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国移民条件。
亚太裔传统文化月讨论会上，左一为赵美心。（美国《侨报》/徐一凡摄）
中新社5月10日电 据美国《侨报》报道，5月8日，美国国会亚太裔小组(Congress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CAPAC)组织的亚太裔传统文化月研讨会在国会隆重举行。小组主席赵美心(Judy Chu)在致辞时强调亚太裔的声势在国会乃至整个政界都在不断壮大。她随后表达了国际亚太裔小组努力协助亚太裔移民打破“玻璃天花板”以及力促移民改革、推进家庭团圆的决心。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众议院民主党党鞭斯坦尼·霍耶(Steny Hoyer)等议员和赵美心共同担任此次研讨会的主办人员，共有十余位议员出席会议。会议恰逢国会亚太裔小组成立20周年，也是2014年亚裔传统文化月活动的一部分。
赵美心回忆了国会亚太裔小组成立20年来亚太裔议员声势日益壮大的历史。她说，曾经在国会的走廊里很难见到一个亚太裔的面孔，亚太裔的群体在国会里和其他的政治影响方面是“隐形”“失声”的。短短20年过去，亚太裔声势日益壮大，已经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仅仅去年一年，就有5位亚太裔当选为议员，进入众议院。不仅是国会，卢沛宁(Christopher Lu)被任命为劳工部副部长、联邦法庭系统中的亚太裔法官过去一年增加到之前的3倍，从8名变成24名。
“我们在过去一年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帮助亚太裔冲刺较高职位，打破‘玻璃天花板’，二是推进移民改革，促进家庭团圆。”赵美心说。她表示全面移民改革将是国会亚太裔小组接下来最重要的政策计划。4月30日，赵美心刚刚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Jeh Johnson)会面，提交了一整套“缓解驱逐非法移民出境”的政策建议；5月2日，赵美心等12位亚太裔领袖与奥巴马总统会晤，就移民改革的问题进行讨论，听取她们的建议。赵美心感慨说，亚太裔终于在白宫总统办公室有一席之地与总统讨论移民政策，这是长久以来亚太裔共同努力的结果。
“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们甚至不愿为参议院已经通过的全面改革移民法案发起投票；就这一问题我们将继续施压。今年的6月和7月将是向他们施加压力的好时机。”赵美心表示。
纽约州华裔众议员孟昭文(Grace Meng)也出席会议并参与研讨对话。孟昭文对在美国政界奋斗的亚太裔“前辈”表示感谢，有了良好的基础，她如今才能进入国会，代表亚太裔发声。孟昭文也强调推进全面移民改革法案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也将致力于让更多的亚太裔进入国会，壮大亚太裔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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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美国移民在苏联的岁月
基于信仰、利益乃至冒险精神，曾有数百名非裔美国人投效苏联，被后者奉为座上宾；世易时移，这个移民群体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间寻找自身定位的过程，俨然美俄关系复杂性的注脚。
自从乌克兰危机一发而不可收，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便好似数九寒天的气温，一路跌向冰点。不过，一群在二战前远赴苏联的非裔美国人及其后代却用亲身经历证明，无论彼此的隔阂乃至敌意有多深，这两个大国间的民间往来始终不曾中断。尽管一度被苏联奉为座上宾，而又甚少被美国所关注，当这个被忘却的群体重回聚光灯下，他们的双重身份依旧鲜明。
家门内外，双重人生
在自己的青春岁月，伊米莉亚·泰恩-门萨在公共场合看上去和其他苏联孩子没有两样。她阅读文学大师亚历山大·普希金的经典，聆听彼得·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并且发自内心地相信，苏联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人间天国，男女老少的生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幸福。
然而，家中的大门关闭后，伊米莉亚的私人世界里，却有着普通苏联人无法想象的元素——爵士乐、感恩节和黑人民谣，每逢节日，即兴准备的黑人传统食品都会取代俄罗斯人最喜欢的罗宋汤。事实上，伊米莉亚身上流淌着非裔美国人的血液，70多年前，她的父亲乔治曾居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但此后便挥别祖国，投入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怀抱。
十月革命之后的20多年间，苏联曾经接纳了数百名非裔美国人。其中一小部分追随信仰而来，更多的是好奇的冒险家，还有些像老乔治这样，对这个国家其实一无所知。
如今，73岁高龄的伊米莉亚坐在莫斯科的公寓中，望着父母的黑白合影与孙辈们的彩色照片，任思绪跨越时空。“每当有人从美国到苏联来，父亲都会嘱咐他们，‘千万记着给我带些唱片’”她说。“他不仅喜欢‘爵士乐第一夫人’艾拉·菲兹杰拉德、著名作曲家‘公爵’艾灵顿和男低音歌手保罗·罗伯逊，还痴迷于古典音乐、歌剧和芭蕾。”
相比父亲，伊米莉亚无疑更加幸福。从大学教师的岗位退休后，她过起候鸟式生活，夏季在俄罗斯度过，冬天则回美国居住。粗略的统计显示，在今日俄罗斯，像她这样的非裔美国人后代还有四五十名；如果扩大到整个前苏联地区，这个数字可能在100人到200人之间。
莫斯科执政者的座上宾
在历史研究者看来，非裔美国人在俄罗斯（苏联）的经历，俨然两国关系复杂性的一个生动注脚。目前，身在纽约的俄罗斯导演德米科夫斯基正在拍摄纪录片《俄罗斯黑人：红色的经历》，首次将镜头对准这个此前鲜为人知的移民群体，以及他们后代的生存状态。
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恰逢大萧条席卷资本主义世界，莫斯科的官员们遂向欧美各国广发“英雄帖”，希望借机招募本国急需的劳动能手和专业人员。结果，总共约有18000名美国公民响应号召，前往当时依然颇为神秘的苏联。
“这些人享受了10年的好时光。”波士顿大学名誉教授埃里森·布莱克利指出，多数美国移民都想寻求更好的生活，想方设法逃离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上的窘迫。至于其中的非裔美国人，普遍有着更强烈的动机——“寻找一个能够让自身摆脱种族偏见和歧视的新世界”。
据伊米莉亚回忆，父亲乔治不仅是运动健将，还拥有俄亥俄州威尔伯福斯大学的文凭。尽管在美国黑人中出类拔萃，毕业后的他只能找到餐馆清洁工这样的活计。“所以，父亲才会牢牢抓住移民苏联的机会。”1931年，乔治·泰恩加入美国共产党员奥利弗·戈尔登率领的11人队伍，登上了前往苏联的轮船。他的同伴中，不少人来自历史悠久的高等院校，职业涵盖工程师、教育工作者、艺人、记者和律师。苏联方面则对这些“黑皮肤同志”来者不拒，大方地为他们提供“红地毯”待遇，从丰厚的薪水、住房补贴到免费假期。
“他觉得苏联给他的待遇好过美国，他在这里过得很开心。”不过，伊米莉亚强调，父亲生前并未加入苏联共产党。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标兵
叶莲娜·汉嘉是奥利弗·戈尔登的孙女，今年52岁的她在莫斯科主持一档脱口秀节目。叶莲娜回忆称，每逢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黑人权利运动领袖访问苏联，都会将戈尔登家作为第一站，“非裔美国人、劳苦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是宾主双方永恒的谈话主题。
叶莲娜在红场附近拥有一套奢华的公寓，还有专职司机。工作之余，她热衷于环游世界，凭个人魅力赢得众多粉丝。在后苏联时代飞黄腾达的她表示，很难理解祖父和“革命同志”们的所思所想，认为他们的对话“非常古怪”。“换做是我，我会想，‘当我们永远不会回到芝加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讨论芝加哥工薪阶层的境遇呢？’”她说。
当然，无论伊米莉亚还是叶莲娜，几乎所有非裔美国人的后代都承认，自己的家族习惯了苏联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后，获得了“绝对积极”的体验。换个角度看，他们的确为后者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为战胜物资匮乏，让各种产品物尽其用，还开发出耕种成本更加低廉的农作物品种，为苏联的经济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智力支持。
拿乔治·泰恩来说，与家禽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成了苏联家喻户晓的农技专家；奥利弗·戈尔登在从事政治活动以外，将大部分精力倾注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种植业；像蓝调音乐和爵士乐这种美国流行文化的宠儿能在俄罗斯扎根，据说也有非裔美国人的功劳。
“美国移民的影响力与其人数不成比例。他们相信苏联能够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后者则将他们塑造为标兵，”埃里森·布莱克利说，“他们在公众心目中极具知名度。”
然而世易时移，随着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发动“大清洗”，公众的怀疑开始令有外国血统的苏联公民感受到政治的寒意，无法取得公民身份者，更有不少被迫离开了苏联。据叶莲娜说，因为外出办事，她的祖父曾侥幸逃脱军警的抓捕；几天后，老戈尔登战战兢兢地去自首，却被拒之门外——原来，他所在地区的“逮捕配额”已经用光了。
美苏冷战时期，留在“铁幕”彼端的非裔美国人并未受到太多冲击。倒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数以千计的非洲留学生来到苏联，苏联社会对待黑人的态度有所转变。
尽管母亲是俄罗斯籍乌克兰人，伊米莉亚坦言，长大成人后，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与别人不一样。“我不太敢去公共场合，”这位浅褐色皮肤、留着非洲式短发的七旬老者说。“周围的人总是凝视我们——只是出于好奇，他们不会对我发脾气，也不像现在这样咄咄逼人。”
真正令她伤感的是，与祖辈经历过的时代相比，今日俄罗斯对黑人的接受度反而有所倒退。退休后，伊米莉亚开办了一家叫做“墨提斯”（意为混血儿）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为非裔移民提供服务，而大多数客户的父辈都是从非洲来到俄罗斯的。“这些新移民想找到做俄罗斯人的感觉，但公众根本不承认他们是同胞，常有人辱骂道‘滚回非洲去！’”
听着宗教福音歌曲长大的叶莲娜·汉嘉则要乐观得多。她相信，在苏联和俄罗斯所遭遇的一切障碍，都与自己的美国背景而非种族有关。“我觉得，在俄罗斯做一名黑人非常舒服，”叶莲娜说。和多数非裔美国人一样，她的伴侣是莫斯科当地人，并育有一个12岁的女儿。
即便如此，上世纪90年代，叶莲娜还是起了“寻根”的冲动，与纽约和密西西比的亲戚取得联系，并将自己的家族故事创作成书。“在美国时，我觉得自己是非裔美国人，我去黑人教堂，吃黑人传统食品，欣赏黑人音乐……我喜欢能把有色人种团结在一起的任何东西。”叶莲娜感叹道，“而回到莫斯科，我又觉得自己瞬间变回了地道的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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