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ym16.com - 海外潮人的移民经验】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观察》报道，在1999年以后的10年间，我国国内有200万人合法获得外国绿卡，这是继上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一代移民潮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技术移民潮之后，中国迎来的第三波投资移民潮。
不同的是，这一轮移民潮的主体是社会精英和新富阶层，移民的手段主要是投资，因此这一波正不断扩大的移民潮又被称为是移资潮。事实上，国人移居海外的步伐的确在逐步加快，各国移民局的数据都显示，中国已经成为投资移民来源较多的国家。招商银行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有50万人投资资产超过千万，近60%接受调查的内地富人都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者是有投资移民的考虑，而这一趋势在个人可投资资产在一亿元以上的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
此外另有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个人境外资产增加迅速，这一波富人移民潮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是否会引发人才和资金的大规模外流呢?经济之声特约观察员刘戈对此进行评论。
投资移民目的：子女教育、生意
主持人：据统计，新世纪的这一波移民热潮的主力军是中富以上的新富阶层，所以说投资移民成为现在移民的主流，首先请您分析一下这批投资移民移民海外的主要目的有哪些?
刘戈：一方面可能是子女教育问题。如果要拿到身份，对于子女去留学，无论是高中，初中，或者大学都会有很多优惠和方便。另外他们也有的是从商业经营等方面的考虑。
主持人：生意、教育还有安全。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富人是手持绿卡，但是他却在国内生活工作，所谓移民不移国，移居不移家，这是不是有点挣国内的钱到国外花的意思?
刘戈：我觉得不是。这和前些年移民潮重要的不同是，现在更多是有产者，以前是出去闯天下，现在是带着资金出去。但是全世界最容易赚钱和最多商业机会的地方在中国，所以很多人到国外就是拿一个身份，由于现在交通也非常方便，通讯也非常方便，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可以享受两头的便利，一方面中国的挣钱机会也不放弃，另一方面在移民发达国家的种种好处他可以获得。最浅显的好处就是拿到发达国家的身份以后，来去很多国家就可以免签证，很方便。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理性的选择，可以获得各方的好处。
主持人：不甘心错过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同时可以把国外的优质生活享受到了，而且又可以从国外回来在国内做投资，享受国内的优惠政策。
刘戈：对。
中国经济失血的观点太危言耸听
主持人：据保守人士估计，仅去年一年中国流向海外国家的移民资金就高达100亿元人民币。有观点认为，富豪们把真金白银洒向海外对中国经济无疑是一个损失，如果这种趋势不得到扭转，中国经济不仅失血而且有空心化的危险，有这么严重?
刘戈：我觉得这个有点危言耸听。既然我们一方面开放市场让别人进来，开放的另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可以出去。尽管这种移民潮可能有人从某些方面不太认同，但是客观上也起到中国企业和中国资金走出去的作用。如果是大型企业，以这样一种行为投资海外，遇到很多政策上的阻碍，以个人身份，以移民的办法把资产拿到国外以后，也会办企业，也会进行中外之间的贸易。所以，我觉得把这个看成是一种失血，过分了。
主持人：眼光不必那么狭窄。
刘戈：对。
主持人：会不会导致人才流失?
刘戈：我觉得有一个现象，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流出去，越来越多的人回来了。在国外第一轮和第二轮的移民潮的很多人现在都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国家，在国内做科研、做投资，各方面的都有，所以我觉得完全不必要担心。只要中国市场稳定发展，只要是我们在各方面能够提供各种资金和人才的机会，人才和机会就会到那里。
主持人：看这个市场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刘戈：对。
主持人：您觉得这个现在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刘戈：我觉得总体来说可能有利有弊，但是从目前来说硬要做一个判断，我个人看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而且应该是利大于弊。
小编推荐
美国第三次移民潮
1881年到1920年的40年间， 移民的总人数达到2350万，特别是1907年， 仅仅一年， 移民人数就高达128.5万人。这一期间， 美国多次立法排斥亚洲的移民， 限制欧洲移民。 因此来自德法英等的西北欧国家的老的移民增长变得非常缓慢， 但是东、南欧如Russia、Italy等国的所谓“新移民”的增长却变得非常快速。 美国在1920年人口首次超过了1个亿， 形成了美国第三次移民潮。
美国第三次移民潮
1880年前后的12年期间，犹太人遭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在随后的45年间， 共有200万的犹太人移民至美国，这些人大多来自东欧和奥地利等地， 他们不懂得英文，也没有什么钱，主要在工厂工作，或从事手工艺，或经营店铺等， 这些移民主要生活在大都市如Chicago或New York等。如今犹太裔的美国人达到500万之多，主要都是中产阶级， 这些人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均很高， 且在美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发挥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美国第三次移民潮， 西、北欧的移民持续减少中，东、南欧的移民渐渐取代了他们的地位。 这些移民语言不通， 家庭贫困， 教育程度低下， 但是愿意接受比其他人待遇差，工时长， 工资低的雇佣合同。这些新移民不愿意参加工会， 不参加罢工，成功的从当地人手中抢走了大量的工作，工会， 资方和非公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造成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新移民不但接受低工资的待遇， 对生活的要求也不高， 使得美国工人很难与之抗衡。 于是国会于1896年提出了移民文化测试法案，并于1917年通过， 该法案要求新移民至少要认识40个以上的英文单字才可以移民，限制了心里和生理有缺陷的人进入美国以便吸收符合美国标准的移民， 不合格的人会被驱逐出境， 遣返回原居住地。
1920年以后，美国结束了长期的自由移民策略，改为实行限制性的移民的配额制， 由于民族、宗教、就业等方面的矛盾问题， 美国的排外主义甚至发展到了极致， 对Chinese、Japanese、Italian等都成为被迫害、排斥的对象， 更有甚者将美国社会的腐败、落后和犯罪等社会问题也推到新移民身上。
美国这三次移民潮， 对美利坚有着深远的影响， 更为美国长久的黑奴制度的废除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得美国可以在短短的100年间能够快速的崛起，甚至是取代了英国的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 向超级强国迈进打下了基础， 是移民铸成了美国的强大。
“中国保姆”获加拿大绿卡 年工资超20万！
加拿大一直是中国人最热爱的移民国家之一，随着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增加，他们对于中国的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也开始猛增。这些“华人保姆”不仅能够获得加拿大绿卡，还月收入上万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加拿大从事家政服务业。那么，“中国保姆”获得加拿大绿卡有什么要求吗？
优厚待遇的华人保姆
每周放假2天，每月工作22天，每天8小时，超时雇主要付加班费，月收入可达15000元人民币。这比国内的不少白领还要挣得多。而且，还不用经常加班，工作两年还能申请绿卡。这并不是开玩笑，而是国内的家政服务行业人员，出国去加拿大当“越洋保姆”享受的待遇。原本被认为“散、弱”的家政行业正在向高端化发展。26岁的广州女孩杨玉芳（化名）现在加拿大多伦多担任保姆。她的雇主是一位加拿大华人移民。她的雇主通常在家里说普通话。现如今，有30多名中国保姆通过广州的一家家政服务公司的推荐来到加拿大。
经过两年的工作，玉芳按照正常的程序拿到了加拿大绿卡，凭借自己的“高薪”，玉芳还在家里建了两套房子。获得绿卡后，玉芳申请到当地学校继续深造。玉芳说，加拿大有雇主法，保姆的社会保障很好，不仅不会受到歧视，甚至雇主还为保姆购买保险。今年，她从加拿大回来，为她的家人办理手续，申请一起去加拿大。当玉芳来到加拿大后，她觉得在中国做保姆和在加拿大做保姆最大的区别是工作时间受到严格保护。“中国保姆”每月在加拿大工作22天，每天工作8小时。如果要加班的话，雇主需要支付加班费。加班费是平时工资的1.5倍，休息日加班是平时的2倍，如果赶上了公共假期的话，加班费是平时的3倍。据说，每个保姆的月收入加上加班费超过了15,000元。
什么样的保姆可以出国？家政服务公司总经理表示：“中国保姆”的最大价值就是工作经验多。每个保姆需要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还要提交前雇主的推荐信。同时，“中国保姆”应该接受高中或以上教育。如果想出国做保姆，还必须通过外语障碍，但门槛不高，只要雅思成绩达到3.5以上就可以了。这些加拿大的中国保姆大多在23岁左右游，其中一些甚至是大学刚刚毕业，他们可以轻松地通过雅思，然后出国。“中国保姆最大的优势是勤奋，有加班的意愿。”家政经理说，保姆工作的性质往往可能决定加班的必要性，面对加班，“中国保姆”一般都没有问题。
大学生热销，老阿姨很难分配工作
在人们的印象中，保姆都是年龄较大且经验丰富的人，但现如今，很多老阿姨面临着一个难题，无法适应国外的生活。而年轻人由于见多识广，各方面能力出众，因此非常紧俏。但是大学生家政服务的离职率也很高。由于这个行业有其特殊性，一般24小时待命，不少90后一代的大学生保姆经常面临雇主家庭自由度低，心理差距大等问题。一但受到不公平待遇后，会毫不犹豫的离开。因此，虽然看似简单，但是中国保姆要想获得加拿大绿卡，并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第三次移民海外潮 中坚阶层流失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移民国，目前约有3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
北京买房，不如移民？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2010年4月北京车展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这条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人民币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说。
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齐立新说，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事实上的财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时，马舒（化名）办理的是技术移民，尽管彼时身为广州某公司高管的他资产已达上千万。“投资移民门槛很高，不是说你口袋有三百多万就能移民加国了，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齐立新告诉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同时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移民。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他们在寻求什么？
优质的教育，健康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都对移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访者移民的前两条理由。其中一名受访者是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2009年，他开始将中东的生意转移至美国，通过投资一座中美贸易城，投资移民。他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 朋友，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他们将之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龄人中，许多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父辈、亲友偷渡欧洲，有的为了入籍还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现在轮到我想出去了，”他说，“但已经跟他们那批移民不一样，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另一个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常人无法轻易接近。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国际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本版据《南方周末》
观察：如何面对精英移民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怎么办？其实，早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亚洲的不少后发国家和地区，如印度、新加坡和台湾，都曾经历社会中坚阶层大流失。
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乘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回国”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
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们周围其实早有众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热门推荐] 中国人移民海外，10年投资逾200亿美元
为了帮下一代寻找更好的空气品质、更安全的生活以及更佳的教育，过去十年中国大陆中高等家庭，总计花费至少数百亿美元，取得美国等国家的护照及居留签证，举家迁往海外。
据美联社报道，近十年来，有越来越多挤入中等阶层的中国人，为了下一代的生活和发展及保障财产安全，纷纷寻求移民海外的途径。
来自南京的博士生刘小姐，两年前卖了她的公寓，搬回父母的家。她用卖房款所得在美国投资50万美元，两年内如果这个项目能创造10个就业机会，她将获得绿卡，为她9岁的儿子找到更好的教育制度。
“我的儿子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功课，但我不认为他从学校学到了很多东西”，刘女士说，“我希望他能够获得一些有用的知识或技能，而不只是学习如何通过考试。”
来自四川省的邓女士，儿子10歳。她在北卡罗莱纳州投资一个港口建设的EB-5项目，希望她的儿子能在美国学习自力更生。
“我不想和其他中国父母一样，一辈子都在照顾孩子”，邓女士说，“我希望他能学习独立生活，创造自己的财富。”
中等阶层急着离开
中国人在海外的投资移民项目包罗万象，包括政府债券、房地产开发项目、滑雪度假胜地、企业、学校等。据美联社的统计，2010年到2015年间，中国人到国外投资移民的人数增加两倍，其中不乏是中等阶层。
中国投资人几乎是各国投资移民项目的首位投资者。过去十年，美国发出的投资移民签证数量，中国人占75%，在葡萄牙为70%，在澳大利亚为85%。
为了研究中国人对各国投资移民项目的真实情况，美联社整理过去十年13个国家的投资移民统计资料，并归纳重要数据。
前五大投资移民签证国家及数量
美国投资移民（EB-5）签证：超过40,000个
加拿大投资债券项目（包括魁北克省）签证：超过35,000个
葡萄牙房地产投资“黄金签证”：超过7,500个
匈牙利居留债券项目签证：超过6,000个
澳大利亚重大投资者项目签证：超过4,000个
中国投资人买什么？
安提瓜和巴布达：捐献金额最低为20万美元。
葡萄牙：根据“黄金居留签证”购房移民投资金额是50万欧元。
美国：EB-5项目规定，外国人投资金额至少50万美元，并且创造或保留至少10个工作机会，才能申请绿卡。
加拿大：魁省投资移民项目最低投资金额为22万加币。
澳大利亚：重大投资移民项目，规定最低门槛金额是500万澳币。
中国投资者花了多少钱
美联社根据各国政府发出的投资移民签证数量（排除投资人家庭成员取得的签证），乘上各国最低投资门槛金额，估算中国投资人过去十年为了取得其它国家居留签证，已花费的总金额（实际金额应该大于这个数值）。
美国EB-5项目：77亿美元。
澳大利亚重大投资移民项目：60亿美元
加拿大（含魁北克省）投资移民项目：43亿美元
英国第一级（Tier 1）投资移民项目：19.6亿美元
新西兰投资及企业家项目：17.1亿美元
*以上内容整理于网络
你不知道的智利大海啸，曾造成200万人无家可归！
在南美洲，曾经发生过一场智利大海啸，在一夜之间导致2.5万人死亡，127人失踪，200万人无家可归。今天，就让小编和大家说一下曾经发生的智利大海啸，因为它始终都提醒着我们：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真的非常渺小。
说到海啸，相信很多人都会记得那场震惊世界的智利大海啸。1960年5月，智利中南部海底发生强烈地震，地震引发了一场可怕的海啸，造成数万人瞬间死亡、失踪，人们流离失所，沿海的码头全部瘫痪。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和最严重的海啸，海啸引发的巨浪最高可达21米，即7层楼高，足以吞噬一切。智利的这场海啸一直咋3天后才消退，共造成2.5万人死亡，200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超过当时的3亿美元。
为什么智利频发地震?
智利地理位置特殊，自然灾害频发。智利位于太平洋板块和美洲板块的交界处，也是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国家。可以想象，这个地区的自然灾害是不可缺少的，这注定了智利这个国家的命运永远是灾难多发的。因此，智利被称为“上帝最后一块泥巴”。意味着总是被“上帝抛弃”。实际上，智利的地质结构才是导致智利多灾多难的根本原因。
智利大海啸的影响
智利海啸几乎摧毁了太平洋沿岸和美国东海岸的城市和村庄。海岸上的一切都被吞噬，无数人被卷入滔天的海水中。一些有经验的人在海啸来临之前，逃到了到山顶上，但市地面上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经过几个小时的滔天巨浪袭击，以蒙特港为中心，南北800公里的智利国土都被扫荡一空。
令人震惊的是，当地震后，海水突然迅速退去，露出了海底的鱼、虾、蟹等海洋动物。约15分钟后，海水突然涨了起来，海浪高达8、9米，甚至有的超过了7层楼那么高。很多在地震结束后，滞留在城市广场、港口、码头的人都被海浪吞噬。
在智利海啸发生3小时后，海啸波以700公里/小时的速度横扫西太平洋。只用了14个小时，就到达了美国的夏威夷群岛，但是威力丝毫未减少，掀起的海浪高达10米，摧毁了夏威夷岛的防波堤，导致一半的岛屿被海水吞噬，大量的树木、杆子、房屋建筑设施瞬间就被吞没。这还不算完，海啸又向太平洋的另一边——日本岛继续前行，大约移动了大约1.7万公里。这时，海浪仍旧高达6-8米，巨浪在日本岛屿的沿海城市肆虐。本州、北海道等地停泊在港口的船舶和各种建设设施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此次海啸最后达到的地方是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掀起了4米左右的巨浪，将一座工业园区全部淹没。由于中国沿海受到了外围岛屿的保护，受这次海啸的影响非常小，但是我国的监潮站还是监测到了“它”。总而言之，这场智利大地震真的让我们见识到了大自然的威力。
3年100万人！加拿大“扩招”移民
根据现在越来越流行的移民风，加拿大移民政策备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想移民加拿大的朋友们一直都在关注加拿大的最新移民政策，准备在最好的时机，踏上自己的移民之路，完成移民梦，而备受万众瞩目的加拿大移民配额计划也终于公布了，在未来3年里加拿大将“扩招”移民，接收近100万新移民，移民真的变容易了吗？
加拿大“扩招”移民：3年100万！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加拿大政府计划在今后3年吸纳大约100万名移民，以“确保国家繁荣”，与往年不同，该计划一次性公布了未来三年移民配额计划，分别是：2018年31万，2019年33万，2020年34万。
过去几十年，加拿大每年接收移民约25万人，现任自由党上台后，从2016年开始，移民配额就大幅上涨到30万，2017年的配额中，经济类移民比上一年增加了22%，体现了政府希望移民继续成为加拿大未来经济的一个关键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联邦移民局接二连三推出利好，自10月11日正式实施新版移民入籍c-6法案，对居住时间和语言考试年龄限制等条件都有所放宽之后，为配合新政，移民局同时对入籍申请和入籍指引进行更新，不仅取消移民纸的要求，而且放宽了依亲子女随父母申请移民的年龄上限，从19岁上调至22岁。这意味着永久居民申请人的子女只要处于该年龄段内，都可以随父母一起移民。
每年增长的移民配额加上移民局对待移民的开放态度以及不断推出的移民利好，未来加拿大成为最容易移民的国家将是妥妥的了！
这一新“扩招”移民计划的公布，无疑又给很多将要申请加拿大移民的申请者们带来巨大的鼓励，使其对自己的移民计划更有信心。
在过去10年里，看看国内这7万人都是如何移民新西兰的？
新西兰环境好，福利佳，教育优，每年都会有很多人选择移民新西兰。那么哪个国家的人移民新西兰数量最多呢？都是如何移民新西兰的呢？
中国为新西兰第一大移民来源国
与普遍印象中【新西兰移民以印度人居多】的情况不同，近十年的新西兰移民数据显示，来自中国人的移民申请数量以及批准数量均为最多。印度反而只是第三大移民来源国，第二大来源国为英国。
从2007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共计近7万名来自中国的申请人获得新西兰居民签证（residence visa），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绿卡】【上岸了】等等。
中国人移民新西兰的原因我主要总结了三点：
1、为了下一代。为了孩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更好的子女教育，避免应试教育，加强素质教育，二是可以国外没有计划生育，可以多生育子女。
2、追求更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这里包括国外的高福利，没有污染的健康自然环境(干净的空气和水)，安全和食品，完善的法律，更加自由开放的竞争环境。
3、财富安全和发展问题。包括获得人身和财富安全感，低征税点，保护私有财产，财富保值增值，免签多国便利。
过去十年历年的申请数量与批准人数均呈稳步增长的趋势。那么这近7万人是通过哪些途径成功移民新西兰的呢？
十年来，新西兰移民政策变化巨大，近7万名中国人通过1995难民类别，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创业移民，投资移民，父母移民，技术移民，配偶移民等22种不同类别的移民签证成为了新西兰居民。其中有大部分类别已经停止，不再适用于目前的政策，但过去占主流的技术移民、配偶与家庭移民以及商业移民依然适用并且依然是主流移民方式。
其实新西兰移民敲门砖有三种：技能、关系与资本。
虽然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最多，但并不是每一种移民类别下，中国人都占据优势。比如，技术移民人数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印度（37,175人）英国（34,000人）以及菲律宾（28,647）。中国仅排第5位（第四位为南非26,331人）。
而家庭团聚类别中国移民占据绝对优势，移民人数7,873人，此类别排第二位的为英国（1,958人）。因此家庭团聚移民的暂时关闭对中国移民群体打击尤为巨大。
此外，中国移民在投资移民类别优势明显，总人数2,986人，为第二名美国（286）的十倍。
其实不论如何移民新西兰，只要选择的方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德国如何应对战后三波难民潮？
近年来，德国因应对难民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最新消息是，9月18日，德国难民局局长曼弗雷德·思密特因“个人原因”辞职。此前的9月14日，德国宣布重启边境管制，宣告了数星期以来无条件接受难民政策的终结。
对比此前默克尔的表态，如此逆转让很多人都疑惑不解。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政府对难民的态度一直在“接纳”与“限制”之间变化，政策也时紧时松。这种变化与德国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分不开。可以说，德国难民政策的每次调整，都有其复杂的背景。
二战后的第一次难民潮：曾欢迎战争难民“回归祖国”
二战后，来自东欧的难民沿着火车路线向柏林迁徙
二战期间，欧洲的约500万难民不堪法西斯迫害，在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流亡，寻求庇护。
二战结束后，德国被一分为二，随后迎来了第一次难民迁徙潮：约140万来自东德和东欧国家的“战时被驱逐者”浩浩荡荡涌入。两德政府不约而同地接纳了这些战争难民，他们的涌入被认定为“被驱逐者对祖国的回归”。这部分难民背景多少都跟德国有关，能很快参与到战后两德重建中，比较自然地实现了与德国社会的融合。
1949年，出于对纳粹大屠杀历史的愧疚心理，难民庇护条款第一次出现在西德的宪法中。其基本法第16款a条规定：“所有被政治迫害的个人受到政治庇护。”这也是当时基本法中唯一一条涉及外国人的条文，仅有一句话。据此条款，外国人只需证明在自己的祖国受到政治迫害，就可以申请在德国的合法居留。
如此宽松的难民政策，曾被视作为发展经济提供劳动力的绝佳途径。很多人因此获得居留权。而在当时，受冷战思维影响，申请政治庇护的难民常被看作反抗社会主义制度的英雄，很轻松就被西德社会主流舆论接受。西德此时接纳了很多苏联、东欧、南欧甚至东德的难民（后者占数量不多的“政治难民”申请者的大多数）。与此同时，从非洲、亚洲迁徙来的“环境难民”“经济难民”申请者明显增多。
在此期间，东德也接受了很多二战期间流亡到希腊、西班牙、智利的德国人，以及来自东欧的政治难民。但从1950开始，东德政府对“难民”“移民”“外国劳工”话题讳莫如深，在公开讨论中也鲜少提及，同时严格限制东德人前往西德。
鉴于日益增多的难民申请数量，1973年，西德政府出台了第一个限制难民申请的政策。通过减少申请通过数、缩减难民福利开支、限制难民工作权利等手段，西德政府试图让申请者知难而退。但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1978年，西德难民申请总人数为3.3万；两年后，达到战后第一个峰值——10万。
1982年，西德政府难民署颁布“难民审核程序法”，进一步加大对难民的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医保上：难民接受医生的常规和手术治疗会受限。四年后，西德政府开始对难民实行5年的工作禁止。同时，难民甄别及其材料审核变得异常严格。西德外国人管理局开始减少对外国人发放的签证，以防后者坐飞机来德国申请当难民。
在此类限制下，1987年，西德申请难民人数只有5.5万余人。但在随后几年，受政局影响，德国难民的数量开始飙升。
两德统一后的难民潮：国内排外情绪导致政策收紧
1990年，来自罗马尼亚的难民申请者在柏林
冷战结束后，两德实现了重新统一。德国人沉浸在民族统一的巨大喜悦中，却忽视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大量移民和难民涌入带来的社会融合问题。从1989年至1990年，德国的难民申请数从每年十几万增至二十几万，1992年，这一数字达到近44万。
大量难民的涌入，导致了德国部分居民的排外情绪。起初人们只是担心犯罪率升高、治安恶化，慢慢的，这种情绪升级成针对外国移民和难民的暴力行为。1993年5月，1万名前南地区的战争难民来到德国寻求庇护。德国极端右翼分子在其难民营制造了多起纵火事件，社会影响极坏。
继续攀升的难民申请量、民众日益高涨的排外情绪，迫使德国政府在1993年大幅减少难民权利。德国外国人管理局一度关闭难民申请程序，难民法恢复至二战后初期内容——只接受政治难民。现有难民的福利也被进一步限制，通过劳工法获得工作的难民必须出具雇主证明，证明德籍公民及其他申根国公民无法胜任其工作。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自身难民政策，各党派就此展开激烈辩论，最终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了基本法第16款a条修正案，以及新的难民审核程序法。
新的修正案对“政治庇护权”只字未动，但重新对“政治迫害”的范围进行了详细限定，同时指出，取道局势安全的第三国入境的难民，其庇护申请将被驳回。修正案还详细列出了相对安全、无政治迫害的国家名单——这些国家的公民将无法申请难民。
新的难民审核程序法，则在保护难民人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审核时间，缩短了审核步骤。而德国对修正案和难民审核程序法的增订修改，至今仍在进行。
1990年代后期，波黑战争、海湾战争及阿富汗战争产生的战争难民（多来自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色列，还有因宗教冲突外逃的土耳其库尔德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难民，也开始涌入德国。亚洲国家如越南、中国、印度的难民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有增长，但比重依旧很小。
2005年，德国颁布了新的移民法，其中的难民政策指出：应在保障难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放宽对难民找工作的限制，协助其更快地融入德国社会。同时，“政治庇护”的定义被进一步放宽：除政府外，被非政府组织（如宗教组织）迫害者也可申请。
新的移民政策，使当年德国的难民申请数降至22年来最低。不过，这也与难民来源国情况好转有关。
2013年至今的难民潮：官方与民间的应对更加从容
2015年抵达德国的难民
从2013年开始，受战乱影响，越来越多叙利亚、科索沃、俄罗斯、伊拉克及北非的难民涌入欧洲。截至2014年底，有二十多万人向德国申请难民保护，德国政府这一次的应对似乎从容许多。
政府方面，2015年9月7日，德国执政党联盟发表声明：政府将在明年拨款60亿欧元用于难民安置，在联邦州和乡镇修建难民住所；为减低安全隐患，防止难民被袭击，未来三年，政府将增加3000名联邦警察，提供1万社会服务志愿者职位。
声明内容还包括：部分难民法案将实行紧缩政策，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和黑山共和国被列入“国内局势安全”国家名单，这些国家的移民将被迅速甄别；申请难民者的补助将从钱款变成实物；难民“暂不遣返”的收容期限从6个月减至3个月……
对已收容的符合难民资格者，声明称：外交部将在2016年增加4亿欧元拨款，协助解决难民来源国的困难；将增加德语教育及社会职业培训系统，帮助难民迅速融入德国社会；禁止工作期限将从6个月减至3个月；将增派人员辅助难民进入就业市场。
此项声明一出，很多学者认为，相比1993年的难民潮，这一次德国政府的应对显得更胸有成竹。虽然还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但民众对政府的信赖感无疑加强了，很多人对这次危机的解决抱积极态度。
罗伯特·博世基金会调查显示，与1993年相比，对于这次难民潮，德国民众的接受度普遍增高。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德国应接受因战争、宗教等原因被迫逃亡的难民。5%的民众和难民有过直接接触，并愿意参与援助活动。42%的民众对与难民接触感兴趣。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民众对修建难民居住地投反对票——在1992年的类似调查中，这一数字是37%。绝大多数民众都表示，不能忽略难民对促进德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潜力。
此外，对德国政府即将调整难民政策的消息，59%的公民表示，严格的难民政策有助于杜绝“淘金者”，更好地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社会各界在以不同方式表达善意。以柏林为例，从2014年以来，在难民营地连续服务3个月以上的社会志愿者，从25人增至1500余人，总数达到了5000余人。现在每天有100-150人申请当志愿者。柏林各难民收容点每天平均得到300人次的捐助。柏林公交运输集团免费接送难民营难民，为其适龄子女提供车票。
在学界，关于难民问题的讨论从2013年就一直在进行。随着难民数量的增多，争论焦点渐渐从如何接纳、安置难民，到如何让已被接受的难民融入德国社会，顺利实现“同化”。“解决难民问题不是完成对他们的收容就好了。难民的医疗、语言、教育和就业问题，才是我们未来亟待解决的重点。”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家博恩特·拉德维希说。
目前的普遍观点认为，加速难民与德国社会的一体化进程，要从学习德语开始。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难民申请者即使只在德国生活一天，也要学德语。德国政府目前正在提供成年难民针对就业的语言培训，以及难民儿童的教育措施。
经济学家认为，需要放宽对难民就业的限制，让其尽快进入就业市场。德国目前有54万多个职位空缺，难民正好可以填补这些空缺。但《柏林时报》最新统计显示，难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超过15％。（德文媒体也曾报道“难民普遍学历较高”现象，但报道时会强调两个前提：一、调查范围只是叙利亚难民。二、有关难民学历的状况，都是难民在登记时自己上报的，未经核实。）《柏林时报》的最新统计还显示，15％到20％的难民拥有高中学历，但没有从业经历；还有55％-70％的难民在本国未受过任何职业培训。如何让这一部分人迅速转化成合格劳动力，是一大难点。
为数量巨大的难民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障，尤其是提供心理治疗，也是德国政府努力的重点。德国境内注册的精神科医生数量不少，但很能满足“精通语言”这一条件的寥寥无几。以柏林为例，会说阿拉伯语又拥有精神医生执照的医生只有一名，这对为难民提供心理治疗是巨大挑战。
目前，德国收容的难民总数已经超过40万。他们首先必须在难民临时收容所（注：临时搭建的处所，非难民营）生活三个月。为此，仅柏林就已征用两处体育场馆和一处废弃军营。政府还在积极为他们寻找私房房源，以备三个月后确定身份的难民能拥有自己的住处。
在德国难民审核机构，工作人员每人每天要接纳60名左右的难民，审查其材料，倾听其诉说，决定是否接受其避难申请。听证过程经常会被叙述者的泪水打断，有时甚至要紧急召唤医生。为加快审核速度，对于叙利亚难民，审核机构有时会直接跳过听证环节。但由于难民数量庞大，对每个难民身份的审查程序，保守估计在9个月左右。
柏林副市长柴亚在9月16日表示：“对于德国这个有能力举办世界杯、奥运会的国家，解决难民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经济上的困难。”但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就够了。在“同化”这波难民，使他们真正融入社会方面；在消解不同文化、宗教碰撞带来的社会隐患方面，德国面临不小的挑战。迎接这波汹涌的难民潮，只是考验的开始。
移民费用很高吗？200万人民币可以投资移民去国外哪些国家？
200万人民币可以投资移民去哪些地方？移民小编大盘点，这些低成本移民地：
一、20万英镑英国移民
全民免费医疗典范贵族教育享誉全球
申请条件：
18岁以上，无犯罪记录；
到英国创业投资20万英镑以上；
雅思4分以上，或取得英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有足够的生活保证金；
满足50分的评估标准。
二、21万欧元移民德国
西方福利鼻祖药品优质医保100%覆盖
申请条件：
年满24周岁，未满55周岁；
无犯罪记录
本科及以上学历，且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中文、历史、哲学/西医药学暂除外）；
或无本科学历，拥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
三、25万欧元希腊移民
欧洲文明摇篮60天快速获批
申请条件：
年满18周岁，无犯罪记录；
购置净值25万欧或以上房产。
四、25万欧元移民马耳他
南欧瑞士经济发达医疗水平世界领先
申请条件：
年满18周岁以上，无犯罪记录；
年收入10万欧元以上，或资产超过50万欧元；
投资购买25万欧元A级国债，五年后有息返还；
购买或租赁符合政府要求的房产，持有5年。
六、30万马币移民马来西亚
亚洲教育中心中马文化趋同
申请条件：
年满21周岁以上；
没有犯罪记录；
50周岁以下申请者存款30万马币，或购置100万马币房产+15万马币存款。
此外，全球名企驻扎地，自英国公投脱欧后声名鹊起的爱尔兰，也是非常不错的移民目的地之一。移民爱尔兰，通过投资移民方式，仅需25万欧元投资即可，但申请人需满足一定的资产证明要求。
移民故事：1978年万人涌深圳 待逃往香港
也许我们可以说，是曾经汹涌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设立经济特区，做出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
粤港边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自1951年封锁边界以后，就没有停止过。偷渡风潮来得最为猛烈的是1978—1979年。
研究者称，逃港最多的宝安县，1978年1-11月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由于大批人员外流香港，宝安县丢荒土地20多万亩。逃港者中甚至包括许多基层干部——宝安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
1978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等待外逃的机会，收容所人满为患。卷入逃港风潮的不只是边民，遍及广东全境。在广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鸣鞭炮祝贺。
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是逃港者的动力所在。1978年广东全省农民人均收入仅77.4元人民币，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农民人均收入也只有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1.3万元港币。
偷渡事件惊动了北京。来到宝安调研的中央和广东省领导人，被深港两边的发展落差深深震动。他们明白，反偷渡，堵解决不了问题，根本的办法是放宽政策，发展经济，缩小两地的差距。
1977年11月，广东省委将“逃港”热潮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后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当一切开始回归常识，当人的正当需求被重视，变化就这样发生了。
1978年四五月间，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团考察港澳，回京后向中央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中央同意，“说干就干”。广东省委迅速行动。
习仲勋到深圳、珠海视察，要求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尽快缩小深港两地差距。
他还提出几条新措施: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吸收外资搞加工业；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等。他鼓励当地干部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与广东省不谋而合的，还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方案。
其后的事情，中国人都已十分熟悉。
到了1980年，当特区受到非议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任仲夷还举出逃港者的例子，力证办特区的好处:“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 2600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前几年，每年外流120多人。从1979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1980年，不仅没有出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求回来。”
其实，改革开放后最早引进的外资中，相当一部分与当年的逃港者们密切相关。
逃港者曾经汹涌，继而消失，并且归来——我们正是想用这些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为改革开放的动力做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持续20多年的逃港与“运动”、贫困纠缠在一起而愈演愈烈
记者山旭 香港、深圳、广州报道
突然有人说好像看见了手电光，本来还有些犹豫的人们于是“扑通、扑通”地都跳进了海里。
陈香港一到水里就有些后悔。陈香港的女朋友就是在这时候失踪的。“她不太会游泳，本来要绑个汽油桶，结果有人说看见解放军巡逻过来，她就直接跳进海里了。”说到这里，陈香港的神色有些黯然，“都是我非要偷渡，害死她了。”
1971年秋天的一个深夜，由4名知青、3名农民临时组成的偷渡团体终于决定行动。最终只有4个人在今天香港黄竹角咀的地方上岸。若干年后，陈香港辗转得知，还有一个人漂回了内地并被遣返。
不只是两个失踪者为这次逃港付出了代价。唯一一名成功偷渡的女性当时正来月事，冰冷的海水让她终身无法生育。
回溯逃港者的历史，1971年极其普通。既没有上万人的集体闯关，也没有香港方面的“大赦”，甚至连内地一方都没有布置大规模的“反外逃”行动。但许多人的命运仍由此改变。
在云南插队的重庆知青陈香港，和同伴从公社偷来公章，给自己伪造了一封介绍信，然后跑到广东，跳进了大鹏湾的冰冷海水。这一切只为了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当然，那时候的他，还不叫“陈香港”。
16年后，当他移民美国时，决定用这个名字纪念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带给他的转折。他说，那也是一种与过去的告别。
陈香港在香港的16年其实也有不堪回首的时候。在接受移民局询问的时候，他甚至因为不会讲广东话而被认为不老实，被人用戒尺暴打。不过读过书的陈香港会写字，学英语也很快，结果当其他逃港者还在工地搬砖头的时候，他已经能穿着白衬衫坐在码头公司的办公室里学记账了。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逃港者故事，有传奇、有常情，有痛苦、也有快乐，甚至还有个美好的小尾巴:陈香港最终娶到了一位“资本家”的女儿并移民美国。
“5月逃港潮”
从1952年到现在，一共有两支部队在粤港边界驻扎过。先是隶属于公安军10师的守备30团于1952年2月上旬进驻宝安。到1969年，守备30团与珠海的守备6团换防，后者就是今天驻扎在深圳边防一线的广东公安边防总队六支队的前身。
据当时在守备30团任参谋的叶腾芳回忆，解放初期，粤港边界的情况十分紧张。港英方面宣布:凡是有海水的地方都属于香港管辖，甚至连深圳河也禁止内地人员涉足。
50年代，这条边防线上还充满了“敌我斗争”。叶腾芳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我方人员潜入对面的山区抓捕台湾派来的高级特工。
然而，这些传奇很快就被汹涌的逃港潮所代替。1962年，30团进驻宝安的第10年，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集体逃港事件。
事实上，在1962年“5月大逃港”之前的几个月里，从内地去往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就急剧增加。到4月底，势头已经十分明显。
就在这年5月2日，港英政府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行动，除了被称作“穿山甲”的巡逻郊野村庄的警员小组，一些便衣警员也被派到新界调查从内地偷渡来的非法入境者。
这一天香港警方的新闻公报中说，在上一个周末截获了200多人，其中有12个孩子在山中藏了4天才有机会进入香港。
为了解决这些非法入境者的问题，被称作移民局的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对他们进行审查。逃港者登记后，再到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请求签证，由调查组认可，3 个月后就可以领取正式身份证。
像过去5年里的很多时候一样，港英政府觉得这一定是内地方面又兴起了某个运动，导致逃港者暂时性增加。在5月的第一个10天，约有1万逃港者在香港被捕，基本是广东人。
到5月11日，港报披露有2万多人在梧桐山内地一侧伺机入港，其中很多人就在这几天已经尝试偷渡了六七次，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甚至请英国的情报机关M15即所谓“军情五处”予以协助。当时的港督柏立基则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对这种大规模的逃港事件也十分疑惑，要求香港方面进行详细报告。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更加汹涌的逃港人潮即将到来。
“水银泻地”——香港《明报》这样形容1962年5月的逃港者。从沙头角、打鼓岭到落马洲，一个上午就有上千名逃港者被港英军警截获。
香港与内地的陆地边界东部是梧桐山，中西部是深圳河流经的平原。陆地的西面是深圳湾，梧桐山东面则是大鹏湾。
逃港者引起了香港媒体的关注。当时作为几家报社撰稿人的陈强生在回忆录里说，越境比较多的是深圳河附近的平原。许多人白天趴在香港这边的铁丝网下边。到了晚上，有的人从铁丝网上攀爬，有的在铁丝网下边打开一个洞钻过来。
港英军警每50英尺就设立一个哨位，并且将警戒线向内地一侧推进了几百米，仍无法阻挡大量逃港者。
5月13日，港英政府宣布暂停发放所谓“人情纸”，所有偷渡入境者在边界被截获后立即遣返。
15日，偷渡抵港者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香港军警从早上到中午截获了约3000人，还有数量不相上下的逃港者进入市区。
直到5月20日以后，逃港潮才有所平息，但每日仍有三四千人。还发生了被遣返者跳车自杀的事件。
大规模逃港人群减少后，港英政府除了查捕隐匿民间的逃港者外，再次宣布逃港者经登记审查可获得身份证。结果这个消息又在内地掀起风波，造成6月大批群众冲入广州火车站，即今白云路旧火车站，酿成著名的“广州站”事件。
渔船被合作社收走了
其实50年代初的广东不乏欣欣向荣的图景。大量爱国华侨经香港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农村，农民由土改获得了田地。40年代末跑去香港的穷人阶层都在打听在内地发生的变化。
1953年是个特殊的年头，全广东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它的核心是成立渔业生产合作社。渔业生产合作社使生产得到了促进，却让刚刚得到个人渔船的渔民不满。
到50年代末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发展。1957年，中共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买卖。
规定还要求，“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
而在广东沿海，副业、贸易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当时宝安县委的报告说，当地50%的户数走私，20%依靠走私为生。务农的农民其副业收入已占50%，这些副业主要是把蔬菜和水果卖到香港去，“5月荔枝水，7月芋头水”。
事实上，这时所谓的“走私”，就是渔民的小额贸易。在海丰县的一个镇，因“走私”不到半年间抓了160人，有一个合作社的劳动力一半以上都被抓走了。
中共港澳工委办公室1958年的一个汇报资料说，当年6月至9月珠海县渔民驶出渔船200多条，只有100多条返回。“鱼虾不能拿到澳门卖，收入减少”。劳动力弱的人，完成指标有困难。许多渔民认为，渔民与工人、农民不同，渔民是靠天打捞，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就不吃不睡也没法有收入。
另一方面，渔民们说，“小船改大船，大船改机船，渔船入了水，自己就没有渔船”。而且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
然而，集中生产并没有使粮食产量得到提高，甚至开始下降。在宝安县的新民乡，840亩水稻中减产的有250亩，新南乡则因果树无人管理，损害严重，损失2万多元。
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的一则反偷渡汇报材料在最后也小心翼翼地提到，广东人喜欢吃糖，能不能考虑增加按月下发的食糖，或者在最需要的季节集中供应。
跑出去的干部
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万多人。
其中，1962年外逃11.7万人，逃出近4万人。1978年外逃7.9万人，逃出1.8万人。1979年前5个月外逃11.9万人，逃出2.9万人。
持续20多年的逃港与“运动”、贫困纠缠在一起，让广东沿海濒临崩溃。
1978年，在宝安的盐田公社，有两个渔业合作社因渔船破损无法修补，根本无法出海生产。渔民只好靠打石头、为外地渔民修补渔为生。附近龙岗东新乡一个公社有一次召开团员青年大会，本来人数有100多人，只到了25人，在会议中又走了6个。
惠东县澳头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6个委员，只有一个女委员没去香港。大队本来有23艘渔船，被逃港者开走了21艘，剩下2艘还坏得不能下海，完全没法组织生产。
海丰县的一个公社，虽然还有6000多人、1000多劳动力，但是渔船几乎都被开去香港，剩下的人没法生产，也想逃港。
在中山县三厢公社，一个生产队队长和出纳、民兵排长等7个人组织社员分批偷渡，并在社员家杀猪聚餐告别。这个公社的另一个生产队里，30岁上下的男人只剩下一名。
1979年春天，粤港边界地区有100多个生产队因劳动力流失、干部外逃没有播种。
重新解密的档案
其实到70年代末，逃港者已与过去大不相同。
广东省文教部门的一则汇报材料说，1978年前后，全省职文教系统经批准去香港的教授、副教授、主治医师乃至一般医护技术人员有上千人，其中大量人员逾期不归。当时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一位姓丘的副所长批准去港逾期不归，对省内的心血管病研究都造成很大影响。
惠阳县淡水中学，将近30%的教职工、18%的学生有过外逃行为。外逃被遣返的学生说，逃港是因为对前途不放心。
另一方面，经过10多年的动荡，从粤港边界这个“出口”跑出去的已经不只是广东人。陈香港在云南插队，一到那里就听说了两个去处:一个是去缅甸打游击，一个是去香港过好日子。“那时候大家脑子不那么狂热了，都想去香港。”
按照后来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央的汇报，除了西藏、新疆，全国各地都有人从广东逃港。
到今天，对20多年间逃港者的统计依然没有确切的说法。
深圳市宝安区曾在前两年解密了一批与逃港者有关的历史档案。但当本刊记者去查询时，却被查询台的工作人员告之正在“重新解密”，原因就是这些档案公开后，“写得太多了”。
就在特区条例公布几天后，逃港者骤然减少。那些藏在梧桐山的树林中、深圳河边的草丛里等待逃港的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记者山旭 深圳、广州报道
“习仲勋问我，怎么外逃那么多人？我说，香港比这边好！”
“习仲勋又问我香港怎么好？我说到香港分配多，还能买到东西！”
“习仲勋就不高兴了，说，你怎么能这么讲，你是什么出身？我说我家三代贫农。”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一幕时，文富祥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勇气和省委书记顶嘴。
1978年初夏，宝安县委党校一个普通的房间里，新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找外逃严重地区的干部集体谈话，福永公社凤凰大队书记文富祥的发言让人们大吃一惊。
凤凰大队位于深圳凤凰山脚下，村子里的人都姓文，是文天祥的后裔。文富祥几年前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他们从小时就听老人家说，自己的祖先是文丞相，要讲忠义。
“开始我还跟年轻人说，别的村可以去香港，我们村不行！但是拦不住啊，都是穷逼的。”他说，当时全大队几乎家家想逃港，有时候早上就突然没有青年劳动力出来上工了，两三天后才会陆续有人从边防被堵回来。
在这次接受记者采访后不久，文富祥就去世了。不过这时巨变早已发生。
凤凰大队已不再是农村，并且分成两个新的社区。而在距离凤凰村几十公里的地方、过去成为逃港焦点的边防区，习仲勋力主建立的特区已经成为中国最为富有的城市之一，并吸引着当初的逃港者从深圳河那边归来。
初到宝安，劝导偷渡者
1978年7月，抵粤主政3个月的习仲勋第一次来到宝安。根据宝安县委《关于偷渡外逃情况的报告》，1952年后的25年间，宝安县有40598人逃港，约占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时任宝安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李定当时正在莲塘蹲点，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在莲塘这样的边界地区，土地几乎都已抛荒，经常在整个村子都看不到青年男子。
习仲勋穿着一双布鞋沿着深圳河走了下来，在罗湖的一个收容所里，他还劝导偷渡者，向他们讲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走到沙头角，两鬓花白的习仲勋站在“中英街”的界碑旁。他看到，街道那边人潮涌动，商店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商品，内地这边却一片萧条。
他对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没想到解放那么长时间，香港那边很繁荣，内地这边却仍然破破烂烂。
视察收尾时，习仲勋向宝安县的干部们讲话。“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
习仲勋这时讲了让方苞、李定等人记忆深刻的观点:制止群众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
这一年的盛夏，出生在西北的习仲勋在南方炎热的酷暑中接连走了23个县。
就在这个夏天，外逃愈演愈烈。根据《1978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当前我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报告》显示，当年8月，广东全省就发现外逃6709人，逃出1814人，是1962年5月后人数最多的一个月份。
习仲勋后来在珠海的反偷渡外逃会议上说，他和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寇庆延到惠阳，那里到处都是被收容、遣送人员。这些人到了樟木头，下汽车后就一哄而散。6000人跑了4000多。这4000多人又继续结伙外逃。
汹涌的逃港者成为65岁的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生活问题很重要
就在这次反偷渡会议上，就逃港的性质和原因曾一度出现尖锐的争论:到底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但李定说，基层干部都明白，外逃的原因就是穷，只是过去没人敢在高级别的会议上说出来。
后来过了很多年，他们才了解到，邓小平在1977年到广东视察时就讲明:“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9年初，杨尚昆也来到了广东，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等职。他和习仲勋在延安时期就很熟悉。
杨尚昆下去调研的第一站到了佛山。和习仲勋一样，他对“文革”后的民生凋敝痛心疾首:“把我们的国家搞得混乱不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还有百分之几的人吃不饱，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卖儿卖女、大量逃荒的，国家搞成这样，令人痛心。”
杨尚昆同样要求地方干部把生产搞上去:“现在最苦的是农民，首先是让农民喘喘气，休养生息。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首先把农业搞上去，争取农业大丰收，让人民吃饱肚子。”整整10天，杨尚昆先后前往佛山、顺德、中山、珠海、斗门、台山和新会等县，向社队干部和农民了解情况。
持续的偷渡外逃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79年6月10日开始，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会议，研究广东反偷渡外逃问题。
代表广东省委汇报的寇庆延最后请中央指示。李先念说:总的是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要发展生产。再就是要惩办一些，这是辅助手段。“生活问题很重要，生活不安定，你想堵也堵不住。所以要发展生产，才能安定人心。”这些话记录在编号为“粤办字〔1979〕58号”的文件里。
中央的思想传达到广东，与习仲勋、杨尚昆想法不谋而合。在惠阳地委的反偷渡外逃会上，习仲勋对大家说，偷渡要治本，首先就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与香港那边还有相当差距，也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
这个讲话随后被印发到广东省各地政府，成为调整反外逃政策的根据之一。
发展生产第一个是调整种植计划。1979年秋，刚刚成立的深圳市得到省政府指示，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可适当调减粮食种植面积。
结果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万亩鱼塘，改种7万亩蔬菜田，是原来的10倍。农民不仅减少了负担，还增加了现金收入。
那时分管宝安财贸工作的李定说，他本想带着莲塘的干部养鸡，但超过5只就是资本主义。“这边不行，我们就去新界养鸡。”
虽然农民都可以凭《过界耕作证》进入香港，但是必须早进晚归。李定就把分管政法的省委常委寇庆延请到莲塘的大队办公室，说要在新界建个养鸡场，靠生产治外逃。他希望寇庆延给个政策，允许20个养鸡场工人长期留在新界，“你要是同意，这20个人就留住了；你要不同意，我这20个人就是逃港了。”
寇庆延当场在李定的报告上签了字。李定就带人在新界搞了20万只的养鸡场，规模当时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广东当时另一个新措施就是“五定一奖”，即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在这种体制中，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发展就越快，过去靠逃港寄钱养家的家庭慢慢没有了优势。很多父母就叫逃港的孩子回来种地搞养殖。
当时横岗镇有个姓钟的宣传典型。她的两个儿子都外逃到香港，后来因为磨豆腐、养猪、养鸡，劳力不够，就把儿子叫了回来，最后一家就养了一万多只鸡。
李定说，到1983年前后，回乡定居搞种养的外逃农村青年多了起来。
树林里的人没了
在1978年的荒芜和纷乱中，宝安的两个地方引起了习仲勋的注意。一个是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这里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但是1975年后搞对港小额贸易、挖鱼塘，再没有一个人外逃。
另一个地方就是拥有“中英街”的沙头角镇。1949年后这里外逃了1053人，到1978年上半年还外逃近100人。但是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沙头角开展来料加工、对港小额贸易，不仅没有人外逃，还有几户全家逃港者要回来。
习仲勋经常向地方干部讲起这两个地方:只有搞好生产，才能制止外逃。而在土地沙化严重的海滨地区，发展对外贸易、“三来一补”成为习仲勋的选择。
早在1978年夏天，中央派到港澳地区考察的代表团返回。他们在广州先向习仲勋等广东省党政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港澳地区的情况。
大受启发的广东省革委会不久就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其中提出最迟五年内要在宝安、珠海两地建立外贸基地。
这一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外开放被明确提出。
1979年1月的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宣讲了中央精神。会议最后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
当时的广东省委已有共识:广东的面积超过欧洲一些大国，地理环境、人文条件都有潜在优势，如果中央给予一定的自主权，发展经济并不难。
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行一步”。
当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更多权力，在深圳、珠海划出两个地方单独管理，作为外部资金投资的场所，并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1999年，习仲勋在接受《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摄制组采访时讲到了邓小平的回应:“邓小平当时还鼓励我们，要大胆实践，并将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的贸易合作区，定名为特区。”
邓小平就在这时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后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的李定说，就在特区条例公布几天后，逃港者骤然减少。那些藏在梧桐山的树林中、深圳河边的草丛里等待逃港的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两个月后，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此时，无论对于逃港者、深圳还是整个中国，另一番天地都已展开。-
( 特约撰稿赵晓宇对此文亦有贡献)
90年代中期曾有港报估计，至少有2万名东莞籍港人先后到内地投资经商，其中可能有一多半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逃港者或者他们的后人
记者山旭 东莞报道
1979年的春天，虎门龙眼村的祠堂里热闹了起来。看见有人抬机器进去，上了岁数的老人不禁抱怨了起来，怎么又大炼钢铁了，而且还是在祠堂里。
没多久，人们在祠堂门口还看见了早年逃港的张明、张细兄弟。不过他们不是被五花大绑遣送回来的，而是西装革履，还和村支队张旭森一起谈笑风生。
终于有一天，祠堂门口挂出了龙眼发具厂的牌子。原来祠堂后院安装的设备并是生产假发的。张氏兄弟就是假发厂的老板。
若干年后，当广东省整理改革开放的诸多线索时，确认龙眼假发厂是全省第一家落户农村的“三来一补”企业。进而推之，乃是中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张旭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还没有逐级下达到龙眼村，但是社会上已经传出了大变革的消息。
封闭了30年的国家终于开放，逃港者也迎来重归之日。
想赚钱的逃港者
1978年的广交会有些特殊:南广场的语录墙被拆掉了。
不过，张明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他和许多港商一样，仍对巡逻的民警有些“敏感”。16年前的1962年，家徒四壁的张明渡海外逃到香港，成为几十万逃港者中的一个。
现在，龙眼村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记得这个破产地主的儿子。50年代初的运动中，张家最后一些土地和财产被集中到公社，一大家子里的兄弟几个天天扛着锄头种地。
1978年，张明的弟弟张细在逃港大潮中又偷渡去了香港。此时，张明经过10多年打拼，已经在香港开了家有点规模的张氏发具厂。
不过这个时候，香港的制造业已经遭遇瓶颈。张细说回内地办厂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当时香港劳动力资源非常缺乏，而用机器生产成本高，质量也不好。
而张细在去香港时，广东地方上已经传出了一些风声。张家一个在东莞进出口公司工作的亲戚告诉兄弟俩，省里领导想加大进出口力度，让香港人到内地投资，搞来料加工。
张家兄弟商量了一下，决定利用广交会的机会回来探探风声。
张明到了内地，果然听说了政策松动的消息，这时反而拿不定主意:回来投资建厂，人工成本低，地皮几乎不用花钱，只要办起来肯定能赚钱；但是政府只是说要建外贸基地，并没有“赦免”他的外逃者身份。如果追究起来，不仅吃苦十几年换来的好生活没有了，可能还会做牢。
踌躇了许久，他打电话给老家的村支队张旭森“问政策”。
张旭森告诉记者，当时心里是希望张明这些人回来投资的，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多数干部也很赞同。这个时候，虎门镇上已经有了中国第一家合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
不过终究没有文件肯定，允许外逃的人回来公开搞工厂。而且农村能不能搞，刚经过了20多年“运动”的人们心里都没底。
“走资派”找来了“地主加外逃犯”
1979年初，张旭森写了个材料去找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希望得到支持。打电话到公社，说黎桂康去广州开会了。
张旭森准备了点干粮，坐了一天车赶到广东省委党校，没想到黎桂康开的会就是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正鼓励各地干部搞来料加工。
张旭森连忙回到龙眼，筹措具体办厂事宜。找到贸易局，贸易局局长也很高兴。
不过这个时候，张明还是担心。广交会是一个特殊场合，并不代表自己回虎门也不会被抓。
劝了许久，张氏兄弟终于同意在靠近边界的宝安见面。又解释了很长时间，张旭森再三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当年的逃港者才同意回龙眼村看一看。
移民网(ym16.com)为您提供最全面最新的移民相关知识和政策，帮助您解决移民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其中《中国迎来第三波投资移民潮 10年200万人获绿卡》的内容由移民知识小编2022精选编辑整理而成，希望对您的移民有所帮助，欢迎您通过海外潮人的移民经验专题访问更多精彩移民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