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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华人漂洋过海到旧金山一带挖矿和修铁路
今年2月，著名汉学家孔飞力逝世，让他的著作重回人们视野。《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孔飞力2008年完成的著作，对中国近五百年移民史进行梳理。
近日，记者采访《他者中的华人》译者、移民社会学家李明欢，她告诉记者，“华侨华人研究”长期处于学科边缘地位，孔飞力以大历史、大叙事的大手笔，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500年历史，融会贯通于同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框架中，并证明，海外华人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移民有执着的故土观念
“孔飞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安土重迁’做出了新的解读。”李明欢认为，“安土重迁”的另一面，就是“衣锦还乡”。
孔飞力研究发现，相比其他国家的移民，将家庭根基永久迁入异邦，中国移民具有显著特征。他从语义学的角度，对此做了有趣的剖析：在英语当中，“移民(emigrant)”一词意味着一个人离开本地而(长久地)居住于另一地，但中国词汇中找不到能够完全与之相对应的词汇。
孔飞力认为，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移民的本意，并非在外国长期定居，而是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归故里。因此，对中国人移居海外，与其用“移民”一词，不如用“侨”居他国更合适。
孔飞力发现，中国人外出务工，都会寄钱回去养家;散居四方并不意味着家的解体，无论家庭成员离家多远，都负有对家庭的道义责任，移民他乡者也不例外。
“移民”的本质不是分离，而是联系。虽然很多中国人事实上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安了家，但这并没有减少他们与故乡的联系。
侨居他乡的中国人表现出执着的家乡感，不仅与老家乡亲保持联系，还组织类似同乡会的组织，关心、支持家乡人的生计。“与其说是离开中国，不如说他们正在扩展劳作者与家庭之间纽带的空间维度”。
孔飞力认为，“侨居”观念有重要意义，它强化了移民所在地同胞之间的团结，为他们的生意、社会交往提供种种便利，还可以与故乡维系情感通道，移民商人可以从中吸引新的资金和人力。
“但是‘侨居’的想法往往是不现实的，”孔飞力指出，侨居是中国移民商人们希望选择的生活模式，然而，对于贫苦佣工、手艺人而言，虽然他们有相同的愿望，但或许根本没法积攒到足够的钱，如愿踏上回乡之路，很多人尚未实现衣锦还乡的梦想，就已魂断他乡。
方言影响迁移方向
李明欢指出，此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海外华人，但其涉及的核心问题，却与中国社会的大历史、中华民族的大文化密切相关，比如方言与移民方向的关系。
1567年，明朝下令解除长期推行的海禁政策，标志着中国海外移民史的开启。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是中国人海外移民的主要区域。
经过研究，孔飞力发现，中国移民帮群特征明显，决定帮群的不是自然地理、行政区划分，而是方言。孔飞力认为，中国方言差异巨大，共同的方言让族群凝聚、团结，互助互保，在生意上互通有无。“共同的方言是实现连锁迁移的纽带”。
孔飞力指出，不同方言族群，迁移方向不一。闽南人是东南亚移民的最主要来源，17世纪后，闽南人最初来到台湾岛定居，后来，一部分人搭乘商船前往菲律宾、爪哇、马来西亚、婆罗洲或暹罗(今天泰国)。
18世纪中叶，广州港是唯一获准接待西方船只的口岸，广东人更多活跃于南海的海上航道，经由香港，去往北美、澳洲。19世纪下半叶，广东人又大批进入马来丛林，开采锡矿。
潮州人的移民与暹罗贸易密切相关，随着中暹稻米贸易的发展，潮州人移居暹罗的越来越多，在当地形成一个移民群。
华人移民东南亚曾被当地统治者厚爱
孔飞力研究发现，就中国移民数量而言，东南亚显然是核心区。20世纪末，中国移民70%居住在东南亚，3700万华侨中，约半数居住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他分析，这种现象是有历史渊源的。
历史上，东南亚一直是宗教、文化和商品贸易相互交汇之处。自15世纪以来，东南亚本地统治者就看好华人和明王朝的中介作用。他们之所以重视与明朝的关系，就在于明朝实施的朝贡制度有利于提升他们在本地区地位，并带来财富。
在欧洲人来到东南亚之后，港务监督、商贸等职位大量由华人担任。因此，东南亚地区成为当时华人移民的首选之地。因为能给当地统治者带来利益，华人作为定居者在招募时，颇受欢迎。得到当局庇护的华商，一举一动小心翼翼，避免任何竞争，并尽力为给予其特权的人牟利。作为回报，他们通常能够获得保护，甚至获得地位上的提升。
淘金诱惑让中国人迁移北美和澳洲
孔飞力在书中提到，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海外移民掀起第二波浪潮。这次大规模人口流动发生了明显变化，当时的中国人从对外劳务输出，逐渐到外国谋职，争取获得更好的机遇。因此，他们从旧有的东南亚地区，进一步向全世界延伸。
地处温带的北美和澳洲，人口稀少，成为不少中国移民的目标。“中国移民与欧洲移民，几乎是一前一后紧跟着进入北美和澳洲，淘金对于两地移民具有同样的诱惑力”。
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消息一出，世界各地淘金者蜂拥而至，其中，以广东人反应最为迅速。1850年，约有1000名中国人到达旧金山，次年，又来了6000人，第三年，来了2万人。185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加州人口中约有10%是中国人。加拿大的淘金热始于1858年，几年后，就有数千中国人移居英属哥伦比亚。“中国人移民北美从一开始就轰轰烈烈”。
当1851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兴起第一波淘金热时，大批中国人前往，为避免征收高额人头税，很多中国人从南澳桂珍湾登陆，再跋涉250多英里，才能到达维多利亚的金矿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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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西兰移民吸引中国人的时间长达百年？
新西兰移民对中国人来说一直都有莫大的吸引力，作为传统的移民大国之一，第一位抵达新西兰的中国人距今已有百年历史。那么新西兰到底有什么好处能够吸引这么多中国人呢？
一、环境优美：新西兰是名副其实的岛国，四面环海，海水清澈天空鼻孔入戏，绿草如茵青翠繁茂，空气清新洁净，可谓入眼即画并不是吹捧。新西兰虽然幅员辽阔，但是人口密度极其小，奥克兰和惠灵顿的人口密度相对大一些，新西兰的一些村镇用人迹罕至来形容丝毫不夸张。所以新西兰是一个环境十分优美，适合生活与放空的城市，与中国的大城市完全不一样。
二、福利完善：新西兰与众多欧美国家一样，拥有极其完善的福利体系，免费公立医疗体系、住房补贴、失业救济金、特殊群体补助以及教育补贴和育儿补贴等等，一应俱全，但是新西兰的所有福利都来自于全国所有公民与永久居民的纳税。因为新西兰的福利实用性极其高，适用人群广且申请门槛低，审核也比较宽松所以能显示出新西兰的政府与人民对福利的发放态度的宽容。新西兰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只要在新西兰境内居住满10年，即使你这10年一直都是在考救济金过活，那你65岁以后也可以领取养老经，由国家来为你养老。正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福利体系，新西兰成为世界上懒汉最多的国家！
三、人文环境：新西兰的原住民是毛利人，除毛利人以外的所有肤色的人民都是海外移民。作为海外移民，如果白人执政的时候向新西兰政府大肆宣传排外思想的话，那么毛利人是不会支持他们的。所以新西兰的政府宣扬的从来都是多文化的民族包容性，这是被写进新西兰移民法的！
四、全球唯一永久回头签：新西兰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进入全球171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唯一一个永久无条件绿卡的国家，获得新西兰绿卡后不需要按期更新绿卡。
新西兰移民的好处其实还有很多，上文中叙述的只是众多优势与好处中的几个而已。
加拿大移民百年回顾
前两期回顾了加拿大悠久的移民历史，以及移民法系的建立和变革。经过了土著人的耕耘、欧洲移民的拓荒、世界各民族的建设，20世纪的加拿大已然成为经济强国，加之其稳健的移民政策、优美的自然环境、优质的教育水准、完善的福利保障等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安居乐业。本期将解读20世纪60年代至今加拿大的移民格局和相关法律，以更好地预测加拿大将来的移民形势。
评分制和移民法改革
60年代，加拿大面临出生率不断下滑、经济高速增长、高新技术人才紧缺的挑战，1966年发表的《白皮书》指出：移民对保持国家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建议政府吸纳更多的独立移民。加拿大于1967年正式推出了评分制作为挑选独立移民的客观标准，即根据申请人的教育、就业机会、年龄、个人适应力、英语/法语能力等指标综合评分。该制度实行至今，并为其他移民国家陆续引进，可谓移民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而1974年发表的《绿皮书》则推动了移民法的改革，当时的移民和人力部部长RobertAndras先生认为移民法应解决“为什么我国需要移民”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而以前的《移民法1952》则着重于阻止加拿大不需要的人入境或定居。在广泛倾听民众呼声和各方建议后，《移民法1976》应运而生，并与1978年起正式实行。它奠定了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并划分了四个基本移民类别：家庭类、人道立场类、独立类、亲属担保类，每个类别联邦政府均可设置目标数，同时它还确立了加拿大各级政府对移民安置工作的合作原则。
21世纪加拿大移民政策
时间的车轮滚滚驶入21世纪，尽管加拿大每年落地的新移民超过20余万名，但是劳动力紧缺、移民分布不均衡、审理周期冗长等问题仍待解决。2002年出台的《移民和难民保护法》重新修订了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并推出“枫叶卡”代替“返加证”以方便永久居民自由往返加拿大。在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加拿大各省政府也积极参与移民工作，推出各类省提名移民计划来帮助繁荣当地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新世纪的加拿大到处涌动着欢迎新移民的热潮。
展望未来，加拿大政府仍将坚持鼓励和欢迎移民的立场，因为源源不断的高素质新移民已经成为加拿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而移民这项基本国策不仅牵涉到加拿大各民族团体的切身利益，而且也成为各政治力量赢取支持率的不二法宝。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作为经济发达国家中为数不多的移民国家，加拿大仍然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移民天堂”，而人口密集、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地区更是占据了加拿大一半以上的移民申请数量。
总之，加拿大不愧有“移民之国”的美誉，其移民政策的历次修改也是应对当时的国情和世界局势，并为各国制订其移民政策所借鉴。加拿大自开国以来的139年里，共出台了7部相关移民法律，平均每20年修正一次，其稳健性可见一斑。现行的加拿大移民法刚问世5年，目前的移民申请局势和21世纪初相比也没有重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拿大政府重新修正移民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做些小调整如配额、合格分数的改变则在所难免。(上海外劳因私出入境公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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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移民切莫错过良机
针对一些关于移民政策的说法，如加拿大投资移民将提高门槛、加拿大将停办技术移民等，一个成熟而理智的申请人首先应关注政府的信息平台，其次要正确判断并把握移民时机，做到以不变应万变，从而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稳妥规划全家的人生。
很多人在考虑移民时常有的误区就是“等我需要用到移民的优势时再办。”但当想办移民时，您是否一定符合条件？漫长的办理过程，您等得及吗？
要避开上述误区，谨慎长远的规划是很有必要的。以加拿大投资移民为例，从开始办理到实际定居，最长有8年的时间来做准备，包括2年(从着手申请到获得绿卡)+1年(准备登陆期)+5年(绿卡有效期)。即使申请人现在生意繁忙，本人及家庭成员近期都不可能有时间去加拿大居住，8年的准备期还是非常充裕。对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来说，花不到100万元给自己和家庭一个选择的权利非常值得。
对正在观望加拿大移民政策的中国申请人来说，如果移民决心已下，如果已经符合任何一个加拿大现行移民项目的基本要求，如果自己或家人在最近8年里有可能去加拿大居住，目前要抓住申请加拿大移民的时机，即使2年后加拿大移民政策有任何变化，也不会影响移民申请。
印尼雅加达：四百年华人的血汗之城
印尼雅加达的民族独立纪念碑
今日的雅加达已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是印尼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面积650多平方公里，拥有近900万人口，集现代与传统、富裕与贫困、宗教与世俗、单一与多元化于一身。笔者曾在2006年和2007年到印尼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和印尼关系。在雅加达居住的3个多月间，多次游历雅加达老城，感受古代巴达维亚的历史。
一身历史的雅加达
雅加达的热带气候炎热潮湿。在我看来，乘坐空调公交快线（BRT）由南向北穿越雅加达市中心是最惬意的旅游，一路上你似乎在浏览着一部从现代推溯回古代的印尼史书。
沿着雅加达市区中心繁华的苏迪曼将军大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矗立于两边，这些富丽堂皇的银行、酒店、商业中心象征着印尼建国五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以及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一度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的国家辉煌。然而放眼眺望，也可以注意到，依附于成就和辉煌背后的便是大片贫困、灰暗、杂乱的棚户区。街道的行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车水马龙，摩托车阵阵轰鸣，川流不息，可以感受到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东南亚第一大城市的拥挤，现代城市的喧闹、堵塞、污染难以幸免。
建于1962年的亚洲运动会纪念碑圆形广场映入眼帘，这是苏迪曼大道与胡斯尼·坦林大道的分界线，也是雅加达经济中心区与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区的分隔线。坦林大道两旁，分布着国家议会、财政部、外交部、国防部等政府部门，还有多国驻印尼大使馆，清真寺和伊斯兰教中心。
再往北行，便到了开阔的独立广场。这里承载着印尼光辉灿烂的文化史以及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史。广场西侧是国家博物馆，1868年建成，收藏了珍贵的文物、古籍和民俗工艺。广场东侧高耸着民族独立纪念碑，大理石结构，塔底是纪念印尼独立历史的博物馆，塔顶则为35公斤纯金打造的火炬雕塑，意指独立精神，金火炬在阳光下金碧闪耀。它是印尼反抗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标志，又由于它是印尼第一任总统、“建国之父”苏加诺设计，因此别具历史意义。
离开独立广场，开始转入雅加达的老城科塔区，约占1.3平方公里。草铺街(Glodok)，是荷兰统治时代形成的唐人街，历尽沧桑。1998年前聚居此地的华侨最多时达10万人，至今仍是旧城中最热闹的街区，但有点杂乱无章，街区中间废弃的老运河沦为了臭水沟，街道两边的二三层楼房有的仍留着1998年印尼排华动乱中被焚烧过的痕迹，已人去楼空。
老城区最北面的滨海地区，曾是荷兰殖民者政治、经济、文化堡垒。经过荷兰长达350年的殖民统治，荷兰时代的遗留建筑依稀可见，但多数已随岁月残旧败落而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站立于以印尼民族英雄法塔希拉命名的广场中心，环顾四周，仿佛可以亲身体会到荷兰殖民时代的历史氛围。荷兰总督府，鹅卵石铺成的广场，广场中央的断头台，老邮局，老火车站，巴达维亚大教堂，瞭望塔……往广场北部行走，通向巽达加拉巴帆船古港，被修饰过的“印尼海洋博物馆”便是当年的荷兰大货仓。
巴达维亚建城
17-19世纪荷兰人的东方商业殖民帝国立足于爪哇岛，以巴达维亚城为中心。鼎盛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广阔的商业和贸易垄断权，向西远至波斯、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向东延伸到马鲁古香料群岛，向北抵达中国和日本。移居到巴达维亚城的中国人，是城市建设的开拓者，蔗糖种植和制作的生产者，还是中国商品的供应者，当地大米和烧酒的经营者，零售商业和沿海贸易的中间人，对巴城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1619年，野心勃勃的燕·彼德尔斯逊·昆开始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三任总督，正是他为荷兰东方商业殖民帝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巴达维亚城正是在他的率领下袭击和驱赶了万丹军队后建立起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大帝国的总部，是荷兰统治爪哇以至整个东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政治基础。
永久占领和管理巴城耗费了荷兰人的巨资和精力。初期，该地人口稀少，缺乏粮食供应，没有木材建造船舶和房屋，周边地区是荒凉的沼泽地，罕见村庄人烟，雨季洪水泛滥成灾，还常有老虎、野猪、犀牛等出没，同时四周也面临当地穆斯林王国的敌视和威胁。荷兰人从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石场运来巨石，从东爪哇的扎巴拉砍得柚木，从当地采集珊瑚石，并从中国招募来大批可靠又吃苦耐劳的华工，在废墟上建立起巴城的雏形。巴城的主要建设工程, 如运河与排水道的挖掘、房屋和港湾的建造、城墙及防护要塞的修筑大多由中国人承包兴建。华工熟谙制砖和砌砖工艺，令荷兰人甚为称道。
在巴城建立荷兰式建筑是由安东尼·范·迪门任总督时（1636-1645）完成的，他是仅次于昆的荷兰东方帝国扩张主义拓殖者。在他任职期间，荷兰式运河、城堡、市政厅、基督教堂、拉丁语学校和市场区相继出现。
华侨的社会
为了充实人口，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大量招揽中国人。在西方殖民者眼里，中国人以“勤勉”、“爱好和平”、生性“懦弱”而著称。因此，荷兰总督用高额工资招引万丹的中国人，而且对移居到巴达维亚的华商课以轻税，并奖励华侨招引同乡来巴城。当然也采取了一些不体面的手段，比如在中国沿海地区绑架“移民”。这一政策极为成功，中国来的大帆船运来了大量中国移民，中国人一旦获得能够自立的资产，便在巴城安家落户，并与被送到这里做奴隶的巴厘女子通婚。华侨人口不断增长，而在巴城内的华侨多数从事商业活动，从流动小贩到固定摊贩，到零售商和批发商，形成了完整的商业网。
荷兰总督昆创始了一种惯例，即把一切零售商业包括沿海贸易承包权交由华人甲必丹（首领）负责。他试图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通过任命华人甲必丹，对华侨社会进行控制和间接统治。1619年10月，科恩总督任命他的密友苏鸣岗为甲必丹。此后，甲必丹是由华侨长老通过相当民主的方式选出和任命的，然而到了17世纪末, 巴城华侨有产阶层的头面人物把持了这一职位，甲必丹有时由家族世袭，有时甚至可用钱购买。
甲必丹被认为是华侨在荷兰总督府里的利益维护人和联系官方事务的中介人。每个华侨需按月到甲必丹府第交纳人头税，并至少每年报到一次。17世纪30年代，华侨支付的人头税占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城市征集的人口税和其他税收所得总和的一半以上。到1644年，在巴城当局对赌博、零售业、货物进出口、木偶戏等行业所征收的21个税项中，华侨承包了其中的17个。
1690-1730年间是巴城最繁荣的时期，荷兰人把甘蔗种植引进爪哇，蔗糖在印度和波斯市场甚为畅销。荷兰总督把甘蔗种植业交给了被允准租赁土地的华侨承包。甘蔗种植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更多中国人的涌入，1710年巴城外乡区共有130个甘蔗种植园，分属84个园主，其中79个是华侨，4个荷兰人和1个爪哇人。
中荷贸易
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依靠与中国进行贸易巩固和扩展其商贸帝国。
巴达维亚建城之初，荷兰殖民者极力诱致中国商船前去贸易，以获得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这些商品运往欧洲市场发售，可获丰厚利润。如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到欧洲的中国生丝，“毛利达317%”。它们出入巴城海关时，又能增加其海关税收。因此，昆不惜派船舰封锁西班牙人所占的马尼拉、葡萄牙人所占的澳门以及澎湖列岛一带的港口，又威逼利诱中国商船前往巴达维亚贸易。
中国商人把丝织品、瓷器、茶叶、干鲜水果、花锦、白棉布等物品运到巴达维亚，同样可获巨利。如明后期福桔“在国内每百斤仅5分，而运到海外，每4桔值2文。一位叫苏和的商人，因本微不能置贵重物，仅贩卖福桔一项就得千金”。
1655-1683年，清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海禁”，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通商受阻。直到17世纪末，中国重开海上贸易，双方贸易往来才迅速恢复，到18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全盛。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获得更高利润，不断压低茶叶等中国商品价格，同时提高胡椒等产品价格，华商觉得无利可图，到巴城的中国商船逐渐减少，贸易一度中断。
173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理事会决定，由巴达维亚当局统一经营对华贸易。每年从巴达维亚向中国派遣一艘公司的船，在广州贸易结束后，直接返回荷兰。第二年，再从荷兰出发，每艘船载有300000盾，其他装载欧洲货物。它们不再直抵广州，而是先行驶往巴达维亚将欧洲货物卸下，代之以印尼当地出产的锡、胡椒、苏木及其他热带产品。然后，再驶往广州，用销售这些货物的所得，购置茶叶等货。以前由中国帆船商人承担的“闽广-巴达维亚”贸易，逐渐被东印度公司所取代。
“红溪惨案”
随着中荷贸易的发展，更多的华人来到巴达维亚，巴城内外聚居了约2400户近15000人华侨。巴城成为华侨在东南亚的主要集中地之一。华侨人口的增加，经济上的日益重要，使荷兰殖民者开始感到担忧不安，时常怀疑中国人图谋杀害他们这些“爪哇的主人”。1740年10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巴达维亚的华侨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暴行持续一周，万余华侨丧生，中国人住宅区燃烧了几天几夜，鲜血染红了雅加达河，史称“红溪惨案”。
1740年春，巴城华侨经营的蔗糖作坊破产，失业人口增多，城乡治安不好。当局决定驱赶部分华侨，强迫华工移民锡兰，但在华侨中却传言这些流放者会在途中被抛入大海。10月初，荷兰人对巴城的华侨住宅进行搜查，以查居住证和没收武器为借口，局面很快失控，射杀华人事件开始发生。华侨非常愤怒，先在乡村发动起义，接着又向巴城的荷兰殖民当局宣战。不久，荷兰人发出了大屠杀的信号。
当时在场的荷兰船员阿里·休塞斯记述：“我们突然听到屠杀和起火的哭叫声，肆无忌惮的屠杀和抢劫的最邪恶场面的帷幕拉开了，华人无论男女老少，均惨死在刀剑之下，即使孕妇和怀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不下百个戴上镣铐的俘虏像被宰的羊一样，被砍断咽喉。一些荷兰市民过去曾为有钱的华人提供过庇护，在这一天竟也对他们下了毒手，为的是要瓜分他们的财产。总之，在这一天，无论有罪的还是无辜的，几乎所有华人都被杀害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何大肆鼓动屠杀华人？首先，可以掠夺华人财富。当时公司财政困难重重，1738年起财政亏空达150万荷兰盾—当时一名荷兰教师的年收入为280荷兰盾。其次，公司殖民统治面临严重危机，爪哇岛上反荷斗争此起彼伏，华人成为转移视线的替罪羔羊。而最根本原因是华人经济上的发展成了公司垄断贸易的挑战。之前，公司鼓励开垦，富裕华人投资土地，种植胡椒、水稻、甘蔗和咖啡，造成所谓“生产过剩”，致使了农产品价格下降。
大屠杀之后多年，华人数量才逐步回增，主要被安置于巴城外的草铺街。到1815年，巴城及周边地区的华人超过5万，又逐渐形成了华侨社区，草铺街成为最著名的“唐人街”。(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丽榕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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