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ym16.com - 葡萄牙移民入籍条件】
近日，澳媒的相关报道称，在谭保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情况下，澳洲排队等待入籍的移民人数暴涨超过300%！
根据澳洲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党联盟执政期间，等待入籍的人数从2.7万人猛增到18.9万人。仅在谭保任期内就增加了14万人！
另外，澳洲内政部还公布了新移民来源的最新数据，亚洲仍是澳洲最大的移民来源地。
在过去的2016-2017财政年度，亚洲来澳移民占了澳大利亚总移民人数的56％。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统计学家Liz Allen说：“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人口正在结构性地老龄化，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竞争新移民。澳大利亚现在正在寻求亚洲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作为技术移民的主要来源，以填补澳洲劳动力的不足。”
按地区和国家分列的澳大利亚永久移民（2016-17）
前十名的移民出生国
按大区看来，中亚和南亚以58，232人排名第一。
榜单上看到，在庞大的澳洲移民群体中，中国仍然排在第二位，而第一位始终还是被印度这个人口大国占领！
移民入籍等待期越来越长，同时澳洲又希望能更快的速度填补澳洲劳动力的紧缺。
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国会在去年10月份又否决了英语测试和澳大利亚价值观测试，导致移民审核进程停滞不前，但最后却加剧了移民审核的延误。
目前，澳洲政府正在投票商议，寻求其他选择，比如简化英语测试来加快移民程序。
一边要处理大量的等待入籍移民的申请
一边要保证本地的永久居民的基本福利
澳洲的移民接纳无疑是最具挑战的工作
所以，澳洲政府的下一步将是什么样的安排，无人知晓。但是，在澳洲移民逐渐增长的趋势下，我们相信，移民澳洲带来的回馈也将是值得的。
澳洲雇主担保移民优势是什么？
1、无需打分，无配额要求；
2、无需证明资金来源；
3、无需州政府担保；
4、全家移民澳洲，享受澳洲绿卡同等福利待遇；
5、快速登陆，一步到位；
6、获得澳洲PR同步享受新西兰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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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澳洲移民高就业，改善澳洲劳动力市场结构！
数据显示，过去5年里，澳洲移民正在改变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近8成澳大利亚新增劳动力为澳洲移民，且大多数澳洲移民的年龄普遍较为年轻。尽管近年来，海外移民为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注入了一股年轻的力量，改善了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架构。然而，新增澳洲移民数量仍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一、新增澳洲移民数量惹争议
随着澳洲移民的高就业率表现，外来移民抢占澳大利亚本地人工作机会的言论也甚嚣尘上。然而，从澳大利亚技术移民项目中不难看出，澳洲移民与失业人士所在的劳动市场不同。虽然澳洲移民与非移民人士在某些领域有一定的竞争，但从整体上讲并非如此，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对立竞争关系。
事实上，澳洲移民劳动力以青年为主，年龄段偏小，属于高技术导向型工种。而澳大利亚本地劳工的年龄偏大，属于经验导向型工种。此外，大多数澳大利亚失业人口均为低技术含量型人士。他们大部分缺乏技能，早早辍学，主要从事体力工作，与澳洲技术移民的就业竞争较少。
但是，澳大利亚移民接收量依旧引发了新一波的争议。澳洲联邦政府于2017年4月开始实施一系列举措来优先保障澳洲本地人的工作权益，在“澳人优先”（Australian jobs for Australians）的移民政策框架限制下，海外求职和移民澳洲的难度逐渐提升。
二、澳洲移民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
在2011至2016年间，澳大利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73万人次，其中澳洲移民就业人口就高达60万人次。目前，海外年轻移民已占过去5年澳洲劳动力市场总增长值的80%。
墨尔本研究所统计学家称，“若没有澳洲移民，过去5年间就不会出现低于55岁的年轻劳动力增长。”他表示，原本所有新增就业人员的年龄将在55岁或以上。新移民澳大利亚的年轻移民改变了劳动力的年龄构成，其余新增劳动力多为年纪稍长的妇女，年纪较大的人口正不断增加。
打工度假签证变更，会解决澳洲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吗？
近日，澳洲政府颁布了新的打工度假签证，旨在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但是，有研究人员表示，新的打工度假签证会起相反作用，将会阻碍引进太平洋岛屿工人的计划。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近日警告莫里森政府说，变更打工度假签证，允许背包客待在澳洲3年时间，将会严重威胁来自东帝汶，斐济，基里巴斯=等太平洋岛国的工人就业机会。“虽然澳洲农业劳动力增长速度加快，但是在2018年只有8,500名工人来到澳洲，这无法满足澳洲农业发展规模的需求，同时，政府要分清，大平洋岛屿工人和背包客哪个更加重要！政府宣布扩大打工休假签证，将导致更多的种植者和劳工雇主选择背包客而不是太平洋工人。”
莫里森总理在本周早些时候表述了一些签证政策的变化，将增加23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背包客数量，并允许他们最长停留达三年，“总的来说，这将导致农场背包客人数大幅增加，他们将在季节性工人计划下成为太平洋岛民的替代品”。一名澳洲人口专家表示。他们还担心打工度假签证会影响澳大利亚附近小岛屿国家的人们前来工作的热情，这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早在周一，总理莫里森就宣布，打工度假签证的条件将放宽，重点是延长持证人在澳大利亚的逗留时间，有原来最多2年时间增加到3年，由每6个月换一次雇主改成1年一换雇主。此外，一些国家的申请人年龄限制也已经提高到了35岁。据说，新措施旨在帮助缓解澳洲农业工人的短缺问题。申请人不需要再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农场工作3个月，而是可以在新南威尔士，昆士兰，维多利亚，西澳和塔斯马尼亚的主要城镇申请，每个农场都可以。背包客的就业期也从6个月延长到1年。莫里森表示：“填补澳大利亚人所需要的劳动力，是我的首要任务，我们需要确保农民不会眼睁睁看着作物腐烂而无法收获。”
实际上，澳洲政府不仅更新了打工度假签证，还修订了太平洋岛屿工人计划，以双管齐下的方式满足农民和雇主的需求，外界纷纷看好此次签证放宽举措，认为新的农业签证将会满足收获季节的劳动力所需。不久之后，外国工人就可以停留在澳洲9个月而不是6个月。雇主缴纳的担保费用也从500澳元降低到了300澳元。可以说，澳洲这次的决定真的是很得民心的。
哥斯达黎加移民信息：媒体综述哥国劳动力资源情况
据哥斯达黎加移民专家了解到，哥媒体《金融家》周刊报道过，面对外国直接投资收缩的现状，金融家周刊以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为基础，从哥投资促进局(CINDE)提供的竞争对手清单中选取了一小部分国家，并比较了哥国与这些竞争对手在高附加值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人力资本关键指标，以了解本国劳动力在吸引高附加值业务方面的竞争力。服务业中选取的竞争对手为智利和巴拿马，制造业中选取的对手为泰国和墨西哥。结果表明，在服务业人力资本指标的比较中，哥国表现不佳；但对于制造业，该国具有优势。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更多有资质的劳动者，更少的基础工人，就能够提高吸引尖端业务的可能性。在高附加值服务业的比较中，智利和巴拿马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比例以及高级职工（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比例均超过哥斯达黎加。其中巴拿马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的比例为30%，高级职工比例为13%，高于哥国的21%和11.3%。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人力资本指数排名中，智利在总计120个国家中排名45位，位居拉美第一。巴拿马排名49位，哥斯达黎加排名53位，名列拉美第五。芬兰在世界人力资本指数排名第一，远超哥国。其20%的员工为高附加值服务业的高级专业人员，比哥国高了将近10%，而在制造业人力资本的比较中，墨西哥和泰国大学学历的劳动者比例较哥国更低，其人力资本排名也均低于哥国，但这三国的表现均远逊于芬兰。在芬兰制造业的劳动力中，4.2%为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而哥、泰刚刚超过2%，墨西哥最低。相对的，墨国基础工人比例最高，达3%，而在芬兰该比例仅为0.5%。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CEPAL)2015年报告指出，2014年哥外国直接投资（FDI）为21.06亿美元，同比减少21%，是中美洲外国投资唯一降低的国家。哥60%的劳动力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在17到21岁的年轻人中，46%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从某种程度上说，哥国缺少高级人才，其比例不足以迎接挑战，增强竞争力。前教育部长认为造成该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八十年代教育投入的下降，但他认为，过去十年中教育水平、质量、覆盖面及专业性的提高，将会对未来二十年内的劳动力质量产生积极影响，高级人才的数量以及劳动者的专业化水平都将进一部提高。哥投资促进局(CINDE)认为免税区制度下成立的外国公司的影响被低估了。根据新公式，在四年内，上述公司出口额的附加值可能提高20%，目前每出口1美元的附加值为0.43美元，而在2018该数字有望提高至0.60美元。
加拿大安省劳动力短缺，亟需移民补给！
加拿大比任何国家都更焦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众所周知，这个国家国土面积全世界排第二，人口则只有3700万，人口的老龄化、生育率低直接影响未来长远经济的发展。
而采取措施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向来是加拿大联邦选举中的热门话题。
自2008年以来，加拿大总人口虽略有增加，但劳工人口参与率却连番下降，这意味着，除了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不想找工作。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CFIB)发布的一份新闻报道称，加拿大平均职位空缺率连续四个季度一直保持在3.2%。这意味着2019年第二季度有429,000个工作岗位无法完成，比2018年第二季度多出23,000。
对于民众来说，加拿大的生活实在是优渥到了让人闲散的程度;对于政府来说，却早就火烧眉毛了。
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致力于通过鼓励移民的方式招揽全球人才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移民部长艾哈迈德.胡森所说的“加拿大最近历史上野心的移民计划”(2018年到2020年之间，将有近一百万新移民将在加拿大定居，也称“百万移民计划”)出台的背书。
一言以蔽之，目前加拿大政府对人才的渴求更胜从前，想要通过各种加拿大技术移民的方式移民加拿大，眼下的时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安省更是登陆之选地。
此话从何说起?“高大上”岗位等你补缺的留学移民加拿大
6月14日，移民部长胡森(Ahmed Hussen)在安大略省苏圣玛丽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又宣布了一个利好消息，就是乡村和北方移民计划(Rural and Northern Immigration Pilot Takes off)出台。
这是一个为期5年的试点项目，于今年9月1日正式开放。联邦政府将和当地市政当局合作，选出各地需要的移民申请人。最早一批新移民预计明年抵达。
德国财长对移民问题表态 称德国依赖外来劳动力
国际在线专稿：据德国《明镜周刊》1月26日报道，近来，移民问题成为了德国国内讨论的热点话题，民调显示多数民众对移民表示欢迎，也有人担心各种对移民有利的规定会吸引大批贫困移民的到来，对此，德国总统高克（Joachim Gauck）认为，德国民众不应对外来移民感到恐惧，这只会破坏“内部的和平”，他们的到来实际上对德国大有好处。
日前，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也在接受《图片报》周末版的采访时对移民问题进行了表态：“我们依赖于外来的劳动力，还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这样从欧洲一体化中获益。”此外，他还表达了对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支持。
朔伊布勒强调，外来移民对于德国的护理行业尤为重要，而面对民众对移民的担忧时他则表示：“德国民众中也不乏滥用社会福利基金和逃税的人，即使高层次的人也是这样。”
当下，朔伊布勒不断强调欧洲统一的意义：“在所有问题和阻力面前，我们仍要保护和推进欧洲的统一。2014年是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的纪念日，这能帮助我们理解握在手中的是何等的幸福，德国民众也应该意识到，过去的50年中他们一直生活在幸福里。1914年开始的战争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人们借此能够看到幸福的逝去是多么地快。”
除移民问题外，朔伊布勒表示欢迎塞尔维亚加入欧盟：“这关系到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和持久的和平。”据悉，从今年1月起，来自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移民已经可以合法自由进入德国的就业市场，塞尔维亚加入欧盟后或许也会享受到类似待遇。
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调查研究表明，移民有效缓解了德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这些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反而高于德国人的平均水平：25%来自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移民是大学毕业生，而德国国民中这一比例仅为19%。此外，外来移民促进了德国创新能力的提高，因为10%左右的移民在大学主修数学、信息技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业，德国国民中却仅有6%。
西班牙移民劳动力增长持续 中国移民只有十万多
随着西班牙经济转好，越来越多移民选择到西班牙就业。据西班牙社会劳动保障局公布的官方消息显示，从今年二月起，西班牙移民劳动人口已连续三个月保持增长，今年四月达到190万人，恢复到2007年经济危机前水平。其中，中国移民劳动人口有10.1万人，目前排名第四位。
西班牙社保局公布的官方数字显示，西班牙移民劳动人口排名首位的是罗马尼亚人，共有339631人，紧随其后的是摩洛哥人，有250782人，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人，共有106066人，排名第四的是中国人，共有101109人缴纳社保、参与就业。
目前，在西班牙缴纳社保的劳动人口共有1930622人，仅今年四月就增加了5.6万人，比前一月增涨了3%，二月和三月移民增长人数分别为2.1万人和3.7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了7.4%。
在西班牙各地缴纳社保的劳动人口中，巴塞罗那(455363人)和马德里(387186人)两地之和占西班牙总移民劳动人口的43.6%。接下来依次为安达鲁西亚(257953人)、瓦伦西亚(206018人)、加那利群岛(95488人)、巴利阿里群岛(89790人)、穆尔西亚(89272人)、阿拉贡(65876人)、巴斯克地区(59270人)、卡斯蒂亚-拉曼恰(56965人)和卡斯蒂亚-来昂地区(51376人)。
中国劳动力供给绝对量趋减 未来就业供给不足
中国就业数据显示，一个对政策构成硬约束的“就业红线”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即便经济软着陆至6.5%左右的增速，中国也不会遇到严重的就业问题。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一个刺激性的政策只会加重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当中国农村“被就业”的1.4-1.6亿农民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
中国劳动力
供给绝对量趋减
国家统计局2013年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或者15岁以上不满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下降，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减少了345万人。
国际上对劳动年龄的划分是“15以上不满65岁”。据估计，2013年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减少规模近70万。时间越靠后，下降幅度越大。
如果以64岁为劳动人口年龄的上限，从2011年抽样的年龄分组数据看，劳动年龄人口的“进和出”开始进入势均力敌阶段，5年后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快速增加。如果以59岁为劳动年龄人口上限，则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快速减少。
更值得警醒的是，未来5~20年内，中国一个巨大的年龄层逐渐老去，直至丧失劳动能力。数据显示，40~59岁的年龄组占总样本的29.9%，可见中国老龄化程度将快速上升。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2012年已达14.4%，这一比例已相当于日本1995年的水平，说中国“未富先老”不为过。预计这一指标2020年达18.8%，2030年达24.1%。
劳动力供给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劳动参与率。世行统计数据显示，1986年之后，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从超高的80%持续下降至2010年的74.2%，但显著高于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的63.6%和我国台湾地区的60.4%。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中国劳动参与率在2010年高达78.4%，比世行数据高出4.2个百分点。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意味着更多人愿意提供劳动，但也预示着其下降空间更大。本质上，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因此，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劳动参与率越低。
类比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劳动参与率至少还有10~14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过去20年中国劳动参与率平均每年下降0.4个百分点，按此推算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2013年将为7.77亿，2020年减少为7.35亿。按此计算劳动力供给的年度变化，2012年正好处于由正转负的临界值。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绝对量开始减少。
非农就业与需求预测
量化中国就业，最大的问题在于就业统计缺陷造成数据质量不高，而就业统计最大的缺陷在农民就业。
用就业人数和经济活动人口构造一个就业率指标，根据其涵义，这个指标应该可以反映劳动力的利用率，但在中国，这个指标与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
原因何在？除了数据质量问题，农业就业统计可能是另一个主因。统计局解释，就业人员是指“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由此，乡村就业人员就成为劳动力蓄水池，除了学、孕、病、残，15~64岁的农村人口就可以成为乡村就业人员，这部分就业与经济增长基本无关，而与人口结构等社会和制度性因素有关。数据可证，2000年劳动参与率高达93.2%，2010年降至88.3%，这还是一个极高的水平，2010年，中国整体劳动参与率才74%，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参与率仅为75%。这说明，农业或农村就业里“不存在失业”，在农村，只要有劳动能力的适龄人口，都被统计到就业中去了。
以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加总看中国非农就业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1992~2012年两者相关系数达0.79。
可以估算就业-GDP（国内生产总值）弹性和GDP增长率来大致判断未来非农劳动力需求。2006年以来，非农就业-GDP弹性处于上升趋势中。这个趋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逐渐走向成熟：非农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吸纳中的作用逐渐增强。
中国就业弹性曾经历1998到2004年间的大起大落。其中1998~2002年间超低的就业增长弹性，被认为是该期间中国统计作假的证据之一。2004年之后，中国GDP就业弹性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期间加速重化工业化，使得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趋弱。
假设非农就业弹性按照2006年以来的平均速度增加，在服务业比重逐渐提升下，这种假设并无不合理。如果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在6.5%~7.5%之间，则中国非农就业需求2013年为5.2亿，2020年为6.22~6.06亿。
农业就业实际需求：
1.2亿~1.4亿
广义农业部门就业，即第一产业就业情况。
通俗讲，就业人员是指“16岁以上能挣钱的，从业人员是指有正规工作的就业人员。从业人员是就业人员的子集”。由此，农业就业是指“在16周岁及以上，在农业部门从事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因此农村就业可以理解为“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农村人口”。
农业就业和农村就业不完全等同，但有交集。农业就业人员里面有“城里人”，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长表数据，1.27亿的人口样本，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9372万人，城镇劳动年龄人口4925万人，中间有486万16~64岁的人员从事农业，占样本中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约9.8%。
农村就业人员也从事非农产业。按照官方统计，2010年，农村4.14亿的就业人员中，有53%、即2.18亿人在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就业或从事个体经营，我们相信这2.18亿的相当部分为非农就业 。
中国农业部门就业相当于劳动力的“蓄水池”。农业部门即第一产业就业增长率与第二产业就业明显负相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其背后的逻辑是：当经济变差时，工业部门就业减少，从农业部门转出进入非农就业的人数就会变少，反之亦成立。按照中国统计实务，农业就业统计应该是“有工作意愿、但没有从现代部门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力的总和”，包括“农业就业人员和农村户籍的失业人员”。
以中国2010年每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可吸纳104-121个农业劳动力计，农业就业的实际需求在1.2亿到1.4亿之间。未来农业部门的就业依然会保持在1.2-1.4亿这样的区间。
未来就业供需
与劳动力转移
以农业就业需求估计中值——1.3亿、对非农就业需求采用6.5%增长率下的估算，2012年之后，劳动力供给缓慢减少，而劳动力需求稳步上升。
我们将每年就业供需的边际变化做一个比较，即便我们不知道中国真实失业率处于何种水平，但供需边际变化所提供的信息显示，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的问题，一个刺激性的政策只会加重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劳动力供需变化有重要时点。
2004年开始，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开始产生，主因是出口大幅增长，沿海地区对农民工需求突然增加，接近并超过了劳动力供给。
2008年，虽然经济下滑导致劳动力需求放缓，但就业供需形势并没与明显逆转。此后刺激政策下，劳动力需求继续回升，供给紧张状况进一步扩大。
2013年，劳动力供给开始转向负增长，但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在增加……
如果综合考虑农村和城镇就业，中国2012年的就业率为82%，这意味着中国还有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可供吸收，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在农村。据统计，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比2012年已达1.07，这意味着就业岗位比求职人数还多，这说明，城市就业市场供不应求。
城镇就业状况
2010年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0.6%，低于全国平均劳动参与率，但依然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从城镇就业率（失业率）估算，1992年以来，中国城镇的失业率水平平均在5.5%，即中国的城镇就业状况较为充分。
实际上，中国城镇失业率只能反映摩擦性失业变化，其中关键在于流动人口就业统计。因为中国城镇户籍人口远不能满足非农就业需求，如2011年，我国城市户籍人口为4.7亿，考虑就业能力和劳动参与率，城市户籍的劳动力供给约为3亿，但2011年我国的非农就业达5亿。
城镇就业的供需缺口靠进城农民工弥补。而农民工无论在城市和农村，只要没有去劳动部门登记失业，其从业状态都是“就业”，在城里打工算就业，失业回农村，也被统计部门认为是“就业”，因为中国农村的就业统计里根本没有失业。
从城镇就业行业分布看，2010年样本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统计中，一、二、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分别为15%、35%和50%。2010年城镇就业人员共约3.5亿，按此计算，三个产业的就业人口分别为0.5亿、1.2亿和1.7亿。
农村：1.4~1.6亿“被就业”
从8.9亿农村户籍人口剔除2.2亿常住城镇的流动人口，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达6.7亿，其中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为4.6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0.8%。
假定中国农村就业人口即等于经济活动人口，2010年为4.1亿，按此计算劳动参与率高达87.1%，但65岁以上农村人口或被纳入统计，在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中，65岁以上劳动人口占样本农村劳动人口的5.2%，若剔除高龄农村劳动人口，中国农村劳动参与率则为82%，仍然高于2010年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参与率75.1%的水平。
2010年的4.1亿农村劳动人口干什么了呢？统计数据显示，就业于乡镇企业的有1.6亿，占比38%，就业于私营和个体企业的有0.6亿，占比14%，其他48%应该从事传统农业。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样本就业人口中，有74%的农业适龄劳动力从事农业，17%从事第二产业，10%从事第三产业。按此比例，4.1亿农村就业人口中，3亿从事农业、0.7亿从事第二产业，0.4亿从事第三产业。若将年度就业统计中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减去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者，得到农村就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者。2010年普查数据中，3236万适龄农业就业人员有486万来自城镇，占比15%，这意味着剩下的85%来自于农村。按此比例，2.8亿农业就业中有2.4亿来自于农村，0.4亿来自城镇。
由此，包括农业就业在内的全国就业的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2010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3.5亿，其中3.1亿为非农就业，0.4亿从事农业；乡村就业人员4.1亿，其中1.7亿为非农就业，2.4亿从事农业。从另一个维度看，2010年中国非农就业4.8亿，其中3.1亿为城镇居民，1.7亿来自农村；农业就业共2.8亿，其中0.4亿来自城镇，2.4亿为农村居民。
但是，中国的耕地资源禀赋决定了，农业人口只需要1.2~1.4亿。显然，城镇居民中从事农业的0.4亿是主动就业，剩下的，有0.8~1.0亿为农村居民的真实就业，1.4~1.6亿个劳动力“被就业”，这部分人员仍可以转移到城镇，这就是中国农村和农业就业的现状。
城乡劳动力转移
中国的真实就业率低，主要是因为农村中的农业就业人员没有充分就业，1.5亿（估计中值）“被就业”人员占2010年全部就业人员的19%，挤出就业水分，2010年就业率从97%下降到了78%。既然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为什么城市就业形势还是比较紧张？
城市新增人口构成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以年均2110万的规模增长，其中，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年均70万，城市化人口约年均增加1250万，平均每年进城农民工790万。这就是中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现状。
按此估算，每年转移的城市的人口规模为2040万。按照城镇平均71.6%的劳动参与率和平均94.4%的就业率，城市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1379万，这解释了城市就业紧张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以更快速度进行人口转移？我们认为，这主要与城市户籍管理放松的力度、城市软环境或硬环境对新增人口的吸纳能力、城市就业信息向农村的扩散速度、农业劳动人口隐性失业的机会成本和农村“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调整速度等因素有关。
因此，人口转移速度一定时间内受客观因素的限制。这也决定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城镇化就业处于紧平衡状态，即便经济缓慢减速在6.5%左右，人们所担心的“就业红线”可能并不存在。按此速度，中国农村“被就业”的1.4~1.6亿农民将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届时，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
（作者系海通证券宏观研究员）
新西兰总理：或考虑放宽熟练技能劳动力入境政策
据新西兰天维网编译报道，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证实，自3月份进入边境封锁以来，新西兰政府正在首次考虑放宽新西兰边界和严格的签证制度。
政府渴望使本地企业有更多机会接触必要的熟练工人，以帮助发展经济并为当地的新西兰人创造机会。
自从疫情封锁以来，依赖于各类熟练工人的企业一直在苦苦挣扎，因为入境人员已被严格限制为几乎仅限于公民/居民及其伴侣。
阿德恩告诉一个选举播客节目称：“尽管有些行业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而不仅仅是旅游业，还有一些依赖国际技能才能继续运作的行业。”
“边境关闭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允许访问该劳动力。因此，就在8月6日，我打电话……关于我们如何在平衡边境控制的同时仍然提供熟练的劳动力，实际上又可以被利用来在新西兰创造其他工作。”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豁免制度，你不必是现有的签证持有人，但是如果你被认为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或者某个部门没有你就得关门，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入境豁免。”
如果放宽政策，这将标志着开放劳动力市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自封禁以来，劳动力市场已将绝大部分非本国工人拒之门外。
“可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开始考虑数字。我们的容量(隔离和检疫设施)大约有7000个，我们的公民和永久居民占用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那么用来保持新西兰经济繁荣的合理比例应该是多少？”
总理说，允许部分技术工人返回新西兰并不会以牺牲新西兰人作为代价，但政府正在研究如何管理入境人流。(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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