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移民条件。
新西兰奥克兰华人社区近年来深受治安恶化之苦。特别是妇孺和小生意业主，似乎已经成为抢夺和抢劫犯罪的目标。
当地时间4月30日下午，奥克兰华人和印度裔社区近三百人在奥克兰南区闹市区游行，抗议日益恶化的治安环境，呼吁政府增派警力和其他资源，并通过修法打击治安犯罪。WwW.YM16.Com
这次游行的最初发起者，是由奥克兰亚裔移民组成的“预防犯罪群组”组织。在微信、脸书等社交媒体的推动和催化下，消息很快传开。
当天下午2时，已有200余人来到集合地点。他们统一佩戴黑纱，寓意为奥克兰治安太差，“法律已死”。
主要由华人和印度裔居民组成的队伍延绵上百米，沿着奥克兰南区主干道Great South Road一路向南面的Manukau镇中心走去。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够了！”“路面需要更多警察”等口号，要求政府改善治安。
华人社区的联络人杨先生20年前移民新西兰，如今在南区经营自己的小生意。他介绍说，华人社区近年来深受奥克兰治安恶化之苦。特别是妇孺和小生意业主，似乎已经成为抢夺和抢劫犯罪的目标。
在参加游行的市民中，不乏亲身遭遇过治安犯罪的受害者。在随机采访中，受访的受害者均表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案件没有侦破。为此，这次游行抗议的一大诉求，便是希望政府听取民众对治安的不满。抗议者希望，政府一方面可以加强警力上街巡逻，另一方面也应该收紧对刑事犯罪的处罚，特别是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
行动党副党魁、前华人国会议员王小选也参加了游行。他表示，作为新西兰社会两大主要的移民群体，华人社区与印度社区这次联合发声，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也希望政府能正视治安现状并采取措施改善。
今年3月，新西兰总理Bill English表态将增拨3.88亿纽币加强警力，并提出一揽子承诺。
本月初，新西兰警务署长Mike Bush宣布，未来4年将新招募880名警察，其中奥克兰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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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窗事发！印度裔新西兰移民怂恿员工假结婚真移民
Whangarei一家餐厅的印度裔新西兰移民老板愿意提供4万纽币给新西兰女性，只要他们跟自己的同胞结婚和申请新西兰签证。——至少根据新西兰媒体Stuff的说法是这么一回事。
Stuff在调查的这位印度裔老板叫Gurpreet Singh，他的餐厅叫“杀人大虾”（Kill Prawn）。
曾经在他餐厅工作的前经理说，老板曾向她提出4万纽币的报价，希望她嫁给一位印度男子。她当即拒绝了老板的提议。
另一位前经理也表示，在和Gurpreet喝酒时，对方向他提出通过假结婚为印度男人争取居留权的计划。
移民局的助理总经理Peter Elms表示，移民局对“商婚”等配偶欺诈的指控严阵以待，参与者将面对“非常严重”的后果。他鼓励知情人联络移民局，“移民欺诈没有任何借口”。
而根据移民律师Alastair McClymont的说法，新西兰移民局习惯性的拒绝给旁遮普邦印度人颁发配偶签证，因为移民局在看过太多旁遮普邦印度人+新西兰公民的假结婚案例已经无法辨别真假。他说：“他们找不到区分真假的办法，所以开始拒掉每个人。”
Elms说移民局没有针对任何特定族群，而是基于收到的材料评估所有配偶关系的“真实性与稳定性”，并调查其中的可疑之处。
在“杀人大虾”工作过的前经理Chauntell Reid说，在工作期间老板向她提出了假结婚的建议：“他向我提出了4万纽币的报价，问我是否感兴趣，我说’当然不，而且我不认为我有朋友会感兴趣’。”Reid说Gurpreet在提出这个建议时非常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帮助他的朋友，但这个显然很有问题而且违法。当然，我认为他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但我跟他并不熟。”
之后她离开了“杀人大虾”去其他餐厅工作了。
另一位前经理则是在跟Gurpreet闲聊时得知此事的，而且Gurpreet还打算拉拢他加入这个计划。这位匿名人士说：“他（Gurpreet）在员工中寻找那些喜欢周末过夜生活的本地女孩，问她们有没有兴趣和印度男孩结婚。”
“他说给我们10%-50%的中介费，具体取决于他收到多少办假签证的钱，谢天谢地我没有参与。我没有直接说好或不好，但他最后没再跟我提起。”
“我认为他敢招募自己的员工进行移民欺诈真的很有种，而且对公开谈论这种事情毫不避忌。”
Karamjeet Singh曾在2016年担任“杀人大虾”的经理，他说Gurpreet曾经跟包括他在内的三个人提过假结婚，他说这是“获得居留权的简单途径”。他说Gurpreet甚至承诺由他来买戒指和找女方。
“当时，他说自己有毛利女孩和萨摩亚女孩两种选项。”
Megan Cammock是Gurpreet在汉密尔顿的一家比萨店的雇员，她说老板确实几次提到给印度人和本地居民安排婚姻。
移民律师说包括假结婚在内的大部分移民欺诈都是在千禧年后开始的。当时新西兰推出了读1年商科学位就能获得居民权的政策。而印度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契机，旁遮普邦的土地大幅升值，很多农村家庭继承的土地都变成了真金白银，这为他们“购买新西兰居留权”提供了资本。
假结婚已经进入公众视野，但McClymont说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假结婚最后都变成了真结婚。他说在西方社会商婚只是为了获取一纸空文，但在家庭观念较重的东方社会，剧情走向要复杂得多，孩子和家庭会让人发生改变。
他说正因为移民局面对这种新型关系无能为力，才倾向于用“最荒谬”的一刀切做法，拒掉所有印度旁遮普邦申请人的配偶签证。
但他警告说，新西兰移民局这种做法很可能让无辜家庭和个人受到牵连：“终有一天，你会面对一个来自丰盛湾的女孩，在她的父母陪同下跟你讲：我们希望Jaswinder从被遣返的印度回这里来，因为他现在是家人了。”
西班牙华人与警方冲突后续：四方会议共商改善治安
西班牙华人与警方冲突后续：四方会议共商改善治安 会议现场。（《欧洲时报》西班牙版微信公众号“西闻”）
中国侨网3月22日电 据《欧洲时报》西班牙版微信公众号“西闻”报道，当地时间3月20日上午10时，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馆、圣哥洛马市政府、圣哥洛马警察局、巴塞罗那侨民代表举行四方会议。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馆副总领事陆慈君、圣市副市长蒙特罗、圣市警察局长帕索斯、市政府服务局局长梅斯特雷斯等官员，部分侨领及华侨华人代表及华文媒体记者共30余人出席。
陆慈君简要介绍了总领馆在“3.3”事件后所做工作，强调此次会议旨在为市政府、警方和侨界沟通搭建平台，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进一步增进市政府、警方与中国侨民间的了解与互信，为中国侨民更好地融入和发展营造更有利的条件。
警方负责人介绍了警方加强安全宣传、加强城市治安等相关举措，并提醒中国侨民尽量少携带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出行。针对侨民代表质疑报警是否有效，警方强调报警的重要性。如果都不去警察局报案，警察局没有数据，就无法采取一些行动，如启动调查程序、增加警力等。
警方负责人还就“3.3”事件中警察使用警棍进行介绍，使用警棍有10个等级，达到一定条件下，才可以进行相关操作，而且是针对特定人和具体部位。不论是对华人还是其他种族的人，警方都一视同仁，在使用警棍的时候有很强的条令规范警察行为。
如果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出现过度执法，被执法人可以进行投诉，一般情况下由警察局领导来处理，如果是严重的，达到一定数字的积累，就会上报内政部门，如果查实有不恰当的行为，会交由法院来处理。
驻巴塞罗那总领馆王洁主任介绍总领馆与警方建立热线情况，总领馆要求警方在涉及中国公民人数较多的案件以及中国公民被捕或伤亡的案件要通报总领馆。这次事件之后，总领馆跟警方的互动和沟通是非常顺畅的。但是警方也表示，中国公民被捕，本人是有权选择不通报领馆，警方也没有义务必须向总领馆通报，当然如果涉及一些比较大或者是涉及到被捕或中国公民伤亡案件，总领馆觉得有必要事后要求警方提供一些信息的话，是会和警方联系。
陆慈君最后表示，本次会议是继3月7日，林楠总领事与圣哥洛马市市长、第一副市长、市政服务局局长、地方警察最高长官等举行会谈的延续。当时会议上总领馆与圣哥洛马市政府共同提议搭建总领馆、市政府、警方和侨民代表的四方交流平台，共同就当地有关政策法规、安全形势、经贸和文化等议题进行交流沟通。
陆副总领事希望圣哥洛马警方与中国侨民双方之问要相互理解，中国侨民可能会希望警方提供很多服务，但是也需要理解警方在办案执法过程中，会有警方条令和措施。同时侨胞要克服怕和警方打交道的毛病，如果警方上门提供一些服务，要有开放的姿态，好好的和他们去交流，只有充分的沟通后，事情才能朝好的方向发展。
会议上，侨民代表还就增加摄像头、建立警民联系等问题与市政府和警方负责人展开探讨。圣哥洛马市政府代表表示，会将情况向市长汇报，市政府将会召开关于治安和商业的相关会议，逐步落实相关问题，加大对中国侨民的关注。
华助中心主任金浩会后接受记者采访表示，目前巴塞罗那侨界与巴塞各级政府都保持有良好的关系。今天会议是希望改善侨胞与警察的关系，改善地区的治安状况。当地侨胞要提高自身素质，当地侨团要在总领馆引导下，与政府和警方建立有良好的机制和沟通平台。平台建好后，要进行有效宣传，让更多人理解和参与。这需要时间，面临的问题也一定会解决。
印度裔新西兰移民悲惨生活：遭家暴虐待后，工签被取消
一名来自印度的新西兰移民家暴受害者表示，在她身在新西兰境外时，新西兰移民局取消了她的工作签证，这件事给她造成了精神创伤。
在受害者丈夫告诉新西兰移民局（INZ）说他们的关系已经结束后，这位当时怀孕近八个月的女子被阻止登机前往奥克兰。
INZ运营经理Michael Carley承认移民局的行为给该女子带来了极大不便和痛苦，移民局对此毫无保留地道歉。
两年前，Kyra（化名）首次持访客签证从印度来到新西兰。在此一年前，他与一名持有新西兰永久居留签的男子在印度结婚。基于两人的配偶关系，她拿到了配偶工签。
Kyra说，她的丈夫以及丈夫的家人在抵达奥克兰不久后就开始虐待她。而且，在他们发现Kyra怀的是个女孩时，更是开始加倍虐待她。
“当他们知道我肚子里是个女孩而不是男孩时，他们就不再给我食物了，而且每天都在折磨殴打我，让感觉生活在地狱一般，”她说。“（我的丈夫）经常打我，甚至试图杀死我们的孩子。”
印度家庭大多偏爱男孩，在印度，女性堕胎的规模相当大。
去年，Kyra的丈夫不顾她的意愿，在她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把她送回了印度。“他把我扔在（印度）机场，让我父母来接我，” Kyra说，“然后他要求我的家人付20万纽币，这样才允许我返回新西兰。”
两周后，她买了一张返回新西兰的机票，但却在香港中转的时候，被拒绝登上飞往奥克兰的班机。当时的Kyra情绪万千，身体极其疲劳且不适，在机场四处寻求帮助的她感到很无助。
Carley说，Kyra的丈夫告诉移民局称，在2017年12月Kyra不在新西兰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INZ就取消了她的工作签证，”Carley说，“看来是我们没有联系她，告诉她她的工作签证已被取消。当她试图返回新西兰时，这显然给她带来了相当大的不便和痛苦，我们毫无保留地为此道歉。”
Carley补充说，移民局也拒绝了Kyra的访客签证申请。
“在她的申请新中，她明确表示希望来新西兰抚养她的女儿，” Carley说，“根据新西兰移民局的规定，我们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向某人发放访客签证。”
Carley建议称，此时Kyra最好的行动方式是咨询持牌移民顾问或律师。
“对她的情况我们表示遗憾，”他说，“然而，我们没有她曾根据反家庭暴力政策寻求INZ帮助的记录，我们并不知道她的处境。”
目前正在帮助Kyra的支持人员Jeet Suchdev说，Kyra想为了女儿返回新西兰。
“她想寻求法律途径，确保她的丈夫支付抚养费，让女儿能够体面地成长，然而这种情况只有在Kyra被允许回到新西兰才会发生，”Suchdev说。
身为Bhartiya Samaj慈善信托基金会主席的Suchdev反映说，寻求帮助以解决移民和包办婚姻问题的南亚女性在大幅增加。
遭受家暴的新西兰移民如何得到帮助？
1.如果您处于危险之中，请拨打111报警或者请邻居或朋友为您打电话
2.Roopa Aur Charitable Trust：为南亚女性提供专业文化服务09 6204606
3. 妇女避难所：免费全国危机热线0800 733843
4. Shakti：为非洲、亚洲和中东妇女和儿童提供专业文化服务0800 742584
走访印度大华人社区：印度为何留不住华人心？
对生活在加尔各答的华人来说，上个月的端午节格外不同。“中国城”里迎来久违的“龙舟庆祝活动”，上百印度人参与其中，吃粽子、看舞狮，哪怕他们不知道屈原，没去过中国，也足以被这里浓浓的中华文化氛围所感染。“我小的时候，过节要比现在热闹得多”，本次活动组织者——65岁的华人李先生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很欣慰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是华人青年，只有他们珍惜中华文化，华人社区才有未来。”李先生的话令人鼓舞，因为连日来在加尔各答乃至全印度最大华人社区的走访经历让记者意识到，在印华人的辉煌恐怕只属于过去，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后遗症，产业升级带来的商业环境变迁，家族式企业中“富N代”的创业惰性，以及华人社团间常见的内斗，都严重阻碍着华人社区的复兴。
“中国城”曾是“淘金之地”
位于加尔各答东郊的“塔坝”，是印度最大的华人聚居区，约有2000华人生活于此。他们大多是祖辈从广东梅县以及湖北天门移居到此，有些家庭已传至第六代、第七代。来到这里，坑洼不平的道路，混乱不堪的车流，杂乱无章的店铺门脸，要不是几家中餐馆门口的红灯笼和中文牌匾，没人会把这儿跟当年红红火火的“中国城”联系起来。
“有不少记者问过我当年中国城的情景，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当时比现在红火多了”，在“塔坝”经营餐馆和旅店的李先生说，“我6岁随母亲来到加尔各答，当时父亲和祖父在这里有工厂，主要生产皮革和鞋子。我很小就知道加尔各答的皮靴很出名，出口到世界很多地方。听家里人说，哪怕是在日本人打到缅甸时，加尔各答皮具市场也很火，前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也以穿加尔各答生产的皮靴为荣。”
上世纪50年代是加尔各答华人的黄金期，仅“塔坝”的“中国城”就有两万多中国人，他们基本垄断了加尔各答制革工业，大大小小的皮革加工厂、制鞋厂不下200家，餐饮食府更是遍布街巷。据李先生回忆，当时在“中国城”里卖广东小吃都能赚钱，中国人来印度确实是为了淘金。
转折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中印关系恶化，数百华人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前就以各种名义被驱逐。战争爆发后，在印华人财产被冻结，工厂关门，商铺被封，不少人被当作间谍抓起来，哪怕是释放后都不得在原居住地定居。随后，在印华人数量锐减，不少人回到祖籍地或迁至东南亚。
印度经济政策的转变也令不少华人丢了饭碗。2000年前后，印度经济改革步伐加速，一些污染大、耗能高的企业被赶出大城市，加尔各答华人拿手的皮革业就是其中之一。在迁移至城郊的过程中，一批华人工厂被迫转让或倒闭。李先生说：“我就是那时走投无路才干起了餐馆，当时一天能有三四家债主找上门，不改行就只能去当乞丐了。”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印华侨华人只有约5000人，其中3000多人在加尔各答，1000多人在孟买，不到500人在新德里，剩下的分布在海得拉巴和班加罗尔等地。这些华人大多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以及高中以下的学生，经营餐馆以及出租房屋是主要收入来源。“塔坝”的林先生有6个子女，他跟记者说：“能走的都走了，我两个女儿嫁到加拿大，儿子准备去外国读书，年轻人谁会想留在这儿？”
战争余波让华人小心谨慎
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只持续了一个月，但两国间由此产生的裂痕至今未修复，对在印华人来讲，认同感、归属感的丧失，更像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们挡在印度主流社会之外。
《环球时报》记者在印度北部城市西姆拉采访时遇到一名姓谷的餐馆老板，他向记者回忆说：“我1岁时跟家里人从广东到加尔各答生活，没几年中印战争爆发，好多中国人无故被抓，至今都没给个说法。这么多年过去了，西姆拉只剩下3户华人，开个小餐馆，卖卖鞋。说句惭愧的话，现在都不好意思回广东老家。”
在加尔各答做餐饮的王先生生意不错，三层高的酒楼有两栋，一到周末及节假日，酒楼客满，等候的私家车一直排到院外。即便如此，王先生仍感叹华人在印生存艰辛。他对记者说：“中印战争很短，但包括华人在内的所有印度人的心态都产生了极大变化。华人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平安是福。而很多印度人则把在印华人与印度东北部各邦的人同等看待，认为他们不值得信赖，只配做些低等的服务性工作。”
现旅居加拿大的谢明通从小生活在加尔各答，他跟随父母经历了日军侵袭、印度独立、中印边界战争以及之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时刻。他在2011年出版的《淡忘了的一族——生长在印度的华裔》中写道：“哪怕是日军在缅北的侵袭都没有让加尔各答华人退缩。可以说我的家人在1945年前后离开加尔各答前往新德里并不是战乱所迫，而是看到了更好的商机。”
相比之下，中印战争的影响要深远得多。谢先生的这本书以及多种文献资料显示，当时全印各地大批华人被关进位于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沙漠地带的德奥利集中营。被抓时这些华人家庭往往拖老带小，而且是除了衣物不许带任何物品。尽管多数被关押的华人最终得到释放，但他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一下从小康转入赤贫，即便回到原住地也只能白手起家。
对于关押华人的这段历史，印度政府一直没有给出明确解释，更没有相应的赔偿。这令不少在印华人至今对印度政府缺乏信任，甚至以此为由不愿加入印度国籍，虽然自己家族几代人都生活在这里。
一座被废弃的华人学校
除了在“中国城”经营餐馆，李先生也是加尔各答印华文化发展协会的创立者之一。他带领记者来到“中国城”里最负盛名的华人学校——培梅中学。走进学校，记者立刻被这里的青春气息感染。雨后泥泞的足球场上，几十名华人小伙正在投入地拼抢。足球而非板球，这是这里区别于印度其他地方的标志。来到培梅中学四层教学楼的楼顶，记者又发现一处迥异于印度其他地方的景观——关帝庙。庙里不仅有关老爷，还供着财神爷，颇为有趣的是，庙门口的马夫被塑成印度人模样。
“这里看起来热闹，但实际上已经4年没有学生”，李先生的话令记者颇为惊讶：“这些来学校踢球的学生都在别的印度学校上学，他们很多人的汉语很差，以后的出路大多是出国念书争取留在那里，很少有人会留下。”李先生感叹道：“想当年，这里光华人学生就不下1000人，我的孩子都是在这里念的书，可惜现在因为华人社团内部的争斗，学校荒废了。”
加尔各答华人的皮革及制鞋业日渐萎缩，一个主要原因是印度各地类似企业增多，华人经营的中小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变大。那是否留在“中国城”的华人就只能做做餐饮，或是靠出租祖上留下的房子赚取房租？李先生给出否定回答：“这里很多人都是客家人，客家人闯世界靠的是勤奋。不自己动手，不自己找出路，那只能把路越走越窄。”
李先生向记者说起年轻华人融入印度社会的经验。他所在的协会多年前曾跟当地军队有过合作，当时军队想学中文，而“中国城”里的华人既会汉语又会印地语，甚至孟加拉语。当时有人害怕去军营里教学，但不少年轻人愿意试一试，后来有人在那里一教就是一年多。其间，有华人青年违反交规被要求出示证件，交警一看是军营出入证，立刻放行。
“这些经历足以让他们骄傲，只要敢闯，总会有出路。”说到这里，李先生指了指远处一片未竣工的高楼区：“那是华人和印度人共同开发的房地产，在中国城的范围内，吸引有实力的印度人来投资也是一条路。只要肯干，总会有出路……”
社区前景，计划没有变化快
在端午节重新举办“龙舟庆祝活动”是“塔坝”“中国城”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印华文化发展协会会长钟先生告诉记者，很多人看好华人社区的未来，前些年新加坡驻印大使考察“中国城”旧址后表示要投资建设，后来加尔各答市市长表态说印度有自己的重建计划。印华文化发展协会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加入其中的青年人都是实干者，他们也向市政府提交“中国城”发展规划书。
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中国城”的重建更多只在口头上，现实的衰败甚至令一些人不敢憧憬未来。记者驾车驶上城市主路之前，路过一处据说是市政府花“巨资”建的中国牌楼，这里曾被规划为“中国城”的入口。现在看，这座不伦不类的仿古建筑丝毫没起到吸引游客的目的，反而成了当地人质疑政府挪用工程款的物证。
“塔坝”的华人是在印华人的缩影，他们历经百年打拼在印度占有一席之地。论生活水准算“中等偏上”，但其生存环境较兴盛时期明显衰落。对于这一点，接受记者采访的华人均不否认，但他们几乎都不认为华人社区将走向消亡，不少人认为印中关系日益走近或许会给他们带来更多商机。更重要的是，最艰难的时刻印度华人都挺过去了，何况是现在。(驻印度特派记者 邹 松)
留英解析：联合政府的移民算盘
BBC英伦网日前刊登自由撰稿人陈希的评论文章《留英解析：联合政府的移民算盘》，指出联合政府限制移民的政策频出，但始终没能收到预期效果，眼下大选临近，保守党或将出台新政策。文章摘录如下：
2010年，保守党击败当时执政的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胜，随后与自由民主党组建联合政府，共同执政。
4年来，联合政府始终把控制移民增长数量视为一项重要政绩，相继推出了限制不同移民类型人群的各项改革举措。
2015年5月英国大选即将到来，一直萎靡的英国经济终于在2014年有了少许起色，如能保持增长势头，无疑将为联合政府加分，而一向被视为杀手锏的限制移民政策，也承担着揽民心、搏选票的重任。
学生签证
留学生一直被联合政府视为移民的潜在人群，加以严格控制。从取消PSW签证到严厉查处各类只发签证不用上课的野鸡学校，4年间多次重拳出击改革政策、严格执法。把留学生在英国混签证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根据现行规定，非欧盟国家留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可以在英国逗留4个月，如果在此期间找到程度相应的工作，即可在英国境内申请将学生签证转换为工作签证。
英国内政大臣特丽莎·梅(Theresa May)日前公开表示，支持一项留学生签证新政策；这项新政策建议，外国学生在英国结束学业后必须离境，需要转换其他签证的留学生也必须回到国籍所在国，重新申请签证。这项新政策可能被纳入保守党正在起草的2015年宣言。
分析人士认为，特丽莎·梅是在彰显一种政治姿态，以显示在处理英国移民问题上，她比其他潜在的保守党领导人的竞争对手更严厉。
欧盟移民
联合政府上台之初，曾经豪言壮语称，将在一年内将净移民的数量削减至10万人以下，限制移民的政策不断出台实施，但特丽莎•梅日前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目标很难实现。
英国政府在唯恐留学生成为最大的潜在移民人群，分薄英国人的各种福利时，似乎突然注意到，来自紧邻欧盟国家的移民正在不断渗透在英国的大小市镇，和英国人争夺工作机会，申请英国的各项社会福利。
因此联合政府始终倾向使英国退出欧盟，并且限制欧盟成员国公民在欧盟范围内自由迁徙。卡梅伦也公开表示希望英国在2017年对是否退出欧盟进行全民公投。
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英国是《罗马条约》的签约国。该条约是奠定欧盟的基础条约，而“移动自由”则是条约的精髓，它保障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可以在欧盟任何一个成员国内移动、生活、和工作的自由。
为了限制欧盟内移民，今年11月，卡梅伦还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限制政策，包括，禁止欧盟移民在进入英国4年内领取工作补贴和福利住房；欧盟移民来到英国的6个月内如果找不到工作，英国政府有权使其离境；限制移民申请家属来英；阻止那些新加入欧盟而经济较弱国家国民赴英工作，除非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接近或已经达到英国水平，加速遣返欧盟罪犯。
4年中联合政府限制移民的政策频出，但始终没能收到预期效果，眼下大选临近，继续在此问题上向选民表现的保守党或将出台新政策。(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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