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丹麦条件。
亚哈·杨森在朗诵自己的诗歌
北欧文学在国内的翻译与出版规模远不及英美文学。就丹麦而言，倒有个特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中译本的安徒生童话。不过今日走访丹麦文化处，与文学专家交谈后，记者发现除了安徒生的北欧式“黑暗童话”传统以外，从移民文学的兴起、犯罪小说与情色小说的大热，到阅读习惯的男女差异、童书出版的多样性，通过对丹麦文坛与出版界趋势的疏浅了解，也能初步读懂这个屡次被联合国选为“全球最宜居”之国的独特身份和语境。
丹麦文学评论界认为，19岁巴勒斯坦裔才华少年如此有张力的作品，是对丹麦常年来对第二代移民偏见的一锤重击。
丹麦艺术处的文学委员会每三个月推出一期堪称风向标的“丹麦文学季刊”，去年底的杂志中提到当今大热丹麦文坛的题材有二：犯罪小说与情色小说。其中两位笔法获得媒体激赏的两位情色小说家卡伦·法斯特拉普和伊本·蒙德罗普都是中年女性，大有延续《五十度灰》在各国的畅销生命力。而在最近半年出版的丹麦犯罪小说中，多见加入了科幻元素。丹麦艺术处文学委员会顾问Soren Beltoft和Lars Sidelius介绍，批判现实题材的小说在现代丹麦文学中并不多见，不过最近面市的一本未来主义小说《丹麦内战2018-24》，则少见地以新千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为背景，四年前曾获得丹麦“处女小说奖”的作者卡斯帕·科林·尼尔森，想像现实中屡被国际组织选为“最宜居国家”、“最幸福城市”的丹麦国内将在未来爆发内战，并重点着笔大背景下带出的各种人性丑恶。
而在今年3月新出版的文学季刊中，读者的目光无法从一个质感陌生的异国名字中移开：这位生于1995年的少年亚哈·杨森（Yahya Jassan），随父母从巴勒斯坦移民到丹麦。2013年他以对自己充满暴力的童年写实的诗集拿到了一项初次出版奖，旋即以一个月三万七千本的销量创造了丹麦诗歌界的一项历史。这一年里，杨森已经成为丹麦以及北欧国家范围内的一个现象。这与北欧的移民群体增多及其近似贫民窟的处境有关：杨森的成长地在丹麦的伊斯兰教集中地区，他的诗句简短、直白而愤怒，讲述犯法、吸毒、对人生感觉灰暗的时候，用上“棍棒”、“尿”、“屁股上踢一脚”这样的字句很常见，但也有如“加沙脱光在日光下”、“当我们打出恐惧与痛苦的嗝/当我们为呼吸和意义而喘息”这样的诗力。今年初杨森接连获得了两个媒体颁出的文学奖，销量剧升到十万本。
丹麦文学评论界认为，这位才华少年如此有张力的作品，是对丹麦常年来对第二代移民偏见的一锤重击；他的语言也打破了众多传统的禁忌。文学教授Tue Nexo Andersen甚至赞叹杨森篇幅长一点的诗篇“几乎接近华特·惠特曼的神韵”。荷兰、挪威、意大利的文学出版经纪都提到，初次读到杨森的诗歌就感觉到罕见的力量感。Soren认为，杨森无疑在通过创作寻找自己的身份，他在作品中表达的感情“未必很丹麦”，但由于他用丹麦语写作，已被视为“丹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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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澳大利亚有哪些常见移民误区？投资移民澳洲偏见！
澳大利亚移民虽然大家都不陌生，甚至对移民澳洲很是向往，但其实许多投资人对移民澳洲还是存在一些不少的移民误区的！今天，移民就来为大家整理了移民澳大利亚常见误区相关资讯。喜欢澳洲的朋友不要错过，一起来看看您是否有中招？
误区一：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农场要越大越便宜
在国人的观念里总是觉得地方越大，里面东西越多，越划算。但是在澳洲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在澳洲，人们看重的是产出和回报，而往往这和面积大小并不是完全成正比的。像蔬果农场和奶牛农场，有时候面积并不大，但是有大量的水权和丰富的水资源而比同等大小的牛羊肉场贵多了。
澳洲的水资源其实很匮乏，农作物和牛羊等动物的养殖都离不开水。同时澳洲还规定不能拦河筑坝。哪怕河流经过你的农场，也没有权利肆意夺取。因此养殖量的多少和气候环境、水设施等相关重要。
因此，一个面积很大的农场，养了很多牛羊肉，但产值低，回报也就低了。
误区二：海外人士不能随便购买农场
澳大利亚海外人士投资管理局（FIRB）明确规定海外人士不得购买休闲农场。但是所谓的休闲农庄是指进行农业生产和耕作的意思。并不会产生农业效益，功能有点像一个二手的物业。
如果是一个海外人士还未拿到澳大利亚永久居住权或者是公司的话是可以购买农场的，但大多数持有旅游或商务签的人一次最多在澳洲只能呆三个月。
所以并不是说买了农场，就拥有无限期停留在澳洲的权利。
误区三：澳洲农场很热闹
澳洲热闹的地方也就在沿海那边的中心城市。在澳洲的农场都是在偏僻的地方。而且即便是城郊都要离市中心一个小时的车程。到了傍晚基本就没夜生活，行人稀疏，车辆骤减。
澳洲的农场只有寂静和空旷，去邻居家还要开车半小时才能到。到了晚上，只剩下漫天的星辰和牛羊的低叫。习惯大城市的繁华的人是很难静下心来体会到这种宁静之美。
以上就是移民澳大利亚常见误区相关资讯。各位投资人都了解了吗？
非裔美国移民在苏联的岁月
基于信仰、利益乃至冒险精神，曾有数百名非裔美国人投效苏联，被后者奉为座上宾；世易时移，这个移民群体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间寻找自身定位的过程，俨然美俄关系复杂性的注脚。
自从乌克兰危机一发而不可收，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便好似数九寒天的气温，一路跌向冰点。不过，一群在二战前远赴苏联的非裔美国人及其后代却用亲身经历证明，无论彼此的隔阂乃至敌意有多深，这两个大国间的民间往来始终不曾中断。尽管一度被苏联奉为座上宾，而又甚少被美国所关注，当这个被忘却的群体重回聚光灯下，他们的双重身份依旧鲜明。
家门内外，双重人生
在自己的青春岁月，伊米莉亚·泰恩-门萨在公共场合看上去和其他苏联孩子没有两样。她阅读文学大师亚历山大·普希金的经典，聆听彼得·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并且发自内心地相信，苏联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人间天国，男女老少的生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幸福。
然而，家中的大门关闭后，伊米莉亚的私人世界里，却有着普通苏联人无法想象的元素——爵士乐、感恩节和黑人民谣，每逢节日，即兴准备的黑人传统食品都会取代俄罗斯人最喜欢的罗宋汤。事实上，伊米莉亚身上流淌着非裔美国人的血液，70多年前，她的父亲乔治曾居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但此后便挥别祖国，投入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怀抱。
十月革命之后的20多年间，苏联曾经接纳了数百名非裔美国人。其中一小部分追随信仰而来，更多的是好奇的冒险家，还有些像老乔治这样，对这个国家其实一无所知。
如今，73岁高龄的伊米莉亚坐在莫斯科的公寓中，望着父母的黑白合影与孙辈们的彩色照片，任思绪跨越时空。“每当有人从美国到苏联来，父亲都会嘱咐他们，‘千万记着给我带些唱片’”她说。“他不仅喜欢‘爵士乐第一夫人’艾拉·菲兹杰拉德、著名作曲家‘公爵’艾灵顿和男低音歌手保罗·罗伯逊，还痴迷于古典音乐、歌剧和芭蕾。”
相比父亲，伊米莉亚无疑更加幸福。从大学教师的岗位退休后，她过起候鸟式生活，夏季在俄罗斯度过，冬天则回美国居住。粗略的统计显示，在今日俄罗斯，像她这样的非裔美国人后代还有四五十名；如果扩大到整个前苏联地区，这个数字可能在100人到200人之间。
莫斯科执政者的座上宾
在历史研究者看来，非裔美国人在俄罗斯（苏联）的经历，俨然两国关系复杂性的一个生动注脚。目前，身在纽约的俄罗斯导演德米科夫斯基正在拍摄纪录片《俄罗斯黑人：红色的经历》，首次将镜头对准这个此前鲜为人知的移民群体，以及他们后代的生存状态。
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恰逢大萧条席卷资本主义世界，莫斯科的官员们遂向欧美各国广发“英雄帖”，希望借机招募本国急需的劳动能手和专业人员。结果，总共约有18000名美国公民响应号召，前往当时依然颇为神秘的苏联。
“这些人享受了10年的好时光。”波士顿大学名誉教授埃里森·布莱克利指出，多数美国移民都想寻求更好的生活，想方设法逃离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上的窘迫。至于其中的非裔美国人，普遍有着更强烈的动机——“寻找一个能够让自身摆脱种族偏见和歧视的新世界”。
据伊米莉亚回忆，父亲乔治不仅是运动健将，还拥有俄亥俄州威尔伯福斯大学的文凭。尽管在美国黑人中出类拔萃，毕业后的他只能找到餐馆清洁工这样的活计。“所以，父亲才会牢牢抓住移民苏联的机会。”1931年，乔治·泰恩加入美国共产党员奥利弗·戈尔登率领的11人队伍，登上了前往苏联的轮船。他的同伴中，不少人来自历史悠久的高等院校，职业涵盖工程师、教育工作者、艺人、记者和律师。苏联方面则对这些“黑皮肤同志”来者不拒，大方地为他们提供“红地毯”待遇，从丰厚的薪水、住房补贴到免费假期。
“他觉得苏联给他的待遇好过美国，他在这里过得很开心。”不过，伊米莉亚强调，父亲生前并未加入苏联共产党。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标兵
叶莲娜·汉嘉是奥利弗·戈尔登的孙女，今年52岁的她在莫斯科主持一档脱口秀节目。叶莲娜回忆称，每逢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黑人权利运动领袖访问苏联，都会将戈尔登家作为第一站，“非裔美国人、劳苦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是宾主双方永恒的谈话主题。
叶莲娜在红场附近拥有一套奢华的公寓，还有专职司机。工作之余，她热衷于环游世界，凭个人魅力赢得众多粉丝。在后苏联时代飞黄腾达的她表示，很难理解祖父和“革命同志”们的所思所想，认为他们的对话“非常古怪”。“换做是我，我会想，‘当我们永远不会回到芝加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讨论芝加哥工薪阶层的境遇呢？’”她说。
当然，无论伊米莉亚还是叶莲娜，几乎所有非裔美国人的后代都承认，自己的家族习惯了苏联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后，获得了“绝对积极”的体验。换个角度看，他们的确为后者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为战胜物资匮乏，让各种产品物尽其用，还开发出耕种成本更加低廉的农作物品种，为苏联的经济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智力支持。
拿乔治·泰恩来说，与家禽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成了苏联家喻户晓的农技专家；奥利弗·戈尔登在从事政治活动以外，将大部分精力倾注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种植业；像蓝调音乐和爵士乐这种美国流行文化的宠儿能在俄罗斯扎根，据说也有非裔美国人的功劳。
“美国移民的影响力与其人数不成比例。他们相信苏联能够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后者则将他们塑造为标兵，”埃里森·布莱克利说，“他们在公众心目中极具知名度。”
然而世易时移，随着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发动“大清洗”，公众的怀疑开始令有外国血统的苏联公民感受到政治的寒意，无法取得公民身份者，更有不少被迫离开了苏联。据叶莲娜说，因为外出办事，她的祖父曾侥幸逃脱军警的抓捕；几天后，老戈尔登战战兢兢地去自首，却被拒之门外——原来，他所在地区的“逮捕配额”已经用光了。
美苏冷战时期，留在“铁幕”彼端的非裔美国人并未受到太多冲击。倒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数以千计的非洲留学生来到苏联，苏联社会对待黑人的态度有所转变。
尽管母亲是俄罗斯籍乌克兰人，伊米莉亚坦言，长大成人后，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与别人不一样。“我不太敢去公共场合，”这位浅褐色皮肤、留着非洲式短发的七旬老者说。“周围的人总是凝视我们——只是出于好奇，他们不会对我发脾气，也不像现在这样咄咄逼人。”
真正令她伤感的是，与祖辈经历过的时代相比，今日俄罗斯对黑人的接受度反而有所倒退。退休后，伊米莉亚开办了一家叫做“墨提斯”（意为混血儿）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为非裔移民提供服务，而大多数客户的父辈都是从非洲来到俄罗斯的。“这些新移民想找到做俄罗斯人的感觉，但公众根本不承认他们是同胞，常有人辱骂道‘滚回非洲去！’”
听着宗教福音歌曲长大的叶莲娜·汉嘉则要乐观得多。她相信，在苏联和俄罗斯所遭遇的一切障碍，都与自己的美国背景而非种族有关。“我觉得，在俄罗斯做一名黑人非常舒服，”叶莲娜说。和多数非裔美国人一样，她的伴侣是莫斯科当地人，并育有一个12岁的女儿。
即便如此，上世纪90年代，叶莲娜还是起了“寻根”的冲动，与纽约和密西西比的亲戚取得联系，并将自己的家族故事创作成书。“在美国时，我觉得自己是非裔美国人，我去黑人教堂，吃黑人传统食品，欣赏黑人音乐……我喜欢能把有色人种团结在一起的任何东西。”叶莲娜感叹道，“而回到莫斯科，我又觉得自己瞬间变回了地道的俄罗斯人。”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新国际机场！
就在前几天，2019年4月6日，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新国际机场正式投入使用。这个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场，远远超出了原先的阿塔图尔克机场。现在仅仅是一期工程，就已经在规模上超过了中国的北京国际机场。北京国际机场吞吐量在每年一亿人左右，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新国际机场的一期工程就有1.5亿人每年的吞吐量。现在仅仅有两条跑道建成，在将来最终会建设六条跑道，三个航站楼，远远超出其他任何国际机场。
这个机场设计之初就把自己定位为国际中转站，并且其“世界十字路口”的位置，也使得其竞争力超出了目前的中东土豪机场。
阿布扎比国际机场，多哈国际机场，迪拜国际机场三者是目前的中东中转国际机场，这些年在这三个机场开店的老板们几乎每一个都赚了很多钱。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加入这三个机场，因为这三个机场早已建设完毕，内部门店也被分配殆尽。
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新国际机场新建成，并且还在建设更多的工程，是阿布扎比国际机场，多哈国际机场，迪拜国际机场的强力竞争者。由于机场刚刚建成，目前这里仍处于招商阶段。可以预见，在这里开设店铺将会带来极高的利润。
目前土耳其已经将原来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的所有客运业务都转至伊斯坦布尔新国际机场，这给此机场直接带来了6800万人次每年的初始流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很快就会超过一亿人次。
虽然土耳其目前被美国人围追堵截，但是很显然并没有收到很大影响，这个世界级的超级工程仍然按时顺利交接，并且在交接过程中尽显土耳其人的工作效率，那是远远高出欧盟各国的效率。整个机场，一万多台重型设备，几千各种特种车辆，仅仅38小时就转移完毕，比预计快了10个小时。同样的工程量如果放在波兰等地，将会耗费至少两个星期以上。这意味着土耳其人远高于欧洲各国的工作效率将会带来欧洲各国无法比拟的利润。
这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是一个注定会发大财的地方。在买土耳其房产获得身份，迅速加入机场开店的人，将会获得超出想象的利润。
美国亚太裔冲刺高层职位 力促移民改革任务重
亚太裔传统文化月讨论会上，左一为赵美心。（美国《侨报》/徐一凡摄）
中新社5月10日电 据美国《侨报》报道，5月8日，美国国会亚太裔小组(Congress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CAPAC)组织的亚太裔传统文化月研讨会在国会隆重举行。小组主席赵美心(Judy Chu)在致辞时强调亚太裔的声势在国会乃至整个政界都在不断壮大。她随后表达了国际亚太裔小组努力协助亚太裔移民打破“玻璃天花板”以及力促移民改革、推进家庭团圆的决心。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众议院民主党党鞭斯坦尼·霍耶(Steny Hoyer)等议员和赵美心共同担任此次研讨会的主办人员，共有十余位议员出席会议。会议恰逢国会亚太裔小组成立20周年，也是2014年亚裔传统文化月活动的一部分。
赵美心回忆了国会亚太裔小组成立20年来亚太裔议员声势日益壮大的历史。她说，曾经在国会的走廊里很难见到一个亚太裔的面孔，亚太裔的群体在国会里和其他的政治影响方面是“隐形”“失声”的。短短20年过去，亚太裔声势日益壮大，已经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仅仅去年一年，就有5位亚太裔当选为议员，进入众议院。不仅是国会，卢沛宁(Christopher Lu)被任命为劳工部副部长、联邦法庭系统中的亚太裔法官过去一年增加到之前的3倍，从8名变成24名。
“我们在过去一年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帮助亚太裔冲刺较高职位，打破‘玻璃天花板’，二是推进移民改革，促进家庭团圆。”赵美心说。她表示全面移民改革将是国会亚太裔小组接下来最重要的政策计划。4月30日，赵美心刚刚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Jeh Johnson)会面，提交了一整套“缓解驱逐非法移民出境”的政策建议；5月2日，赵美心等12位亚太裔领袖与奥巴马总统会晤，就移民改革的问题进行讨论，听取她们的建议。赵美心感慨说，亚太裔终于在白宫总统办公室有一席之地与总统讨论移民政策，这是长久以来亚太裔共同努力的结果。
“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们甚至不愿为参议院已经通过的全面改革移民法案发起投票；就这一问题我们将继续施压。今年的6月和7月将是向他们施加压力的好时机。”赵美心表示。
纽约州华裔众议员孟昭文(Grace Meng)也出席会议并参与研讨对话。孟昭文对在美国政界奋斗的亚太裔“前辈”表示感谢，有了良好的基础，她如今才能进入国会，代表亚太裔发声。孟昭文也强调推进全面移民改革法案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也将致力于让更多的亚太裔进入国会，壮大亚太裔政治力量。
削减澳洲移民也挡不住人多，澳洲政客控诉人口增长失控
2017年度澳洲移民吸纳人数减少了超过10%。今天，Newspoll民意调查公布的一项特别的调查结果显示，72％的选民支持Turnbull政府通过澳洲移民部门对欺诈性申请的打击措施，上财年将年度移民吸纳人数降163,000人。
工党领袖Bill Shorten呼吁Turnbull政府解决那些持有工作权利的签证进入澳大利亚的人群增长“失控”的问题。今日，前总理Tony Abbott声称工党“处在民族活动分子的股掌之下”，并敦促他的联盟党政府同事支持减少移民人数的呼吁；与此同时，自由党参议员Dean Smith敦促总理Malcolm Turnbull批准参议院对澳大利亚人口政策展开广泛调查，认为近期移民水平的下降远远不足以缓解社区对人口增长的担忧。“政府在澳洲移民问题上从没谈到的是，那些获得了有工作权的签证来澳大利亚的人数增长失控，” Shorten先生说。“目前，政府希望能在永久移民人数（降为）16万人的问题上得到支持，但他们并没有告诉每个人的是，在自由党执政下，持有允许他们工作的签证来到澳大利亚的人数已经爆发，超过了160万人。目前，在澳大利亚有160万来自海外的人持有这样的签证，这些签证赋予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工作权利。”Shorten先生所说的160万人，包括了持有允许他们在澳工作的签证的所有人，包括那些被限定工作小时数的人；还包括持有485签证的人，这些签证允许海外学生在毕业后在澳大利亚工作两年。“这增加了大约20万人，换言之，这超过澳大利亚每年接纳的永久移民的移民总量，” Shorten先生说。“这个政府，他们不知道他们对临时工作签证持有人做的意味着什么，（允许这些签证之际），你面临着年轻人士失业，年轻人无法获得学徒机会，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没有加薪或加薪幅度很小，工资停滞不前。“这个政府不想谈论人们持临时工作签证来澳大利亚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他们对此什么都不做。而对我来说，这比政府谈论的其他一些事情更为重要。“澳洲总理Malcolm Turnbull表示，澳洲移民计划已经在严格按照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我们的移民计划只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且是我们国家的。”“我们基本上将它用作招募工作。“我们希望继续招募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但是除了那些我们需要的或想要的人之外，多一个人都不应该被作为移民带入澳大利亚。这是一个根据我们的国家利益进行评估的计划。“你已经看到去年的永久移民人数约为163,000人。这实际上是10年来的最低水平，低于过去10年中我的任何一位前任总理。Turnbull先生说，他今天收到Smith参议员的信，并将与他讨论。他还表示，政府正在关注偏远地区对于引进移民应对人才短缺的呼吁。“澳大利亚有很多地方存在真正的技能短缺和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在大城市之外，” Turnbull先生说。“是的，这是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一旦人们搬到澳大利亚，一旦他们永久定居，他们就有行动自由。“这是一个我非常警觉的问题，当我到澳大利亚乡村时——我经常这么足—— 只是在过去几周，我一直在昆士兰州西部和塔斯马尼亚西部，你必须走出大城市，你可以看到对澳洲移民的态度因地而异。“Turnbull表示，政府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确保基础设施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拥堵是人们在我们大城市中最大的抱怨，答案就是拥有合适的基础设施，当然应该在开发之前建造，”他说。前总理：工党在民族活动家手中今天前总理Tony Abbott祝贺就永久移民人数减少内政部长Peter Dutton，但表示政府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以与工党区别开来。“如果政府想说，’看，我们和工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对基本负荷发电的支持，特别是煤炭领域，支持大幅削减移民是另一个领域，因为我认为，工党在某些方面处于民族活动家的控制之下， 而Peter Dutton对这个系统管理得非常好，以至于我们的永久移民吸纳数量有所减少，“Abbott先生告诉2GB电台 。“但去年净澳洲移民数量，即总移民人口数量，仍然是24万，仍然是创纪录的高水平，所以如果我们要开始减少工资低迷不前的压力，如果我们打算疏通基础设施，我们将缓解房价上涨的压力，我们必须大幅减少移民，“我们的公共交通已经满了，我们的公路已被堵塞，我们要减少一些融入方面产生的压力，尤其是在像墨尔本这样的地方。”
东窗事发！印度裔新西兰移民怂恿员工假结婚真移民
Whangarei一家餐厅的印度裔新西兰移民老板愿意提供4万纽币给新西兰女性，只要他们跟自己的同胞结婚和申请新西兰签证。——至少根据新西兰媒体Stuff的说法是这么一回事。
Stuff在调查的这位印度裔老板叫Gurpreet Singh，他的餐厅叫“杀人大虾”（Kill Prawn）。
曾经在他餐厅工作的前经理说，老板曾向她提出4万纽币的报价，希望她嫁给一位印度男子。她当即拒绝了老板的提议。
另一位前经理也表示，在和Gurpreet喝酒时，对方向他提出通过假结婚为印度男人争取居留权的计划。
移民局的助理总经理Peter Elms表示，移民局对“商婚”等配偶欺诈的指控严阵以待，参与者将面对“非常严重”的后果。他鼓励知情人联络移民局，“移民欺诈没有任何借口”。
而根据移民律师Alastair McClymont的说法，新西兰移民局习惯性的拒绝给旁遮普邦印度人颁发配偶签证，因为移民局在看过太多旁遮普邦印度人+新西兰公民的假结婚案例已经无法辨别真假。他说：“他们找不到区分真假的办法，所以开始拒掉每个人。”
Elms说移民局没有针对任何特定族群，而是基于收到的材料评估所有配偶关系的“真实性与稳定性”，并调查其中的可疑之处。
在“杀人大虾”工作过的前经理Chauntell Reid说，在工作期间老板向她提出了假结婚的建议：“他向我提出了4万纽币的报价，问我是否感兴趣，我说’当然不，而且我不认为我有朋友会感兴趣’。”Reid说Gurpreet在提出这个建议时非常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帮助他的朋友，但这个显然很有问题而且违法。当然，我认为他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但我跟他并不熟。”
之后她离开了“杀人大虾”去其他餐厅工作了。
另一位前经理则是在跟Gurpreet闲聊时得知此事的，而且Gurpreet还打算拉拢他加入这个计划。这位匿名人士说：“他（Gurpreet）在员工中寻找那些喜欢周末过夜生活的本地女孩，问她们有没有兴趣和印度男孩结婚。”
“他说给我们10%-50%的中介费，具体取决于他收到多少办假签证的钱，谢天谢地我没有参与。我没有直接说好或不好，但他最后没再跟我提起。”
“我认为他敢招募自己的员工进行移民欺诈真的很有种，而且对公开谈论这种事情毫不避忌。”
Karamjeet Singh曾在2016年担任“杀人大虾”的经理，他说Gurpreet曾经跟包括他在内的三个人提过假结婚，他说这是“获得居留权的简单途径”。他说Gurpreet甚至承诺由他来买戒指和找女方。
“当时，他说自己有毛利女孩和萨摩亚女孩两种选项。”
Megan Cammock是Gurpreet在汉密尔顿的一家比萨店的雇员，她说老板确实几次提到给印度人和本地居民安排婚姻。
移民律师说包括假结婚在内的大部分移民欺诈都是在千禧年后开始的。当时新西兰推出了读1年商科学位就能获得居民权的政策。而印度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契机，旁遮普邦的土地大幅升值，很多农村家庭继承的土地都变成了真金白银，这为他们“购买新西兰居留权”提供了资本。
假结婚已经进入公众视野，但McClymont说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假结婚最后都变成了真结婚。他说在西方社会商婚只是为了获取一纸空文，但在家庭观念较重的东方社会，剧情走向要复杂得多，孩子和家庭会让人发生改变。
他说正因为移民局面对这种新型关系无能为力，才倾向于用“最荒谬”的一刀切做法，拒掉所有印度旁遮普邦申请人的配偶签证。
但他警告说，新西兰移民局这种做法很可能让无辜家庭和个人受到牵连：“终有一天，你会面对一个来自丰盛湾的女孩，在她的父母陪同下跟你讲：我们希望Jaswinder从被遣返的印度回这里来，因为他现在是家人了。”
移民知识（6）：欺负与移民少年的反抗
规范文化是规矩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也是人们行为目标设定的基础。具体应当包括：习俗、禁忌、道德、法律等。因第八章笔者将专门论述法文化的差异，本节则侧重论述习俗，或者说是习惯性的行为方式的差异与移民犯罪的关系。所以，笼统地称为“一般性规范文化的差异”，以区别于下一章的法文化差异。
当一个移民群体或移民个人移住到一个新的国度，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它从一个多数人的群体突然地变成了少数人群体或少数民族；从一个热闹非凡的关系网中脱离出来，变成了一个孤立的、缺少人脉的个体；从一个熟人社会落进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孤独感常常是移民的最初感受。面对众多陌生人群体，被欺辱常常是最容易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少年群体中。不过，对于来自多数群体的欺辱，不同移民群体的反应方式应当是存在差异的，或忍耐、或反抗、或宣泄、或求助于警察、或求助于宗教、或求助于老乡……不同的反应方式的背后应当是一种文化、一种教育的烙印、一种习惯的处理方式。仍以日本为例来说明这种背后的文化现象。
一、日本的社会文化构造与欺负现象的反应形态
日本刑事政策专家福田雅章教授 的“社会文化构造论”认为：日本的社会文化构造是天皇为顶点、政界、财界、官界为上层，一般市民社会为中层、监狱社会为罪底层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枣核型”社会构造，维持这种社会构造的主要手段是“和的文化构造”，即以人情为媒介，抑制自我的人得到褒奖，不能抑制自我者搅乱了“和”，将被贴付在社会边缘的社会统一控制体制和权益分配体制 。二战后，日本在《宪法》上不承认等级社会，《宪法》第14条强调：“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关系中，都不得以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以及门第的不同而有所歧视”。“华族以及其他贵族制度，一概不予承认”同时《宪法》对战前权威的正当性和强力服从的社会体系不予承认。但是，现实中上至天皇下至监狱社会的等级依然存在，对权威的绝对服从，抑制自我，不损害“和”等被内化在日本人的行为中，服从权威者受到社会的赞扬，并为此获得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利益，不服从者将会被推向社会的边缘，失掉各种利益。这种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主要表现为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职员对领导的服从。另外，同等地位的职员中后辈对前辈的服从又更具日本“和”文化的特点。在对权威绝对服从的社会文化构造中，下对上的欺负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在日本，欺负现象非常普遍，在学校里有、公司里有、行政部门也有，几乎成为日本社会的慢性病。但是，日本并没有因为欺负现象的普遍存在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为什么呢？原因是这种欺负现象与日本社会文化构造中的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一样，也表现为一种有序的等级排列。
日本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管理严格、人际关系复杂的现代社会，因此容易带来人们精神的过度紧张。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精神的过度紧张，或过度压抑就必须寻找途径宣泄出来，在日本的社会文化构造下，日本人不会，也不敢向比自己地位高，或自己的上级宣泄，宣泄的一般路径是向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宣泄，在某种场合这种宣泄方式就成为了“欺负”。地位低的受到了来自上级的欺负，就会向比他地位低的人或他的下级发泄，下级又会向更下级发泄，在日本同等地位的人又会被分为“前辈”和“后辈”，“前辈”欺负“后辈”，“后辈”必须忍耐，待他成为了“前辈”再将积压的紧张和郁闷发泄给新的“后辈”。在日本欺负的传导路径不是直接反抗欺负我的人，而是将受到的欺负，或积压的紧张郁闷情绪向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宣泄，或反过来欺负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从物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欺负的路径不是“力”的反弹，而是一种“热”的传导，这种有序性的欺负路径是日本社会文化构造下的一种特殊规范文化。
在日本的这种“社会文化构造”下，最可怜的是那些受到了欺辱、精神过度紧张，但又找不到发泄对象的人们，他们这些人往往属于那些社会地位很低的社会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成员，他们经常容易受到欺负，但除了忍耐没有别的办法，因此这些阶层和集团的成员的自杀率、患精神病和神经衰弱的比例会很高。
二、移民对待欺负的反应形态
在日本移民，特别是中国移民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常常成为日本人欺负的对象，即使在学校和公司里他们从“后辈”熬成了“前辈”，也无法获得像日本人“后辈”宣泄的权利，原因很简单，他们是外国人，日本人特有的集团意识是不允许外来人享受这种日本文化的。
对于成年移民来说，在打工场所受到日本人的欺负，情绪郁闷的时候，宣泄对象只能是他们的家庭成员。因此，在日中国人的家庭夫妻吵架、家庭暴力频繁发生，家庭的解体率增高，并且成为在日中国传统家庭对子女违法犯罪行为的抑制机能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许多中国移民、特别是少年移民来说，他们并不尊从这种日本的特殊规范文化。而常常会按照传统的中国规范文化处理事情，当他们受到日本人或日本学生的欺辱时，会直截了当地向欺辱他们的人还击，当他们认为个人势单力薄的时候，会去联合其他的来日中国人朋友对欺辱过他的人进行报复，在第五章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反抗过程。
在第五章中笔者曾经提到的石井小夜子律师，十多年来她一直从事着为残留孤儿二三代进行法律辩护的工作。她回忆说：“十多年里我反复教育这些孩子，与别人打架斗殴、打伤了他人是违反日本法律的行为。但是他们都用近乎一致的话，振振有词地回答我，是日本学生先欺负我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好像很难说服这些孩子。” 石井律师的结论是“我虽然并不了解他们所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真实含义，但是我明显地感到，在日中国少年权利意识很强，可法律意识淡薄”。
在笔者访谈一位在日本就职的中国男性时，他也讲述了一段自己孩子的经历。
“我的儿子在日本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受到日本学生的欺负，向老师反映情况，日本老师好像并不在意孩子们之间欺负行为，告状反而引起日本学生更严重的欺辱行为。有一天，孩子在学校又受到了欺负，回到家后饭也不吃，哭个不停。我急了，大声吼道，“你是个小男子汉，哭什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从今天爸爸教你武打，以后谁再欺负你，就还击他”。
从那以后，这位父亲真的非常认真地教给孩子中国功夫，渐渐地学校里没有日本学生敢欺负他了，但孩子的性格好像也变得很暴躁，这位父亲说到这点时也显露出几分无奈和后悔。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针对国民党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而使用的语言，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句话已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并几乎成为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包括国际关系中的一条准则，当然，这句话首先强调的是当别人没有侵犯我的时候，不要主动地触犯他人，但是一旦别人侵犯到我们的头上，就必须予于还击。
石井小夜子律师说的“中国少年权利意识很强，可法律意识淡薄”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背后，实际上还有一个中日两国在规范文化上的差异，在对待欺辱现象的反应方式上的冲突，中国文化鄙视那种由上向下，由强向弱的欺辱行为，认为那是一种欺软怕硬的表现。在中国文化中对于欺辱的反应方式是谁欺辱我就还击谁，不管对方如何强大，在中国文化中很难看到日本社会那种由上向下的、有序的欺负传导现象。
第十一章中笔者还将谈到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国家，在这个国度里人们注重一个事件的起因，习惯于从事件的起因中判断事件双方的对错，而日本是一个法制国家，人们不大愿意去纠缠事件的复杂的起因，而是更多地关注事件的结果，即这一事件给谁造了经济损失，给谁造成了伤害。这也是为什么残留孤儿二三代总在强调事件的起因“是日本学生首先欺负我的”，而石井律师总在强调“事件的结果给日本学生造成的损害”之原因所在。这些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冲突的表现。
斯坦福大学周围的私立高中
斯坦福作为美国顶尖大学的代表，同时也是加州较好的大学，是很多同学们的Dream School。当然，很多计划移民美国读高中的同学们，也把学校选择定位到了斯坦福的附近，比邻这所顶尖大学也是一件幸事。那么，斯坦福大学周围都有哪些私立高中呢?下面给大家推荐几所。
Woodside Priory School伍德赛德高中
Woodside Priory School(伍德赛德学校/高中)位于距旧金山南35英里的Portola Valley市，学校占地面积60英亩，靠近斯坦福大学和硅谷。
学校成立于1957年，是一所独立的天主教大学预科男女混合学校，具有本笃会(天主教隐修会之一)的传统，现共有三百五十多名初高中学生，兼有走读和寄宿生。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师生比例为1:6。学校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大学预科课程以及有竞争力的体育项目。
高中部有263名学生，其中来自美国西部和全世界的寄宿学生有将近50名。今年，学校在食堂为国际生挂起他们的国旗，致敬已经飘逸起27面国旗。
圣心中学
圣心学校Sacred Heart Schools是一所天主教私立混合走读学校，占地63英亩，位于加州的Atherton，距离旧金山40分车程，距离斯坦福大学十几分钟车程。学校至今已经有100多年校史。学校73%的教师具有高级学位。
63英亩的校园融合了传统和历史建筑与现代最先进的设施
除了教室之外，学生设施包括先进的表演艺术中心和教室;多个美术教室，有一个户外艺术天井窑;五个现代运动场地;一个水上中心和一个游泳池，一个全天候的田径场、足球场和体育馆，一个网球场;和两个体育馆。
Menlo School
Menlo School成立于1915年，比邻斯坦福大学，距旧金山市40几分钟的车程，是美国顶尖私立走读中学之一，有很高知名度，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曾就读该校。
学校成立之初，是一个仅有13个男孩子的军校，1924年，学校成长为男子寄宿学校，撇弃了原有的军事项目，并于1927年成立与其中学对接的门罗学院，直到现在Menlo School和学院都在同一个占地62英亩的校园，但是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2010年，占地54000平方英尺的体育中心落成了，内设两个独立网球场，并配置了最优良的设备，方便学生进行体能训练、健身、跳舞、有氧训练和搏击等运动。
Menlo教职员工共104位，其中86%拥有硕士或以上学位，平均班级规模为15人。学校致力于帮助学生取得学业上的成功，关注其艺术、体育等综合方面的发展，并通过提供大量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领导才能、创新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学校课程丰富多彩，采取小班授课，教学形式多样，同时，课程设置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其中提供11门荣誉课程、22门AP课程供高年级学生选择。
Pinewood School松木高中
松木学校建立于1959年，是一所男女合校的私立走读高中，位于圣何塞附近，距离旧金山40分钟车程， 创建者是Mr and Mrs L. Victor Riches，在创建之前，这个家族在目前的3-6年级的校园土地上种植了1000株花旗衫，这也是学校名字的来源。该校所在的地区是美国最富有的小镇之一。
新西兰奥克兰华人和印度裔联合游行 要求政府改善治安
新西兰奥克兰华人社区近年来深受治安恶化之苦。特别是妇孺和小生意业主，似乎已经成为抢夺和抢劫犯罪的目标。
当地时间4月30日下午，奥克兰华人和印度裔社区近三百人在奥克兰南区闹市区游行，抗议日益恶化的治安环境，呼吁政府增派警力和其他资源，并通过修法打击治安犯罪。
这次游行的最初发起者，是由奥克兰亚裔移民组成的“预防犯罪群组”组织。在微信、脸书等社交媒体的推动和催化下，消息很快传开。
当天下午2时，已有200余人来到集合地点。他们统一佩戴黑纱，寓意为奥克兰治安太差，“法律已死”。
主要由华人和印度裔居民组成的队伍延绵上百米，沿着奥克兰南区主干道Great South Road一路向南面的Manukau镇中心走去。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够了！”“路面需要更多警察”等口号，要求政府改善治安。
华人社区的联络人杨先生20年前移民新西兰，如今在南区经营自己的小生意。他介绍说，华人社区近年来深受奥克兰治安恶化之苦。特别是妇孺和小生意业主，似乎已经成为抢夺和抢劫犯罪的目标。
在参加游行的市民中，不乏亲身遭遇过治安犯罪的受害者。在随机采访中，受访的受害者均表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案件没有侦破。为此，这次游行抗议的一大诉求，便是希望政府听取民众对治安的不满。抗议者希望，政府一方面可以加强警力上街巡逻，另一方面也应该收紧对刑事犯罪的处罚，特别是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
行动党副党魁、前华人国会议员王小选也参加了游行。他表示，作为新西兰社会两大主要的移民群体，华人社区与印度社区这次联合发声，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也希望政府能正视治安现状并采取措施改善。
今年3月，新西兰总理Bill English表态将增拨3.88亿纽币加强警力，并提出一揽子承诺。
本月初，新西兰警务署长Mike Bush宣布，未来4年将新招募880名警察，其中奥克兰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配额。
伊朗裔新西兰移民邀请姐姐当伴娘，被新西兰移民局拒绝
在担任伴娘的姐姐被拒签入境新西兰后，一位新西兰移民准新娘表示自己的婚礼岌岌可危。
7年前，37岁的Bahareh Safamanesh从伊朗来到新西兰。眼下，她正和Kiwi未婚夫Matthew Cross筹备明年二月的婚礼。
“这是我人生的大日子，在新西兰我没有家人，所以希望姐姐能当我的伴娘，同时也能为婚礼筹划搭把手。”
“当移民局认为入境另有所图时，我们所有人都震惊了，他们竟然不把姐姐当作旅游访客看待。”
移民局表示，之所以拒签38岁的Behnaz Safamanesh，是因为担心对方来新西兰的真实目的并非旅游。
“我们姐妹关系非常亲近，从小就一起做很多事情。”
“哪怕现在我们不住在同一个地方，但仍会约定在某处碰头，共同度假。”
目前经营一家建筑公司的Safamanesh自幼生长在伊朗，2011年以国际学生的身份入境新西兰。
3年前，她遇到了现在的未婚夫Cross，并于两年后共同购入房产，从此开始同居生活。
去年，Cross向Safamanesh求婚。那一刻，她认为自己是新西兰和伊朗最幸福的女人。
“接受求婚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求姐姐当我的伴娘，当她同意的时候，我真是开心极了。”
“可现在，姐姐被拒签后我每天只能以泪洗面。得不到任何亲人的帮助，我的婚礼岌岌可危，似乎一切都要毁于一旦。”
Safanabesh表示，姐姐之前曾持旅游签证入境新西兰。所以此次得知拒签时，她异常惊讶。
为了打消移民局的顾虑，Safanabesh已经极尽所能证明姐姐的入境意图，却收效甚微。
“我们提供了房产和资产证明，想要告诉移民局姐姐入境期间我们有足够能力资助她的旅行。”
“此外，姐姐自己也提供了银行对账单，账上有1140美元，以及价值超过8300美元的股票凭证。”
据悉，Safanabesh的姐姐是一名安卓工程师，而且有一名11岁的儿子，所有证据都表明婚礼后她一定会返回伊朗。
作为移民局运营支持部门经理，Michael Carley表示之所以作出拒签决定，实则因为Behnaz并没有达到访客签证的相关要求。
“她在伊朗的劳动雇佣关系不够稳定，而且资产也未达到相关标准。”
Carley介绍，所有入境新西兰的访客都应该满足入境要求。
其中包括每月至少有1000纽币用于旅行开销，如果有住宿或已提前支付住宿，则金额降为400纽币。
“必须让新西兰移民局相信意向入境者将遵守签证条款，而且在访期结束后会真正离开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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