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移民的条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三年，驻扎在英国的美军官兵上演了一出荒唐的性闹剧。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另外一项统计，英国1939年至1945年出生的530万婴儿中，1/3是私生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大兵留下的。
美军的性犯罪已成为令驻在国极为头痛的问题，英国人对这一点更是深有体会。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最近公布的解密档案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三年，驻扎在英国的美军官兵上演了一出荒唐的性闹剧。他们在这里花钱买春，勾引良家妇女，一度把伦敦搞得乌烟瘴气，甚至美英政府都把这个本该避讳的问题拿到桌面上认真讨论，担心它影响军队士气和两国间的同盟关系。
伦敦海德公园成了美国人的“性战场”
1944年初春，每到深夜，当战时灯火管制开始后，大部分的伦敦街头已空无一人，多数伦敦人都回家睡觉了，但在伦敦西区的皮卡迪利广场，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为了免遭德军轰炸，广场著名的标志———爱神厄洛斯的铜像已被拆下，但他的精神却无处不在。美国大兵从夜总会和酒吧里出来，一个个东倒西歪，“性致”正浓。在每个街头拐角，都有年轻的英国姑娘在等着他们。
美国兵一旦相中目标就会停下来。这时姑娘们会掏出火柴点着，让对方看清自己的脸，然后再往下照，让对方看清她们穿着高筒袜的腿，因为美国兵喜欢穿袜子的女孩。接着他们谈好价钱，通常3英镑左右，然后在军大衣的掩盖下，交易很快完成。这些姑娘又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伦敦人把这些妓女称为“皮卡迪利勇士”。美军军官则看不上这些“流莺”，他们喜欢去伦敦的高档住宅区，那里有穿着裘皮大衣的女人在等他们。伦敦西区的卖淫现象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当时的警察局长科尔在报告中把这里称为“美国人的殖民地”。
“彩虹俱乐部”是美国红十字会在伦敦西区开办的一家俱乐部，这里是美军寻欢作乐的大本营。俱乐部通宵供应食物，巨大的舞池可以同时容纳1000对舞伴跳舞。这里还有一个弹子房，一个自动唱片点唱机，一个擦鞋廊，但美军官兵最常光顾的是“预防中心”，因为这里从1943年起免费供应避孕套。此后的两年里，避孕套成为伦敦西区街头一道独特的景观，每天早上，清洁工都能捡到成筐的废弃避孕套。一位美国大兵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在开辟‘第二战场’。我无法描述海德公园夜幕降临后的情景和声音，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性战场’。”
美军掀起了英国的“性革命”
二战以前，英国人对性的态度还是相当保守的。当时的一项调查发现，90％的父母没有和孩子谈论过性的话题。性教育缺乏导致许多人性无知，以至于一些女孩认为，如果她们被男孩吻过就会怀孕。
美国兵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他们掀起了英国的“性革命”。他们从1942年起来到英国，为反击希特勒做准备，人数最多时达到150万。与此同时，大批英国青年应征到海外作战，在国内留下了巨大的两性数量差距。弗洛伊德的“战争性欲旺盛”理论在英国女性身上得到了验证。经过三年的“闪击战”、灯火管制和禁欲后，她们面前突然出现了这些高大、自信、轮廓鲜明的美国小伙儿，正如一位英国作家所说，“好像一部黑白影片中突然出现了亮丽的彩色，给女性黑暗的孤岛带来色彩、浪漫和温暖”。不仅如此，美国兵还“财大气粗”。在一小块黄油够全家人吃一个月的战争年代，美国大兵却能“慷慨”地散发讨女孩子欢心的礼物：巧克力、尼龙袜、带香味儿的肥皂等等。
美国兵无所不在。他们把英国姑娘带上吉普车，在乡村礼堂里和她们跳舞，还有人住进了当地人的空闲卧室。孩子们也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有糖果和连环画。但也有些美国兵让人讨厌，许多年轻的母亲受到过他们的骚扰。一到晚上他们就来敲门，谎称是某人让他们来的，如果遭到拒绝就死皮赖脸地说：“行了宝贝儿，我知道你丈夫不在家。”二战期间共有8名美军士兵因为强奸英国妇女而被绞死。
1943年，一位回国休假的英国士兵艾里克回到老家萨默塞特。有一次到舞厅跳舞，他吃惊地看到当地的姑娘们沿着墙站成一排，一个美国兵走上去挨个打量她们，选中其中最漂亮的一个，后者兴奋地和他跳起舞来。艾里克对这种奴隶市场似的做法感到恐怖。当这位相貌英俊的英国士兵走上去邀请她们跳舞时，却没有人愿意和他跳，因为他兜里没有钱。“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
美军四处寻欢，差点儿损失一个整编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军队中性病的发病率比德国高7倍，150万士兵先后撤出战斗接受治疗。如果他们洁身自好，很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仍没有接受教训。1943年的前3个月，驻英美军士兵染上性病的比例为6%，是平时的6倍。一些士兵甚至错误地以为将它传给别人可以使自己痊愈。
这时英美两国政府都有些慌神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致信内政部，希望后者加强对卖淫现象的打击，因为“这不仅损害英国的形象，还危及到英美同盟，甚至可能被纳粹德国作为把柄开展一场宣传攻势———它会把英国描绘成一个堕落的国家，纵容放荡的女人去勾引美国大兵”。美军指挥官也担心部队的战斗力和士气因此受到影响。随后，在双方召开的协调会上，美军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英国方面拿出具体措施，加强打击妓女拉客现象的力度。
但英国警方感到无能为力。按当时的英国法律，开妓院是违法的，但卖淫和传播性病并不算。而且美军只受他们自己法律的约束，英国警察根本管不着。内政部的官员还指出，驻英美军性病蔓延的关键不在卖淫，而是与普通英国女性之间的性接触，其中绝大部分是双方自愿的。
尽管如此，英国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先是通过一项名为33B的法案，加强对性病携带者的查处。几百名妓女因此被逮捕。同时，英国政府大力宣传性病的危害，警告年轻女子洁身自好。美军也加强了对部队的管理，如实行宵禁令，加强宪兵巡逻等。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功。在二战的最后两年，驻英美军的性病感染率降低了2/3，1.5万名官兵得以幸免。这相当于一个整编步兵师的兵力，如果少了他们，诺曼底登陆也许会受到严重影响。
美国大兵回国，英国男人吞咽苦果
对许多依靠美军士兵生活的英国女性来说，盟军登陆日(1944年6月6日)成了“失望日”，因为美军一去不返了。她们中一些幸运者与美军士兵结了婚，战后来到美国。“彩虹俱乐部”变成了“美军新娘”的突击培训学校，她们在这里学习美国的传统等对今后婚姻生活有用的知识。
美国大兵与英国女性之间的“战争蜜月”留下了许多苦果。在战争爆发前，大多数通奸离婚申请是由女性提出的，但是战争结束后，2/3的此类申请是由丈夫提出的。1945年，英国的离婚申请数量达到了1939年的5倍，美国大兵破坏了无数个英国家庭。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另外一项统计，英国1939年至1945年出生的530万婴儿中，1/3是私生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大兵留下的。
延伸阅读
二战后英国放弃致力于同化少数族裔政策
核心提示：一系列立法的出台虽然未能根绝英国国内的种族冲突,但却为英国政府建立官方的民族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就放弃了美国社会推行的“熔炉说”,不再致力于同化移民。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量的有色人种进入英国,改变了英国的民族构成。1948年的《国籍法》明确规定帝国内的臣民都具有英国国籍,于是大批西印度群岛移民蜂拥而至,到“祖国”来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1948年第一艘移民船从牙买加带来492位移民,三个星期后,一名青年记者在追踪报道中写道:76人去了翻砂厂,15人在铁路上,15人作短工,15人成了农业工人,10人当了电工,其他人都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在邮局里干杂活、修理汽车、当管子工,等等。
50年代中叶,印、巴分治造成的社会动荡使大量印、巴籍移民进入英国。很快,在英国形成一个庞大的南亚次大陆族群,1962年,印、巴两国移民总数达47000人。4年以后,东非殖民地肯尼亚和乌干达先后发生种族骚乱,于是大批持英国护照“亚裔人”(主要是南亚次大陆后裔)又潮水般地涌进英国。1971年,大约有1294万“英联邦人”居住在英国。
至21世纪初,英国的少数民族大约占英国5700万总人口的5%,其中大多来自加勒比海国家、非洲以及印度次大陆的亚洲国家,孟加拉裔大约在30万人左右。
移民的大量增加给英国造成巨大压力,尤其是从60年代下半叶起英国经济不景气以后情况更加如此。非白种移民进入英国后面临种种困难,他们往往很难融入英国社会,在生活、就业、文化、教育方面很容易感到受排挤。许多英国人尤其是社会下层对移民抱不欢迎甚至敌视态度,认为移民夺走了他们的饭碗,使他们的生计面临威胁。这样,一方面是有色人种感到受压抑,另一方面是英国白人感到受威胁,种族间的对立情绪就很容易发生,从而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
1978年,社会学家T. J. 科特尔写了一本书叫《黑人证词》,其中说: 在英国,人们对种族问题很少提及,日常生活中过多地回避了这个话题。听有些人说,英国没有种族问题;在另一些人口中,它似乎又是个很容易解决、只不过故意让人难堪、被夸大或很微妙的小问题。但情况并非如此,任何人假如和居住在英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或毛里求斯人家庭谈过话,都不会把他们的景况说成是微不足道、被夸张或微妙的小问题。
政府对这种情况当然很清楚,采取的对策是:一方面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另一方面禁止种族歧视。议会在1962年通过《英联邦移民法》,规定除得到英国用人单位的聘用证书,联邦范围内的各国公民都不再有权在英国定居。1968年《移民法》规定联邦公民除非本人或父母、祖父母中有人在英国出生,否则不可自由出入英国。1971年《移民法》将联邦公民自由出入英国的权利仅限制在本人出生在英国的人中,而非联邦国家出生的人(主要是白人),其父母或祖父母中有出生在英国的,反倒可以自由出入,因此很明显这条法律主要是针对有色人种的。1981年,新的《国籍法》彻底堵住了联邦公民自动进入英国的大门,根据这一法律,出生在英国的人并不自动取得英国国籍。2005年推出的新《移民法》,又宣布将引入类似于澳大利亚移民的评分制度来收紧英国的移民政策。也就是说,英国政府会根据申请移民者所具备的技能进行评分,以此对申请者进行筛选,以确保新移民会对英国经济有所贡献。这一新措施意味着,日后只有具备高技能的人士才可以获准在英国居留。
对于英国国内日益趋于复杂的种族关系,政府也作了重重限制。然而尽管如此,种族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
二
1958年8月伦敦就发生过西印度群岛移民和当地白人暴力冲突的事件:当时,一对黑人夫妇在电影院遭白人围攻殴打而受重伤的事件在黑人社区引起了极大愤慨。8月23日晚,黑人与白人在市中心的圣安威尔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械斗事件。8月30日晚几千名白人走上街头,高喊着“黑人滚出去!”的口号,到移民聚居区寻找袭击目标,许多黑人房屋受到破坏。两地骚乱持续数日,这成为英国国内大规模种族冲突的起点。
暴力冲突加剧的同时,极右组织也粉墨登场。1966年,两个极右组织合并,组成了“国民阵线”。该组织主张“把有色人种全部遣送出英国 ”,“把英国还给英国人”,经常举行种族主义示威游行,其成员时常三五成群地窜到各地,散布种族主义言论,并用侮辱性的语言向少数民族挑衅。一些保守党议员为此欢欣鼓舞。
1968年,保守党议员鲍威尔在公共集会上发表了煽动种族仇恨的演讲。他耸人听闻地指出,大批持有英国护照的有色人种进入英国,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说:“我们一定是疯了,确实是疯了,每年允许五万名移民家属入境,他们是未来移民增长的源泉。这就像一个民族在忙碌地挖掘自己的坟墓。”“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我充满了恐惧,像罗马人一样,我似乎‘看到了充满鲜血的台伯河’。”鲍威尔这篇被称为“血流成河”的演说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在极右势力的煽动之下,种族冲突骤然升温。1975年,全国的种族袭击事件为2690起,以后逐年上升趋势,到1979年达到了3827起。
1985年9～10月,伦敦、伯明翰、布里克斯顿、利物浦相继发生了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骚乱。9月9日,汉兹沃思区一个黑人青年为违章停车事与警察争吵,随即很多人围观。据后来报道,围观人群中有一个黑人妇女被打,两小时后骚乱就开始了,40多幢房屋起火燃烧,两个亚裔青年在大火中窒息致死,30多人(主要是警察)受伤,直接财产损失达1000万镑。
汉兹沃思事件发生后,西中部地区都市郡一个小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称英国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因为权力和资源都掌握在白人手里,黑人只是“二等公民”。小组委员会完全由黑人组成,其结论难免有言过其实之处;但英国存在着种族矛盾与种族冲突,这又是无可争议的社会现实。
严重的种族冲突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关注,可是16年后,种族冲突又以新的规模让英国震惊。2001年5月26日,聚集在奥尔德姆镇中心的亚裔青年开始用“武力”对白人还以颜色。大约40名亚裔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向他们的目标扔石头。不久,他们开始放火烧汽车,并用火焰弹袭击了至少五个酒吧。冲突中,大约有15名维持秩序的警察受伤,多辆警车被严重毁坏。一个警官说:“街道上火光熊熊,空气中烟雾弥漫。”
在骚乱发生后,英国政府立即决定为当地拨出100万英镑的资金,加强地方建设。这个措施也许会使这场骚乱暂时平息,但这不是治本的措施。果然,就在当年的7月7日、8日,英国又在北部城市布拉德福德发生大规模种族骚乱事件,数以千计的白人与南亚人在街头进行疯狂的打、砸、械斗。据报道,在冲突中有6名骚乱者受伤被送进医院,其中两名白人青年情况严重,有120多名警察在阻止骚乱的过程中受伤,另有36名骚乱者被警方逮捕,其中23名是南亚人,13名是白人青年。
六个星期中英国连续发生多起严重种族骚乱事件,成为近十几年来在英国爆发的最严重的种族骚乱之一。它再次给英国敲响了种族冲突引发社会动乱的警钟。
社会学家阿瑟·马威克曾经说道:“现在,是否种族问题成了分裂英国社会的最大因素,以至使阶级的潜在能量都黯然失色。”的确,种族将英国分裂成两个社会,人们似乎隐隐约约看到了鲍威尔所说的“血流成河”。
三
为了协调国内的族裔关系,英国政府先后颁布多部《种族关系法案》。1965年工党的威尔逊政府通过了第一部“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 Act),这个法案范围比较窄,仅仅是在公共场合,如酒吧、旅馆等地禁止种族歧视。1968年修订的种族关系法,旨在填补第一个移民法中显而易见的漏洞, 对一些第二代移民难以忍受的领域,如住房、就业、保险等方面的种族歧视,加以禁止。1968年这部种族关系法的出台,是为了让英国社会摆脱种族分裂的现状,使得社会成为一个整体。而1976年的种族关系法,则涵盖了两类歧视:直接歧视——某个人因“肤色、种族、国籍或族裔或族源”而遭到的不公正待遇;间接歧视——某一“条件或要求”使某个特定族裔的人不能完全合乎要求,虽然这未必是基于种族原因,但确实“损害”了一些人。这一法案引进了间接歧视问题,拓宽了种族关系法的适用范围,对协调种族关系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还规定任何认为自己受到种族歧视的个人都可以向地方法院起诉。它至今仍在使用。
与此同时,工党政府建立了旨在调查种族冲突现状,且有权强制执行种族调解的机构——“种族平等委员会”(the Commission for Race Equality)来缓和种族矛盾。种族平等委员会也提出了概括性的要求:承诺解决非法的种族歧视问题,同时促进机会平等,建立良好族群关系;制定相关计划,解决上述问题;就种族平等计划的政策和功能进行效能评估;与自己服务的群体内成员定期展开对话并更新他们的有关信息,以此向他们解释自己提出的计划和政策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定期监测种族平等的政策和操作效果。
2006年2月,英国政府又通过了一部新的平等法案(Equality Act),进一步禁止在货品、设备、居所及服务提供、教育、行使公共职能等范畴的基于宗教和信仰的歧视。英国政府官员芭芭拉·罗什则在一份名为《平等与多元化:使之成为现实》的咨文中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所有群体都拥有更大主动权的英国,这又是以经济主动权为关键目标的。只有这样,阻碍个人和群体前进的观念与偏见才能得到克服;文化、种族平等及社会多元化才会受到尊重与弘扬”。
一系列立法的出台虽然未能根绝英国国内的种族冲突,但却为英国政府建立官方的民族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就放弃了美国社会推行的“熔炉说”,不再致力于同化移民。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移民状况发生了变化,早先的移民多是视英国为母国的西印度人,英国无需考虑太多的同化问题,而此刻移民转化为视英国为外国的南亚移民,族裔冲突初见端倪。1966年,英国内政大臣确认了移民“文化的多样性”,逐渐开始推行多元文化模式。所谓多元文化模式,是指多民族国家当中,构成民族国家的各个族裔“在社会生活中被赋予广泛的权利,并受到鼓励保存它们的文化遗产”。
四
那么这种广受赞誉的多元文化模式成效又是如何呢?自种族平等委员会建立以来,已历三十余载。在其努力之下,英国社会的多元化程度确实有所提高,移民族裔的教育、就业也都确实得到了一些改善。然而不尽如人意之处甚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使英国人对于少数种族存在潜在歧视,让后者遭受了形形色色的不公平待遇。
据2002年5月13日英国《卫报》提供的调查表明,47%的英国人认为国内的种族关系在近10年中有所恶化。尽管受调查的多数人认为未来英国是个多元化的国家,但相当一部分的白人却表示没有与少数族裔的同事保持交往,甚至不能融洽相处。有40%的少数族裔声称受到过种族歧视,61%的人认为英国的外来移民数量过多,4%的英国公民属于种族主义者。
在对待其他种族和外来移民的态度上,多元文化的推行也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2004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克洛伊在《周日快报》上撰文,认为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自杀式袭击者、砍断他人肢体者以及压迫女性者”,然后问,“我们为什么要在乎他们对我们的愤怒与憎恨?”
克洛伊的言论使舆论大哗,为此BBC停掉了他主持的热门节目。然而到了2005年7月7日,地铁爆炸案之后,英国政府和民众态度对外来移民的态度更是趋于恶化,这使英国境内的穆斯林处境堪忧,一个已在英国生活了四十年的穆斯林阿卜杜勒·穆奈姆指出,现在的种族和宗教宽容比起四十年前都不如了。“我们在过去也曾经历过许多困难的时刻,但那已经都过去了。而现在,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我感觉到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们不停地对那些怀疑我们的人说,‘伦敦爆炸是错误的’。”但对大多数英国公民来说,对于穆斯林的恐惧感将使得这个国家把穆斯林看成另一种人。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英国社会实行对各族裔宽容的多元文化模式,不要求将外来移民转化为英国人。但实际上,英国不遗余力地教导移民适应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大力倡导英语教学,并为移民学习英语提供优惠的条件,推动着包括所有移民团体真正融入英国社会, 接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从而稳定整个国家。这才是多元文化模式的真正意图。正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指出的,“多元文化主义暗含着吸纳一些较大的移民共同体的企图, ……核心居民的族裔民族主义仍然是一种能够被有效动员的潜在资源”,“在西方国家的这些例子中,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民族国家对地区的或移民族裔共同体的支持会真正地减弱普遍的民族认同,出现大规模运动指向多元文化和‘多元化’的国家概念”。
对于英国人来说,建立一个真正平等而和谐的多元社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地铁事件之后,社会舆论甚至认为,多元文化政策已经破产。这让人们不得不产生疑问,再过数十年,英国的种族关系又将如何呢?
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一期。
二战中苏联战俘数量庞大原因揭秘
核心提示：在战争的头两年中，苏联战俘之所以数量庞大，是由于德国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但是，事情不仅如此。苏联的许多居民，特别是不久前刚刚并入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比萨拉比亚、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居民们，从一开始就把德国军队看成是自己的救星。
许多从高加索、中亚和波沃尔日等地区迁来的人民也并不是特别愿意为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而战斗。被纳入红军的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军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拿起武器投向了德国人一边。
俄罗斯解放军
实际上，弗拉索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控制名义上由他指挥的俄罗斯解放军。他们上战场的时候，作战非常顽强。但是这与其说是自觉的英雄主义，还不如说是岌岌自危。弗拉索夫这类人在德军撤退时面临的是德国人的严厉打压，而俄罗斯战俘面临的是频繁发生的死亡。我想起了我的一个白俄罗斯远亲讲过的一件事，他在1944年7月解放布列斯特时还是一名中士。德军撤退后不久，有两个苏军上校来视察布列斯特堡垒，想看看它的防御工事。地下工事里藏着一个弗拉索夫排，他们打死了这两名苏军上校。红军战士开始寻找失踪的上校，他们最终发现了弗拉索夫排，并用发烟罐迫使他们投降。红军部队指挥员对俘虏们说：“我可以把你们送交法庭，那样你们肯定会被枪毙，但我现在打算问问战士们，看他们决定怎么处理你们。”红军战士用刺刀把弗拉索夫排的人一一挑死，根本不听他们解释为什么效忠于德国人。
从1942年起，德军高级将领们已经认识到，对付斯大林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俄罗斯解放军和俄罗斯傀儡政府，以及别的民族的政府和军队，这是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惟一办法。但是，直到1944年初，希特勒和希姆莱一直反对这一建议，他们只是把“东方领土”看做德国的殖民地而已。然而，随着德军在东线和西线不断的失败，纳粹的首领们也开始在这方面做出让步。还在1943年时，德军就建立起了一个东方部队司令部，把所有的苏联投敌者的武装都聚集起来。1943年4月6日，北方集群的参谋长金采利将军批评了建立这些武装的命令，他给东方部队司令格尔米赫将军写信，说他们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信中说，“对于这些东方部队的战士们，他们的将来怎么办，战后他们的祖国在哪里”，因为，如果认为他们“愿意站在德国人一边作战，是因为他们为德国人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解放出来而感激”，这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对东方部队的战士来说，问题就在于，是选择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奴役之下摆脱出来后接受德国人奴役，还是应该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类似的建议即使要得到象征性的同意，也要等到1944年夏天德军在法国和白俄罗斯溃败之后。1943年9月14日，弗拉索夫被希姆莱召见。作为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弗拉索夫被告知，要想恢复1939年9月1日前俄罗斯的疆界，必须赋予非俄罗斯族和哥萨克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希特勒和希姆莱同意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第600步兵师）。1945年1月，开始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2师（第 650步兵师）。1944年秋天时，德国人准备向阿登地区发起反攻，打算给西方盟国以毁灭性打击，并迫使他们单独媾和，然后把所有兵力调集到东线，粉碎红军，而在东线俄罗斯解放军的部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1944年11月14日，在布拉格成立了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他把俄罗斯委员会和其他民族的委员会，以及在德国人庇护之下（除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外）建立起来的其他军事力量联合起来。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通过了宣言，这一宣言基本上是重复了1942年12月27日俄罗斯委员会的宣告的内容。不过，宣言中只字未提向“英美资本家们”开战的事，对于德国的帮助则表示欢迎，“但是带着一个前提，即不损害我国的尊严和独立”。宣言同时强调，此时德国的援助是可以同“斯大林匪帮们”进行武装斗争的惟一机会。在宣言中，还表示了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愿意在战后同所有的国家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还指出，现在红军向东欧、中欧和巴尔干半岛进军，战争已经明显演变成苏联人进行的侵略战争。这些内容给人的印象是，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宣言与其说是针对红军和苏联居民的，还不如说是针对西方盟国的。鉴于德国人注定很快要灭亡，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们转而希望得到西方盟国的庇护。
“苏联的”党卫军41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战斗机，从战争一开始就袭击了西乌克兰的苏军，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反苏组织甚至在德军还没有到来之前，已经占领了包括考纳斯在内的一些城市。由于斯大林多年实行恐怖政策和苏维埃制度本身的问题，俄罗斯、东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部队中的许多战士和指挥员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战斗力，轻易就缴械投降了。
我已经谈过德国领导人对于开展俄罗斯解放运动这一建议本身怀有敌意，这在一些部队的地位上体现了出来（这些部队后来被编入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
但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部队的情形有所不同，甚至连立陶宛的部队或多或少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德国人最后还是准许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可以实现有限的自治。说实话，对待立陶宛的态度要差一些：与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不同，他们不被看成是雅利安人。所以，立陶宛党卫军师的组建要比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晚一些。
1944 年秋天以前，民族主义武装也为德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很早以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师就已经在前线作战了：党卫军第15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师，但拉脱维亚人占多数）、党卫军第19师（拉脱维亚师）和党卫军第20师（爱沙尼亚师）。由乌克兰人组建的党卫军第14师1944年夏天在布罗德陷入重围，突围出来之后，经过改编，在战争将要结束时再次投入东线战场南部的战斗中。从1943年起，第162步兵师开始在意大利进行战斗，它是由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突厥人组成的。德国冯·潘维茨将军领导的第15骑兵兵团在南斯拉夫作战，其中第1和第2骑兵师就是由顿河、库班、捷列克河和北高加索的士兵组成的。当时，还组建了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指挥的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的党卫军第29师。卡明斯基以前坐过牢（刑事犯还是政治犯不详），曾住在布良斯克州的洛科济，在一个化学工厂当过工程师。德国人来了以后，他就领导了“地区自治”行政机关和同游击队作斗争的民兵组织。然后在民兵组织基础上建立了党卫军旅，这个旅在德国人走了以后，被调去同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作战，后又于1944年同华沙的起义者们作战。
在镇压华沙起义的过程中，卡明斯基的士兵们无情地屠杀平民。德国人决定逮捕卡明斯基，于是他跑到了喀尔巴阡山的塔尔诺波尔地区，企图同反共的乌克兰起义军汇合，但是11月份被德国安全机关的间谍杀害。之后党卫军第 29师被并入了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党卫军第30师由西格里格中校率领的旅组成，主要由白俄罗斯自卫武装组成（成员主要是一些以前被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后来这个师被合并到俄罗斯解放军的第1和第2师。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把党卫军第30师改编成了一个白俄罗斯民族师，成员主要是和德国人一起撤退的白俄罗斯投敌者。1945年4月，这个师被调集到了意大利战场，但最后仍没有参加战斗。
对于苏联大部分的非俄罗斯民族来说，与德国合作也是为了反对苏联损害他们的民族文化并使他们俄罗斯化的政策。对于二战中民族主义运动的悲惨处境，白俄罗斯的一个士官对俄罗斯解放军曾有过准确描述：“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或那样做的选择。如果德国人获胜，他们就会把我们全部消灭，如果苏联人获胜，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的文明并使我们的民族同化……没有第三种选择。”
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演变十分有趣。战争刚开始，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就在利沃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只过了几天，这个政权就被德国人摧毁，而班杰拉本人也被押送到扎克先豪津的“政治堡垒”。那里关押着一些政治犯，德国人企图与他们进行谈判。
以安德烈·梅里尼克为首的另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毫无保留地站到德国人一方，但是在乌克兰人中没有什么威信。班杰拉的人建立了乌克兰起义军，这个军队不仅同德国人作战，而且也同苏联的游击队作战。他们一直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希望将来德国人由于失败而被迫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签订政治和约，或者等到西方盟国向乌克兰发起进攻的那一天。
1944年10月，德国人被迫放弃乌克兰，班杰拉被释放。虽然没有达成和约，德国人开始给乌克兰起义军提供武器，并把他们的领导人派到苏军的后方与红军作战。
移民让二战时的日本不敢侵略澳门
1949年前的澳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特别是作为法西斯轴心国之一的日本，在战前吞并了朝鲜与中国的台湾，在二战中又侵略了中国、菲律宾、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马来亚、新加坡、印尼、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以及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等地区，唯独对弹丸之地的澳门却不敢染指。这是为什么呢？
据刘成禺著《世载堂杂忆》中的说法，日本之所以在二战中不敢对澳门下手，主要是由于当时巴西的一个照会唬住了日本的缘故。
作为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刘成禺亲身经历了许多历史大事。诸如1903年他加入兴中会，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运动，在美国主办《大同日报》，宣传革命思想。他生平交友广泛，与当时的上层人物大多都有来往，所以他的著作内容广泛，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他还是位有名的诗人，董必武评价他说道：“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余所见刊本为洪宪纪事诗薄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传民主之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刘成禺一生著作甚丰，主要的如《洪宪纪事诗》、《世载堂诗集》、《太平天国战史》、《世载堂杂忆》等。
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全书近二十万字，是他在1940年代在上海《新闻报》副刊上发表的短文集。当时广为流传，现有流行的大多为钱实甫整理，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版本。此书主要从多方面反映了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人物事迹、政治制度、社会变革等等，是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世载堂杂忆》中，刘成禺较为详细地诠释了二战时日本为何独不敢侵略澳门：
古代巴西为印地安人居住地。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抵达巴西。他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圣十字架”，并宣布归葡萄牙所有。由于葡殖民者的掠夺是从砍伐巴西红木开始的，“红木”（Brasil）一词成为巴西国名，并沿用至今，其中文音译为“巴西”。16世纪30年代葡萄牙派远征队在巴建立殖民地督。巴西地广人稀，一直苦于无人开发。葡萄牙人曾给大清朝表达过欢迎移民的意愿，希望中国人移民巴西，一起开发这个南美洲面积第一大的国家。为了保证不留后遗症，葡萄牙殖民者提出了以下条件：（一）凡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一定要入巴西国籍。（二）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一定要有家眷同往。拒绝单身汉。（三）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必须以农工为业，拒绝无业游民。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这些苛刻的条件无异于把他们连根拔走，彻底断了和祖国的联系，当然没人愿去。而大清国执政者对这些合作条件也不满，于是便懒得搭理了。
看到中国对此很不热情，巴西只好转而与地狭人多的日本商量，日本人喜出望外，立马就答应了，并从此陆续地大量地向巴西输出劳动力。及至二战开始，已有三百多万日人移民到巴西。二战中日本大肆侵略，除了大规模侵华外，还将魔爪伸向了东南亚和周边地区以及太平洋诸岛屿。殖民澳门的葡萄牙很紧张，担心日本也会侵略澳门，于是让自己的兄弟国巴西给日本发了一个照会，照会中称：“如果日本人以武力入侵澳门，巴西就把所有日侨撵回本国。”这一威胁还真管用，把日本人吓出了一身冷汗，是啊，若三百万人一起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日本，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还会衍生很多的麻烦，所以投鼠忌器的日本人屈于巴西的施压，在二战中从始至终都没敢对澳门下手。（刘继兴）
二战后约有9000纳粹战犯逃亡南美
二战期间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和夫人。
1961年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
德国检察官最近被批准查阅巴西和智利秘密档案，以证实“第三帝国”移民进入南美的真实人数。根据这些文件显示，二战后估计有9000名纳粹战犯逃往南美地区。
其中多达5000名战犯进入阿根廷，大约1500到2000名战犯逃到巴西，约500到1000名战犯逃到智利，其余的战犯则进入巴拉圭和乌拉圭。这些数字并未包含逃往中东右翼政权国家的战犯人数。
这些文件还显示，二战期间，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on)曾向ODESSA组织出售10000张空白阿根廷护照，ODESSA是德国万一战败专门负责保护前纳粹党卫军成员的组织。
参与查阅秘密档案的德国负责人科特·施瑞姆(Kurt Schrimm)说：“这些档案为我们提供了多年来最需要的数据。” 这些文件可能也含有现存逃亡者的线索。二战后，南美许多国家都被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者统治，他们对于纳粹分子的涌入几乎不过问。许多纳粹分子进入南美国家后，随后又将家人接走。许多纳粹分子后来甚至偷偷返回德国，过起隐居生活。
二战中蒋介石曾决定收留10万犹太难民
上海首次发现的拥有中国签证的犹太人护照
1938年，犹太难民坐船到达上海
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犹太难民子弟学校
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富有同情心和最肯帮助他人的一个民族，历朝历代都有一些诚心诚意地支援帮助外来民族的感人记载。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中国人支援帮助外来民族的历史记载被历史所淹没了。二战中，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曾有意收留10万犹太难民就是一例。
1937年11月，一位犹太青年因其家庭受到德国法西斯迫害，便持枪闯入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企图刺杀德国大使，结果误将三等秘书杀死。希特勒以此为借口在欧洲发动了大规模的疯狂排犹运动，导致大批欧洲犹太人纷纷逃离。然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听信来自德国的谣传或惧怕纳粹法西斯的淫威，或出于本国的其他种种利益考虑，对大批犹太难民流入均采取了“拒签”态度。比如，瑞士、瑞典和苏联等国，除对极个别的犹太富豪，实行有条件入境避难之外，均在边境设卡严禁犹太难民进入本国，由此使得大批犹太难民简直无法获得他国签证求生避难，只得眼巴巴地等着德国纳粹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直至惨遭屠杀毙命。
正当大批犹太难民走投无路之际，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使得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蜂拥而至，陆续来到上海、广州、宁波和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值抗战全面爆发，随着侵华日军的大举入侵和步步紧逼，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门机关和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正准备沿江迁往四川重庆一带 ………
处在战乱和国难之中的国民政府，对大批犹太难民的处境既表示十分同情，又苦于受到自身条件限制而无法妥善安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艰难境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蒋介石多次指示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抓紧研究会商，尽快拿出一个比较妥善的安置犹太难民的解决办法。
据相关历史档案资料记载，1939年3月2日，经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拟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划定犹太人特区，专门用于容纳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来自立法院的提议还设想在中国西南接近国际通道的地区，划定若干平方公里的区域，专门作为犹太人的居住区，由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一道负责筹划该区的建设和管理，同时设置犹太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构，招收犹太难民中的专门人才，进入内地后方各部门工作，以此为中国的抗战出力。据说，孙科的提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并引起了国民政府内部的广泛讨论。
国民政府对犹太难民安置问题的热情关注态度，立即引起了欧洲犹太人组织的积极响应。一位名叫白尔格拉斯的德籍犹太实业家，在考察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后，感到中华大地是犹太人相对理想的居住地，于是他迅速拟订了《迁徙中欧犹太人来华之计划》，提出将10万犹太人移居到中国。
白尔格拉斯在计划中写道:“拟准10万犹太人移住中国内地，中国政府予以保护(移民之权利与义务应与中国公民同等)，选择气候上与经济上适宜之一地或数地，供给居住机会，并保障其居留及工作之权利。”为了争取正处艰难抗战的中国国民政府对该计划的支持，白尔格拉斯还表示，每名犹太人入境时将向中国政府交纳50英镑。
在当时的中国国内，民间组织“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也始终关注着犹太难民问题。据该会于1939年5月派人到上海进行调查发现，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万人以上，聚集于租界难民收容所，衣食缺乏问题日趋严重。出于人道关怀和抗战前途考虑，该会积极商讨解决办法。
当他们在收到了白尔格拉斯的移民计划后，认为计划中的多数条款可以接受，少数条款可进行补充和修改，于是他们增加了“犹太人来中国后，须无条件入中国国籍”、“中国方面组织犹太人移民委员会”等内容，并形成了《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书》，上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与此同时，白尔格拉斯也致函国民党秘书长朱家骅，商谈解决10万犹太人来华的问题。朱家骅接函后感到事情重大而复杂，需要周密考虑，于是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分析移民计划的利弊。朱家骅认为，此计划的有利方面在于可以引起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有利于吸收国际资本和技术人才，等等；不利方面在于犹太人善于经商，容易扰乱中国的商业秩序，也不适于农村开发。再说，国籍问题也难以解决，如让他们全部加入中国国籍，势必会与德国产生矛盾。朱家骅将自己的分析写成文字报告直接上报给蒋介石。
正当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为犹太人来华事宜进行积极筹划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了另一种主张，即利用犹太人从事土地开垦。龙云给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发了一封电报，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云南省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数十里没有人烟的地方很多，如此多的良田弃之可惜。近来听说犹太人云集上海，他们知识丰富，财力雄厚，如果能将他们移到云南开垦荒地，必定一举而多得。但龙云对自己的主张是否可行并没有十分把握，他恳请张群上报国民政府，让政府定夺，如有可行性，立即拟订具体办法。张群接到电报后，立刻向行政院作了报告。
随着多种建议和计划的提出，容留犹太人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引起了国民政府高层及蒋介石的高度关注。国民政府认为，即使抗战战事再紧张，条件再困难，也要将这一问题圆满解决。蒋介石在接到孙科的提议后，当即批复：“原则同意，交行政院筹议。”行政院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专门召开会议，就犹太人国籍、领事裁判权、内地居住、入境手续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不少修改意见。
1939年4月，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在行政院决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将犹太人分为有国籍和无国籍两部分，帮助的主要对象是无国籍犹太人，他们在中国驻外领事馆将得到特别通行证，准许进入中国国境；入境后暂时寄居于通商口岸，不往内地安排；在就业方面，各级政府予以特别照顾。
国民政府的这一决定做出后不久，犹太难民迁徙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犹太移民计划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多，国民政府感到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和研究。1939年7月21日，行政院就收留犹太移民计划再次召开审查会，内政部、外交部和经济部也派了代表参加，提出3项基本原则，对白尔格拉斯的计划提出6点办法。其核心内容是:犹太人可进入中国境内，无国籍者享受特殊待遇，有国籍者与其他外国人同等待遇，均只能分散居住于通商口岸；成立移民委员会；成立专门运送犹太人来华的运输公司一事与中国现行法律不符，不予批准；每一犹太人入境，须携带200英镑；其余问题处理方法不变。至于龙云等人的建议，需等待上述条款具体实施时再行磋商。这些原则和办法是国民政府的最终决定，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至此，容留犹太人的计划尘埃落定。
然而，随着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几乎全为侵华日军所占领，中国抗战总体形势急转直下，由此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容留大量犹太人；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战越来越艰苦，国民政府也确实难以为如此众多的犹太人提供有效的帮助。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关大规模收留犹太难民的计划，虽然最终因抗战总体形势急转直下而无法全面实施，但此事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这种热情无私的救助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却仍被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至今牢记在心里。（石学峰）
移民网(ym16.com)为您提供最全面最新的移民相关知识和政策，帮助您解决移民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其中《二战的“性闹剧”：美军在英国留下大量私生子》的内容由移民知识小编2022精选编辑整理而成，希望对您的移民有所帮助，欢迎您通过在美国移民的条件专题访问更多精彩移民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