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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对每一种移民类别都规定了年度最高限额。同时规定，任一国家不能使用超过移民类别总名额的7%。
最近，有一则被众多媒体所忽视的消息传出，那就是国会有可能会取消这一使移民来源多元化的原籍国配额制。
之所以有这种可能性，是因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上周为国土安全部的开支法案做标记时，还加入了一些取消长期以来关于原籍国配额限制（任何国家公民通过职业移民获得绿卡的量不能超过总配额的7%）的措辞，亲属移民中7%配额上限的政策也有可能会放宽，但不会被取消。
国土安全部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Kevin Yoder认为目前的制度对于那些排期长达多年（尤其是EB-2签证类别）的印度申请人来说不公平。
取消7%的原籍国配额制虽然不会直接增加合法移民的整体数量，但将有助于加快对中国、印度，以及越南等国EB-5和EB-4申请人的签证发放，同时减缓其他国家同类签证的发放速度。
而所有国家签证发放速度的放缓也有可能会导致最终消除或提高目前的移民签证年度配额上限，从而增加整体移民数量。
注意：这个只是提案，不是法案，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这一提议必须得到整个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并由总统签署才能生效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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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消息，美国职业移民国别限制或取消!
美国时间2019年7月1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技术移民公平法案。获得两党支持的该法案，有望通过接下来参议院的投票，最后总统签字成为法律。如果该法案最终获得通过，那么职业移民类别的国别限额将被取消。美国原本是所有移民类别的单个国家绿卡发放上限为7%。这个法案提高了家庭类的国别上限至15%，取消了EB类的国别上限。
目前，基于就业的绿卡长达数十年的积压，导致某些签证持有者的孩子在21岁时失去合法身份。H.R.1044法案将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法案主要是针对美国引进高技术型人才发起的。其中，EB-5也是受益者之一。
同时结束绿卡系统对人口众多国家的系统性歧视。对于基于亲属移民类别中的大多数积压申请人，预计会大大减少一半的等待时间。
“我们在美国拥有熟练的专业人员，但是有太多人因应用程序积压而受阻。今天，众议院通过为所有申请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使我们的签证计划更加现代化，”该法案的原始共同发起人众议员帕斯克雷尔说。“H.R. 1044将使我们远离过度拖延、过时的系统，允许移民为追求美国梦而努力。”
澳洲移民局有望取消留学生每2周工作40小时限制
了解澳洲移民政策的人可能知道，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国际学生每2周最多工作40小时，否则便可能导致学生签证被取消。然而近期澳大利亚工党可能会投票决定是否支持取消对国际学生的40小时工作限制。
澳大利亚工党的新举措旨在废除国际学生每两周只能工作40小时这一限制，但是，它将被更严格的课程完成度和出勤要求所取代。
如果这一限制被废除，国际学生也可以向澳大利亚公平工作监察员报告被澳洲雇主克扣工资的情况。如果这一举动获得通过，劳工部还将可能限制内政部和FWO之间的共享信息。
除了学生签证工作限制被建议取消，澳洲背包客签证（BackPacker Visa）有一条规则要求是必须在偏远地区工作88天，这一条要求也被建议删除，原因是持有背包客签证的人声称，这条规则导致了澳洲雇主对外国工人工资的少付和剥削。因此由于害怕自己的背包客签证被撤销，许多移民工人不会报告薪水少付的情况。
澳大利亚最近对外语招聘广告进行了审计，发现10个广告中有7个广告提供的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
新南威尔士州工会秘书马克莫雷说，被克扣工资的人需要被保护，豁免取消签证，在FWO和澳洲移民局之间也应该有一道隔离墙。这将发出一个强烈信息，即针对劳动力和工资剥削的投诉不会取消您的签证。莫雷还说，对临时外国工人应该有一个铁定的保证，即向官方投诉工资被雇主克扣的人，他的签证不会被取消。
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移徙对原籍国的影响
国际移徙可以对原籍国产生若干积极影响：减轻劳工过剩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通过汇款改善移徙者家庭的福祉；发挥汇款的倍增效应促进收入增长并帮助减轻社区一级和国家一级的贫穷以及利用财政中介使汇款促进生产性投资。本章集中讨论移徙的这些影响。
不过，原籍国面临一个矛盾：为了产生汇款它们必须放弃提高生产力所需的劳工和技术。这或许是使国际移徙成为原地经济发展促进因素的一个最大问题。下面第四章将审查技术人员移徙所产生的各种挑战和机会。
除了因扣下汇款移交费和利用汇款影响所产生扛杆作用获利外，原籍国还可以通过与旅居国外侨民社区合作、通过回移促进储蓄、知识和技术转移。移徙在这方面促进共同发展的潜力将在第五章讨论。
A. 国际移徙与原籍国的劳动力市场
实际上所有迹象都显示出需求大的劳动力市场会削弱移徙意愿。不过，工人离开却不一定会导致劳动力市场需求加强。在一些国家，移徙的工人很容易被取代，他们的离开不会带来明显的产出损失或工资增加。在移徙者数目比劳动力相对低的情况下较可能出现这种结果，离开的工人大多数是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可以通过内部移徙或培训来取代他们而不会导致工人素质明显下降，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或斯里兰卡的情况正是如此（Lucas,2005）。在失业或就业不足情况严重的人口极为稠密的国家，即使是大量移徙也只会对失业情况或工资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联合国，1998）。
不过，移徙是有选择性的，因此可能对特定部门的工资带来上升压力。例如在巴勒斯坦，移徙到海合会国家可能导致技术熟练建筑工人的工资增加，也可能导致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工资增加（联合国，1998）。同样地，菲律宾的实际工资似乎与移徙并增，特别是对产业工人而言（Lucas,2005）。在移居国外人口众多的小国家内，移徙会使失业和就业不足情况明显减轻。
不管工资会出现什么情况，低技术工人移民出国一般会使留国者获益，例如在阿尔巴尼亚，移民出国有助于向私营部门就业过渡（Lucas,2005）。在出现大量移徙者外流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巴基斯坦或菲律宾，每年离去的人数与没有移徙的劳动力增加人数相接近，显示出在失业者增加或经济停滞时期，移徙会提供重要的就业出路（O’Connor 和Farsakh,1996年）。
劳工移徙也一直是促使一些群体积极参与经济的手段。移徙到外国当家庭用人的妇女，尤其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或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此种妇女，在移徙前往往从事没有工资的工作。1980年后期离开斯里兰卡的妇女移徙工人约有一半是第一次加入劳动队伍（Rodrigo 和Jayatissa,1989）。一些发达国家内年轻“假期兼职者”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在移徙前大多是学生或最近才毕业的学生。
B. 国际移徙、收入分配和减轻贫穷
低收入加强了人们移徙出国的意愿，但在收入增加时国际移徙往往也增加。一般来说，国际移徙者来自本国中等收入家庭，主要是因为国际移徙费用高风险大，贫穷家庭没有足够的办法也不可能承受这些风险。因此，生活贫穷者的国际移徙相对来说仍然较少，在原籍社区，低收入家庭的移徙可能性较低，但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而收入较高者的移徙倾向则会减少（Taylor,2006）。
不过，来自某一社区的移徙者一旦在国外有了立足点，该社区的移徙就可能增加，因为出国者会帮助亲友们移徙。结果建立起“移徙网络”，使移徙费用和风险下降，移徙妇女较关心避免风险问题，网络关系对她们特别重要（Massey等，1998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网络的途径就不仅包括亲友，而且还扩展至包括促进移徙和使移徙得以持续的机构，包括征聘业（Woodruff 和Zenteno 2001年；McKenzie 和Rapoport,2005年）。
了解到移徙先从生活较富裕家庭开始，后来才扩大到更多的较贫穷家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研究所报告的国际移徙对收入不平等和贫穷的影响的结果表面上看是矛盾的（Barham和Boucher,1998年；Knowles和 Anker,1981年；Adams 1989年；Adams和Alderman,1992年；世界银行,2006）。也就是说，当一个社区开始有人移徙的时候，汇款首先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情况，但随着较贫穷家庭的移徙者加入外流队伍，汇款会减少不平等情况。例如墨西哥农村，在移徙变得更普遍时，汇款在加剧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影响下降，但现金流入在减轻贫穷的深度和严重程度方面的影响则加强（Taylor,Mora等，2005年）。其他地方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些结果（Ozden和Schiff，2006年）。一项重大的后果是，低技术工人移徙很可能会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状况（世界银行，2006年）。
鉴于移徙有助于减轻贫穷，必须在制定减贫战略和编写联发援框架规划文件时将移徙问题考虑在内，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这样做，要在这方面制定有效干预措施，必须扩大证据基础，特别是寻找出加速汇款对最贫穷家庭的积极影响的途径。
C. 汇款的影响
汇款是国际移徙最直接最明显的利益。世界银行估计，过去十年来全世界的汇款3 转移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995年的1 02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约2 320亿美元。汇往发展中国家的数额在全球汇款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从1995年的57％（580亿）增至2005年的72％（1 670亿美元）。汇款集中在几个国家：2004年收款最多的20个国家所收汇款占世界总额的66％，其中有8个是发达国家（见表11）。按重要次序开列，印度、中国、墨西哥和法国收取全球汇款的三分之一，只有在菲律宾及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两个主要收款国，汇款占国内总产值的高比额。汇款至少占国内总产值10％的20个国家中大多为发展中小国。
由于报告系统未必知道通过非正规作业或随身携带转移的汇款，人们认为真正的汇款数额比所引述的估计数大。不过，这些估计数大约已是实际报告值的两倍（世界银行，2006年）。由于许多国家无法报告汇款数据，必须估算数值。由于这一不足之处，在解释可得到的估计数时必须小心谨慎（Kapur,2003年；世界银行，2006年）。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希望收取汇款的家庭会用汇款进行生产性投资，从而在本土创造新的收入机会或用于走向今后移徙以外的另一条途径。不过，专门集中研究汇款使用情况的报告不断显示出，汇款大多用于消费。要了解汇款的真正影响，眼光必须超越其直接用途。比较有无国际移徙者家庭支出的研究报告显示出有移徙者家庭比起同一收入水平的其他家庭投资较多，消费较少，表示汇款确有助于改善经济成果（Taylor 和Mora，2006年；Adams，2005年）。特别是，汇款往往成为支付教育和保健的手段，从而加强人力资本（世界银行，2006年）。此外，国际移徙因产生汇款，也帮助家庭克服它们因市场发展不足而面临的一些限制。缺乏信贷和保险、产出和投入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以及因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不佳而只能获得有限信息等因素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内家庭的生产力。这些限制因素可因移徙部分克服（Stark,1991年；Taylor和Martin，2001年）。移徙者可以通过汇款使家庭获得资本和收入保障，这可促进过渡到更具生产性的活动，例如商业农业生产或微型企业。例如在墨西哥，投资到微型企业的款项约有五分之一与汇款有关（Woodruff和Zenteno，2001年）。汇款似乎也会纾解新设立企业在信用贷款方面所受限制，例如在菲律宾（Yang,2004年）。
但移徙无法克服所有类型的市场问题。如果家庭无法聘用工人或以节省劳力的设备取代移徙者，生产力就会下降。因此，移徙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派出移徙者家庭的生产，但长期而言，随着有人移徙到国外的家庭较能够投资并适应移徙者离家的情况，其生产力会增加（Massey等，1998年）。由于向家庭提供它们进行投资所需的流动金和收入保障，移徙和汇款会在家庭内创造“收入乘数”，使家庭每收到一元汇款，其收入即增加一元。
汇款也具有潜力增加无移徙者家庭的收入。由于信增效应，每一元的汇款可以在原籍社区创造两元或三元的额外收入，主要是因为汇款用于地方经济内其他人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就算是用汇款来购买原籍社区外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倍增效应也会因为在全国经济扩散而使收入增加。结果，汇款增加会刺激收取汇款以外的家庭进行投资，因为货物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会使收入增加。因此，汇款不仅会影响到收取汇款的家庭，而且会影响广泛的经济。尽管汇款乘数在国家一级比原籍社区一级大，但它们在社区一级的比例效应较大。
不过，如果汇款用于非贸易项目，即不在国际市场交易的货物和服务，它们所产生的额外需求可能会导致这类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上升。这一迹象显示出有大量移徙者在外国的地区的工资或地价较高。这些价格变动可能减少生产，除非生产力也增加。因此，国际移徙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地方生产，特别是减少严重依赖劳力的活动，但就中期和长期而言，则可能会通过它所产生的收入和投资信增效应增加地方的生产（Massey等，1998年；Taylor和Adelman，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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