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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俄罗斯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多年以来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制约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苏联继承了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就包含了日本战俘问题。本文以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以及从苏联劳改营生还的当年日本战俘的见证和回忆及其他相关文献为根据，解读日本战俘为战后苏联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集结在苏联远东边境一带的苏联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第二方面军 150多万军队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在整个远东对日战役中，苏联红军击毙日军共计8万多人，俘虏日军约60万人。
苏联方面没有做好接收日本战俘的准备
被拘押在中国东北临时战俘营里的日本战俘被分期分批地押送到苏联境内。日军战俘总数为60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战俘被安置到苏联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由于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工具匮乏，除特别重要的战犯和一部分战俘是乘火车前往苏联的之外，不少战俘是徒步离开中国东北临时日军战俘营。还有一些战俘被安置到哈萨克地区以及顿河流域的坦波夫州等地。
负责接受并管理日军战俘的苏联机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该局最初是为了管理被俘的波兰官兵而于1939年9月19日成立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下设战俘营管理局，战俘营管理局下设各劳改所，每个劳改所主要管理人员有所长1名，劳动主任1名，政治部主任1名，军医官1名。这些机构负责战俘的生活起居、劳动培训、劳动分配以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
进入各劳改所之后，劳改所所长命令对战俘们实行为期3周的检疫隔离，按照战俘们各自的房号有序地去浴室洗澡，浴室就在院子里。洗澡之前，战俘们必须将头发、腋毛等毛发全部剃光，将衣服脱下捆好放入干燥炉里消毒杀菌。在战俘们度过了检疫隔离期之后，就开始做劳动准备了。战俘们必须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接受苏方人员的讯问，看其有无反苏反共的劣迹，一旦发现有战俘从事过反苏反共的活动，这些战俘就立刻被转到专门的战俘惩罚收容所接受惩罚。
笔者有幸在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找到了一份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这份文件为我们披露了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检查了苏联滨海边疆区的准备工作之后得出的结论：“通过检查，我们确认：上述厂矿企业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而很多单位甚至都没有着手去准备。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把准备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总认为可以将战俘放到荒野之地，由他们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所、厨房、厕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第一个冬季夺走了大批日本战俘的生命
没有住处，日本战俘只得被迫在窝棚、帐篷和不适合居住的简易房里过冬。到了1946年1月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日本战俘的住房情况仍然没有改观，这一点可以从一份解密档案文件《1946年1月17日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局长布尔特少校致联共（布）红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利亚基舍夫同志的信》中得到证实：“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所属的各个战俘劳改所对冬季仍然是准备不足。党和政府要求战俘劳改营的领导人必须完成一个主要的任务：保持在1945年冬季至1946年开春这个时期战俘人员定额不减员。但是，在现有的战俘生活条件下，在各个厂矿企业及其领导人对这件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下，我们无法完成这些指示……尽管战俘劳改营不止一次地向滨海木材采运企业提出过要求和警告，但是，除了极少数例外，住房情况仍然一如既往不符合要求。”当年的日军战俘、后来被从苏联劳改营遣返回国的清水芳夫在多年之后回忆了当时的住处情况：“我们被装上了‘闷罐’火车，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被遣送到设在拉达的第118战俘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那时已经是昭和21年1月（即1946年1月——笔者注）。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的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日本战俘们被迫住在窝棚和临时搭建的简易房里过冬，而这样的住房显然难以抵御严寒的侵袭。苏联劳改营当局给日本战俘发放了棉袄和毡疙瘩，一直穿到第二年春天，由于冬季多暴风雪，所以棉袄很容易湿透，而毡疙瘩沾上雪也容易湿透，又没有备用的冬衣可以替换着穿，所以需要每天晚上送到干燥室烘干。从事伐木劳动的日本战俘的日子要稍好一些，因为他们在收工的时候每人可以扛一根粗大的白桦劈柴回去烧炉子取暖。在工地上一般都吃不上热饭，喝不上热水。为了防止有人困乏睡着了被冻死，战俘们彼此之间时常会互相招呼几声。由于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还远不适应苏联的严寒气候，大批日本战俘在第一个严寒的冬季就失去了生命。
那么，在第一个冬季，究竟有多少日本战俘死掉了呢？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总共有55000名日本战俘死掉了。加川治良退休前是一名公司职员，当年被关押在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多年之后他回忆了当年在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掩埋因疾病和饥寒而死掉的日本战俘的情形：“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据说关押了将近1500人。一个冬天过去，据说就有500多人死于疾病和饥寒，因此，凡是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都习惯用‘地狱’一词来形容这里的营地……因为死亡人数太多，那位担任所长的苏联军官被追究责任，也给送进了劳改营。他的后任是一名文官，营地的状况渐渐有了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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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214万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对战败国施以割地、赔款、占领等苛刻的惩罚也不胜枚举。但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且在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却对战败国与战争的发动国——日本采取了迄无前例的宽大政策，中国以宽厚大度的姿态，不带歧视和报复,将近214万日本战俘与侨民遣返回国，对日本战后复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根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记载,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境内的战俘与侨民多达214万。把数目如此庞大的日本战俘与侨民在短期内完全遣返回国，对于当时中国疲惫不堪的运输力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了推进遣返俘侨工作，中美双方于1945年10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本俘侨的联席会议，会议制定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该计划规定，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的遣送归归国由中国政府负责，同时还要尽量利用日方人员及少数美方人员予以协助负责中国政府与美国海军之间联络事宜。该计划还规定，除了炸药、军刀、照相机、望远镜、光学仪器、金条、银条、宝石、股票、艺术品等严禁携带外，日本官兵与侨民可以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对于携带的款项，军官可以携带500元（国民政府货币单位），士兵可以携带200元，一般侨民可以携带1000元。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船只成为运输的主要工具。中国本土、台湾与日本之间由登陆艇运输，由美国第七舰队负责管制。最初拟定的港口只有上海、青岛和天津。在中国南部海域扫雷完成以后，再扩大至广州、海口、厦门、基隆、高雄和越南的海防等港口；日本方面接受入境的港口有佐世保、鹿儿岛、博多和吴市。中国政府不仅制定出庞大的遣送计划，而且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周密细致的安排。据估计，三个月内将为日本俘侨提供的粮食多达128.2万余大包，如果按当时每包8000元计算，共需款102.574亿元。
1946年1月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本俘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战区所能接收到的船只；从中国内地遣送日本人到中国各港口的运送效率及困难；每天运输的数量；日本俘侨的集中等。15日，盟军总部在东京召开中国战区遣送日本俘侨会议。会议规定，中国战区的美军总司令部协助中国把中国东北、台湾、海南岛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日本俘侨遣返回国。措施包括美国总部安排各遣送港口的先后顺序，并担当指挥各有关来华船只遣送的任务；中国方面负责日本俘侨进出港的登记，有传染病者严禁上船等。为了不使瘟疫在遣送途中流行，1946年2月6日《中国战区遣送计划》进一步规定，日俘、日侨在上船前一律接种伤寒疫苗，遣送船也要消毒。总的来看，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俘与侨民遣送的组织准备工作，是相当的充分而严密的，也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
在经过准备与部署之后，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俘侨工作全面展开。按照部署，日本战俘与侨民先集中到中国大陆的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台湾的基隆、高雄和越南北部的海防等12个港口，然后分乘美国第七舰队的舰船和日本的船只遣返日本。
中国战区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总数逾213万，如果把苏联接收的东北地区侨民加上，总数超过370万人。为了早日把这些日本俘侨遣送回国，中国政府紧急调用了国内80％以上的运输力量，日夜兼程地把日本俘侨由各分散地集中到主要港口。为了使伤病和失去行动能力的日本俘侨早日回国，中国政府专门组织了1.2万多副担架和2万余人的护送队伍，对伤病的日俘、日侨实行特殊护送。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载有数千名侨民和数百名日本伤兵的遣送船由天津塘沽港开出，揭开了中国战区遣送日本俘侨的序幕。随后，青岛、上海、广州等地的遣送工作陆续展开。经过一年多的紧张运送，到1946年底，中国境内的近四百余万的日俘、日侨遣送完毕。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中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抗战胜利伊始，举国满目疮痍，更是百废待举，对于遣返数百万日俘日侨无论陆运、水运、空运，以及其他补给行政支援等，都是极大的负担，可是我们仍然排除万难，迅速安全地把他们遣送回国。
中国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大遣返，成为东亚历史上的一道奇特风景。据日本方面估计，在当时海上交通均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只靠日本的力量把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侨民全部撤回，至少要用十年的时间。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把所有的日本在华俘侨全部遣送回国，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大的人为事故。这一点，不仅为当时国际舆论所称赞，就连“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部长冈村宁次也承认，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有采取歧视与报复。
作为战败国的俘虏与侨民，可以携带衣服、被褥、粮食、现金回国，而且途中还受到医疗、饮食供应上的照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当时担任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及撤侨援护院参与的大久保传藏，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南洋各地，当时由苏军占领的中国东北以及韩国遣返的军民，几乎全是赤裸裸的，光身一条，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相反，由中国大陆归来的，则不管是粮食、衣物，都带有足以暂时维持生活的行李回来。
中国对日本的俘侨政策是战后初期中国国民政府处理与日本关系的基本准则。自近代以来，日本对华侵略有增无减，先是甲午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长城事变，一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对华侵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战后初期如果没有调整中日两大民族矛盾的基本原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总体来看，战后初期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比较平稳，中国境内没有出现因日本军队的烧、杀、抢、掠而造成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复仇现象。中国人民对日本俘侨是宽大的，没有加害他们之意。
日本在二战中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如果换成1937年的美元计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的战火，遍及中国22个省区，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却以德报怨。1907年海牙国际公约规定，交战国可以利用战俘劳动力，根据其能力进行生产恢复。作为战胜国，中国羁留日本战俘修复被其破坏了的道路、桥梁、工厂并不为过。中国政府的做法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感到意外。
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说中国的对日政策奠定了日本战后复兴的基础并不为过。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大久保传藏认为，它不但带给败战的日本一线光明，并且从深渊中拯救了破碎的日本，是使日本从虚脱与混乱中站起来的最大力量。纵观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全过程，基本达到了“只认日本黩武军阀为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和“我们并不要报复”的目的。这对于化解战后两国的民族矛盾、解决两国间的诸多问题，有积极的作用。
战后大批美军进驻日本 日本出现20万混血儿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为实施占领的一支美军行进在东京街头，突然对面急速驶来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美军迅速散开准备迎战。车到近处，跳下一位男性，指着满车的年轻女性对美国大兵说：“这是供你们享用的。”原来是特殊慰安设施协会(PAA)前来慰问，美军指挥官一时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实际上，为美军提供性服务是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开展的第一项工作。
战争期间，日本政府首脑清楚地知道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东南亚各地对女性进行的强奸、奸杀等令人发指的罪行，因而以为占领军也会对日本女性施加类似的行为。所以在战争结束后第三天、即8月18日，警视厅保安课召集花柳界代表，商议建立面向占领军的特殊慰安设施，并以内务省警保局长的名义向各府县拍电报，传达其内容。
8月26日，花柳界组成“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同时从政府得到巨额补助金和大批相应的物资。当时的大藏省主计税局局长、60年代初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沾沾自喜，“拿出一亿日元来保护日本民族的纯洁，比较廉价。”“协会”在各大报纸和街头刊登广告，声称“处理战后事宜的国家紧急设施需求新日本女性”，并提供衣物、食品以及住处等优惠条件。当时日本处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困难，绝大多数人缺乏食物、住处，因而大批不知内情且为生计所苦的年轻女性纷纷应聘。东京地方政府在银座、大森、立川、调布等地设立20多处特殊慰安设施，各地也有类似设施，全日本约有20多万女性从事这种职业。开张以后，美国大兵蜂拥而至，短时100日元，过夜300日元。
8月28日，“协会”在东京皇宫前广场成立誓师大会，在其宣言中明确写道：“作为处理战后事宜的一项国家紧急措施，其困难的工作是通过我们的职业慰问占领军。数千名‘昭和的阿吉’组成人墙，阻止汹涌的波涛。与那些英灵一道维护民族的纯洁，成为维护战后社会秩序基础的地下支柱。”也就是说，虽然从事这种职业的女性将成为占领军士兵性欲的牺牲品，但以此为代价，可以换取其他多数日本女性乃至大和民族的纯洁。因此，这些慰安妇也称为“特别女子挺身队员”。
19世纪中期，“黑船来航”后，日本被迫开国。1856年8月，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到达日本伊豆半岛的下田，开设领事馆，并胁迫幕府签订《日美通商条约》。为拉拢哈里斯，缓解压力，幕府官员为其包“二奶”，那女子就是“阿吉”。当时17岁的漂亮艺伎斋藤吉被迫与恋人分手，藏娇于哈里斯的金屋中。尽管两人很快分手，但成为世人难容的“洋婆子”，终日与酒相伴，最后投河自尽。“昭和的阿吉”意指占领时期的部分女性要像幕末年代的阿吉那样，为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
正如阿吉的献身并没有阻挡住《日美通商条约》的签订那样，特殊慰安设施里的女性也没有发挥预想的作用。因为性病在军中流行，美国国会也加以声讨，盟军总部遂颁布废除公娼制度的指令，特殊慰安设施随即在1946年3月关闭。迫于生计，多数慰安妇变成街头娼妓，其他女性也加入进来，成为主要向美军士兵出卖肉体的“邦邦女郎”。结果出现了大量混血儿童，据估计总数有15-20万人。
1946年秋，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的孙女泽田美喜乘坐拥挤不堪的列车途经德川家康一战得天下的关原时，突然行李架上的一个小包裹掉到她的手中，踌躇之间，引起警察的注意。打开一看，是一个黑婴儿的尸体。警察和乘客均以为她是孩子的母亲，情急之下，她只好大声喊叫起来：“列车上有没有医生啊？请给我检查一下，是否刚生过孩子。”此时一位老人作证说，包裹是另外一位年轻女性带上来的，但那人在中途下车了。就在此时，泽田美喜的耳边响起一个声音，“既然你在瞬间做了这个孩子的母亲，为什么不做其他这种孩子的母亲呢？”
泽田美喜决定收养受人歧视的混血儿。当时正在解散财阀，家族无能为力，最初的170美元捐款来自在岩崎家做护理工作的伊丽莎白・桑达斯夫人，因而1948年2月1日开设的收养所称为“伊丽莎白・桑达斯之家”。消息传开以后，经常在收养所的庭院、小路、隧道里捡到混血婴儿，从最初的两人很快上升到百余人。收养所受到当地居民的非难，认为混血孤儿是战败耻辱的象征，占领当局也指责说是通过收集混血儿煽动反美情绪。因为其他家长的强烈反对，附近的神奈川县大矶町小学校只好表示另辟校舍接受这些儿童入学，但泽田美喜决定在收养所中设立小学和中学。收养所开设30年，人数超过1100名，其中半数为美国及其他海外的家庭领养。
1982年5月，泽田喜美在西班牙旅行中患病去世。
尽管绝大多数混血儿的命运不得而知，但那首凄凉、委婉、刺人肺腑的电影《人证》的主题曲《草帽歌》时常在耳边回响，主人公回日本寻找生母却被生母所杀的命运大概是混血儿的某种归宿吧。
据统计，在1947年至1961年的14年内，共有4.6万个美国男人同日本女人结婚，并生儿育女。《人证》的故事情节由此开始：一个穷困潦倒、流落街头的前美国黑人士兵临死前告诉儿子一个秘密，其母亲是日本人，并故意撞车为儿子筹措路费。儿子满怀希望地携带物证――儿时的草帽和诗集到日本寻母，结果横尸东京街头。日本警方经过周密细致的跨国调查，终于真相大白，凶手就是死者的亲生母亲――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当年这个女人为生计所迫，与一名美军黑人大兵生下一子。由于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美军当局只准孩子随父亲回国，结果母子天各一方。这位女子在悲痛之余，隐瞒以往，苦学上进，终于出人头地，并建立新的家庭。丈夫为国会议员，儿子亦长大成人。在旧伤已痊愈之际，突然一个黑肤色儿子闯入生活。眼看地位名利就要为丢脸的过去而崩溃，她试图用金钱打发这个不速之客，但儿子不为所动。妇人立起杀机，装作亲热，却将利刃捅进儿子的胸膛，但刺到一半手软。儿子顿时完全心死，自我了断。另外一个儿子因逃避车祸之罪逃到美国，死在美国警察的枪下。得知两个儿子均已死亡，在获得大奖的晚会上，悲愤欲绝的母亲满怀深情地朗诵了《草帽诗》，然后驾车奔上山顶。忠于职守而又富于人情味的警察，网开一面，让这位母亲跳下悬崖，免遭受辱的审判。此时，一顶草帽悠然飘向山涧，感伤的主题歌随之响起。
由政府出面开设慰安所招待占领军，是来自传统文化接近自然的天性，还是战争时期政府组织慰安行为的惯性？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在其《拥抱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四章中详细分析了占领初期的上述社会现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日本民族的某些特性。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未名外国史丛书》，有关日本的选题就有《近代天皇与天皇制》、《东京审判》、《白江口之战》、《江户时代》等，宗旨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突出趣味性、故事性，使读者可以轻松阅读。也许引人入胜的细节正是理解各国历史的重要途径。
苏军从中国东北掳60万日本战俘服苦役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给盘踞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60万日本关东军官兵迅即缴械成为苏军的俘虏。然而，这些日本战俘并没有在中国东北地区就地接受改造，也没有被迅速被遣送返回日本，而是被苏军象战利品一样拘押运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强制服苦役，直至1956年日苏两国政府恢复关系正常化的《日苏联合宣言》签定为止，历时整整11年，其中有62068人在苏联各个劳改营服苦役中死亡。
苏军利用仅仅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摧毁了日本关东军，紧接着日本天皇宣布了投降诏书，由此使亿万中国人沉浸在欢庆抗战胜利的空前狂欢之中。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于抗战胜利的到来感到十分突然，几乎没有做好接受日军投降的任何准备工作，对于接受日本投降的各项事宜，也只能完全听命于美苏等同盟国的指令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战俘遣返等问题，也就成为了苏军大权独揽自己一家说了算的事情了。
60万日本关东军战俘之所以被苏军象战利品一样，被拘押运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强制服苦役，主要原因是二战结束后的苏联劳动力严重短缺。俄罗斯观察家日尔诺夫所指出：“日本战俘对于苏联来说非常重要。要知道，战争已经使苏联的人力资源损失殆尽。苏联国内许多人在战争中牺牲，因此战后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领域和部门实际上很难找到人来工作……不过，尽管经济上的巨大好处促使苏联想继续使用日本战俘”，“而且使用战俘只须提供最低水平的食宿生活条件，无需苏联政府太多的投入，就能迅速启动被战争摧毁的工业、能源、交通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这大概就是当时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拘押运送日本战俘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强制服苦役的最直接原因。
那么，日本战俘到苏联之后又究竟从事哪些劳动呢？据俄罗斯《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刊登的俄罗斯学者В.Н.卡拉曼和Ю.П.休科夫斯卡娅的文章《滨海边疆区境内的日本战俘》称：“将日本战俘安置到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在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动最繁重的国民经济领域和部门——比如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从事劳动，而这些部门人力资源严重匮乏。但是，由于滨海地区大多数重要企业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根据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的专门决议，战俘们也被分派到当地的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建筑部门去劳动”。
据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披露的滨海边疆区日本战俘的分配情况：“确定将日本战俘分别安置到如下单位：滨海煤炭联合企业，25000人；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木材采运企业，18000人；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12000人；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5000人；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工程部下属企业，8000人；有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2000人。”尽管这份文件只是讲述了苏联的一个行政区——滨海边疆区分配、安置日军战俘的情况，但是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时的主要工作场所是：矿井、矿场、木材采伐加工厂、工程建筑工地、石油加工厂、石油工业企业建设托拉斯、铁路和公路等。 “战俘被用来干重体力活——下矿井、伐木、搞建筑、铺公路。莫斯科大概是将这种劳动当作是对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
从1945年开始，大量的日本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的煤炭工业领域工作，从事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联合企业……并参与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其中包括明盖恰乌尔水电站、塞凡湖水电站、扎乌吉卡乌斯水电站、法尔哈德斯水电站、索契水电站、库拉科夫水电站。在这些重点工程建设中，日本战俘所占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最多的高达90%……”
此外，日本战俘还被安排到一些极其特殊的工作场所工作，2005年俄罗斯学者阿纳托利·斯米尔诺夫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原子弹幽灵》一文中披露了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掌控的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工程里劳动的一些情况：“日本战俘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建筑地下工厂，也就是所谓的车里雅宾斯克-40工程，这个工程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作为特殊定额人员，战俘们无权随便越出工程工地一步，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严密地监视着他们……”
“日本战俘进入各自的战俘营和劳改所之后，要立刻动手做一件事情，即给自己修建住处，因为苏联方面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许多厂矿企业几乎没有做好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日本战俘抵达苏联之后等于到了荒野之地，完全需要由战俘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宅区、厨房、住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许多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服苦役期间，工作勤奋、认真、组织纪律性较强，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 等等。也许正是这样的因素，被苏军押运到苏联境内服苦役的日本关东军战俘才迟迟得不到遣返释放，被当作劳动力被无偿地使用。
外国游客上半年为美国贡献871亿 中国游客受欢迎
8月8日电 据美国侨报编译报道，美国人注意了，当您遇到外国游客时，千万别忘了一定要感谢一下哦！据《洛杉矶时报》报道，2013年前6个月。外国游客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强劲动力，消费支出高达871亿美元。
依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的消费统计称, 由外国游客带来的消费支出比2012年同期增加了7%。
联邦机构预测，类似支出在未来五年将会持续增加。美国在2012年接待了6700万外国游客,商务部预测到2018年外国游客的数量将会跃升至8460万。
在未来五年内四个国家的游客人数预计将占到所有外国游客的68%：加拿大为30%、中国为19%、墨西哥为12%和巴西为7%。
根据联邦机构统计，在今年前六个月，外国游客在食物、住宿、休闲、娱乐、礼品等旅游相关产品和服务中总计花费了670亿美元，另外还有201亿美元用于如机票等的旅行费用之中。
美国商务部表示，根据六月份贸易顺差记录，旅游行业的贸易顺差超过43亿美元。“国际旅行和旅游对于经济贡献仍然是一个亮点。”负责国际贸易的商务部副部长弗朗西斯科·桑切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美国商家眼里，中国游客是最受欢迎的，他们怀揣鼓鼓的钱包不远万里来到美国慷慨解囊消费。据美国旅游业官方最新数据，2012年，访美中国游客将近110万，增速位列十大客源国第一；中国游客在美人均消费达7000美元，在所有海外游客中排名第一。
为了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赴美，美国参议院的12位联邦参议员，包括多数党领袖里德与亚裔参议员广野庆子，6月20号曾联名写信给国务卿克里与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建议将中国游客观光签证的有效期限，由最多1年大幅延长到5年，并且允许中国游客多次进出美国。
投资移民：中国富豪每年为加拿大贡献140亿元
据加拿大《世界日报》报道，加拿大三位知名经济学者建议，加国政府应当扩大投资移民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每年为加拿大经济带来大约20亿加元的贡献。统计显示，投资移民最大来源国是中国，而且以卑诗省为首选定居地的高达五成。
投资移民计划是25年前出炉的，鼓励可能为加拿大做出积极的经济和社会贡献的个人移民。评估该计划的“分析集团”24日公布研究报告。在报告中，皇后大学经济学教授沃尔(Roger Ware)、魁北克大学荣誉退休经济学教授福汀(Pierre Fortin)和分析集团高级经济师帕瑞迪斯(Pierre Emmanuel Paradis)做出结论：加拿大应当欢迎更多的投资移民，因为他们直接减轻了加拿大的人口和经济挑战。
他们说，投资移民计划不但应当保留，还应当扩大。从管理角度看，它能带来投资，能为加国带来数千个能为经济做出显著贡献的家庭。此外，他们的人口结构和第二代与当地的融合，能直接积极因应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且因只占新移民的3%，可以大幅度提高数量。
已有13多万人通过投资移民计划到加拿大，其中约3万4400人是主申请人，其余是家庭成员。移民者必须拥有80万元的净资产、承诺五年40万元的无息投资、拥有足够的经商和管理经验。
研究报告显示，在2008年年底时，有9000名投资移民的申请人正在排队等候审理。这三位经济学者建议加国政府加快申请案处理速度，分析初始贡献水平和财富要求，提高新移民的融入程度。
研究发现，中国成为投资移民来源最多的国家。在1999年后，中国大陆成为主要来源，占所有投资移民的53%。
以目的地区分，卑诗省是投资移民的首选定居地(49%)，其次是安省(23%)和魁省(22%)。
其它统计资料包括；绝大多数投资移民介于40至49岁；购买的个人和商业资产平均为72万1500元；82%投资移民一年在加拿大居住时间在10至12个月间。在自雇投资移民中，有三成在加拿大有事业，其中12%在商业资产的投资超过100万元。
移民风标：怎样利用日本法律援助制度？
问：我听说在日本没钱的人打官司，坐牢都可以不要钱由国家出面请律师，宋律师，有这种好事吗？
宋炜译答：在法治社会之下如何不分贵贱贫富，确保每个人的法律救济权利一直是法律界思考的问题。日本律师联合会基于这样的思想，在1952年设立了法律援助协会。自此以来，经济不宽裕的人们也可能得到法律咨询和诉讼援助等帮助，法律援助工作成为了日本律师联合会公益活动的一部分。作为法治社会卫士的律师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日本律师联合会认为具体的法律援助包括法律咨询与建议、私人间的和解协商、交涉等诉讼前的援助活动以及与诉讼相关的法庭援助活动。也就是说，不仅刑事案件，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个人与地方自治体之间等等，一切的民事纠纷以及行政纠纷都包括在内。
日本律师联合会的崇高理想，持之以恒地不断努力，终于在近50年后的2000年春有了回报，日本《民事法律援助法》出台，并于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此部法律的出台，是1952年以来律师以及律师协会努力的成果，意味著律师协会长年以来的心愿得以实现，即从民间的法律救济上升到国家财政支出保证的对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
问：太好了，没钱的外国人可以很方便地打官司了。
宋炜译答：理论上讲正如你所说的的一样，但是该制度是由纳税人的税金保证的一项制度，它的运用有一定的先决条件。需要援用该制度者，一是没有经济能力承担诉讼费用，二是要有胜诉的可能。最后必须提醒的是该制度不是免费午餐，援助支出的费用在原则上应该偿还。下面主要针对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附属的两个小制度做一点介绍。
值班律师制度
值班律师制度是指，不论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和在留资格(居留资格)，在起诉前的阶段均可以得到律师会见的制度。值班律师第一次的会见是免费的，嫌疑人是外国人的，第一次会见时与律师同行的翻译费用也是免费的。第一次会见后，如继续委托该律师为辩护人的则需负担律师费用，但如果嫌疑人确实没有承担经济能力的，不论国籍，均有可能得到法律援助协会的援助。
国选辨护制度
有经济能力的嫌疑人可以自己负担委托律师的费用，然而无经济能力的嫌疑人却无法委托律师。为了让无经济能力的嫌疑人也能够得到律师继续辨护活动，被告人在被提起公诉后可以请求选任国选辩护人，由法律援助协会决定是否由协会来负担辩护人的费用。
国选辩护的不利之处在于，经济不宽裕的嫌疑人在值班律师第一次的免费会见之后的约20天中，无法得到值班律师的法律援助。而这段时间恰恰是嫌疑人的精神最脆弱之时，和检事之间容易发生误会。
西班牙就“皇帝行动”做出正面回应
据西班牙移民专家了解，西班牙外交国务秘书贡萨洛·德贝尼托·塞卡德斯近日对驻西班牙中国媒体说，在西班牙的华侨华人社区与在中国的西班牙人社区是一样的，都是中西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天，德贝尼托·塞卡德斯就西班牙警方于上个月展开的“皇帝行动”及大众普遍关注的一些问题做出了回应。他表示，华侨华人社区以勤劳和积极融入我们的国家，华人移民在西班牙的形象是非常好的，是积极的。而且，西班牙政府也很尊重这个华侨华人社区。
他还指出，现在中西友好关系不断发展，有益日渐深厚。他说“中国是西班牙第三大进口商品供应国，而西班牙向中国出口收入达180亿欧元（约合231亿美元）。两国的企业合作也在不断深化。”
他认为，两国之间还可以采取更多的合作方式，以便进一步推动中西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如可以在拉丁美洲地区，或在海湾地区拓展两国之间的合作，从而进一步推动中西两国的良好关系。
西班牙国家法院一名法官本月15日发布逮捕令和搜查令，西班牙警方随即展开了惊动一时的“皇帝行动”，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城市逮捕了一些犯罪嫌疑人，其中就包括一些中国（原）籍人。对此，西班牙多家华侨华人社团近日联名发表给西班牙媒体公开信，呼吁西班牙媒体恪守职业道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展开报道，将个别涉案的公司、当事人与广大奉公守法、勤劳工作、诚实经商的中国移民区别开来，不要误导西班牙社会对中国移民的看法，干扰他们在西班牙的生活。
有部分西班牙移民专家也表示，对于这次行动只是针对个别涉案嫌疑人，而对于近期要移民西班牙的华人来说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对于守法的西班牙移民生活也不会造成过多的影响。
非裔美国移民在苏联的岁月
基于信仰、利益乃至冒险精神，曾有数百名非裔美国人投效苏联，被后者奉为座上宾；世易时移，这个移民群体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间寻找自身定位的过程，俨然美俄关系复杂性的注脚。
自从乌克兰危机一发而不可收，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便好似数九寒天的气温，一路跌向冰点。不过，一群在二战前远赴苏联的非裔美国人及其后代却用亲身经历证明，无论彼此的隔阂乃至敌意有多深，这两个大国间的民间往来始终不曾中断。尽管一度被苏联奉为座上宾，而又甚少被美国所关注，当这个被忘却的群体重回聚光灯下，他们的双重身份依旧鲜明。
家门内外，双重人生
在自己的青春岁月，伊米莉亚·泰恩-门萨在公共场合看上去和其他苏联孩子没有两样。她阅读文学大师亚历山大·普希金的经典，聆听彼得·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并且发自内心地相信，苏联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人间天国，男女老少的生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幸福。
然而，家中的大门关闭后，伊米莉亚的私人世界里，却有着普通苏联人无法想象的元素——爵士乐、感恩节和黑人民谣，每逢节日，即兴准备的黑人传统食品都会取代俄罗斯人最喜欢的罗宋汤。事实上，伊米莉亚身上流淌着非裔美国人的血液，70多年前，她的父亲乔治曾居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但此后便挥别祖国，投入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怀抱。
十月革命之后的20多年间，苏联曾经接纳了数百名非裔美国人。其中一小部分追随信仰而来，更多的是好奇的冒险家，还有些像老乔治这样，对这个国家其实一无所知。
如今，73岁高龄的伊米莉亚坐在莫斯科的公寓中，望着父母的黑白合影与孙辈们的彩色照片，任思绪跨越时空。“每当有人从美国到苏联来，父亲都会嘱咐他们，‘千万记着给我带些唱片’”她说。“他不仅喜欢‘爵士乐第一夫人’艾拉·菲兹杰拉德、著名作曲家‘公爵’艾灵顿和男低音歌手保罗·罗伯逊，还痴迷于古典音乐、歌剧和芭蕾。”
相比父亲，伊米莉亚无疑更加幸福。从大学教师的岗位退休后，她过起候鸟式生活，夏季在俄罗斯度过，冬天则回美国居住。粗略的统计显示，在今日俄罗斯，像她这样的非裔美国人后代还有四五十名；如果扩大到整个前苏联地区，这个数字可能在100人到200人之间。
莫斯科执政者的座上宾
在历史研究者看来，非裔美国人在俄罗斯（苏联）的经历，俨然两国关系复杂性的一个生动注脚。目前，身在纽约的俄罗斯导演德米科夫斯基正在拍摄纪录片《俄罗斯黑人：红色的经历》，首次将镜头对准这个此前鲜为人知的移民群体，以及他们后代的生存状态。
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恰逢大萧条席卷资本主义世界，莫斯科的官员们遂向欧美各国广发“英雄帖”，希望借机招募本国急需的劳动能手和专业人员。结果，总共约有18000名美国公民响应号召，前往当时依然颇为神秘的苏联。
“这些人享受了10年的好时光。”波士顿大学名誉教授埃里森·布莱克利指出，多数美国移民都想寻求更好的生活，想方设法逃离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上的窘迫。至于其中的非裔美国人，普遍有着更强烈的动机——“寻找一个能够让自身摆脱种族偏见和歧视的新世界”。
据伊米莉亚回忆，父亲乔治不仅是运动健将，还拥有俄亥俄州威尔伯福斯大学的文凭。尽管在美国黑人中出类拔萃，毕业后的他只能找到餐馆清洁工这样的活计。“所以，父亲才会牢牢抓住移民苏联的机会。”1931年，乔治·泰恩加入美国共产党员奥利弗·戈尔登率领的11人队伍，登上了前往苏联的轮船。他的同伴中，不少人来自历史悠久的高等院校，职业涵盖工程师、教育工作者、艺人、记者和律师。苏联方面则对这些“黑皮肤同志”来者不拒，大方地为他们提供“红地毯”待遇，从丰厚的薪水、住房补贴到免费假期。
“他觉得苏联给他的待遇好过美国，他在这里过得很开心。”不过，伊米莉亚强调，父亲生前并未加入苏联共产党。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标兵
叶莲娜·汉嘉是奥利弗·戈尔登的孙女，今年52岁的她在莫斯科主持一档脱口秀节目。叶莲娜回忆称，每逢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黑人权利运动领袖访问苏联，都会将戈尔登家作为第一站，“非裔美国人、劳苦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是宾主双方永恒的谈话主题。
叶莲娜在红场附近拥有一套奢华的公寓，还有专职司机。工作之余，她热衷于环游世界，凭个人魅力赢得众多粉丝。在后苏联时代飞黄腾达的她表示，很难理解祖父和“革命同志”们的所思所想，认为他们的对话“非常古怪”。“换做是我，我会想，‘当我们永远不会回到芝加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讨论芝加哥工薪阶层的境遇呢？’”她说。
当然，无论伊米莉亚还是叶莲娜，几乎所有非裔美国人的后代都承认，自己的家族习惯了苏联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后，获得了“绝对积极”的体验。换个角度看，他们的确为后者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为战胜物资匮乏，让各种产品物尽其用，还开发出耕种成本更加低廉的农作物品种，为苏联的经济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智力支持。
拿乔治·泰恩来说，与家禽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成了苏联家喻户晓的农技专家；奥利弗·戈尔登在从事政治活动以外，将大部分精力倾注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种植业；像蓝调音乐和爵士乐这种美国流行文化的宠儿能在俄罗斯扎根，据说也有非裔美国人的功劳。
“美国移民的影响力与其人数不成比例。他们相信苏联能够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后者则将他们塑造为标兵，”埃里森·布莱克利说，“他们在公众心目中极具知名度。”
然而世易时移，随着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发动“大清洗”，公众的怀疑开始令有外国血统的苏联公民感受到政治的寒意，无法取得公民身份者，更有不少被迫离开了苏联。据叶莲娜说，因为外出办事，她的祖父曾侥幸逃脱军警的抓捕；几天后，老戈尔登战战兢兢地去自首，却被拒之门外——原来，他所在地区的“逮捕配额”已经用光了。
美苏冷战时期，留在“铁幕”彼端的非裔美国人并未受到太多冲击。倒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数以千计的非洲留学生来到苏联，苏联社会对待黑人的态度有所转变。
尽管母亲是俄罗斯籍乌克兰人，伊米莉亚坦言，长大成人后，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与别人不一样。“我不太敢去公共场合，”这位浅褐色皮肤、留着非洲式短发的七旬老者说。“周围的人总是凝视我们——只是出于好奇，他们不会对我发脾气，也不像现在这样咄咄逼人。”
真正令她伤感的是，与祖辈经历过的时代相比，今日俄罗斯对黑人的接受度反而有所倒退。退休后，伊米莉亚开办了一家叫做“墨提斯”（意为混血儿）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为非裔移民提供服务，而大多数客户的父辈都是从非洲来到俄罗斯的。“这些新移民想找到做俄罗斯人的感觉，但公众根本不承认他们是同胞，常有人辱骂道‘滚回非洲去！’”
听着宗教福音歌曲长大的叶莲娜·汉嘉则要乐观得多。她相信，在苏联和俄罗斯所遭遇的一切障碍，都与自己的美国背景而非种族有关。“我觉得，在俄罗斯做一名黑人非常舒服，”叶莲娜说。和多数非裔美国人一样，她的伴侣是莫斯科当地人，并育有一个12岁的女儿。
即便如此，上世纪90年代，叶莲娜还是起了“寻根”的冲动，与纽约和密西西比的亲戚取得联系，并将自己的家族故事创作成书。“在美国时，我觉得自己是非裔美国人，我去黑人教堂，吃黑人传统食品，欣赏黑人音乐……我喜欢能把有色人种团结在一起的任何东西。”叶莲娜感叹道，“而回到莫斯科，我又觉得自己瞬间变回了地道的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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