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移民条件。
印尼雅加达的民族独立纪念碑
今日的雅加达已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是印尼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面积650多平方公里，拥有近900万人口，集现代与传统、富裕与贫困、宗教与世俗、单一与多元化于一身。笔者曾在2006年和2007年到印尼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和印尼关系。在雅加达居住的3个多月间，多次游历雅加达老城，感受古代巴达维亚的历史。
一身历史的雅加达
雅加达的热带气候炎热潮湿。在我看来，乘坐空调公交快线（BRT）由南向北穿越雅加达市中心是最惬意的旅游，一路上你似乎在浏览着一部从现代推溯回古代的印尼史书。
沿着雅加达市区中心繁华的苏迪曼将军大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矗立于两边，这些富丽堂皇的银行、酒店、商业中心象征着印尼建国五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以及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一度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的国家辉煌。然而放眼眺望，也可以注意到，依附于成就和辉煌背后的便是大片贫困、灰暗、杂乱的棚户区。街道的行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车水马龙，摩托车阵阵轰鸣，川流不息，可以感受到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东南亚第一大城市的拥挤，现代城市的喧闹、堵塞、污染难以幸免。
建于1962年的亚洲运动会纪念碑圆形广场映入眼帘，这是苏迪曼大道与胡斯尼·坦林大道的分界线，也是雅加达经济中心区与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区的分隔线。坦林大道两旁，分布着国家议会、财政部、外交部、国防部等政府部门，还有多国驻印尼大使馆，清真寺和伊斯兰教中心。
再往北行，便到了开阔的独立广场。这里承载着印尼光辉灿烂的文化史以及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史。广场西侧是国家博物馆，1868年建成，收藏了珍贵的文物、古籍和民俗工艺。广场东侧高耸着民族独立纪念碑，大理石结构，塔底是纪念印尼独立历史的博物馆，塔顶则为35公斤纯金打造的火炬雕塑，意指独立精神，金火炬在阳光下金碧闪耀。它是印尼反抗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标志，又由于它是印尼第一任总统、“建国之父”苏加诺设计，因此别具历史意义。
离开独立广场，开始转入雅加达的老城科塔区，约占1.3平方公里。草铺街(Glodok)，是荷兰统治时代形成的唐人街，历尽沧桑。1998年前聚居此地的华侨最多时达10万人，至今仍是旧城中最热闹的街区，但有点杂乱无章，街区中间废弃的老运河沦为了臭水沟，街道两边的二三层楼房有的仍留着1998年印尼排华动乱中被焚烧过的痕迹，已人去楼空。
老城区最北面的滨海地区，曾是荷兰殖民者政治、经济、文化堡垒。经过荷兰长达350年的殖民统治，荷兰时代的遗留建筑依稀可见，但多数已随岁月残旧败落而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站立于以印尼民族英雄法塔希拉命名的广场中心，环顾四周，仿佛可以亲身体会到荷兰殖民时代的历史氛围。荷兰总督府，鹅卵石铺成的广场，广场中央的断头台，老邮局，老火车站，巴达维亚大教堂，瞭望塔……往广场北部行走，通向巽达加拉巴帆船古港，被修饰过的“印尼海洋博物馆”便是当年的荷兰大货仓。
巴达维亚建城
17-19世纪荷兰人的东方商业殖民帝国立足于爪哇岛，以巴达维亚城为中心。鼎盛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广阔的商业和贸易垄断权，向西远至波斯、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向东延伸到马鲁古香料群岛，向北抵达中国和日本。移居到巴达维亚城的中国人，是城市建设的开拓者，蔗糖种植和制作的生产者，还是中国商品的供应者，当地大米和烧酒的经营者，零售商业和沿海贸易的中间人，对巴城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1619年，野心勃勃的燕·彼德尔斯逊·昆开始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三任总督，正是他为荷兰东方商业殖民帝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巴达维亚城正是在他的率领下袭击和驱赶了万丹军队后建立起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大帝国的总部，是荷兰统治爪哇以至整个东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政治基础。
永久占领和管理巴城耗费了荷兰人的巨资和精力。初期，该地人口稀少，缺乏粮食供应，没有木材建造船舶和房屋，周边地区是荒凉的沼泽地，罕见村庄人烟，雨季洪水泛滥成灾，还常有老虎、野猪、犀牛等出没，同时四周也面临当地穆斯林王国的敌视和威胁。荷兰人从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石场运来巨石，从东爪哇的扎巴拉砍得柚木，从当地采集珊瑚石，并从中国招募来大批可靠又吃苦耐劳的华工，在废墟上建立起巴城的雏形。巴城的主要建设工程, 如运河与排水道的挖掘、房屋和港湾的建造、城墙及防护要塞的修筑大多由中国人承包兴建。华工熟谙制砖和砌砖工艺，令荷兰人甚为称道。
在巴城建立荷兰式建筑是由安东尼·范·迪门任总督时（1636-1645）完成的，他是仅次于昆的荷兰东方帝国扩张主义拓殖者。在他任职期间，荷兰式运河、城堡、市政厅、基督教堂、拉丁语学校和市场区相继出现。
华侨的社会
为了充实人口，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大量招揽中国人。在西方殖民者眼里，中国人以“勤勉”、“爱好和平”、生性“懦弱”而著称。因此，荷兰总督用高额工资招引万丹的中国人，而且对移居到巴达维亚的华商课以轻税，并奖励华侨招引同乡来巴城。当然也采取了一些不体面的手段，比如在中国沿海地区绑架“移民”。这一政策极为成功，中国来的大帆船运来了大量中国移民，中国人一旦获得能够自立的资产，便在巴城安家落户，并与被送到这里做奴隶的巴厘女子通婚。华侨人口不断增长，而在巴城内的华侨多数从事商业活动，从流动小贩到固定摊贩，到零售商和批发商，形成了完整的商业网。
荷兰总督昆创始了一种惯例，即把一切零售商业包括沿海贸易承包权交由华人甲必丹（首领）负责。他试图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通过任命华人甲必丹，对华侨社会进行控制和间接统治。1619年10月，科恩总督任命他的密友苏鸣岗为甲必丹。此后，甲必丹是由华侨长老通过相当民主的方式选出和任命的，然而到了17世纪末, 巴城华侨有产阶层的头面人物把持了这一职位，甲必丹有时由家族世袭，有时甚至可用钱购买。
甲必丹被认为是华侨在荷兰总督府里的利益维护人和联系官方事务的中介人。每个华侨需按月到甲必丹府第交纳人头税，并至少每年报到一次。17世纪30年代，华侨支付的人头税占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城市征集的人口税和其他税收所得总和的一半以上。到1644年，在巴城当局对赌博、零售业、货物进出口、木偶戏等行业所征收的21个税项中，华侨承包了其中的17个。
1690-1730年间是巴城最繁荣的时期，荷兰人把甘蔗种植引进爪哇，蔗糖在印度和波斯市场甚为畅销。荷兰总督把甘蔗种植业交给了被允准租赁土地的华侨承包。甘蔗种植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更多中国人的涌入，1710年巴城外乡区共有130个甘蔗种植园，分属84个园主，其中79个是华侨，4个荷兰人和1个爪哇人。
中荷贸易
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依靠与中国进行贸易巩固和扩展其商贸帝国。
巴达维亚建城之初，荷兰殖民者极力诱致中国商船前去贸易，以获得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这些商品运往欧洲市场发售，可获丰厚利润。如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到欧洲的中国生丝，“毛利达317%”。它们出入巴城海关时，又能增加其海关税收。因此，昆不惜派船舰封锁西班牙人所占的马尼拉、葡萄牙人所占的澳门以及澎湖列岛一带的港口，又威逼利诱中国商船前往巴达维亚贸易。
中国商人把丝织品、瓷器、茶叶、干鲜水果、花锦、白棉布等物品运到巴达维亚，同样可获巨利。如明后期福桔“在国内每百斤仅5分，而运到海外，每4桔值2文。一位叫苏和的商人，因本微不能置贵重物，仅贩卖福桔一项就得千金”。
1655-1683年，清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海禁”，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通商受阻。直到17世纪末，中国重开海上贸易，双方贸易往来才迅速恢复，到18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全盛。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获得更高利润，不断压低茶叶等中国商品价格，同时提高胡椒等产品价格，华商觉得无利可图，到巴城的中国商船逐渐减少，贸易一度中断。
173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理事会决定，由巴达维亚当局统一经营对华贸易。每年从巴达维亚向中国派遣一艘公司的船，在广州贸易结束后，直接返回荷兰。第二年，再从荷兰出发，每艘船载有300000盾，其他装载欧洲货物。它们不再直抵广州，而是先行驶往巴达维亚将欧洲货物卸下，代之以印尼当地出产的锡、胡椒、苏木及其他热带产品。然后，再驶往广州，用销售这些货物的所得，购置茶叶等货。以前由中国帆船商人承担的“闽广-巴达维亚”贸易，逐渐被东印度公司所取代。
“红溪惨案”
随着中荷贸易的发展，更多的华人来到巴达维亚，巴城内外聚居了约2400户近15000人华侨。巴城成为华侨在东南亚的主要集中地之一。华侨人口的增加，经济上的日益重要，使荷兰殖民者开始感到担忧不安，时常怀疑中国人图谋杀害他们这些“爪哇的主人”。1740年10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巴达维亚的华侨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暴行持续一周，万余华侨丧生，中国人住宅区燃烧了几天几夜，鲜血染红了雅加达河，史称“红溪惨案”。
1740年春，巴城华侨经营的蔗糖作坊破产，失业人口增多，城乡治安不好。当局决定驱赶部分华侨，强迫华工移民锡兰，但在华侨中却传言这些流放者会在途中被抛入大海。10月初，荷兰人对巴城的华侨住宅进行搜查，以查居住证和没收武器为借口，局面很快失控，射杀华人事件开始发生。华侨非常愤怒，先在乡村发动起义，接着又向巴城的荷兰殖民当局宣战。不久，荷兰人发出了大屠杀的信号。
当时在场的荷兰船员阿里·休塞斯记述：“我们突然听到屠杀和起火的哭叫声，肆无忌惮的屠杀和抢劫的最邪恶场面的帷幕拉开了，华人无论男女老少，均惨死在刀剑之下，即使孕妇和怀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不下百个戴上镣铐的俘虏像被宰的羊一样，被砍断咽喉。一些荷兰市民过去曾为有钱的华人提供过庇护，在这一天竟也对他们下了毒手，为的是要瓜分他们的财产。总之，在这一天，无论有罪的还是无辜的，几乎所有华人都被杀害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何大肆鼓动屠杀华人？首先，可以掠夺华人财富。当时公司财政困难重重，1738年起财政亏空达150万荷兰盾—当时一名荷兰教师的年收入为280荷兰盾。其次，公司殖民统治面临严重危机，爪哇岛上反荷斗争此起彼伏，华人成为转移视线的替罪羔羊。而最根本原因是华人经济上的发展成了公司垄断贸易的挑战。之前，公司鼓励开垦，富裕华人投资土地，种植胡椒、水稻、甘蔗和咖啡，造成所谓“生产过剩”，致使了农产品价格下降。
大屠杀之后多年，华人数量才逐步回增，主要被安置于巴城外的草铺街。到1815年，巴城及周边地区的华人超过5万，又逐渐形成了华侨社区，草铺街成为最著名的“唐人街”。(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丽榕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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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对外籍华人颁发5年华裔卡，华人回来更轻松了！
中国政府预备对原籍中国、已入籍海外国家的海外华人发放[华裔卡]，持卡者可获得永久居留权及本土居民待遇。
根据中国官方定义，海外华人的定义是已经取得外国公民身份的中国人，或父母亲是中国人的海外华人，不论双亲目前是或之前是中国公民。而“华裔卡”的申请人的双亲只需一人是中国人，或祖父母和祖上是或曾经是中国公民。当局目前并无为多少代的海外华人后人设限。
根据公安部的解释，虽然这个政策对所有的海外华人有效，但申请人必须提交相关文件证明他们的华人身份。这意味申请人必须呈交中国政府发出的官方文件，或申请人所属国家的官方文件，证明其身份无讹。
在申请人提交的华裔身份文件证明时，需要提供包括申请人或申请人亲属的中国护照或身份证复印件。如外国政府所发的文件，必须得到该国的中国领事馆认证之后方可获得接纳。
根据公安部提供的信息，新措施为了更便利申请人，对申请理由并无任何限制。申请人可以探亲、做生意或文化交流，或甚至到中国处理个人事务，都可以作为申请签证的理由。如果申请人需要长时间居留，可以申请5年的居留许可。
那申请华裔卡需要什么条件呢，下面准备了华裔卡的申请材料：
“华裔卡”申请材料准备：
1、有效期为6个月以上、有至少1张空白签证页的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2、填写并签署《外国人签证、居留许可申请表》
3、1张证件照片(温馨提示：新八项出入境便利措施提到，受理窗口可为申请人提供免费出入境证件照相服务)
4、持2015年1月1日后签发的护照，且年满16周岁的申请人，须同时提交前一本护照(无论其国籍)原件。
5.1、外籍人士：如首次申请中国签证，须提供原中国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5.2、外籍人士曾经申请过中国签证：须提供原外国护照照片资料页及曾获得的中国签证复印件;
5.3、外籍人士已更名者：如果新护照所记载的姓名与原护照不一致，须提供有关官方出具的更改姓名的证明文件。
1967年印尼排华：20万华侨遭杀戮
核心提示：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0万人惨遭杀戮，约30万人被逮捕监禁……成千上万华侨遭洗劫一空后又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遭受百般虐待，有些则被集体驱逐出境。大批华侨惨遭杀戮，其中有数百人被残忍地挖心碎尸。
1965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高层互访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国庆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28个共500多人，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在当时我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少见。谁也没想到这“繁华”背后，竟暗藏着外交危机。
祸起“九卅事件”
1965年9月30日午夜，以印尼总统警卫部队查克拉比拉瓦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亲苏加诺军官，在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与配合下，以陆军中有个“将领委员会”在首都大量集结兵力、阴谋发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军事政变为由，在雅加达逮捕和处死了包括陆军司令亚尼在内的六名陆军将领和一名军官。苏加诺的政敌、国防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本是逮捕名单的头名，则侥幸逃脱，其幼女被误杀。这就是60年代世人皆知的印尼“九卅事件”。
这一突发事件，给了以纳苏蒂安为首的军人集团公开反共的口实，引发起大规模镇压共产党的行动。10月1日，时任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的陆军少将苏哈托调动大量兵力控制了首都雅加达，全城通宵戒严，军、宪密布，陆军控制的报纸和电台发动宣传攻势，就“九卅事件”中处死6名陆军将领事极力煽惑。在陆军当局控制下的雅加达一些政党团体，也公开指责印尼共产党是“九卅事件”的主谋。10月2日，印尼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忠诚报》被禁止发行。10月3日，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被封，旋被军管。10月8日至10日，印尼共、人民青年团、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和印尼妇女运动协会等的总部办公处相继被捣毁。10月18日，雅加达军区司令部宣布取缔上述组织和其他一些进步团体。在几个月内，印尼共和进步团体受到严重摧残，其主要领导人艾地等人全部被杀。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0万人惨遭杀戮，约30万人被逮捕监禁。
大造反华舆论
与此同时，军人集团一方面逼压苏加诺总统逐步让权，一方面不断通过媒体诬蔑中国支持“九卅运动”、干涉印尼内政，煽动反华情绪。1965年10月6日，陆军的《战斗报》含沙射影地说：“难道九卅运动仅出自翁东的想法，而没有作为幕后主使者的国内或国外的政治活动家的参与谋划吗？难道‘九卅运动’的反革命冒险仅靠他们各自的物质力量，而没有国内或国外广大阶层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吗？”《武装部队报》10月10日则别有用心地说，“为何‘九卅运动’选择10月1日，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作为民族悲剧的开端”。在大造反华舆论的同时，印尼还利用“挂旗问题”大做文章。10月5日，纳苏蒂安下令全国和驻印尼的外交使团降半旗一周，为被杀将领致哀。中国使领馆坚决拒绝。但为避免刺激右派势力，根据国内指示此间不挂旗。印尼军人集团借题发挥，横加指责，说中国使领馆的做法“伤害了印尼的民族感情”。印尼伊斯兰教联合会的《社会使者报》10月7日煽惑说：“在雅加达全市，包括外国使馆都下半旗，惟独中国大使馆没有下半旗……难道没有外国的手参加捣乱。”10月8日，印尼反华势力煽惑群众向我驻雅加达总领事馆示威。1965年10月16日下午，40余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包围了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他们用枪威逼中国外交人员，逐一搜身盘问，并用刺刀劈开办公室的箱柜，搜查文件，抢劫财务。制造了外交史上罕见的恶劣事端。
中国接连抗议颇费周章
当时，我国认为“九卅事件”是印尼国内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过去“纳沙贡”的表面合作掩盖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此次事件后，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迅速分化，双方的阵线日趋明朗。左派已由合法的、和平的斗争被迫转为地下的、武装的斗争，这有利于印尼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但我国出于政治考虑，对事件的公开态度则是尽量客观，电台、报刊暂不报道印尼政局变化。10月4日，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联名致电苏加诺总统，就印尼发生“九卅事件”表示慰问，继续表现对印尼的友好姿态。10月16日印尼武装冲、砸中国商务参赞处，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我国才不得不表明立场，坚决反击。于是，我国外交部和驻印尼大使馆就此事件分别照会印尼驻华使馆和印尼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并授权新华社发表声明，驳斥印尼对中国大使馆未下半旗事所进行的诽谤和无理指责。10月20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印尼政局发生急剧变化的综合报道，“以带倾向性报道的形式，支持印尼人民的革命力量”。
当时我国定的方针是：坚决支持印尼人民的革命斗争，集中打击和孤立右派，缩小中间派的欺骗作用并促其分化，对右派的攻击给予坚决回击。为适应印尼革命人民有可能开展武装斗争的形势，还特意把休假后在返回使馆途中的政务参赞召回，改派游击队长出身的姚登山去印尼任临时代办。
那时，印尼总统苏加诺已被军人集团挟持，无力控制局势。他对华采取两面手法：一面表示要维持两国友好，怕我们对其公开揭露；一面迁就右派势力，要我们忍让妥协，甚至为反华势力的行径辩解。1965年10月25日，苏加诺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等领导人，对印尼反动势力企图离间两国之间的关系，对数起武装部队人员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代表机构的事件表示“最大歉意”，因为这破坏了两国良好关系的基础。信中坦承他的难处，企望中国不要连连抗议，容他有一定时间处理好对华关系。当时印尼政局复杂，苏加诺地位微妙，如何复信颇费周章。被周总理从钓鱼台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班子抽回来的章文晋，领着第一亚洲司的几位“秀才”，苦战了3天3夜，先后几次把复信呈送周总理，都未通过。最后，由乔冠华出马，亲自执笔，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和陈外长的联名复信才批下来，并于30日发出。应该说，在处理中、印尼两国关系问题上，中国一直留有余地，始终本着后发制人的方针，使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周总理前后两次指示经援被迫中止
“九卅事件”发生后，印尼政局动乱。当时我国援建的班加兰纺织厂正在加紧施工，大量建筑物资和纺织机械设备陆续运往印尼。鉴于这种情况，有关部门停止了发货，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变化，视情况再定。一天，周总理的秘书钱嘉栋打电话，问援建印尼棉纺厂的物资发运情况。外交部如实报告说，《和平号》货轮已装货完毕，停泊在天津港待命起航。总理指示立即起航，并责问为何拖延起航。10月16日印尼武装冲、砸中国使馆商参处后，总理办公室再次来电话询问《和平号》轮的信息，通过对外经委和国家远洋局了解后报告，船尚未出我国海域。总理指示停止前进，马上返航。10月22日陆军对我国在印尼帮助建设棉纺厂的专家实行侮辱性的，检查和搜身，为了安全，我们只好撤回专家。直至1966年4月18日，我国才宣布中止援建班加兰纺织厂的工程，同时中断贸易。
冲砸中国使馆
随着印尼右派对中央政权的进一步控制和对印尼共镇压的得手，其反华活动愈演愈烈，各种诽谤、诬蔑、辱骂中国的言论天天连篇累牍。从1965年11月2日起又连续发生了数千人袭击我国驻棉兰、望加锡、马辰等地领事馆和驻雅加达总领馆事件。1966年3月，苏加诺在军人挟持下组成新内阁，并授权苏哈托代行总统职权。苏加诺完全陷于无权地位。反华活动进一步升级，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各种来往陆续中断。
中印尼关系日趋恶化后，使馆曾建议国内撤回大使，周总理没有同意。进入1966年，印尼反华行动已经肆无忌惮，我国政府于4月7日召回驻印尼大使姚仲明，旨在政治上给对方一定压力，但印尼反华活动却毫无收敛。
1966年4月15日上午，千余暴徒在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和装甲车的协同配合下，用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尼使馆大门，蜂拥冲进院内，疯狂破坏使馆的办公室、大厅和宿舍，捣毁了门窗、家具和客厅的全部陈列物品，劫走汽车3辆，砸坏7辆。他们把掠去的所有文件档案和书籍付之一炬，并将贵重物品、私人衣物和部分家具用卡车公开劫走。令人发指的是，当中方人员严词斥责暴徒和武装人员强行冲进大使馆，侵犯外交特权，并无理扯下我国旗任意污辱，非法升起印尼国旗时，他们竟悍然开枪重伤使馆护旗的赵小寿。另外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也被殴打致伤。这次事件是印尼军人集团控制政权后对我大使馆第一次最大规模、最野蛮的袭击。印尼副总理兼外长马利克事前在集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书面讲话，事后又立即接见行凶暴徒的代表，大加赞扬。
在草拟抗议照会时，外交人员义愤难平，但如何表达更有份量，颇费思索。随着印尼反华言行的不断升级，表示严重程度的形容词已用尽。从“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到“最最最强烈抗议”，以至于外交部翻译室的专家们对连用3个“最”字，几次提出异议。亚洲司的同志向陈毅副总理汇报请示工作时，陈毅也只说：“我这一关好过，你们好好想想怎么样过总理那一关。”印尼枪伤中国大使馆人员后，周总理及时指示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据不完全统计，两年内，中国驻印尼代表机构被袭击43次，人员被枪击和殴伤达68人次。为此，发出抗议照会33份。
中印尼关系恶化到极点
印尼当局在大肆破坏两国关系的同时，极力煽动种族主义的仇华情绪，对华侨、华人进行造谣、诽谤、谩骂和攻击，污蔑、指控华侨支持“九卅运动”。他们把世代为印尼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流过血汗的华侨、华人当作敌人，在全印尼大小岛屿的数百个城镇，进行野蛮迫害、蹂躏。他们调动军警，组织暴徒，对华侨任意逮捕，非法审讯，严刑拷打。他们焚烧华侨的房屋，抢掠华侨的财产，封闭华侨社团和学校，霸占华侨的商店，使无数华侨、华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陷于生存绝境。印尼当局还颁布各种排华法令，在一些地区禁止华侨经商，强迫华侨缴纳高额的“人头税”，甚至禁止华侨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成千上万华侨遭洗劫一空后又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遭受百般虐待，有些则被集体驱逐出境。大批华侨惨遭杀戮，其中有数百人被残忍地挖心碎尸。为护侨，我国政府除进行交涉、抗议和揭露外，？受难华侨。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条件，还是采取了多宣传少接回的做法。
1967年，中印尼关系恶化到极点。4月22日，印尼军警包围和封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并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和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中国随即发表政府声明，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印尼驻中国代办巴伦和参赞苏玛尔诺也被中国外交部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6月16日，印尼国会通过决议，表示印尼政府可“根据情况发展，就印尼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采取坚决措施，必要时断绝外交关系”。
由此，印尼政府更加有恃无恐，在雅加达召开的全国军区司令会议上，策划了反华排华的具体步骤后，更毫无顾忌地加紧了恶化两国关系的步伐。
1967年8月5日上午，由大批军人带领并开枪助威，上千丧失理性的暴徒用卡车撞开我大使馆的大门，狂呼反华口号，用斧头、铁棍、匕首等凶器，打伤我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砸毁了我大使馆室内的全部家具和设备，纵火焚烧了馆内的两幢建筑物。当天消息传到北京后，一些激愤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示威抗议。闻讯赶去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和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同志，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费尽口舌才劝说冲进大使馆的群众撤出。但当晚8时，部分群众不听劝阻，再次强行冲入大使馆，放火烧毁南院大楼内部建筑。消防队赶至现场，于9时许将火扑灭。周总理得到报告后，指示决不能伤人。卫戍区为此又加派兵力，在印尼大使馆所在的礼士胡同和大使馆周围的房顶上全布满了解放军战土。6日，约有万名群众到印尼大使馆前继续示威，7日示威群众骤增至40余万人。印尼驻华大使馆托中国雇员于8日下午送来抗议照会，被我方拒收。
断交前的斗争
8月24日，印尼外交部照会中国大使馆，以无法进行正常活动为由，决定将其驻华使馆全部人员撤离中国。中国使馆拒收其照会，并给予驳斥。相隔4天，印尼指示其驻华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宣布奉命撤走其全部人员，但未提任何理由。显然，印尼已决定同中国断交，但不想承担断交责任，企图以“撤而不断”的做法，逼中国采取主动，把责任转嫁。鉴于中国驻印尼使馆人员安全毫无保障，为迫使对方亮明对两国关系的态度，中国对印尼拟单方面撤走使馆人员的要求未予置理。
此时，印尼的反华活动已无所顾忌。他们加紧与台湾当局勾结，外交部长马利克扬言要同台湾建立“比贸易代表机构高一级的关系”，“在考虑暂时停止同北京的关系”，甚至可以承认“台湾共和国”。与此同时，握有总统实权的苏哈托不断对中国大使馆进行污蔑攻击，为驱赶中国外交人员，同我断交制造舆论。
10月1日凌晨3点左右，印尼政府再次出动大批武装军警，伙同1000多名暴徒，疯狂袭击和捣毁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大使馆全体20人均被打伤，临时代办等数人中弹重伤。接着，暴徒又烧、砸了中国使馆的房屋、全部设备、汽车和其他公私物品，烧毁了我国国旗和毛主席画像，抢走了发报机、文件档案和大量财务。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非法对中国使馆人员搜身，将使馆的密码搜去。这是军人集团上台后对我驻印尼外交代表机构的第43次武装袭击，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最罕见的暴行。
此后，印尼政府又派军队包围封锁中国大使馆，在使馆院内非法升起印尼国旗，公然将使馆人员全部劫持离馆，武装占领大使馆达11小时之久。后来，他们切断使馆的水、电和煤气供应以及一切电讯联络，并蛮横地剥夺了使馆人员的一切人身自由，阻挠大使馆的一切外交活动。鉴于中国驻印尼使馆与国内的联络完全中断，外交部只得由中国驻越南、罗马尼亚使馆通过越、罗驻印尼使馆和使馆联络。
10月23日，印尼外交部分别照会中国驻印尼使馆和外交部，宣布印尼政府决定关闭印尼驻华使馆，要求中国保证其使馆人员安全撤离中国。同时，要求中国自1967年10月30日起，关闭驻印尼大使馆、驻雅加达总领事馆以及驻棉兰、马辰和望加锡领事馆，上述机构的全体中国人员在最短时间内离开印尼领土。
专机接人之虑
10月27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的中断，责任完全在印尼方面，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印尼现政府承担。双方虽决定撤回各自的外交人员，但在哪一方使馆人员先行撤离问题上却互不相让，一时僵持不下。双方互不信任，都怕放走对方人员后自己的人被扣。我们主办人员绞尽脑汁，想不出一条万全之计。这时，周总理指示，派专机去雅加达把中国驻印尼使馆全体人员接回，随机把印尼驻华人员捎回。为此，外交部研究了周密的方案，并考虑到对方可能横生枝节，设想了多种应变计划，最主要的是保证我们的人在专机降落后立即登机返航。
10月28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尼驻华使馆，除重申中国政府上述决定并告知罗马尼亚驻印尼大使馆全面代管中国和中国公民在印尼的合法权益外，同时提出，中国民航专机于10月31日前往雅加达，接回使领馆全部人员。为了使印尼驻华使馆全体人员尽快离开中国，中国政府愿意为他们提供搭乘上述中国民航专机返回印尼的便利。10月29日，印尼外交部复照同意中国28日照会所提要求，其在华权益由柬埔寨代管。
10月31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全体人员于当地时间上午8点45分庄严地降下使馆的国旗后，立即赶往雅加达附近的古苏玛军用机场，迅速登上专机，于11月3日下午胜利回到北京。在机场，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队伍，热烈欢迎“红色外交战士”回到祖国。我国同印尼的关系从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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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13日印尼同我国建交后，由于在华侨和共产党问题上对我国存在疑虑，对华关系一直曲曲折折。60年代初，印尼因对抗马来西亚，同英、美矛盾加剧。印尼反帝调子逐步提高，进而发展到派遣武装人员进入马来半岛、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等地。美国为了支持马来西亚，迅即将其第七舰队开入印度洋游弋，对印尼进行军事恫吓，接着宣布停止对印尼的经济援助。苏加诺总统则宣称“第七舰队吓不倒印尼”，“让你们（美国）的援助见鬼去吧！”继而接管美资企业，封闭美国新闻处，驱赶美国和平队。印尼同美国的关系顿时趋于紧张，后来公开宣布退出当时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印尼的行动，牵涉到同马的两国关系，也涉及英、美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未得广泛的国际同情。印尼便主要寄希望于中国的支持、援助。印尼共对这一斗争非常重视，积极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北加里曼丹进步力量也都支持和参加这场斗争。我国当时基于一贯支持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场，同意印尼共关于马来西亚问题的观点，支持印尼反美立场和对抗马来西亚的斗争，从而使中印尼关系日益密切。双方积极扩大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并加强了军事方面的往来，我国允向印尼无偿提供组建民兵所需之武器（由于“九卅事件”未能执行）。中印尼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中互相支持，协调行动，在国际上一时被渲染为“北京一雅加达轴心”。
苏加诺在国内提出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即“纳沙贡”）合作的主张。对印尼共采取又联合又限制的方针，对右派势力则分化拉拢，力图平衡左右两派力量，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印尼共利用国内这一有利形势，加紧扩大影响，壮大力量，发动群众参加志愿人员的军事训练，积极参与对抗马来西亚斗争，并建议组建武装民兵作为第五军种编入印尼武装部队，对付帝国主义的威胁。苏加诺不仅同意印尼共关于建立第五军种的建议，还进一步提出在军队中设立“纳沙贡顾问委员会”的主张。
苏加诺的联共、联华政策，使其同印尼共和中国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发展，但与印尼极端反共的军人集团和右翼势力的矛盾日趋尖锐。1965年8月，苏加诺患病，印尼左、右势力都以为苏加诺不久于人世，积极做应变准备。右派势力加紧了篡夺政权、消灭左派的策划，一场反共、反苏加诺的事变在印尼右派军人集团内部暗暗地酝酿着。以印尼共为代表的左派势力，不甘坐以待毙，遂先发制人，对“将领委员会”采取了盲动措施，制造了“九卅事件”。
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斗争中，印尼共坚定地支持我们党，我党对印尼共借助苏加诺发展进步势力也是赞同的。毫不讳言，当时我国支持亚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毛主席曾坦然地对一位来访的邻国领导人说：“我们是共产党，哪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的。”但我们遵循革命不能输出的原则，对别国共产党的支持，主要是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对印尼共产党也不例外”
1990年8月8日，中印尼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两国友好关系开始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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