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ym16.com - 难民移民条件】
核心提示：西班牙一个和平主义智库去年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欧盟成员国在2003年至2014年间向65个处于冲突或紧张局势的国家中的63个出口了武器、军事材料或设备。
西班牙《先锋报》网站2月24日报道称，在中东和非洲难民抵达欧洲，以及一系列恐怖袭击发生后导致欧洲政治转向新的整体安全概念的背景下，欧盟正在寻求重塑安全和防卫凝聚力。欧盟2014-2020年预算中，至少有110亿欧元是用于安全措施。10年前，欧盟并没有拨出特别预算用于具体的安全、司法和内部事务。
但除了自我保护之外，欧洲销售的武器引发了很多冲突，这些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是近几年来使欧盟陷入瘫痪的移民潮的根源。
西班牙一个和平主义智库去年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欧盟成员国在2003年至2014年间向65个处于冲突或紧张局势的国家中的63个出口了武器、军事材料或设备。在被列为冲突不断的国家中，有30个国家从欧洲获得了武器，而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恢复稳定与和平。此外，在这期间从欧洲进口武器的国家中有39个是在全球范围内造成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最多的国家。报告的另一个结论是，近年来欧洲直接或间接参与的4个主要战场在2014年之前已经导致2000万人无家可归。
报告称，欧洲近三分之一的军备出口目的地都处于紧张局势或冲突中，因此，欧洲武器输出已导致了武装暴力的恶化或持续，从而产生新的难民或流离失所者。
这份报告试图解释的是，欧洲与这些冲突地区的关系并不仅限于“避难”政策，也不是在难民抵达其海岸时开始的。这种关系始于各机构和企业决定投资战争，并将继续这种投资直至有相关的禁止和惩罚武器交易的政策出台为止。
总的来说，如果不以全面的方式解决冲突，就很难减轻其影响。在实施庇护政策或安全战略的同时允许通过销售武器来助长暴力，将是欧洲持续至未来的趋向。
2月18日，在利比亚胡姆斯以北60公里的海域，难民获救后坐在救援船只的甲板上。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0日发布年度报告说，2017年共有近20.5万难民进入欧盟，数量降至4年来的最低。报告显示，这一数字比2016年的51.1万减少了约60%。而在难民危机高峰的2015年，有180万难民涌入欧盟。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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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内战：波涛汹涌难民潮
泰国边防军正在泰缅边境萨尔温江岸边值勤，对面为缅甸克伦邦）
（预防克伦族难民进入和安置几乎成为泰方的一项日常工作）
（泰缅边境最新难民营地点分布：泰国境内10个（最北端1个绿色为掸族难民营，其他9个红色为克伦族为主的综合难民营）；缅甸境内3个（位于缅甸孟邦境内，蓝色）。
“他们（缅甸难民）在泰国已20多年，照顾他们成了我们的负担。”
2011年4月11日，泰国国家安全理事会主席达温的一席公开言论引起了外界对这个陈年问题的警惕。当时，缅甸军政府已经宣布向民选的缅甸联邦共和国政府移交权力。
虽未提及具体时间表，但达温明确表示泰国计划关闭泰缅边境全部难民营，并与缅甸新政府当局进行有关讨论，欲把10多万难民遣送回缅甸。但联合国难民署在曼谷的办公室立刻表示反对，认为“时机还不成熟，绝不能强迫缅甸难民回国”。
直至当下，泰国难民营内的情况变化甚微：难民虽能得到联合国难民署以及日本、美国和英国等一些国家非政府组织在食物、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但没有土地耕种也无法工作，人身自由非常有限，几乎不能在难民营以外的区域活动。西方媒体认为：“国际组织的所有努力远不能弥补缅甸少数民族失去家园的悲痛。”
目前，缅甸在国际难民来源国中名列第五。按照2009年末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据，大约有40.6万缅甸难民生活在国外，其中约15.46万人生活在泰国境内。
“缅甸的难民数量很难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这个问题其实是缅甸国内局势的一个外界体现。”长期在泰缅边境地区进行难民国际人道救助工作的Bippo说，“缅甸一直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难民输出国，而与缅甸拥有2401公里边境线的泰国也一直是缅甸难民的最大收留国。其他周边的孟加拉国、印度等国都不同程度、不同时期存在，但目前只有泰国和孟加拉国为缅甸难民设立了正式的难民营。”
难民潮源自缅甸内战
“形成缅甸难民的原因很多：有暴力冲突直接或间接形成、有严重种族歧视导致、有因周边环境被破坏导致、有因为开发项目被拆迁形成，还有政治难民。”经常赴东南亚实地调查的美国独立和平机构公谊服务委员会东亚代表Jason说，“实际上也可以归纳为一个原因：缅甸的基本国家建设工作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完成。”
1948年独立以来，缅甸的民族问题与其国内的民主进程、毒品问题和与主要邻国泰国的双边关系交织在一起。尽管21世纪的世界格局千变万化，但缅甸局势较过去60年却变化无多，仍然是永无停息的国内战火和永无止境的难民洪流。
自1989年以来，虽然缅甸军政府已与包括佤邦联合军在内的17支少数民族武装签订了停火协议，但仍有部分少数民族武装在坚持对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克伦族解放军（克伦邦）和掸邦军（掸邦）。即使是已经签署停火协议的各少数民族武装，大都也并未缴械，因此随时都有可能重燃战火。最典型的是，缅北克钦独立军于2011年6月爆发、至今未完全停息的大规模冲突。
1988年“仰光事件”之后，缅甸军政府开始大肆扩充军队，增加军费加速军备现代化及提升向边远地区投射兵力的能力，其后政府的军力已增加到至少200个步兵营和300多个轻步兵营，执行奇袭任务的轻步兵师也从8个增加到10个。从2001年起，缅甸军方更在装甲、炮兵和导弹等特种部队上花费巨大，大量从邻国和西方引进各种重型武器装备。由于军队不断得到壮大，缅甸当局才得以长期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及进一步打压、围剿各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
此前，缅甸军政府一直被外界指责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而实施了强制迁移的政策。从1996-2002年间，缅甸东部共有多达2500多个村庄被毁弃；在2002-2004年间，又有约240个村庄被毁弃，约16万人被强制迁徙，“在迁村过程中，强迫劳役、毁坏屋舍田地、干涉少数民族习俗等问题突出，并不断有暴力事件发生”。
2004年10月，一个国际NGO组织在泰缅边区实地调查后报告：在缅甸东部泰缅边区，被强行拆迁的村民共52.6万人，其中36.5万人居住在停战组织的管辖区内，8.4万人躲藏在深山密林中，7.7万人则被迁往政府控制下一些各种基础设施非常缺乏的“新区”。
除了因战争原因产生的少数民族难民，缅甸难民还有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政治难民，后者以缅族居多，主要是1988年仰光事件的涉及者和1990年大选的参与者，以及2007年“袈裟革命”的成员等。
“缅甸还有一种难民需要多解释，大约10年前，缅甸军政府开始上马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大多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Jason说，“虽然有的项目给被拆迁的人提供了安置房等设施，但因为没有考虑到人的生计，时间久了，他们也只好逃到其他地方，甚至跑到泰国等国家打黑工维生。”
他表示，大部分类似的项目有个共同点：建设工作开始进行后，缅军以保护基础设施为由派军队到项目点周边，少数民族武装也派军队过去。这个现象给项目周边的居民增加了很多压力，也形成了更多所谓的“开发式难民”。
另外，20余万罗兴伽穆斯林难民的归属一直是缅甸与孟加拉国的主要争端。缅甸认为罗兴伽人来自英国殖民时期的孟加拉国，现在应该回归；孟加拉国则认为进入本国的罗兴伽人只是寻求避难，曾经动员三军称不惜一战，准备武装护送罗兴伽人回到缅甸，该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在泰缅边境，最早的难民营建于1984年。如今，位于泰国北部达府的美索地区已经成为泰缅边境最庞大的难民营聚集地，几乎容纳了近一半的缅甸难民。
“泰国民间其实不少人很同情这些难民，尤其难民中的缅甸掸族在文化和语言方面接近泰国人。”Bippo说，“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所有居住在泰国的难民和无国籍人士一年需要1000多万美元的援助。”
克伦族难民人数最多
按照一些国际救援组织的统计，在泰缅边境数十万合法难民及上百万非法难民中，缅甸克伦族难民约有40万。
20多年来，缅甸的难民情况一直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居住在泰国的人数最多，二是克伦族的人数最多。因此在与缅甸克伦邦接壤的所有泰国边境地区，预防克伦族难民进入和安置几乎成为泰方的一项日常工作。
缅甸拥有135个大小民族，缅族占总人口的65%，为第一大民族；占总人口约8%的克伦族则是缅甸的第二大民族，约有500多万。19世纪英国殖民者在缅甸的民族制衡政策，使克伦族武装得到培养和重用，其不但拥有自己的武装政权，更成为英军的主力，在二战日军占领缅甸的过程中，克伦族武装也成为英军抗日的重要力量。二战结束后，克伦族武装分成了“克伦国家联盟”、“克伦中央组织”、“佛教克伦”和“克伦青年”，直到1947年2月5日四支武装组织才又合在一起成立克伦民族联盟。
1947年，为了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缅甸国父”昂山将军和各个地方武装签订了《彬龙协议》，但原属英国部队的克伦族“看不起没有地位的缅族”而没有参加协议，缅族也对“缅奸”克伦族恨之入骨。次年1月缅甸独立建国后，克伦族联盟就拿起武器向缅甸政府争取民族自治和平等权。目前，该联盟被认为是世界上进行武装斗争最长久的一支军队，也仍然是缅甸国内得到西方社会支持的反政府武装之一。
缅甸联邦独立后，其国内掸族、孟族、克伦尼族、克伦族和若开族等100多个少数民族不断与政府产生武装摩擦，加上各少数民族相互之间也存在矛盾，使得缅甸国内民族间各种“新仇旧恨”不断加深。
由于地处东南亚的缅甸一年只分旱季和雨季，因此在早期其国内战争和难民情况都有一定的奇特规律：旱季政府军开始进攻，难民纷纷逃往泰国等邻国；雨季政府军撤走，难民又回到缅甸居住地。
但从1984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该年缅甸政府军对克伦族联盟及其武装克伦族解放军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约1万多名克伦人涌入泰国境内躲避战祸。但雨季到来后，政府军没有再撤走，这批克伦族人成为滞留泰国的首批缅甸难民。1995年，缅甸政府军攻占了克伦族联盟总部Manerplaw后，克伦族难民潮大规模形成。
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克伦族难民的逃亡道路异常艰难，不但有染上疟疾的危险，而且沿途埋设了大量地雷，缅泰边界地区还有缅方重兵把守。目前分布在泰北各个难民营的缅甸难民，入住最久的已有20年。在长期的军事斗争过程中，缅甸政府军和克伦族解放军也多次尝试和谈，但经常是谈判一结束又继续开火。
在抵抗政府军的进攻中，克伦族甚至产生过一支神奇的“娃娃上帝军”。这支于1997年1月成立的武装，由年仅8岁的孪生兄弟率领，不仅多次击退缅甸政府军的进攻，还制造了袭击缅甸驻泰国大使馆、劫持泰国叻武里府监狱长等事件。2001年1月投降时，为首的孪生兄弟不过12岁。
Bippo表示，居住在难民营内的人们情况稍好一些，但是仍然有许多难民因为各种原因不能进入难民营，甚至还有许多人长期生活在缅甸克伦邦的山林中。一些泰国本土的社区基础组织组成超过1000个“背包医疗工作队”深入山区，为超过17万受到战争影响的边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和教育援助。
难民问题久拖未决
“泰国政府划拨出特定区域让难民设立营地，并为难民营提供安全保障。不过，泰国政府自身并不提供任何财政援助。”Bippo表示，泰国难民营的援助在过去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最近难民营的资金发生了短缺，原因是一些国家正在削减援助，因为他们想增加对缅甸的贸易和投资，以此鼓励缅甸的新文职政府。
Bippo说：“泰国边境管理比较宽松，由于国民普遍信奉佛教，在人道主义方面做得很好，历史上来自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的难民均可生存。由于许多国际组织能够自由进入泰国帮助难民，新闻记者也容易接触到真实情况，所以泰国的缅甸难民往往最引人关注。”
对于缅甸的难民情况，联合国难民署已经从2005年开始实施大规模重新安置计划，同年10月起新西兰开始接纳250名缅甸难民，占新西兰每年难民配额的1/3；其后芬兰、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也接纳了部分缅甸难民，美国表示可以将5万-6万名克伦族难民逐年送到美国居留，成为最大的安置国。按照难民署的公布数据，目前已经有6.1万名缅甸难民在前面多国得到安置。
日本是联合国难民署的第二大捐助国，也是亚洲首个重新安置难民的国家。2010年9月28日，首批18名缅甸克伦族难民抵达日本，日方承诺在随后的三年中再安置90名来自泰国的克伦族难民。联合国难民署希望日本能为亚洲国家树立榜样。
按照国际惯例，难民问题的解决主要有“强制遣返”、“自愿遣返”、“就地融合”和“第三国安置”四种方式。从现实情况来看，缅甸难民似乎很难单独用一种方式来完成，甚至四种方式齐用也难以奏效。美国媒体认为，“第三国安置”的方式在挑选难民方面显得不人道，而且已导致许多克伦人后代不再会说本民族语言，实质上毁灭了他们的传统文化。
2011年3月缅甸新政府产生后，国际社会燃起彻底解决缅甸难民的希望。不过，新政府与各种少数民族武装不断和谈的同时，政府军仍不时攻击后者，显示了政府与军队之间的步调不一致。
泰国清迈一直是缅甸反对派的基地，一些流亡在当地的缅甸政治异议人士说：“虽然吴登盛政府已公开表示欢迎我们回去参加国家建设，但是想起过去的种种经历，以及缅甸国内仍然此起彼伏的枪炮声，我们不敢轻易回去。”
Bippo表示，事实上大多数难民都希望回到缅甸的家乡，但缅甸政府军与少数民族武装的冲突始终停不下来，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和平谈判，但都还没有涉及引发冲突的政治根源，即各民族共同拥有一个真正的联邦制度，以及对平等权利的保证等。
“政府军一直占据着他们原来的家园不愿意撤走，即便在那些已经签订了停火协议的地区，冲突和侵犯也仍在继续着。”他说，“不幸的是，许多国际力量都在对少数民族施压，要求后者分别签订没有谈及政治问题的停火协议。他们只希望缅甸的民族冲突快速结束，这样方便与缅甸政府做生意，这种短视不会带来可持续的和平，也不会带来安全的投资环境。”
（新闻背景）
缅甸难民分布情况
截止2012年3月，沿着泰缅甸边境的10个泰国难民营有将近14万缅甸难民及不计其数的不合法难民，孟加拉国的两个难民营有3万罗兴伽穆斯林难民，泰孟两个国家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没有被允许居住到难民营里，他们只能以外来工的方式流动生存；而在印度和缅甸交界的一些边缘地区，有超过10万名还没有被确认身份的难民，他们主要来自钦邦；在缅泰交界的缅甸孟邦境内也有三个由缅政府负责，主要接纳孟族的难民营；另外在中缅边境地区也有近7万名因新近战火出逃的边民滞留。
[热门推荐]加拿大报税这些事情一定要知道，别给自己挖坑跳！
一年一度的报税时间又来临，可别忘了进行申报哦！报税时需要注意什么？今天就给大家划划重点！
◆ 加拿大报税时间：从2019年2月18日-4月30日
◆ 税务政策有调整：
1.2019年起,加拿大个人所得税免税额提高至,069，另外，免税储蓄账户的年供款额度增加至,000。
2.养老金（CPP）供款增加、失业保险（EI）下调：从今年1月开始，收入在3,500-57,400加元之间的加拿大人，养老金计划供款将增加到5.1%，今后5年，都将逐年上调，至2023年上调到5.95%。而失业保险税率将从1.66%下降到1.62%。
3.年收入在50万加元以下的小企业，联邦税率将从10%下调到9%。但如果这些公司不把自己的“被动收入”（Passive income）用于再投资或支付经营费用，且被动收入超过5万加元，将失去享受9%低税率的优惠，并必须按高税率纳税。
4.从1月开始，消耗化石燃料量大的公司或企业，征收每吨温室气体20加元的碳排放税。到2022年，该税将以每年10加元的速度增长至每吨50加元。对消费者来说，征收的化石燃料碳排放税将从2019年4月份开始。
5.增加低收入者税收优惠，单身人士可以最高获得1,355加元的福利，单亲家庭或完整家庭可获得2,335加元（具体取决于个人收入）。不过，此项优惠要等到2020年填报2019年税表时才能见到这一优惠。
◆ 减税小窍门：RRSP（(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s Plan,加拿大注册退休储蓄计划）
纳税人在加拿大税务局(CRA) 注册该账户并向账户内存入资金，所注入资金额可以抵减当年收入，从而达到降低税档、减低交税金额的目的。并且RRSP账户中的投资收益，包括利息、分红、股息等都不列入应税收入范围。
RRSP的供款空间基于由往年的主动收入计算的，通常上限为主动收入的18%，未用完的供款空间转到新的一年累计使用。RRSP供款截止日通常在每年年终后第六十天左右。如您在今年2月底前买入1万加币的RRSP，当您申报上一年的税务时，加入您的主动收入为8万元，则可扣减这1万加币，按照7万加币计算2018年的所得税。
◆ 填表易犯错误
1.误用“其他抵扣额”
在填报时，申报表会有一些税务减免项，符合资格的可进行税务减免。其中有一个“其他抵免项”，看似诱人，但不是所有项目都能抵扣，如：丧葬费、婚礼费用、向家庭成员的贷款、出售房屋的损失等类似的开销。
2.弄混与教育有关的减税
学生及其家庭可以申请的教育类税收抵免有三种主要类型：学费税收抵免和所谓的教育和教科书免税额。
学费税收抵免：16岁以上参加post-secondary课程的学生通常可以申领学费抵免额。亦可以将这个额度转移给符合资格的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和祖父母。但无论谁最终从税收减免中受益，都要在学生本人的报税表里申请这一项。
教育和教科书的抵免额度也一样，不过从2017年1月1日起，联邦一级的教育和教科书抵免已经停止，但在许多省和地区一级，仍然有免税额。
3.别与CRA捉迷藏
在报税后，CRA可能会向你了解更多信息，你却没有回应，它就会根据其已有的信息拒绝或修改报税额，这可能会导致你交更多的税。另外，如果您的地址更改了，您有义务让CRA知道，这样就能保证您的邮件不会被寄错。
◆ 提防诈骗信息
虽然CRA可能会向你了解更多信息，但像社保号码、个人身份信息、银行账户等隐私信息并不会要求提供，总之，全球的骗子诈骗手段都差不多，因此要提高警惕！
如果你已经注册了在线邮件(通过我的帐户、我的业务帐户和代表客户端)，cra将会执行以下操作：
1.将注册确认电子邮件发送到您为个人或企业提供的在线邮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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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会执行以下操作:
1.发送一封带有链接的邮件，要求你泄露个人或金融信息
2.通过邮件或者短信等方式要求纳税人提供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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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如何应对战后三波难民潮？
近年来，德国因应对难民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最新消息是，9月18日，德国难民局局长曼弗雷德·思密特因“个人原因”辞职。此前的9月14日，德国宣布重启边境管制，宣告了数星期以来无条件接受难民政策的终结。
对比此前默克尔的表态，如此逆转让很多人都疑惑不解。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政府对难民的态度一直在“接纳”与“限制”之间变化，政策也时紧时松。这种变化与德国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分不开。可以说，德国难民政策的每次调整，都有其复杂的背景。
二战后的第一次难民潮：曾欢迎战争难民“回归祖国”
二战后，来自东欧的难民沿着火车路线向柏林迁徙
二战期间，欧洲的约500万难民不堪法西斯迫害，在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流亡，寻求庇护。
二战结束后，德国被一分为二，随后迎来了第一次难民迁徙潮：约140万来自东德和东欧国家的“战时被驱逐者”浩浩荡荡涌入。两德政府不约而同地接纳了这些战争难民，他们的涌入被认定为“被驱逐者对祖国的回归”。这部分难民背景多少都跟德国有关，能很快参与到战后两德重建中，比较自然地实现了与德国社会的融合。
1949年，出于对纳粹大屠杀历史的愧疚心理，难民庇护条款第一次出现在西德的宪法中。其基本法第16款a条规定：“所有被政治迫害的个人受到政治庇护。”这也是当时基本法中唯一一条涉及外国人的条文，仅有一句话。据此条款，外国人只需证明在自己的祖国受到政治迫害，就可以申请在德国的合法居留。
如此宽松的难民政策，曾被视作为发展经济提供劳动力的绝佳途径。很多人因此获得居留权。而在当时，受冷战思维影响，申请政治庇护的难民常被看作反抗社会主义制度的英雄，很轻松就被西德社会主流舆论接受。西德此时接纳了很多苏联、东欧、南欧甚至东德的难民（后者占数量不多的“政治难民”申请者的大多数）。与此同时，从非洲、亚洲迁徙来的“环境难民”“经济难民”申请者明显增多。
在此期间，东德也接受了很多二战期间流亡到希腊、西班牙、智利的德国人，以及来自东欧的政治难民。但从1950开始，东德政府对“难民”“移民”“外国劳工”话题讳莫如深，在公开讨论中也鲜少提及，同时严格限制东德人前往西德。
鉴于日益增多的难民申请数量，1973年，西德政府出台了第一个限制难民申请的政策。通过减少申请通过数、缩减难民福利开支、限制难民工作权利等手段，西德政府试图让申请者知难而退。但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1978年，西德难民申请总人数为3.3万；两年后，达到战后第一个峰值——10万。
1982年，西德政府难民署颁布“难民审核程序法”，进一步加大对难民的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医保上：难民接受医生的常规和手术治疗会受限。四年后，西德政府开始对难民实行5年的工作禁止。同时，难民甄别及其材料审核变得异常严格。西德外国人管理局开始减少对外国人发放的签证，以防后者坐飞机来德国申请当难民。
在此类限制下，1987年，西德申请难民人数只有5.5万余人。但在随后几年，受政局影响，德国难民的数量开始飙升。
两德统一后的难民潮：国内排外情绪导致政策收紧
1990年，来自罗马尼亚的难民申请者在柏林
冷战结束后，两德实现了重新统一。德国人沉浸在民族统一的巨大喜悦中，却忽视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大量移民和难民涌入带来的社会融合问题。从1989年至1990年，德国的难民申请数从每年十几万增至二十几万，1992年，这一数字达到近44万。
大量难民的涌入，导致了德国部分居民的排外情绪。起初人们只是担心犯罪率升高、治安恶化，慢慢的，这种情绪升级成针对外国移民和难民的暴力行为。1993年5月，1万名前南地区的战争难民来到德国寻求庇护。德国极端右翼分子在其难民营制造了多起纵火事件，社会影响极坏。
继续攀升的难民申请量、民众日益高涨的排外情绪，迫使德国政府在1993年大幅减少难民权利。德国外国人管理局一度关闭难民申请程序，难民法恢复至二战后初期内容——只接受政治难民。现有难民的福利也被进一步限制，通过劳工法获得工作的难民必须出具雇主证明，证明德籍公民及其他申根国公民无法胜任其工作。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自身难民政策，各党派就此展开激烈辩论，最终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了基本法第16款a条修正案，以及新的难民审核程序法。
新的修正案对“政治庇护权”只字未动，但重新对“政治迫害”的范围进行了详细限定，同时指出，取道局势安全的第三国入境的难民，其庇护申请将被驳回。修正案还详细列出了相对安全、无政治迫害的国家名单——这些国家的公民将无法申请难民。
新的难民审核程序法，则在保护难民人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审核时间，缩短了审核步骤。而德国对修正案和难民审核程序法的增订修改，至今仍在进行。
1990年代后期，波黑战争、海湾战争及阿富汗战争产生的战争难民（多来自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色列，还有因宗教冲突外逃的土耳其库尔德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难民，也开始涌入德国。亚洲国家如越南、中国、印度的难民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有增长，但比重依旧很小。
2005年，德国颁布了新的移民法，其中的难民政策指出：应在保障难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放宽对难民找工作的限制，协助其更快地融入德国社会。同时，“政治庇护”的定义被进一步放宽：除政府外，被非政府组织（如宗教组织）迫害者也可申请。
新的移民政策，使当年德国的难民申请数降至22年来最低。不过，这也与难民来源国情况好转有关。
2013年至今的难民潮：官方与民间的应对更加从容
2015年抵达德国的难民
从2013年开始，受战乱影响，越来越多叙利亚、科索沃、俄罗斯、伊拉克及北非的难民涌入欧洲。截至2014年底，有二十多万人向德国申请难民保护，德国政府这一次的应对似乎从容许多。
政府方面，2015年9月7日，德国执政党联盟发表声明：政府将在明年拨款60亿欧元用于难民安置，在联邦州和乡镇修建难民住所；为减低安全隐患，防止难民被袭击，未来三年，政府将增加3000名联邦警察，提供1万社会服务志愿者职位。
声明内容还包括：部分难民法案将实行紧缩政策，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和黑山共和国被列入“国内局势安全”国家名单，这些国家的移民将被迅速甄别；申请难民者的补助将从钱款变成实物；难民“暂不遣返”的收容期限从6个月减至3个月……
对已收容的符合难民资格者，声明称：外交部将在2016年增加4亿欧元拨款，协助解决难民来源国的困难；将增加德语教育及社会职业培训系统，帮助难民迅速融入德国社会；禁止工作期限将从6个月减至3个月；将增派人员辅助难民进入就业市场。
此项声明一出，很多学者认为，相比1993年的难民潮，这一次德国政府的应对显得更胸有成竹。虽然还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但民众对政府的信赖感无疑加强了，很多人对这次危机的解决抱积极态度。
罗伯特·博世基金会调查显示，与1993年相比，对于这次难民潮，德国民众的接受度普遍增高。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德国应接受因战争、宗教等原因被迫逃亡的难民。5%的民众和难民有过直接接触，并愿意参与援助活动。42%的民众对与难民接触感兴趣。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民众对修建难民居住地投反对票——在1992年的类似调查中，这一数字是37%。绝大多数民众都表示，不能忽略难民对促进德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潜力。
此外，对德国政府即将调整难民政策的消息，59%的公民表示，严格的难民政策有助于杜绝“淘金者”，更好地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社会各界在以不同方式表达善意。以柏林为例，从2014年以来，在难民营地连续服务3个月以上的社会志愿者，从25人增至1500余人，总数达到了5000余人。现在每天有100-150人申请当志愿者。柏林各难民收容点每天平均得到300人次的捐助。柏林公交运输集团免费接送难民营难民，为其适龄子女提供车票。
在学界，关于难民问题的讨论从2013年就一直在进行。随着难民数量的增多，争论焦点渐渐从如何接纳、安置难民，到如何让已被接受的难民融入德国社会，顺利实现“同化”。“解决难民问题不是完成对他们的收容就好了。难民的医疗、语言、教育和就业问题，才是我们未来亟待解决的重点。”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家博恩特·拉德维希说。
目前的普遍观点认为，加速难民与德国社会的一体化进程，要从学习德语开始。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难民申请者即使只在德国生活一天，也要学德语。德国政府目前正在提供成年难民针对就业的语言培训，以及难民儿童的教育措施。
经济学家认为，需要放宽对难民就业的限制，让其尽快进入就业市场。德国目前有54万多个职位空缺，难民正好可以填补这些空缺。但《柏林时报》最新统计显示，难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超过15％。（德文媒体也曾报道“难民普遍学历较高”现象，但报道时会强调两个前提：一、调查范围只是叙利亚难民。二、有关难民学历的状况，都是难民在登记时自己上报的，未经核实。）《柏林时报》的最新统计还显示，15％到20％的难民拥有高中学历，但没有从业经历；还有55％-70％的难民在本国未受过任何职业培训。如何让这一部分人迅速转化成合格劳动力，是一大难点。
为数量巨大的难民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障，尤其是提供心理治疗，也是德国政府努力的重点。德国境内注册的精神科医生数量不少，但很能满足“精通语言”这一条件的寥寥无几。以柏林为例，会说阿拉伯语又拥有精神医生执照的医生只有一名，这对为难民提供心理治疗是巨大挑战。
目前，德国收容的难民总数已经超过40万。他们首先必须在难民临时收容所（注：临时搭建的处所，非难民营）生活三个月。为此，仅柏林就已征用两处体育场馆和一处废弃军营。政府还在积极为他们寻找私房房源，以备三个月后确定身份的难民能拥有自己的住处。
在德国难民审核机构，工作人员每人每天要接纳60名左右的难民，审查其材料，倾听其诉说，决定是否接受其避难申请。听证过程经常会被叙述者的泪水打断，有时甚至要紧急召唤医生。为加快审核速度，对于叙利亚难民，审核机构有时会直接跳过听证环节。但由于难民数量庞大，对每个难民身份的审查程序，保守估计在9个月左右。
柏林副市长柴亚在9月16日表示：“对于德国这个有能力举办世界杯、奥运会的国家，解决难民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经济上的困难。”但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就够了。在“同化”这波难民，使他们真正融入社会方面；在消解不同文化、宗教碰撞带来的社会隐患方面，德国面临不小的挑战。迎接这波汹涌的难民潮，只是考验的开始。
“潮汕难民”：人老了还在找自己的家
那是一张泛红的、破损的卖身契，被林阿金轻卷起来装在一个长条盒子里。
契约上的字迹清晰可见：“立出卖亲兄生女字人吴林氏缘因生活困难，百物昂贵难以度日，只昔情原将兄亲生女名叫林阿金，年方八岁，七月十七日干时建生托媒人送于上杭城内……”
卖身契是林阿金寻亲的唯一线索，按照上面的出生年份推算，她今年80岁。
林阿金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从潮汕地区逃难来的。《汕头史志》记载，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间，日寇集中海陆空三军，由大鹏湾强行登陆，攻陷广州后，民国二十八年夏历五月初四日下午二时许，日敌海陆空同时发动，飞机廿余架，飞汕、澄、潮各县轰炸。
从1941年起，数以万计的潮汕难民被迫离乡，涌向粤东、闽西、赣南等地，俗称“走日本”。研究者统计发现，超过30万人加入了逃难大军，逃往江西的潮汕民众有10多万，逃入闽西的有10万-20万，其中大部分是被父母或卖或送的孩童。
战争制造了无尽的分离和创伤。在福建上杭县，生活着许多像林阿金一样的老人，年轻的时候，他们没能回去寻亲。大半个世纪后，子女都长大了，离家走远了，这些老人还在找自己的家。
生离70余年
林阿金的家在巷道尽头，十分安静，门口的朱缨花正开得耀眼，在微风中簌簌拱动。屋子里光线暗黄，像一个复古的画框，老人正倚在桌边收拾午饭后的杯盘碗碟，客厅的茶几上准备好了新鲜的浆果和茶点。
坐定下来，林阿金开始回忆日军轰炸那天的情景，一边断断续续说着，一边快速比划着手势。
偶尔，这个头发灰白、面容苍白、身材小巧的老妇人，合起枯瘦的双手，十指紧扣，接连击打自己的头部，就像在模拟被炸飞的残骸。静默良久，她突然吐出一句：“太惨了”。
75年前的农历十月初七，14岁的男孩邱千祥亲眼目睹父母、哥哥和叔叔被日军飞机炸死。
飞机飞得很低，一道明亮的白光从空中滑入地面，随后浓烟四起。邱千祥家里的房子烧毁了，潮州到汕头的火车铁路都被炸烂了，整座城市坑坑洼洼。他嫁出去的姐姐生死未卜。
在邱千祥的印象里，那是灰蒙蒙的上午，街上空荡荡的，一片死寂。
他独自一人在街上流浪，乞讨。突然，一个年轻的男人走到他身旁，说带他去一个很好的地方。他什么也没问，跟着男人走了。
他和那个男人一起，穿过城市破烂的街道，向一条河边走去，沿途尽是烧焦的味道。那人带着他上了船，漂荡两天两夜到了广东松口(注：广东梅县区下辖镇)。上了岸，穿过丛林，又翻山越岭，光着脚不知走了多久，一路只见黄土崖。
想起以前的事情，邱千祥止不住地掉眼泪。当年，他们辗转到了福建，他被带到上杭县城西大门边的石国宫，乌压压一片，像牲口一样被人挑选。他被稔田镇枫山村的养父买回了家，改名廖和庭，在那里生活了72年。
被人带到上杭时，林阿金只有8岁左右。她依稀记得，生父在潮州一个镇里卖豆腐，后来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
离家的前一天，母亲领着她去了村里的寺庙，烧香跪拜祈福。第二天寅时，她跟着一个人到河边坐上了轮渡，载着十七八个人的船，在深蓝色的水里走走停停，她不知道将开往哪里。
后来她才知道，终点叫上杭。那时她又饿又瘦，脚上全是水泡，一只眼睛也看不见了，连被挑选的资格都没有。一对年老的夫妻看她可怜，把站在街边的她领回了家，当作童养媳养大。
异乡弃儿
这不是一个秘密。
小城向南四十公里外的太湖村，79岁老人黄宝州所在的太湖村，有十几个外乡人在战乱时期逃到这里。
小时候，村里的孩子一直骂黄宝州“野娃子”，大人都叫他“学佬”。他跑去问父母，父亲说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母亲说他是“路上捡的”，“从别人那里抱养的”。
黄宝州不信，继续追问，结果被父亲打了一顿。后来他再没问过，心里却扎下了一根刺，越长越大。
直到村里一起逃难来的老人告诉他，他们是被人贩子带上了同一条离开潮汕的船。那时大约是1943年，黄宝州刚会“扶墙走路”，一直哭泣不止，逃难的老乡从人贩子手中抱过他，哄他。在上杭县的人口贩卖市场，他们被人挑选买卖。
贩卖布匹的养父此前从没有吐露过这些，直到黄宝州长到三十多岁。养父告诉他，他是从人贩子手中花了100个花边银元买来的。当时黄宝州可能只有3岁，白白胖胖，和其他形容枯槁的孩童比起来，显得格外可爱。养父一眼就看中了他。
逃难时他太小了，没有保存下来任何与家乡有关的记忆。即使是那些年纪稍长的人，在70多年后，记住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他们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看上去和当地人没有两样。
陈秋妹的记忆中，家乡“汕头”由一些片段组成：一层瓦房的家，没有围墙，靠近大海，距离海边300米左右；家中有父亲，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母亲过番了(下南洋)；一日三餐以吃鱼为主；日军轰炸时，飞机飞得很低……她已经记不得家里的门牌号，只记得最后都炸成了一堆废墟。
老人们的出生年月也是模糊的，失散年龄和现有年龄前都只能加上“大约”。著有《潮汕难民口述史调查》的上杭县图书馆馆长郭晓红说，当年的小女孩，如果是卖作童养媳，往往会把年龄报大一两岁。
陈秋妹被人带走时大约9岁。她记得，那一天突然响起隆隆的轰炸声，远处黑黢黢的浓烟一片。父亲急匆匆地进屋取出一对手镯，套在她的两只手上，反复说：“留在那里会被打死，现在要送你去有饭吃的地方。如果还活着，以后要记得回家。”
说到这里，陈秋妹哭了。她用了现在时，仿佛一下回到9岁那天，“一切都灰飞烟灭了，我亲眼见过”。她的语气加重了一些，似乎想让听她说话的人确信这一点。
陈秋妹跟着一个她不认识的人和另外三个孩子，走了一段路，坐了两天汽船，再走路到了上杭县。在这里，她被卖给了一对夫妻，长大后经人介绍嫁给了同村一个男人，生下六个孩子，生活了78年。
年轻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丈夫拿走父亲留给她的镯子到集市上换了几袋大米。就这样，失去了唯一的寻亲信物。
她曾经去找过那个“人贩子”，想从他口中得到一些家乡和亲人的信息，但那个人守口如瓶，至死都未透露一字。
和时间赛跑
日复一日，炮弹夺去许多人的生命，那种摧毁性的后果，幸存者也未能幸免。
逃难到闽西一带的潮汕人，在当地被称为“学佬”。这是一个有别于当地人的称呼，跟随了黄宝州70多年，听来总不是滋味。
郭晓红对潮汕难民的认识就是从这个称呼开始的，小时候，大人们这样叫这些异乡人，她也跟着叫。后来，她长大了，他们也老了，离世的越来越多。她渐渐有了危机感，深感那段历史大约要随着老人的离去而消逝。
2011年，郭晓红开始搜集他们的信息。她寻访了上杭县各个村庄，几乎每到一处，村民都能准确指出老人的家，一个接一个，像滚雪球一样。
几乎每个上杭县的村庄都有“潮汕难民”。最后郭晓红收录进来的将近一千人，目前生活富足、中等和困难的大约各占三分之一。
她知道还遗漏了很多，不少人已经离世。在她接触的老人中，当年离开家乡时最小的一两岁，最大的十六七岁。
现在都是一张又一张布满皱纹的脸。提起日本人和那场战争时，他们的面容大多时候是平静的，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可话题一转到亲人，许多人抑制不住地哭泣。他们共同的记忆是，盘旋在城市上空的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遍地都是遗体，饥饿难耐，只能啃树皮充饥。
“大部分人都是家里有好几个孩子，为了活下去，父母卖掉了孩子去逃难”，郭晓红说，这些老人善良、乐观，他们把苦痛压到了心里深处，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几十年后，他们中的多数婚丧嫁娶，柴米油盐，像普通人一样。一些人的后代离开了上杭，去往更大的城市。
人生即将退场，他们想弄清自己从哪里来。2017年年初，上杭县阳光公益协会秘书长周家远发起了一场“梦归潮汕”的寻亲活动，循着郭晓红书中的地址，他和一些志愿者去到上杭县的23个乡镇，为寻亲的老人搜集家乡的线索。
这些记忆大多是零散、破碎的，往往要很长时间，才慢慢浮出，一点点拼凑出来：一句潮汕话，一口井，一座寺庙，一条河。
半年时间里，先后有200多人主动找到周家远登记信息，他们平均年龄在80岁左右。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行动。寻亲的急切写在老人们的脸上，有会一星半点潮汕话的老人买来方言字典，戴着老花镜查找那些词语的释义，像破解回家的密码。
半年多以来，寻亲成功的有23位老人。“梦归潮汕”寻亲活动的队长钟桂香说，也有少数老人不愿再找，或是因为年迈记忆太过模糊，或是因为子女担心后续财产分配产生纠纷。
南下寻亲
抗日战争结束后，陆续有一些从潮汕地区过来寻亲的人。郭晓红说，寻亲潮分别出现在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现在是最后一拨了”。
2017年的重阳节，从潮州来了10个寻亲志愿者，帮村中的老人找家人。邱千祥向他们提供了几个线索：家门前有一口塘，一棵榕树，一座箱子桥。
三天后，志愿者找到了这个地方。不久，邱千祥带着儿子南下潮州，见到了姐姐的女儿和侄子，遗憾的是，姐姐已经去世。战争中烧毁的房子还在，而邱千祥已经不会说潮州话，只是和亲人拥在一起，默默流泪。
儿女都在上杭，邱千祥的晚年打算在这里安度。但他想好了，只要还能走路，希望每年都回潮州一次，见见亲人。
大多数人还在寻亲的路上。每次见到从潮汕来帮人寻亲的民间团体，陈秋妹都忍不住流泪。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过去她很少提起自己的身世。
潮汕来的人让她泛起了希望，她可以用潮汕话和他们交流，这让她愈加有了盼头。儿子赖洲照想为母亲圆梦，只要有寻亲活动，他都会跑到现场登记。但登记三次寻亲信息都没有找到后，陈秋妹有些沮丧了，“别去找了，找不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问儿子：“找到了吗？”
黄宝州寻亲的发端是几十年前的出身审查。初中毕业后，他去往沈阳军校学国际钳工，先后在南京和内蒙古服役，正值“文革”期间，需要审查家庭成分，黄宝州提出自己是广东人，希望部队帮他找到亲人，证明身份。
寻人无果告终，但他却结下了心结。1972年，从部队转业的黄宝州一路南下，开始了漫长的寻亲。 所有关于家乡的线索，都来自当年和他一起逃难到上杭的人，以及他名字里的“州”字。
他记得，第一次去潮汕，坐船沿着汀江顺流而下，两岸是大片茂密的竹林，四周群山环绕，星星比平时看到的更加闪亮。到了梅州，汀江换名为韩江，这些景物不曾在他记忆里，但他却一直流泪。
船长是潮汕人，两人仿佛他乡遇故知，一路上喝茶聊天很是投缘。说起自己的身世，黄宝州说想去潮州看看有没有亲人。
船长告诉他，自己也有个妹妹，叫王添妹，战乱时被卖到福建。黄宝州一听名字，想起村子里有个叫添妹的——后来，船到达潮州后，船长就折返回福建找妹妹，真找到了。
黄宝州自己的寻亲却并不顺利。同船的乘客此前告诉他，当年潮汕30万人只留下2万人留守空城。他跑过了潮州的许多大街小巷，问了许多人，都一无所获。走在潮州的街上，他有一种恍惚的熟悉感，眼泪不由自主地就要往下掉。
那次回来之后，黄宝州画了一幅画，一条鱼从渔网纵身跃出。“我就是那条鱼，在这场灾难中死里逃生。”
此后的三十多年里，黄宝州去潮汕地区跑过七八次。每次只要有一点线索——谁家的弟弟丢了，谁家的哥哥和自己长得像，他立马一个人蒙头跑过去，漫天四海地找。“发疯了一样的”。
可总是从希望跌落到失望。
上世纪80年代，在一家机械厂工作的黄宝州到古田出差，和他同住一间房的是从潮州来的锁厂厂长杨正平。两人一见面，杨正平就盯着黄宝州看，面露惊讶。
“你是哪里人？怎么看起来很像我一位朋友的弟弟？”
“我长在上杭，出生在潮汕那边。”
“是吗？我一个朋友的弟弟是1943年逃难卖到上杭的，当时只有3岁。”
杨正平联络那个姓周的朋友后，让黄宝州寄了张自己的相片过去。几天后，黄宝州收到了回信，打开一看，还是自己的照片，并附上了“保重”二字。
十几岁时，养母把卖身契交到了林阿金的手中，告诉她是哪里来的。她不识字，但动了寻亲的心思。女儿小怡记得，从小母亲就讲她的身世，隔一段时间就去翻看那张卖身契，一边看一边喃喃自语。家人都知道，这是她的心愿。
十多年前，儿子带着林阿金到去往潮州的很多地方，一个个寺庙打听，但都不是记忆中的样子。后来，他们在当地报纸上登载了寻人启事，也杳无音信。
望江寄思泪
经历过战乱、伤痛、饥荒的老人在晚年，依然忘不了自己是难民和弃儿。零散的记忆像摇曳飘忽不定的梦，缠绕他们一生。
年岁越大，找到亲人的希望也愈发渺茫。黄宝州寻亲的念头开始动摇了，但心里面的那根刺却拔不掉了。
2007年，他在院子里修了一间思乡园，一个人在里面住了十年。房间外种着各种植物，立着几块碑文，上面刻着他写的诗：
异乡四十年，绵绵思远道。
望江寄思泪，忆别双悲悲。
岸芦白茫茫，亲人在何方？
父母盼人归，相去路阻长。
在黄宝州的村子里，有三个逃难来的老人生活贫穷，一辈子没有嫁娶。黄宝州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在汀江、韩江、永定河三条河汇流的那片田地上盖个养老院，给他们居住。
如果没找到亲人，死了也想家，黄宝州说。
到了80岁的高龄，林阿金仍无法摆脱这种无边的飘零感。她的两条腿不好，筋绷的很紧，不能走太远的路，骨头会痛。大多数时间，她都只能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走来走去。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丈夫坐在沙发边的轮椅上，她忍不住埋怨他，在年轻时不支持她回潮汕寻亲。
林阿金说，等自己死后，要把骨灰洒在上杭的汀江里，流向下游的韩江。
陈秋妹的亲人仍然没有音讯，她常常自言自语：“别人的都找到了，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心里的火苗渐渐湮灭：“我这么老了，找不到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陈秋妹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红木椅子里。她的头发全白，牙齿掉光，但她还记得父亲的名字，一遍遍用潮汕话重复说着“凉树”(音)。
前不久，“梦归潮汕”的志愿者告诉陈秋妹的儿子赖洲照，在龙岩的武平县，有一个正在寻找亲人的老人提供的信息和陈秋妹的情况很相似，这个88岁的老人名唤陈秋莲，曾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赖洲照打算抽空过去看看这个老人。他在手机上打开陈秋莲老人的照片，放到母亲眼前问：“你看像吗？像你姐姐吗？”
陈秋妹盯着照片，看了又看，憋着一口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获得加拿大绿卡，这些中国学生声称自己是难民
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移民国外，过梦想中的生活。其中，加拿大就是很多中国移民的最终站。一般获得加拿大绿卡的方式就是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但是一些人无法通过这些项目，只好另辟蹊径，谎称自己是难民，“自己受到迫害”，来申请绿卡。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很多中国人为了移民甚至不择手段，谎称自己是难民，来申请加拿大签证。仅在2018年，就增长了3倍，且多数人都是留学生。最新数据显示，申请加拿大难民签证的中国公民人数在短短一年内增加了3倍。而根据加拿大内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国有9315名居民于2017-18年移民到加拿大。这一人数比上一个财年高出了311％，而上一个财年移民的人数仅为2269。但并非所有申请人都取得了成功，其中，行政法院AAT有权超越内政部的决定，拒绝那些被归类为邪教，或声称自己是LGBT群体并申请加拿大难民资格的人。加拿大难民委员会政策主任Joyce Chia表示，许多申请难民身份的申请人已成功抵达加拿大并获得学生签证和旅游签证。
她强调了对加拿大有利可图的留学生产业，这一产业为加拿大至少带来了价值320亿加元的收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来到加拿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她说。在今年，加拿大移民局批准了652,000份留学生签证，其中超过35.3％的申请人都是来自中国。默多克大学法学教授玛丽安·肯尼迪说：“一旦你来到了加拿大，无论是持有旅游签证还是学生签证，只要你申请难民签证，都有资格获得过桥签。根据类型的不同，有的人还有权利工作，但这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手续来处理，具体还要取决于部门处理申请的时间。”
截至到2018年的8月，加拿大移民局共发放了17.6万张过桥签证，但也有4万人罢工。加拿大大发善心的举动被国际社会赞誉，甚至有人建议，应该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圣人”称号，戴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头上，称为“圣·特鲁多”。同时，加拿大政府对待难民的态度也影响了国内公民。加拿大内政部发言人认为“加拿大会严肃对待其国际义务”。他还表示：“评估寻求庇护者是否符合加拿大的保护义务需要基于每个案件的特点。”
看来，为了拿到加拿大绿卡，有些人还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啊！但是小编提醒，如果你想要移民到加拿大，最好还是通过正规的途径，轻易不要踏足难民政策的浑水，以免被加拿大移民局发发现你说谎，不仅被拒签，而且终身别想再进入加拿大。
问自己：该不该移民?
最近，有一些朋友问我加拿大如何，他们应不应该移民。我结合自己的经验总结了几条个人见解。 其实，可以移民来的条件很宽松，但到这里是否能生存，并且生活的，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以下几条，看你够不够达到：
1.年龄30岁以下
一般来讲，年龄大的人惯性大，不容易适应这里的生活。而且他们大多在国内有不错的经济基础，放弃原有的来到这里从零开始，没有人了解你的技术实力，想得到面视的机会也不容易，即使幸运的找到了工作，大多也职位很低，想想在国内何等的风光，心理的打击可想而知。
2.月薪RMB10000以下
这边普遍工资水平不高，平均3.5万年薪(can$)，能挣到5-6万的已经算高薪了，而且必须是计算机行业才有次可能。而且税重，最高可达40%。 想想你还要租房(700每月)，几乎不可能攒钱，如果你在国内收入很高，不如舒舒服服地保持原状。
3.计算机专业(本科/硕士)
在Vancouver/Toronto，非计算机行业的几乎很难找到工作。唯一生存方法是改行，去college读一个computer相关的专业，但由于来这里移民的人非常之多，college的热门专业都人满为患。
4.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软件)
加拿大的用人单位非常重视工作经验，面试时也长提一些问题，临时报佛脚很悬。而且所学的必须是热门，如JAVA/C++
5.高水平的英语能力(硬件要求极酷的英语)
硬件(包括网管……)计算机工作机会只有软件专业的1/6，这一点你可以从各大招聘网战上看到，而且由于此类工作多和用户打交道，因此要求英语很好。而国内毕业的，即使是有几年外企工作经验的人，不经过特殊训练，很难达到加拿大人的要求。
6.足够的钱
来到这里一年内找到工作的是极少数，大部分人无所事事，因此要尽可能多带些钱，以免心虚，一个人至少要1万美元吧。
7.足够的运气
这里要找工作，运气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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