面非常不满工部局擅自改变措施向难民发放许多入境许可证，而日本方面仅发放了25张许可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1月，就在日本外务省编制《关于在华敌国籍人集体生活的相关事宜（草案）》后次月，日本上海当局就计划在虹口设立犹太隔离区，先将犹太难民集中至上述区域，以后再扩展至所有在上海的犹太人，集中监视管理。1943年2月18日，与将英国、美国、荷兰等国“敌侨”赶入集中营同步，上海地区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在上海报纸和电台发布了《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在日本当局的压力和逼迫下，大约有14000名犹太难民被强迫迁入隔离区生活。日本当局设立隔离区之举事实上对上海犹太难民采取了类似对待敌国侨民的管理办法，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若不是欧洲战局最后发生了有利于同盟国的转变，这些被限制在犹太隔离区的难民命运堪忧。上海犹太人竭力抵抗迁入隔离区的一个原因，就是犹太难民担心日后会被一网打尽并最后解决。
这段展现中国人民大爱的救援历史，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肯定，特别是犹太人的感激。海姆·赫尔佐克作为中以建交后第一位访华的以色列总统，在参观上海犹太难民博物馆时表示：“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率领美国犹太名流代表团前来参加揭幕仪式的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阿瑟·施奈尔拉比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1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
牢记这段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直说，历史不会被忘记，也不应该被忘记。但事实上，历史记忆有时却常常会遭到人为的遮蔽。这是因为集体的共同记忆从来都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而是与现实的导向密不可分的。自然事件的记忆，如地震、灾难等相对客观一些，但是历史人文记忆中往往会存在刻意的掩饰。例如日本就非常重视广岛原子弹轰炸的记忆，而不承认、不愿意面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雨果说得好：“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反映过去的倒影。”目前，上海虹口正在将这段历史积极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这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历史记忆也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和软实力，因此围绕记忆本身一定也会有来自各方面的争夺，甚至像上海救援二战期间欧洲犹太难民这样一段事实清楚的历史也会遭到各种质疑。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立足点，就是必须真实客观，这就要求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有效的传播手段。只有讲细讲实，才能讲深讲透，才能让世人心服口服，铭记在心。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报记者孔韬对本文整理亦有贡献）■
欧盟难民政策已处在崩溃边缘
2月25日，滞留在希腊-马其顿边境处的难民等待领取食物。希腊警方说，当天马其顿只允许100名难民从希腊进入该国，而在两国边界排队等待过境的难民人数有3000人，另外还有两万名难民分散在希腊各处。目前，希腊边境及港口数千难民滞留，希腊政府正设法说服马其顿允许难民入境以解决问题。新华社/法新
面对愈演愈烈的难民危机，欧盟成员国争相各自为政，一边闭关自守，一边相互指责。情急之下，即将与土耳其举行的难民峰会似乎成了欧盟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欧委会警告称，如果不能尽快阻止新的难民入境，欧盟脆弱不堪的难民政策将彻底崩溃。
欧洲漫长寒冷的冬季和日趋保守的态度没能阻挡源源不断的难民潮。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15年有超过100万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涌入欧洲，今年截至2月中旬，抵达欧洲的难民已经达到8.3万人。尽管欧委会极力维持协调统一的难民政策，但在旷日持久且愈演愈烈的危机面前，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选择闭关自守，在引发连锁反应的同时，也导致各国之间龃龉不断。
比利时政府本周在与法国之间靠近北海海岸的边境恢复管控措施，并增派近300名边防警察，严防非法难民入境。比利时也成为继法、德、匈牙利等国之后第七个暂停履行《申根协定》的欧盟成员国。法国当局此前宣布计划拆除位于加莱附近俗称“丛林”的大型难民自建营地，并遣散数千名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这些难民因遭到英国政府拒绝入境而被迫滞留在此“安营扎寨”，等待安置。比利时政府担心一旦“丛林”难民营被拆，大量走投无路的难民将通过法比边境涌入比利时。据报道，比利时警方近日已在法比边境堵截并遣返数十名企图越境的难民。比利时政府表示，将按欧盟统一计划有序安置符合要求的避难申请者，但不会接收任何1个非法越境的难民。比利时内政大臣让邦向媒体证实，“我们已经通知欧盟委员会暂停履行《申根协定》”。让邦还进一步表示，针对法比边境的管控措施没有固定期限，需要多长时间，就维持多长时间。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则公开对比利时的做法表示不满。他在25日出席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会议前对媒体说，法方事先并没有得到比利时政府关于边境管控的通报。
而处在难民迁徙主干道“巴尔干之路”沿线的国家则在日益严峻的难民危机面前开始“抱团”封路。日前，奥地利邀请10个巴尔干地区国家举行应对难民问题会议，但唯独将希腊排除在外。会后发表的“维也纳宣言”声称，与会各国同意共同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有效降低难民流量。维也纳方面表示，如果希腊无力保护欧盟的外部边境，《申根协定》又如何维持？在缺乏欧盟统一行动的情况下，巴尔干地区国家急需协调边境管控措施。希腊政府25日宣布召回驻奥地利大使以示抗议。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愤怒地表示，针对难民问题采取单方面措施不仅违背欧盟法律，而且将严重侵蚀欧洲一体化的基础。他还威胁称：“希腊拒绝变成永久性的难民营，如果其他成员国不履行共同应对难民危机的义务，希腊将阻止欧盟通过任何新的决议。”由于“巴尔干之路”沿线国家纷纷采取边境管控，越来越多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被迫滞留在希腊境内，给这个本已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南欧小国带来巨大压力。
与此同时，因最先用铁丝网阻挡难民潮而饱受争议的匈牙利政府又放出了“新招儿”。匈牙利总理奥尔班25日宣布，将就欧盟强推的难民摊派计划举行全民公投。奥尔班称，欧盟不经成员国议会同意就作出这一决定是在“滥用权力”。他还呼吁匈牙利民众投票反对这一计划以捍卫国家“主权”。欧盟委员会对此回应称，匈牙利“难民问题公投”违背欧盟条约，缺乏法律依据。在德国的极力推动下，欧盟在去年9月的首脑峰会上以投票表决方式强行通过分摊16万难民的计划，但遭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的抵制，目前仅有数百人得到了转移安置。匈牙利外交部长西亚尔托称，欧委会关于摊派难民的决定违反欧盟规则，匈牙利已将此案诉诸欧洲法院。
随着难民危机持续发酵，欧盟28国内政部长2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试图弥合各方分歧，并寻求有效应对危机之策。欧盟委员会移民及内政事务委员阿夫拉莫普洛斯表示，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单边行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欧盟的团结和难民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欧盟将于3月7日与土耳其举行难民问题首脑峰会，核心议题就是阻止新的难民潮涌入欧洲。阿夫拉莫普洛斯警告称，如果不能在未来10天看到清晰可见的成果，欧盟协调应对难民危机的努力将很可能前功尽弃。尽管欧盟将土耳其视为从源头上缓解难民潮的关键，但有不少分析人士对即将召开的欧土峰会并不乐观。《欧洲政治》杂志的评论认为，土耳其能否真正兑现去年10月与欧盟达成的“有效限制难民入欧”的协议，仍是个未知数。
难民、难民的种类、世界难民日
难民是指一切由于种族、宗教、民族、加入某一社团，或政见不同等原因，不能获得原籍国保护；或原无国籍，现在原居住国之外，不能或不愿回原居住国的人。
从地理学角度讲，难民是人口迁移的特殊形式。因天灾、战祸、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宗教和种族歧视、国界变更等，导致大批人口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形成强制性的迁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难民问题日益突出，主要集中在亚、非两洲，非洲难民主要来自南非和非洲之角，亚洲难民主要来自阿富汗、柬埔寨和越南。联合国1951年7月28日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67年又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呼吁应给予难民基本人权，并设有难民高级专员负责监督执行难民公约及接助等事项。
难民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战争、种族迫害、部族矛盾、国家领土变动、政治避难、自然灾害、经济恶化等原因造成的一个不能或不愿回原籍国的群体，具有群体性、无助性、流动性、自发性和被动性的特征。
难民分为经济难民、战争难民、种族与宗教难民、政治难民、自然灾害难民等。经济难民是为了改善生活而“自愿”背井离乡的人，也称“非法移民”。自然灾害难民是因地震、严重的水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往往能通过临时救济返回来源国。战争难民是为躲避战乱而逃离家园的人。每一类难民的属性又不是单一的，有时战争难民同时又是政治难民，灾害难民同时又是环境难民等。目前，国际上解决难民问题一般采用3种办法：自愿遣返、就地融合和第三国安置。
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缔约国应给予其领土上的难民一定的待遇，其中包括，在初级教育、公共救济、劳动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给以国民待遇；在动产和不动产、自由职业、房屋等方面给以至少不低于一般外国人并尽可能优惠的待遇；各国应尊重难民取得个人身份的权利，给予难民身份证件和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并尽可能便利难民的入籍和同化。
“世上最大的悲痛莫过于失去祖国。”这是一位古希腊诗人对难民悲惨境遇发出的慨叹。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过去60多年来，全世界约有7500多万人因战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非洲和中东是世界上输出难民最多的地区。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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