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民条件。
59人涉案数十亿元
抓外逃贪官，我国6年追回赃款540亿
最新一期的《财经》杂志刊出封面文章：中国“裸官报告”，详细阐述了“裸官”的概念、发展、外逃途径及潜在危害。
其中提到2000年至2003年，归案的潜逃境内外的贪官人均携款约430万元；2007年，人均携款约540万元；2012年，人均携款约480万元。平均下来人均携款近500万元。
里面还提到除了国有企业负责人、中资驻外机构负责人和政府官员携款外逃，金融行业内负责人或者主管人员外逃，成为贪官外逃的重灾区。在本报告中，有据可查的59人的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十亿元。其中金融行业占据24%，涉案数额高达将近18亿元。
抓获4547人，追缴244亿
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的几年，贪官外逃到达了高发期。
中国人民银行的直属机构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确认：中国官员因为经济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
该报告同时披露，公安部2006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公布时间，中国已陆续缉捕到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32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近700亿元。
上述报告记录的另一组数据更为惊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
上述数据一直遭到质疑，但至今没有一个权威部门站出来证实真实数据。
一组比较有明确消息源的数据是，2001年1月，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追捕在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行动。新华社当日发布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
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记载，2007年在境内外追逃追赃上，对在逃的5724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已抓获4547名，追缴赃款赃物244.8亿多元。
对比2000年至2003年、2007年和2012年境内外追赃和追逃的数字可见：2000年至2003年，归案的潜逃境内外的贪官人均携款约430万元；2007年，人均携款约540万元；2012年，人均携款约480万元。上述6个年份中，仅追回的赃款总计即达540亿元左右，人均约480万元。
金融行业重灾区
嫌疑人多在30岁至40岁
除了国有企业负责人、中资驻外机构负责人和政府官员携款外逃，金融行业内负责人或者主管人员外逃，成为贪官外逃的重灾区。
在记者采访中确定的59人外逃“裸官”名单中，金融行业占据24%，涉案数额高达将近18亿元。这些人员中，年龄最小的案发时只有25岁，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30岁至40岁之间。
其中，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外逃窝案即是典型。
2001年10月初，中国银行在首次对全国计算机实现联网监控时，发现账目存在高达4.82亿美元联行资金的缺口，事发地点被锁定在广东开平。当年10月12日，银行方面发现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下落不明，随即向有关部门报案。经公安机关的紧急侦查，发现涉嫌挪用巨资的这三任行长已潜逃到香港，随后转机到了加拿大、美国。
另一金融大案——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案，则将“裸官”的概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心思深沉，外表踏实的高山，给同事制造了一个假象：妻子李雪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女儿高山雪莲则在河南郑州的外祖母家。实际上，从2002年起，李雪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心理学；高山雪莲则已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
2004年12月，高山外逃。2005年1月4日，高山案发。此后查证，高山主要作案手段是票据诈骗，涉案总金额超过10亿元。2012年8月13日，高山回国投案自首，今年9月29日出庭受审。
“三步走”实现外逃
一、亲属先行 “裸官”的特征之一，即是安排配偶和子女定居国外。对于预谋外逃的“裸官”而言，这种安排无疑是最安全和最可靠的。这一步并不难实现。作为在境内利益诉求和政治资源的交换，谙熟此规则的中介公司，以及负责接应的业务客户、生意关系均是这一步的铺路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贪官的情妇也扮演了外逃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案中，其将情妇安排在香港定居，将巨额赃款都转移到情妇名下。
二、资产随后 转移资产的手段及方式多样，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种类：现金走私，由官员直接随身带出境；通过合法金融系统的现金交易、账户付款、海外业务、贷款和其他金融交易实现交易套现；以贸易为掩护的方式，即非法所得通过进出口货物，虚构或伪造进出口合同、海运单据、海关报关单和其他相关文件的方式套现；通过地下钱庄系统转移资产；借助电子货币、网上金融服务以及股票期权、远期外汇汇率合同等新的金融衍生品向境外转移资产；通过设立海外空壳公司的方式转移资产和套现。
三、择机外逃 首先是获得出境证件的问题。已有的样本显示，这些外逃官员或制作假证，或持有多个护照，有些也并未上交其私人护照。这些证照不在审批和报备之列，不仅导致单位无法对其进行监控，一人多证的现象，也给案发后追查财产、资料带来阻碍。
至于所列出境的缘由，除了最常见的养病、休假，官员外逃还经常发生于公务考察时。两者的特点呈现为突然消失以及滞留不归。
监管趋严，需法律规范
2010年是中国反腐的又一高潮期。当年2月，国家预防腐败局发布《2010年工作要点》——这是在该局成立3年后，监管“裸官”首次作为工作重点被提出。
2010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实施《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
随后，2010年7月，新版《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颁发。
2012年1月4日，广东省委发布《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2013年，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反腐现象，是纪委的强势发力。严管“裸官”干部，已被高层领导放入明确目标。
对“裸官”的规制从党纪党规转入立法轨道，让预防腐败的议题走向法制化。不过，要想“裸官”问题获得根本治理，仍有待在国家层面的强有力的反腐败法律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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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00万日本侨民从中国大撤离
葫芦岛日侨大遣返
根据前苏联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其实早在８月１５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已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为了卷土重来，日本政府将１００多万侨民抛弃在寒冷的东北。关东军败了，不甘心的日本还不想撤回他们的“开拓团”。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日本政府在国内贫困地区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开拓团”，到中国种地。
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中国香港、台湾及朝鲜、东南亚地区的日侨和被缴械的日军，陆续由政府接运回国。唯独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迟迟得不到归期。
他们被自己的祖国抛弃了吗？根据前苏联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其实早在８月１５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已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为了卷土重来，日本政府将１００多万侨民抛弃在寒冷的东北。关东军败了，不甘心的日本还不想撤回他们的“开拓团”。
大遣返
然而，苏军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对有关报告根本不予理睬，“我们决不允许，在我们临界的国土上，生活着一群与我们有着宿仇，而且像狼一样险恶的人。”至于美国，“他们既担心中共利用日侨打内战，又担心将来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因由日侨联络而团结合作，影响和动摇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也竭力反对日本人留居中国。中国国民政府也很快做出回应：完全赞同美、苏两国关于遣返日侨的决议。
１９４６年１月，中美双方在上海会晤，决定自４月份起，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
就这样，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侨俘，终于等来了回国的消息。他们奔向葫芦岛，经由那里开始他们返乡之路。时任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处长的李修业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日侨中妇女占７０％左右，儿童占１０％，老人占５％”。“年轻妇女担心途中遭遇苏联人，都把脑袋剃成秃子，脸上抹了锅底灰，把胸脯紧紧束起，想方设法把自己打扮成男人模样。运送日侨俘的列车多是敞篷的货车厢，日晒雨淋，人又拥挤，车速又慢，种种艰难苦处自然不少。”此外，还不得不提防土匪及传染病的威胁，而预想中的中国人大规模的报复行为却很少发生。
劳 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回到祖国。尽管之前《波茨坦公告》明白无误地宣称“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
据统计，直到１９４６年末，美国扣留了将近７万名投降的日本兵做劳工，用于逐步淘汰在菲律宾群岛、冲绳岛和太平洋海域的战时设施。
对日俘扣留时间最长的则是前苏联。据估计，加上被俘的平民，大约有１６０万到１７０万日本人落入苏军之手，很多被运往了西伯利亚。
一篇题为《日本武士的俄罗斯坟墓》的文章，记载了当年日本侨俘到达俄罗斯的情形：“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第一批５０００名关东军战俘被苏军专列押送至潭波夫州坦波夫市，”作者卡捷琳娜·萨日涅娃援引一位市民的回忆说，“我们在车站等了好多天，日本人刚下火车，我们所有的人立刻就向他们扑去，抢夺他们的东西。一会儿，他们就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
归 国
与滞留在外的同胞相比，能够返回国内的也不见得更好。在每一个海港，到岸的船只上挤满了失去孩子的母亲和失去父母的儿童。他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中，最为常见的是亲人或战友的骨灰盒。“许多成年人，数年后从海外归来，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无迹可循。城市中的街区整个被夷为平地。父母妻子在空袭中被炸死或疏散到了乡下。”当时，日本有近９００万人无家可归，从海外归来的人们又不断加入难民的行列。
一些老兵回到家乡后，竟见到了自己的墓碑或是伤心地发现妻子已经改嫁他人。而“对于绝大多数原陆海军士兵来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发现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却被当作贱民对待”。约翰·Ｗ·道尔在《拥抱战败》一书中说，“到１９４６年归国潮蜂拥而至之时，国内的民众已经持续了解到帝国部队在中国、东南亚、菲律宾，乃至对盟军战俘令人发指的暴行。结果，许多退役军人发现，他们不仅被看作是没能完成使命的失败的群体，而且被假定为参与了不可告人的坏事的个体。”
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６年底，大约５１０万日本人回到了祖国，１９４７年，又有１００万人重新踏上日本的土地。至此，仍有大约４０万人留在海外。这是一个永远也凑不齐的数字———大量人员下落不明或诡异消失。 (本文来源：南京报业网 作者：都市文化报-刘永峰)
中国食客拯救英国养猪业 去年进口增九成
移民英国需关注英国经济资讯：过去15年来，英国的养猪户和猪肉生产商一直处于进口猪肉价格便宜和欧洲主要出口市场消费下降的威胁下。国内猪肉消费量也在下降。
如今多亏了中国，英国的养猪业看来要进入一个繁荣期。根据英国食品饮料联合会的数据，去年英国向这个全球最大猪肉消费国的出口量上升92%，令其对华食品出口总额增加82%，达2.01亿英镑。衡量英国猪肉交易商信心的指数最近上升，是3年来的首次。
中国对猪身上各个部位的需求对生猪养殖户来说尤其是福音。英国食品饮料联合会的特利·琼斯说：“在中国，对猪肉的需求十分强劲，消费者喜欢我们不吃的猪身上的一些部位，比如整个猪头和猪蹄。”
从猪鼻子到猪尾巴，各部分的猪肉产品是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的最爱。事实上，中国的需求已帮助英国2013年的猪“废料“出口量比2011年增长约18%，达到47534吨——这是在向其他主要市场出口量减少的情况下实现的。
肉类产品是日益增长的中英贸易的一部分。英国的生猪产业将迎来另一个大发展。去年12月英中签订协议，允许对华出口鲜活和冰冻的猪精液以令中国母猪受孕。预计该交易每年将为英国生猪生产商带来4500万英镑的收入。
澳洲500万投资移民SIV项目
澳洲500万投资移民SIV项目，旨在鼓励来申请商业移民签证的投资进入到新兴创意产业和新型公司，在这个大原则的基础上，澳洲500万投资移民SIV项目要求申请人投资四年，允许投资的方向为：
1. 起码要有50万澳元的投资进入到风投或创业新公司的私募基金。 2. 起码要求有150万澳元的投资投放到管理基金或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是澳大利亚的创业板块的新型公司。 3. 剩下的300万澳元可以投资在上市公司，购买债券，养老基金和房产基金等，用于住宅基金的投资不能超过10%。
原来的澳洲500万投资移民SIV项目申请人的投资方向大部分在州政府债券和住宅基金，还是相对稳妥的。这次新的规定显然是大大增加了投资风险，对SIV移民签证的考量，已经从是否有500万澳元到是否能亏得起了。 值得澄清的是，直接投资在房地产上的投资一直是不被SIV商业投资移民中定义的投资所认可的，以前也是一样，只能是可以计算在个人资产上。在商业投资移民申请中确认“被认可”的投资很重要，否则极可能导致移民签证申请失败而前功尽弃。有接触到有些偏听了非专业人士的“忽悠”，以为可以把直接房地产投入作为计算为商业投资，从而进退维谷的客户，签证申请还是要委托澳洲注册的移民代理来办理，法兰克澳洲留学移民事务所是在悉尼和墨尔本的澳大利亚注册移民代理。
澳洲500万投资移民SIV项目的申请人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人超过了90%。对商业投资移民来说，签证申请的门槛还是会越来越高，对个人的创新能力的比重也越来越重。
澳洲500万投资签证 中国大陆富豪申请积极
澳洲移民部已经向200多名中国投资者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发出了重大投资签证(SIV)邀请函，不过尚未签发任何SIV。
据悉，在向中国投资者发出212份邀请函之前，移民部已经收到了345份来自中国大陆投资者的意向书，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意向书分别为7份和2份。此外，还有2份来自印度、3份来自日本、4份来自新加坡、3份来自美国，另有13个国家分别有1份。
SIV被喻为富裕投资者的“黄金门票”。他们只要在相关投资项目中投资500万澳元，并在四年时间里在澳洲住满160天，则不必满足任何语言要求就可获得申请澳洲永久居留权的资格。
根据移民部的最新数据，移民部已经向有意申请SIV的投资者发出了222份邀请函，远远高于2月底的131份。在这些邀请函中，有212份发给了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另外10份则发给了新加坡、日本、德国、美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
大多数SIV申请者都将投资目标放在了新州和维州。而批准这些投资者的签证对悉尼和墨尔本等城市的房市具有积极意义。
其中的101份邀请函与有意投资新州的申请有关，另外分别有81份和29份与有意在维州和昆州投资的申请有关。意外的是，只有8份邀请函与有意在矿业繁荣的西澳进行投资有关，3份与在南澳投资有关。
来自CBRE Hotels的Wayne Bunz称，更多亚洲投资者为了申请这份签证，有意收购澳洲的酒店和昆州度假村。“最近几个月，有不少中国投资者组团考察了我们的资产，很多人都是冲着SIV来的。”
不久前被委任为Knight Frank亚洲地区总裁的Dominic Ong也表示，在联邦政府推出这一计划后，中国投资者的需求猛增。他称，投资者的兴趣并不局限于办公楼，还包括零售业、酒店和度假村。
“虽然这份计划褒贬不一，但我认为澳洲不仅一开始就能从这500万直接投资中尝到甜头，长期而言更将受益无穷，因为大多数申请者(一般为成功的商业人士或企业家)的净值都在5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他们一旦到了澳洲，就会立刻寻找投资商机。”
Ong称，在最近前往北京和上海之后，他发现中国投资者都希望把投资组合多样化，并把澳洲当成一个安全的天堂和长期的投资目的地。“目前我们正与20组中国投资者合作，帮助他们在澳洲需找办公楼、购物中心、酒店投资和土地开发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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